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五）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五）

淘金熱消退後華人的去向以及城市裏華洋之間的關係

一.淘金熱消退後華人的去向

帕爾馬河流域的淘金熱也隻持續了幾年，到一八八二年後，砂金已經基本淘罄，隻剩下一些岩層中的金礦脈還可以開采，大批礦工因無以為繼而陸續離開。在繁榮高峰時期人口一度超過二萬的淘金中心區的梅頓（Maytown）剛剛審查通過的市鎮建設藍圖，因人口驟降至一千人左右，而且還在萎縮，就隻能束之高閣了。隻有少數華人繼續堅持留在梅頓，直到一九四0年代該村被徹底廢棄。

其實最早被澳大利亞淘金熱裹卷的一些華人從一八五八年起就開始知足言歸或因失望而放棄陸續離境回國娶妻（妾）生子、成家立業了。後來的人回去的也不少。他們中同樣有的腰包如願比以前鼓了一些，有些人可以說是衣錦還鄉、榮歸故裏；有的則是尋金夢斷，黯然沮喪，貧窮如故。大多數人回去後就以天倫之樂自娛，少數人在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以後又返回澳大利亞繼續打拚。還有些人在很長時間裏沒有返鄉，他們意識到指望淘金發財如同海底撈月，不如到酒館當傭工，每月可得薪金兩英鎊，旱澇保收，而且不那麽辛苦；或者為英國人打工，墾荒種蔗；或者自己租借荒地，駕輕就熟地種菜售賣，他們往往能幾乎承包了整個村鎮菜蔬的供應；或者開店經商，如新南威爾士的索法拉小村，在一八五四年時僅有五百左右居民，而在淘金熱高潮的一八六一年，光華人就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一八七一年，又隻剩下了六百四十四個人，華人隻剩下了八十一個，然而村裏卻有華人開的七家雜貨鋪、兩家客棧和一家藥店，村裏甚至還有一個開業的華人翻譯。在一八九0年，在新南威爾士有八百餘家華人店鋪；還有些人成了園丁、運送木材和水的車夫、裁縫、鞋匠、木匠、漁夫、家庭傭仆、拾荒者等或者剪羊毛工及收割工等季節工。特別悲慘的則成了乞丐。

那些小有積蓄卻沒有回國的人有時會受到鄉親的非議，他們通常的罪過無非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重利輕離”或者“富貴而不歸鄉，猶如衣錦夜行”之類。

一八六八年以後，有不少華人轉赴剛開始發展的新西蘭淘金謀生。

從帕爾馬河出來的許多華人向東麵凱恩斯和庫克頓一帶和南麵發展，許多成了昆士蘭北部香蕉、甘蔗、玉米等大規模種植業的開創者（如凱恩斯一帶本來沒有種甘蔗的，是華商往那裏引進了蔗業。華人還引進了煙草、棉花和土豆等的種植）。

不幸的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淪為遊蕩於異國他鄉的孤鬼野魂。在巴拉瑞特就有個華人墳場，據那裏的大金山中華公會介紹，淘金熱時期在巴拉瑞特曾有三～五千個來自廣東台山地區的華人，其中近千人長眠在那個極其荒涼簡陋的墳場裏。那裏的死者大多不滿四十歲，第一個埋在那裏的是三十五歲的詹姆斯·李福。

到十九世紀末，在澳大利亞的華人有六～九萬，而其中僅有不到一半是付了入境人頭稅而合法入境的。隨著澳大利亞的商業和進出口貿易的起飛，悉尼成為大英帝國的第四大商港，從而與墨爾本一起，為民眾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許多華人逐漸從各個礦區遷移到那兩處從事蔬果供應、雜貨買賣、經營向中國出口檀香木以及開餐館、家具店和洗衣坊等。在種菜賣菜方麵，華人差不多壟斷了市場，基本上沒有洋人的競爭。以在一八九0—九六年間成立的永生、泰生和永安三大果欄為首，華人也一度控製了新南威爾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香蕉市場。在洗衣業方麵，華人在墨爾本一度占有約三分之一的市場，幾乎每個區都有華人的洗衣坊。在家具製造方麵的競爭則非常激烈，歐洲人在手工業和製造業方麵一點不遜於華人。

一八八一年，悉尼有華裔人口二千二百三十二人。一九0一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則顯示，在新南威爾士的一萬零六十三個華人男子和一百五十九個華人女子中，三千四百七十四人居住在悉尼。在全州的華人中，種菜種果樹的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在與之密切相關的蔬果店謀生的有六百五十人。依然在淘金的還有一千零十九人，餘下的主要為其他各種體力勞動者。此外，還有普通餐館商鋪店主二百九十人、商務文員二百二十六人以及富商七十二人。

澳大利亞華人在一九0一年後還去斐濟開辟香蕉種植園，在收獲季節每兩個星期可以為悉尼供應一萬掛香蕉。

曾經有人設想過，在淘金熱過去以後，華人或許能將絲綢織造、桑樹、棉花和茶樹種植等引進澳大利亞做大做強，可惜實際上都無人問津或淺嚐輒止。當年的華人大多過份重視滿足家人家族豐衣足食的物質渴望以及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缺乏開拓市場的遠大目光，更少有溶入洋人社會的願望和膽量，結果是華人對澳大利亞現代化的貢獻乏善可陳。李汝福（James Simpson Lee）的錦順號從自產自銷的家具店發展成大型的家具銷售公司（Sampson-Lee & Co）並且上市是個例外。

不過香港的先施和永安百貨公司以及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都是由從澳大利亞回去的廣東香山的商人創辦的。其中一九00年一月由在悉尼開果欄致富的馬應彪創辦的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先施取自四書《中庸》篇“經營之道，必先以誠施於人，而取信於人”），永安公司則起源於郭標、郭樂和郭泉兄弟等在悉尼經營的水果批發生意“永安果欄”（郭標在上海跟孫中山過從密切）。郭氏兄弟還在一九二一年創辦了集紡、織、印、染為一體的規模僅次於申新紡織公司的全國第二大的私有棉紡織企業。

有個叫譚仁沛的華人，先去帕爾馬河淘金，後在昆士蘭經商，在澳大利亞生活了五十一年。臨終前他寫下了自傳《閱曆遺訓—My Life and Work》，以中英雙語出版。書中有他訓誡子孫後代的“十戒”生意經和人生經驗：1）在進貨時，首先要考慮市場的需求量，適可而止。一要防蟲蛀，二要防變質。如果有把握貨物銷路好，進價又合適，那可當作例外。如果貨物極便宜，更不妨多多買進。2）待客要禮貌耐心。貨物要備全樣式以供顧客選擇。如果樣式不合顧客心意，應設法更新，以讓客人滿足，從而招徠更多的客戶。3）點貨交貨時，要確保沒有錯誤。如果客人抱怨數目不對，應平心靜氣地進行複查。如果確有差錯，應立即補足，並坦率認錯。如果數目並無差錯，則應委婉解釋，以免冒犯顧客。4）在客人多應接不暇時，應安慰客人，請他們稍待，不要讓客人失望。5）客人的賬目如果沒有結清，應該催收，不過言語要溫和，不要觸怒客人。如果再三去函索討或當麵懇求仍然無效，就要另想辦法。如果對方還是拖延，不妨婉求分期付款。不要輕易打官司，多打官司會帶來大凶。千萬小心！6）打烊休息時，要關上鎖好門窗，並親自檢查，以防竊賊。特別要小心火燭，避免火災。7）我們這裏地勢低窪，最怕洪水。如果大雨連綿，十多天不晴，又遇上初一或十五海潮高漲之際，發現水將漫至岸上，必須趕緊把貨物搬到樓上，以免臨時倉皇失措，導致貨物被水浸泡，造成損失。8）用美德影響他人，而不用力量征服他人。要善於說服人，而不要惹人討厭。店裏夥計以及兄弟姐妹間如果偶爾發生誤會和衝突，應先忍耐，事後再做解釋，使別人明白始末，從而大家和好如初。9）凡事以和為貴。如果能夠以此為原則，生意興隆指日可待。10）如果事不關己，千萬不要強加幹涉。古訓說：禍從口出。毫不涉及份外事，就能一輩子高枕無憂。千萬謹慎！

像譚仁沛這樣正直、善良、勤快、本分、謹慎、誠實、謙恭、通情達理的人品，不僅是華人的楷模，而且為澳大利亞普通民眾所讚賞。

二. 城市裏華洋之間的關係

盡管在金礦場的華人和洋人礦工之間時不時會處於怒目相向、睚眥必報、劍拔弩張的狀態，盡管澳大利亞社會彌漫著對似乎無窮無盡的華人潮的憂慮和不安，但在悉尼和墨爾本那些天廣地闊的大都市裏，華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和睦、友善的。

一八九二年九月四日的下午，悉尼市民領略了在悉尼空前絕後的一場規模宏大、壯觀精致的發喪儀式。後來的其他華人—無論是德高望重的梅光達，還是國民黨大佬、安昌公司的老板餘榮—的葬禮都不可同日而語。在事實上，那是澳大利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葬禮。

承辦那場發喪儀式的是悉尼頭牌殯儀館的老板娘科比（P.Kirby）女士。

發喪儀式的主角是悉尼華商、維記（雜貨）公司的老板、六十八歲的葉威記，盡管即使在悉尼的華商中，葉威記也算不上數一數二。那場儀式是典型的東方土豪的窮奢極侈的擺闊。

在發喪遊行之前，葉威記的子侄頭戴白帽，身穿米白色喪服，長跪在棺前。棺木用厚實的雪鬆做成，外包西式銀棺。棺前點燃香燭，同樣身著米白色喪服的至親輪流上前鞠躬。在牧師用中文致簡短的悼詞以後，發喪隊伍從下午兩點開始從岩石（The Rock）區出發。

那個中西混合的一英裏多長的發喪隊伍穿過悉尼兩個最繁華的街區，整整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完全抵達環形碼頭（Circular Quay）。遊行全程以及碼頭上都有警察維持秩序。

走在發喪隊伍最前麵的一個人將大把冥錢灑向天空，那是逝者前往天堂或冥府的“買路錢”。接著是全程不斷吹奏“死亡進行曲”的巴爾曼銅管樂隊（Balmain Premier Brass Band）。銅管樂隊後麵的人群中高舉著寫著悼念詞語的各種各樣的幡幢、銘旌和橫幅，其中位置最前非常醒目的是由兩個人撐著的寫著“哲人其萎”四個大字的黑綢布豎幡。隊伍中有逝者的油畫像，畫像後一個人拿著把據說是為了讓逝者“保持涼爽”的大扇子。然後是一個象征“和平、幸福和安息”的盾形天蓬。接著是一輛完全被鮮花及花環覆蓋的馬車，車頂上是個以白花為主的花冠。由六匹馬拉著的安放棺木的靈車緊跟著花車，靈車後尾隨著大約二百五十輛馬車和其他車輛。為隊伍殿後的是海軍誌願兵銅管樂隊（The Naval Volunteer Brass Band）。在市政廳以及海德公園旁的教堂前，發喪隊伍短暫止步以表示對市長和教會的敬意。

除了親人，參加送喪的共有三千餘人，他們大多來自悉尼的七大華人社團（中華總商會、致公堂、聯益堂、公義堂、勵誌會、洪福堂及四邑會館），其中甚至包括前些日子剛在法庭上大打出手的兩個敵對團體。

到了碼頭邊，棺木先被停放在一個涼棚裏，棺木的前麵是逝者的油畫像，油畫像的前麵擺著香爐、香燭、整隻的烤乳豬和烤羊、米酒、水果、食物以及各種各樣的糖果。至親男女分立在棺木的兩旁。送喪的人群作長達幾近一小時的祈禱，然後輪流向逝者鞠躬告別。

最後在眾人的注目下，棺木被用船吊轉移到慈南號（Tsinan）船上。經過防腐處理的逝者遺體由其妻子伴隨，將被運回廣東東莞京山鄉的葉氏家族墓地安葬。

據說那艘專船的費用是八百英鎊，而喪禮的全部費用約為一千英鎊。

據估計，葉威記留下了七萬餘英鎊的遺產。

悉尼的大報《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以及《悉尼郵報及新南威爾士廣告報》（Sydney Mail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在第二天都長篇詳細報道了那場萬人空巷的儀式。隨後幾天澳大利亞各地的報紙都作了轉載。所有的西文報道都充滿著驚歎和好奇，而沒有絲毫的埋怨、譏諷或嘲笑。

（葉威記的喪禮催生了香港及澳大利亞的東義堂。東義堂的初衷是在東莞“建築義塚，尋兄友骸骨，歲時祭祀；運送先友骸骨回裏，歸正首丘。繼而辦義學，培育失學貧童”。香港在一八九三年率先成立了東義堂，並在一八九七年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建立了“東莞義塚”。澳大利亞東義堂負責搜集無人照料的東莞人骸骨，每隔五年運回香港下葬。

自從有了澳大利亞東義堂以後，其他一些縣的華人也建立了類似的每隔若幹年將鄉親骨殖送回原籍安葬的善堂，如香山的隆都同善堂和增城的聯福堂等。）

葉威記出生於一八二四年，他的父親是東莞的一個小商人。傳說葉威記去過美國，但不久就回老家了。他做生意賺了一些錢，在一八五三年到了悉尼。

葉威記在一八七一年開始在岩石區用“維記”字號經商。不很清楚在那以前的十八年裏他在哪裏，幹了什麽。

葉威記經商有兩個特點：一是雖然不懂英語，他卻有兩個洋人生意夥伴—克裏斯多夫·牛頓（Christopher Newton）和西格蒙德·霍芬（Sigmond Hoffnung）。他從他的洋朋友那裏學習疏通海關的訣竅、了解洋人的消費喜好，他後來還讓霍芬替他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專門為維記供貨的公司；二是葉威記不安於在悉尼跟其他華商搶飯碗，他把沾親帶故投靠他的人派到新南威爾士的伯克（Bourke）、貝加（Bega）、布瑞德伍德、奇安德拉（Kiandra）和蒂爾巴蒂爾巴（Tilba Tilba）以及昆士蘭的布裏斯班、金皮（Gympie）和斯坦索普（Stanthorpe）等地去開設分店，兼營國貨洋貨，以求廣種薄收。

葉威記的維記還承辦為華人將黃金運回香港的業務。僅在一八九一年，他們就運走了大約價值七～八千英鎊的黃金。

維記的悉尼總店的另一個功能是幫助來自廣東、特別是東莞的新來者，通過提供市場信息，牽線搭橋，將求職者引導到菜蔬市場或其他鄉村城鎮去，以致來自東莞的移民群體迅速擴大，成為影響力最大的華人社團。當然，葉威記也沒少援手偷渡者。

維記在一九0一年收盤結業，雖然在次年又重新開業，但已經風光不再，生意大不如前了。葉威記生前的聲望無濟於事，維記也不再是在聯益堂中代表東莞的商家了。

一八九七年，在《廣益華報》的大力推動下，華人滿腔熱情投入了慶祝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周年的狂歡典禮。他們的遊行隊伍以精工製作、色彩斑斕的兩條東方長龍為核心，輔以異國情調的舞獅、樂器演奏以及各類雜技表演，吸引了人山人海。

一八九九年八月初，華商向悉尼維多利亞女皇醫院大筆捐款，在醫院落成的慶祝活動中，華人又一次展現了舞龍耍獅等特技。

該月底，著名的吉本斯·布萊特（Gibbs Bright）船運公司專門為眾多知名華商舉辦茶會，以慶祝該公司的新型客輪從香港首次入港悉尼。

一九00年十月，四名新南威爾士州議員出席了《東華新報》主辦的晚宴，並於席間聆聽關於中國時局的討論。

一九0一年，墨爾本華人為歡迎到訪的約克（York）公爵（即後來於一九一0年登基的喬治五世國王）及夫人暨慶祝澳洲聯邦成立，為市民奉獻了另一場大型的華式視覺盛宴。當地的記者寫道：“在場觀眾皆起身站立，對華人精湛的表演報以熱烈掌聲，而暫時忘卻了這裏是白人的澳大利亞。”在墨爾本慶典期間，華人花費二百英鎊在主要街道Swanston街上豎立了一個巨大的拱門，張燈結彩，並打出了一幅“中國公民的歡迎”（Welcome by the Chinese Citizens）的英文橫幅。然而，“公民”這一概念在當時的澳大利亞專指大英帝國的子民身份，盡管外國人可以通過入籍歸化獲此身份，但限製華人歸化的一係列法規早已實施，以致當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生活在新南威爾士的萬餘出生在中國的華人中，僅有一百零六人已經歸化為大英帝國子民，為華人總數的百分之一，墨爾本的情況也不會更好。

雖然在大城市裏的華洋商人總體上能夠和平共處，但如果某方的蛋糕被觸動多了，還是不可避免會產生摩擦。比如，昆士蘭的華人果農搞得風生水起，他們的天然直接下家—悉尼的華人果商—也跟著沾光，華人果商的水果價廉物美，給洋人同行造成極大的壓力。華人經營的家具店、洗衣店等，也因為工人的工時長、工酬低、福利差而在價格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一九0四年五月，悉尼工會（The Sydney Labour Council）、自由改革協會（The Liberal and Reform Association）、鄉村商店店主協會（The Country Storekeepers’Association）、店員聯合工會（The Shop Assistants’Union）和家具商協會（The United Furniture Traders’Association）等一百來個團體在悉尼成立了一個以抵製華人商店和華人貨物為主要號召的反華反亞聯盟（The Anti-Chinese and Asiatic League）。為了與之對抗，悉尼華商成立了保商會，他們鼓吹“商戰”理念，希望以商業上的成功戰勝洋人的排外和種族歧視、確保華裔的平等地位和商業穩定。來自西澳的陳霞被選為保商會的主席，他在就任演講中強調“四海一家”的基督精神，更強調華商一貫尊崇英國傳統的自由、公平與商業精神，進而宣稱華商所追求的是商業的公平，而不是與歐裔競爭。

至於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民眾，他們隻知道客觀地比較華洋商販貨品的質量和價格的高下，所以，盡管洋商的抗議聲高亢嘹亮，在實際上並沒有嚴重阻礙華人的商機勃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