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 《黃土地的兒子》

 

 

 

 

去陝北是我難忘的經曆。我手裏捏著一捆路遙給我的“路條”，然後乘上風塵仆仆的班車，就這麽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陝西電視台正在播放根據路遙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我們走到哪裏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過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這時候，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裏的事情，坐到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陝北的路線，是路遙為我們策劃，他說你們先乘班車到黃陵，找到縣委書記，然後他會送你們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學找到校長，他將安排你們去安塞、綏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寫好一封一封的信，讓我收好，意思是有了這些信就不必發愁了。後來的事情證明果然如此。我們到了任何地方，隻要出示路遙的信，便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情的接待。除去從西安到黃陵這一段路程，我們再沒有乘過班車，全是由路遙的朋友們用小車一站送一站，接力賽似的。他們說，我們不管你是誰，隻知道是路遙的朋友，以後你們倘若寫信來，隻要寫上路遙的朋友。他們中間大多是一些基層的幹部，與文學無關，對於他們來說，全世界的作家隻有一個，那就是路遙。他們是以那種驕傲又摯愛的口吻說：我們的路遙。

我去陝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誌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裏生、城市裏長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與自然已經很隔膜，書本是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特別善於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和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於和自然的情感。我們總是通過媒介去和自然發生關係，城市裏到處是這一類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於我們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當我們聞說陝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麽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話其實是刺傷了路遙的心，他呈現短暫的一怔，然後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他說：這怎麽可以？我們對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裏，滿目黃土，忽然峰回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湧澎湃的黃土顏色淹沒。黃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藍，似乎專為了照耀這黃土，使這荒涼更加觸目驚心。我不明白在這樣荒涼蒼茫的土地上，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姣嫩的粉紅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純潔如處子的情感，用盡全力，開放了花朵。如果沒有路遙的提示，我們不會注意到它，它從黃土與藍天的濃鬱背景上隻是輕描淡寫的一筆，而它是路遙眼中永遠傷及心肺的景色。

我們去到陝西的日子，還是作協裏興起“算命”熱潮的日子。這一種熱鬧景象之下總有那麽一股頹唐之氣，這是一個令人深感茫然的年頭。新時期文學走過最初的蓬勃的道路，來到前不見去路、後不見來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們以真摯單純的情感為動力的文學的童年時期已經過去，我們有一種感情抽空、精疲力盡的感覺。這又是一個八方來風的時期，世界文學藝術的各種潮流與思想撲麵而來，幹擾著我們的判斷力，平添一股懷疑的空氣。陝西作協的“算命”熱潮，其實是這個時期整個文學的一個心靈景象。如陝西這樣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種種，連“易經”這種高深的玄學，都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們目不暇接。不得已我們也隻得亮出兩招，來與他們抵擋一陣。我們的算命方式帶有洋務派的麵目。據稱來自弗洛依德，其實是一種心理測驗。我們讓被測算的對方迅速報出一隻動物，然後報出由此動物所想起的形容詞，報完一隻動物，再報一隻，一直報三隻為止。我們說第一隻動物的形容詞是你對自己的描繪；第二隻動物的則是別人對你的描繪；第三隻卻是實際上的你自己。我們看出路遙接受這測試是出於不使我們掃興、帶有捧場的意思。他臉上帶著溫和寬容的微笑，像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一一回答我們的提問，然後耐心地等待我們破譯。當我們說到第三個動物的形容詞其實意味著實際上的自己的時候，路遙不由“哦”了一聲，臉上的笑容消失，眼神變得嚴肅了。我記得路遙第三個想到的動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勞一類的字眼。這遊戲中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到對死亡的態度，我已經忘了路遙的回答。這時候，我們誰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會真的降臨到我們麵前。

有一日，我們在當時的《延河》主編白描家，做著另一種算命的玩意兒。推門進來一個人，瘦長的個子，背著手，背微駝，他說：喲，來客人了？就走到我們跟前。他就是鄒誌安，他是作協院裏眾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見他來，便謙恭地讓出位置，讓他來解釋我們的命。我們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譯密碼一樣從一本書上抄寫下來。鄒誌安是一副當然權威的樣子，一字一句地描繪著我們的前程。算罷，他對我說：你的額頭長得好，你的好運全在這額角上了。他又詳細分析了一下這額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裏。鄒誌安給我一個鄉間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種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裏一切明白如鏡，麵上卻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鄒誌安到招待所來敲我的門，說要請我們去吃羊肉泡饃。坐在小吃鋪裏，我們瞎聊天，問他：“您幾歲了？”我們上海人問人歲數，無論對方長幼都問“幾歲”，顯得很不嚴格，也不規矩。聽了我們的問題，鄒誌安並不作糾正，很懇切地說：“我三歲”。緊接著，我們又一次出語驚人，我們說：“您五十了吧？”他謙和地微笑道：“快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其實是六六屆高中生，這年四十三歲。他說他當年去上海串連的情景，一下火車就生病送進醫院，他至今還記得護士為他量體溫時的那句上海話，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對上海的又一個深刻印象是麵包。串連站發麵包時，他用褲子紮了褲口去裝，裝了整整一褲子。他以調侃的口吻說這些，這場麵有一種叫人難過的地方，即便是輕浮如我們也笑不出來。他的超過實際年齡的蒼老也叫我們沉重，可那時候我們並沒想到死亡會來臨。吃完羊肉泡饃，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協院子。他背著手，就像一個老農。這時太陽升起了，照進院子，照在他的瞼上，他微微眯縫起雙眼。這一個場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種無聲無息的哀傷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牆隔成的陽光的格子裏，有一點茫然似的。他與我道了別，又原地站了一會兒，才向他住的那幢樓走去。後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陽光方格裏的情景，這給我一種竭盡全力的印象。是的，竭盡全力。

我們臨走的那天晚上，路遙發火了。那是在西影廠食堂裏，莫伸請客，也算為我們辭行的意思。飯桌上，不知怎麽說起某些前輩經曆一生沉浮，到末了卻還放不下名與利這兩件東西，為他們深表遺憾。說到此時，桌上有一位朋友，指著路遙、莫伸和我這些所謂青年作家說道，你們先別說這些話，到時候你們也會變成這樣，這是自然規律，誰也過不去。我和莫伸聽了這話，雖有異議卻還能保持沉著應對的態度，不料路遙卻陡地站了起來，說道：不，你說的不對，人和人不一樣！那位朋友卻堅執不移，連聲說：就是這樣的！路遙再一次對他說：人和人不一樣。可他不聽路遙說，路遙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聽，他說：人和人不一樣，我小時候沒穿過褲子，這怎麽一樣？那朋友就是不聽路遙的，隻是說：走著瞧吧！這一回路遙是真的動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證明自己，可是語言顯得那麽乏力。這是我唯一一次聽路遙大聲說話，我不能理解的是，這一句類似戲言的假設為什麽會傷了路遙的心，他竟會如此激動，而他那句“我小時候沒穿過褲子”的似乎有些辭不達意的辯白卻叫我一直痛心著。在後來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遙無法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路遙無法從容走完人生，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他還來不及老，便走了。

據說路遙和鄒誌安在病重時節都流過淚，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這真是叫人痛斷腸了。他們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裏辭世，遠沒抵達知天命的年歲。不惑其實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麽都騙不了他們。是他們智慧最清明的時候，是他們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時候，他們正走向通達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過去，便是真諦。而他們卻中途夭折，這帶有一種強奪的意味，一種生剝活扯的意味。

我永遠忘不了我們行走在黃土溝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縫，崖上的桃花在遙遠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遙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蕩了。我想他其實從來不是在稿紙的格子裏寫字，而是在黃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學這兩個字去命名他的勞動是太過輕佻了，那其實是如同“人生”一樣艱辛的跋涉。據說，鄒誌安在臨終的日子裏，曾經說過，文學這東西對於我，已經是個怪物了。我想他這話實在說得對極了，也傷心極了，這句話其實道出了文學的虛假的真諦。人生是這樣沉重壓頂，白紙黑字算得上什麽？路遙和鄒誌安相繼去世，給文學染上一層哀絕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場阻擊戰，先是祖一輩的倒下，然後是父一輩倒下，現在兄長一輩的也開始倒下了。我們越來越失去掩護，麵對著自然殘酷的真相，有人已經嘔盡心血，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做遊戲？其實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黃土凝成，綠地隻是表麵的裝飾。這個世界上裝飾是越來越多，將真相深深掩蓋。其實，破開綠地，底下是黃土；風刮起黃土，底下還是黃土，路遙，我們都是黃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