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這個人，我極其仰慕，若下令全民追星，我就追他！

哲學人

有人說，“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我就是一生”——這句話並不適用於阿城。他是個把一手爛牌打成賭王的俗世奇人。

 

▌禮失求諸野：野蠻年代的精致教育

 

1949年，阿城生於北京，彼時父母剛好隨解放軍進北平城，遂取名“鍾阿城”。好名字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氣。

 

八歲那年，父親因為言論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下放到渤海邊掃廁所。一家人被趕出機關宿舍，住進了大雜院。母親一個人養活五個孩子，還供著姥姥和上大學的舅舅。穿衣都成問題，耐磨的燈芯絨褲子，在兄弟間傳遞，實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

 

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但家裏窮得難得吃頓肉。吃肉的時候切成小塊，用繩串了，五個孩子一人一串。他每次吃完自己的，就開始盯著妹妹的，他總覺得一個女孩兒，肯定吃不了那塊肉，應該能給他留點。

 

初中時去練遊泳。教練說：“家裏供不起每天二兩牛肉的，以後就不要來了。”他就沒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淵潭去遊野湖了。

 

作為黑五類子女，阿城很不受主流社會待見。

 

當時外國領導人經常來京訪問，學校挑選學生歡迎。老師每次都會念完三十幾個名字，然後就說：“沒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問：“您就念我們幾個人，就說這幾個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為什麽要念那麽多名字？”老師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嚴的。”

 

 

邊緣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達的人生態度：“我習慣沒有尊嚴，你被邊緣化，反而使你有了時間。”他隨著自己廣泛的興趣，真正學到了真本事。

 

阿城喜愛看書，說他永遠感謝舊書店，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雖然便宜，但還是一本也買不起，就站著看。店裏的夥計都很好，從不管他，要是有的書擱得高了，還會幫他夠下來。

 

很多書常常讀到一半，便被店員賣了出去。之後阿城也學聰明了，讀得起勁的書，就被他放到了書架裏側，下次接著讀。靠著這樣的方法，阿城讀了不少書。

 

除了讀書，他還常到琉璃廠閑逛，流連於各種畫店、舊書攤、古玩鋪。一個頗為不順的童年，卻被阿城過得悠然自得。

 

“青磚墁地，掃得非常幹淨。從窗戶看得見後院，日斑散綴，花木清疏。冬天，店裏的爐子上永遠用鐵壺熱著開水，呼出一種不間斷的微弱嘯音。”

 

後來他與人聊天，才逐漸意識到自己與同齡人的文化構成已經不一樣了。琉璃廠是阿城的文化構成裏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後來總不喜歡工農兵文藝，也與琉璃廠有關。

 

▌他的青春沒有熱血，唯有生存

 

1968年，19歲的阿城沒資格留在北京，隻得下鄉開始了漫長的知青生涯。

 

身為政治賤民，又幹不了重活，阿城很難以“勞動表現”融入下鄉的生活。他輾轉山西、內蒙再到雲南，終於穩住了腳跟——在農場子弟小學教書，語數外體美勞，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

 

1978年，北京來的知青，都陸續回了城，而阿城卻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走不成。

 

回不了家，那麽紮根於此呢？喜愛畫畫的阿城，滿懷希望地報考昆明美術辦公室，但還是因為父親的牽連，考上也不予錄取。

 

進退兩難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絕望。“倒黴一直一步步在跟著，使他一直無法掙脫冥冥中一種力量的鉗製。”

 

 

1978年底，阿城參加了“雲南知青大返城運動”，竭力抗爭。1979年，父親被平反，阿城終於被準許回家，此時他已年近30。

 

好友朱偉說：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謂命途多舛，宛如一顆皮球，在厄運間被踢來踢去。  

 

剛回北京，他站在街頭，看著路上奔馳而過的自行車，久久不敢過街。看到警察，更是覺得新鮮，坦言道：“警察才是城市的標誌啊！”

 

此後幾年，阿城碌碌謀生，關注的依然是一個俗不可耐的問題——吃飯。

 

阿城開始寫小說，一是想試試，二來也是為了掙稿費補貼家用。有一次，他帶著兒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幾分鍾就下肚了，然後眼巴巴望著他：“還要！”

 

身為人父，當然希望兒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頭實在拿不到那麽多錢。阿城想：“等我寫多了，用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

 

1984年，《棋王》橫空出世，轟動文壇。阿城趁熱打鐵，接連發表了《樹王》《孩子王》，一時之間風頭無兩。在彼時傷痕、反思文學的狂潮中，《棋王》獨樹一幟，海內外流傳，成為人人爭相一讀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讓一輩作者讀者大開眼界。我第一次讀《棋王》，是上中學的時候，後來讀過很多遍，那種漢語的精妙、韻律、美感和畫麵，讓人覺得“中文小說這一篇就夠了”。

 

他用猛烈的進食描寫饑餓，用難得的擁有描寫赤貧，用下鄉雲南時的竊喜描寫國家中心的凶險，就連恐怖的武鬥，在他筆下也與日常生活糾合在一起：

 

“武鬥的槍炮聲中聽得見附近一扇窗被風吹得一開一合，自得其樂。幾個人躲在二樓互相聊初戀，叮的一聲，流彈打在窗子的鐵杆上，折下來鑽進朋友的腦袋裏。因為太突然，腦含著子彈的朋友又說了一兩句話才死掉。”

 

因此，阿城的小說適合任何時期的讀者閱讀，沒經曆過的人會立刻明白。

 

對於細碎、平庸的人生，阿城從來就不抱鄙夷的態度。《棋王》《孩子王》要改編電影，滕文驥、謝晉拉著他去寫劇本，他覺得寫小說掙錢太難，立馬去了。

 

阿城說：“我本身就是個寫字的手藝人，寫字的目的就是換錢貼補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絕頂大的問題，先吃飽再談其他。”

 

▌才氣、俗氣、煙火氣

 

對於寫小說，阿城並不癡迷，他調侃自己是“文學失足青年”。阿城認為文學沒什麽了不起的，小說就是講故事，人人都能掌握，隻是講得好不好的問題。所以，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過作家，也從來沒想靠小說揚名立萬。

 

 

但他卻不隻是對寫作精通。可能隻有阿城才配得上興趣廣泛這個詞。攝影、繪畫、音樂、裝幀藝術，以及各種吃喝玩樂的技藝，他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人還是要有點兒東西，才叫活著。”這是《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在小說結尾悟出的一句話。小說是這麽寫的，而阿城也是這麽做的。

 

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顯露了一身才全藝精的雜家功夫：他到機場畫壁畫，給報刊作插圖，更和畫家範曾等人合作發起了名噪一時的“星星畫展”；轉戰電影，他交出了《芙蓉鎮》《刺客聶隱娘》等佳作，還給《臥虎藏龍》當起了指導……

 

作品紅遍大江南北之際，阿城選擇遠赴美國。原因也很簡單——寫作掙不了錢，而在美國，“不需要關係，完全不是人情社會，你不需要認識人，就能找到活兒，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國，阿城就留下了。

 

他倒騰過仿古家具，也教過一陣鋼琴，都沒賺到多少錢，於是一拍腦袋，翻新汽車，一邊玩兒一邊賺錢。

 

怎麽個玩兒法呢？先到汽車墳場找一輛破爛不堪的古董車。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眾車就可以。

 

幾十塊錢或一兩百塊買下來，拉回家，然後訂購一本舊型號大眾車的汽車手冊，根據手冊的內容，先把零件全套買下來，回去拆開、換新。汽車其他的部分，什麽氣缸、刹車、底盤係統、變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著改換成新的。那時，阿城家裏到處都是零配件，各種各樣的修車工具比車行還齊全。

 

最後，花錢噴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轉手，至少賣到20000以上，玩兒也玩兒了，還賺了一票錢。

 

王朔親眼看見阿城組裝的全過程，最後阿城坐著出去兜風，那可真拉風，端著一煙鬥，整個人跟大仙兒似的。登時就把王朔給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中有一部紅色的敞篷車，超有範兒。據說有個黑人盯那輛車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時間就找阿城問賣不賣，最後一直叫價叫到了將近二十萬美元，求著讓阿城賣給他，阿城就是不賣。

 

 

有一次，阿城旅遊歸來，一開門，全部家當竟然被偷光，隻剩下一個床墊，上百張珍藏了數十年的經典CD不翼而飛。

 

結果他自己破了案：他轉遍了街區的所有音像店，專門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終找到蓋有自己印章的CD，隨即報警。沒過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來了。

 

▌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聊天本是一個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這裏，卻聊成一絕。

 

下鄉年間，他白天幹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給其他知青說書。一盞煤油燈，一屋子人，煙頭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慘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裏進出。每談到關鍵處，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給他點煙續茶，忙問道：“後來怎麽樣了？”

 

在文化圈子裏，大家尊稱他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磯時，常去阿城那聚會玩，大家坐在一起，全聽阿城一個人神侃。風土人情，旁門左道，他無所不通，詼諧得一塌糊塗，偶爾抖一個機靈，當場就能說得把人笑岔氣了去。

 

王朔問聚會中的一人——“聽了十年，沒一夜聽過重樣的。”每次聊完，人說“跟您聊天特有意思。”阿城特傲嬌：“大家都是這麽說的。”

 

關於生活，阿城自己也打過一個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彈古琴呢，突然家裏人跑來說後院的爐子滅了，那就得馬上拿出辦法給爐子點燃。”

 

阿城說，生活就應該是這樣的，古琴可以彈得特別雅，轉過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爐子。

 

 

彈得古琴，通得爐子，是一種“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於生活的情韻，不天天拘於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須帶著一絲煙火氣，人說白了，還是要吃飽了肚子，能夠從容地應對瑣碎的日常生活。

 

▌天才中的全才，認真地遊戲人生

 

阿城活得很世俗，筆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時又似個大隱於市的奇人，遊戲人間。

 

阿城是通才，是雜家。他的種種經曆，常人都無法相比。豐富經曆下淬煉出的通與雜，更是對同輩的時代級碾壓。攝影、繪畫、音樂、裝幀藝術，從意大利歌劇，到京韻大鼓，從藏泥塑、燒陶、儺戲麵具，到新絳剪紙、貴州苗民的繡衣……以及各種吃喝玩樂的技藝，阿城無所不通無所不精。 

 

阿城能成為飽學的“雜家”，完全得益於好奇心驅使下的興趣，他也因此自言是“觀察型人格”。早年在琉璃廠，看到好玩兒的器物，會想盡辦法一探究竟，把它弄懂。後來在雲南當知青，村寨裏的儀式，別人都不多問，他卻格外留意，成為日後追問巫術與藝術起源的感性經驗。

 

在知青急於返城的時候，焦慮的人很容易對周圍環境喪失興趣，阿城就不一樣，村裏有趕馬的把式，如何指揮方向，馬驚了怎麽應對，他都一一留意，再講給別人聽。

 

盡管當初震動了文壇，他根本沒把出名當回事兒。後來十餘年的光景裏，他也寫，像做一門手藝一樣每天寫幾個小時。寫到得意處，就給自己炒兩個菜，洗個熱水澡，舒舒服服躺床上。作品不急著發表，等時間沉澱。

 

除了寫作，阿城還是天南地北地跑，一類是受邀出遊，賺取一點生活費，一類是手頭有了餘錢，就去想去的地方，中東、北非、南非，每去一個地方，總能得出知識上融會貫通的東西。

 

 

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閑逛。之前一個意大利人翻譯了《棋王》，看瘋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會從世界範圍內選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個月，然後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國文字。

 

阿城之前的上一個受邀者是諾貝爾獎得主、流亡美國的俄國詩人布羅茨基。阿城後來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記》。 

 

通常人的刻板印象裏，讀書人通常都是“眼高手低”、“四體不勤”，但這絕不是阿城。

 

當初，劉小東畫了三峽，要辦展，請阿城幫忙寫一點。阿城說試試吧。沒過多久，拿出近10萬字的文章，劉小東揉著胸口感激道：“嚇死我了。他把整個三峽的曆史全部交待了。”

 

後來，劉小東請阿城吃飯，請的館子太好了，阿城不高興，掛臉說：“你們太腐敗了。”劉小東想，那好，請你來家吃，你不是喜歡吃紅燒肉嘛。結果阿城去了，挑剔地說：“吃肉，盤子要熱的。”學問，可以做到盡心的融通，生活，也來不得半點的馬虎。

 

當年，侯孝賢拍《海上花》，年代裏用的煤油燈，道具做不出來，隻能由阿城從舊貨市場淘來。有一回，他正一個人坐著讀書，侯導說：“你趕緊到現場來！”原來棚裏在拍一個下雪的場景，大把大把人造的紙片往下撒。侯說：“不知道為什麽，這雪太假。”

 

阿城看了一會兒，轉身就跑到灑雪的棚頂上，對道具說：“把紙都先使勁拽一拽，拽鬆了再撕，紙的密度就變化了。”道具按照他說的把紙拽了拽，再往下扔，飄落速度果然慢了。侯導在監視器後麵：“成了！”

 

還有一場戲，透過窗玻璃拍室內，煤油燈隻做道具，現場打的電燈光。侯孝賢就覺得拍出來的光不對，沒辦法，又隻好找到阿城。

 

阿城看了看，說：“去拎桶水來。”然後就在玻璃上刷了一層水，再回監視器看，透過那一層水，光就變柔了，感覺油乎乎的，侯孝賢連連點頭，“這下對了！”

 

 

住在回龍觀的時候，他曾打算進一台織布機回家織布，還曾想在東邊弄一畝地，蓋一個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來做石版畫，另一半種東西，把從世界各地找來的稀罕種子種下去。

 

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個“文藝複興人”。他能畫畫、拍照、寫小說、編劇本，還會烹調、打一整套的結婚家具。2003年，台灣方麵介紹阿城時說：“與其說阿城是一個小說家、文體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坐擁俗世卻清明謙衝的智人。”

 

阿城的生活就像他的文字，鮮活、通透。與“無用之藝”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點亮爐火，這樣澄明的心境，諸君亦可得之啊！

 

難怪誰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說：“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國每個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他講常識，句句都是斷根兒的道理。”

 

桀驁不馴的羅永浩也對阿城的作品推崇備至：“我們時代最好的中文作家，強烈推薦。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現在的年輕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怎麽讀書了。”

 

阿城的作品，寫世俗，卻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寫得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讓人一看就感覺“是這麽回事”，細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

 

正如竇文濤所說：“從古到今，我相信真正像鑽石一樣的東西，永遠在極少數人中傳承。阿城的作品特別耐琢磨，言有盡而意無窮，喜歡錘煉文字的人，從裏麵可以得到文字，喜歡得到一些思想的人，可以從中得到與眾不同的思想和認識，甚至是喜歡聽書的人，你可以聽到故事。”梁文道也感歎：你聽過阿城講故事嗎？沒聽過？哎呀，那可是終身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