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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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代的真實生活

(2023-02-12 09:14:15) 下一個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當時延安全城隻有2000餘人,“飯鋪隻有四五家,使用著木頭挖成的碟子,彎的樹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沒有招牌,買錯了東西很難找到原家去換,因為它們有著同樣肮髒同樣破舊的麵貌。”全城肮髒擁擠,廁所尤其原始。丁玲紀實小說《醫院中》記述了這樣的細節:“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麵竄來竄去啃漿糊吃。一次,隔壁房裏竟有一隻老鼠從上麵掉下來,砸在正在睡覺的傅萊大夫的臉上。”
 
於光遠到達延安首夜大戰跳蚤,落荒逃出房間,抱被睡在場院幾根原木上。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記述了終生難忘的大戰臭蟲:“我一個人睡在一個舊窯洞裏,臭蟲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從各種縫隙中爬出來,結隊進攻,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開初我用手指抹殺,以後用手掌抹殺,弄得滿手臭黃水,還是殺不完。好在我隨身帶了針線,趕快把自己帶來的床單縫成一個口袋, 把身體裝在裏麵,盡管這樣,還是輾轉反側,到天快亮時才迷糊了一小會兒。起床一看,床單上血跡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製服,冬天發一套棉衣褲棉鞋帽,夏天隻發一套單衣。襯衣襯褲一開始是不發的(後來每年發襯衣一件、短褲一條),鬧出不少笑話。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來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裏起不來,因為唯一那條褲衩剛剛洗過曬在河灘上。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隻發兩季衣裳:夏天一身單軍裝,冬天一身棉軍服,當中沒有換季的衣服,手巧的學員把棉花取出變成了夾衣。誰如果帶來多餘的衣服,會無私地送給缺衣的同學。一旦得知某位學員要奉命到大後方工作,來自大城市的女學員會立刻捧出來時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選。
 
陝北公學、抗大的學員七八人擠睡窯洞土坑,隻鋪一層茅草,擠得連翻身都困難。女子大學學生的臥位隻有一尺半寬,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慢慢擠幾下才能“收複失地”。男性炕位也不過二尺半。蜷身睡習者很快得到糾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鏡子也是麻煩事,得排隊,輪到者左顧右盼不願離去,鏡子女主人終於摔鏡四分:“咱們還是共產吧!”一鏡成多鏡, 增擴利用率。同時,每人腰間永遠掛著一個用罐頭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飯喝水、刷牙洗臉,甚至衝腳、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費,多是主動與人共享,或是被朋友們“共產”,獨自享用的情況極少。這幾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憶:“誰要是從郵局接到重慶、香港以至上海孤島匯來的一筆稿費,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達延安,每月領取2元津貼。最多到街頭小吃攤買5分錢一碗的醪糟雞蛋打牙祭,幾分錢買一包花生也會數人共享。
 
“饞”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訪問延安的美軍上校寫道:“夥食是每日兩餐,隻有單調的小米。…… 身上有錢時,他們就到鎮上一家飯館,把錢花在八寶飯上,因為他們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就極喜愛甜食,創作《黃河大合唱》時,他要求光未然為“作曲” 買兩斤白糖。等一切齊備,冼星海盤腿炕前,開始創作。他一邊抓撮白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杆中吐出騰騰煙霧,妻子錢韻玲在旁為他熬煮“土咖啡”。就這樣,在延安的一間窯洞裏,誕生了這首時代樂章。
 
中國女子大學學生王紫菲晚年回憶:到延安後最深的感受就是饞,又身無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見了攤上雪花銀似的白麵饅頭,真眼暈, 真想偷幾個吃。一次,三位中國女大生逛市場,兜裏總共隻有2分錢,隻能買一瓶老陳醋,在瓶上刻劃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貴地用舌尖舔,覺得味道好極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氣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本就空腹無油水,其中一位回窯洞不久就肚子劇痛,滿床打滾,嘔吐不止,從此該女生不再沾醋。
 
華君武剛到延安時,參加晚會回來,肚餓無食,將白天糊窯洞窗紙的半碗麵粉調的糨糊當了宵夜,華君武晚年回憶:“時隔43年,似乎還回憶起那碗漿糊的美味,當然,這並不是說經常有漿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學生何方回憶說,延安時期,二兩大的饅頭,有的北方男生一頓起碼能吃十三四個,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個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後任武漢華中工學院副院長),二兩一個的包子連吃24 個,然後才問:“什麽餡?”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條件限製,結婚後依舊分住在集體宿舍, 隻有周末才能申請到窯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團聚。當年延安公職人員的住宿雖一律免費,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團聚卻要繳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回憶:“屋裏隻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然而,即使這種露水夫妻,也讓延安很多光棍們羨慕不已。
 
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然而,對很多知識女性來說,老幹部隻習慣於吃飯、睡覺、打仗,談戀愛卻很無趣。
 
1936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伴來到陝北的馬海德,在陝甘寧邊區醫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醫生,他開始追求延安美女、魯藝學員蘇菲。馬海德與蘇菲的跨國戀情,引來魯藝男學員們的集體抗議。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複”,此後好幾個周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裏,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 然後就衝上去,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裏的香煙和零錢。1940 年3月3日,馬海德與蘇菲在延安結婚。
 
據艾青、卞之琳記述,1938年延安革命隊伍裏的津貼標準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 隻有著名文化人、大學者是5到10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課費3元),魯藝音樂係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發的是延安“邊幣”,1元邊幣可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最困難時期,連這點錢也停發了。”冒舒湮記載:“法院工作人員與囚犯吃的飯菜都是一鍋煮的!”
 

延安紙筆十分緊張,每人每月僅供應五張紙,作家特別優待,領取紙筆不加限製。1940年1月,入黨四個月的範文瀾抵達延安,應張聞天之邀主持馬列學院中國曆史研究室,主編《中國通史簡編》。範妻乃舊式家庭婦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覺處處不便,又惦著家裏的東西,常常暗自落淚。張聞天夫婦常去看望,派服務員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 每人每月發津貼4.5元。範文瀾感覺最困難的還是缺書,張聞天便布置地下黨將範文瀾的書從家裏運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絕大部分為線裝書。範文瀾十分感動。

 

 
延安物價低廉,豬肉每斤2角,1角錢可買十來個雞蛋。陳明遠先生折算說,延安1 元相當於19 世紀90 年代末的30元—35元。若按相對標準,至少合2008年人民幣百元以上。當時延安整肅貪汙的紅線是:1938年貪汙200元或受賄100元者處死。貨幣貶值後,貪汙500元以上的槍斃。
 
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請”,即延安人太窮,得由外來客人掏錢做東。1938年5月上旬,美國駐華參讚卡爾遜上校在延安遇上醫生馬海德,邀他去一家以八寶飯出名的館子吃晚飯。一路上,許多人向馬海德打招呼,馬海德便邀他們一起去吃飯,“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發笑,他知道我手頭不緊。我們走到飯館時,後麵跟隨了十幾個年輕的男女,他們笑著鬧著,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樂中。”十幾個人每人點了一個自己喜歡吃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劉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燒不止,但延安沒有藥,隻能寄希望於“千萬不要並發肺炎”。在隔離窯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隻喝一點小米粥湯,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張聞天又心疼又著急著急,每天早晚兩次隔著窗戶紙上的窟窿問候,說幾句安慰的話,還把所有的津貼,全交給警衛員買雞蛋做湯給劉英吃。劉英問警衛員:“聞天的5元津貼都給了我,他吃什麽?”警衛員眼淚汪汪地回答:“就吃紅鍋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劉英慢慢恢複過來。時任陝北省委組織部長郭滴人,也像劉英一樣發高燒,但他沒挺過來,匆匆辭世,年僅29歲。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雜憶》中回憶:“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這時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兩岸的男女了,因為女大在黨校對麵,每天晚飯後或每逢假日,在延河邊散步的頗不乏人。女同誌的裝束,是藍斜紋布的帶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氣,也把耳朵放下。最講究的要算圍巾,花花綠綠,不過是追逐都市風而已。”“男同誌們最標誌性的服裝是白茬短皮襖,頸圍布的或毛圍巾。那年發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實說,這期間便蔓延著自由主義的風氣了。作為人們的談料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學與戀愛。文學與戀愛,二者這般密切,流行在人們口頭的語匯,是靈魂的美,是文學氣質。”
 
赴延安的青年多為中小知青,大家一窩蜂去搞文學,延安一時出了200多個詩人。隻要在報紙上發表幾首詩,便是詩人了。1940年,延安大詩人蕭三說:“在延安的青年寫的詩最多(文學刊物,例如《大眾文藝》上,75%—83%是詩歌)。”文藝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談論誰誰的文章真好,就是評說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實際上, 很多知識女性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之間,麵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 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麽?”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歲的江西老紅軍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紅軍是八路軍120師某旅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上前線後,收到女學生的情書,最後一句是:“我給你一個親愛的吻。”部長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給我捎了東西,東西在哪裏?”捎信人一臉茫然:“她沒有捎東西啊?”部長指著信:“這不是給我一個親愛的物?這個東西在哪裏?”這則故事很快成為“老紅軍”與“女學生”結合的經典段子。
 
一位曆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經“組織介紹”嫁給一位出身佃農的老幹部。最初,革命熱情很高的女生服從組織決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幹部窯洞,往往一宿無話。日子一久,女生漸漸厭煩。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幹部說:“月亮有什麽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白天幹了那麽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麵亂走有什麽意思?” 浙大女生哭腫雙眼,悄然離家,留下一首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從此不歸,組織上也無法說服該女生。官司打到毛澤東處,毛寫詩回應女生,替老幹部辯護:“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饑時一餅勝千金。”
 
延安時期,局勢相對穩定,組織上也鼓勵幹部、官兵積極解決“個人問題”。幹部們當然想找有點氣質的姑娘,而要“有氣質”,自然得上點學、讀點書。米脂乃陝北首富縣,該縣絕大多數地富的女兒都上過學,因此 “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地區。軍內稱米脂縣為丈人縣。”
 
1938年,山西汾陽東南一帶,八路軍685團團長楊得誌掏出1 塊錢請帶路老鄉幫忙買點雞蛋,竟買來20斤。一位當地老鄉替尚未婚娶的楊團長找來一位姑娘,長得俊,還是高小畢業,兩頭都願意,但女方父親要楊團長出100塊錢彩禮,楊最多隻能給幾百斤糧食,人家不幹。楊得誌後升任344旅代旅長,過汾河前,楊得誌還想帶走這位姑娘,“可最後還是沒有帶成,主要還是因為拿不出那100塊錢來。”
 
女性資源緊缺,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蕭軍與蕭紅分手後, 與丁玲談過戀愛,後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訂婚,輾轉赴延安。到延安後,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粘粘扯扯,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出席,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麵麵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了一句:“蕭軍,你有什麽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麽野蠻。” 蕭軍才把匕首收了起來。
 
1938年,16歲的何鳴剛入抗大,便成為很多人的追求對象。抗大隊長兼教員聶鳳智最終勝出,因為他不久即兼任衛生所所長,與女護士何鳴有更多的“正當接觸”。聶鳳智的表白語是:“我是黨員,你也是黨員,雙方都是共產黨員,也都沒有傳染病,雙方自願在一起,誰都不強迫誰。”聶鳳智15歲參軍,聞戰則喜,身上有11個槍眼,負傷8次。何鳴說:“他打仗勇敢,這一條就招人喜歡。”1940年元旦,26歲的聶鳳智與18歲的何鳴在晉察冀結婚,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主持婚禮,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還蠻熱鬧”。
 
何方回憶:“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整風期間不隻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幹淨些,起碼不用檢討……甚至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扔到了窯洞門外……人們曾經感到很緊缺的馬列著作,成為無用而多餘的東西,於是就有人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
 
師哲揭發康生夫婦說:“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麵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除了夥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誌看齊外,康生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從中亞帶回來的;衣服(特別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產的;辦公桌上少不了各種幹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餅等。盡管如此,他仍不斷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訴苦,以求得格外照顧。延安是革命聖地,是艱苦奮鬥的同義語,竟存在著康生這樣的角落,能相信嗎?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有時享受咖啡,有時飲酒,雖不常飲,但酒量很可觀……他由於不得誌而以酒澆愁,他把米大夫請到他的住處,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英國名酒,折騰了整整一個下午,二人醉成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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