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我當戰俘的日子

 

我當戰俘的日子
上篇

愛新覺羅·毓嶦／文

初到赤塔

　　1945年8月17日我隨溥儀等人在沈陽機場被蘇聯軍隊俘虜後，先用飛機把我們送到通遼，便和日本人分開了。在通遼住了一宿，18日早晨以溥儀為首的一行九人：溥儀、溥傑、潤麒、萬嘉熙、毓嵣（小秀）、毓嵒（小瑞）、毓嶦（小固）、李國雄（大李），還有黃子正在蘇軍押解之下由通遼機場上了飛機，直接飛往蘇聯去了。
　　雖然剛立秋不幾天，在靠近蒙古地方早已是秋高氣爽，飛機的高度大約有3000米左右，能見度很好，下麵看得很清楚。現在正是天翻地覆的時候，看來對農村震動不大，也許是戰爭來得那麽迅速，尚未波及到農村時它已經結束了。莊稼是不等人的，在這東北大平原上有許多人和牲畜，有的或許是在秋收，有的或許是在秋種。飛機向前飛著，大地像一幅手卷畫慢慢地向後邊卷了過去。飛過了平原便是崇山峻嶺，正在越過大興安嶺。
　　可是，飛機艙裏這幾位特殊旅客，誰有心情領略下邊的大好山川呢？遠者不說，就說眼前，誰也不知道要飛到哪裏，以後的去處，將會出現什麽情況，不必說“旅客們”不知道，飛機上的蘇聯官兵也不知道，隻有天知道了。但，這些無法搞清的問題，卻不能因此而不去想它。還有，留在大栗子的那些人們又將到何處去，他們將來怎麽生活呢？
　　就在這胡思亂想的時候，猛覺得飛機似乎是一落千丈，刹那間又猛地被直托上來。
　　我們乘的飛機當然是蘇聯的，雖然在機身上畫上個大紅星，實際都是美國造的“道格拉斯”飛機。這是軍用運輸機，機艙裏靠著舷窗下邊隻有一排硬座。我和溥儀正坐在對麵，他是半躺半臥著，散落的頭發披在前額，他平時總是用頭油、發蠟把頭發梳得溜光鋥亮，如今一看特顯得狼狽。就在這飛機一落一起的刹那間，他的身子仿佛懸空了足有半秒鍾。
　　在大家驚魂未定之時，就聽押解的蘇聯軍官哈哈大笑起來。那時誰也聽不懂俄語，軍官便用手比劃著，又帶吹氣，大概的意思是我們的飛機進入了空氣稀薄的地方便掉了下去，馬上進入濃厚的空氣裏，又被托了上來。這種軍用機沒有隔音設備，說話非大聲嚷不行。
　　接著，這兩個軍官教我們俄語，態度非常熱心、友好，不像是押解公差，我們也就跟著瞎學。不過是為了衝淡一下胡思亂想，解除點兒“旅途”中的寂寞，特別是那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敵意。
　　飛機漸漸進入了雲霧之中，隻見有無數小水珠由機翼向後邊拋撒出去，很有意思。特別是機翼後邊一排銅絲編的小辮子，本來是為釋放靜電用的，現在把小水珠散成霧了，原來是進入了雨區。軍官們閉上了眼睛、張開雙臂，意思是現在的飛機閉著眼睛在飛。確是一片雲海，稍遠一點兒便什麽也看不見了。過了一會兒，穿過了雨區，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地麵。

　　黑麵包與豬肉罐頭

　　中午時分，蘇聯軍官拿出了午餐，俄式大麵包和美國罐頭。俄式大麵包似乎是很有名的，而且種類多，不過，今天的大麵包大家都是第一次吃，總而言之，是難以下咽。這麵有百分之幾的小麥粉是無法估計的，如果說它和酒糟一樣，未免言過其實，就其顏色來說是相差無幾的，裏邊不光有麩子，連硬皮兒也摻在其中。入口的第一感覺是酸，麵包不興使堿，再就是黏糊糊的和著唾液打成了團兒。因為難以下咽，才打成了團兒，到嗓子眼兒真是刺得慌。
　　天不絕人，有俄國黑麵包就有美國豬肉罐頭。這種罐頭專門為做菜用的，比如煮一大鍋青菜加上一聽豬肉罐頭就齊了。說是豬肉的實際沒有多少肉，大部分是豬油，用來就黑麵包，把一粗一膩搭配起來，總算是把這頓午餐糊弄下去了。
　　過了晌午飛機徐徐降落了，也不知道是什麽機場，下飛機一看，平沙無垠，四周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大荒甸子，天連著地平線，看來是外蒙古什麽地方吧。
　　不禁想起了敕勒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見什麽？這裏什麽也看不見，也沒有牛羊，也沒有人煙。雖然是8月初，這裏地上小草已經見黃，稀稀拉拉的在秋風中搖搖晃晃。地上有不少洞穴，一會兒由裏邊鑽出來一個小老鼠，打拱而立，好像是算上一卦，往四周踅摸一下，吱溜鑽進洞去了。
　　萬嘉熙從前學過兩天俄語，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會兩個單詞也有用，俄語管水叫作“瓦大”，一說，馬上就給端來了水，當然是涼水。這倒不是因為我們現在是俘虜了，蘇聯人就是習慣喝涼水。剛才在飛機上吃的俄國黑麵包、美國豬油罐頭，現在又灌了一肚子蒙古涼水。說來也怪，喝慣了龍井、香片的人，連溥儀也在其內，沒有一個人鬧肚子，或是肚子痛了，沒有。真是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喝飽了涼水，又換乘了一架飛機，雖然還是軍用運輸機，隻有對麵兩排硬座，但待遇提高了一個檔次，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機艙裏給鋪上了一塊地毯，雖然是舊一點兒。飛機裏還添了個老兵，留著一撮紅胡子，抱著一杆大槍坐在地毯上，不時地向舷窗外眺望著，看來也許是頭一次坐飛機，押解我們來的軍官也不和他談話，似乎是臨時搭乘。
　　這次飛得很平穩，一直向西，太陽快落山的時候，飛機徐徐地降落了。
　　下了飛機我們被引到一個木棚底下休息，這裏機場很大，停著不少草綠色軍用機，裝卸些油罐一類的東西，遠處飛機的螺旋槳在轟鳴著，很是繁忙。一會兒過來了一個軍官，褲子上帶兩道紅線，將軍一級的，會講英語，溥儀和他談了一會兒，然後告訴我們說，這裏是赤塔，叫我們等一會兒有車來接。地名無法意譯，都是音譯，赤塔就是對音字，並沒有什麽塔。這裏直通到我國的滿洲裏。

　　解手的誤會

　　等了一陣子，天色快暗下來了，才開來一隊小臥車，兩人分乘一輛，跟一個押解的軍官，我正好和溥儀上了一輛車。走了一段時間，看到路旁房屋的黑影漸漸密了，想是到了市區，汽車就停在了一棟大樓的前邊。看來並沒有叫我們下車的意思，我便和押解的軍官說要上廁所。上廁所這句俄語在通遼就學會了，其實是想借此機會進樓裏邊看看。大街上是黑洞洞的，一進樓還是燈火通明，戰爭停止了，但並未正式結束，還在實行燈火管製。大樓有四層，樓道不太寬敞，盡頭有個廁所，點著半明不亮的燈。我也不敢多看，匆匆回到了車上，等了一會兒，我們的車隊便出發了。現在的車隊好像沒有從機場來時那麽長了，也就有五六輛吧，一會兒就開出了市區，黑夜裏也不知路在何方。我們這一輛車裏有溥儀和我，還有一個公差——蘇聯官兒，那時剛到蘇聯也看不出他的軍銜，語言當然是不通，似乎是“各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一會兒，蘇聯官兒看著我們笑笑，伸出手腕子做個看表的姿勢。溥儀自然是心領神會，也伸出手來，還沒等看，一把被蘇聯官兒拽過去，欣賞起手表來了。那時在蘇聯不必說手表，就是懷表也不多見。後來，看見有的蘇聯人把懷表焊上耳朵，穿上表帶，帶在腕子上，也就是仗著他們胳臂粗。再說溥儀這隻表，當然是名牌了，瑞士造的，純白金殼拱形手表，雖說是機械表，擱在今天也不失為一隻高級手表。
　　在那種非常情況中，腦袋似乎更靈活些，命，還不知道怎麽交代呢，何況一塊手表乎！馬上摘下來遞給那位“解差”官了，他毫不推辭就欣然“賞收”了。賞收，是宮廷用語，臣下給皇帝進貢，皇帝收下叫“賞收”，不收叫“賞還”。
　　車隊走了一段路程，也不知是走了些什麽路，走了多遠，全部停了下來，下車一看遠處還燒著兩堆篝火，原來是一條河攔住了去路。河上也沒有橋，要用擺渡把車渡過去，一次隻能渡一輛汽車，便都停了下來排隊挨個兒過河。就此我們也活動活動，忽然在黑影裏傳來一句非常清晰的中國話：“有要解手的嗎？”
　　我那時頭腦還簡單，不理會，把溥儀可嚇得激靈一下子，為什麽？用一句戲詞來形容，就是：
　　“莫非是那八、八、八——路軍，來、來、來了麽，不成？”
　　他以為是八路軍來接收來了。其實是個蘇聯籍的中國人，是個小軍官，年歲不大，黑夜裏也看不清楚。我們穿的都是夏季的衣服，黑夜裏非常之冷，趕快又鑽進汽車裏等待渡河。
　　渡河以後，車隊繼續前行，黑夜中看不清窗外，但憑感覺是在走山路。現在的時間差不多快到午夜了，中午在飛機上吃了平生第一次吃的黑麵包，中途喝了點兒涼水，到現在也不知道是渴還是餓，坐在小臥車裏，押解的蘇聯官兒也挺客氣，也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但是，把我們送到什麽地方去呢？想問又不會俄國話，就在這稀裏糊塗的時候，忽然眼前大放光明，汽車開進了停車場，前麵是一幢用原木搭起來的三層樓，大門前大電燈高高掛著，總算是“到家”了。
　　我們被帶進樓內，兩三個人分住一個房間，室內有沙發、鋼絲床、地毯等，可算是高級客房了。可是住在這裏的又算是什麽客人呢？你一出房門就給你答複了，到了走廊上就有端著衝鋒槍的蘇聯士兵在遊動著，向你揮揮手示意：回房裏去，不許串聯，這真是第一次受到了限製。工夫不大，大家都被集合到溥儀的房間。由一個穿便衣的蘇聯人，很嚴肅地向我們宣布：
　　“現在，我代表蘇聯政府向你們宣布，你們已經被抑留了，一切要聽從指揮……”
　　抑留，這是對文職人員而言，軍人才可以叫俘虜，一般人也分不大清楚，統統稱之為俘虜。宣布完了就換了一副笑容，說這裏是個療養院，你們到此先休息些日子。又問大家，你們喜歡吃俄國飯、中國飯還是日本飯？看來還挺齊全呢。我們說喜歡俄國飯，餓到現在還挑哪國飯呢，都有些饑不擇食了。他帶著我們來到了餐廳，這有許多年輕的女服務員，有湯，有菜，麵包雖然也有黑的，比飛機上的強多了，最後一道是甜食——俄式八寶飯，油多，葡萄幹多。自從打長春逃出以來，這真算是一頓豐盛的晚餐了，吃完飯已經是淩晨兩點了。

　　胡蘿卜村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餐完畢，允許我們到外邊去散散步，才對周圍環境有個大概的了解。這個建築是用整根原木壘起來的，俄國、北歐都有這種樓房，它保溫性能特別好，室內裝修和普通的樓房一樣。它坐落在小山凹的一塊平地上，旁邊連著一棟平房。後來才知道，這裏原來住過蘇聯著名元帥華西列夫斯基，他就是蘇聯遠東軍總司令，指揮蘇軍對日作戰。
　　這裏沒有高山，但是遠遠望去山巒起伏，山連著山，長滿了鬆樹和樺樹。風過之處鬆濤四起，開始是簌簌有聲，繼而颯颯四麵回應由近而遠，由遠而近，大有洶湧澎湃之勢。一直過著城市生活的人，到了這大森林裏，特別是清晨的空氣是那麽新鮮，帶著鬆樹的香味，野草的芳香，真是沁人心脾。可是當你剛剛陶醉於大自然時，你的眼光也許落到不遠處的蘇聯士兵身上，他荷著槍，未必實著彈，但腦筋馬上就會清醒了。鬆濤的聲音變成了飛機馬達的轟鳴，清新芳香的空氣卻使人有點喘不過氣來了。正在無所措時，忽聽那邊喊道：集合！
　　原來又來了幾名蘇聯的軍官，通知我們要搬到西邊房子去。好在大家都沒有行李，抬腿跟著走人就是了，大概有二裏之遙，山腳下有一排平房，也是用原木搭的，坐北朝南，連著兩棟，門前一條沙土路直通這邊療養院。這裏進大門有一條小過道，兩邊的房間，有朝陽的，有背陰的，東頭一大間是餐廳。還是兩三個人分住一間，溥儀帶著毓嵒住帶套間的屋子，我和溥傑、萬嘉熙住在西北頭一間。送我們來的蘇聯軍官中，有的還帶著太太來了，大概是想看看皇帝什麽樣子，看到我們這些黑頭發也覺得挺新鮮。聽他們介紹說這裏叫“莫洛科夫卡”，胡蘿卜的俄語發音就是“莫洛科非”，大概這裏就是“胡蘿卜村”了。
　　一會兒來了一個老太太醫生，非常和藹可親，問問大家的身體狀況，有沒有什麽不舒服。我們這一行中為首的就是溥儀，關於他的生活前文裏都講過，就說最近兩周，由金鑾殿寶座上跌下來，成了階下囚，東逃西竄，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驚魂未定，什麽打針、吃藥全顧不上了，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反而什麽病也沒了。還是那句話：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都挺好的！”大家一齊回答著。
　　老太太醫生滿意地微笑著點點頭，她告訴我們這裏有天然礦泉水，叫“諾爾讚”，喝了對人身體有好處，但不可以多喝，一天兩三杯足夠了。俄國人的飲食習慣和我們不同，他們喝茶是在飯後，隻喝紅茶，還要加上糖，平時就喝冷水。在每個房間裏都有一套水具，我們幾個年輕人每天要去打“諾爾讚”礦泉水。

　　諾爾讚礦泉水

　　我們住的這排房子的後邊就是山，對麵也是山，兩山之間必有一川，平時由山上滲下來的水，匯成小溪，一場雨就變成了河。房前這塊平地旁邊有石頭台階下去，小溪清澈極了，山裏邊是沒有任何汙染的。小溪北邊有一段石堤，堤下有根鐵管子，不斷流出一股清泉，就是“諾爾讚”。我們每天來打夠一天喝的。這泉水喝著並沒有特別的味道，清涼甘洌，非常可口。可是水具用上幾天後，就掛上一層黃褐色類似鐵鏽似的東西，可見礦物質含量較高，所以醫生不許多喝。
　　那股小溪每天真是不舍晝夜，流淌走了，也許流進了我們夜間擺渡的河。那時候的蘇聯也不會裝上瓶子去賣，二戰剛剛結束，離花錢買涼水喝的時候還遠著呢。在這種幽靜的大自然的環境中，天然的水，我想都是超飲用標準的，絕對沒有一點汙染。也真是虧了這股礦泉水，如果溥儀說要喝茶，我們上哪裏去燒呢，連把鐵壺也沒地方去找。
　　回想起半個月前，蘇聯對日本宣戰，真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全世界來講，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徹底勝利了。就中國來講，全中國人民歡慶八年抗日戰爭的勝利，歡慶神州大地的光複。而我們這一行人是找不到這種感覺的。先是倉皇逃命到大栗子，沒待上一周又差點兒亡命日本，卻在沈陽機場被俘，押解到了這裏。可是這裏管理得比較鬆散，沒有什麽牢獄的感覺。在這幽靜的群山環抱之中，遠離十丈紅塵，不但沒了槍炮的聲音，也沒有車馬的喧囂，完全回歸了大自然，心身都放鬆了。於是便想起了大栗子的人，想起了母親、弟弟們，想著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皇後”、“貴人”等等，“總會有辦法吧”，用來安慰自己。
　　第二天來了兩個蘇聯軍官，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少是相對而言的，一中校，一中尉。中校自我介紹姓“沃爾闊夫”，沃爾闊在俄語是“狼”的意思，加個夫字變成姓了，姓狼。俄國人不像我們一說狼就是什麽“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啦，姓狼也無所謂，我們還是稱他為胖中校。胖中校看樣子不到50歲，黃頭發，藍眼睛，好叼個煙鬥，胸前別個小紅牌，是蘇維埃代表的標誌，說是打莫斯科來的，這無關緊要，看來此人便是這裏收容所所長了。
　　瘦中尉是翻譯，中國話尚可。貴姓呢？提筆寫了個“貓”字，是姓貓呢，還是名字叫貓呢？沒有弄清的必要，稱之為貓翻譯或是貓中尉，也就是了。
　　新來的所長和溥儀聊了聊，隨便問問就走了。以後大都是晚上來坐坐，沒有正事，閑聊一會兒而已。有時貓翻譯不來，胖中校一個人來，反正也沒正事，便由萬嘉熙“未入流”的翻譯給比劃著翻，懂不懂的一笑就“盡在不言中”了。
　　胖中校不來的時候，小兵偷著來。我們住的房子周圍，崗哨白天站在遠處小樹林裏，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晚上就向房子靠攏。換班的、下崗的溜進來坐坐，出於好奇，看看皇帝是什麽樣子。言語不通照樣有說有笑，不能坐著麵麵相覷，結果鬧個笑話。我們問他們平時吃什麽，主食當然是麵包了，副食呢？他們比劃一種能飛的東西，什麽呢？有一個兵畫了一隻蒼蠅。蘇聯兵吃蒼蠅？絕不可能的事。能飛的又是什麽呢？後來學了點兒俄語才明白是“蜜”，畫的不是蒼蠅是蜜蜂。
　　小兵們來了，我們把新領的蘇聯香煙拿出來請他們吸。蘇聯香煙，中國人形象地稱作“大白杆兒”，一支煙隻有三分之一煙葉，三分之二是煙嘴兒，比一般香煙長一截，俄語叫“吧吡羅斯”，現在我們吸的香煙英語叫“Cigarette”，俄語也這麽叫，但是極少有人吸。普通士兵是領不到“吧吡羅斯”的，他們吸的煙叫“嗎呼爾克”，似乎是看不到有煙葉，完全是壓碎的煙梗。卷這種煙必須用新聞紙，抽起來有特別的味道，也許是借著點油墨味兒。蘇聯人卷煙和我們不同，我們是先卷個筒兒，然後把煙倒進去，他們是用塊長方紙卷，卷好了和香煙一樣。
　　溥儀住的是帶套間的屋子，外間就是晚上大家閑坐的地方。寫字台上擺著好幾本中文書，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著的《關於列寧主義問題》，這兩本書大概是那時蘇聯人的必讀物。我那時對共產主義毫無所知，連列寧的照片也沒見過，隨便翻翻這兩本書看看，溥儀的神情就有點兒異樣，大概在想小小的年紀看共產黨的書，頭一個不就得造我的反，又不敢阻止我看，就在一邊甩閑話：
　　“這大點兒年紀就看起共產主義的書來了。”
　　我隻是裝沒聽見，其實瞧了半天什麽也不懂。

　　張景惠內閣的到來

　　我們住的這排房子有兩個大門，算是兩所，我們來了三四天以後，那邊忽然熱鬧起來了，原來是偽滿政府的全班人馬都來了，自張景惠以下各部大臣一個不落，說是剛吃半截飯，就全都被抓俘虜了。
　　稍稍說遠一點兒，原來這些偽滿大官兒們，除了“關東洲”的人以外，都是奉係軍閥的人，日本人扶植起了偽滿洲國，他們搖身一變當了偽滿的官兒，十幾年來扶搖直上，張景惠就當上了國務總理。現在日本垮台了，蘇聯軍隊進入長春後，叫於鏡濤（偽勤勞奉仕部大臣）當了長春市市長，給他的任務是保證供水、供電。至於治安一千個於鏡濤也不行，蘇聯軍隊比“紅胡子”還厲害，是“官匪”。張景惠一幫人自大栗子回來，一看於鏡濤又當上了長春市長，不由得想起了當年的“故事”，這回能不能再撈個蘇聯的官兒當當。本來是等國民黨接收大員來的，有點兒遠水不解近渴了。就在這時，偽大臣們接到了一份請柬：

　　茲訂於　年　月　日　假座於……
　　敬請光臨。
　　　　　　　　　蘇軍城防衛成司令

　　這太誘惑人了，要赴蘇軍司令官的宴，一個不落全都來了。酒席宴上這些多年跟隨日本的人，溜須拍馬個個在行，向司令官頻頻舉杯，使出了渾身的吹捧本事。中國有個老套子，所謂酒過三巡，菜上五味，蘇聯司令官從容問道：
　　“現在你們的大皇帝在什麽地方，你們知道嗎？”
　　溥儀哪裏去了？這些人還不清楚嗎，口頭上也不敢吱聲。司令官接著說道：
　　“啊！他現在我們蘇聯，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們的……”
　　這些人還沒醒悟過來時，司令官退席了。赴宴者好比當頭澆了一盆涼水，澆醒了酒，也澆醒了膨脹的腦袋，再好的菜也吃不下了。這時過來一個執事官，對大家說：
　　“送各位去蘇聯的飛機要等一兩天才能準備好，就先到一個地方去休息兩天，請！”
　　就這一聲“請”，剛才的座上客，頓時成了階下囚，想撈蘇聯官當當的美夢完全破滅了。這些人暫時被安置在一個叫“三浦公館”的地方。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說天津有個“三野公館”，是個特務秘密點，有金錢、女人、鴉片等等，這裏的常客是溥儀的國丈——榮源。（參見第204頁）現在的榮源也和偽大臣們一起被押在“三浦公館”——蘇聯的臨時俘虜收容所。兩三天後，這些人都被送到了“莫洛科夫卡”，給皇帝老官兒問安來了。
　　榮源是溥儀的老丈人，他的到來使人感到意外。原來“國丈”和丈母娘不和，自己單住在長春，日本人給了他一個隻拿薪水不上班的官兒，大概是“滿洲棉花株式會社”董事長，還有“宮內府”顧問官。家中有個小太太伺候燒鴉片煙，一年之中和溥儀見兩三次麵而已，為什麽被俘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這位“國丈”平時鄰裏關係不好，有人向蘇軍司令部告密，說我們這裏有位大人物——滿洲國“國丈”，於是就把他一起捎來了。
　　沒當了幾天的臨時長春市市長於鏡濤當然也來了，他會講幾句俄語，有時借著給溥儀當翻譯的時候，和胖中校套點兒消息，他那一套偽滿作風，俄國人很反感。胖中校說俄國有句諺語：“沒有魚吃，湊合來點毛蝦吧。”諷刺他不夠翻譯材料——魚，隻是毛蝦罷了。
　　這次來人中有一人真能當翻譯的，就是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繼，他出生在哈爾濱，小時由白俄保姆帶大的，從小時學的俄語。張景惠被俘時70多歲了，兒子到機場去送行時，蘇軍叫他照顧他爸爸，就一起來了。他就是因為會點俄語，很想到蘇聯看看，心想把老頭兒送到地方還不讓我回去嗎？沒成想“請神容易送神難”！陪著老頭兒也當了五年“俘虜”。
　　剛講的溥儀老國丈榮源，在長春家中整天吸鴉片煙，偽滿這些大官們如張景惠、臧式毅等人也都是“癮君子”，現在這些人當了俘虜，到了“莫洛科夫卡”村，待遇是上好的，可是不能供給你鴉片煙抽呀。說來也怪，這些老頭子們，都六七十歲了，抽了一輩子大煙了，可眼下沒有一個因為沒大煙抽了，鼻涕眼淚一塊淌、起不來炕的，沒有。像沒事人兒似的，幹斷了，該吃的吃，該喝的喝，大煙癮全戒利索了。這真是一大發明，應該叫“俘虜戒煙法”，保證沒痛苦，可是你花多少錢上哪裏去試這個法呢？
　　偽滿這些大官們住在東邊一棟，我們住在西邊一棟，平時並不串門，吃飯時過來，可不在一起吃，分兩次吃，我們先吃，他們後吃。在蘇聯待了五年，以後才比較出來，在莫洛科夫卡這三個月，吃的可算是上等宴席。每天吃四頓飯，早、午、晚三餐以外，下午還有一頓茶點，麵包、黃油、紅茶，換著樣的小點心。
　　在這裏可沒吃過黑麵包，有的偽大官們光吃麵包心，不吃皮。服務員們便把自己的小孩子帶來，專撿麵包皮吃。後來慢慢醒悟了，當時像這樣的山村裏，可能幾年看不到白麵包了。這裏也沒有雞蛋，攤的雞蛋餅是用美國雞蛋粉做的。有一次給上了一道“特菜”——烤牛腦，一個人一個全腦，絕不是做得不好吃，吃不習慣，第一次吃，有點精神作用，難以下咽。少少嚐點不就行了麽，不行，大師傅特意來到餐廳看看，可能這是他的一份拿手菜，問問大家好吃不好吃，誰能說不好吃，光說好吃不吃也不行呀，幸好餐桌上有辣椒麵，多加辣味兒捏著鼻子吃吧。這確是稀罕物，一個腦子一頭牛，不必擔心再吃二回。
　　溥儀、張景惠和以下偽滿各部大臣到齊後，蘇聯當局有個少將來到我們住處，舉行了所謂晚宴。對俘虜說來談不到什麽歡迎宴會，和大家見見麵而已，酒席宴上問問有什麽要求沒有。一些人要求蘇聯政府放他們回去，一定是掛冠還鄉，回到老家去務農，再不問政治了。多少懂點事的人什麽也沒表示，宴會後還落了不少埋怨，埋怨大家意見不一致。不過，即便所有的俘虜都一致要求回家，蘇聯就能都放大家回去嗎？笑話！
　　那時要是真把這些俘虜都放回國，恐怕小命就難保了。給溥儀當過侍從武官長的張海鵬，沒被抓俘虜，在北京被鎮壓了。溥儀和他的臣下們相反，他表示願意留在蘇聯，還申請由大栗子再叫幾名學生和隨侍來，並交上了人員名單。溥儀想叫來的人，以後當然是沒有來，我還以為當時溥儀那麽一說也就算了。實際不然，回國以後才知道，有個姓畢夫烏夫的蘇聯軍官真到了大栗子，傳達了溥儀的要求，他想叫來的人就跟著蘇聯軍官走了。可是當時東北局勢很複雜，他們在東北轉了好幾個地方也未能去成蘇聯。
　　宴會第二天，溥儀馬上命溥傑和萬嘉熙二人，為他起草上書斯大林的文書，要求留住在蘇聯。那時溥傑和萬嘉熙是溥儀的兩支“筆”，我還沒有資格參加，不知道起草的內容。大概不外是如何受到日本種種壓迫，一切事情都是在日本關東軍高壓政策下做的。而對蘇聯、對共產主義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如果把一個做過皇帝的人，說成他是那麽憧憬著共產主義，願意留住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這得需要怎樣的“大手筆”呢！
　　其中有一件事，是溥儀以後在蘇聯五年中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在沈陽機場被俘的一幕。
　　“當時吉岡安直向蘇聯司令官要求帶我去日本，”溥儀說，“我在吉岡的後麵向蘇聯司令官打手勢，表示不願意去日本，願意去蘇聯。”
　　這純是糊弄蘇聯人之談，吉岡和蘇聯司令官講的是日語，由橋本虎之助當翻譯，溥儀怎知道他們講些什麽，向蘇聯司令官打手勢，如果引起對方的注意，坐在對麵的吉岡能不察覺嗎？

　　蒼蠅之歌

　　為我們打掃衛生帶伺候三餐的，有好幾名蘇聯姑娘。擱現在應該叫小姐，可那時的蘇聯也不興叫小姐，和我們前些年一個樣。稱呼她們倒很方便，俄語的人名稱謂，凡是大名都有相對應的小名，或叫愛稱、昵稱，叫什麽舒拉、托尼、嘎利亞等等，用不著叫姓名。她們對我們這些黑頭發年輕人，都特別感興趣，非常熱情。按理說我們是敵人，是外國人，現在是俘虜，她們並不這樣看。常教我們學點俄語，教唱歌兒，唱的是首兒歌，唱時抱著胳臂晃著身子，歌詞還記得一點兒，是首有關蒼蠅的兒歌。下麵用俄語記下來：
　　“Мух, Мух, шик тух, Безобразное брюхо.”
　　“Мух”在俄語裏就是蒼蠅，俄國人和我們不大一樣，他們歌唱蒼蠅，歌詞大意是：
　　“蒼蠅，蒼蠅，真不好看，它有一個滾圓肚子。”
　　這分明是綠豆蠅，它的肚子的確滾圓，中國人認為它是最惡心人的蒼蠅，比家庭裏的小麻蠅還討厭，可是，俄國人編進了兒歌，和我們真是格格不入。
　　這些姑娘們晚飯後也來教我們跳舞，她們跳的有俄羅斯舞，我們一行人潤麒是跳舞的積極分子，溥儀得端著皇帝的架子，其實他並不會跳，我們幾個學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和異性得拉開距離，要保持男女授受不親。
　　有一天剛吃過早飯，來了一輛汽車接走了溥儀，叫他帶上幾個人，還帶上一隻空箱子。把我留下來看家，我也不知道他們幹什麽去了。到中午就剩我一個人吃飯了，服務員舉起了一塊餐巾比劃了半天，意思是說溥儀他們就是幹這個去了。越比劃越糊塗，隻好笑笑，她還挺著急，指指我腦袋，大概是說你這腦袋太笨了！中午過後溥儀他們回來，我才明白是拍電影去了，服務員提著餐巾是表示銀幕，這上哪兒聯係去。
　　原來蘇聯是為了拍新聞片，報道溥儀被俘虜的經過，又去了赤塔機場，登上了飛機關上了門，然後再開門，以溥儀為首一行人依次下來，後邊有個提箱子的，現在已是道具了。溥儀下了飛機還有個蘇聯的軍官來迎接，他倆握握手而後邊走邊談，溥儀講他的中國話，蘇聯軍官講他的俄語，反正也不當時錄音，溥儀覺得挺逗的，又不能笑。蘇聯當局看了很滿意，溥儀都被俘虜了，臉上還帶著笑容呢。其實看電影的人，哪裏知道溥儀是在笑什麽呢。
　　還有一次胖中校高興了請溥儀吃晚飯，就在他的住處，陪去的有溥傑、萬嘉熙，還有幾個蘇聯軍官，也算是個小宴會吧。宴會就得有酒，無酒不成席嘛。胖中校本是個酒壇子，平時他伸出手來就微微有點顫。俄國人講究喝“伏特加”，或叫俄國白酒，它沒有我們的老白幹厲害，45度，但是，俄國人的喝法太凶了。沒有用酒杯的，都是用大茶缸子，一缸子就有半斤多了，端起來就講究幹。中國人喝酒有套歌：“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一點點。”俄國人也不例外，這回就要溥儀的“好看”了，他平時並不常喝酒，今天是承蒙胖中校的盛情邀請，今後的一切全靠胖中校的一句話了，不幹他一定不高興，豁出來了，在此一舉了。溥傑平時在家每天晚上都喝點兒酒，是日本夫人給燙的日本酒，沒有白酒的“功底”，自打當了俘虜當然沒酒了，今天的酒是陪著“皇上大哥”來喝的，心情是很複雜的。喝酒怕澆愁，兩大缸子入肚，酒勁兒就上來了，也得陪著喝。萬嘉熙平時不喝酒，今天隻是裝裝樣子而已，幸虧他沒醉，要是三個醉鬼就沒法“回家”了。由胖中校那裏出來，溥儀直鬧著要進對麵那家，萬嘉熙一把把他拽了回來。這老哥倆走在路上抱著樹不走了，要上樹，萬嘉熙好歹地連拉帶拽，把這一對“醉兄醉弟”拖回了宿舍。

　　“謝主龍恩”

　　蘇聯打了五年衛國戰爭，一切為了前線，物資奇缺，這裏的幾個服務員——俄國姑娘一般穿著連衣裙，如果下雨她們就提著皮靴，光著腳來上班，到屋裏再穿上。起初很奇怪，後來明白了，腳濕了可以擦幹，皮靴濕了就壞得快了。她們幹活都很賣力氣，每天擦地板都是跪著擦，確實是不怕髒不怕累。溥儀、溥傑、萬嘉熙就核計著送她們一點東西。
　　給溥儀收拾屋子的蘇聯姑娘叫舒拉，送了她一塊金殼小坤表。給溥傑、萬嘉熙收拾屋子的叫托尼亞，送給她一支金筆。那時在蘇聯一塊小金表能趕上現在一大件了。前邊講過，溥儀剛到赤塔時，在汽車裏就拿一塊白金表交了個朋友，早就打“水漂兒”了。給東西當然要背著人，溥儀在他的裏屋把表送給舒拉了，如果在過去得立馬趴地下磕頭——謝主龍恩，俄國人不懂什麽叫磕頭，有他的謝主龍恩的辦法，就是抱著溥儀的腦袋，閉著眼睛在他的額角上吻一下。托尼亞是怎麽個表示法，我就不清楚了。
　　給東西的事情很快就被胖中校知道了，把表和筆都退了回來，並未多加批評，說以後不可以隨便給東西，這當然是違背了俘虜收容所的管理製度。大概連姑娘們跳舞、唱歌等都兜出來了，第二天把姑娘們的大媽、大嬸們——也就是說換來了一些老太婆們來當服務員。從此我們就沒有了歌聲，沒有了跳舞，也沒人教俄文了。
　　我們住的地方，房前是一塊平地，每天在這裏散散步，往東一直能看見初來時住過的療養院。張景惠來了以後不幾天，見那邊樓下有不少穿黃軍裝的人來回晃動，距離遠看不清楚，想大概是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將領們，俘虜後也收容到這裏來了。在馬路中間臨時加了崗，禁止雙方通行，但禁不了看，那邊的人也好像極力向這邊看，兩邊的人可能都心照不宣了。我們在莫洛科夫卡待了近三個月，最後幾天發現這些黃軍裝消失了，望不到了。
　　過了三兩天，胖中校通知我們要遷到伯力去，伯力是中國地名，俄名哈巴羅夫斯克，地處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匯合之處，我國從前在這裏設置有伯力縣。大約在康熙年間有個姓哈巴羅夫的俄國人來過這裏，說他是旅行家、探險家或是野心家都行，沙俄把黑龍江以北大片土地掠奪過去以後，便用他的名字代替了伯力縣，後加上斯克二字，是城鎮的意思。
　　我們一行人中隻有溥儀帶了兩隻箱子，其餘的人除了一套西服之外，一無所有，已經進入了11月，西伯利亞的冷空氣不斷光顧，蘇聯當局發給每人一套棉軍裝。來時9個人，這次添上了偽滿國務總理以及各大臣們。以胖中校為首的一些大小軍官解差們，押著我們乘上了大大小小10來輛轎車，直奔赤塔市內去了。
　　來的時候是夜間什麽也看不見，現在是大白天才看清了沿途的景色，車子是在山彎兒裏轉來轉去，也沒有什麽高山峻嶺，反正是多見樹木少見人。來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那條河，現在又到了河邊，已經到了初冬季節，天寒水淺，不能擺渡了。河邊水淺的地方已經凍上了冰，河中間有一座獨木橋，得先踩著薄冰到河床裏才能上橋。負責押送的官兒向大家說：
　　“大家要排成單行，魚貫而行，不能擠在一堆，冰很薄禁不住，獨木橋就一塊板兒搭的，並排倆人根本走不了。”
　　河水非常清澈，結的薄冰也很晶瑩，冰下邊的流水、水底砂石的轉動都看得很清楚。溥儀那時不過40多歲，我們這一行人可算是青壯年，偽大臣們大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排成一路縱隊前後拉著手，先上了被踩得唧唧嘎嘎作響的薄冰，晃晃悠悠地走過了河當中間的顫顫巍巍的獨木橋。汽車繞道很遠的地方過的河，再次登車，一共走了三個多小時才到了赤塔火車站。特別給包了一節車廂，不過給俘虜坐的隻能是大慢車，站站停，要四天四宿才能到伯力，大概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作這樣的長途旅行。
　　赤塔，再見了。莫洛科夫卡是我平生第一次當俘虜的地方，這裏有得“地”獨厚的地方，它遠離城市，在群山環抱之中，這裏沒有刺兒絲、電網的圍牆，白天看不到帶槍的崗哨，自由活動的地方較大，房前的平地、小山坡上的涼亭，可以散散步，曬曬太陽，到小溪去打礦泉水，每日四餐，好吃好喝，還有服務員——蘇聯的姑娘們伺候著……
　　甭忙，要知道俘虜營是什麽滋味，到了伯力再看下回分解。

我當戰俘的日子
中篇

紅河子

　　1945年10月25日的下午，俘虜專車徐徐開動了，開始了四天四宿的長途跋涉。俘虜車廂也不錯，是一節軟臥，雖然舊一點兒，兩邊有背槍的蘇聯大兵，可是站在門外，車廂裏邊還是中國人的天地。現在隻知道去伯力，至於為什麽去伯力，去幹什麽，這就不是當俘虜的應該知道的事情了。但是人們要想，要揣測，這些人們都是怎麽想的呢？
　　當俘虜想什麽呢？就想著釋放、回家，不管什麽事總往這上聯係，這回到伯力離中國近了，由那邊就送回國了……所以車內並不是那麽沉悶。這裏唯有溥儀害怕回國，所以他不把去伯力的事往回國上聯係。他的老國丈榮源和偽宮內府大臣熙洽，我想他們在長春時沒什麽來往，現在廝混了兩個多月，開口便玩笑起來了。如稱對方為“老不死的”，回敬是“你這早該活埋的”，以至開些聽之不雅的玩笑，可謂窮開心了。
　　出發之前有萬嘉熙給領的四天的給養，主食是一麻袋黑麵包，副食是肉罐頭，有三種，一種是肥豬肉的，另一種是肉末的，再一種是雞肉的。這些罐頭本來是美國援助蘇聯的軍用品，肉都沒有鹹味，豬肉特別肥，大肥油正好抹黑麵包吃。頭一天還可以，上頓下頓老是一個味兒，麵包越吃越幹，雖然數量還是充足的。在莫洛科夫卡一天四頓吃得美美的，現在光啃麵包漸漸就吃不下多少了，到了伯力時還剩下不少呢，都扔在車上了。到了伯力吃麵包按量供應，老覺差那麽一點兒，似飽非飽的，就想起扔在火車上的麵包了。
　　軟臥車廂，雙層鋪，剛睡下還覺得不錯呢，當要睡著時可了不得了，出現了臭蟲大軍，說它是大軍，簡直不知道有多少。脖子、手、腳凡是露在外邊的地方都被咬起了大包，越撓越癢。細一看這些臭蟲怎麽是白色的呢？俄國的臭蟲真特別啊！不，不是的，大概這車廂有些日子沒有拉人了，臭蟲餓得隻剩下兩層癟皮了，所以顏色發白了。今天可逮著人了，傾巢出動，死命吸血，那誰抗得了。平時有幾個臭蟲，撚死算了，這裏無其數，一撥又一撥輪番咬，隻好采取消極辦法，帶上手套，穿上襪子，圍上脖子，用毛巾蓋上臉，都捂嚴實了才能入睡。

　　初為“階下囚”

　　第四天的早晨可看見黑龍江了，江水到了枯水季節，江麵還是很寬的，火車走了好長時間才走完大橋。過了橋總算是到了伯力站了，下了車在車站足蹲了有半天，可能是現聯係汽車。溥儀由胖中校陪著上了小吉普走了，我們這些人上了兩輛美製大卡車，車上有大篷子，坐在車裏也分不出東西南北。走了有兩個多小時，開進了一所有鐵絲網圍起來的院裏，院中間有一幢小二樓。溥儀這一行九人，六人被安排在樓上，即溥儀、溥傑和我們三個毓，加上大李。
　　小樓上，南邊有個門，進門是個小過道，東西兩小間屋，溥儀住在東邊一間，溥傑住在西邊一間，北邊是一大間住我們四個人，樓外邊有一圈走廊。樓下是中間一大間，麵積相當於樓上的三間屋，東西兩邊各有兩間小屋，上邊就是小樓上的走廊，由同來的偽大臣住著。
　　住的安頓好了，馬上開飯，給養沒有跟上，隻能啃點麵包幹兒。俄語叫“酥合利”，酥是對俄語的音，和酥一點兒也不著邊兒，全是些幹麵包頭兒，大概是麵包房剩的零頭給烘幹了。還有一盤稀米羊湯，大概是半隻羊腿煮了一鍋湯，再抓兩把米下去。比起在莫洛科夫卡吃的，那簡直是天上地下了，在火車上剩的也比這強多了，後悔那時為什麽不帶著，都給扔了呢。
　　飯後，胖中校引來了這裏俘虜收容所所長，少校軍銜，姓捷尼索夫，烏克蘭人，褐色卷發，褐色眸子，高個兒，30多歲，長相挺“帥”，一美男子也，說話帶點兒絲絲的音。他們二人同來是辦理交接手續的，一是人員的交接，二是檢查俘虜們隨身攜帶的物品。我們初到赤塔時並未受過檢查，隻是問問有什麽沒有，我們在沈陽機場已經被繳械了，到赤塔還帶有的望遠鏡、指南針也交了，主要是溥儀帶的兩個皮箱，沒有檢查過。
　　溥儀隨身帶的物品中，有兩聽“三炮台”牌香煙。在過去這就是最好的香煙了，當然是進口的了，小盒的是10支裝，聽的是50支裝。少校大概從未見過，外邊全是英文他也不懂，拿起來掂掂很輕，絕不會是手榴彈一類的東西，放心擱下了。特別是溥儀帶的珍寶，珍珠、翡翠、金銀首飾等等，真使少校大開了眼界。他確實看什麽都那麽新奇，可是表麵上還要裝出來不屑一顧的樣子，但終於掩不住他的虛偽，當他看到一個紅寶石胸針，不由得拿起來放在胸前說：
　　“這要是給我太太戴上，那可太美了！”
　　說完了似乎有點後悔，不屑一顧的樣子更厲害了，薄片子嘴往下撇撇著，樣子還是挺難學的。溥儀還帶了一小箱子藥品，是一般常備的藥，說什麽也不許可自己保存，必須交給這裏的負責人保管，可以隨用隨取。
　　交接完畢，胖中校告辭了，溥儀過去擁抱他，還挨挨臉，是感謝，是惜別，我也鬧不清，自己別忘了是俘虜，還來這一套，我在旁看著後背直冒涼氣。胖中校完成任務回去交差去了，誰管你是死是活呢。
　　送走了胖中校之後，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下樓把這裏的環境好好看看。這裏沒有圍牆，周圍圈著刺絲上邊帶電網，鐵絲網上掛不少小牌子，走近一看，嚇得倒退了好幾步。原來小牌上寫的是：“禁止靠近，格殺勿論”。
　　大柵欄門外站著全副武裝的崗哨，不許可靠前，比起赤塔的莫洛科夫卡可嚴多了，給人以十足的階下囚的感覺。這棟小二樓，上小下大，上下都有一圈走廊，樓下比樓上正好大一圈走廊，室外活動就圍著樓轉圈最安全了，到鐵絲網誰知靠多近就格殺勿論呢。
　　小樓對麵是一棟平房，住著這個收容所的頭兒，是個中尉，瘦高個子有40多歲，比起昨晚上來的所長，是個土老鄉，看來這裏是個分所。這位分所長姓什麽完全沒了印象，因為大家給他起的“雅號”一老××燈，叫順口了。還有一個俄國女人叫瑪露霞，可能寒帶人容易老，實際不到40歲，就像40出頭了，管理夥食、賬目等。她的名字並不繞嘴，也給起了個外號叫大娘兒們，也給這裏的分所長老什麽燈洗洗涮涮的，他是個單身漢。
　　這裏為我們做飯的有兩名大師傅是中國人，他們本來是在佳木斯、富錦一帶跑船的，常到伯力來。在成立這個收容分所時，蘇聯的軍官到碼頭上去找中國大師傅，把他們二人選中了。實際就一個人會做飯，叫聶殿全。他被雇傭來登記姓名時，鬧個笑話，問他姓什麽？
　　“姓聶。”這個回答當然沒錯，可是登記的人不懂中國話，用俄文照拚上“姓聶”，從此以後他就變成了複姓，他們每月要開工資的，工資袋上寫的是：姓聶殿全。另一個姓魏，是個小個子，會講幾句俄語，他們是自由人，做完飯可以到外邊去溜達溜達。
　　另外有四名幹雜活兒的，是中國俘虜，以前在偽滿國境線上的警察。其中有一名混血兒，母親是俄國人，蘇聯人互相說話他都能聽懂，沒有文化。他的長相和中國人一樣，就是一腦袋黃頭發，淺褐色的瞳子，一共有六名中國人。中國人的姓名一到俄國人嘴裏就倒不開嚼了，於是給這些人都起了個俄國名，什麽別佳、瓦尼亞等等。
　　魏、聶二人是先期來的，告訴我們這裏地名叫“紅河子”，在伯力的南郊，附近都是集體農莊，沒有什麽集鎮。我們住的小樓北邊就是烏蘇裏江，江岸很高，此時已是11月，江麵已經封凍了。江麵很寬，封凍以後順著江邊就形成了一條冰上公路，可以跑大卡車。不過江心水流特急凍不上。烏蘇裏江也是中俄邊境上的一條界河，上遊能通到興凱湖，北麵流入黑龍江，出產的大馬哈魚很有名。從小樓上向西邊看去，遠遠的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山，那便是中國境內了，俗話說“望山跑死馬”，若論距離，可能有百八十公裏的樣子。
　　這些人每天打掃庭院，收拾屋子，開飯打水以外，眼下已是11月了，取暖燒爐子，劈木子。木梓子，一般人不大知道，先把原木鋸成一米來長一段，再用大斧頭劈成四半或六半，就可以燒爐子了。俄國式的牆爐子是很有講究的，每天下午三四點鍾燒上一爐子，七八塊梓子就可以了，燒完以後把頂上的插板插上，防止熱氣順煙筒跑掉，每天燒一次就可以保暖了。
　　這個小樓是個簡易樓，沒有上下水道，生活用水每天有個俄國老頭趕輛破馬車給送，他是到江邊去打水，拉到這裏來。後來我們常到江邊去散步，看到了這個老頭是怎樣打水，夏天他直接把車趕到江裏去，他站在車上，用一根木棍鉤著一個鐵桶，打上水來倒進車上的大木桶。冬天就比較衛生一點兒，江上有個冰窟窿，像是口井，馬車也站在冰上，冰底下的水汙染也少些，反正水的顏色多會兒也是渾的。
　　收容所西邊，有一條自然形成的排水溝，雨水由這裏流到江邊，在鐵絲網邊用木板釘了個廁所，糞便有雨水的自然衝刷。到冬天就夠嗆了，糞便凍得高出了廁所，江邊吹過來的風順溝而上，連手紙也扔不下去。
　　啃了兩天“酥合利”，第三天頭上少校所長親自送來了給養，他想這些俘虜們還不得向他“山呼萬歲”，沒想到是俘虜們向他提出了抗議，要求改善夥食。在赤塔一天三頓正餐，一頓午茶吃得美美的，現在黃油、白麵包、魚子醬全免了，代之以“酥合利”，也夠這些老頭子們啃的了。
　　“因為你們來得太快了，給養沒有跟上，現在我已經給你們送來了。”少校滿臉不高興地解釋，絲毫沒有歉意。這些“大臣”還是七嘴八舌不停地抗議，這下少校急眼了：
　　“你們現在是軍事俘虜，要放明白，不能再過大臣的生活了。”俘虜，兩字真管用，“大臣們”不抗議了。
　　給養來了，不必再啃“酥合利”了，但白麵包絕對吃不到的，隻有黑麵包。黑麵包是用百分之九十六麵粉做的，這種麵粉是100斤小麥磨出96斤麵粉，其中是否還摻有燕麥，就不得而知了。白麵包是用八五麵粉做的，也就是100斤小麥出85斤麵粉。黑麵包是定量的，每人一大片帶一兩小塊兒，比指甲蓋大不多少，以表示定量的準確。瘦羊腿剔肉吃，骨頭熬湯。俄國人講究喝湯，吃魚也得兩吃，魚肉是煎、是烤好做，魚頭魚刺全得熬湯，就難為了聶廚師了，他哪裏有俄式大菜的手藝呢，俄式大菜裏有沒有魚頭湯這道菜，也很難說，聶師傅會做中式飯菜也不許可做呀。這裏蔬菜隻有土豆和漬圓白菜，做菜要的佐料，蔥、薑、蒜、醬油、醋等，一概沒有。

　　俘虜生活與消遣

　　伯力紅河子收容所的大概輪廓，勾畫出來了，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溥儀是怎麽樣過他的俘虜生活呢？在赤塔兩個多月，他的生活似乎和大家差不太多，按時作息。現在不同了，每天很晚才起床，也不吃早餐，堅持的就是念經、拜佛、搖卦。在他自己小屋裏跪在床邊上，搖那八隻鋥亮的日本硬幣，我們得在外屋給他放小哨，怕蘇聯兵驀然闖進來。這也是常有的事。這裏有三個蘇聯兵輪流值班，不時地到樓上樓下查看一番。一看蘇聯兵來了，先給他個信號，趕快收起那八隻硬幣，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微笑著和蘇聯兵打個招呼，等蘇聯兵檢查完畢下樓去了，他還得接著搖他的卦。
　　俗語說“誠則靈”，像溥儀這樣搖卦真有點兒欠虔誠，大概老佛爺和老祖宗，對溥儀還是很諒解的。
　　“吾既不能脫汝於縲絏之中，雖中斷祈禱，乃因大鼻子的幹擾不可謂不誠也。”
　　反正溥儀除了求佛、菩薩保佑以外，也沒有其他的“定心丸”可吃了，覺得自己念經還不夠，叫我們三小一大四個人幫他念，不會念經就念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念上千把百遍，也能消災免禍。
　　溥儀吃不了黑麵包，得給他切成小塊烤幹了吃，本來定量不多，烤幹了就更少了，樓上我們六個人一起開飯，把一些小塊也烤了。早餐有時有幹酪、餅幹、雞蛋餅等，就多分給他一些，他也不領情，從來也沒講過感謝的話。因為他是“皇上”，伺候他，勒自己的肚子，把吃的獻給他，是天經地義。他感謝什麽呢？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考驗你們的時候到了，我們那時腦筋還糊塗著呢！一心當他的奴才，接受他的考驗，從來沒想給他來個罷工。我們四個人整天也不下樓，圍著他轉吧。溥傑在旁冷眼看得清，他雖然也住在樓上，每日三餐一覺，樓下是他的活動園地。晚上回來早和溥儀說兩句話，上樓晚了，我們就聽門一響，他溜進小屋睡覺了。還有同來的萬嘉熙、潤麒，住在平房裏，更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了。
　　現在國丈榮源成了溥儀的常客了，從前在長春每年也就見上一兩麵，是俘虜把他們聚到一起了，樓上樓下住著，每天晚上吃完晚飯就上樓來了。溥儀並沒有放下他的“皇帝”架子，見著了自己的老丈人還是直呼其名，我們稱之為榮公爺。大概是皇上的老丈人就封公爵，官稱就是某公爺。榮公爺本是北京人，和這幫子東北大臣們也弄不到一塊兒去，晚上上樓來找皇帝姑爺聊大天，學說學說樓下“大臣”們的生活洋相，或是講講古，聊得很是津津有味，這也是俘虜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樓下的偽大臣們可算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了，且慢，當時那點兒定量，飯量大的人就不能說是飽食，心，都無所用，都是“難矣哉”了。怎麽辦呢，找個用心的事也好消磨時光，有聰明的人自己動手製作了一套“寶盒子”，在樓下大屋子裏開起寶局子來了。大家便呼幺喝四，押什麽“孤頂”、“對穿”等。現在押寶對於年輕人，可能完全是陌生的，從前東北很多地方都有開寶局子的，在北京當然也有，我本人也沒親身經曆過，現在把偽大臣們的玩法介紹一下。
　　用一張大紙，中間畫上對角線，分為四門，分別寫上幺、二、三、四，押一門叫“孤頂”，押一贏三，押兩門叫“對穿”，押一贏一，還是很公平的。做寶有寶盒子，用來做幺二三四，做寶的人在另一間小屋裏，不和賭徒們麵對麵，做好寶由另外一個人——跑盒的來回傳遞。
　　現在寶做好了，跑盒的拿出來放在案子上，大家開始押寶，押好以後，莊家要把押的情況“唱”給屋裏做寶的人聽，所謂唱就是拿腔拿調拉長聲說，做寶的人就知道哪門押多少，也就能知道了輸贏，以便考慮下一次做寶出什麽點兒。這裏應該有點賭博心理學，是做寶的和押寶的互相鬥心思，和麻將、撲克不一樣。打麻將、打撲克當然要技術，抓到什麽牌，不由自主，做寶完全由你自主，比如你做了兩次幺都輸了，第三次你還敢做幺嗎？如果押寶的人猜想第三次不可能再出幺了，押其他三門吧，做寶的人膽子大又做了個幺，就能吃個“通”（tong）。
　　押寶雖說是玩吧，有個輸贏才有意思，俘虜有什麽，沒錢就賭香煙。那時每月每人發給2盒俄國香煙——大白杆兒，便用來做賭注。就在院中找些小樹枝，截齊了長短用做籌碼，在中間大屋子裏，儼乎其然開起了寶局。這裏有個有趣現象，作為賭注的大白杆，每天還得吸，吸完了要等下一個月才能發，每到月底大白杆吸得差不多了，籌碼就“毛”了，不能兌現了，漸漸還原成小樹枝了，就大把大把地押。新的大白杆發下來了，小樹枝又成為籌碼，價值就上來了。

　　獻寶、藏寶與棄寶

　　這一天溥儀忽然得到通知，說是這裏的州內務局長邀請赴宴。州，大概是沿海猶太自治州，內務局相當於我們的公安局，斯大林時代的內務部長是貝利亞。宴請的地點就在附近一棟別墅，溥儀得到通知也想不出為什麽要邀請，打算叫我跟他一起去。到那天所長捷尼索夫坐著小吉普接來了，我送他下樓，打算跟著一起上車，結果被攔住了。
　　溥儀不多時宴罷歸來，及時開會。原來是蘇聯當局相中了那一小箱珍寶。還得用那句老話，酒過三巡，菜上五味，話入正題，局長大人向溥儀訴起苦來了。說現在雖然勝利了，要醫治戰爭創傷，今年的年景又不好，等等。溥儀帶的珍寶是價值連城的東西，希望能為蘇聯國家的恢複作點貢獻……簡而言之，今天請你吃的是“敬酒”，你要不吃，對俘虜還不好辦嗎，明天給你換杯“罰酒”，不吃也得吃。即使這個彎兒轉不過來，還有交換條件呢。
　　在蘇聯定居，這是一到赤塔就提出的要求，那時是空口說白話，現在機會到了，內務局長當然是滿口應承，是否能把溥儀的要求轉達給斯大林，那隻有天知道了。對溥儀來說倒是個很好的希望，獻出了這麽多的珍寶，是有了一定的貢獻，宴會也算是盡歡而散了。
　　原來這些珍寶是作為生活費用帶出來的，暫時是用不著了，就這麽統統便宜給蘇聯嗎？不行。怎麽辦呢？大家分頭帶一些，算是私人的東西，一共五個人能帶多少呢。溥儀帶的四人中大李可是能人，事也湊巧，由大栗子倉皇出走時，抓了個裝電影放映機的箱子，外麵黑皮子，裏麵黑絨裏子，它是立著開的，高而深，如果在箱底做個夾層，裝上東西最保險了。大李顯示出了他的高超的手藝，箱子底下滿滿鋪了一層再精選的、珍寶中的珍寶，覆上三合板，粘好黑絲絨，小釘子不敢釘，怕有聲音，用鉗子硬頂進去的，做得是“天衣無縫”。溥儀的西服上衣裏邊，毓嵒給縫了三個暗兜，以便多帶些寶物，我們四個人也分了幾件，作為個人的東西。
　　過了兩三天，捷尼索夫帶來了兩個俄國珠寶師，把這些珍寶逐一登記。捷尼索夫平生第一次見過這些珍寶，早已是眼花繚亂，前幾天雖然檢查過一遍，哪裏記得都是些什麽呢，現在藏起來的不過十分之二三，當然不會發現缺少了些什麽。登記造冊，查點無誤，雙方簽字，交接手續完成，捷尼索夫夾著小皮箱滿載而歸了。
　　關於這些珍寶，以後還要演出許多故事，最後直到移交給故宮博物院，才算告一段落，請讀者注意。
　　獻寶以後馬上又寫了申請書，或是說上書斯大林大元帥，起草潤色自有溥儀的兩支“筆”——溥傑和萬嘉熙，內容寫的是什麽，也不讓我參與，隻好缺如了。申請書遞上去，等於“泥牛入海”，溥儀總是當作一個希望，即使是萬分之一的希望。
　　中國古語說得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珍寶的罪就來了。這也是事出有因，出在毓嵣身上，早點的餅幹他常常留兩塊晚上吃，吃不了的就用毛巾縫個袋子裝起來，漸漸留了有小半袋子。有一天被值日兵發現了，報告了這裏的分所長老什麽燈，毓嵣被問了個“底兒掉”。為什麽呢？要知道收容所的第一要義，就是怕你跑人，留餅幹幹什麽？是不是給逃跑路上留的口糧。其實誰也沒往這方麵想，真要留口糧還不藏起來，能讓蘇聯兵發現麽？毓嵣被審問一通之後，挨個清查了每人的物品，俘虜有什麽人身權利，說查你就查個“底兒掉”。
　　讀者也許要問道，那些珍寶為什麽沒被查出來呢？因為檢查的重點在食物，有沒有私存的餅幹、麵包等，至於珍寶都是些小包包，就沒有逐個打開查看。其實，要是揣著珍寶——金銀首飾一類的東西，到哪裏不可以換錢、換食品呢。一旦被發現，事情就得鬧大發了，這就叫作“懷璧其罪”。當初溥儀獻寶時，是說通通獻上的，如果被查出來私留了一部分，萬一箱子的夾層也被發現，豈不是對斯大林犯了“欺君之罪”，請求定居在蘇聯，非“泡湯”不可。
　　溥儀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把私留的珍寶全部銷毀掉。怎麽去銷毀掉，也費了一番腦筋，銷毀時不能被人發現，銷毀完了不能留有痕跡。
　　首先銷毀的是溥儀存的一小袋珍珠，小袋子和信封大小差不多，能有多少顆珍珠就難說了，沒有特大特小的，一般和高粱米粒似的，那時不時興養珠，都是珍珠。晚間燒完牆爐子，餘燼方熾之時，放進小袋子，瞬間就可憐付之一炬了。珍珠也算不上什麽稀奇，見過的人不少，可見過珍珠灰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所以特意把珍珠灰撮出來，仔細觀賞一番。其實，珍珠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鈣，過火以後也沒有什麽特殊的，隻是很細的灰而已。
　　這一小袋子珍珠，擱在今天能值多少人民幣，我沒有核計，那是人民的血汗，刹那間變成了灰燼，當時是一種什麽心理呢？沒有一點可惜的心理，真所謂“金塊珠礫”，隻覺得銷毀得挺幹淨利索，不留痕跡。罪孽呀，罪——孽！
　　毓嵣那裏帶的是一副鑽石袖扣，鑽石塊不小，能有指甲蓋大小，有多少克拉我說不上來，他把一塊肥皂切碎加熱熔化，把袖扣藏在裏邊，冷後還原成一塊肥皂，全無破綻，保留起來。
　　我帶的是一副金手鐲，上麵還鑲著各種寶石，這玩意兒沒法燒，真金不怕火煉，金子重最好是扔到大江裏去。怎麽可以扔到江裏去呢？這裏還要補充交代一下就明白了。一來時就交代過這裏周圍有鐵絲網，不過每周有一兩天，由蘇聯值日兵或是官兒，帶著溥儀和我們七八個人到江邊去散步，這時江早已封凍了，還留有打水用的冰窟窿。去江邊散步時，偷偷帶上金手鐲，到冰窟隆旁邊蹲下來一扔，沒想到金手鐲包著個棉布包兒，沉不下去，趕快又撈了上來，幸虧旁邊還有人掩護著，未被發現。有了經驗了，於是簡化包裝，加了一塊石頭，再去江邊散步時，順手就扔進冰窟窿裏去了。
　　有一次是蘇聯的官和兵兩個人，帶我們去散步，蘇聯兵是個烏克蘭人，叫秋平，有點神神叨叨的勁兒。這次有官兒跟著，他往江中間那邊打冰出溜，一下子滑到冰薄的地方，掉進冰窟窿裏去了，上半身還趴在冰上。官兒也真不含糊，連忙在河邊撅了兩根樹杈子，在冰上慢慢地爬了過去，用樹權子把秋平拽了上來，我們站在江邊上都看愣了。如果掉進冰窟窿裏，有多好的水性也得淹死，他嚇得臉全白了，下半身也全濕了，氈疙瘩（靴子）也灌滿了水，被救上來穩了穩神，還向我們逞英雄：
　　“這算什麽，沒關係……哆哆，哆哆……”怎麽啦？這大冬天，風一吹得零下30度，下半身凍了冰棍兒了。從此以後給他起了個外號——冰窟隆。

　　洗澡和瀉利鹽

　　這裏沒有上下水道，洗澡怎麽辦呢？由這裏分所長領著，到三四裏以外一個蘇聯犯人收容所去洗澡，每周一次，澡堂也很簡單，一間大屋子裏有冷熱水，每人一個大木盆，隨便洗吧，洗完了給換一套襯衣。這裏也有個理發室，誰要理發就去。溥儀的事兒多，得有毓嵒照顧他，他的近視鏡一摘，就看不清了，進澡堂時要穿上木拖鞋，沒人照顧他有點危險。另外還得有一個人趕快洗完，給他看著上衣，那裏還藏著寶貝呢。
　　這個犯人收容所裏有個醫務室，來洗澡時可以順便看看大夫，開點藥。溥儀本來帶了一箱子藥，缺少瀉利鹽，一次借洗澡的機會叫我去醫務室要瀉利鹽，給他帶回去。有一個護士，看樣子也是個犯人，把藥給我拿來了，是用一個大瓦罐子把藥給化開了，你喝不喝吧，我也不能說要沒用水化開的，是給溥儀要的。隻好乖乖地喝下去，本來也沒有便秘，這下整瀉了兩天，以後再不敢隨便去開藥了。
　　11月來到伯力紅河子，俘虜的光陰也挺快的，不知不覺中1945年過去了，1946年的新年是怎麽過的，已毫無印象，更談不上春節了，很有點“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1946年也是多事之年，這不是我故意聳人聽聞。正是：
　　國民黨前來引渡偽滿戰犯，溥亨利作證東京軍事法庭。

伯力市內

　　北國的春天照例是要遲到的，當樹葉將出未出時，烏蘇裏江開凍了，站在樓上的走廊看得非常清楚。古人有句詩：“河帶斷撕流”，今日親眼得見了，大江中滿滿大冰塊，擁擁擠擠地往下流去，一直流了三四天才流完了。綠樹成蔭的時候黃鸝鳥飛來了，但我不知道，唐朝大詩人韋應物詩裏“上有黃鸝深樹鳴”是不是它，那是滁州的黃鸝，能飛到伯力來嗎？鳥，確確實實是黃色的，鳴叫的聲音，高低婉轉有好幾個聲調，非常好聽。好聽也免不了是“隔葉黃鸝”，隻有隔壁院裏是一幢高級別墅，那裏綠樹成蔭，而我們這院裏沒有高枝。
　　有一天在樓上走廊閑眺，忽然聽見江邊上有人唱小嗓（京劇裏旦角的唱法），雖然聽不出戲文來，好像是一邊散步一邊在哼唧幾句，是什麽人呢？肯定是中國人沒錯了。聽見的不止是我一個人，這是個新聞，也是個謎，不脛而走傳遍了樓上樓下，不過，謎很快被揭開了。
　　前頭交代過，這裏做飯的兩個人是外雇的，是自由人，比如附近農場裏有時有個晚會什麽的，他們常借偽大臣們的西服，穿出去裝模做樣。姓魏的小個子靈活，他很快就摸清了，說是國民黨派來的什麽代表團，來接收這一幫子俘虜的。並且帶來口信說，讓大家放心，回去以後保證沒事。還說人家待遇絕對錯不了，白麵包都吃不了，拿著上江邊去喂魚呢。
　　一時之間，小小紅河子收容所裏嘰嘰喳喳，交頭接耳。不過此事對溥儀來說並不感興趣，他想一旦落入國民黨手中，也不會有什麽好“果子”吃。偽大臣們便不同了，他們一些人和國民黨有關係，覺得這次回國有盼了。這些事情主要都是姓魏的從中串通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誰也鬧不清。這些偽大臣們想的就是回國，就是國民黨，想什麽就來什麽，也太巧了。即或是國民黨派來了代表團，來引渡這些偽滿戰犯，怎麽可能被安排住在紅河子，挨著俘虜收容所那麽近的地方。
　　“沒有不透風的牆”，盡管言語不通，蘇聯方麵還是發現了此事，由市裏的內務局來了兩個軍官，把聶、魏二人審問了兩宿，而後把他們調走了。對於偽大臣們並沒有審問，也可能什麽國民黨啦，全是姓魏的造的謠。其間有個偽警，也是小個子，在偽大臣的屋裏下“大神”，先是劈裏啪啦打自己一通嘴巴子，一翻白眼，哼哼呀呀唱起來了。這些偽大臣們也沒有別的事，就專門問回國的事，又聯係上這次來的國民黨等等，結果連這個偽警也給調走了。
　　實際上，國民黨當局與蘇聯政府在引渡溥儀等人方麵確實進行了一番外交交涉（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近代史資料（106號）》），隻不過蘇方並不想將溥儀交給國民黨當局，中蘇間的這場外交交涉最終不了了之，但這與紅河子收容所的交接偽滿戰俘的傳聞根本不搭界。而發生在收容所內的這一場所謂國民黨引渡戰犯的傳聞風波，不久也就自消自滅了。

　　“亨利·溥儀”

　　自1946年春天開始，蘇聯內務局頻繁地取調溥儀，叫他寫關於偽滿時期的材料，有一名上校專門負責溥儀的工作，配備了一名翻譯，姓別爾緬可夫，會漢語也會日語，而且都講得不錯。此人很可能是蘇聯軍由哈爾濱那邊帶過來的，他自己當然是不會暴露的。時常是來個吉普車把溥儀接到市裏去，由上校直接問話，回來再寫材料。寫材料當然還是由他的兩支“筆”——溥傑、萬嘉熙起稿帶抄寫。揭露日本人的侵略、掠奪等等罪行好寫，現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事關自己的罪行就不那麽好寫了，幸好蘇聯當局並沒有深究溥儀的事情。在寫材料的當時也不知道是幹什麽用的，後來才知道是為了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準備的材料。
　　溥儀出席東京軍事法庭去當證人，是1946年8月間去的，由伯力起身連來帶去有十一二天，我當然不可能和他一起去了，對這一段經曆可以參閱溥儀著的《我的前半生》，此處不再轉引。不過他回到紅河子以後，也講了一些去東京的事，就我記憶的再作點兒補充。
　　溥儀去時是由專門負責取調他的內務局上校帶領，還有那個翻譯別爾緬可夫（以下簡稱大翻譯）。他們由伯力先乘火車到海參崴，住了一宿。溥儀說那天晚上聽上校屋裏歡聲笑語的，第二天他過去一看，煙灰缸裏盡是口紅染過的煙嘴（俄式大白杆，吸完剩下半截煙嘴）。去東京是乘飛機去的，是一架軍用偵察機，機艙地麵是一塊大玻璃，肉眼往下看地麵都很清楚。飛機飛到東京上空的時候，有兩三架美軍殲擊機，圍著蘇聯飛機上下左右翻飛一陣，似乎是在檢查。
　　國際軍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是美國人，送給了溥儀一張照片，上寫著：“贈亨利·溥儀”，因為溥儀從前跟莊士敦學英文時，莊師傅給他起了個英文名字——亨利。溥儀在東京也見到了當時中國政府國民黨派去的法官，溥儀是證人的身份去的，隻作些公事性談話而已。溥儀在法庭作證，一般是比較有力的，有的事情如果和溥儀有關，為了掩飾自己，比如對筆跡，溥儀寫字本來是寫乾隆禦筆字體，在法庭上核對時，為了對不上，故意寫得很粗，把日本的侵略罪行也給掩護了。
　　溥儀講那時蘇聯還給了他一項任務，要他在法庭上批判日本的天皇製，作了八天證，結果沒批，不過溥儀倒不是故意不說，因為他講迎接“天照大神”，講他的“貴人”譚玉齡的死太激動了，把這項任務給忽略了。後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才批判了天皇製，蘇聯方麵不太滿意。批判天皇製，這是蘇聯在日本俘虜兵中搞所謂民主運動的一個項目。現在讓溥儀在法庭上也來這一套，誰不知道他雖說是證人，同時也是蘇聯的俘虜，也是傀儡，教說什麽就得說什麽。
　　在溥儀寫材料期間，樓下的偽大臣們就都調到市內去了。溥儀走後，就來了一撥蘇聯的犯人，把這個小樓裏裏外外粉刷了一遍，連大白也沒有，就使石灰水刷，走廊的木頭欄杆也刷石灰水，少少對一點紅顏色，帶點粉色，遠處一看也滿漂亮。樓上走廊栽上花草，屋裏掛上窗簾，鋪上地毯，裝飾得差不多時，溥儀也回來了。
　　後來聽說是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為首的，還有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等等，被調去紅河子，是為了叫他們寫材料，套口供，特別給換個好環境，他們哪裏會知道，溥儀剛剛從這裏被調走呢。這不過是審訊的一種方法，好吃好喝好待遇，加上好言好語，就比較容易得到想要的材料。後來過了多少日子，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有半年樣子。1947年前後，我在市內收容所裏，又見到了山田、秦彥等人，也就是說對他們審訊已畢，不需要再住在紅河子享受特殊待遇了，回到市內去等待裁判。在他們服刑期間，我還看見了他們。

　　一宅兩院

　　伯力市內的收容所編號是第四十五，特別收容所，特別的地方是專門收容將軍一級、少將以上的軍事俘虜。這裏原先是個學校，地上兩層，地下一層，教室改為宿舍，每屋住10來個人，地下是食堂、浴室、鍋爐房等，前後有兩個院子，種上花草作為散步的地方。我們來時，這裏共有日本關東軍將級軍官100多人，偽滿的將級軍官20多人，加上不久前由紅河子調過來的偽大臣們20來人，通共有150人左右。日本人全住在樓上，中國人住在樓下。樓下另一部分房間，是收容所的辦公區。還有20多個日本俘虜兵，是服務人員，有炊事員、理發的、木匠、打掃衛生的、燒鍋爐的，院內有一間平房是給他們住的。
　　溥儀和我們被關進這裏，仍然和那些偽大臣們分著住，給安排在收容所辦公區盡頭一、二號房間。原來溥儀一行人中的潤麒，在紅河子時和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繼住在一起，現在和偽大臣們混在一起了。溥儀帶著毓嵒住一號房間，二號房間是我們的小食堂，我們幾個人住在外邊的走廊裏，走廊很寬，有一個半床那麽長。三號房間住著一對翻譯，一老一少，老的是對少的而言，他們隻會講日語，看樣子是由哈爾濱過來的，沒有官衣，隻穿便服，是我們的鄰居，對麵也不搭話。這走廊在三號房間外邊有一道雙扇大門，關起門來也算一間大屋子，就權當作了我們的宿舍。
　　大門以外就是收容所的辦公區，有所長的辦公室，走廊另一頭是大門的門廳，這裏有一個值日官帶兩個兵，上24小時班，休息48小時。值日官每天早晨到俘虜宿舍巡視一遍，晚上熄燈後照舊再轉一圈，代替點名的意思。值日兵最忙的工作是開門，這裏的大門老是鎖著，無論來人、走車大門是隨開隨鎖。
　　這種“一宅分兩院”生活方式，對溥儀倒是很適合，在紅河子他就不和偽大臣們摻和，到市內大部分是日本戰犯，更加要和日本人劃清界線，要散步就到前院去，這裏一般不讓日本人過來。剛一來時有人給送飯過來，沒有幾天便讓我們隨大撥到食堂去吃飯。食堂小人多，所以要分三撥吃，這三撥每月還換著吃。溥儀當然是不上食堂去吃，由我們三小一大輪流給他端飯，端到他屋裏吃。大夥房裏有日本俘虜兵做飯，算是大灶，蘇聯的官兵的飯有一個俄國女大師傅叫瑪露霞的給做，算是小灶。俘虜皇帝就這麽一個，所以給他吃蘇聯小灶。其實吃得都差不多，小灶也就是多放點油。
　　在市內收容所的夥食，比起紅河子好一些，美國的豬肉罐頭差不多吃了兩年，以後就吃不到豬肉了，伯力那裏隻有羊肉，還有鹹魚——大馬哈魚，還是不錯的。麵包還是黑麵包。副食好些了，差不多都能吃飽了，人們不再斤斤計較了。伯力地方寒冷，冬天半年裏隻有土豆和漬圓白菜。早點有一點黃油，據說是給的不到定量的一半，有一次州內務局長來視察時，日本俘虜將軍們告了一狀，見效了兩三天是按定量給的，比平時能多一倍，以後還是那麽一點兒。俄國人喝茶的習慣是隻喝紅茶，還要加糖，隻在飯後喝。不像我們一大早沏一大杯喝一天，他們平時喝什麽呢？喝涼水。當所長的高級些，辦公室裏有玻璃水具，小兵們開開水龍頭喝就是了。
　　到春節時期，要求收容所照顧中國人的傳統——包餃子，日本兵不會做，中國人自己做，總指揮是李文龍，此人是偽滿第三軍管區中將司令官，因為他當官兒的時候好吃，特別是他自己會動手做，大家選中了他，雖然是將就收容所那點材料，一年就能吃這麽一回，眾口也就不再難調了。是每逢佳節呢，還是吃飽了不想家呢，隻能是因人而異了。俄國人對於餃子並不陌生，在俄語中有餃子這個名詞，不過包的餡兒和我們不一樣，我曾吃過一次，包的是酸奶餡兒，吃這種餃子就省得蘸醋了。
　　由於天時地利不同了，溥儀的老丈人榮源不能像在紅河子那樣，每天晚上前來嘮嗑兒了，可是這裏有他散步的地方。溥儀並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樣，用打牌、下棋來消磨時光，他的念佛、搖卦，無形中就是他消磨時光的辦法，真要是叫他下棋、打牌他還真是個外行呢。這裏也有條件演電影了，溥儀絕對不去，自然是怕和日本人在一起看。他是故意擺出和日本人劃清界限的樣子，給蘇聯人看，實際蘇聯人並未領會，收容所的值日官就問過我：“溥儀為什麽不去看電影呢，還是害怕日本人嗎？”
　　這不是滿擰嗎！可惜的是溥儀的心機枉費了。還有理發也得到日本俘虜那邊去，溥儀也不能過去，這沒關係，有毓嵒給他理。他一直放不下皇帝架子，和他帶來的四個“奴才”有直接的關係，他依然可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仍然像從前那樣有人伺候著他。

　　溥儀的心事

　　自1946年關進市內收容所，直到1949年待了四年，每一年多溥儀得鬧一回情緒，鬧三兩天，吃不好，睡不著，坐著不是躺著也不是，搓頭發，長出氣。為什麽呢？他自己當然不會講的，但完全能猜得出。他在赤塔獻寶以後，上書斯大林申請在蘇聯定居，就如石沉大海。於是他就想一旦被送回國，非上斷頭台不可。鑽了兩天牛角尖，大概覺得一時還不至於那麽嚴重，該吃還得吃，該喝還得喝，況且還有老佛爺、祖宗保佑呢。要是實在想不通，要求和所長談談話，得點兒希望，或是得點安慰，慢慢也就複原了。
　　收容所給俘虜們訂的蘇聯報叫《太平洋之星》，是伯力當地的報，每天一大張，當然是俄文報，誰也看不懂。隻有張紹繼能讀懂。他有時給“大臣、將軍”們翻兩段國內的消息，或是國際的消息，那種地方的報紙，很少刊登中國的事情。在溥儀這邊沒有報，什麽國際國內的消息，一概不知。當時是1946年，蘇聯軍隊駐紮在大連，辦了一個中文報，叫《實話報》，收容所給訂了一份。那時也經常看，都看了哪些新聞，現在毫無印象。比如關於1945年重慶談判，那時是毫無所知，如果說是因為在紅河子，是郊區，閉塞一點兒，現在調入市內了，仍然是什麽也不知道。後來蘇聯軍隊撤回國了，《實話報》也隨著停刊了。現在我們知道了，解放戰爭自1946年下半年就開始了，無論是放棄延安，以及以後的各大戰役，我都不知道，也沒聽別人議論過。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才漸漸注意國內的大事。
　　在蘇聯這幾年，俘虜們關心的大事，就是回國，也向蘇聯當局問過，為什麽不放我們回國？答複是：現在你們國內打內戰，我們不知道把你們交給誰？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不過回國，對溥儀來說是一大忌，在他看來送回國等於送死，他認為一旦回國必死無疑。他盼望的就是能夠留住在蘇聯，是留住而不是定居，他還想由蘇聯再到南美洲呢，他現在倒是不做複辟的夢了。
　　蘇聯的回答這不很清楚了嗎？就應該多注意國內的大事了，可是這些人偏不。比如說每月的給養，要是晚送來幾天，這就認為是要送回國了；或者是所長有幾天沒有露麵，也認為是和送回國有關係。
　　這時又調來了個副所長，姓阿斯尼斯，是猶太人，一腦袋褐色拘攣兒頭發，似乎是摻點非洲人的血統。他剛來時是大尉，四個星，後來被摳下了一個，成了上尉。他自己說是因為戰後改編，調整軍銜，誰知道是不是降級了呢？後來捷尼索夫調走了，他就扶了正，直到把我們送回國。

　　俘虜的“家門以內”

　　在《我的前半生》，溥儀給他的“家門以內”，總結了八個字：“打罵、算卦、吃藥、害怕。”現在當俘虜了，還是這八個字，不過是家門以內的範圍小多了（參見第369頁），隻剩下“五味”（位）了：溥儀、三小一大（三個“毓”，一個大李）。咱們由後往前說：
　　一、害怕。前邊一段就剛說了他的害怕，怕被送回國去，認為那樣必死無疑。
　　二、吃藥。吃藥比以前少多了，沒有以前那麽方便了；另外是當俘虜了，生活比當皇帝時規律多了，病也少多了。至於注射“荷爾蒙”什麽的，連想也不想了。
　　三、算卦。還是天天算，一天還不止算一次，算什麽呢？古人雲：“卜以決疑”，有多少可疑的呢？老佛爺、老祖宗在天之靈，是無知還是有知呢？無知，問也沒用；有知，整天價沒完沒了地算哪，問哪，也不怕把佛爺、祖宗給問煩了！算卦是溥儀的一點可憐的精神生活，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不得上吉之卦，決不罷休”。這點希望和安慰似乎隻是當日有效，何以言之呢？因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來，就是說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經破滅了。
　　四、打罵。如前所述有關溥儀打人，霎時間打人的和挨打的，都歇斯底裏，喊叫哭號。可在收容所裏就不能如法炮製了。不打人怎麽出溥儀的邪氣呢？那也有辦法，實行無聲的體罰。何謂無聲的體罰呢？就是用擰、掐的辦法，以至於我們身上被擰得青一塊，紫一塊的，不敢去洗澡，怕別人看見了，無言以對。溥儀是“看人下菜碟兒”，誰對他越忠誠，誰就越倒黴。比如毓嵣，在紅河子的時候就表示過，不和溥儀留住在蘇聯，也就是說不和溥儀一心了，結果，溥儀對他便有些“投鼠忌器”了。後來，有一次對我是因為什麽，記不清了，又要下手，我有些急眼了，我說：“都什麽時候了？還剩幾個人，還有誰呀？”於是他才對我有所收斂了。而毓嵒則被溥儀用“立嗣”這根線拴住了，一句話不對，就得狠狠地自責一番。

　　自娛自樂

　　現在講講先我們幾天過來的“大臣”們，他們和“將軍”們會合了，人多了，地方也大了，但不適合開寶局了。人多就藏著能手，利用了這裏的方便條件，這裏食堂不燒煤，燒木頭，木梓子，院子裏就堆著許多原木，有人就用樺樹製作了麻將牌，當然是輕了一點兒，還是滿可以搓的。做一副不夠，做兩副，做一副象棋，更不在話下。這裏走廊也寬，擺上兩個麻將桌，也不會妨礙通行。不但是中國人搓，樓上的日本人也跟著搓。有的日本人愛好下圍棋的，雖然被俘了，把圍棋也帶來了，有下得不錯的，也許能夠上段位。中國人裏有一位姓任的，據說是下圍棋下得高，可是從來沒輸過棋——因為他從來不下。日本人中有打橋牌的，中國人中沒有，那時中國人還不時興打撲克牌呢，不論是哪樣玩法都沒人玩過。
　　有一位偽滿上將俘虜王之佑，會講評書，擅長講《兒女英雄傳》。天氣暖和了，在院子裏圍上一圈人，定時開講，每天講上三四十分鍾，眾人聽得很是津津有味。一套書總有講完的時候，可惜他隻會講一套，不能來回講。有另外一位中將俘虜周大魯，專講武俠小說，他能永遠講不完，因為他不是講現成的書，是現編現講，開講之前先用張小紙條寫好提綱就講起來。我想他從前當什麽司令的時候，沒事愛看武俠小說，現在東拚西湊起來，這回是大破什麽陣，下回就大破什麽島，再有就是打不完的擂台。這些人整天無所事事，別管好賴是個評書就不乏聽眾。

　　放生

　　溥儀帶著我們在一、二號房間住了有一年多，一天所方通知說，要溥儀搬到“大臣、將軍”那邊去住。不過還是照顧他，住在走廊的頭一間大屋，緊挨著收容所的門廳，蘇聯值日官待的地方，他還可以照舊到前邊院子去散步，去前邊蘇聯人的廁所，一日三餐還是給他端到屋裏吃，讓他還可以保持著“我和他們不一樣的姿態”。看來收容所對溥儀的心理，摸得還挺清楚。這大屋子本來能住10來個人，算是優待溥儀吧，隻住了四個人。即：溥儀、毓嵒和我，另外一個人是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繼。在偽滿時張紹繼根本沒見過溥儀，彼此不認識，收容所安排的，他也得過來住。他是早晨起床之後，就到他父親那邊去；中午午睡，是所裏作息，必須回屋待兩個小時；然後是晚上就寢前，進屋來倒頭便睡。早晨他走時溥儀尚未起床，隻是中午、晚上見兩次麵，說不了三兩句話。看樣子，是收容所安排他來監視溥儀的，所以，我們對他說話也加以注意。張紹繼住在這裏，反正也挺不自在，那也沒辦法。
　　這裏是一順四大間屋子，溥儀住盡頭一間，另外三間住的是偽大臣和將軍們，外邊是一條共同的大走廊。屋子雖然不小，住上10來個人也就滿了。走廊很寬，打牌、下棋都在那裏，也有觀棋的、看歪脖兒和（hú）的。走廊的南頭是衛生間，外間是盥洗室兼吸煙室，抽煙的在這裏邊抽邊聊，不吸煙的也湊過來聊，有個人挺神秘地說：
　　“我發現一件怪事。”用手指著剛搬過來的溥儀的屋。
　　“那屋的屋門一開，不見有人出來，隻見伸出一隻手來，一晃就縮了回去，門也關上了。”
　　“別扯了，哪有那事？”不大相信的人反問道。
　　“我扯這謊幹啥，不信你等著瞧哇，我見到不止一回了。”
　　說完了，大家就注上意了，都想看個究竟。整天價就在這走廊上活動，就聽見溥儀的屋門“咣當”一響，大家夥不約而同地甩臉一看，一點都不帶錯的：門一開，伸出一隻手一晃就縮回去了，都看個清清楚楚，不信“邪”的也信了。後來終於明白了，這是溥儀在“放生”。
　　說遠一點兒，溥儀在偽滿當皇帝等於高級俘虜，有什麽自由，隻有念經、拜佛是自己唯一的護身符。現在真當俘虜了，念經拜佛是有加無已，覺得光念還不夠，得有實際行動才行，首先要“持戒”，佛有五戒，即：殺、盜、淫、妄、酒，殺是首戒，他就力戒殺生。屋裏有個蒼蠅，絕不能打死，怕犯了殺戒，讓我們用手抄，抄到以後要放到屋外去，這就是大家新發現的怪動作。因為離得遠，看不見蒼蠅，隻看見門一開，手一晃就回去了。
　　溥儀既然要持戒不殺生，為什麽還照樣吃肉、吃魚而不吃素呢？因為殺戒這一條上還有小注：“不為我殺”，就是說別管它是豬是牛，不是為我殺的，我不吃反正也有人吃，所以我吃了也不算是破戒。
　　這時收容所關進了一小批中國人，他們是汪（精衛）偽政府駐朝鮮領事館的，不管是領事、是主事還是辦事員，都被俘虜來了。毓嵣和李國雄被安排和這些人住在一起了，溥儀的事他們當然還是管，但和住在一起時就差多了。
　　溥儀搬到這邊來，有一次挺得意地對我說：
　　“剛才碰見一個日本將官，對我還是那麽恭敬，微笑著給我鞠了一大躬。”
　　我問他是見著了怎麽一個人了呢？他對我一學說，我告訴他：
　　“這是個日本軍醫少將，他就是這麽一個人，見著誰都這樣子，畢恭畢敬的。”由此可見溥儀的心理，他想的是人人還都得拿他當皇帝恭敬著，聽到我的解釋以後，也許使他大為掃興。

　　勞動雜記

　　在收容所裏，我們隨同溥儀來的，是不上不下的幾個人。不上，我們也不是大臣，也不是將軍，可是也在一個食堂裏吃飯，享受同等待遇；不下，和那些服務的日本兵也不一樣，也不要我們去幹活，整天價東晃晃西轉轉，無所事事。有時候日本兵被派到外邊去幹活，樓裏邊搞衛生擦地板的活兒，值日官就臨時找我們去幹。後來我們一合計，還不如我們也出去幹點兒活兒呢，也可以出這收容所的大門，到外邊去看看。就讓萬嘉熙代表大家去找所長，要求讓我們出去參加勞動，開始所長還不同意，我們說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借機到外邊活動活動，整天價閑待著也是難受。
　　收容所旁邊就是個大公園，裏麵還有體育場，冬天澆上水就是個大冰場，可以打冰球。伯力那邊冬天雪大，常常是頭天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要賽球，公園裏哪有多少人打掃積雪，我們就去支援掃雪。上午掃不完，下午抓緊掃完，運動員開始練球，我們就可以看一會兒。蘇聯的冰球和一般的不一樣，場子和足球場一般大，打的球和網球差不多，是圓的，為了醒目是橙黃色，打起來跑得又快又遠，爭搶得非常激烈，這種冰球的打法，我以後總也沒見到過。有時掃完雪沒有練球的，我們就向冰場借雙冰鞋，滑一會兒冰，所以外出幹活兒能有點樂趣。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極危險的事。掃的雪要裝上卡車拉到外邊去，雪是很輕的，卡車總是裝得高高的，我們就坐在雪上隨車出去卸車，出大門時，我的腦袋就差一點兒撞到門洞上，隻聽見別人喊了一聲：“快低頭！”一低頭擦著門洞就出去了，我當時是向後坐著，如果撞到後腦勺兒上真有生命的危險。
　　春天來臨了，公園有個臨時小苗圃，種些菜苗，如圓白菜、西紅柿等，於是我們的工作也就來了。每天間苗、拔草要蹲著幹活，蹲不習慣，腿特別累。我們的勞動當然是有報酬的，不過我們得不到，還有冬天掃雪的勞動報酬，通通給收容所換了秧苗了。
　　收容所在郊區有一個自己的小農場，就仿佛我國自然災害年頭裏，一些單位都搞一塊所謂的副食基地。春天裏種上些圓白菜、西紅柿等，所用的秧苗就是用我們的勞動報酬換取的。一年三季農忙時候，春種、夏鋤、秋收，有我們幾個人加上抽調出來的幾個日本兵，10來個人來小農場勞動，在地頭上搭起帳篷，再帶來個炊事員，吃、住就齊了。
　　這個小農場位於什麽地方我們也不知道，這裏是上不著村，下不著店，附近有大田，也有樹林子，平時極少看到一個人。跟來的有個蘇聯士兵，算是看守人員，他沒事兒就在帳篷裏一躺，看來附近也沒有可去的地方。支配我們幹活的是一個蘇聯的犯人，他大概懂得一點兒莊稼活。這裏也沒有水井，就靠老天吃飯。離帳篷不遠的地方，挖了兩個大坑儲存雨水，一個吃水，一個用，也沒有鬧肚子的。
　　春種要搶季節，星期天所裏小官兒和他們的家屬都來幫忙。所以說小官兒，是因為所長太太多會兒也沒露過麵。這些人到秋收的時候也來幫忙，都不白幫忙，每家都能分上一份土豆子、圓白菜。
　　在這裏幹完活也可以隨便溜達溜達，蘇聯兵也不管。有一次在不遠的地方，我碰見兩個俄國老太太，看樣子也是農村人，從兜子裏掏出兩片黑麵包遞給我。她們可能看出來我是俘虜，認為俘虜一定是吃不飽，怪可憐的。其實我們到外邊來幹活，給養上多少有點照顧，大家夥都能吃得飽，但是我很感謝這兩位善良的老太太，到現在還留有印象。
　　還有一次，不記得是為什麽事到小樹林裏去了，樹林裏有一片空地，當我要回來的時候，在樹林裏走了一氣，結果一看還是那塊空地，就是說在樹林裏轉了一個圈兒，真有點害怕，怕出不去了。後來我找了一棵容易爬上去的樹，上去一看，看見了我們帳篷上邊的炊煙，才認準了方向。
　　七八級的暴風雨和小狗，這成了小農場的小故事。我們這10多個人住的帳篷是圓形的，中間用一根杆子支起來，四麵用繩子繃直，開有一個門。有一次真的來了七八級的暴風雨，因為四麵打有鋼釺子拴上繩子，帳篷沒被刮上天，卻被刮倒在地，把我們全捂在裏邊，外邊的大雨說它是瓢潑、盆潑、桶潑都行，整潑了二三十分鍾。我們誰也不能動，挨到雨住，幸好是白天，被褥都卷了起來放著，兩邊全濕透了，中間算是留下了一條幹的地方。這裏還養了一隻小狗，當時也不知躲到哪裏去了，回來時淋了個精濕。
　　這年的秋收，我沒到小農場去，等到他們撤回來，帳篷、工具等等，連小狗全都拉回了市內收容所。在院子裏卸車時，我看見了小狗。有意思的是，它看見了我並未認出來，它過來一聞我的褲腳，馬上站起來撲向了我，“久違、久違了”，它不會說就是了。
　　經受蚊子的考驗。西紅柿剛剛熟的時候，有一天食堂管理員叫著我，還有兩三個人，說上農場去摘西紅柿去，拿了幾個筐子，開著卡車就去了。那天陰著天，沒有風，車走在農場的路上，一開過去就把草裏的蚊子、小咬給轟了起來。到了農場，扛著筐子下了地，蚊子、小咬就成團來了，一隻手摘西紅柿，一隻手攥個草把子轟蚊子，那也無濟於事。趕快摘滿了幾筐，往回走，坐在車上一摸後脖子，包上摞包，渾身起雞皮疙瘩，心裏冒涼氣，倒不覺得怎麽癢了。同來的蘇聯士兵說，絕對不可以抓，抓破了就會感染，用手“胡擼、胡擼”就行了。經過那次蚊子的考驗，也許得到些免疫力，我要是被蚊子咬了，五分鍾就好，不起包不留紅點。
　　每到秋天收獲土豆時，收容所為了購足一冬天的食物，也為了便宜，到農莊地裏自己去挖。我們就有活幹了，還有日本俘虜兵，都臨時住在農莊裏，可以過幾天沒有鐵絲網的生活，當然有個蘇聯士兵跟著，他倒是很放心。比如下了工，可以上村裏小賣部去買點兒什麽，吃完飯，日本兵敲起瓶子、罐頭盒子，唱起日本歌曲，窮歡樂吧，這在收容所裏是不行的。這一敲一唱，還招來不少村子裏的俄國老鄉來看熱鬧，看著看著高興了就會跳起舞來。

　　學習馬列主義

　　前文說過，收容所調整了俘虜們的宿舍，溥儀和他的大臣、將軍們都住在一起了。所長找溥傑、萬嘉熙談話，叫他們二人負責組織偽滿俘虜們學習。內容有《蘇聯共產黨（布）史簡明教程》，大約有500多頁。走廊就是臨時課堂，大臣、將軍們自己搬個椅子坐好，主講人在一張桌子後麵坐下。與此同時溥儀由屋子裏出來，後麵大李搬把椅子跟著放在桌子前邊一點，溥儀和誰也不打招呼，麵無表情落了座。主講人開講，所謂講不過是照本宣讀，讀一個來小時。走廊北頭門外邊就是收容所值日官兒待的地方，他後邊就是所長室，說不定所長過來過去的，也許探頭看看呢，坐不住也得裝模作樣才行，這和聽評書大不相同。同時，在日本俘虜中間也同樣，由所方布置了學習。聽講人中有個楊紹權，他是汪偽政權駐朝鮮領事，為這次學習馬列主義作了一首打油詩，特饗讀者如下：

　　長廊短椅列公卿，禦弟高聲講列寧。
　　斜並講壇安寶座，半掩龍門仔細聽。

　　書讀完了，學習也結束了。1948年東北全境解放了，大家看這形勢，一旦被送回國非交給共產黨不可，得給自己刷上點兒馬列主義的顏色才好，自發地組織起了馬列主義學習會。溥儀知道以後犯了難，一向是以劃清界限表現自己，當然不能去參加大臣們的學習會，不學習又害怕落後，就找溥傑、萬嘉熙商量了一番。決定由溥儀牽頭也成立個馬列主義學習會，溥傑起草擬了個學習章程，上報收容所備案，和偽大臣、將軍們唱起“對台戲”來。溥儀算是會頭，帶著可憐的幾個人——三小加一大，又把溥傑也算上，一共六個人。有一次值日官叫著我，拿了個本子往桌子上一放，比方著學習的樣子說：
　　“你們的學習，看我們進來了，裝作看書，我們一走就聊大天了，誰不知道哇！哈哈！”
　　我也沒法回答，隻好報以苦笑。所謂的學習會學了沒幾天，我們陸續被調走了，剩了溥儀光杆司令，也就自消自滅了。可是偽大臣、將軍那邊越學越熱鬧，首先加強了組織，學習委員會下邊設有什麽組織部、宣傳部等，生怕收容所不知道，畫了一大張組織表貼在牆上。有一天所長阿斯尼斯看見了，問這是什麽，有人一翻譯，他說：
　　“你們這是要組織政府哇！”“嘩”地一聲，把組織表從牆上扯下來，學習會也隨之銷聲匿跡了。下一回講的是，溥儀真成了孤家寡人，再團圓，便到了他最怕的那一天。

我當戰俘的日子
下篇

歸國前奏

　　前奏，咱們講得稍遠一點兒，由我被調出第四十五收容所開始，那時是1948年的冬天，我被調到第二收容所。在這裏我和毓嵣、李國雄、萬嘉熙、潤麒會合到一起了，他們比我早一年就被調出來了。他們被調出來，對溥儀的影響不大。前麵講過毓嵣和大李，搬到大屋以後，對溥儀的事就不大管了。隻有我和毓嵒，跟溥儀住在一個屋，還有溥傑，雖不和溥儀住在一起，可是他的“小朝廷”，還剩下四個人了。
　　收容所玩兒了個小“花活”，一天把我、溥傑、毓嵒送到結核防治所去照透視，檢查結果都得了“肺病”。所裏通知溥儀說：
　　“你的弟弟、侄子都得了傳染病——肺結核，必須隔離治療。”於是就把我們調到了第二收容所，溥儀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了。後來聽說溥儀找了好幾次所長，要求把我們再調回來，當然不會有下文的。他當俘虜以後，就因為有四個“奴才”伺候他，照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也不受所裏作息時間限製。前麵講過，我們上農場去幹活，或是挖土豆子去，都留下毓嵒伺候他。這回不行了，我們都有了“肺病”，非隔離不行，剩下他一個人了，不會生活自理也得自理了。這要是剛到蘇聯時，我心中或許承受不了，腦子裏還是那些“君辱臣死”的老封建玩意兒。現在不同了，覺得我當蘇聯俘虜就夠瞧的了，還得受他的“小朝廷”的那一套，平時礙著麵子，不好和他翻臉，這回行了，咱們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吧！
　　當時，我們當然不會知道，為什麽要把我們調出四十五收容所，現在可以順便講講，其實是打算把我們送回國。原來蘇聯進軍我國東北以後，除了把偽滿的大官們統統俘虜以外，還俘虜了二三百中國人，是什麽地方上的漢奸特務。有些住在國境線上的人，給蘇聯跑情報同時也當日本人的“腿子”。還有一部分人叫“建軍”的，這些人是趁日本垮台之時，拉起了一夥子人，看人數多少而自命為團長、營長，等著國民黨來接收，結果被蘇聯給“接收”過來了。現在把這些中國人俘虜都集中到一起，準備送回中國去。在四十五特別收容所裏，除了偽大臣、將軍們以外的人，也都往一塊兒集中。
　　集中一起以後，經過再次甄別，像我們這些人，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溥傑不過是個中校，如果給扣上個“皇親國戚”，也全夠“上線”的了。可能因此又全把我們調回了第四十五收容所，和溥儀來個“大團圓”。汪偽南京政府駐朝鮮的幾個領事、主事和他們在當地雇的翻譯，或是辦事員，蘇聯人就分不清了，也統統送回了四十五收容所。張紹繼，還有幾個偽國境警察，他們被甄別出來先送回國去了。

　　第二收容所的“民主運動”

　　第二收容所在伯力的什麽地方，我說不上來，就知道它在江邊上，冬天去的，江上已經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可是還能走船，過了不多日子就全封凍了。去時有我、溥傑和毓嵒，還有汪偽領事們。第一道“關”是檢查身體，每個人都得脫個精光，連褲衩也不許穿。醫生是個半老太太，前後看得挺仔細，有的還要彎下腰，撅起來看看後麵。我有個要不了命的老病——牛皮癬，全身是斑斑點點，四肢關節處特別厲害，也叫“銀屑病”。這種病非常頑固，治好了又犯，年年治年年犯。到蘇聯以後就不治了，現在就托它的福了。在外邊收容所裏，能勞動的都得去幹活，和第四十五收容所是大不相同的。半老太太醫生大筆一揮：隔離室，就把我給隔離了，吃病號飯，有人去給打，不用自己到食堂排大隊。托福的是不用外出勞動，整天在床上躺著都行。以後，醫生多咱也沒看過我，問過我，當然他會知道我的病是要不了命的，隔離開就算了。
　　這個收容所很大，大概有1000多名俘虜兵，俘虜營的組織是自己管理，有一個委員會，頭頭叫委員長，還有副委員長，委員分管勞動、生活、宣傳等，這些人可以不參加勞動。勞動的俘虜兵200人左右成立一個大隊，設一個大隊長，下麵分有小隊，有小隊長。每天要集合點名，點名時俘虜兵要高唱歌曲，各小隊、大隊查人數，最後蘇聯的值日官出來，看看問問就解散。一般俘虜兵沒有逃跑的，所以點名就流於形式。日本兵的紀律性較好，隊形也較整齊，選嗓音好的隊長口令，再向蘇聯官兒報告些什麽，集合完畢。中國人俘虜也有200來號人，在這裏算是一個大隊。
　　自打日本關東軍投降以後，大約有100來萬人都被虜獲到蘇聯各地，伯力地區比較多些。蘇聯打了五年戰爭，青壯年都當兵上了前線，勞動力奇缺，這些日本俘虜兵什麽活都幹，伯力市內光大樓就蓋了若幹棟。開始的時候，軍隊還是原來編製過來的，當官的不幹活，指揮著士兵幹活。後來蘇聯把校官、尉官單獨組織了一個收容所，都是當官兒的，誰指揮誰呢，都去幹活吧。
　　在士兵收容所裏又搞起了“民主運動”，抽調了一些會辦報的人，單成立了一個收容所，專門印刷出版日文小報，指導民主運動。民主運動的中心內容就是打倒日本的天皇製，蘇聯的意圖可能是希望俘虜兵們回國以後，還接著搞民主運動打倒天皇製。前麵講過，溥儀在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蘇聯就叫他批判天皇製，但是他沒有批判，是時間不允許，還是他故意“抗旨”，就難說了。日本國年年都要派大船接被俘的人員回國，什麽樣的人當“首選”先被送走呢？當然是搞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有的人把蘇聯也涮得夠嗆。我預先聲明，這是聽說不是眼見，就是說這些民主運動“積極分子”，扛著紅旗，唱著紅旗歌上了回國的船，剛一開船，劈裏啪啦把紅旗都給扔進了東洋大海。
　　在四十五收容所裏也有一小隊俘虜兵，他們當然也受到所謂民主運動的影響，不光是批判天皇製，所裏有那麽多大官俘虜，都是挨批的對象。這些大官俘虜也有對策，他們被俘時帶來不少隨身的東西，穿戴的如毛衣、帽子、手套，用的有金筆、手表，等等。大家湊了一些，在食堂開“抽獎大會”，叫俘虜兵抽獎，實際上是人人有份，用點小恩小惠堵上日本兵的嘴。
　　到了一般的收容所裏，要是來個當官的俘虜，就算是倒黴了，正好是挨批的對象，給民主運動、批判天皇製增加了實際內容。俗話說“樹大鳥多”，什麽人也都有，極少數的人對所謂民主運動，采取消極態度，甚至抵抗，這種人便被打成所謂反動派，加上前邊說的當官的俘虜，這些人在所裏打掃院子、倒垃圾、掏廁所，幹那些又髒又累的活。開會時就成了批鬥靶子，會上喊口號以外，批判發言的人說到什麽時，下麵的人就一起高喊“同感！”隨時製造點兒聲勢。不過蘇聯可有一樣好的地方，隻許動口，不許動手，絕對不許可打人。
　　在這裏的中國俘虜跟著開會，跟著喊同感，沒有鬥爭對象，這回溥傑被調來了，有人就想要批鬥溥傑，學日本人那樣。結果蘇聯人不同意，沒有開成。我想蘇聯人倒不一定是袒護溥傑，這和批判什麽天皇製掛不上鉤，再者說，這些中國俘虜快送回國去了，不需要搞什麽民主運動，和日本俘虜不同。話說回來，溥傑如果真要是被開個批鬥會，說不定我還得去當陪綁的。
　　我住在隔離室，在收容所的西北旮旯，我還穿著一身洗不出本色的病號衣，不敢隨便亂竄，毓嵒、萬嘉熙、李國雄他們雖然都在這個收容所，沒有人前來看我。他們都在幹什麽活，我也不知道，現在都是各顧各的時候，他們看到我不幹活，在隔離室一住，絕不會為我慶幸，可能是“眼氣”。在我住的對麵是茶爐房，為全隊燒開水的地方，燒水的是個山東老頭兒，這裏還有他的老鄉，也是不幹活的老弱病殘，上這裏來聊天，他們的山東話非常難懂，我倒是不悶得慌。這樣貓了一個冬，轉過年河開了，把我們被調到了第五收容所，在市區裏，周圍有高牆。

　　第五收容所

　　第五收容所比較小，一共能有500人左右。它是個大的筒子房，東頭是宿舍，用木板釘的雙層鋪，人是頭頂頭地睡，一共兩大排。中間是醫務室、休養室。西頭便是食堂、夥房。到這裏我不當病號了，在醫務室打雜。這裏俘虜醫生叫曲秉善，他原來是畢業於日本哪個醫科大學，覺得當醫生沒多大出息，在偽滿混了個官兒，也是官運不錯，一直當上了省長，他也夠上去四十五收容所的格了，但是沒去。醫務室的主管醫生，有兩個蘇聯人，都是女的，正的是個本科軍醫，上尉的軍銜，副手沒有軍銜，老穿個便衣。
　　上尉軍醫有30多歲，人長得勻稱，棕色頭發，褐色眸子，不是那麽深深的，帶些東方臉型，比第二收容所那個半老太太漂亮多了，而且愛化妝，偏重於紅色，口紅絕對是鮮豔的，在收容所裏就是非常顯眼的。有一天她來到醫務室就問我和曲秉善：
　　“2—6—，2—6—（音符），是什麽意思？”
　　我們聽了不禁相對失笑，原來這一幫老弱病殘不能參加生產，足不出戶，看不見異性，忽然聽說來了一位漂亮的軍醫，大家都想一睹芳容。前麵講過醫務室在中間，醫生來上下班都要通過俘虜的宿舍，可是老弱病殘住在旮旯，她一來時宿舍值班的馬上報信：
　　“來了，來了！”（2—6—）
　　她聽回數多了，就覺得奇怪了，怎麽我一進來就聽見唱這個音階呢。這要是我們中國人，和她說是大家因為你長得好看、漂亮，都願意看看你，她非罵不可，比如罵什麽臭俘虜，流氓啦。外國人不，你要說她如何的漂亮、好看，她還挺高興呢。
　　上尉的助手，另一位女醫生有一項非常枯燥的工作，每天要填寫一份俘虜給養定量的熱量表，比如麵包500克有多少大卡，土豆100克有多少大卡，酸菜100克有多少大卡等等，合計有多少大卡。大概是為了說明蘇聯絕沒有虐待俘虜，給他們的定量有多少大卡熱量，足夠幹重體力勞動的。這一般收容所裏的夥食，比起四十五收容所就差多了。主食當然是黑麵包，另外有大麥、蕎麥，不能做幹飯，隻能做稠粥，帶許多硬殼。還要有一盤湯，隻有土豆、酸白菜，有一點兒肉要摻上許多土豆泥，烤一個所謂的肉餅。可是做這個熱量表，最後得達到一定的數量大卡才行，表格也不能全是實打實，不夠量也不行，怎麽也得湊合夠才行，所以說是非常枯燥。我在蘇聯已經三四年了，俄語天天得說，自己又照著書學點俄文，填這樣一個糊弄事的表格還是可以的，所以我雖然不當病號了，還可以不出工，在醫務室裏混。食堂還有個規定，每次做好了飯，開飯之前先由醫生“檢食”，主副食都得嚐一點，還得每樣要留一點，放到牆櫃裏，每天倒換。
　　俘虜夥食定量都一樣，不論出工的還是內勤的，我不出工勞動當然是夠吃的了。出工的幹重體力的，就不夠吃的了，可是幹活的能掙到錢。在蘇聯幹活都有定額，超額的才能掙到錢，多勞多得。每個俘虜每個月，有他的生活標準費用，用俗話說叫“飯圈兒錢”。你每月的勞動所得如果是超出了生活費，那部分便是你掙的。一般能掙到30、50盧布就很不容易了，掙到錢的人也都是花在吃上，買麵包吃的居多，火腿、香腸是奢侈品，解饞不解餓。這裏幹活有“甜”有“苦”，定額有高有低，都在派工、記工的手裏，所以先給派工的、記工的一些好處，把這些蘇聯的小頭頭們打點好了，每月就好過了。
　　因為這個收容所是個大筒子房，吃飯、睡覺都在一塊，有時能見到毓嵒、萬嘉熙、李國雄他們，點個頭或是說一句話而已，沒有特意找到一起聊聊，比如什麽時候能回國呀，溥儀現在怎麽樣了？沒有。至於他們在一起怎麽樣我也不知道，我一個人能夠不出去賣大力，冬天凍不著，夏天雨淋不著就知足了。
　　這裏的中國俘虜能有200多人，看來伯力地區的中國人可能全集中到一起了，離送回國的日子不遠了，大家都這麽議論著，這麽想著。因為剛來了不少俄國翻譯，說著極蹩腳的中國話，拿著每人剛被俘時的登記表來核對。但是沒想到，不久，我們幾個從四十五收容所調出的人，還有汪偽的幾個，又全都調回了四十五收容所。後來便聽說第五收容所那些人，都被送回國了，其中就有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繼。

　　皇帝立嗣

　　那是1950年的春天，那時也無心領略什麽大好春光，任憑“上帝”的擺布而已。第四十五收容所也大變樣了，日本俘虜無論官兵都走了，中國的俘虜將軍紮上圍裙下廚房了。
　　我們走後剩溥儀老哥一個，也不適合住一間大屋子，在二樓給他換了個小屋子，他還不下樓上食堂去吃飯，因為有個忠心耿耿的老泰山伺候他，確實是不容易。老頭子那時總得有60多了，腿腳還不利落，由地下室食堂端飯菜上二樓，等於上三樓，一天三趟，還外帶給溥儀洗衣服。溥儀本人心中作何感受，不得而知，後來也沒有聽他講過。比如說在這小一年的時間，有榮源如何照顧他的生活，心中確實很不落忍等等的話。他反正是放不下皇帝架子，老丈人也一樣是奴才，使喚奴才多咱也是心安理得的，也沒有什麽可不落忍的。
　　我這次回來以後，借此機會徹底和溥儀分開了，脫離了他的小朝廷。我和毓嵣、大李、汪偽的領事、主事幾個人住在一間大屋裏，接替了日本兵在時的雜務活計。每天打掃衛生，跟汽車出去當裝卸工，領給養，發放日用品等等，由蘇聯值日官直接派活，幹這幹那的，整天閑不著。毓嵒還是和溥儀住在一起伺候他，老國丈榮公爺算是交差了。我現在要是到溥儀的屋子裏去，等於是串門了，和他也實在是沒有話。
　　所謂末代皇帝立嗣那一出戲，就是在這時“上演”的。
　　關於此事，溥儀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隻寫了一句：“從蘇聯回國時我斷定性命難保，曾和妹夫、弟弟們商量‘立嗣’問題，決定叫小瑞做我的繼承人。”（參見第431頁）
　　後來毓嵒寫了一本小冊子，《我跟隨溥儀二十年》，小標題是“末代皇子回憶錄”，寫了一點兒過程，可惜並未把事情回憶清楚。地點和大概的時間，前邊已經講過了，接著就是溥儀把毓嵒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說他“實在是列祖列宗的好後代”。然後宣布：
　　“我決定從現在起，立你為我的皇子，以後你要稱我為皇阿瑪。”（阿瑪，滿語，即父親）
　　於是二人望空中磕了份三跪九叩，這算是給祖宗磕的頭，然後毓嵒又給溥儀磕了份三跪九叩，立嗣的儀式就禮成了。溥儀還囑咐毓嵒今後對他如何盡忠盡孝，“要念念不忘恢複大清皇朝的基業”。毓嵒又是惶恐又是光榮，“更增強了為他效忠的決心”。
　　溥儀立嗣一事，事先隻和妹夫、弟弟們商量過，直到事後，對我和毓嵣是保密的，隻字不提，煞是可笑的，難道我們二人還要爭“皇位”嗎？毓嵒在他的小冊子裏，寫了一些過程，可惜沒寫溥儀要他當幹兒子的動機，為什麽要立嗣？就指著毓嵒將來去“恢複大清皇朝的基業”嗎？可謂“白日做夢”。溥儀他要的就是毓嵒的那句話：“更增強了為他效忠的決心。”毓嵒是這樣地做了，卻未醒悟過來，他已經被“立嗣”這根看不見的繩子捆上了。
　　溥儀，別看他生在深宮，長在婦寺之手，缺少社會經驗，他非常會用權術，他處處以皇統出現，培養我們幾個學生當他的親信，就是如此。如今已是階下囚，談不到什麽四麵楚歌，他的小朝廷已經是分崩離析了，毓嵣、大李早已指望不上了，再經過這次分離，雖說又團聚了，不過是人聚而神離了。剩下了一個毓嵒，誰知道他什麽時候要來個豬八戒甩手——不伺猴（候）怎麽辦？這次他拿出皇統來很徹底，幹脆認個皇兒，套上個父子關係。這一招很有效，偷偷當上“皇子”沒幾天，一次“奏對”說走了嘴，說“有可能送回國去”（參見毓嵒《我跟隨溥儀二十年》第50頁），這下犯了“皇阿瑪”的大忌，“你卻想讓蘇聯把我送回中國去受嚴厲的製裁。”（同上書）蘇聯送不送也不在毓嵒的一句話，溥儀這麽一說毓嵒就受不了了，“於是說了許多解釋的話，並且自己用手擰了自己一番，才算了事。”（同上書）
　　為什麽要擰自己呢？是對自己的體罰，表示謝罪，表示對溥儀的忠誠。他們二人這出“戲”是在院子裏演的，我在樓上正瞧。一個人前邊走著，一個人後邊跟著，彎著腰，手扶著胳臂，那是在用力擰呢，外行人是看不出來的。我看著真是心中好笑，行了，這一套對我已經是實行不開了，溥儀就是這麽個人，被他拴住了，像毓嵒吧，還得受他這一套，脫離他了，他一點兒“轍”也沒有。不單是這回在蘇聯當俘虜是這樣，就是他在偽滿當皇帝時，也是這樣。
　　溥儀這時似乎也要表現一點兒，比如掃個地呀，擦擦桌椅呀，也算是勞動勞動。他不勞動還好，一勞動倒麻煩了。掃地時剛一摸掃帚把，就紮了個刺；擦玻璃吧，那兒有點兒玻璃碴兒，手指頭碰破塊皮兒，結果還得給他挑刺，上紅藥水。這活兒還幹什麽勁兒呢。
　　有個大翻譯，叫別爾緬可夫，忽然一天他找我談話，給我一些學習材料，叫我寫學習心得，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學習心得交上去以後，過了兩三天，大翻譯又找到我，說是學習得不錯，領我到了所長辦公室，有兩個內務局來的軍官，也是說看了我的學習心得很好。這些不過是個開場白而已，正題是給我一項任務，要隨時把溥儀的思想動態報告給收容所。這事不單對溥儀、對任何人都必須保密，並在一份保證書上要我簽名，就是說如果泄露出去願受法律的製裁。還規定今後提供情報時要用化名，大翻譯給我起了個化名——李芒。那時是俘虜，叫幹什麽就得幹什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更談不上要什麽好處，隻有一旦泄露了要負法律責任。
　　現在我成了“情報員”了，那兩個軍官接著問到有關溥儀的事情。
　　問他吸不吸鴉片煙？回答是不吸。
　　問他會不會講日語？回答是不會講日語，會講英語。
　　問他上書斯大林要求留住蘇聯，有無其他什麽秘密？回答是他害怕回國被槍斃，所以要求留在蘇聯，沒有其他秘密。
　　問如果要把溥儀送回國，他能不能出什麽意外？回答是不會的，他平時也沒講過，比如說要被送回國的話，他將如何如何。
　　這回明白了：以前為什麽叫張紹繼住在溥儀屋裏，就是要及時了解溥儀的思想和行動。
　　溥儀現在對於我已經不是那麽神聖了，什麽列祖列宗了，入承大統了等等。可是又想到自己的曾祖父、父親對於大清朝都是那麽忠心耿耿，俗語說“不看僧麵還看佛麵”呢，於是，我把蘇聯給的秘密任務透露給他一點，我給收容所寫材料時，先和他串通一下，和他行動能對上號。

　　俘虜醫院

　　事有湊巧還是老天爺保佑，收容所新調來了一個醫生，大概是哈薩克人，歲數不大，留著褐色的小胡子，特別的濃密，他看到我有皮膚病——牛皮癬，叫我去住院治療。要在以前溥儀這一關就難過，他認為你有二心了，想脫離他，醫院沒住上先得挨一頓擰，還得痛哭流涕向他表示忠誠。現在好辦了，說住院去，抬腿走人就是了，另外還可以把我的特別任務撂一撂呢。
　　說是去住醫院，其實也是俘虜收容所，裏邊有一幢二層樓是醫院，還有病房，收治俘虜中的重病號。此時，原偽宮內府大臣熙洽正在住院，把我放在他的病房裏，帶手照顧他。熙洽是什麽病住的院，我記不起了，記得有一次在病房刮臉時，他打了個噴嚏，被刀子割破了臉，哎呀！流下來的是黃湯兒，哪裏有一點血色呢。這裏雖說是醫院，病人吃的是病號飯，比起第四十五特別收容所的夥食，那是天上地下，至於熙洽，當然不僅是因為住院了，吃得更不好了，才營養不良的。
　　說到熙洽，他有個怪毛病——潔癖，聽說他從前在家中開門、關門都要用手帕墊著，嫌門的拉手髒。每天早晨洗臉刷牙要用一個小時，當俘虜了，在紅河子收容所沒有上下水道，他也沒有辦法了。後來調到市內收容所有了上下水道，早晨洗漱照舊一個小時，我聽別人說了還不大相信，早晨特意上衛生間去看，真是洗起來沒完，在伯力地方冬天自來水多麽涼也不怕。本來就沒有多少頭發洗得是根根見肉，腦瓜皮鋥亮。洗塊手巾，不用一個小時，也得四五十分鍾。現在住院了，也沒有那個精氣神兒了。
　　這裏是第幾收容所，在伯力的什麽地方我也搞不清楚，就在這裏我看見了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總參謀長秦彥三郎。我第一次看到這兩個人，是在1945年8月蘇聯對日本宣戰之後，他們到偽皇宮通知溥儀逃跑到通化去；第二次在第四十五收容所；現在是第三次，他們已不能算是俘虜了，已經經過蘇聯的什麽遠東軍事法庭，被判了徒刑，他們現在是戰犯，在這裏服刑。另外還有一名海軍中將，大概是姓黑田，還有兩名軍醫少將是研究細菌武器的，都在這裏服刑。蘇聯在戰後好像是廢除了死刑，也沒有無期，最重是25年徒刑，所以對戰犯也沒有判死刑的。
　　1946年我們從紅河子收容所調進市內，那裏是粉刷一新，前文已講過，給山田他們一個好的環境，以便於交代問題。現在是在服刑，紅河子的條件是沒有了，就是一般俘虜的待遇了，不過也不能讓他們去幹活，他們幾個人吃飽了坐在院子裏瞎聊吧，正是初秋的時候，天氣不冷不熱的。因為他們是服刑的戰犯，當然不能和一般俘虜送回國去。1950年以後，當日本俘虜全部送走了以後，日本國政府是如何與蘇聯交涉的，有什麽樣的交換條件，報上是怎麽發表的，現在是毫無印象，總之，這幾名判了重刑的戰犯都被放回國去了。
　　在這俘虜醫院住了一個來月吧，我的皮膚病雖然看著難看，其實是要不了命的。熙洽的病也是老病，像他們這些舊軍閥們，在舊社會裏整天是花天酒地，泡在妓院裏，人人的血液裏都帶有梅毒，無論什麽病，一帶有梅毒螺旋體，就無法治愈了。現在臨近回國了，就全叫出院了。
　　回到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後，仍然是照舊幹我的活。但是大翻譯就不再找我要匯報了，大概是看了幾次匯報沒有感興趣的，或許是快送回國了，估計溥儀不會出什麽問題，我的任務也算是完成了。

　　俄羅斯“國罵”

　　收容所裏的俘虜兵每天早晚要點兩次名，這裏是特別收容所，將軍、大臣收容所有優待，免去了點名，而是由值日官巡視，特別是晚間就寢以後，挨屋子去查床。在這伯力收容所待了有五個年頭了，值日官也換了兩三個了，當俘虜的也問不著蘇聯值日官姓什麽，就給他起外號，叫什麽“丁郎”。丁郎是什麽意思呢？有一出戲，名叫“丁郎尋父”，就是說值日官的巡視，好比是丁郎在找他的爸爸呢。最後換的這個人，因為他不苟言笑，麵無表情，給他起的外號叫“死孩子”。
　　其實“死孩子”也並不是那麽不苟言笑，有一回他晚間熄燈查床鋪，來到我們住的房間。我們躺在床上正在“高談闊論”呢，聽到門外靴子“咚咚”聲，就知道是值日官來了，“啪”的一聲他推開了門，隨手打開了電燈，我們馬上都裝作睡著了，他在門外早就聽見了我們在說話，“真快呀，啊？一開門就全睡著了”，他憋不住“撲”的一聲笑了起來，我們大家也跟著一起大笑起來。“死孩子”邊笑邊來了一句俄國的“國罵”。
　　俄國的“國罵”，當然是我造的名詞，讀者如果有興趣我就講一講，我想在國內學俄語的人，恐怕是學不到俄國國罵的。中國話的漢語中有一些罵人的話，在外國話裏，如英國話、日本話就沒有像漢語那樣的罵人的話。如果把漢語裏的罵人話，直接翻譯給日本人，他聽了以後不明白是什麽意思，覺得是很奇怪的話，還得告訴他這是罵人的話。俄語就不然了，漢語裏有的那些罵人話俄語也都有，甚至於俄語裏加花花點兒罵人的話，在漢語裏找不到。
　　在漢語罵人話裏，有一句使用頻率最多的，稱之為國罵。同樣在俄語裏也有那麽一句，使用頻率最多的，我姑且稱之為俄羅斯國罵。雖然說它是罵，可是不一定用來表達人的貶低、指責、發怒等等感情，有時驚歎、讚揚的前邊也加上這麽一句。上文說“死孩子”來了句他們的國罵，這絕不是在罵我們，和他也可以說是混得廝熟了，日常生活上的事，所裏就找值日官，值日官就找我們去幹，每每都和他打交道。

　　伯力尾聲

　　送我們這些人回國的事情，內務局和收容所早已研究好了，是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就是說一宣布送回國，馬上檢查每人攜帶的物品，檢查完畢接著送上火車，以免出現意外。
　　1950年7月30日上午，所長阿斯尼斯上尉宣布了蘇聯政府的決定：即刻遣返全部在蘇聯抑留的和俘虜的偽滿的大臣和將軍們。這個消息的發表並不使人感到意外或吃驚，也沒有什麽可以歡呼萬歲的。因為日本戰俘早已遣送完了，新中國也成立快一周年了，這些人在蘇聯已經被監禁五年，和家人是音信不通。雖然回國以後肯定還得被監禁起來，是死是活誰也說不準。但也許是“狐死正丘首”的心理使然，我們懷著既盼望又害怕的心情，迎來這一天。
　　大家就在蘇聯兵的監視下，收拾自己的東西，然後再接受嚴格的檢查，不說是搜身搜腰，那種場合下多一點兒自覺，把自己身上那點東西掏出來為妙。誰又有什麽違禁的物品呢？蘇聯檢查的重點是不許可帶走自己寫的東西，即使是片紙隻字也要留下。這些人別看一個個官不小，真要是論能耐寫點什麽，可能也就是一兩個人，沒見有誰在蘇聯五年寫了幾本日記的。
　　溥儀的東西由所長親自檢查，算是“客氣”吧，夾底的皮箱當然沒發現，順利通過了。有一件東西被扣留了，是用紅綢子包的一顆佛爺的“舍利”，溥儀在蘇聯念佛求卦時，就把它擺在眼麵前。所長阿斯尼斯問是什麽？在旁的大翻譯翻不上來，也沒有時間多解釋，幹脆沒收。溥儀張了張嘴還要說什麽呢，因為是檢查完了，就被帶到別的屋裏去了。
　　下麵就檢查我們幾條“小魚”，毓嵒帶有一塊懷表，表不怎麽樣，表鏈是白金的。
　　“報告所長，我這個表鏈是白金的。”毓嵒是爭取主動。所長大概長這麽大從來沒看見過白金是什麽樣，瞥了毓嵒一眼就說：
　　“什麽破表鏈……”
　　毓嵒還認真地聲明：
　　“是白金的，是白金的！”
　　“去！去！去！”幾聲吆喝之下，我們幾條“小魚”全都歸入了被檢查完了的行列。
　　乘上了火車，先要到最近的一個中蘇口岸一綏芬河，雖然離伯力不太遠，火車太慢要走一宿，這次的列車比五年前由赤塔到伯力那趟“臭蟲車”要幹淨多了。一想到明天早晨就回國了，卻不是遊子的歸來，是罪犯的引渡，將是怎樣的交接呢？胡思亂想的也睡不安穩。溥儀呢，由所長陪著在另一節車廂裏，可能是他想的最多吧。
　　明天就要和蘇聯說再見了，在結束我的《伯力篇》之前，還想講一段收容所裏“人和動物”的小故事。也許有人覺得收容所裏還養什麽動物呀，不是，家畜也得算是動物吧，我講的就是小雞兒。
　　那一年大概是管理員想起什麽來了，買了100隻小雞雛，由食堂的人給喂著，沒有專人管。不多幾天就死了99隻，最後活了一隻命大的，是一隻蘆花大公雞。如果是活了十隻八隻的，都宰了，也夠俄國官兒們改善一頓的，剩這麽一隻給誰吃呢，就算撿條命。大公雞在院子裏真是“遊哉優哉”了，但是也有個大缺憾，沒有對象，沒有母雞，就成了“老光棍兒”了。
　　老光棍兒可真有點兒“絕”的，見到男人特別親，俘虜們在院裏整天價沒個事，逗這個雞玩，抱著它，架到肩膀上也行。可是它一看見女的，追著啄，尤其是熱天穿裙子，專啄腿。收容所裏有個打字員，白白的，胖胖的，大家給她起的外號叫“大白桃”，大白桃人長得不難看，可惜說話是個“半語子”，發音就“嘰了嘰了”的，讓大蘆花雞一追，就更差聲了。因為她由辦公室到食堂去，還必須經過一段院子。
　　大蘆花雞也特別厲害，它最恨外號叫“冰窟窿”的紅河子收容所的值日兵。一次“冰窟窿”進食堂的門，蘆花雞也要跟著進來，但是“冰窟窿”並沒注意到它，門上有拉簧，啪！正好拍上了大公雞的腦袋，拍得也夠嗆。雞哪裏懂得你是不是成心，打那以後大蘆花雞就恨上了“冰窟窿”，在院兒裏隻要看見“冰窟窿”，它就飛起來啄他。
　　中國人有句老話：“雞是人間一道菜。”大蘆花絕也好，厲害也好，最後是成了哪家的“盤中餐”，便無可奉告了。
　　8月1日離立秋還有一個星期呢，綏芬河這一帶過去叫“東邊道”，早晨則是露氣凝重，清風微涼。太陽剛爬上半個山腰時，我們的列車到了中蘇口岸綏芬河。車站不大，清晨也特別靜，聽見一種像小喇叭的聲音此起彼伏的，那是調動機車的信號。
　　我們坐的蘇聯列車對麵，停一列車，車窗子上糊的報紙，看來是接我們來的中國車了。回國以後對這些人如何處置，還是遙遠的事，目前就要交接了，將是怎樣的交接呢？
　　“我們現在在蘇聯車上，還是什麽抑留，戰俘，換到那邊車上，就不是了。”有人低聲議論著。
　　“那我們就是戰犯，是犯人了。逮捕我們的逮捕令，大概前五年就發出了，今天我們算是歸案了，一登上那邊的車，馬上不就得‘喀嚓’一下子……”說著雙手比了個圈子。
　　“那誰不是說，他剛才看見那邊的解放軍就端著一大盒子手錢子呢。”又一位的補充。
　　“就他那個眼神，看準了沒有？別聽見風就是雨的。”又一位的質疑。
　　“你們看，給我們準備的通道，馬上就齊了。”又一位的新發現。
　　此時車裏沒有蘇聯兵，都下去站通道去了，我們說話、行動可以隨便一點兒。所說通道，就是中、蘇雙方的武裝士兵，端著槍上著刺刀，五步一崗，分站兩排，中間留出個通道。蘇聯兵此時還都換上了一種比較長的軍服，必定是禮服了，因為有國際的關係吧。
　　溥儀一直由阿斯尼斯所長陪同，坐另一節車廂裏，大概由所長直接把他交給中方了。
　　“大家注意了！我現在叫到誰的名字，誰答應，然後下車。下車以後要複誦自己的名字，然後順通道上那邊的車！”
　　《伯力篇》，在蘇聯的五年至此告一段落，下一篇將是《撫順篇》，是新中國時代。至於剛才大家在車裏議論的事，或說是擔心的事，也不無道理。正是：
　　千裏五年來歸案，需知桎梏不徇情。
　　不過，究竟是不是把每個人都銬起來，押解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請看下篇分解。

　　選自《愛新覺羅·毓嶦回憶錄》，華文出版社，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