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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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柯慶施
常言道：“蓋棺論定。”柯慶施雖然早在1965年病逝，時至今日卻尚未“論定”。柯慶施病逝時，身兼一係列顯赫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對於這麽一個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沒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們對柯慶施的議論比較多。黨內開始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有人提出應審查一下柯慶施的問題。胡耀邦曾就此事專門請示過鄧小平，鄧小平說：現在顧不上這個問題，先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柯慶施的問題以後再解決。
後來，依然“顧不上這個問題”。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隻字未提柯慶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出版傳記的，就隻有柯慶施了——倒是柯慶施本人在1940年寫過一份自傳，原存於中共中央組織部文檔處，現存於中央檔案館。
在民間，對柯慶施爭議頗大：柯離世後，很多紀念文章稱他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革”後，“好學生”一詞成了柯慶施的代稱。在各種各樣的文章中隻要一提到“好學生”，人人皆知是柯慶施。此外，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對筆者說，倘若柯慶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麽“四人幫”將成為“五人幫”。（2003年11月6日中午，筆者在上海浦東大道船舶大廈三樓采訪陳小津）“文革”後人們對柯慶施的評價大都是負麵的。
不同的聲音終於公開出現。那是在2002年柯慶施誕辰100周年之際，《隨筆》雜誌發表馮錫剛的《“好學生”的最後十年》一文，繼續負麵評價柯慶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駁。金平在《隨筆》雜誌發表關於《柯慶施幾件事的真相——評〈“好學生”的最後十年〉》。緊接著，鄧偉誌在《黨史縱覽》發表長篇文章《如何評價柯慶施》，除了就馮文逐一為柯慶施辯護之外，認為：“‘文革’前的上海建設，從領導角度講，歸功於以柯慶施為班長的一班領頭人領得好。”
從1954年柯慶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這十餘年間柯慶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說一不二的“第一書記”。
筆者向來主張用事實說話。在這裏，向讀者諸君講述我所了解的柯慶施。
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聽到上上下下皆稱“柯老”，當時柯慶施不過61歲而已。其實，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已經稱當時才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毛澤東年長柯慶施9歲。
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誌”。
柯慶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生於1902年，安徽歙縣南鄉竹溪村人氏。1920年18歲的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20多歲的小同鄉。不久陳給柯寫信，讓他來上海。這年經楊明齋、俞秀鬆介紹柯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
來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常去陳獨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營救五人（保金達500兩白銀），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後來由於鄧培在1927年犧牲，張國燾叛黨，柯慶施成了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在2000年5月28日回憶說：“1939年初在延安，調我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任部長。副部長是柯慶施同誌。聽王明說，黨內現在隻有柯慶施見過列寧。”
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早年，柯慶施有兩個雅號：因長了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還有個雅號叫“柯怪”。這個“柯怪”源於柯慶施在1919年3月10日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柯慶施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於他物，以示不忘之意。餘則因時勢之多奇而生無窮之悲懼，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掃除之也。”
丁玲寫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順便寫及“柯怪”。寥寥數筆，可謂傳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過是個21歲的毛頭小夥：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後來柯慶施擔任了一係列重要的職務：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1935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戰爆發後，柯前往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電影演員張瑞芳曾經回憶：
1947年11月12日石門（石家莊市）解放，成為解放軍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的第一個大城市。柯慶施被任命為石門市市長（石門12月改稱石家莊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長；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慶施接替陳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值得一提的是，柯慶施的升遷並非一帆風順。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雙重打擊。
柯慶施18歲時在安徽老家有過一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後，又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與小他20來歲的李錦結婚。李錦原本與王若望相戀，正在談婚論嫁時，被柯慶施插了一腳。不過，李錦與柯慶施結合不久，便告離婚。
接著，柯慶施在擔任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時，與該校政治處女幹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雲）相愛，於1941年結婚。曾淡如是四川鄰水縣人，小柯慶施4歲，於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擔任中共遂安臨時縣委書記，1940年春來到延安。
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受到審查，主要問題是1933年中央派他從上海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攜帶大量經費，因敵情緊張，他不敢去，把經費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卻向組織報告說，火車不通滿洲，後來又改口說已去過滿洲，寫出假報告。這一欺騙行為，直至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才被戳穿。這件事作為柯慶施曆史上的汙點，在延安整風中受到審查，並就這一問題作出組織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柯慶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對父親說過：“兒的性子非常爽直，這是兒的好處；卻也是兒的差處。但是兒始終總是情願做一個爽直的男兒，不願學那滑頭滑腦的樣子。”其實柯慶施並非那麽“爽直”。他對組織的欺騙行為，完全是一副“滑頭滑腦的樣子”。
接著，柯慶施的問題被擴大化，甚至被誣指為“國民黨特務”。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牆上寫了標語：“柯慶施是大特務！”在柯遭到圍鬥時，他請一位熟悉自己的同誌證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證明你是特務！”受柯慶施“特務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謂“四川紅旗黨”（即外紅內白的假黨）問題而於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殺。
受到延安整風審查的影響，此後柯慶施沒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當柯慶施從石家莊調往南京任市長、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聶榮臻等聯名向當時的華東局發過一份電報，提示注意柯慶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稱他“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麵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注意加以幫助”。
柯慶施自從妻子自殺於延安之後，一直沒有重組家庭，直至1948年，46歲的柯慶施再度成為新郎。
我於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訪問了柯慶施家，見到柯慶施夫人於文蘭。1948年5月於柯兩人在石家莊結婚，這是柯慶施的第四次婚姻。當時柯慶施是石家莊市市長，而於文蘭是石家莊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輕幹部，新來的大學生。兩人育有三女一子。長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寧，兒子柯友京。兒媳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的女兒。
到了上海之後，我不斷聽到關於柯慶施這位第一書記的傳聞：第一是要求嚴格，辦事雷厲風行。他平日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性格有點急躁，有時候會拍桌子。他手下的幹部，差不多都曾挨過他的批評；第二是艱苦樸素，節儉清廉，總是穿圓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歡在媒體拋頭露麵……這兩點作風，至今仍是應當肯定的。據上海《文匯報》一位編輯回憶，他有一次送審社論清樣到康平路65號柯慶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飯，餐桌上除一條小魚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飯。
柯慶施當時把上海警備區某團“南京路上好八連”、獻身邊疆的科學家彭加木、小扁擔不離手的輪船服務員楊懷遠、勤懇工作的紡織女工楊富珍等樹為上海的“十大標兵”，方向也是對的。柯慶施當時抓上海工業的“新、高、精、尖”，是從上海這一城市擁有眾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業基礎這兩大特點出發，是正確的。柯慶施主政上海十餘年間，上海的工業生產確實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
不過，我驚訝的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每逢周末都有舞會，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會，禁止交誼舞，這“禁令”就是柯慶施發的！據說，柯慶施以為跳交誼舞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柯慶施緊跟毛澤東。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毛澤東語錄，床頭放著毛澤東著作，筆記本裏寫著“學習毛主席著作計劃”。他對兒女的話是：“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隻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堅強可靠的紅色接班人。”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四句話：
堅定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
火熱的階級感情，嚴格的科學態度。
當時我在電影製片廠當編導。在上海美琪電影院給我們文藝界作報告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張春橋思路清楚，口才不錯，說話要言不煩，當時他開口閉口，要求我們“大寫十三年”——這是柯慶施提出來的口號。1963年1月4日柯慶施在會見上海文藝界人士時這樣闡述道：“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這話原本不錯，可是他又提出：“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遭到來自北京的抵製。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尖銳地指出，“大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麵性，妨害文藝創作，不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所謂“隻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是錯誤的。然而，柯慶施卻堅持說，“隻要是寫十三年的，我就帶老婆孩子買票來看，不是寫十三年的，請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沒幾個月就聽了重要文件傳達，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第 116號《柯慶施同誌抓曲藝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這一批示，成為上海文藝界“反複學習，深刻領會”的文件，成為那場“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所以當時柯慶施給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莊”人士。柯慶施受到非議最多的，也就是一個“左”字。
後來，我才慢慢知道柯慶施以“左”起家的曆史。
柯慶施雖然資格老，但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著名講話。柯慶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講話，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注意到毛澤東對沿海工業的新觀點：“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鍾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1956年10月魯迅遷墓，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茅盾等為魯迅扶靈。
柯慶施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在上海加以貫徹。政治秘書張春橋又立即領會了柯慶施的意圖，在為柯慶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把毛澤東的那一段話，作為主旋律。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步上講台，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
1961年5月1日，毛澤東在上海出席各界慶祝五一勞動節聯歡晚會，右二為柯慶施
柯慶施不客氣地批評了“前屆市委”：“在方針政策方麵……對上海的工業方針，由於對上海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研究不夠，把一些暫時的、局部的困難擴大化，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對上海工業從發展方麵打算少，維持方麵考慮多，這顯然是不妥當的。”所謂“前屆市委”，當然是指以陳毅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這顯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評陳毅。
毛澤東正在杭州。聽到從上海傳來的消息，派了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澤東看畢，大加讚賞，說了幾句誇獎柯慶施的話。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柯慶施的報告。
於是，柯慶施聲名鵲起，從此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因為毛澤東表揚他在上海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柯慶施也從中深切領會：緊跟毛澤東，無往而不勝！
從此，柯慶施特別留神毛的言論，特別是毛在各種會議上講的，沒有見諸報端的“最新指示”，他總是不斷往本子上記，揣測著毛澤東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騰著什麽樣的波浪。柯慶施養成一個習慣：剛從毛澤東身邊歸來，一下飛機或者火車，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員開小會。他掏出小本本，傳達來自毛澤東那裏的最新信息。
最注意柯慶施傳達毛澤東最新思想動向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
張春橋來上海工作比柯慶施早。1950年6月，張春橋在上海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後來成為社長兼總編輯。
1954年秋，張春橋和妻子文靜正在上海香山路9號家裏收拾行李，因為中宣部已下達調令，調張進北京，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據《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王維告訴筆者，在解放日報社連歡送張的宴會都已舉行過了。就在這時，張春橋突然被留下來了！
張春橋是被柯慶施留下來的。此時柯慶施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他跟中宣部打招呼，取消了對張春橋的調令。
柯慶施這麽看重張春橋，是因為他與張春橋有舊：1947年11月當柯慶施出任石家莊市市長的時候，張春橋擔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頭腦靈活、善於出點子的張春橋很受柯慶施的喜歡，被提升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同時仍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眼下柯慶施剛剛受命掌管上海，畢竟人事生疏，亟須張春橋這樣能幹的故舊。從此張春橋依然坐在解放日報社四樓的總編辦公室，同時兼任柯慶施政治秘書，專為柯慶施起草重要文稿。張成了柯慶施在上海的愛將、心腹。
1957年暮秋，在柯慶施的辦公室裏，柯與張春橋在苦苦思索：上次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會議即將召開，報告的主題應該是什麽呢?怎樣才能摸準毛的政治脈搏呢？
張春橋細細傾聽來自柯慶施的重要信息：毛澤東對1956年6月開始的“反冒進”，似乎頗為反感，正在準備“反對保守主義”。張春橋為柯慶施起草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標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柯慶施的報告，飛快地送到毛澤東那裏審閱。那時候，毛澤東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一看標題，毛就發出了讚賞之聲：“乘風破浪，好！”毛澤東還親自動筆，修改了這一報告。
果真，柯慶施的報告又一次打響。1958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便是從柯慶施報告的題目借用了四個字：《乘風破浪》！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史稱“南寧會議”。
那時，毛澤東正著手發動“大躍進”，所以他在會上猛烈抨擊“反冒進”。毛澤東說，“反冒進”使全國人民泄了氣，還說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離右派隻有50米了！毛澤東所批評的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誌，是指周恩來和陳雲。
1958年1月15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表揚了《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以為“乘風破浪”提得好。《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出席會議。據他回憶，當天晚上毛澤東找他和胡喬木談話，說道：
緊接著，在1月1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稱讚了柯慶施的報告。
力平著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這麽寫及：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澤東還在會上拿著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五分之一，曆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從南寧會議上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極為欣賞。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還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毛在南寧會議的講話中，多次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從此上上下下都稱柯慶施為“柯老”。眾所周知，在中共黨內，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皆年長於毛澤東，被尊為老，而柯慶施是個特例，可見毛對柯的推崇。
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肯定，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柯慶施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毛澤東如此當麵稱讚柯慶施，而且當眾質問周恩來，內中的“潛台詞”是準備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
力平在《開國總理周恩來》中這麽寫道：
但是此後，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就比較少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這樣的記載：“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他們提出的請求。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有人對“以柯代周”提出質疑，認為是“偽證”。柯慶施的女兒柯六六陳述了3條理由：
且不說這三人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證據力微弱，更何況政治是極其微妙的，“以柯代周”不可能在會議上明言。在南寧會議上遭到批判的周恩來，已正式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而毛澤東在會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慶施治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勢呼之欲出。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們心知肚明，但在毛沒開口前，誰都不會捅破這層窗戶紙，因為這畢竟是當時甚為敏感而又重大的政治話題。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麽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采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刮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後兩個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慶施陪同毛澤東考察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隻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隻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於毛，陳雲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
柯慶施不僅盡力取悅毛澤東，而且還盡力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一夫人江青的代號。江青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演藝界活躍過一陣子，對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歡住進上海市中心的錦江飯店。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麵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誌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複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係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麽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隻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發表於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輝”。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及《“有鬼無害”論》責任編輯唐振常向筆者透露，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壁輝”是誰的筆名？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後半年，便病逝了，年僅47歲。吳雲溥告訴筆者：“俞銘璜瘦而幹癟，但極有文才。”
又據柯慶施另一位秘書蔣文傑回憶：“（1958年5月）在去北京開會之前，柯慶施的發言稿已寫好。這一稿是張春橋的手筆。（主題是批判經濟建設領域裏的‘少慢差費’—— 作者注）到北京後，柯慶施改變主意，放棄張春橋起草的發言稿。從江蘇代表團找來俞銘璜，另起爐灶，重寫一稿。題目是《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銘璜確是快手、高手，僅用三四天時間，就趕出來了。”從蔣文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俞銘璜與張春橋同為柯慶施手下的“兩支筆”。
在俞銘璜病重、去世期間，柯慶施讓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接替俞銘璜。從此江青倚重張春橋，幫助她抓“樣板戲”。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隻好“臨時抱佛腳”，成天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聽京劇錄音，人稱“京劇書記”。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誌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麵人物很囂張，正麵人物則幹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誌對於搞出來的成品不願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麵，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願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後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麵，也曾這樣談及：“1963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誌的領導下、江青同誌的關懷下舉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樣板戲”的同時，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仿佛沒有聽見似的。她向來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易放過。遺憾的是，她隻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杆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江青繼續求助上海。柯慶施依然推薦張春橋。張春橋對京劇是外行，對“大批判”卻是行家裏手。照理，這位宣傳部長完全可以獨力承擔江青交給的重任。不過，張春橋心眼頗多，不像俞銘璜那般直來直去。張春橋知道這次交辦的任務來頭不小，牽涉頗廣頗深，他寧可退居幕後指揮，向江青另薦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江、張、姚就這樣開始秘密“合作”，炮製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宏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複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柯慶施同誌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當天，《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柯慶施遺照和中共中央訃告。
柯慶施死在成都，是因為他在廣州療養時，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邀請，於1965年3月23日與賀龍元帥、聶榮臻元帥同機飛往成都，視察三線工作，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不料半個月後在成都病逝。
柯慶施畢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給予很高的禮遇。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回憶，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之後，國務院當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成都。守靈3天之後，柯慶施遺體在成都火化。火化時吳雲溥守候在側，在骨灰中發現金屬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陳丕顯捧著，前往成都軍區靈堂。吳雲溥和另一位柯慶施秘書先期飛往北京，在南苑機場降落。
新華社連日報道為柯慶施舉行的隆重的追悼儀式：
11日中午，一架專機載著柯慶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飛抵北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前往機場迎靈。靈堂設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公祭柯慶施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主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讀悼詞。公祭之後，柯慶施骨灰盒被運往八寶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萬人追悼柯慶施大會在文化廣場舉行。大會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著當時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邊，隔著好幾個人，站著滿臉哀容的張春橋。華東六省也各自在省會為柯慶施舉行追悼會。可以說，柯慶施的追悼儀式夠隆重的了。
柯慶施追悼大會
對於柯慶施突然離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誌。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慶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憶爸爸，學爸爸，做堅強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當時報刊上唯一透露了柯慶施之死點滴情況的文章：“您這次得病，來勢非常厲害。當您處在昏迷狀態時，說話已很不清楚了，但您還是關心著國家大事，還在斷斷續續地詢問工作情況……”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麽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麽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誌”。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革”使人喘不過氣兒來。就在這時，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通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造反派“戰報”，傳遍了全國。如同火上澆油，使“文革”頓時升溫。驚心動魄的標題：《誰是謀害柯慶施的凶手?》、《揭開柯老被害的內幕》、《柯老被害之謎》……略摘幾段原文，便可以聞見濃烈的火藥味兒：“柯老是被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成都、華東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柯老的死是嚴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調查材料完全證明，柯老之死是劉少奇、賀龍、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在我國進入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少奇之流就對柯老下毒手，他們突然‘邀請’柯老，進行暗害，這完全是預謀的反革命事件……”
這一連串“完全證明”、“完全是預謀”，斬釘截鐵一般，毫不含糊。
我兩度采訪了當時參加搶救柯慶施的上海高幹保健醫生方兆麟，終於厘清柯慶施之死的真相。（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筆者兩度采訪方兆麟於上海。）我曾經寫了報告文學《柯慶施之死》，請當時在柯慶施身邊的秘書吳雲溥審閱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吳雲溥再度接受我的采訪，認為我寫的《柯慶施之死》符合史實，而且補充談了他所了解的柯慶施以及柯慶施之死。吳雲溥說，當時他曾奉命寫過柯慶施病逝的大事記，交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檔案室保存……
柯慶施並非死於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一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隻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注意“管製”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一“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後，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淩晨二時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即吳雲溥和陳文。據吳雲溥告訴筆者，他當時掛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辦公廳，電話是辦公廳副主任舒超接的，報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陳文給北京中央辦公廳掛電話，報告了彭真；胡允平打電話給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他們都在電話中通報了柯慶施的病情。據吳雲溥回憶，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當天中午，一架專機載著第一流的上海醫療小組，由書記王一平、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率隊，飛往成都。作為上海高幹保健醫生，方兆麟也隨機前往。鑒於保密，上飛機時方兆麟還不知道飛往哪裏，給誰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師。此外還有崔之義、林兆耆、榮獨山、董方中等來自上海各醫院的著名醫師。
到達成都之後，醫生們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四川醫生的診斷結果為“膽囊炎並發胰腺炎”。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1964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症狀跟這一次相似。於是，這一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於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於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注射鎮靜劑。下午3點，方兆麟給柯慶施注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後，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一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髒按摩，漸漸地，柯恢複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髒按摩。
8日，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9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出現了最危險的訊號。醫生和護士們排成一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髒按摩。每人做幾分鍾，就累得直喘氣，趕緊由另一人接替。柯慶施的心髒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繼續中。連續不斷的胸外心髒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聞訊趕來，賀龍也趕來，表示深切悼念。朱德還寫了一首悼詩。
匆匆從上海趕來的陳丕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感謝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
根據彭真電話指示，對柯慶施遺體要進行解剖，以查明死因。當晚，柯慶施的遺體被運往成都醫學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細的解剖。著名泌尿科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討論。北京、上海、四川的醫生根據柯慶施病症及屍體解剖結果，一致認定：柯慶施死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沒有任何“政治陷害”、“謀殺”的跡象。沒有一個參加治療、搶救的醫護人員提出一絲疑問。“文革”中權重一時的張春橋曾派專人調查過柯慶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點而罷休。那一針鎮靜劑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後柯慶施病情轉危，為此方兆麟受到嚴厲的審查，也未查出任何“謀害”的證據，倒是我從上海一大堆“文革”檔案中查到方兆麟當時寫的“交代”，成為記錄柯慶施之死最翔實的曆史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