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 大塊文章

 

大塊文章

 

王蒙

 

一     慎重的快樂

 

 

都說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幫”抓起來是第二次解放，對於我來說，其興奮，其感觸，其命運攸關，生死所係，甚至超過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席卷了全國。那一次體會的是己方的勝利，是戰勝者的驕傲和歡欣。這一次體會到的卻是終於絕處逢生，黑暗的地窨子裏照進陽光，絕望變成了希望，困惑變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終日變成了每天都有盼頭更有意料得到的與意料之外的喜訊。

 

開始重發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這在毛著中是最最務實求真、通情達理、靈活機變，不搞教條主義、不搞絕對化、不照抄蘇聯模式的一篇典範之作。緊接著《人民日報》上竟然發表了反駁所謂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文字，大意說是經濟都搞成了這個樣子，還在那裏批判“唯生產力論”，是不是要讓我們喝西北風呢?其實這樣的話，這樣的說法，早已經在我的頭腦裏夾雜著歎息、怨忿說了不知多少遍了。絕對用不著什麽水平什麽理論的老百姓的常識，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卻由於政治的特殊情況變成了禁忌，而一旦這樣的禁忌說破，竟然有雲開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覺。事後回憶這些事情的發生似乎隻在一瞬。誰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謂“鐵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陣風便變成了批紅批香。首先是壓在五行山下的各種文藝作品紛紛重見天日：人們又聽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們又聽到了王昆、郭蘭英，各地戲曲名角；人們又看到了戲曲影片《紅樓夢》，邊疆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人們終於可以盡情吐露對於周恩來總理的懷念，而我在電視屏幕上看李維康主演的《楊開慧》的時候，聽到一句詞提到“愛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聲……人們感歎地引用著那幾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裏反法西斯英雄瓦爾特(據說是以鐵托為原型)的名言：“活著，就能看得見!”我們看見了，因為我們活著，而徐寶倫、L、班長們看不見了，我們充滿了偷生者的慶幸與歡喜!

 

郝關中老夫子幾次對我說：“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麽辦法呢?如果把常識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與形狀行狀都定成了右派，什麽創世功業，什麽威猛泰山，什麽輝煌旭日、雄辯江海、千鈞霹靂、萬裏東風、玉宇澄清、乾坤扭轉、新紀元新篇章新發明，還有令人頭暈目眩的衝霄漢、上九天、反潮流、光芒萬丈、光焰無際……不是早晚會稀裏嘩啦，踢裏突魯的嗎?

 

真正的日子漸漸來到了，我從一開始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然而我必須夾緊尾巴，我必須格外小心，我相信還有反複，還有曲折，還有坎坷。我好像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嬌嫩的寶器，我生怕由於自己的不慎而將寶器打碎，與寶器失之交臂。我已經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樣脆弱，而一切橫蠻與困厄都是那樣頑強糾纏乃至貌似威嚴。我不當出頭椽子，我必須若無其事。但是我還是流露了我的壓不住的快樂，以至於一些和我要好的親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誡我：天道無常，上心難測，慎重，慎重，第三還是慎重。

 

而春風在悄悄地吹著，回到常識的過程日進百米。我試探地寫了一篇小文《詩·數理化》，歌頌高考的恢複，指名道姓地歌頌當時的領導人華與葉，批判“四人幫”的一切已被揪出示眾的謬誤，政治上沒有一句自己的語言，沒有獨到的見解，如果說此文有任何可取之處，應在於我長久以來的對於詩歌和數理化的兼收並愛，甚至於我認為“那種一切通過實驗的不苟分毫的態度和作風，那種建築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實與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廈，不都是極其富有詩意的嗎?”我讚美詩與數理化都是智慧的碩果，文化的奇葩。遠在八十年代福建學者林興宅提出最高的詩是數學之前。我是怎樣將此文投寄給《新疆日報》的，已經記不起來，反正此前或此後，傳出來報紙的說法，說是領導研究了，對王蒙可以抱一個良好對待的態度。這篇文章在報紙副刊上刊登了出來，時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學》上發表《春滿吐魯番》——一九六四年五月曆時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殺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殺期，我前後被凍結十七年，半凍結四年。

 

受到小文發表的鼓勵，我又寫了小說《向春暉》，發表在《新疆文學》一九七八年一月號上。寫一個在少數民族地區與農民結合得很好的女農業技術員。連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滿小兒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寫出這樣的小說，不能不說是改造得已經很可以的了。別人讀了說是不像鄙人寫的，後來我自己讀也覺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脈絡，卻沒有肌肉神情，沒有細節，沒有豐滿的生活情趣，沒有氣韻生動。但仍然符合當時的潮流，酷似當時的許多作品，意在筆先，大樹先進，鬥爭激烈，合圖合譜合轍，絕對不越雷池一步。同時，這又畢竟是王某寫的，有小說人稱視角的轉換，有農業知識的術語(還真有個務農的樣兒呢)，有對於竊竊私語、是是非非的長舌漢的描繪，還有一句結尾的話，說是：

 

向春暉的聲音是空前的歡快，響亮，明淨，像一支金嗩呐，震響在彌漫著秋日的白楊和莊稼的香甜氣味的空氣裏。

 

這句話很長，略顯歐化，是王某喜歡寫的對於秋天農村與大地的體味。金嗩呐的比喻也還差強人意。也可以說這一句是使得孫猴子變成廟宇後露出了餡兒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與廟宇風格不協調的旗杆。

 

《向春暉》的人物和故事卻並非憑空捏造。伊犁巴彥岱公社的公社秘書羅遠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個時代的與少數民族農民結合得極好，服務得極好的典範。可以幹脆說李就是我的小說的人物的靈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寫作方法，隻是貧乏化了而不是升華了人物的形象。他們都是新疆“八一農學院”的優秀畢業生。羅不但能講維吾爾語，而且能用木片寫維吾爾書法。羅還有一手絕活，可以用特製的陶土製造饢坑，維語稱“吐努爾”，我則喜歡音譯為“土爐”。這可是真正的匠人——師傅——大師才幹得了的活。李是公社農技站的技術員，經常出沒在田間地頭，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維吾爾語推廣著“無芒四號”“烏克蘭八十四號”“紅星二號”優良麥種與“白馬牙”“雙雜交”等玉米良種，以及其他先進技術。他們曾經住在公社拖拉機站，種了許多南瓜，極適應新疆農村的生活方式。世界與人生有時候是講不清楚公理與道德的，我過去認為今天仍然認為，毛澤東提倡的與工農結合為工農服務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誠實與獻身熱情，然而僅僅靠奉獻與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質與精神力量硬是解決不了發展問題溫飽問題。何等地可歎啊。

 

他們二位是從底層一步步做起的。後來羅遠富曾任吐魯番地委書記，新疆自治區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惠坤則在自治區政府農辦工作。

 

接著收到了《人民文學》雜誌向前編輯的約稿信。春江水暖鴨先知，雜誌送暖作者知。那個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學》，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學》的約稿，竟然成為行情，不，甚至是等級與身份，是命運的通蹇禍福的標幟。得到了約稿信，我讀了又讀，連人家的字體我也覺得帥氣、瀟灑、老到。好歹一本雜誌是一個組織的果實，而作家隻不過是一個個的個人，當組織擁有無上的威權的時候，個人，作家，才華，靈感……都顯得如何渺小與脆弱!不論是打仗還是修水庫，組織化之遠遠優於個人是明顯的，偏偏文學這個玩意兒不能不依賴於作家個人，搞文學，這帶來了多少麻煩與悖謬!

 

對於《人民文學》，應該寫點什麽，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寶刀未老，仍然不辜負所謂“有文才”的“最高”點評而畢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後的王蒙，很有些個令人刮目相看的無產階級的麵貌呢?

 

與五十年代的寫作相比，這時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樣的了，它不是從生活出發，從感受出發，不是藝術的醞釀與發酵在驅動，而是從政治需要出發，以政治的正確性為圭臬，以表現自己的政治正確性為第一守則乃至驅動力，把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調動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形象記憶視為第二原則，為從屬的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藝術服務政治，充分運用自己前後十多年在新疆的體驗，特別是在農村生活，與維吾爾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體驗，寫出又“紅”又專的新作來。

 

我的新作是《隊長、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題當然是對“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批判，但寫得要有生活氣息，民族文化氣息，有異域風情，有邊疆味、農村味、民族味，有維吾爾人——農民——農村幹部的形象與生活細節，有意想不到的情節主幹：把一隻野蠻殘暴的貓兒稱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為法家的“呂後”。這來自我的女房東赫裏倩姆媽媽的妙喻的啟發：她稱一隻馴順聰慧的黑白花貓為“籌委會”，那是伊犁地區一派比較能與領導特別是軍區合作的組織大聯合後的名稱。而另一隻乖戾凶狠的虎皮貓，則被房東媽媽稱為“紅造會”，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為標榜的群眾組織的通稱。我寫到了這樣一隻“野貓”，寫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剛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寫得這樣殘酷的。

 

小說的開頭，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應該怎樣為人民公社的基層幹部畫像呢?是刻畫他們的風吹日曬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膚嗎?描寫他們的沾滿了塵土、芒刺、樹葉、糞肥的長靴嗎?渲染他們的黑條絨上衣的後背上透過來的白花花的汗漬嗎?同情他們的熬紅了的眼睛和嘶啞的喉嚨嗎?羨慕他們在本地的無上威權，走到哪裏都被注視、被諦聽、被請示和申訴包圍起來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嗎?還是為了他們往往處在矛盾的焦點，受到各方的夾擊而不平呢?

 

後來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會上，公劉見到了我，特別提起了這一段。這段旁白的用語有點翻譯味兒，例如，被注視就不如說是受到注視更順當。但是“被請示和申訴包圍起來”的說法，如果說成是人們圍著他們請示工作和申訴意見，就不夠味兒了。我以為，一種來自外文的語法與構詞造句方式，一旦為國人所接受，就成為了語言的新的資源，新的補充，就有可能為我們的古老長壽的漢語帶來某種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暉》、《隊長、野貓……》的創作方法進行下去呢?會不會這也成為一種寫小說的路子呢?主題先行，政治掛帥，推敲(政治)含義，形成輪廓，猶如論文之定出大綱，再補充或填充材料：細節、人物肖像與(所需)個性、風景背景、情緒、語言文字……我甚至懷疑，有並非絕少數的寫作人在那個年代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寫作路數，已經無法更改，一動筆就是這麽個格式，他們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調式，得到好評，行時於某個特定時段，收到極好的效益。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位卓有成績的著名同行親口告訴旁人的話：“‘四人幫’倒的時候我還在縣裏，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我口袋裏裝著兩篇小說來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資派’的，一篇是批極左的……你難不住咱們!”他還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在文革中被批鬥得最狼狽的時候我對老婆說過，別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會坐上小汽車!”

 

啊，文學!最初與你邂逅的時候你是高揚在九天的藝術的安琪兒，有點神秘，十分純潔，無比的動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歡樂更深情，我想著的是怎麽樣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圍繞你，服從你與吟味你，用最最尊崇與細致的體貼來表現你，用最最美麗與善良的感悟來接近你，生怕有對你的些許褻瀆與冒犯……

 

而現在，曾幾何時，狂風惡浪，電閃雷鳴，狗血噴頭，死去活來，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吒暗嗚，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轟擊，改頭換麵，棄舊圖新，指天劃日，過去種種，比如昨日死……終於，我明白了，文學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藝術是一種手藝，是一種材料，是一種習慣，是一種糊口的方式，是幾個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摳摳拽拽，你要它粗它不會細，你要它大它不會小，你要它往東，它絕對不會向西!一石三鳥，鼓舞士氣，打擊敵人，提升自己，皆大歡喜!

 

多麽難忘，多麽可憐，又是多麽如意!初夏，下著雨，瑞芳從烏魯木齊十四中的辦公室飛跑到家屬院，我正在包韭菜餡餃子，餃子已經擺滿了一蓋淺兒(或稱蓋墊，指用細秫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來，臉色都變了，嗓音都變了，她從來不曾這樣：卻原來是我的這篇小說發表出來了。不管怎麽樣地戴著鐐銬，至少還有語言與文字的掂量與發揮，我讀著時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學》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從心來，悲從心來，喜從心來，五內俱熱，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還能等到這一天!這是真實的嗎?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嗎?

 

二    日子又開始了

 

 

波浪湧動著波浪，日子開啟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劉心武的《班主任》，對於心靈創傷的描寫使我激動也使我迷惘，難道小說當真又可以這樣寫了?難道這樣寫小說已經不會觸動文網，不會招致殺身之禍?難道知識分子因了社會的對於知識的無視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塊壘?

 

《隊長……》的發表意味著我的公民權的部分恢複，我給時在廣東，任《作品》主編的蕭殷老師寫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熱情的回信。他說他見了人就說：“王蒙來信了，王蒙來信了……”

 

從電視屏幕上看到了白樺的緊跟形勢的劇作，寫革命曆史，批極左。從一些文學刊物上，透露出了從維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詩，雖然不是樣樣貼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滄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脈相承。我確實覺得自己已經活完了一輩子，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歲。現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我正處於重生過程，我正在且喜且慮，且驚且讚，且悲且決絕地注視著四周，果真是一個新的開始了嗎?是乍暖還寒抑或是欲擒故縱?不是陷阱?不是陰陽謀?不是幾個勇敢分子的橫衝直撞，最後導致的隻能是頭破血流?

 

我五內俱熱。我彈額(早已無“冠”可彈)相慶。我不恤一搏。我同時又是左顧右盼，不惜用最險惡的心意去作好應對險惡的突變的準備。半生多事，波詭雲譎，曆史起落，吞噬無情，生聚教訓，動輒二十餘年，到了這步田地，天真、幼稚、輕飄，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節這一天(由於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節又有了新的意義)，寫了《最寶貴的》，我已經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於寫到滴血的心，寫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幫”，總而言之是一種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換成了冰冷的石頭，正像我看到過的民主德國電影《冷酷的心》那樣。也是在東德的這部電影裏我第一次聽到了德意誌民歌《有花名勿忘我》，所有這些被扼殺被活埋了的柔軟的心靈的顫抖，居然還有複活的一日，還可以被引用，可以成為王某小說新作的素材。我隻敢譴責那個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來可以原諒的失誤，我不譴責他又去哭誰去?至於他的所謂錯誤，所謂過失，所謂造成的嚴懲後果，該去問責於誰，我想那是讀者自己去想的事。果然此時與此後，都有明白人說王某對那個孩子太嚴厲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嗚呼，你就不能設身處地想想作者的處境嗎?

 

無論如何，我借著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淚。作品描寫市委書記嚴一行(一個直白的教條味兒的人名)的兒子蛋蛋，十五歲時向造反派頭子透露了一位老領導的下落，造成了嚴懲的後果，為此，嚴一行幾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樣地批判了兒子蛋蛋。我寫道：

 

但你總應該覺得終生遺憾，總應該掉一滴滾燙的眼淚。為了陳伯伯的不幸，也為了你最寶貴的東西的失去。你總應該懂得憎恨那些蛇蠍，他們用欺騙和訛詐玩弄了、摧毀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誠。就像外國故事裏的巫鬼，他們劫竊人們的鮮紅的心，換上一塊黑色的石頭。在這塊石頭上，沒有革命的理想，沒有原則，沒有對真理的追求和獻身，沒有勇氣、忠實、虔敬和堅貞，沒有熱也沒有光；隻有利己的冷酷，隻有虛偽、權謀、輕薄、褻瀆，隻有暗淡的動物式的甲殼、觸角和保護色……

 

許多天，在構思這一段應該說是抒情獨白的時候我聽到了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反複地響動。你總應該覺得遺憾，總應該掉一滴滾燙的眼淚……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背誦著，回旋著，沉重，深情，憋悶，決絕，像朗誦，像話劇台詞，像哭吼，像低音大號。更像是從天空降下來的曆史的歎息，宇宙的憐惜，或是一個藏在我的身體裏的精靈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滾。這段詞已經成了精，與我晝夜相伴，我好像確實看到了一滴大大的眼淚，我好像已經感到了這滴眼淚的分量與熱度。我已經無法躲避。

 

石破天驚!電閃雷鳴!

 

這是說蛋蛋嗎?怎麽像是說的王蒙?王蒙也經曆了換心的手術?時至今日，時至寫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說的二十八年以後，王蒙讀起來仍然是怦然心動，淚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說的結構與前後文，披掛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對毛主席的深情，有對共產主義的謳歌，有把“四人幫”與黨嚴格分割開來的快刀斬亂麻的界限，還有“心啊，你要聽話，要好好地跳!要保證嚴一行這個老兵，在黨中央領導下，把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打下來!”這樣的嚴一行的心語。怎樣揭批“四人幫”也是嚴守部署，無一字無出處，大大的良民一個!堪稱無懈可擊!哪怕是交給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張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這麽一些人，以專門研究和找茬子為他們從事他們實在無力從事的文學事業的畢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說寄給了蕭殷，蕭老似乎對此作不十分滿意，他回信說到我擱筆太久了，尚須恢複一段。我想他老不喜歡我的這種理性與直挺挺的抒情，這種大帽子與直接的政論。他在夏秋之際的《作品》上將此小說發為第二篇，頭題是舒展的《複婚》，寫一個“文革”中跳躍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諷刺，也比《最寶貴的》多了些趣味。

 

此後許多年，一位廣東作家對我說，廣東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國的文學作品評獎當中常常吃虧，原因是他們太重視文學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學界的頭麵人物，重視的是思想性與政治性。有此一說，錄以備案。

 

後來得知，這篇東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國之聲》供職的深度近視眼的漢學家譯成了德語，他指出，換心的故事發源於德國。

 

與此同時。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藝)編輯室的著名編輯黃伊的信，約我去北戴河團中央的療養所去寫作。

 

喜訊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領導、巨商、要人、洋人(現在有一個更加高尚的雅號：“外賓”)們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歡去的地方。是大海無邊。是sanatoria——療養地，維吾爾語、俄語、英語都是這個詞。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說我要去。

 

出發前一大成就是把煙戒掉了。與旁人所說吸煙助文思的說法相反，吸煙使我困倦，我忙於構思與寫字的時候，點火、放火柴頭、吸煙、吐煙、抖煙灰、叼煙……剛才恢複寫作，這些就都成了我的額外負擔。而且，我壓根就時有咳嗽(後來正式判定為慢性支氣管炎)，家人也勸我戒煙，我說戒就戒了。

 

我的戒煙方法與別人也不同。我讀了一篇談吸煙毒害的文章，裏邊特別提出香煙燃燒中出現的三四苯丙芘與煤焦油對人體的危害。我很喜歡“三四”這個詞，直覺認定它的科學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紀，你可以從網上查到下麵的話：

 

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稱聚丙烯酰胺，總之都是讓普通人八輩子也說不清的陌生名詞……其致癌性是黃曲黴素的一百倍。

 

而我在戒煙的關鍵時段，一犯煙癮，一有戒煙半途而廢之虞，例如飯後，就找出我留下的剪報，閱讀有關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見此詞，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煙，勝似吸煙，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葉上的浸蝕與開始腐爛，看到了白膿與紅血，找到了戒煙的感覺，也找到了煙的形象與內涵，再不想，不必，不勞吸煙了。

 

此後許多年，一次我在南方，與一些文友閑扯，文友說，對於既不吸煙又不飲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對於原來吸煙，後來說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遠之。我講了自己的戒煙史，人們嘖嘖稱奇。我的為人打破了他們的以煙劃線的謬論。我相信我的教條主義理性主義唯理論戒煙方法獨一無二，堪稱一絕。

 

其實我的吸煙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吸下去而是為了此後戒絕方便。一九六四年春節將至，初到新疆的我為自己成了“文藝界”的人而發暈，便從自治區文聯的迎春聯歡會上拿了一支不花錢的香煙，吸了兩口，感覺有趣。這樣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間，不可以文學，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閑話，不可以(沒有足夠的糧票與錢票)吃喝玩樂，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烏魯木齊的自治區文聯，從早到晚，你讓我幹什麽呢?機關食堂裏打飯，四兩(新疆的說法是二百克)飯，一個素菜或略帶葷腥的菜，五分鍾就吃完了，你幹什麽去呀!

 

幸虧有個煙吸。你打開煙盒，你抽出一支煙，你戳搗戳搗，你拿出火柴，你欣賞火花，你端詳火柴盒壁被劃出來的痕印，你琢磨這次的火柴應該在哪裏發力，力不可以發得太大，不可以發得太小，大了損壞盒壁，我常常發現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完盒壁已經塔稀郎——來自維吾爾語，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蘇聯小說，上麵提到斯大林從來不用打火機，因為斯相信第一口煙最香，而打火機的汽油味兒會敗壞這第一口煙的感覺。然後邊吸煙邊設計邊體驗邊改進邊實驗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從鼻孔裏出氣的方式……至少，它給了我幾分鍾的充實。那麽，一旦生活開始恢複正常，身份恢複了正常，公民權恢複到基本正常，叫做新的曆史時期開始啦，還抽他個什麽鳥香煙!

 

我還常常通過控製吸煙來鍛煉意誌。想吸的時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撚掉，掐滅，留待十二個小時以後再接續吸。多時我一天吸過十來支，少時我兩三天才吸一支。煙友曰，敢情你沒有癮。王說，我不能做吸煙的奴隸，我也不能做不吸煙的奴隸，我不做自己的奴隸，也不做，更不做外物的奴隸，從吸煙的頭一天起，我始終讓我自己牢牢支配著香煙，而絕對不允許香煙支配上王某。

 

吸煙對於我最多是一個嚐試，是一個知識，是體驗生活，是新經驗與新知識。我吸過四分錢一包的珍珠魚，七分錢一包的航行，此種牌子的煙邊吸邊輕微爆炸，並發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氣息。一角五的綠葉：這是丙級煙中較好的一種。二角錢左右的海河、青鳥、古車、解放……這些算乙級煙，介於乙丙之間的有黃金葉與戰鬥，可笑的是戰鬥原名煙鬥，“文革”中那個叫做革命小將實為糊塗蛋的群體嫌它名號不紅，改成了戰鬥。乙甲之間最好的是光榮，煙盒上印著一朵大紅花，產地上海。甲級煙我也沒有少吸，鳳凰、牡丹、彩蝶、紅塔山、紅山茶，後來還有新疆自產的頂級品牌：雪蓮。我也吸過長白山為標記的據說含有人參的煙。

 

我吸過煙鬥。我買過各種煙嘴。我自己炒煙。我吸過莫合煙——在蘇聯小說裏叫做馬合煙。我很佩服特瓦爾托夫斯基的長詩《瓦西裏·焦爾金》，他寫道：

 

戰士的馬合煙，

就如同戰士的老婆，

凶惡，暴烈，火辣，

……然而戰士離不開她。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結束了他吸煙十四年的曆史，從此再未吸過，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萬寶路”，我也是一聞到就不喜歡。與香煙從此恩斷義絕。隻是後來有一次，有幾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煙，終於還是沒有吸，吸煙的年代已經與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變成了陳年舊事。

 

 

三     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經幹淨利索地戒了煙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火車到了北京。十一日(或十三日，我記不清了)一早，我們在北京站與中青社的同誌匯合，到北戴河。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樺與他的一個助手小劉，有安徽的單超，遼寧的洪鈞和來自河北的一個年輕人。還有一位搞俄語翻譯的說話聲音洪亮的先生。此後，還有雲南作家彭荊風、評論家唐、上海作家孫峻青與師大教授許嘉璐。我們坐的那一趟火車是經天津到北戴河的，走了五個小時，那時的走玉田的北線還沒有通車。簡樸的北戴河站，已經給我以不凡的感覺，整齊清潔爽利，大量樹木花草，空氣新鮮，天空蔚藍，地麵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烏魯木齊那樣的易於飛揚的黃土構成，這些都不一樣。而且，車行幾步就從樹木的缺口處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鎮上部的淺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覺得像是果凍)的海，聽到了海濤的呼吸一樣的聲音。那時的北戴河，經過“文革”十餘年的閑置，門庭冷落，人車俱稀，再聽不到什麽別的。

 

兩年後我在小說《海的夢》裏運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車站的感受，我寫道：

 

下車的時候趕上了雷陣雨的尾巴。車廂裏熱烘烘、亂糟糟、迷騰騰的。一到站台，隻覺得又涼爽，又安靜，又空蕩……

 

這說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糟的車廂與好的站台，現在不同了，有各式旅遊專列，兩層，軟席，空調車，而站台上人頭簇動，不那麽雅致清爽了。

 

我又寫道：

 

……空氣裏充滿了深綠色的針葉樹的芳香……清潔得令人吃驚。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話集》的插圖裏見到過似的，紅色的瓦頂子晶晶地閃光……

 

不隻是風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從五一才算正式結束的，離開嚴冬不過一個多月，突然來到了陽光與海浪互映互戲的地方。

 

團中央的休養所在離海有一點距離的黑石路，是一處老建築，老式房屋隱藏在桃林中，虎皮石牆，雕花木窗，木質地板與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於許久無人居住，一進去就顯得很陰潮。但畢竟是涼爽宜人。

 

我在這裏改寫新疆後期我所寫的《這邊風景》，上午與晚上寫作，下午去海上遊泳。每頓飯後坐在寬寬的陽台的藤椅上海闊天空地聊天。

 

寫作當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寫得糊裏糊塗，放不開手腳，還要盡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寫的是農村一件糧食盜竊案，從中寫到農村的階級鬥爭，寫到伊犁的風景，寫到維吾爾的風情文化。但畢竟是先有死框框後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討好，搞出來的是一大堆廢品。

 

遊泳的成績就大了。我們選的是老虎石煤礦工人浴場。我給自己定的功課是每次從沙灘到防鯊網兩個來回。我雖然喜歡遊，但是姿勢極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練。過去，一年遊不了幾次，剛找到感覺，季節已過，次年夏天一切又從頭溫習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條件，其樂何如!六月中，水溫很低，我們已經正兒八經地遊上了，確有長進。我有時甚至於覺得自己的條件反射帶點傻氣，一進了水，一下，兩下，三下，蛙式就擄上了。我也遊仰泳，是反著遊蛙式，姿勢不合規範。兩次出征防鯊網之間則躺在沙灘上曬太陽，那時還沒有曬多了有害的知識。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麽叫夏天，夏天是多麽美好!青天白雲，碧浪黃沙，海風吹拂，日光燦爛，黃沙白沫，綠樹紅花，洶湧彌漫，起落吟歌，拋卻半生煩惱，忘卻一己得失，遠望船舟入雲，近聞波浪拍岸，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撫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煩憂?俱往矣，成一笑，過昆侖大漠，遊山海瀛州。遍走邊陲身未老，終得大海，飽驚寵辱意猶閑，又見藍天。如今戲水知魚，享受驚濤無數，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齡不過四十有四，正是心強力壯，行旅無非八千零八(裏)，堪說月黑雲舒，夢乎?非夢。幻乎?非幻。哀乎?痛也!樂乎?快哉!

 

有時候設想自己的遊泳比真遊還浪漫，還如畫如詩。在水裏，動作不免單調機械，當然也有嗆水咳嗽的時候，而且我是近視眼，又習慣了入水呼氣，遊前摘下鏡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後，頗覺自得。躺在沙灘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歸自然的豪邁與優遊。

 

遊水遊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膚，毛孔的紋絡與魚鱗無異，相信自己正在變成一條魚。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變成“胡人”。而在沙灘打滾，我更相信經過這麽多事在下仍是頑童。

 

在這裏遊完，我們常常混入煤礦工人療養院的休養員的隊伍，跑到對麵的該院淋浴室衝一個冷淡水澡。也有時候就穿著泳褲，趿拉著拖鞋走一個小時，圍著海灘轉一大圈，再回到住地。有時候走種植了大量針葉樹的東經路。有時候走到處長滿紅柳的海濱路，那時的北戴河主要就是這兩條路。紅柳本以為是新疆的特產，現在才知道至少在鹽堿多這一點上，邊疆與海濱無異，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這時的北戴河人煙稀少，但時能碰到少量外國人，據說是遼陽化工廠的法籍專家。有時一直走到東山賓館大門再往回走。也有時候去西麵的人民浴場遊泳，那裏有溫水淋浴設備，每次隻須花幾角錢。

 

也常常黃昏時入夜後到海邊走走。我看到過月兒從海中升起，我看到過銀光在水中閃爍，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別像一個個遊泳者的頭顱，我常常感覺到是一大批健兒在月光中遊水。

這個感受我也寫到了《海的夢》中，我寫道：

 

……所有的激動都在平靜下來，連潮水湧到沙岸上也是輕輕地，試探地……而超過這一切，主宰這一切，統治著這一切的是一片渾然的銀光。亮得耀眼的，活潑跳躍的卻又是朦朧悠遠的海波支持著布滿青輝的天空，高舉著一輪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銀波兩邊，月光連接不到的地方，則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頭的黑暗……這天海相連，緩緩前移的銀光區是這樣地撩人心緒……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將離去的前一個夜晚，裝扮好了自己，向他溫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語。

 

海——呀——我——愛——你!——他終於喊出了聲，聲音並不大，他已經沒有當年的好嗓子。然而他驚起了一對青年男女。

 

這是很有趣的。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間的感受，然而當時寫的是別樣的《光明》，當時還不敢寫這樣帶知識分子味道的小說，這些都是兩年後動的筆。

 

休養所的夥食標準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幣，個人繳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補助。夥食相當不錯。

 

飯後聊天天南海北，主題不離揭批“四人幫”，揭批極左路線。各種故事，真真假假，觸目驚心。如說到一個愣小子，由於唱“老三篇，最愛讀，讀完心裏熱乎乎”時，唱成了其他部位熱乎乎，說是給槍斃了。還說是哪個哪個農村，一家地主，一兒一女，無法婚配，最後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

 

天熱無君子。我們幾個男性，穿著短褲。拍著肚皮，喝著熱茶，吹著海風，談天說地，海闊天空，邊寫邊看，邊說邊罵，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幾十天，我拍拍肚皮覺得膘情漸好。我的開始變胖就是從這兒開始的，原來隻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夢想自己能夠上六十公斤，現在，實現了。

 

最可笑的是，說是老作家管樺在夥食上享受了特權，什麽單獨給他熬了什麽粥啦，其他的幾位作者，在做好了另兩位老作家唐與峻青以及中青社的夥食管理員的溝通，取得了他們三人的諒解以後，在一次用餐時發動了對於管老的哄鬧。想來著實可笑，“文革”搞得的確是個個鬥爭成性，愛鬥善鬥，不甘寂寞，有機會就要鬥一家夥。

 

身在渤海之濱，“火熱”的生活仍然是紛至遝來。我收到了《上海文學》的編輯，工人作家費禮文的約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王笠雲的約稿信。信上並說為了落實什麽什麽政策特向我約稿，周邊一道寫作的同誌讀後還有點反感，說是誰落實誰的政策?一個出版社又不是黨，怎麽這樣說話?總而言之，我們這些人的尾巴開始翹起來了。

 

時值《上海文學》發表本刊評論員文章批評文學從屬於政治的提法而大受關注。我給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說《光明》，仍然有按政策——當然這個政策符合我的思想與情感——編情節的痕跡。

 

然而這篇小說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處。第一，我寫了再不要發生“文革”這類的悲劇了的決心，這是我的泣血之論。第二，我同情地寫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慘處境，直到被逼得發了瘋。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點彌補了《最寶貴的》裏的過分嚴峻。關於“亂咬”者的故事，我運用了一些新疆文聯那邊發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現躉現賣地寫了海與海濱。第四，我雖然二十年前已經落馬，我寫起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機關工作人員來仍然比較像那麽回事，它不是官場黑幕小說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爺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對立麵的寫法，一句話，我把他們當做與我一樣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種弱點的人來寫。小說結尾我醞釀得比較久。我寫道：

 

……瘦小的邵副書記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麵，他挺立著，本身就像一具岩。半個月亮剛剛從海麵上升起，橙紅，巨大，斜仰著，像一顆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漲，波濤呼嘯著，憤怒著和歡笑著，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邊湧來，濺起一團團銀霧。

“竹梅，你安息吧。我們絕不讓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說主人公邵容樸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會主義階段被“極左”害死的。

時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寫到這一段舊事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完全忘記了小說的情節，卻記得他對於海與月的描寫，記得那月亮像一顆沉思的、警惕的心，記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邊湧來的，記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銀霧。

 

中間改過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後根據費禮文文友的意見修改的。此後見到老費我就對人說，他是領導過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說：你又來了，你又來了。再後，短篇小說評獎時是《最寶貴的》而不是《光明》獲獎，老費頗為不平。他是喜歡這篇東西的。

 

北戴河期間我也讀了不少書，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艾特瑪托夫的中短篇小說集。他是蘇聯吉爾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寫的細膩與情感的正麵性質。我甚至此後有意對之仿效。

 

(此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收到過他的來信，邀請我擔任蘇聯一個文學機構的顧問之類，因當時中蘇關係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後來，我在韓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韓寫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說是他頗富VIP的官氣。他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做過駐盧森堡的公使。)

 

此間正逢我的二兒子參加高考，他考入了位於陝西三原縣的空軍二炮學院。能入軍校，似乎也非常光榮，說明了我家命運正在發生變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為七七屆畢業生，考入了新疆大學。

 

從六月十六日遊到七月，從七月遊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陰天，頗有涼意，我知道，沒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觀海戲水，算是足足的了，該走啦。

 

四    八麵來風

 

 

海邊方數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計劃探望一下親屬，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誰知來到北京，已是八麵來風，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學》雜誌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黃秋耘(正在編輯《辭源》)。老同事與老同學，老文友與老關係，都從四麵八方找上門來了。

 

我到《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編輯徐以、塗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與《隊長……》一稿的責編向前。抬頭見喜，一是他們邀我參加眾作者的華北油田之行，一個是要我做他們的特約記者出席采訪第十次團代會。

 

當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還包括了籌備文聯作協的恢複的一些工作人員，看了任丘油田，聽了鼓舞社會主義建設的誌氣的油田介紹，遊了白洋澱，聯想到孫犁的小說，欣賞著遍地的蘆葦與一望無際的清亮的水麵。當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個物質生活長期匱乏的地方，吃喝俗務也不可略而不計。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經從不可接觸不可提及的另冊被封殺被凍結者變成了正常的文藝人，我的生活麵一下子擴大了。

 

去團代會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進人民大會堂，就感動起來。後來我看張賢亮的《綠化樹》裏提到了大會堂裏的紅地毯，筆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評，其實我也有類似的感慨，不是無動於衷，不是置身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我從來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糧，全部來自“國家”——國營體係的供應，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環境衛生部門去處理，你自吹疏離，是真的嗎?

 

紅地毯帶來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滄桑與警覺，隔世之感與無法掌握自己命運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覺變化未免太快。

 

會議期間我參加了胡耀邦同誌與大會部分領導人員的見麵。我隻記得耀邦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團)幹見新(團)幹，大家拚命幹!”不論何時，胡耀邦同誌總是熱情燃燒，宣傳鼓動，幹勁衝天。而我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年輕的團區委幹部嘍。

 

我的記者任務帶來的是報告文學《火之歌》，寫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寧。我寫得很努力，也很拘謹。我還寫了一篇散文《敬禮，合金鋼》，稱這些經曆鍛煉，富有正義感的青年為合金鋼，此文發在一個青年雜誌上，頗有反響。而報告文學，我隻記得在市文聯一次座談會上，初次見到張潔，她提到了此作並給予稱讚。

 

在會上我見到了王照華同誌，與他談了我五八年的事情，這是根據韋君宜同誌的意見辦的。

 

九月，我也見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決定立即出我的《青春萬歲》，隻要稍稍改動一點易被認為感情不夠健康段落，如寫到的楊薔雲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寫一篇後記，說明是當時寫的，不一定完全符合當前規格。第二，她認為時機已是適合，我當提出甄別五十年代的右派問題與調回北京來了。她還讓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項子明同誌。項也是地下黨學生運動的領導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學校支部工作科科長。曾任北大黨委書記等職，後來結合在市“革委會”裏。項子明也算老相識，對我很熱情。進一步找到了市委組織部的黎光與沈謙等有關領導。黎光是我的入黨介紹人。而沈與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學生中的地下黨員，他們對我關心備至，幾乎是有求必應的。

 

我參加了劉仁同誌的追悼會，來的人比上級規定的人數多出了許多，提起劉仁，提起華北局城市工作部，來自地下黨的同誌無不心潮澎湃，而劉仁被“四人幫”迫害至死之慘狀更是駭人聽聞。

 

毛主席晚年常講到黨心民心黨員之心，那時聽著還有點模糊，一參加這種類型的追悼會，我算明白什麽叫黨員之心啦。

 

團市委的各色追悼會我也參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惻惻。

 

當然，從來沒有人追悼徐寶倫或者L，即李魯同誌。願他們的亡靈也能夠得到安息。

 

蘇聯在後斯大林時期有過所謂解凍文學，語出愛倫堡的中篇小說《解凍》。我則寧願挑選《返青》二字。經過了多麽長時間的荒涼，把多少苗芽壓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綠了，又一株頂開了瓦塊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後是可以預期的大地蒼翠。

 

在我出發赴北戴河之前我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邵燕祥寫了一信，差不多同時，他從北京給新疆文聯寫了一信找我，我從北戴河回來後到西便門廣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從他那裏得知了林斤瀾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處，幸福樓。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請客，不但看到了鄧友梅、從維熙、劉紹棠、邵燕祥、劉真，還看到了浩然。當時廣東的《作品》雜誌發起了對於浩然的批評，人稱《作品》發射了中程導彈。而在林斤瀾這裏，一片團結起來搞創作的皆大歡喜氣氛。林斤瀾比我大十好幾歲，人稱林大哥，很有團結四麵安定文場的氣概。我們在老林那裏聚談甚歡，笑聲不斷，說的都是“文革”中極左分子的笑話，這些笑話與社會上流傳的例如曾任“文革”時期《人民日報》負責人的魯瑛的笑話異曲同工，如說魯曾將班達拉耐克夫人稱為班禪夫人，把赤裸裸讀成吃果果。還說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來的人，在接待外賓時聽到外國人對於中國古代醫書作者李時珍的稱道便問“李時珍同誌來了沒有”。

 

有什麽辦法呢?知識分子就是多認幾個字，多知道一點古往今來，排斥知識的人必定出醜。而有點小小知識的人又著實可憐：我們知道的不過是裸不讀果，班達拉耐克夫人出自斯裏蘭卡罷了，又有多大出息?

 

陸文夫

 

而最妙的是江蘇的陸文夫正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改劇本，他輾轉打聽到我在北京，便與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嶽母家找到了我。陸文夫比我大六歲，江蘇泰興人，他在蘇州上的中學，畢業後一九四六年到蘇北老區上了華東軍政大學，四九年隨著解放軍的渡江船隻過了江，又到了蘇州。他與蘇州結下了不解之緣，長於斯，寫於斯，逝於斯，甚至獲得了“陸蘇州”的美譽。一九五六年由作協編輯的年度短篇小說選中，我的《組織部……》與他的《小巷深處》同列，我們之間有一種同科“進士”之感。

 

又同科落難。一九五七年，江蘇幾個青年作家要辦“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為反黨集團事件。陸由於不是黨員，沒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級，這一悶棍著實不輕。我是戴帽子沒降級，他是狠降級不戴帽子，表現了那個年代少有的多樣性。

 

“大躍進”以後，陸文夫似乎稍稍活躍了那麽幾下子，茅盾還評論過他的作品，到了六三年以後，文藝界叫做搞了一下“假整風”，已經假得文夫狼狽不堪，幹脆送到工廠做工去了。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者紛紛露頭，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學》上讀了他的小說《獻身》，他寫得非常動情，我讀得也非常感動。我們見麵，有一種大難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種天涯比鄰，(即使從不見麵)相知相惜的溫熱。其實我們過去並無私交，現今一見如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文革”災難，造成了那幾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間的團結和友誼，文人相輕已經變成了同生死，共患難。卻原來，文學如此脆弱，並非一旦可以絕滅，作家如此無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複大轟大嗡——可以摧毀。

 

他的好友，江蘇著名作家方之同來或是以後也來了，並建議我們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揚，方之負責去聯係，從方之那裏我第一次聽到周揚的秘書譚小邢的名字，她的筆名則被更多的人知道：綠菲。

 

時周揚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喬木是院長，陳荒煤是文學研究所所長。當時的一些文藝機構或者已經被解散(如文聯作協)，尚未恢複，或者太敏感，暫時不宜由原來的老領導“還鄉”殺回，便先貯藏到社會科學院，也是過渡一景。

 

周揚精神很好，風度依然，無法想象他是怎樣度過了“文革”一難，我們的領導幹部還是真經得住折騰。我們與周揚同誌談得很高興，周揚並關心我的工作，說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學研究所，可以把我調來。

 

通過文夫我知道了張弦的情況，他“文革”中在馬鞍山電影院收門票，怪道他一複出便寫了一個由於膠片翻倒造成了政治案的故事《記憶》。他正在爭取把工作轉到南京來，馬鞍山行政區劃上雖屬安徽，實際離江蘇更近。

 

我住在嶽母家時期，常常圍繞著龍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寫一部能更充分地發揮我的精細描寫與浪漫抒情的特點的作品，我要寫一篇風格追逐青季思·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圍著龍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終於構思好了《歌神》。

 

請讀這篇小說：

 

除了我正在惱怒，這初秋黃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麽美妙而且和諧!

落日給溫雅地擺動著的、道路兩側的楊樹林的頂端鍍上了一層金輝，又透過競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條，婆娑搖曳地飄灑到汩汩流淌著的、正在為播種冬麥而備墒的大渠的水麵上……鬱鬱的秋草之中，時而抬起個把山羊或者毛驢的頭頸，……有一輛輛載重汽車駛過，擋風玻璃上滑動著橙色的、愈來愈清晰可觸的落日……靠近“家”了，乳牛們撒開了歡，哞哞地叫著，拙笨而又起勁地搖擺著它們的肚腹和肥臀，起了團團塵霧。

……

大地無言而變化有定……晝和夜、夏和秋、燥和濕、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時刻，空氣、溫度、微塵……一切都在升騰和下降，旋轉和安歇……

幾乎再找不到我寫的別的小說，這樣認真地描寫風景，我是在寫世界，寫祖國，寫邊疆，而基本上沒有什麽自我表現。接著我寫到了維吾爾人民的歌聲：

好像在一個悶熱的夏季，樹葉顫動了……好像一個熟睡的嬰兒，夢中聽到了慈祥的召喚，他慢慢地、慢慢地張開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麗的母親。

……一聲高亢的呼喚，中斷了連續，艾克蘭穆驀地把頭一甩，用一隻手支持著自己，放下弦琴，麵對著蒼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顆星，用一種全然不同的、天外飛來般的響亮的嗓音高唱……像洪水衝破了閘門，像春花在一個早上漫山紅遍，像一千個盛妝的維吾爾少女同時起舞，像揚場的時候無數金色的麥粒從天空撒落。艾克蘭穆的歌兒從他的嗓子，從他的胸膛裏迸放出來，升騰為奇異的精靈，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與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隨著這歌聲升起，再升起，飛翔，我看到了故鄉大地是這樣遼闊而自由，伊犁河奔騰叫嘯，天山雲杉肅穆蒼勁，地麵上繁花似錦……

 

百分之百的正麵的描寫，認真的體驗與衷心的歌頌，連續用著華麗的比喻與繁複的詞語，這是誰寫的呢?畢竟是經過了二十餘年新奇的生活經驗的王蒙!

 

啊，歌聲，馴良而又剽悍的，樂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維吾爾人怎麽能離得開你!難道不是所有的維吾爾人在沒有學會說話的時候就學會了唱歌，沒有學會走路的時候就學會了跳舞嗎?隻是因為有了歌兒，這雪山上的鬆濤，這長河裏的波浪，這百靈和黃鸝的啁啾，這天馬的長嘶，車輪的吱呀和駝鈴的叮咚，這呼喚孩子的母親和呼喚母親的孩子的大千音響才有了意義，有了魅力；隻因為有了歌兒，人民的苦難，祖國的光榮，民族的命運，英雄的襟懷，少女的愛情……才都成為可以表達，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維吾爾人的歌曲呀，就是維吾爾人的靈魂!

 

無怪乎胡喬木同誌獨喜此篇作品。新疆話劇團的尚九驂給我寫信，說是讀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幾筆幾劃。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規範正當，我的語言文字是何等的豐滿雍容，我的藝術感覺是何等的敏銳周全，而作者的愛憎又是何等的熱烈奔放!多數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個細節，某個情緒的觸動，所謂靈感激動了內心，鋪染生長，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數作品是被文思所挾持，被靈感所推動，是“它們”寫我。而此作卻是殫精竭慮的產物，來自整體性的歌唱願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寫“它”。故事情節完全符合口徑，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蘇修”，愛憎分明，立場堅定。順便說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們這一代作家當中，文字中加進了反修內容的人絕無僅有，是王蒙才跟得這樣緊，王蒙已經做到了指向哪裏，打向哪裏，而且打得有聲有色，有才有藝了。

 

如果我一直這樣寫下去呢?

 

五    大難之後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舉行。借著三中全會的東風，文學界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一係列平反。三中全會一閉幕，在新僑飯店，舉行了大規模的座談會，宣布為一大批曾被錯誤地批判否定過的所謂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我得到通知，去開會和講話。

 

我還有點不知就裏，什麽為《組織部……》平反?我自己怎麽為自己平反?不是應該由組織來說話嗎?怎麽成了我個人的事情?到了會場，詩人柯岩熱情地對我說：“你講講，你講講……”我說：“由我個人說合適嗎?”她笑了，她說：“那你說點合適的……”

 

我的發言低調，無非是說那篇作品並非敵對，不必那樣上綱上線。

 

別人講了些什麽我已完全忘記，但是許多多災多難的作品，一股腦兒一家夥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動一根手指，我要說是糊裏糊塗就沒了事了，與狠打猛批時的莊嚴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辯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勢如破竹，成為鮮明的對比。此事之方便簡單，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嚴肅性與可靠性。莫非曆史的寫成就是這樣簡單容易?曆史的轉折就是這樣一揮而就?

 

幾個月以前，幾星期以前，還沒有什麽人會大膽設想二十年的許多大批判就這樣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聲有色，也是人多勢眾，也是聲震雲霄，甚至於叫做什麽萬眾一心……說聲不算了，一風吹了，也就吹了個雲消霧散，照樣是萬眾一心……這叫啥呢?

 

宣傳的聲勢很大很大。據說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的頭條，就是一批文藝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報》的頭條標題中特別提到了《組織部……》的名字。

 

我沒聽到廣播，但是芳遠在烏魯木齊，聽到了，她激動地寫信來，說是中央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對於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隻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點二乎。

 

已是初冬，此會一過，我打道回烏魯木齊去了。

 

回到烏魯木齊位於十四中學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間是那樣狹小，照明是那樣不足。怎麽了?我已經不那麽安於現狀了嗎?人為什麽那樣淺薄，那樣輕浮，那樣容易滿足和不滿足，容易恐懼也容易張狂，容易焦慮也容易想入非非?

 

不，我沒有什麽具體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還沒有敲定。

 

歲末，我收到了寄來的一張《光明日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青春萬歲〉後記》，這太出乎意外，我並沒有將稿子給他們，是出版社拿過去的。小小後記，多少言語：

 

……我終於同意了，就讓這往日的帶著露珠的小草兒與讀者見麵吧，它多少也反映著新中國的朝陽的光輝……並謹以此書獻給一九五三年北京市東四區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的朋友們……

 

回顧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壯心不已。

 

這裏有多少微笑，多少淚花，多少往事，多少當今!從開始寫《青春萬歲》，已有二十五年有餘，等待的時間比我動筆時生命經曆過的日月還長。曆史荒唐與嚴酷起來瘋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卻忽然間露出了笑臉。歲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為此蕭艾也!

 

我們立即收到了《光明日報》轉來的芳的老同學，也是當年的團幹部，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的“營幹部”程慶蓀來信，她說她接收到了“營長”王蒙的召喚，她是天津一所中學的優秀語文教員，她給學生講解高爾基的《海燕》的時候從來都是熱淚盈眶。她的兒子就是錢程，承包過音樂廳，成績卓著，後因經濟問題身陷囹圄。

 

我們在重溫馬特洛索夫夏令營篝火的激動中迎來了一九七九年。記憶複活了。青春複活了。友誼複活了。文學也複活了。我們進入了當代中國的複活節日。那時程慶蓀是女二中團總支部的組織幹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團員入團申請書到團區委來，芳多次托她給我帶信。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集長篇小說座談會的邀請，乘伊爾六十二飛機去的。住在友誼賓館。我與當時可能是內蒙，後到了山西的焦祖堯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師和他的女兒》一書剛剛出版。他的作風比較穩健謙遜，易於相處。同會的還有內蒙的馮苓植，他的長篇小說《阿力瑪斯之歌》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作品。黑龍江的劉亞舟(不是劉亞洲)、上海的孫(現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長)與竹林……多為新秀。

 

這個會當然表達了有關方麵繁榮創作的心願。會一開，也增加了寫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卻是藉此次進京，我完成了大事。

 

經過一些手續，由當時的團北京市委給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還給我向新疆自治區黨委開出了組織關係介紹信，時在我離開北京到達新疆十五年餘之後。似乎不可思議，反而低頭無語。

 

當然，團幹部輪換很快，此時的團市委已經無人相識，接待我的工作人員的態度也很冷淡，不過是執行公事。世事變化，幾個月後，團市委人員的麵孔也都變了。不是變新了而變舊了。幾個月後，那些被認為是“文革”時期上來的團市委幹部多轉了崗，此時的團市委，已經是由我們那個時期的團市委的幹部金鑒回來任書記，由我的老搭擋王晉等任副書記了。王晉為了回來工作染黑了頭發，並拉著我擔任了北京市青聯副主席。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說是此時他是全國青聯副主席，說明他是我的“上級”。

 

與此差不多同時，中共北京市委的調函也已開出，這時已經有了“摘帽辦”，按照統一的政策負責改正錯劃右派與收回這些人員。

 

我回到新疆，眾友人嗟歎不已。也有人說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呀。

 

我與領導談回京事，領導當然理解支持，但也歎息，我們新疆成了什麽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該走了。

 

這時又收到《人民文學》雜誌社關於《最寶貴的》獲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說獎與即將在京召開頒獎大會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剛回來又走，我也知道整個自治區創作研究室(尚未恢複成文聯)的出差費極困難，我這麽連連飛去飛回，豈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麵極重視這個“文革”後的第一次小說頒獎，不斷來電話催，最後我還是去了。

 

這次會議也帶有劫後重逢，作家複活、文學複生、二十年後仍是一批好漢的性質。劉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狀元。陸文夫的《獻身》，蕭平的《墓場與鮮花》，鄧友梅的《我們的軍長》，宗璞的《弦上的夢》，王願堅的《足跡》都獲了獎。這些應該算是所謂五十年代作家。此外還有賈平凹、賈大山、劉富道、祝興運、李陀、成一、張承誌、莫伸等新人的作品。盧新華的《傷痕》是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是一大批同類作品命名為傷痕文學的來由，這次也獲了獎。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獲獎名單之上。張潔的《森林裏來的孩子》在《北京文學》上一發表，就引起了極好的反響，而此文是《人民文學》的退稿，而且決定退此稿的是該雜誌最優秀最有影響的老編輯。嗚呼，識文亦難也。人們在回憶各種文壇佳話趣話的時候，人們會講許多自己在發現新人，扶植佳作方麵的故事，誰不願意大講過五關斬六將?誰又願意毫無懼色地說說走麥城的經曆?知恥近乎勇，中國人這點認識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住在“向陽一所”，據說這與“二所”都是為了人眾瞻仰毛主席紀念堂而新修建的，現在，一所即崇文門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門招待所。茅盾，周揚，都在發獎會上講了話，對於當時以劉心武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專家押川雄孝參加了發獎活動，抓住鄧友梅與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說刻薄話的惡習，便對鄧說，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變成了珍禽異獸。後見到時為十歲的女兒伊歡，我也自嘲變成了珍禽異獸。女兒當然不理解我的命運變遷，卻已經學過珍禽異獸一詞，為了表示她完全懂這個詞，她從字麵上解釋說：“金絲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獎作品是《願你聽到這首歌》。李時稱小孟，真名孟克勤，達斡爾族，工人，講話非常生動，喜歡東拉西扯，引經據典。賈大山評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喲!”話中不無別的話。

 

據說後來他回到正定，他的家鄉，他稱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說，查無實據，聊供解頤，不妨參考。中國的事沒有那麽簡單，所謂文壇的人都伶牙俐齒，是非多，說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張承誌的得獎作品是《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相當正麵地敘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隊時對於蒙古勞動人民、老額媽的情感，我是很能夠體會這種情感的，這裏邊有美好的東西。而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記憶著的，後來，上山下鄉越來越被寫成一個大災難了。而這些災難的描寫，也有十足的真實依據。張承誌發言中說到對於“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愛的青春與他預感到的對於他的珍愛的威脅，使我一怔。雖然我對他的作品和形象風度極為欣賞，我還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當筆者寫這段回憶的時候距離“文革”後的第一次短篇小說發獎會已經二十七年，二十七個春秋的變化也是罄竹難書(這裏打趣一下，並非與阿扁一樣不會用這個成語)。回顧一下名單，周立波、陸文夫已經作古。張潔、賈平凹如日中天。張承誌特立獨行，憂憤沉鬱。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斷貢獻著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經當過了各層作協主席、副主席，現已退下。有的雖然沒有輟筆，但也不再有當年的動靜。多數“金絲猴”兒已經偃旗息鼓，其餘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聲。

 

時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亞平的小說《神聖的使命》，寫一個老公安幹部反冤假錯案的故事。《人民日報》曾經專門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支持和提倡這篇作品，我想這後麵有與“凡是派”鬥爭的背景，但對於一篇小說來說，也夠嚇人的。小王是獲獎作者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他後來參加報道自衛反擊戰，說是他買了一隻猴子作伴，引人非議。再後來去美國讀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紐約見過他一次，後來失去了聯係。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圍的作者是四川大學教師童恩正，篇名《珊瑚島上的死光》，後來也移民美國。而盧新華則很有一段時間在拉斯維加斯賭城當分牌員，近年還寫了以賭城生活為題材的書。

 

蕭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愛，他的《海濱的孩子》寫得遠遠好於我們一些人，卻隻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創作會議的列席代表，使我為之不平。他的寫老區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極受好評。這次的獲獎小說，相對來說比較平緩悠長，多了些人生滄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後來他任煙台師範學院院長，新作漸稀。九十年代見到他時，他已退休，頗有些笑看花開花落，閑說雲長雲消的從容。還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後漸漸出名的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張有德，他的獲獎小說是《辣椒》，寫得極好，無後來的音訊。

 

生活越來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對於追求暴風和雷電的人來說，這後來的寶刀入鞘，馬放南山的一切，幸歟，悲歟?

 

領完獎回到新疆，開始辦理調回北京的事宜了。隻是在這時刻我想起了點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當初來疆的時候我曾經私下說過，能做出一番事業，戶口在哪兒，關係在哪兒，算哪兒的人，根本不是問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麽，好吧，長歎一聲，是我沒有出息——我是無怨無悔。新疆呆長了以後，我確實並無長鋏之歎，我多次對姐姐說過，我現在已經是“胡人”了。有好友和親屬對我說，新疆好是對，隻是太遠了些。我回答說，你們在北京，覺得新疆遠，我在新疆，還覺得北京遠呢。

 

我受到了自治區文聯諸同誌的熱情相送，各種好話，暖人心肺。作協秘書長韓文輝(後任新疆新華分社社長)，特別說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會謙虛謹慎，注意尊重他人，克製私心，克製驕嬌蠻橫……對於老韓對我的誇獎，我當做如是解。

 

我變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讀要寫要關注全國要與新老文友與各有關方麵聯係，與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開始感覺陪不起時間了，一喝大半天，劃拳行令，我心疼時間心疼得要命。嗚呼，我開始變化了嗎?魯迅詩雲，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我並沒有闊，也沒有砍誰誰頭的動機，但是我已經發現了自己在起一些變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與芳“舉家”乘七十次列車離開烏魯木齊，大兒子王山還在新疆大學讀書，不跟著我們。二兒子王石則在陝西三原讀軍校。女兒伊歡，七八年底已經回到北京借讀小學。那時新疆是春季始業，北京是秋季始業，她等於跳了半年班，對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們的達四十多人，車內車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個不住。新疆，我們有緣，你對我們有恩，客觀上，正是新疆人保護了我，新疆風習培育了我，新疆的遼闊開拓了我，不論是在什麽特殊情況下來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好，新疆的值得學習消化的知識多，有生之年，我永遠愛新疆，想念新疆，我永遠會懷著最美好的心情回憶我在新疆的經曆。雖然也有苦澀，整體仍是陽光。

 

我想起了老房東阿卜都熱合曼突然高興時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嗬，

在世界上轉一轉，

如果平安嗬，

回到生我養我的故鄉。

維語發音用拉丁字母拚寫則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六     難忘的東華門小駐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將婦攜雛，變賣床具，離開北京。近十六年以後，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與芳雙雙回京。我的接收單位是市文聯，她則到了七十二中繼續教她的高中物理。

 

經文聯領導關照，臨時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這裏原是一個小小的院落，好像還有一個排練舞台，現在幹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點活動平麵，例如公用電話就在棚子下邊。那時的人們，為了多一點遮陽避雨的地方，正在毀掉最後一塊空地。我們的房間約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電視，每晚大家在此看電視，喧鬧異常。門前則是公共盥洗室，水聲嘹亮，香皂與牙膏氣味芬芳。找我的電話不少，多是約稿的，經常會聽到一位胖胖的和藹的女服務員用洪亮的聲音喊叫：“六號，電話!”

 

這個住所還是留下了許多記憶，許多溫馨。我在這裏寫下了《布禮》《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評論。我在這裏見到了到京組稿的陝西老作家賀鴻鈞(李若冰的夫人)與董得理，他們擔任著很有品位與影響的《延河》雜誌的副主編。我在這裏見到了黑龍江《北方文學》的資深編輯魯秀珍女士。她有一種真誠和親和力，她有好幾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電話，被我看見。《光明日報》的銀發老編輯黎丁與文藝評論版的史美聖也與我見了麵。碰到賀、董、魯、黎、史等這樣好的編輯，你不能不產生負(文)債感。

 

有許多老友到這裏來看望了我們，包括作家張弦，老團幹部範與中、程慶蓀等。還有一些記者到這裏來對我進行了采訪，包括《文藝報》的雷達，《工人日報》的王晨——現為《人民日報》社長——等。

 

靠近東華門的這個招待所，位置恰在黃金寶地，我們常常晨昏時節從這裏到故宮周圍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聽到有年輕人提著錄放音機，播放著當時流行的《鄉戀》《太陽島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著李穀一、朱逢博、鄧麗君、鄭緒嵐，得意洋洋地自路邊走過。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圍著一個彈電吉他的青年人，聽他彈琴唱歌，令人對社會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與新意留下印象。後來有說是筒子河這邊發生了搶劫案件，搶匪把一對談情說愛的情侶的手表抹(讀媽)了下來。時老作家蕭軍剛剛安排到北京文聯，據說蕭老常到筒子河一帶晨練，我告訴他要注意安全，他則豪邁地說：“什麽?碰到壞人，不定誰把誰的表抹下來呢!”蕭軍自稱是“不扣不鳴一老鍾”，又自詡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氣隨和，心情舒暢。

 

向另一個方向走沒有幾步就是東安市場，對於我們來說，入夜後王府井大街與東安市場的璀璨燈光與商品的琳琅滿目，已經令人喟歎：久違了，北京，久違了東安市場。在烏魯木齊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處昏暗與靜謐的啦。東安市場有一個門一進去就是書刊店。那時的雜誌品類極少，除了政治宣傳性的與少量自然科學性的以外，稍稍輕鬆一點的隻有文藝主要是文學雜誌。我多次在這裏的幾百瓦的白熾燈光下看到載有我的與朋友們的新作的雜誌堂而皇之地擺在那裏。《青春萬歲》的第一版也擺到了那裏，深綠色封麵，小花圖案，定價六角七分。我與芳遠遠看到一個年輕人掏錢買下了我的推遲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才出世的書，非常快樂。而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編輯劉果生已經迫不及待地與我聯係改編電影劇本的問題了。

 

招待所沒有夥食，我們就打遊擊。早晨多半會去吃炸油餅，喝豆漿。有一個蓬萊小館，我們在那裏吃過炒疙瘩和幾角錢一碗的芝麻醬拌麵條。後來的小說《風箏飄帶》裏運用了這方麵的經驗。有一個位於東華門大街上的路南的山東館，算是稍稍正規一點的餐館，我們在那裏要過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熗鍋的蔥花特別香。附近的餛飩館、麵館，我們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腸館，生蒜味與豬油味都極刺激，與往日不同的是，過去，灌腸是粉紅色的，現在變成米黃色的了。估計那個粉紅乃是顏料的作用。

 

從筒子河西行，我們有時進入中山公園。那時逛公園的時候常常聽到“遊人須知”之類的廣播，講述遊人的政治責任、法律義務和懲罰措施，除了禁止隨地吐痰和亂丟果皮屑之外，還有嚴禁跳舞之類的宣示，那個時候說是出現了在公園聚眾跳集體舞(還不是交誼舞)的新動向，引起了警惕和憂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樣近，有時還手拉著或碰著手跳騰，誰能保不出事?告別烏魯木齊的時候，新疆的一些單位已經批判開了交誼舞了，上綱說交誼舞的動機是尋求性的刺激。其實集體舞是解放後才興起來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門廣場夜晚，大中學生都在那裏跳集體舞。遊園須知裏還動輒出現“違規者處以罰款、驅逐出園，情節嚴重者送公安部門處理”的威脅字樣，大大敗壞了你去遊公園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脅也罷教訓也罷，擋不住逛公園的男男女女。這個年代公園裏到處是人，不像後來人們還有咖啡館、酒吧、迪廳、豪華影院、茶樓茶室、足浴按摩……各種休閑消費場所可去。我們想在公園找個凳子坐，太難了，到處都坐得滿滿的。(據說上海外灘那邊坐椅問題更加困難，那裏的遊人休息椅都是一張椅子坐兩對情侶，各自擁抱熱吻，互不相擾。)偶爾遠遠見到一把空椅，飛跑過去，一看，原來是椅邊一大堆嘔吐物。我把這個細節寫到《風箏飄帶》裏，而且向偉大的祖國，遼闊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呼籲：“給年輕人一個擁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學》的編輯，回城知青章德寧(現為該雜誌社長)稱讚我寫的如何真實。她們那一代人大概都嚐到過那種無處落腳的滋味。

 

卻又是劫後餘生，百廢待興，百廢俱興，充滿憧憬希望。

 

我們也去過勞動人民文化宮，對著中山公園，原名太廟。這裏我們冒著夏日的雷陣雨與五十年代的同學舊友，大部分是那時的團幹部聚會，一起唱了許多革命歌兒和蘇聯歌兒。古柏青鬆在雷雨後，發出的芳香醉人心脾。在那個夜晚，我甚至於覺得，我們還沒有老，我們並沒有受到太多的什麽，我們仍然充滿陽光。少年時代的影響是太大了，我們的底色既然是那樣明朗，誰又能讓我們變成陰晦如鉛呢?

 

住房裏有一張小小的書桌，我在這裏一住下來就繼續寫上了《布禮》。天熱無君子，我光著上身，下身也隻穿一件小褲衩，一麵在噪聲中寫作一麵揮汗如雨。一次這樣一副打扮接待了來訪的記者，被稱為赤膊上陣。

 

《布禮》此篇在新疆已經動筆。這裏需要補敘一下，我在回疆辦理調動期間還應我多次供過職的雜誌《新疆文學》之邀寫了風味獨特的《買買提處長軼事》，副題是“維吾爾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標上了“淚盡則喜”與“幽默感即智力的優越感”的自撰“格言”。還把幽默與空氣陽光食品水並列為維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種成人的智慧，我年輕時最不喜歡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傷感，是獻身的悲劇性，是一種價值激越，是愛欲其生惡欲其死的鮮明與決絕。劫後餘生的王蒙，變得維吾爾人般的大大幽默起來。後來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種失望的憤青兒，對著我的幽默跳腳咒罵。這也是報應循環的一例吧。

 

後來這篇東西被朱虹翻譯介紹給了美國，還被美國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種小學語文課本裏去了。

 

此外還寫了《悠悠寸草心》與《友人和煙》，具體寫作時間與情況，記不清了。

 

《布禮》自然沒有多少幽默。我要寫的是靈魂，是那個毒化人的心靈的歲月裏人們所受到的靈魂的折磨。那個年代的小說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寫下了這樣一些直麵靈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膠凍，粘粘糊糊，顫顫悠悠，不成形狀卻又並非無形。白發蒼蒼、兩眼圓睜得像兩口枯井一樣的鍾亦成拄著拐杖走在膠凍的抖顫中。呼嘯著的狂風，來自無邊的天空，又滾過了無垠的原野，消逝在無涯的墨海裏。是閃電嗎?是地光嗎?是磷火還是流星?偶爾照亮了鍾亦成在一個早上老下來的皺縮的、皮包著骨的臉頰。他舉起手杖，向著虛無敲擊，好像敲在一個老舊的門板上，發出剝、剝、剝的木然的聲音。

鍾亦成，鍾亦成，鍾亦成!

他發出的聲音蒼老而又遙遠，緊張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個幹枯的大空缸說話時聽到的回聲。

鍾亦成，鍾亦成，鍾亦成!

黑夜在旋轉，在搖擺，在波動，在飄蕩，狂風在奔突，在呼號，在四散，在飛揚。桅杆在大浪裏傾斜，雪冠從山頂崩塌，地漿從岩石裏噴湧，頭顱在大街上滾來滾去……

鍾亦成，鍾亦成，你怎麽了?

鍾亦成，鍾亦成，他死了。

閃電之後是徹底的黑暗。

寂靜無聲。暗淡無光。凝定無波。

 

王按，截至此處，也許能夠看出魯迅的《野草》的影響。下麵是：

 

多麽微小，好像一百個小提琴在一百公裏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蠟燭在一百公裏以外點燃起了青輝，好像一百個淩雪在一百公裏以外向鍾亦成招手……

布禮，布禮，布禮……你對我有什麽意見?

他要追逐這布禮，他要去追逐這意見，他要抬起這難抬的、被按著的頭，他要睜開眼，極目遠望……

又是一道閃電，他看見鍾亦成了，鍾亦成就在淩雪的身邊，戴著袖標，舉著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顆痛苦的、燃燒的心。

 

這裏就不但有魯迅了，有高爾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響樂，有貝多芬。

 

《布禮》裏寫了主人公的忠誠與冤屈，他所受到的許多不公正與殘酷，他與淩雪的純潔與勇敢。但是核心是這一段直入靈魂的疾書。

 

“布禮”是“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的簡稱，是共產黨員們在解放初期喜歡用的一個詞，在自以為是職業的革命者的我們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寫上此致布禮，這個詞表達了革命者的一種驕傲與特殊身份感。後來，尤其是在中蘇關係惡化以後，這個浪漫、(有點)幼稚(和裝腔作勢)、(過於蘇聯化)洋化的詞已經從生活中蒸發。我當時以此作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的標題，包含了弘揚自己的強項：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特殊經曆與曾經的職業革命者身份的動機。我相信，到了這個年代，除了我已經沒有太多的人懷念互致布禮的歲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揚了革命，卻也消解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難以堅持——直至會嘲笑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我偏要這樣寫，正是為了從另一個角度強調，那種懷疑和冷酷，那種內部的迫害與拒絕，那種打入冷宮長期廢黜的做法是多麽荒謬，多麽喪盡天良，多麽令人嗟歎。

 

中篇小說的突然行時，我記憶中與從維熙的率先實踐有關，他的《第十個彈孔》與《大牆下的紅玉蘭》連續發表，我戲稱他是“大牆文學之父”。周揚讀了他的《第十個彈孔》，向我們稱讚不已。

 

《布禮》的影響不算小。法共人道報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譯本。八十年代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出版了它的英譯本，藍溫蒂譯。

 

小說是發表在才創刊不久的《當代》上的，具體是孟偉哉同誌編的。後來當代的一位女編輯告訴我，上海作家王若望說這是一篇“表忠心”之作。香港方麵的反應更差，不止一次有人說“布禮”的名稱肉麻兮兮。這也不難理解。他們的經驗、心思和情調，與我不可能那麽合拍。正如我很長一段時間不無偏激地認定香港影片是專門為庸俗的白癡們拍攝的。同時，比較有在老區當兒童團的經驗的李納同誌，就特別喜歡此作。李子雲也以“永遠的少共布爾什維克”為題寫了評論文章。倒是我自己在一些場合表示永遠做少共是不可能的，該成長一定要成長，不成長就會變成可笑的醜態百出的老萊子，乃至於，就是犯罪。

 

《當代》時任主編的是秦兆陽老師，他盛讚此篇。後來在評獎中篇小說時，因為每個作者隻能得獎一篇，對於獎《布禮》還是獎《蝴蝶》爭執不下。有人問起我個人的意見，我說就獎“蝴”吧，此事使秦兆陽老師甚為惱火。因為獎了“蝴”等於挖了《當代》而為《十月》添彩。後來《當代》自己獎作品時也說到，既然王某自己不抬舉《布禮》，我們何必追著求著去獎它呢?

 

秦老師是從廣西回來的，他在“文革”中受到極大的淩辱迫害。他特別與我說到被迫給紅衛兵下跪時的感受，他深深覺到，人一跪，尊嚴掃地，人格無存。他家裏掛著他的激情澎湃的詩，其中有“人民最偉大”之句。他熱情地寫了一個中篇小說，發表在吉林省的大型刊物《新苑》上。他拿給我看，我覺得有點直露，未多表達自己的讀後感。芳還提醒我，你的這種態度會讓秦老失望和沮喪的。我犯了教條主義，說是藝術評價是沒有情麵與師生關係可講的。我很可能給他造成了傷害。對不起了。

 

多麽難忘的日子。十平方米的地盤。巨大的噪聲。流浪著吃飯。且看故宮角樓上的朝陽與夕照。且看東安市場的繁榮與燈火。且看東華門大街的車水馬龍。紫氣東來，海晏河清有望。跳舞仍然可疑。李穀一唱《鄉戀》的氣聲受到大報的質疑。鄧麗君不知道算不算合法?已經悄然入境和風靡各地。各個活埋掉了的名字又紛紛出籠。各種斷絕了的來往一一恢複。昨天的鐵案今天已經平反。昨天的冤魂，今天正在控訴。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的文章感人肺腑。《於無聲處》話劇演完以後，“四五”已經平反。詩歌朗誦會上的誦讀聲淚俱下。昨天是人人紅衛，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今天是人人冤屈，個個受到“四人幫”的迫害。每天都有新的進展。每天都有新的陽光。每天都想再寫一篇兩篇三篇五篇新作，每天都得到邀請，拜訪，采訪，電話，約稿，國內以及國外。澳大利亞的與日本的友人。你笑著，你期待著更大的歡笑。你沉思，你準備著進一步的思想與經驗的果實。你出口成章。你涉筆成趣。你談笑微中。你微言大義。你下筆千言。你談笑風生。你談虎也不再那麽快就色變。你下筆如有神。你仍然是你，國運興文運興蒙運興。世界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國家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黨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你仍然意氣風發，你仍然充滿希望。你的筋骨更加強壯。你的頭腦更加精密。你的性格更加沉著。二十年後，你當真像是一條好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