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看見

看見
節選

柴靜／文

初為主持人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係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台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采訪隻錄了三十分鍾，談完剖腹產怎麽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隻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隻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隻是一個知識層麵，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麽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製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麵？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麽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麽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麵，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麵？”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晩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著高跟鞋和裏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著，把垂在眼睛上的頭發用手一撥，摸著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采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哄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岩鬆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裏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別扭壞了。按我原來花裏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岩鬆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著。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裏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麽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台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衝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誕字符，隻有一個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麽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大家笑。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裏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隻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裏焦慮，總得衝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我在台裏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個。那時候好像就我和他單身，辦公室雷姐還想撮合我倆。我看他一眼，年歲倒是不大，但長得吧……他自己說早上洗完臉抬頭看鏡子，差點喊“大爺”。有一次在地鐵，他死盯著一個姑娘看，最後那姑娘猶猶豫豫站起來要給他讓座。他真誠地對我說：“我從小就長這樣，等我四十的時候，你就看出優勢了。”
　　他是學中文的，在新聞評論部內刊上寫文章，題目就是他的夢想，叫“飯在鍋裏，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幹做新聞的人譏笑。開會談節目，他開口，一屋子人就搖頭笑“人文主義者”。別人都做時事類節目，元首訪問什麽的，討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間有位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專業人士和普通人都覺得可笑，但這人在節目中說：“小人物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別人笑，史努比隻自嘲，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凶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於怯懦，他隻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後抑製它。”
　　有次聚餐，在一個吃東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點兒多了，有人大聲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搖搖晃晃蹲在地上撿碎片。我去撿的時候，聽見他嘟嘟囔囔：“什麽是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時候，他手頭正青黃不接，每天拎著單位發的紙袋子，裝著泳衣和盜版碟，遊完免費的泳，吃完免費的三餐，回家看五張盜版碟，發工資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車時看著建行的大招牌，“有種深沉的幸福”。
　　就是這麽個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錢送給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鐵口擠了好多人，想著肯定是好東西，擠進去一看，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來的國慶菊花，板車上放著，一塊錢一盆。
　　很貧賤的小黃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狀深嗅一下，差點熏一個跟頭。
　　中午開會大家評我的節目，他最後發言：“大家都說‘好的我就不說了，我提點兒意見’，好的為什麽不說呢？好的地方也要說。我先說……”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愛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實。”
　　我白他：“怎麽了？”
　　“過分得體。”
　　“什麽意思？”
　　他來勁了，比比劃劃：“要像打槍一樣。有句話，叫有意瞄準，無意擊發。要有這個‘無意’。”
　　挺神的反正。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烏黑的門洞裏，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裏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打開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的男生路過我身邊，下了自行車推著走，說幾句話。分別之後心裏蓬勃得靜不下來，要去操場上跑幾圈，喘著氣找個地兒坐下，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鬆軟的白雲，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
　　苦悶時也隻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詭變化，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陣雨來得快，烏黑的雲剛滾動奔跑，剩了天邊一粒金星沒來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閃爍，突然一下就滅了。折身跑叫，雨在後邊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氣撲過來。
　　2006年我回山西釆訪，在孝義縣城一下車就喉頭一緊。老郝說：“哎，像是小時候在教室裏生煤爐子被嗆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氫。
　　天像個燒了很長時間的鍋一樣蓋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黃色。去了農村，村口一間小學，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戶上貼。有個圓臉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個小板凳坐我對麵，不說話先笑。
　　我問她：“你見過星星嗎？”
　　她說：“沒有。”
　　“見過白雲嗎？”
　　“沒有。”
　　她想了好久，說：“見過一點點兒藍的。”
　　“空氣是什麽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歲的王惠琴聞到的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並芘的強致癌物，超標九倍。離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六十萬噸的焦化廠，對麵一百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即使這麽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裏的能見度不到十米。
　　村裏各條路上全是煤渣，路邊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隻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紅棉襖是唯一的亮色。
　　我們剛進市區，幹部們就知道了。看見我們咳嗽，略有尷尬，也咳了兩聲，說酒店裏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顯得那麽紮眼，坐在裏頭，味兒還是一樣大。大家左腳搓右腳，找不出個寒暄的話。
　　幹部拿出錢，綠瑩瑩一厚遝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時候對看一眼，她衝我擠眉弄眼，我知道這壞蛋的意思，“山西人現在都送美金啦，洋氣。”後來知道，之前不少記者是拿汙染報道要挾他們，給了錢就走成了個模式。
　　跟我們一塊去的是省環保局的巡視員，老郝叫人家“老頭兒”，這是她認為一個人還算可愛時的叫法。她低聲問老頭兒：“他們不覺得嗆啊？”老頭兒嗬嗬一笑：“說個笑話，前兩年這城市的市長到深圳出差，一下飛機暈倒了，怎麽救都不醒。還是秘書了解情況，召來一輛汽車，衝著市長的臉排了一通尾氣，市長悠悠醒了，說：‘唉，深圳的空氣不夠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邊聽著，幹笑。
　　市長把我們領到會議室，習慣性地說：“向各位匯報。”從曆史說到發展，最重要的是談環保工作的進展。老郝湊著我耳朵說：“他們肺真好，這空氣，還一根煙連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腳。
　　講了好久，市長說：“經過努力，我們去年的二級天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天。”
　　有人嗬嗬笑，是老頭兒：“還當成績說呢？”
　　市長咧開嘴無聲地扯了下，繼續說。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複美麗，隻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裏幹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汙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炕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咳嗽。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隻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隻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裏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焦的比重占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衝“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隻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項目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境標準的，沒有。村裏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隻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麽？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後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麽辦？
　　“管不了那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保設施。
　　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保不行，怎麽不說我慈善啊？這個村子裏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麵。”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麽孝順。”
　　“有人跟你提汙染嗎？”
　　他一指背後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遊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裏的優秀企業家。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國愛荷華州的一個小鎮上，沒有網絡，沒有電視信號，連報紙都得到十公裏遠的州府去買，搞不清楚具體的情況。
　　打電話請示領導。張潔說：“別回來了，前兩天調查拍的東西都廢了，現在做不了專題，都是新聞。”
　　我發短信給老郝：“怎麽著？”
　　她說：“已經不讓記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裏怕前方的資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險。”
　　我問羅永浩，他正帶著人在前方賑災。
　　“已經有疫情了。”老羅說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會更來勁。”這個糙漢。
　　我改了行程回國，直接轉機去成都。上飛機前，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從報紙上撕下兩張照片，貼身放著——一張是一對四川夫婦，站在雨裏，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懷裏，戴著眼鏡的男人瞼色蒼白，抱著妻子，閉著眼睛，臉向著天，腳邊是藍色塑料布，覆蓋著孩子遺體。一張是年輕士兵懷抱著一個孩子，帶著一群人從江邊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慘綠，人們伏在亂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綿陽，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記者。
　　我拿著在醫院帳篷找到的幾樣東西——一個滿是土和裂縫的頭盔，一隻又濕又沉的靴子和一塊手表，講了三個故事：男人騎了兩千裏路的摩托車回來看妻子；士兵為了救人，耽誤療傷，腸子流了出來；還有一個女人在廢墟守了七天，終於等到丈夫獲救。
　　我拿著這些物品一直講了七分鍾。
　　史努比也在災區直播點。我說的時候他就站在直播車邊上看著。看完沒說話，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歡。
　　我說怎麽了，他說得非常委婉，生怕傷著我：“你太流暢了。”
　　“你是說我太刻意了？”“你準備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這樣說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當時看到你的編導蹲在地上給你舉著話筒，心裏就咯噔一下。他還給你遞著這些東西，我就覺得不舒服，這麽大的事兒發生了，不該有這些形式和設計。其實那些東西放在地上，也沒有關係，或者，你停一下，說，我去拿一下，更真實。”
　　還有些話，他沒說。
　　後來我看到網上的一些議論。
　　那個等了七天的女人，終於等到丈夫獲救，出於保護，他眼睛被罩著，看不見她。她想讓男人知道自己在身邊，又不願意當著那麽多人大喊，於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說：“我這二十多年來每晚都拉著他的手睡。”
　　他蒙著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講到這裏，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開始，我以為是這笑容不對，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表情太輕飄。後來我看了一遍視頻，是我在說這一段時，隻顧著流利，嘴裏說著，心裏還惦記著下一個道具應該在什麽時候出現，直播的時間掐得準不準。我隻是在講完一個故事，而不是體會什麽是廢墟下的七天，什麽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講得如此輕鬆順滑，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笑與淚，都帶著裝飾。
　　這一點，觀眾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說了那麽多，其實就是一句話：“你是真的麽？”
　　第二天，在綿陽，我們趕上了六級餘震。
　　跳下車，往九洲體育館跑，那是災民臨時安置點。館裏空空蕩蕩，八九千人已經安全撤離，隻有一個人坐在裏頭。
　　我走過去，他背靠牆坐著，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問他：“現在這兒不安全，你怎麽不出去呢？”
　　他抬起頭，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黧黑的臉，兩隻胳膊搭在膝蓋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還跑什麽呢？”
　　我蹲在那兒說不出話。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這兒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講了這個細節。又有批評的聲音，認為調子太灰色。
　　這兩次直播給我一個刺激，這兩個細節不說不真實，可是笑和淚，這麽簡單地說出來，確也不紮實。我想起2003年的新疆，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但並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隊附近安頓下來，晚上迎頭遇上一個當地電視台的同行。
　　他搖搖晃晃，酒氣很大。我掃了一眼，想避開，路燈下他臉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發著高燒，眼睛赤紅，手抖得厲害。
　　“幹嘛喝這麽多？”我帶了點責怪的口氣。
　　“受不了了。”他張開著嘴巴，就好像肺裏的空氣不夠用一樣，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癱坐在地上：“那個血的味兒……”
　　我聽不清。
　　“就在兩個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聽見他說：“她說叔叔，你救我。”
　　他囈語一樣：“我說我會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動啊，我喊了，我瘋了一樣地使勁，我搬不動啊柴靜，我隻給了她兩個大白兔奶糖。”他轉過頭來，臉憋得青紫，啃咬著自己的拳頭，要把什麽東西堵住，再這樣他會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嬰兒一樣拍著。
　　他的喉嚨裏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樣，哭聲仰麵向天噴出來：“隻有兩個……糖……啊……”
　　我沒帶紙，兜裏隻有一個皺巴巴的口罩，我拿出來，把鐵線抽了，給他，他攥著，擰著，也不擦臉，頭上全是青筋。
　　我們倆盤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頭頂是三樓燈泡昏暗的光。他大聲號哭，我默然坐著，身邊常常有人走過，沒人奇怪，也沒人注意。他們已經看得太多。

看見 柴靜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