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回憶錄節選 - 青山

陳凱歌回憶錄
青山

陳凱歌

　　1969年春天，我離家遠行。臨別的時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開地圖，手指在上麵走了很久，終於抬起頭，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問：你肯定那兒還是中國嗎？
　　這是一片青綠的大山，在雲南省。雲南在中國的西南，這片不平的綠色又在雲南的西南。這兒，常有老撾人或緬甸人走過來，尋找他們走失的牛群。從邊界零號界碑算起離北京就五千公裏；西南部邊境外邊，越南人正在和美國人打仗。在我的行裝中，有十袋特大號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書。書，在我去當兵時全部遺失了；糖果後來在亞熱帶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來了大群的螞蟻。我把糖果放進杯子，衝進開水，我知道這涉嫌殺生，可我的健康需要喝這糖水。牙膏卻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我可以用十個月。為了思鄉的緣故，我一日刷牙三次。可我當初買這麽多牙膏卻是因為再也不想回家鄉了。事後我認真地意識到，好像有人替我決定了似的，我在北京時就把十袋沉甸甸的時間事先買了下來。包括當兵在內，我一共在雲南待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習慣，我應該把最後一袋牙膏帶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這七年中間，我回過兩次家。我暗自慶幸：有人比我待得更久，隻回過一次家或者沒有回過家；還有的，回老家了。
　　識字的人，受了書的感動，無論中外，簡樸地走到民間，特別是鄉村，教書、療病、宣教、解難，盡力為大眾做一點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穌都做過，後來者，更是綿綿不絕。他們中間，成功者得了榮譽，失敗者得了敬意，貢獻生命的，被稱作聖人。他們的決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為別人才做；他們的行為又給別人以福澤，所以也不是為自己才做。這樣的人，總是少數。而在60年代末期的中國卻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數不自願又沒有選擇情況下，以軍事動員的方式被送到偏遠的鄉間。用毛澤東本人的號召來概括，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口號發表於1968年12月。在此後十年的時間內，總數兩千萬以上的青少年從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農村，這場被官方正式稱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是毛澤東晚年最後的創舉之一。研究他的動機，第一位的仍然是他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天國”設想，但自文革開始越發不可收拾的一局亂棋之中，此時的“天國”已隻是劫後殘夢了。更實際的考慮是，紅衛兵已成曆史，熱情已經消退，大群迷惘的青少年聚集在城市中無事可做，而國家又沒有可能為如此龐大的人群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毛澤東的眼睛轉向了遠闊的農村，那裏是他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也是他充滿光榮回憶的夢鄉。他讓兩千萬學子到廣闊的農村去鍛煉。他們去的地方大都是中國最邊遠或最貧窮的地區。
　　對於這場運動，說痛苦，說悲壯，說憂傷，說升華，都有之，沒有定論。因為牽扯的人數過多，空間過於廣闊，產生了無數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看法。一般的看法是：這些年輕人多少受過教育，他們的知識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會地位之間，熱情的幻想和嚴峻的農村現實之間，產生衝突，造成了精神上極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無數變數，包括體力上的磨礪，使他們成為當代中國最活躍和勤於思考的一代，他們有求變之心，也有應變之力，是可以寄托未來的。曆史總是有得有失。這場運動雖然不是民族文化意義上的進步，但是，剖開細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車站。每天都有幾千人從這兒離開，更多的人來送行。送行的人也許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麽時候才回來，於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圍成一圈，唱俄國革命的舊歌：“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起軍裝拿起武器……”，“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哭得厲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對厭倦了城市的年輕人來說，遠方即自由。我曾當著朋友母親的麵，把兩條香煙塞進車窗，他的母親卻沒有現出對少年吸煙的一貫憤慨。
　　我走的時候，來送的有父親和少數幾個朋友。我的大多數朋友和同學都先我離開了北京，從軍或者去了農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廠或礦山，是當時最幸運的。沒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問題，不能當兵，也不能去工廠，農村也不太願要。我就是其中一個。眼看朋友們紛紛離去，我心裏就有一點慌，知道不能靠學校了，就和幾個朋友商量了下，決定去雲南。我們直接找到來北京的接受人員，一說，竟然成了，因為我們幾個都會打籃球。決定之後，我才告訴母親。她沉默了良久，才點點頭。她的想法很實際：反正要走，不如去個稍好的地方，雲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農場，領工資，而且可以吃到米。17歲出門遠行，我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淚水。三十年前他獨自離家時，比我大兩歲。車輪轉動的時候，他跟著列車小跑，直到站台的盡頭。我剛剛跟他握過手，他的手比農人的還要粗糙，這是勞動改造的結果，我向他最後揮了揮手。他站在站台外麵的陽光中，漸漸變小；鐵軌很亮，耀眼，通到很遠。直到這時，我的淚才落下來，像剛剛滴進去的眼藥水那樣多，那樣不真實。我不知道前麵是什麽，而來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還沒離開的時候已經忘掉了我。在我抬起腳的同時，心裏卻一下子空了。
　　火車上的四千公裏穿過了八個省、市。我頭一次看到了黃河、長江、高原和古舊的小鎮。不白的帆馱起風，慢慢駛進蒼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閃過一方綠色，像一幅畫掛在牆上；一個農人張著嘴，呆看著駛過的火車，身後的亂雲紅得像打翻的酒坊。當我走下列車，看到一個無人過問的小姑娘渾身泥汙、頭發蓬亂，站在一地的泥濘中放聲大哭，我知道生活這才開始了。四天的火車之後，又是四天的汽車，山路繞來繞去，像一個曲折的故事，到達目的地景洪天已經黑透了，天空中飛滿了螢火蟲，讓我們以為是個童話世界。這個錯覺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們的農村就在景洪。景洪是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一縣，縣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數民族之一，住竹樓，種稻米，女人著彩裙，善歌舞。這裏過去是王國，很少發生戰爭，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農業民族。1949年，國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來，此後漢人漸漸多了起來。傣族的男人們少小時，就必須出家為僧至少兩年，披上桔紅的袈裟，在寺廟中誦經禮佛。誦經就是識字，所以出家實際就是最初的啟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輝下集體認識了本民族的文化。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史詩，人人都腰挎長刀，卻隻是為了生產和防身。水，是這個民族性格的象征，他們的傳統節日就叫“潑水節”。4月裏的一天，頭上簪著玉蘭花的傣族姑娘盛裝了，把滿罐的清水潑到來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運吉祥，滿街都可以看到渾身濕透、笑逐顏開的人群。男人們則在瀾滄江中競賽龍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禮炮。文革一來，佛教被禁止，“潑水節”也被作為迷信活動，取消了。
　　農場分成許多分場和生產隊，隻有創建很早的分場才有瓦房，其餘都是草房，散布在幾百平方公裏的綠色中。農場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來都是農人，卻被稱為“老工人”。說是農場，卻不種糧食，種橡膠樹。地處北回歸線以南的西雙版納地區，由西藏高原擋住了南來的次大陸季風，造成常年溫潤的氣候和豐沛的雨量，一年隻分旱、雨兩季，無霜，適合熱帶作物的生長，尤其是橡膠的理想家園。橡膠是中國緊缺的重要物資，早在50年代政府就規劃建立了大規模的橡膠園，到1969年，這項建設達到了高潮。
　　我和同來的朋友被分配到農場最邊遠的生產隊。分場新建不久，北京的來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隻有搭乘運貨的拖拉機，清晨出發，下午可以到達，所以，誰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澤東選集》，我們從隊上得到的第一件禮物就是一把鋤頭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簡單，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見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樹或弱草。鋤頭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從山上砍來的，最初是象牙白色，紮手，後來漸漸顏色變深，變成貂皮色，也慢慢變得光滑可愛，這時就快要斷了。斷了換上新的，重頭再來。鋤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樣細細地閃著光。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開；——有一次，一個下山的知識青年為過客指路，嚇了行人一跳，以為他剛剛殺過人所以滿手的血；——後來愈合了，變成厚厚的繭，黃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裏麵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層皮，和愛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樣。這時候上山砍樹，手心就會和木柄血淋淋地貼在一起。不久，我們就可以赤腳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拈起火塘中的炭點煙。
　　我們領到一張方方的紙片，上麵畫了格子，貼在一塊小木板上，每天開飯的時候帶到食堂，炊事員用圓珠筆劃掉一格，表示這一餐你吃過了。飯在大鍋中煮，先倒進玉米粒，等到煮開了花，再倒進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開始時還有人把玉米粒揀出來喂雞，不久就餓慌了，反而偷雞食，夜裏煮了吃。蔬菜很少，按說不應該；不會種，雨又下得太多，都爛在地裏。沒有肉，常常煮一鍋鹽水，撒一點切碎的韭菜，盛在碗裏，有一滴油浮著，叫做“玻璃湯”。美食是把從北京帶來的固體醬油拌在米飯裏，還不滿足，就加一點豬油。豬油是家裏寄來的，凝在玻璃瓶中，上麵封錫紙，煎製的時候放一點鹽，不容易壞。決定放豬油之前，要想好久。有一次，我和隊裏的一位老工人因為受到野蜂的襲擊，反而發現了一塊生蜜。蜜深藏林中，厚厚的一塊金黃，我們臉還腫著，就決定把它吃掉。邊吃邊把蜂蠟吐出來。才吃到一半，我的頭開始暈眩，覺得自己變成了渾身長滿了蜂刺的一隻蜜蜂。我飛進廚房中喝水，之後甜甜地發著高燒，嘔吐了一夜。沒吃完的一半稱了稱，足足有三公斤。從此，當我看到報紙上用“甜蜜的生活”這樣的字眼形容我們的時代，非常有同感。
　　雲南山深林密，毒蟲出沒，是曆來所稱“瘴癘之地”。加上氣候炎熱，北來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種熱帶疾病不說，全身往往出現斑疹，先是發紅、瘙癢，接著就開始潰爛，開始以為是蚊子咬的。——因為沒有電，油燈又太危險，晚上大家坐在蚊帳中，隻好用嘴咬住手電筒，騰出雙手來“啪啪”地拍打。因為成功率很低，而且房間相連，一幢草房中就徹夜鼓掌，此起彼伏，響成一片，好像在看什麽好戲。終於有人悟出了其中幽默，笑出聲來，引得大家都笑，手電筒從嘴裏掉在床上，“嘭嘭”地響，暫時忘了蚊子。——後來發現不對，不是蚊子的錯，就在全身的傷口上敷浸了藥膏的紗布，一時間，反倒真像是戰場歸來的英雄了。那時，大家喜歡打赤膊，穿短褲，傷好之後，一隻隻活像金錢豹。
　　我們的生活，離不開竹子。尤其是蓋房的時候，更要砍竹。砍竹要在雨季，旱季的竹子會被蟲吃。竹子很難砍，因為是叢生，要砍就得一齊砍斷，青青地扛下山來。削去竹枝以後，放在地上，用刀尖在竹身上縱著砍，最後一刀破開，開削去裏麵的竹節，就變成長方的一整片，豎起來就是牆，鋪平了，就是床板。一節竹子，頂上打個洞，灌進米和水，再用芭蕉葉紮緊，丟進火塘，滿室淸香，也好吃。常年和刀打交道，免不了受傷。經常有人白著臉從山上跑下來，捂著傷口滲出血來，用紙煙灰敷住，仍然滲出血來。我的手腳就有這麽幾條傷痕，日後和姑娘們吹起人生，有了本錢。
　　夜裏躺在黑暗中，看得見屋頂茅草縫隙中的大星，聽著遠處林子裏麂子淒淒的叫聲，偷偷掉過淚，夢中全是故人舊事，想想天還要亮，心就發慌。我學會了抽煙，能把煙蒂倒卷進嘴裏，再把燃燒的煙絲吐到地上。扣除夥食費，一個月可以到手人民幣二十元，夠買五條不錯但不容易買到的香煙。我回家探親，母親拿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離開，朋友把普希金的詩寫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說玫瑰已經凋謝，……百合花正在開放。”我收下，致謝，沒好意思告訴他，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幹。
　　在我們之後，陸續從上海、昆明和重慶來了更多的知識青年。其中大多數不過小學畢業，十五六歲，也算是有知識的人。每次來了新人，都要開歡迎會，說些“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話，照例贈送《毛選》、鋤頭和砍刀。他們的到來，使星期天場部賣米粉的地方更擁擠了些。在我們之前，隊裏已經來了一批知識青年，大約比我們早到幾個月，一律是女生，來自北京同一座女校。一樣上山，一樣砍樹，和男人沒有什麽不同，恨不得變成男人。美麗，僅僅因為年輕。可她們到底還是女人，就給男人居多的生產隊添了許多快樂，特別是單身男人，很有些想入非非，不吃飯的時候，也有口水在嘴裏響。我和她們中間的幾個，成了很好的朋友，因為家庭相似，都有問題，似乎因此就更有話說。——薇，我卻不認識。在我印象中，她很沉默，有一雙固執的眼睛，短發，算不上漂亮。隻有一次政治學習的時候，我坐得離她很近，她的眼睛一動不動，滿是對麵青山的影子。
　　我到生產隊以後幾個月，她就瘋了。和我一樣，她也是17歲。有人說，她不瘋，因為在她的床下發現了一張被撕破了的毛主席畫像，上麵塗滿墨跡。檢舉她的，正是同住一室的同學。事情就是由這個發現引起的。說她瘋了的是醫生，他確信薇曾經在北京看過精神病大夫。而她本人對這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的態度，似乎使雙方的看法都加強了。她平靜地承認事情是她做下的，看不出驚慌或負罪。她說，“我最愛的，是我爸爸。可毛主席把他送到農村‘五七’幹校去勞改。所以，我恨他。”——雙方爭論不休。
　　——瘋子不會說這麽清醒的話。
　　——瘋子才敢說這麽不清醒的話。
　　都對。
　　——你認為她的話很清醒了？
　　……
　　說她瘋不瘋無所謂的是公安局。她被宣判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三年，監外執行，強製勞動。在這之後，反對的人也同意她確是瘋了；而以罪責歸咎於瘋狂的醫生，改口已經來不及了。於是，她就算是瘋了。在一連串鬥爭會之後，她被迫遷入一個草棚單獨居住。當地人對“反革命女學生”的好奇漸漸消退，她的故事對我們來說又過於平凡，幾乎沒有人再留意她的存在。到她真瘋的時候，人們反而記不得她是怎樣、為什麽才瘋了的，好像她從來就是個瘋子。

　　因為森林，我們初到的時候，這裏幾乎還是一塊淨土。旱季，特別是冬天，大霧起自午夜時分，仿佛周天徹地的幔帳，遮了山林的睡容。清晨起身，如在玻璃球中行走，樹影依次遠近，淺淡不同，都遠在夢裏。樵夫的板斧，牧童的牛鈴，濕濕地敲破廣大的寂靜，看是看不見的。假如此刻擦亮一根火柴，是蠟一樣的小小一朵桔黃；定睛細看，有無數小小水珠抖動著躍過火焰，尖叫一聲，又逍遙著去了。這時走上山去，在天地的一色中會歡欣到不知怎樣安置自身才好，歡欣之餘又頓生幸福苦短的無奈。往往，霧越大，天越晴得好，破霧的時候，幾乎壯麗。先是覺得頭頂一片暖意，像有一把金霜淩空撒下，接著，霧就融化了，快到人還沒有醒過來，身已在燦爛中，世界新鮮得好像昨夜才剛剛鑄好。夏季，多雨。有時還來不及從山上跑回隊裏，暴雨已過。站在高處一望，樹都綠著，綠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殘雷聲中，天地間到處都是水珠滾落時的閃閃反射。地麵的水窪，無論大小，都聚滿了大群蝴蝶，翅膀顫顫地扇動，不飛去；雨水聚成細細的泉，沿著藤蔓流下，匯成一個個小潭；一彎彎小小的虹把潭罩住，手伸進去，就變成七色的了。更不用說天空中的大虹。夜晚，殘存陽光不知何處去，徘徊徜徉，花朵一樣懶洋洋地開放在一切景物的邊緣，伸手卻什麽也抓不住。這樣的夜晚在山路上行走，雖然提著砍刀，也會被認為天使了。
　　在林中勞動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不砍樹，走路也要帶著刀，砍開糾結的藤蔓，防備草叢中的毒蛇。竹根腐朽的地方往往藏著巨大的蟻窩，不小心踏上去，會招來蟻群的攻擊。山蟻呈紅褐色，體型很大，列隊爬過朽木時景象壯觀。最討厭的是山螞蟥，雖不如水蛭大，但叮咬之後，血流不止，經常弄濕褲管。女人們尤其要穿上螞蟥襪。砍樹的時候要先看長勢，才決定在哪裏下刀。遇上黃梨等木，一刀砍下去，虎口震得生痛，而且要開很大的口子，樹才倒下去。偶然碰到龍血樹，不知輕重的生手會濺滿一身鮮血般的汁液，樹身又很軟，猶如人的身體，寒毛會“嗖”地一下豎起來。
　　但是，在我能夠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一棵大樹的時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懼。千百次運動後的手臂鼓脹起來，血液在脈管中暢快地奔流，一種不僅是物質的東西在我的身體內暗暗生長起來，漸漸有力量。同時，一些過去同我深深重合的影子漸漸離我而去。我坦然起來，感到一陣輕鬆，猶如感冒突然間全好一樣。人長大原來也隻需要一個瞬間。我開始信任自己，那很像小時候打籃球，突然有一天能夠摸到籃筐，卻弄不清什麽時候有了這能力。我不必再從別人的瞳孔中去證實自己的影子。勞動使我健康起來。
　　有許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樹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煙。風從林子深處吹幹了我頭上的熱汗。眼前視野開闊，遠山一層淡似一層，在陽光和浮雲的遊戲中忽明忽暗。我和身邊的一切沒有區別，都隻是自然中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個友人，他很寬大，足以容納許多生命。我並不對他娓娓談情，隻是傾聽和注視。他也並不溺愛我，隻是暗示。這是個生和死並存的世界。死亡的跡象驚心動魄，一些巨大的古樹已經腐朽，厚厚的腐葉層上每天鋪滿新的金黃；可同時地下鑽出尖筍，枝頭長滿新芽。死，透露了自然的本意：生命重在過程，目的卻僅在次要。新生令人想到無限，可它的蓬勃熱烈又決沒有哲學的酸腐。陽光下，萬物並榮，生而複死；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沒有兩棵樹完全相同，自由就是它們自己。而在山下不遠的人間，卻像魚刺一樣蒼白、貧瘠……我每次在村後小河中洗腳，都會有成群的小魚啄著我腿上的傷口，使我得了撫慰；我走上山去，用手指觸動大株的含羞草，在葉片收攏的瞬間，讓我意識到尊嚴；一片黃葉，在溪水的轉彎處久久盤旋不去，讓我懂得了命運。若說人人都需要欣喜或懺悔的去處，山林就是我的教堂。在陽光和綠葉之間，我頭一次有時間回首，想起受難的父親、病中的母親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學和朋友；想起所恨和所愛，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禁不住失聲而泣。在自然接納了這一切之後，我覺得心慢慢沉下去，沉到它該在的地方。同時問：我是誰？我對我是誰感到滿意嗎？我慢慢知道這個問題的嚴肅，走下山去。
　　我幾次碰到薇。她的衣服已經破爛到遮不住身體，被剪去的頭發還沒長齊，蓬亂著。她臉上汙黑，對我癡笑。她從山上走下來，懷裏抱著一段芭蕉樹幹。她不吃食堂的食物，住在風雨無遮的草棚中，守著僅有的一隻木箱。夜裏，她開始淒厲地嗥叫。

　　我相信，當年的知識青年都從大自然中得到過，特別是心靈方麵，我們的所得，對今生的影響難以估量，許多人隻是不自覺罷了。而自然付出的寬大和善意，所得的回報卻是毀滅。在1969年開始的大規模墾植中，出於政治目的而非經濟效益的行政命令，一道接著一道。隨著大批知識青年的到來，“會戰”一個又一個地展開。在方圓數百平方公裏的範圍內，每天有數萬人上山。這直接就是屠殺：刀鋒過處，百年老樹和新生的嫩草都被砍倒，遠處回響著炸毀樹根的爆破聲。在硝煙中傾覆的蜂巢裏，飛出失去家園的蜂群，瘋狂地報複。故事之一是：被蜂群追逐的一個知識青年，從山上逃到山下，又跳進河水，在探頭呼吸時被活活叮死。事後，蓋滿了整條河麵的蜂群順水漂流，和犧牲者同歸於盡，顯示自然法則的多情與嚴酷。被砍光的山坡上，萬木橫陳，在近晚的血紅天色中，現出戰場陣亡的悲壯與無奈。經過一個旱季，已經全無綠意，變成了一堆堆幹柴，遍布了幾百個山頭。記得有一次，整個農場統一燒山，我們從山上下來，都聚集在分場的門口。那在慶祝“會戰”的勝利，會餐，因而有酒。整個下午，高音喇叭都在廣播放火的時間，大約下午六點鍾，點火的命令下達了。我們喝了幾口酒，都出來看。小說家阿城事後在他的名篇《樹王》中描繪了當時景象：
　　“——太陽快要落山，大家都出來站在草房前。隊長和幾個老職工點了火把，沿山腳跑動著，隔一丈點一下。不一刻，山腳就連成一條火線，劈劈啪啪的聲音傳過來。忽然風起了，我扭頭一望，太陽沉下山峰，隻留亮亮的天際。風起，山腳的火便振奮起來，急急地向山上跑，山下的火越大，山頭便愈黑。樹都靜靜地躺著，讓人替它們著急。”
　　“火越來越大，開始有巨大的爆裂聲，熱氣騰升上去，山顫動起來。……山頂，極小的一隻麂子箭一般衝來衝去，剛剛騰躍起來，半空中劃一道弧，剛一落地，又扭身箭一樣跑。麂子終於不動，慢慢跪了前腿，頭垂下去。大家屏住氣，最後看一眼那麂子，不料那生靈突然將身聳起，頭昂得與脖子成一豎直線，又慢慢將前腿抬起，後腿支在地上，還沒待大家明白，便箭一樣向大火衝去，蹚起一串火星，又高高地一躍，側身掉進火裏，不再出現。大火刹時封了山頂，兩邊的火撞在一起，騰起幾百丈高，須仰視才見。那火的頂端，舔著通紅的天底。我這才明白，我從未真正見過火，也未見過毀滅，更不知新生。”
　　“山上是徹底地沸騰了。數萬棵大樹在火焰中離開大地，升向天空。……熱氣四麵逼來，我的頭發忽地一下立起，手卻不敢扶它們，生怕它們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燙灼一樣，發出各種怪叫，一個宇宙都驚慌起來。”

　　大火熄滅之後的早晨，我走出草房，伸一個懶腰，臂卻在半空中停住了。世界變得簡簡單單：天上空蕩蕩的，沒有風，沒有雲，很藍；山丘小了，夜一樣一個連著一個，黑得幾乎虛無，像是被覆蓋了的屍體，隱隱約約，一直排到邊；偶而有遠樹的殘樁，在天地之交不動，如同平麵的舞台布景。陽光很好，不再有霧，靜得瘮人。
　　我們提著鋤頭走上坡，腳下的感覺像是踩在鬆脆的皮膚上，我們走得很小心，生怕比我們更輕的山會突然塌下去。我們用鋤頭開挖梯田，樣子好像在找尋遺物；挖了許久才看見紅土，紅土還濕熱著，像凝固的血一樣“嘩嘩”地流下去，蓋住了一部分黑色，留著另一部分。我們又在梯田的中央挖出一個個寬、高八十公分的正方坑，叫做“穴”，正好可以蹲下個人，就像在切開的肌肉上又打了一個個洞。然後，從苗圃裏移來尚無生意的橡膠樹苗，填入穴中。遠望，舊日的青山仿佛插滿圖針、解剖過的一具具屍體。
　　我們終於消滅了原始森林中千年的腐敗，把大自然改造得同我們一樣了。天地間不斷循環的水分，——曾經牽著森林，在昔日無霜無風的亞熱帶中翔舞，養育了無數生命，更包括人類，——今日已不再潤澤一切。自然生態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鏈被盲目地切斷，終於招致報複。不久就傳來霜凍和風災的消息，在一些農場，被凍死凍傷的金雞納樹苗和橡膠樹苗在狂風中倒伏了。

　　薇是徹底地瘋了。她常常獨自走上山去，回來以後就坐在草棚的地上，沐著一方枯澀的陽光，更顯出髒來。她的身體靠在那隻木箱上，吃著切成片的芭蕉樹幹。她仍然算是隊裏的職工，會計因為害怕走近她，就把她的工資扔在草棚的地上。錢被隊裏的孩子們拾起買糖；她的衣物被人拿走穿在身上，人們起初被她深夜的嗥叫驚醒，走出去製止；還叫，就用繩子把她捆了；打之後，就由她去叫，漸漸不再憤怒，也不再走出來——習慣了。

　　在群山還是一片青綠的時候，北京又招來了一位和我年齡相仿的知識青年。因為會拉手風琴，就留在了分場部，沒有分配到隊上。我和他經常走動，慢慢成了朋友。他的琴確實拉得好。幾乎每個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抱著琴，走到草房後的空地上去，他的頭頂上就是晨光初照的森林，常有很白的雲低低飛過，在我們眼前化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低著頭，在琴聲響起之前，像是睡著了，直到他的右手被陽光照亮，才開始在黑白之間飛奔起來，引得不知名的鳥在林中深啼。他拉“杜鵑波而卡”、“雲雀”和“在水波上”，聽眾中真正懂音樂的，是我的一位失戀的朋友。
　　記得初來的時候，他常常和他的女友一起，在晚會上用提琴演奏革命歌曲。他在掌聲中鞠躬，氣燈下的臉笑著。後來，他的女友離開了他，而且去了省城昆明，和我們不是一回事了。他是上海人，家卻在北京，也算北京人。因為有病，他就很瘦弱，臉細細白白，雙手如綿，也很白，女孩子一樣，卻有一雙憤憤的眼睛。他的病起初在肺，咳嗷，有時吐血，後來到了腎，加上手軟，勞動時就很不行，隊長就常提到他的“資產階級”家庭，作為批評。
　　在他的女友走後，他經常一人在分場門前的土路上走來走去，時間總在黃昏。他走起來很快，不像散步，而且一定在同一地點轉身往回走，就有人議論說，農場又多了個瘋子。晴日的傍晚，萬木梢頭的光線像鳥翅漸漸收攏的時候，天上的雲就憤怒起來，漸漸變成血色。在這樣的時刻，他會突然停住腳，舉起雙臂，又放下；走幾步，再把兩臂平平伸展開，像一具釘在路麵的十字架。之後接著又走，直到天黑才回來。我終於忍不住，問他想些什麽。他看了看我說，他盼望會有一輛拖拉機開過來，從背後撞死他。我問他是不是因為失戀，他忍住咳嗽，指指胸口說，不完全是；他說他太醜了，……人太醜了。
　　我突然明白，他所說的醜，乃是相對於自然。
　　——走出城市喧鬧的政治氛圍，自然界是太新鮮，太明亮了；囊括其中的生命形態灑脫奔放，同人間的秩序相較，對比又是太強烈了。每日感官所觸，受到震撼與感動。久而久之，成了精神的庇護和寄托，仿佛無意中同自然達成了默契，隻說不出罷了。自然界的影響，使我們看到人事的荒謬，但我們仍是磁石上的鐵砂，終於無法徹底解脫。這時，思想就仿佛走上空中的繩索，又無退路，一不小心就會跌落下去。所以，我的多感的朋友，隻有用在我看來如同哈姆雷特一樣的身體語言，訴說他對生存的困惑了。事後我突然想到，薇的真正發瘋，一定是在山林毀滅之後。我也意識到，她的瘋狂道出了我們的處境：一邊也是暗示著生命初衷，不斷更新卻被毀滅了的自然，一邊是她守著的木箱，裏麵裝我們的真理、道理、文化；而在兩者之間的她，就是我們——人類的某些象征。
　　1972年，薇終於被送回北京治療，我當時已經當兵，不在農場了。陪她回去的，是我當年心中所愛的姑娘。她從北京寫信給我，提到薇，言語支唔。我回信追問，她才告訴我檢査的結果，薇在農場曾被強奸多次。我豎起耳朵，終於聽懂了幾年前午夜過後的嗥叫，想到強奸者就是混在深夜跑出來怒喝的人群中，想到她被繩子捆住之後會發生的事，全身的寒毛一下子立起來，愣了很久。為我在那些夜晚的冷漠和麻木，直到現在我仍然厭惡自已。很多年後的一個晚上，我和一位美國友人站在戶外看星，又清晰地聽到了從記憶中傳來的嗥叫聲。我對友人說，活在地球上的，不過是我們在其他星球上的影子。她斜著看了我很久才說：你是說，所以地球上才有黑暗？

　　燒山以後的一天，我下山的時候在焦黑的山坡上看到一朵花，讓我很詫異。花是黃色的，孤零零的下麵有葉，一瓣已經快要枯萎，其他的盛開著。我忽然想到什麽，想了很久，卻不知該給我想到的事物一個什麽樣的名稱。不想的時候，突然明白，我曾想到的，是人性。此後的許多年裏，我漸漸懂得，人性也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諸如水和音樂——環護下，才有清香。而我們當時的人性，是在汙泥裏再三被踐踏，又被陽光曬枯了的樹枝。花的種子是風帶來的。沒有風，燒焦的坡上就什麽也不長了。

　　1970年歲末，一位16歲的上海知識青年砍倒了一棵大樹，又被樹壓倒。樹太大，倒下來的時候，天似乎缺了一塊，就那麽空著。抖動著的枝葉把他遮蓋住，找不到了。——他被壓在大樹的附幹下麵，發現時隻有憑了他發自胸腔、貓樣的哮喘聲。因為無法動用刀和鋤，人們隻好用雙手刨開他身上的泥土，磨破的手指上沾滿血和新鮮的泥。他死在去農場衛生所的路上。被砸碎了的身體沒有出血，蠟一樣潔白。
　　事後，農場照例請死者的家屬來一趟，表示歉意，雖然他的屍身在沒有冬天的西雙版納已經被早早地埋葬了。來的是他的父親，約莫50歲，看上去更老一些，花白平頭，微胖。他在上海的大工廠，好像是煉鋼廠工作，是無產者。來了以後，不哭，沉默，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兒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隨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識青年。
　　那是山中的一片穀地，天空還缺著，砍倒的樹靜靜的還在，隻是枝葉都枯萎了。大家都不說話。父親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了帽子。他走過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樹身，扭頭問：是他砍倒的嗎？有人回答了：是。父親說：噢，是他砍倒的。他又轉過頭，手在草叢中摸，摸出來的，竟是一把砍刀，已經鏽了。有人認得，說正是兒子的，那天大家都慌，顧不上，忘了。父親用眼睛把刀看了，在手上掂了掂，站起來，問：樹還要砍嗎？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這就是生涯了。他屈著手指，指定了大家，又放下，說：那，以後小心了。
　　我記得，在場的，都哭了。
　　直到離開西雙版納，父親沒有再說別的，隻帶走了那把刀。他的安詳，使我明白，他把死去的兒子看作勞動者和創造者，而非籠統的“犧牲品”，如後來人們所說的。他沒有抱怨什麽；悲傷，又滿懷敬意和驕傲。我永遠記得那個總是把砍刀扛在肩頭、鹿一樣在山上奔走攀援、能砍倒大樹的瘦小孩子。他死在勞動中，所以幾乎像戰士。文革以後，當我看到那些充滿怨言的“知青文學”時，我對自己說：嘿，他們把一個人第二次殺死了。在我漸漸懂得，艱難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國人的正常生活，觸動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和我兩年中朝夕相處的農人們，並不相信需要等待的“天國”。他們寧願種下同樣需要等待的橡膠，用粗糙的手握住時光，磨短自己的生命。橡膠樹長成之後，他們用膠刀割開樹身，白色的乳膠在日出前一滴一滴流進膠碗；也許在橡膠樹長成之前，他們已經死去，被埋葬，像山上的樹一樣。我們曾經自以為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麽，結果什麽也沒做成。除了少數做過教師的，把一些漢字和數字教給了他們的孩子們，使他們在將來，可以做一些在山上放火以外的事情。我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始終是局外人。而我們從他們那兒，至少學會了謀生的手段，安頓下來，在勞作中領悟到一點過去不懂的生存的真意。

　　回想那兩年中發生的事情，真正能稱為快樂的，很少。但我們卻常常快樂著。竹子青青的就砍下來，做成水煙筒，槍似地端著到處走；竹筒的開口很大，吸的時候須側著臉，像在傾聽讚揚，然後把得意和煙一起吐出來。夜晚舉行的“精神會餐”，大家圍坐在油燈的燈影裏，把各種吃過沒吃過、聽過沒見過或者幹脆想象出來的食物講得像鬼故事一樣驚心動魄。一封家信會讀到像絹一樣軟，青橄欖似地久久回味，要是收到包裹，那就是節日了。我也開始戀上一位姑娘，卻總沒有機會單獨在一起，隻能心中暗暗歡喜著。——太多的期待，就像破舊的衣服上繡滿了花。
　　隊長姓刀，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他有一張典型山地人的臉，笑或不笑都很突出，卻沒有做過警察。他的民族自稱“碧樂”，美麗動聽，人數不多。或許因為日常生活同刀的關係太密切，取漢名時就指刀為姓，要不就是原名的直譯。乍聽，怪嚇人的。有一天，他刀一樣地走過來，約我三天以後到他家吃飯，說是終於找到了原料，做得出真正的“民族風味”了。我很興奮，準時去了，而且事先磨拳擦掌地想象一番。他也才從山上回來，邀我在火塘邊坐下，鄭重地洗了手，又鄭重地打開鍋蓋，——鍋卻是空的。原來，他的娃娃們已經把“民族風味”吃光了。他攆著要打，被我拉住了。我看著空鍋，突然笑起來；他起初紅著臉，後來也笑起來，突然收住，接著又笑，笑得前仰後合，許久才停下來。少數民族是最講信譽的，臨走，他保證再為我做一次，而且要在鍋上裝一把鎖。直到離開農場，我沒有吃到“民族風味”，不知那究竟是什麽，也許他再也沒能找到原料。十七年以後他重提這件事的時候，嚇了我一跳。我早已忘了的，他仍然記得。他邀我去他家，說現在什麽也都有了。因為忙，我不能去，就說：下一次吧。他看著我，說：下一次，是什麽時候呢？
　　1986年秋天，為了尋找影片《孩子王》的外景，我又回到了西雙版納。我就是這一次見到了刀隊長，而且決意要去看看我的生產隊。
　　沿途已不是舊日風光，公路兩旁的山坡上長滿了橡膠樹。年老的，樹身上有整齊的刀痕，掛著膠碗；年輕的，還沒長成。正是落葉季節，梯田帶上竟也有楓葉般的鮮紅。但往日幽深的原始森林已不複在了。分場的房舍似乎曾經新過，現在已經破舊了，門口已添了賣冷飲的小棚。“豐田”旅行車在這兒仍不多見，引來了圍觀的孩子。車子開到生產隊的時候，我竟然心跳得很快。
　　隊裏的布局沒有變，隻是圍著的場院變成了幾排瓦房。據說是一場大火燒光了所有的草房之後，新蓋的。牆上白粉已經脫落，黑瓦上長了綠色的苔。那天是假日，院子裏許多人，或坐或立，娃娃們永遠跑來跑去。我發現，一些老人早已死去；當年和我們一同上山幹活的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早已做了母親，臉上也有皺紋，漸漸老了；孩子和母親長得很像，使我恍忽間覺得時光倒轉了。我被邀入廚房喝茶。廚房還是草舍，仍須低著頭才能走入。裏麵很暗，地上散亂著大堆玉米，金黃或紫色的；老人們坐在地上，用手握著兩根玉米，互相摩擦脫粒，一如當年。光線射進有縫的竹牆，割開淡藍的煙氣，把人映得像一尊尊佛。灶內火光熊熊，柴燒得旺，不時爆竹似地響一聲；煙氣上升，吹拂梁下結成穗的灰，空氣辛辣而芬芳，茶很熱，也很苦。一條狗走進來，大大地張了一下嘴又走出去。娃娃們聚在黑暗中，眼睛很亮地盯著我看。我突然覺得似乎從來不曾離開過這裏。
　　我在下車之前對同行的人說，不要告訴他們我是誰。——十七年過去了，我又長了很長的胡子。我穿過場院，走到隊後的小河邊。河比記憶中的窄了些，對岸的苗圃中有一縷青煙。我走回來，終於忍不住，問：你們可記得我是誰？人們低下頭，靜了一會兒才說：你就是那個陳凱歌。當時，一樹我在的時候還沒有的紅花在鉛灰的天空下怒放，一個早已失去樹身的樹墩在娃娃們的屁股下磨得很亮。我知道，他們將留在這裏，守著橡膠樹。樹死了，他們會種上新的；人死了，還會有新一代接上……

　　本文選自《少年凱歌》，陳凱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