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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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 吳小偉 撰稿 / 團團 編輯 / 醜醜
吳小偉，1947年生於徐州，浙江東陽人。2歲時，爸媽去台灣，他被留在老家，由姑媽撫養長大。
01 與媽媽分別39年，她還認得我嗎？
1988年8月6日，酷熱。
我和太太、兒子、女兒，四人一起在筧橋機場候機廳等待。
就要見到媽媽了，每一日，我都想著團聚的這一刻。
我兩歲時，爸爸媽媽去了台灣，他們說很快回來接我。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三十九年。
爸媽離開時，我（左）剛2歲
爸爸很早去世了，我連最後一麵也沒見到。媽媽一個人經曆了很多，最苦最難的時候，我卻不在她身邊。弟弟和兩個妹妹，已成家生子，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我都錯過了。
這些年，我隻在信中看見過媽媽的樣子，熟悉，又陌生。兩歲後，我沒再感受過媽媽的擁抱，沒有牽過她的手，甚至連當麵喊她一聲“媽媽”的機會也沒有。
我42歲了，不再是那個哭喊著要媽媽的孩子。我很少流淚，想念都埋在心底。
媽媽在信中說，她日日夜夜都想著我這個兒子。這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回大陸和兒子團聚。
我從沒怨過父母，讓我們一家人分離的，是時代，是戰爭。
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爸媽會回來的，在那之前，我要好好活著。
為了我，媽媽提前辦完退休手續，定下1988年夏天帶小妹一起回來。
得知這個消息，我太高興了，高興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再是那個東陽鄉下的窮小子了，我有幸福的家庭，在杭州有自己的事業。我想讓媽媽看到我的成長，她的兒子在大陸生活得很好，有出息了。
為了迎接媽媽的到來，1987年初，我在老家蓋了四層小樓，這是東陽第一棟公寓式樓房。
我的車壞了，我特意找同事借了一輛小轎車去機場接媽媽。
我想讓媽媽坐我開的車，載著她看杭州的美麗風景。這是我生活打拚的地方。
8月6日早上，我穿著純白色的短袖襯衫，前後都熨燙得沒有一道褶子，搭配淺灰色長褲，棕色皮涼鞋，腰間係著黑色皮帶，左手帶著上海牌手表，短發梳得一絲不苟。
我想把自己最精神的樣子，給媽媽看。
我開車載著太太、兒子女兒一起去筧橋機場。這裏的每條路，每個大廳我都太熟悉了。
1971年為迎接尼克鬆訪華，周總理於11月18日親自簽署命令，在筧橋機場新建設一個候機樓，項目名為“1118工程”。
我曾參與建造的筧橋機場候機樓
政府部門調動了整個浙江省建築業的優秀人才，我也在其中。24小時不停作業，換人不換機。我們12個人一個班，同住一個帳篷，每天加班到淩晨。候機樓如期完成。
等待了兩個多小時，飛機遲遲未來。我不時看看手表上的指針，頻頻抬頭向出口張望。
喜悅、興奮、期盼、焦急，各種情緒混作一團。心跳很快，掌心都是汗，我搓了搓手，來回走著，一刻也坐不下來。
等會見到媽媽，我應該做什麽呢？我該擁抱她，還是握握她的手呢？
腦子裏的念頭一個個蹦出來，我盯著候機廳的天花板，想讓自己平靜下來。
突然，出口處的門打開了，我伸長了脖子朝裏麵探望。一個紅衣服的年輕女孩兒挽著一位老人，徐徐走來，我一眼就認出來，這是媽媽和小妹。
媽媽和小妹在杭州
媽媽留著一頭烏黑的中長卷發，帶著黑框眼鏡，身型偏瘦，但步子很穩，眼神堅定。
我迎上前去，媽媽和小妹也朝著我快步走來。媽媽張開了雙臂，將我緊緊抱在懷裏。
這個擁抱，我盼了三十九年。
我們都沒有哭，此刻的媽媽，眼裏滿是笑意。思念、痛苦、期盼，這一刻的喜悅與幸福，全都融化在了這個溫暖的擁抱裏。
“媽媽，你知道嗎，這個候機樓是我參與建設的。”媽媽看著我，露出驚訝的表情。
我帶著媽媽和小妹入住望湖賓館，又陪她們逛西湖，去靈隱寺拜佛。
我摟著媽媽的肩膀，拍下三十九年來的第一張合照。
39年後母子才相聚
媽媽轉過頭對我說：“你那麽小，把你一個人留在東陽，是我最內疚的事。”
“媽媽，這是曆史造成的，不是我們自願的，是無可奈何。你看我現在不是好好的。”
“我還有一個心願，這也是你爸爸的遺願。去東陽老家看看你的姑媽，我要當麵感謝她。”
驅車五個多小時，從杭州回到東陽老家。看見老家新建的房子，媽媽對我說：“這兒比我在台灣的別墅更大，更漂亮。你過得好，我也放心了。”
1988年8月，媽媽和妹妹第一次回大陸，我們一家帶她們遊杭州
姑媽年紀大了，得了癌症，躺在床上不能起身。媽媽在病床前握著姑媽的手，在她耳邊說了很多話。我坐在床邊陪著兩位老人。
媽媽是生我的母親，姑媽是將我養大成人的母親，她們都是我最愛的人。
兩個月後，姑媽去世。我捧著姑媽的遺像走在出殯隊伍的最前麵。我人生中最遺憾的事，就是沒能多為姑媽盡孝，她1988年就走了。
姑媽是個很善良的人，她經常關心幫助貧困的鄰居，家裏有好吃的都要送給別人。她對長輩很孝順，言傳不如身教，她的為人處事，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姑媽將我養大成人，將她的愛毫無保留的給了我，這個恩情，我一輩子也還不完。
是姑媽將我養大成人
02 他們怎麽買得起摩托車，我連自行車都沒有
我姓“盧”，姑父和四個姐姐都姓“吳”。
我問姑媽，爸爸媽媽呢？她總說，他們很快就回來接你了，你要聽話。
後來媽媽告訴我，在她與爸爸結婚前，有個算命的追著爸爸要給他看相。他說爸爸未來會娶到一個很賢惠的太太，但頭胎不能生男孩，而且孩子不能跟在身邊，否則養不大。如果在別處長大，將來會有很出息。
爸爸和媽媽在台灣
沒想到，這些話，竟真的應驗了我的一生。
我從小體弱，瘦小，肺炎留下的病根一直沒好。崔先生是姑媽的租客，他在印刷廠當技術員，還懂一些中醫。
崔先生為我把脈，開了七貼方子，讓姑媽為我抓藥。我喝了以後，竟再沒生過病。
七歲時，我還沒讀小學。姑媽姑父剛出門，去田裏勞作，我和小姐姐在家裏玩耍，床前麵是一張方桌。我們從床跳到桌子上，再從桌子跳回床上，來來回回。
我一腳踩空，後腦勺重重磕在桌子的棱角上。血瞬間噴湧而出，姐姐嚇得大哭，邊跑邊喊，將出門的姑媽姑父叫了回來。
姑媽一看，我的腦殼裂開了一條縫，便用一把麵粉糊在後腦勺上，再用紗布纏上。她用菜油煎了兩個雞蛋，跟我說，吃下去就好了。
沒過多久，裂開的腦殼真的自己長好了，一點兒事沒有。現在我的後腦勺還有道凹凸不平的疤。
姑父姑媽待我就像親兒子一般，姐姐們也很疼我。
最小的姐姐比我大兩歲，小時候穿的布鞋，用桐油刷過。每逢雨天，小姐姐都會背著我去上學。下課後，等在我教室門口，我們一起回家。
每天放學後，我背個草籃子去地裏拔草，喂兔子。去汽車修理廠撿垃圾，從一堆廢棄物裏撿些銅絲、鉛絲、螺絲帽，拿到供銷社去賣，能賺幾毛錢。
我從小就很懂事，從不跟人爭辯，不計較。我是家裏唯一的兒子，總想為家裏多分擔一點事情。
我愛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在同齡人中我個子最小，坐在教室第一排。上政治課，老師喊了十幾個同學背提綱，沒有一個人背得出，都被罰站。老師火了，說從最前排的人開始背，一個個往下輪，背出來才能坐下。我記性很好，長長的提綱，背得一字不差。
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生活條件越來越艱苦。玉米糊、番薯成了主要口糧，我還上山挖一些葛根、金剛刺充饑。缺乏油水，幾天無法排便，有時不得不用鐵絲勾。
姑父很孝順，用糧票買的米，都留給奶奶吃，自己吃豆腐渣。肚子越脹越大，沒多久，姑父去世了。
姐姐們去外地工作讀書，三姐姐從衛校畢業，分配到杭州當護士，每個月會寄二十塊錢回來，這是我和姑媽的全部生活費。
每月一到日子，郵差就在門口喊姑媽：“盧秀翠，快拿印章來”，我拿著印章高興地飛跑出去。
姑父走了，家裏沒有男人，隻有我一個小孩，還是異姓的，許多人欺負、嘲笑我。
很想念爸爸媽媽。五十年代，他們曾信回來，但姑父不敢回信。初中後，我懂事了，自己給爸媽寫信，在信裏寫了很多思念的話，但寄出去前，每一個字都要被檢查。
沒有我的全家福
爸媽也給我寄照片，他們，還有我沒有見過麵的弟弟妹妹們。弟弟妹妹穿得整整齊齊，很洋氣，屋前停著一輛摩托車。
我連自行車都沒有，好羨慕他們啊……
03 爸爸娶了一位大家閨秀
媽媽叫閔光慧，1927年出生在武昌，是獨生女，也是家族中的大小姐。她有一個美麗的小名：芙蓉。
外公名前棟，經營一個錢莊，兼在外地買貨回武昌做生意，家境小康。閔家在武昌是出名的旺族，族內四十餘人，二嫂當家，如王熙鳳般精明能幹。
媽媽從小嬌生慣養，六歲入私塾，上課書包要丫鬟背著。書背不熟被先生打手心，她哭鬧不肯上學，非要外婆將束脩要回，此後便改上公立小學。
有次生眼疾，郎中囑咐需日日以鹽水淸洗，外公便親自照顧，直到媽媽痊愈。
十歲時，外公去世了，媽媽快樂的童年從此結束。
不久後，媽媽的姑丈強占了外公的錢莊，吸鴉片的三叔敗盡家產，外婆為維持家計發愁，媽媽都看在眼裏。
1938年，日軍占領武漢，對整個武漢推行奴化教育。媽媽跟著淪陷區一百多名孩子一起去了香港。外婆收拾了媽媽的衣物，舍不得獨生女離家，卻終究奈何不了，隻能讓媽媽獨自上路。
1938年，武漢淪陷
在香港讀書三年，媽媽的英文和廣東話都是在這期間學會的。
戰事吃緊後，媽媽與同學們也去過湖南、四川、貴州等地念中學。雖然長期物資缺乏，但媽媽依然堅持讀書學習。
媽媽的五叔曾寄過一本《範氏大代數》給她，老師拿去刻鋼板給全體同學練習，媽媽的堂兄閔漢英也常寄錢接濟。
1945年抗戰勝利，媽媽在離家八年後回到老家武昌，堂兄閔漢英介紹媽媽與爸爸相識了。
爸爸名叫盧海澄，又名盧鬆竹，1917年出生在東陽盧宅。
爸爸從小聰明好學，努力上進，但家裏窮，16歲便和親戚一同離家從軍。後來他經過自己努力考上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學習無線電專業。
畢業後，爸爸負責美國援華無線電器材的押運，從緬甸仰光到雲南昆明到的空中運輸。蔣介石隻有兩個團是負責無線電通訊，這是一個特殊兵種，爸爸年紀輕輕就成為了中校。
1946年，抗戰勝利，國共和談。爸爸剛29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他和一幫同學在公園玩耍，黃埔軍校教官閔漢英向爸爸介紹了一位姑娘，他的堂妹，閔光慧。
媽是個大家閨秀
兩人第一次見麵，爸爸想在媽媽麵前想賣弄一下自己的英文，便問媽媽有沒有讀過《新世界》，哪知媽媽隨即便背了一段給爸爸聽，自此，爸爸就敗倒在媽媽的石榴裙下。很快墜入愛河，第二年便成婚了。
1947年，爸爸帶著媽媽第一次回東陽老家省親，很風光。媽媽穿著旗袍，踩著高跟鞋，十分時髦。
鄉親們得知爸爸娶了一位大城市來的大家閨秀做太太，都出來看熱鬧。
04 媽媽花了兩百個銀元，買了青黴素
農曆十月，淮海戰役前夕，我在徐州基督教會醫院出生了，是美國傳教士醫生接生的。
1948年年初，爸爸接到調令，到南京任職。他開著吉普車，載著我和媽媽，從徐州來到南京，花了20個金條，在南京中央路大街333號建了一幢三開間的二層小樓。
爸爸愛打麻將，我很不喜歡他總是出門打麻將。為了表示生氣，我就躲起來，不讓爸媽找到。有一回，媽媽找了半天，才在沙發背後找到我。
生下來就體弱多病，我得百日咳時，咳嗽咳得嘴裏吐出了蛔蟲。我拿著咳出的小白條說：“媽媽，媽媽，小豆芽，小豆芽。”
百日咳引起肺炎，我高燒不退。媽媽急得去找西醫買青黴素。這種藥剛上市不久，很稀有，兩百個銀元才買回幾支。我退燒了，但身子仍舊病弱。
1949年初，南京解放前，爸爸接到通知立即撤防去廣州。媽媽把家門一鎖，隻拎了一隻皮箱就走了。
國民黨撤離南京
沒多久，廣州也解放了，隻好撤到重慶，最後實在沒地方去了，決定一起回東陽老家。此時，弟弟已經出生，還不到一周歲。
三月，爸爸帶媽媽和我回東陽，這次是落難回去的，往日的風光不再。
媽媽不會說東陽話，語言不通，和當地人說不上幾句話。她生長在都市，五穀不分，在盧宅居住時想去後園割韭菜炒雞蛋，結果割了一把長相差不多的麥子回來。鄰居發現後，把這事當笑話傳開了。
我的老家東陽盧宅
我們一家生活在鄉下盧宅，姑媽家在縣城開店，店裏黃酒、年糕，物資充裕。隔三差五，媽媽就帶著我到姑媽家打打牙祭。姑父很喜歡我，抱著我到處玩。
姑媽有四個女兒，沒有兒子。姑媽和姑父對我非常疼愛。
半年不到，媽媽受不了這裏的生活，喊著要回武漢。爸爸和姑媽說，他們先回武漢，安頓好之後就來接我。
姑媽抱著我，站在門口。看著爸媽離去的背影，我大哭不止。姑媽說：“聽話，你爸媽很快就回來接你了。”
這一場看似普通的離別，讓我和家人至此分隔兩地，一別三十九年。
媽媽離開東陽老家後，回了武漢，但那兒也局勢緊張。爸爸是黃埔軍校14期的學生，托關係隨戰友一起去了香港。
到香港後，爸爸和戰友們合計著怎麽生活，找不到工作，他們隻能去工地上背黃沙水泥，當小工。終於安頓下來，爸爸寫信讓媽媽帶著弟弟過來，但形勢更加嚴峻了，沒有介紹信和印章，無法去香港。
媽媽找人寫了一封假的介紹信，她的小叔子用肥皂刻了塊假印章，印在信上。
媽媽帶著弟弟趕到廣州，住進一家小飯店裏，老板娘看媽媽抱著孩子，很同情她，便問她去哪裏，媽媽說去香港。老板娘說，這裏每天晚上要查夜的，如果被查到，你們就走不了了，她安排媽媽和弟弟住到自己的房間裏。
第二天一早，媽媽帶著弟弟乘上廣州到羅湖的火車，順利過關進入香港。這也是羅湖口岸最後一趟末班車。
橫架深圳河兩岸的羅湖橋
爸爸在工廠做工，收入低微，媽媽到香港後，剛巧一個小學校長要找會廣東話、國語，又會注音符號的老師，媽媽毛遂自薦拿到教職。這年，媽媽22歲。
好景不常，先是工廠裁員，接著媽媽因懷孕，學校不再續聘，生活陷入困境。爸爸去修過馬路，媽媽替工人洗過衣服，也推著車賣過麵條。
在香港熬了三年，經由爸爸昔日長官做保，1953年爸媽去了台灣。爸爸降級為少校入軍職，媽媽自修教育概論，教材教法，以第三名的成績考進空軍子弟小學當教師。此後兩人雙薪，生活不再拮據。
兩個妹妹陸續在眷村出生，大妹生於1953年，小妹1957年
兩個妹妹都在眷村出生
05 我自己做主，改“盧”姓“吳”
1960年，我14歲，在東陽二中念初中。我是班裏讀書最好的，年年是三好學生，每門功課都是優秀。17歲初中畢業，我因父母在台灣，無法繼續念書。
家裏隔三差五有人上門來查，爸爸的證件和照片原本藏在小姑媽家，他們害怕，把所有東西一股腦兒扔進了池塘。
1963年，三個姐姐陸續嫁人，四姐姐高中畢業，升不了大學，隻得回家“修地球”。
沒有書讀了，我白天在生產隊幹農活，晚上躺在床上暗暗流淚。難道我這一生就隻能當農民嗎？
幹農活太苦太累了，我暗自立下誌向，絕不能當一輩子農民，一定要走出東陽這個小地方。
經朋友介紹，我花了15塊錢跟一個上海師傅學裁縫。家裏有台上海牌縫紉機，是用爸爸寄回來的華僑票買的。
半個多月，所有服裝設計我都學會了，開始幫親戚朋友做衣服。裁縫是吃百家飯的，得挨家挨戶上門給人量身做衣服，我不喜歡。
1967年，我從市場買了木料回到東陽。姑媽家的老房子五十多年了，一直沒有鋪樓板。
我問鄰居木匠師傅借來工具，在他的指導下，我邊學邊做，居然鋪得一點不差。從此我有了學木匠的想法。
剛學半年，一天，生產隊長問我：“你會不會造房子？我們需要造三間牛棚。”我想都沒想就答：“會啊。”
我從來沒造過房子，憑著自己在初中學習的平麵幾何知識畫建築圖紙。三間牛棚很快造完，紮實穩固。
牛棚的結構我現在還能畫出
不久後，工程隊承接了南鄉銅礦鋪木樓板的活，我比做了十多年的老師傅們鋪得還快。後來在杭州被評為四級技工。
也許命運早就注定了我要學一門和建築相關的手藝。當初人人都覺得做家具的才叫“木工”，但在我眼裏，做建築也需要木工，建築做好了，是能走遍四海的。
1970年，我23歲，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太太。
我和太太1973年結婚
然而我姑父家姓“吳”，我姓“盧”，這樣談婚論嫁，名不正言不順。於是我自己做主，將“盧”姓改為“吳”，叫“吳小偉”，正式向大家宣告，我是過繼到姑媽家的兒子。
1973年爸爸去世後，媽媽通過香港寄信回來。我回信告訴媽媽，我未經父母同意，就改姓吳了。
媽媽回信說：“兒子你做得很對，你了卻了你爸爸未了的心願。你爸爸臨終前，一直說起，要把你正式過繼給姑媽家。他們把你養大成人，很不容易，你要好好孝順姑媽。”
“吳小偉”這個名字，跟隨我至今。
06 一生隻做一件事
1970年我跟著一批老鄉來到杭州，應該算最早的農民工了。一幹就是五十年，我親眼見證了杭州的發展，自己半輩子的汗水都在這兒了。
在浙建二處（現省建工總公司的前身）幹了六年，我學會了很多建築技術。不怕吃苦，不怕吃虧，任何事我都搶著去做，老工人們很願意和我搭活。
生產隊長照顧我們，介紹大家去工地附近做“過煤工”賺零花錢。兩百斤一筐的媒，我們搬起倒出過稱，一天過上百次，能拿三塊工錢。
四姐姐比我晚一年結婚，姐夫入贅。我1973年結婚，1976年分家。姑媽家的產業，我讓姐姐先挑。
大年初一，我自己親自督建新房，初三破土，正月十一上梁，正月十五打灶頭。半個月時間，工程如期完成，我將老屋拆遷後新建了四間房，正月十六，就回杭州上班了。
在杭州搞工程，我是兩個工地的承包負責人。
1977年的一天，我騎著借來的新自行車從工廠回家，路過杭州縫紉機廠，一輛大卡車開過來。我靠邊躲在工廠大門後，卡車撞到了大門，兩噸重的鐵門直直倒下來。我拖著自行車拚命往後撤，還是被鐵門砸到了腳背，頓時血流如注。
縫紉機廠的工人把我送到文二路的新華醫院，腳部縫了36針，第一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打上石膏，我住了六個月的院。
太太和三歲的兒子在東陽老家，她想來看我，我寫信回去，說自己沒事，很快就好了，有同事在醫院照顧我。其實我心裏挺後怕的，差一點，就沒命了。
2017年，四兄妹聚會
還有一次，在生產隊幹活，一不下心劃破了腳踝，縫了三針。拆線後，我就回去幹活了，沒想到傷口又崩開，往外滋滋冒血，我也沒管它。
坐8路公交車時，我頭剛上車司機就關了門，頭被重重一撞，眉骨裂開了，又縫三針。同事們都笑我，說你腳還沒好，頭又傷了，真是運氣背。
1981年，公司派我去富陽施工隊負責施工管理，工資加獎金每月212元，是全公司工資最高。1984年公司領導班子組閣，我被任命為公司副總兼杭州辦事處主任，負責杭州建築業務的拓展。
經過兩年時間的努力，杭州市場份額已經占到公司規模的百分之六十。這一年，東陽市建管局舉行管理者技能比賽，總共三項，我參與了兩項，都獲得第一名。
2001年杭州紅樓飯店封頂儀式，我講話
1986年，我們將同在東陽的盧宅工程隊、城北工程隊並入三建。廣廈集團1992年成立後，在全國攻城略地，先後收購了北京二建、湖北六建、陝西路橋、杭州建工等老牌國有建築企業。1997年4月，浙江廣廈上市，我出任集團副總裁，董事局副主席。
我們這輩人，不是為了錢去幹活的，而是理想。我一生隻做一件事，搞建築，一生也隻待了一個單位，就是廣廈。
感謝過去的苦日子磨練了我的意誌，鍛煉了我的體魄，時代給了我機遇和平台，讓我有機會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人要懂得感恩與寬容，不計較，少猜疑，放得下。我一直用感恩的心態，看待生活工作中的所有事，胸懷大了，人生便充滿陽光。
現在我退休了，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媽媽，聽媽媽說說曾經的往事，將錯過的歲月，一點點找回來。
分別39年，媽媽所承受的苦難與折磨，是我不能想象的。
帶著媽媽遊曆祖國大好河山
07 每次分別時，媽媽都會給我一個擁抱
爸爸早在1973年就因肝腹水去世了，享年57歲。
爸爸（右一）和戰友在台灣宜蘭
媽媽才46歲，很多人說媒，她都不肯。爸爸走後，媽媽搬去新店住，把家安在爸爸的墓附近。媽媽邊照顧三個孩子邊當小學老師，直到1981年，妹妹們去美國留學。
小妹是台大的校花，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她在信中跟我說，媽媽從小對他們三個孩子很嚴厲，她還挺怕媽媽的。媽媽常跟他們說，你們在大陸還有個大哥。
媽媽這一生，吃了很多凡人難以想像的苦。少年失父，八年抗戰，三年內戰，青年失母，中年喪夫，我們母子分離三十九年。
很感恩，我得以和媽媽團聚。家族的興衰，個人的命運，都和時代緊緊相連。
2019年10月28日，南京中央路大街333號早已變了樣（盧婧 攝）
媽媽第一次回大陸時，和我提起了南京中央路大街333號的二層小樓，我通過各種渠道查詢，後得知它們已屬於“無主房由政府托管”。
1989年，媽媽第二次回大陸，我和她兩個人去了南京中央路大街。走到老房子門前，那兒已經改成了一家早餐店，一家牙醫診所。我和媽媽悄悄在店裏坐下，吃了個早餐，什麽也沒提起。
比起親情團聚，所有的金錢財物都是身外之物。
團聚之後，我和媽媽每年都會見麵。有時媽媽來大陸住上十天半月，有時我跑去台灣陪她。我帶著她去了很多地方，北京、西安、武漢……城市發展得太快了，時過境遷，再不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了。
我1991年第一次去台灣，媽媽陪我去了日月潭、花蓮，坐火車遊曆了台灣西海岸，其他的時間，每天陪著媽媽，聊不完的話題。39年的分別，錯過了太多的時光，有太多的話想說。
每次分別時，媽媽都會送我到樓下，給我一個擁抱，年紀再大，她也堅持這樣做。
如今，我72歲，媽媽92歲，我們都老了。
隻要媽媽還在，家裏的“天”就在。媽媽已走不動路，需要兩個保姆照料，最近記性也不好了，白天迷迷糊糊，晚上倒是很清醒。
媽媽和我們四兄妹
每年春節後我會第一時間去台灣看媽媽和家人，太太、兒子、女兒和孫女們也多次去台灣探望媽媽。現在弟弟和媽媽一起住在台灣，妹妹們也常常回去。
我們一大家子人，我是共產黨，媽媽、弟弟、妹妹們都是國民黨，我們家裏已經實現“國共大和諧”了！
有時間，我們就聚在媽媽身邊
有時，媽媽又拉著我說起往事，一遍又一遍，妹妹都聽煩了，讓她不要再講。可每次聽媽媽說起“兩百個銀元”、“咳出小豆芽”，我心裏都很溫暖。
媽媽一直教育我們要誠實做人，認真做事，服務社會，報效祖國。她堅信台灣大陸一家親，也昐望祖國能早日統一。
看了前兩篇醜故事《曠世戀情》和《摯愛此生》，吳小偉的外甥女聯係我們，希望醜故事能寫寫她舅舅的故事。
當時，吳小偉在日本。過了幾天，約我們在他的私人工作室見麵。
吳總生於1947年，今年已經72歲。退休前，是廣廈集團副總。
當他報出年齡，我和團團都嚇了一跳。
吳總看起來，不過五十多歲的模樣，和我們想象中的古稀老人完全不沾邊。儒雅內斂的氣質，保養得很好的身材，烏黑濃密的頭發，挺括的襯衫、鋥亮的皮鞋，精神奕奕，就像仍在叱吒風雲的企業家。
吳總說，因為親生父母在台灣的關係，他並沒有機會讀多少書。但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學習，力爭上遊。從一個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一直做到廣廈的副總，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步都是用辛勤汗水換來的。
吳總兩歲便和親生父母分離，一生沒有機會和父親相見，中年才和母親弟妹們團聚。
采訪前，我們以為這又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沒想到，從頭到尾，我們都被暖暖的感動包圍。
這一生，他從未抱怨過。他平靜接受命運的安排，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困境。
別人眼裏的磨難，他覺得是老天給自己的鍛煉機會。讓自己擁有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精神。也因為經曆過苦難，他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
他說做人要心胸寬廣，能容得下難容之事；要常懷一顆感恩的心，他感謝自己從小吃了那麽多苦，才讓自己擁有百折不撓的品質，取得今天的成就。
過往的艱難歲月，不僅鍛煉了他健康的體魄，也鍛煉了他健康的心靈。他珍惜所有來之不易的幸福和美好，善待每一個生命裏遇見的有緣人。
他說，曆史的紛爭放下，如今他家裏真正實現了國共大團結，所有中華兒女都應該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一灣淺淺的海峽，割不斷親情和愛，即使39年分離，一朝相見，依舊血濃於水。
隻有愛和原諒，才能解決一切紛爭，救贖自己。
吳小偉的故事，讓我想起一句話：苦難是上帝化了妝的祝福。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他是活在天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