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口述個人史 - 一、求學記

吳冠中口述個人史

一、求學記

吳冠中／口述
燕子／執筆

1946年夏吳冠中和朱碧琴在重慶合影

童年

　　幾棵髙大的樹下，幾戶矮小的住家，高樹矮屋，白牆黑瓦，這就是我的家——江蘇宜興閘口北渠村，類似江南大部分民居。離我家不遠處，有一片寬闊的野草地，百草叢生，一簇簇，枝枝蔓蔓，有青嫰的，有尖葉發黃的，地勢坑窪不平，這裏曾是一片古老的墳場，卻成了我童年樂園。草地四周是大樹，有好幾條水牛，慢騰騰圍著大樹吃草，吃飽了就倚靠在大樹下乘涼，有五六個牧童在草地上遊戲，比賽投擲割草的鐮刀，看誰投得最遠，其中也有我，我年齡最小，拋得最近，比不過他們。小夥伴們玩得乏味了，又到附近水田裏的一個大墳堆掏野雞窩，大墳堆位置較偏，幾座墳連在一起，平時無人造訪，鄉人給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叫花園場，麵積不大，上麵長滿了多刺的灌木和雜樹，密密麻麻，人進不去，裏麵有野雞蛋，非常好吃，我們用鐮刀切割帶刺的樹，一點點往裏麵鑽，走了沒多遠，忽然一個小夥伴大叫一聲，有兩條蛇向我們遊來，大灰蛇很粗壯，小蛇是青色的，非常嚇人，大家都四下逃散了，再也不敢去了。剛逃出來，我父親來叫我回家，說我快上學了，要好好準備功課，不許再撒野。父親把我和這些不念書的野孩子分開了。
　　每年的清明，父親都帶我到祖墳掃墓，飄紙錢，他告訴我哪個墳是祖父，哪個墳是祖母。出乎意外，他告訴我，我另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哥哥，他們的墳墓連在一起，也葬在這裏。我才知道，父親以前結過一次婚，還生了個孩子，都病死了，後來娶的我母親。墓地在水田裏，父親看到田埂有一些黑窟窿，饒有興味地給我講他童年釣鱔魚的故事，鱔魚都藏在池塘或水田的泥洞裏，有一天，他釣了一竹簍，安置在水田邊上，突然翻了，鱔魚掉在水裏飛快遊走了，真可惜啊，我聽他講過去的一幕，卻好像就發生在眼前，為之頓足。
　　父親利用家裏的牆，外麵加半圈籬笆，圍了一個菜園，種菜種瓜，瓜果蔬菜都不用買。每到夏天，家裏要製作一缸醬，放在房頂上讓太陽曬，小孩子碰不到，每天都要上去攪拌，這個工作也是我父親做，有一次木頭梯子垮了，他摔了下來，留了殘疾，我曾多次要代他上去，他就是不肯，他誰都不讓，怕我們摔著。父親是個半農民半知識分子，他在私立吳氏小學當老師，兼任校長，家裏有十畝水田，農事繁重，全靠他一人經營，事必躬親。
　　母親生了六個孩子，還打過胎，身體常年不好，家務事也由我父親一手打理。客觀條件逼迫他必須節儉勤勞，鄉鄰譏諷他：吳爌北連尿都不肯撒在外麵，都要留回家。父親最大的期望就是兒女們都能上學讀書，將來有謀生的職業，能脫離農村，家裏沒財產，僅有十畝地，他把積攢的所有血汗錢都用來培養兒女。我舅舅家很有錢，但不重視子女上學讀書，孩子都沒出息，家產也敗光了，我父親看到這一點，更堅定讓兒女上學讀書學本領，有了本領，有沒有家產無所謂。父親非常有眼光，他的一生吃苦耐勞，專為兒女的前途而活了。
　　父親做事有條有理，一絲不苟，他一點時間都不閑著，有空就到樹林子裏砍樹枝，背回來後，一根根劈開，大小粗細分開捆，整整齊齊，幹淨利索。有時母親叫父親去買布料、針線等家用，父親買回來總是可丁可卯，一點沒有富餘。家裏點的是煤油燈，他總是把火苗撚到最小，盡量不點燈。他從來不同意把剩菜剩飯倒掉、他說寧可吃下去拉肚子，也不能浪費糧食，掉粒米都是要遭雷打的。貧窮，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記。
　　正是父親近乎苛刻的節省，忘我的操勞，我被感動，自己必須好好讀書，不辜負父親的期望。也正是受父親的感召，我讀書特別用功，無論什麽時候都想爭取第一名。當我如願考取宜興縣最有名的鵝山小學讀高小，離家住校，父親第一次送我報到，辦好住宿手續，替我整理好床鋪，疊好被子，他將要回去的時候，我感到很辛酸，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出自內心有感傷的哭泣，同在家裏撒嬌發脾氣吵架的哭泣完全不一樣了，我嚐到了真正因傷心而哭泣的滋味。
　　我在吳氏小學念的初小，讀書成績是最好的，初小畢業參加全縣會考，我的成績平平，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成績都出在鵝山小學，我考取鵝山小學高小以後，拚命努力，第一學期下來就爭取到全班第一名，這是給我巨大鼓勵和自信的第一次成功，感到非常光榮，父親更是笑逐顏開，剛好吳氏小學的繆祖堯老師在我們家，他看到這個成績，大聲誇讚道：“爌北，茅草窩裏要出筍了。”

長河之曲

　　流年似水，欲念如火。
　　我於小學畢業後，考進無錫師範學校，初中畢業，考入浙江大學代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電機科。全靠考試，貧寒的農家孩子一步步實現了目標，日後工作和生活有了保障，最值得慶幸的是，給一心一意為孩子謀前途的父親以最大的安慰，父親不用再擔心兒子的將來會餓飯了。
　　蔣介石執政時下令，全國大學一年級及高中讀完一年級，利用暑假進行三個月集中軍訓，浙江的學生集中在杭州南星橋兵營。全省的學校混編，我同杭州藝專預科（附中）朱德群被編在同一個連同一個班，朝朝暮暮生活在一起，無話不說，相見恨晚。一個星期天，德群帶我去參觀杭州藝專，我看到許多極美的油畫、素描、水墨畫、雕塑等藝術作品，大為震撼，就像初生的嬰兒剛睜開眼睛第一次看到世界，感到眼花繚亂，世界上有這麽美好的藝術，我非投進藝術世界不可。我已十七歲，感情的野馬，不受約束了，自己決定要轉考杭州藝專，父親堅決反對，我痛哭流涕，堅持到底，母親隻好勸父親：“還是聽冠中的，聽他自己決定。”在父親並不同意的情況下，我獨斷獨行考進了杭州藝專。明知我們家的經濟條件不可能供我讀完藝專，但我哪怕學一天兩天也必須要學，矢誌不移。從此，對我前途的憂慮都留給了父母。
　　以校長林風眠為核心，吳大羽、蔡威廉、方幹民、李超士、雷圭元、劉開渠等七八位教授都是留學法國的，而且汲取了法國現代藝術，在三年預科教學中，重視素描基礎訓練，造型能力培養，本科三年都學油畫，強調個性解放，強調色彩及藝術品位。對西方現代藝術流派完全開放，學生大多陶醉於現代藝術，圖書館的圖書及畫報基本都是法國出版物，而且介紹現代派居多，對塞尚、馬蒂斯、畢加索，同學們都非常熟悉，學校開設了法文課，從教學方式到方向幾乎就是巴黎美術學院的分校。繪畫係的課程包括西洋畫和中國畫，兩者都學，但學生主要學油畫。中國畫課時少，時間短，不受重視，教授是潘天壽，大家都推崇潘老師的藝術和人品，卻不來聽他的課。趙無極就不上潘教授的課，考試時胡亂畫個圓圈交卷，潘老師要將其開除，被林風眠保了下來。課程設置毎天上午都是油畫，畫裸體模特，下午才有其他課程。
　　我同朱德群特別接近，他個頭很高，我比較矮小，一高一矮，形影不離，看到我就會看到他，已成為校園引人注意的一個景點。我們一有空就到西湖畫水彩畫，跑遍西湖的角角落落。幾乎每天傍晚，同學們都要在宿舍舉辦觀摩會，把畫好的水彩畫叫大家品評，同學間的競爭是很厲害的。學校裏還有一個小動物園，猴子、仙鶴、孔雀、鴛鴦等動物都有，給學生寫生提供方便。
　　老師們的代表作，及曆屆畢業生的優秀作品，都展示在新建的陳列館，我於此見到吳大羽的《井》、《嶽飛班師》，潘天壽畫的是兩個佛像，林風眠有裸體畫，還有一幅題為《海濱》的油畫，表現的是一群婦女在大海邊，焦急地等待，漁民打魚的船還未歸來，風浪卻步步襲來。其中一個最出色的學生鄭祖緯畫了一幅水墨《首陽二難》，極為動人，同學都非常佩服，潘天壽老師特別給他題款，隻可惜這位才華橫溢的同學英年早逝，隻留在人間一本薄薄的小畫冊。藝專師生審美的高格調，遨遊於現代藝術時空，與西方藝術接軌，莘莘學子產生了驕傲心理，審視其他美術學校，對瑣屑的描畫，追求逼真的寫實，根本瞧不起。確實如此，如果我第一次來藝專參觀的是蘇州美專，或者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科，根本不會吸引我，我就不可能轉而學美術。
　　今天看來，當年林風眠的教學思想，追求的是現代藝術，思想的創新，情感的表達。對裹足不前的中國現代美術，起到了根本變革。但是，林風眠不會得到國民黨政要的欣賞，而徐悲鴻畫的國民黨上層人物肖像受到激賞。林風眠唯一得到過蔡元培的支持，其後，他在政治上從來不活動，偏居杭州，和南京政治中心幾乎沒來往，加之他的創作題材不以政治價值為取向，打破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時弊，杭州藝專一直處於被冷落的邊緣，在這樣的環境下掙紮生存的青年學生，明知畢業以後找不到出路，仍然一往情深地追求藝術真諦，這種真摯的藝術情感，培養了李可染、朱德群、趙無極、羅工柳、董希文等一批出色藝術家。

淡妝濃抹寫西湖

　　自古以來，曆任杭州行政長官成百上千，其中隻兩位留名於世，他們是詩人白居易和蘇東坡，他們的政績被人頌揚，他們對西湖的吟詠，奠定了西湖的髙品位，使西湖的魅力熠熠生輝，流芳千古。白堤，蘇堤，後人懷念白居易和蘇東坡，婦孺皆知。
　　白堤和蘇堤將西湖身段分割得體，神韻獨到。酉湖的春夏秋冬，四季皆美。春水船似天上坐，是人們的享受。我們杭州藝專坐落在西湖一角，到市區要坐船，當地把市區叫旗下，船叫筏子，在我們學生眼裏筏子僅是交通工具罷了。但是，我們寫生西湖的畫麵上，總要點綴它作為風景的眼目。如果把西湖比作一首詩，當之無愧的詩眼是蘇東坡膾炙人口的名句“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的夏天，大筆鋪陳楊萬裏的詩意，“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西湖的藕粉，龍井的茶葉，質優價廉，都是遊客買回家的禮品。秋天，白居易“山寺月中尋桂子”，他大概當過不少地方的刺史，所以他最憶是杭州。雪後白堤景色特別好，斷橋殘雪，引多少詩人畫家流連忘返。
　　日本人的鐵蹄踏破盧溝曉月的夢境，很快大半個中國淪陷，槍炮聲將我們趕出杭州，西子湖畔，同學們依依不舍，校長林風眠更是不忍揮別，他留下兩名職員看守校園，臨行前的囑托充滿了悲涼，仿佛李後主將要離宮，垂淚對宮娥，不一樣的年代，卻是同樣的哀愁。
　　我在杭州住了將近三年，讀了一年浙江大學高中，兩年杭州藝專，可稱半個杭州公民。兩年的學畫生活，我畫遍了西湖的湖光山色，朝霞暮靄，比杭州市民更熟悉西湖的一草一木。西湖邊的嶽廟是重要景點，每天來參觀的人都很多，人們崇拜保家衛國的英雄，讚美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然而，我看到受百姓仰慕膜拜的嶽飛像，被塑成一個衣冠楚楚的官僚，誤導了後人對嶽飛的理解。《滿江紅》怒發衝冠、壯懷激烈的嶽飛，早已銘刻在我們心中。如果塑造受刑時的嶽飛，屬曆史真實，更是悲劇的濃縮，激發起人民的強烈愛國心。羅丹塑造加萊義民，六位步向斷頭台的義民之悲壯被刻畫得淋漓盡致，作品成為千古絕唱，小城加萊也被國人引以為傲。如果以我們傳統的觀念望成六位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紳士，加萊市民決不會答應。羅丹這樣的雕塑，中國人能夠接受的恐怕還是很少，東西方藝術觀念存在很大的反差。
　　嶽飛廟裏，跪在地上的秦檜夫婦，被觀眾唾棄、踩踏。我偶然發現一個高大的石俑，可能是嶽飛的將軍或衛兵，其身軀高大，雖已殘破，頑強不屈的精神猶存，受嶽飛感召，強將手下無弱兵。學生時代，我第一次見到就用速寫記錄了下來，幾十年念念不忘其報國誌愛國心。二〇〇七年，我根據速寫又特意畫了這個嶽飛的兵，感到舒暢。
　　雷峰夕照是西湖的又一名勝。鎮壓白素貞的雷峰塔早巳倒塌，人們仍利用殘塔作紀念，終於，根椐原貌恢複修建了雷峰塔，卻是一個程式化的塔，千篇一律的塔，沒有特色。我想可以將塔身設計成一條盤旋而上的大蟒蛇，塔尖是張嘴掙紮的蛇頭，口吐紅舌，為命運不平而呼喊。被程式化禁錮的業界和人民都不容易欣賞血淋淋的真實，這令我想起紹興軒亭口的秋瑾紀念碑，這是秋瑾被殺頭的地點，完全可以采用獨創性設計，用滾動瀑布的方式，使碑上日夜飛流著烈士的一腔碧血。

黃魚車

　　有從沅陵來的客人嗎？偏偏沒有。沅陵對岸荒灘老鴉溪，今日是什麽模樣了，我很想念。沅江水流湍急，當年，那片荒灘上人跡罕至，隻有一個被遺棄的破落大院子，我們學校就利用這個大院子當了學生宿舍，落了腳，在附近加蓋了一些簡陋的木頭房子做教室，得以開課。無人問津的荒灘把城裏戰火紛飛的幹擾隔離開了，大家都一門心思用功學習，即使在這樣顛沛流離的戰爭環境中，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木頭房子裏，學校仍千方百計找來人體模特，堅持讓學生畫人體。學習間隙，我畫了一批沅江兩岸的水彩畫，臨江風光風情，戰地黃花分外香吧，蔡威廉教授願用她的油畫來換我的水彩，真是意外的驚喜。這個不毛之地的荒灘，倒成了我們鑽研藝術的世外桃源，我永遠難忘。
　　將近一年的時光，平靜又被轟炸打破了。敵機轟炸長沙引起大火，沅陵的形勢危急，學校決定搬到昆明，我們隨學校又開始了新的逃難。沅陵到昆明路途遙遙，交通舉步維艱。第一步，先遷移到貴陽，交通仍是大問題，學校沒有辦法做到集體行動，隻好給學生發放路費，由學生自己想辦法。我是托江蘇醫學院張醫生的關係，他的活動能量很大，幫我找了不花錢的黃魚車。黃魚車指貨車司機偷帶旅客，偷賺錢，我們就成了黃魚。張醫生和我的同學梅子戀愛，我曾因腳傷經常去醫院換藥，當青鳥幫他們傳遞情書或物品，一個叫朱子慕的同學和梅子是江西同鄉，張醫生安排我們兩個一同走，我們這輛車拉的是木頭，堆得高高的，我們倆披著棉袍伏在車頂上，一路風很大，車顛簸搖晃得厲害，很驚險，時時要緊趴著。最害怕的是馬路中間的電線，像橫在麵前的刀，真有一次，電線把子慕的帽子給剮掉了，幸而留下了腦袋。路上走了好幾天，晚上還要住，司機找好了旅館，我們就在附近找最便宜的小店投宿。前些時有的同學扒火車，趴在火車頂上，比我們汽車頂上還要危險。
　　到貴陽後、學校在計劃安排前往昆明的事宜，暫借城外的一所小學住了下來，沒打算在這裏恢複上課。這一時期，用功的學生都到生活裏畫速寫，董希文是當時畫速寫最積極的，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趕集挺好看，畫速寫都畫趕集，這時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被戰爭趕出了象牙塔之後，到群眾生活裏來了，女生不再穿從杭州帶來的漂亮衣服，而穿蠟染印花土布做成的旗袍，真和群眾打成一片了。在逃難中深入到了生活中，這對我們的審美觀、藝術思想的轉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生活教育了我們，苦難教育了我們。
　　貴陽大轟炸非常慘，整個貴陽城炸沒了，因為我們學校是在城外，同學們也大都到農村畫畫去了，所幸人員沒有傷亡，其他損失也不大。但是住在城裏的教授們就沒有這個運氣了，常書鴻教授住在市中心的大旅館裏，大轟炸時他沒在城裏，人躲過一劫，他的物品卻全被炸飛了，到第二天，大火雖然熄滅了，灰燼裏卻是高溫，殘垣斷壁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常教授奮不顧身到旅館的位置找他的金首飾，真金雖然不怕火煉，但是不好找啊，被燒焦的屍體卻隨處可見。
　　到了貴陽，學生數量明顯減少，一些學生認為跟著學校繼續流亡下去，沒有前途，自尋門路去了，羅工柳、王朝聞、彥涵（劉寶森）到了延安，還有不知去向的、學校在流亡途中也沒有招生。從貴陽到昆明，學校集中一部分學生一起走，但鼓勵學生自己走，以減輕學校的負擔，李霖燦先行帶領幾個同學一路寫生步行去昆明，我選擇了隨學校一起走。
　　在昆明落腳後，租昆華小學上課，西南聯大也在昆明，感覺是個比較安定的地方了。教育部開始給戰區學生發放每人每月五元貸金，學校的夥食費是四元八角，我想把錢省下來，買畫畫的顏料、宣紙，因此不到食堂吃飯了。自己買來米，用臉盆當鍋，架在土坷垃上，撿來幹柴草煮飯，煮一鍋吃兩天，吃不上菜，頂多有點鹹菜，吃穿都像叫花子，卻因能夠追求藝術而心滿意足。我記得那個時候經常在田野裏躲警報，地裏的蠶豆新熟，躲警報時就吃生豆，還偷偷地帶回來和米飯一起煮著吃，再放點鹽，生活大大改善了。警報和轟炸越加頻繁，學校又搬到遠郊安江村，安江村就在滇池邊上，這是個大村子，附近有幾個小村莊，每個村莊都有廟，學校就利用這些廟做教室、宿舍，安定了有一年的光景。自從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在沅陵合並後，人事關係一直變化不斷，影響到教學，學生鬧風潮，滕固卸任，呂鳳子接任校長。呂鳳子在四川璧山，學校遷就校長，舉遷重慶。從昆明到重慶，這又是一次遠征，學校為減負，把石膏模型、孔雀老鷹標本、教具、圖書等都丟在了安江村，學生一律自己想辦法，到重慶璧山集合。我拿了路費後，靠一個叫任開慧的女同學，又找到了不花錢的黃魚車。任的未婚夫在交通部門工作，司機客氣地讓我們坐在駕駛艙裏，走了四五天的路程，一路舒適地坐著，不擔心路上電線和樹杈的威脅了。我細心觀察窗外的荒村、廢墟，貧窮連著貧窮的大地，從昆明一路連綿到重慶，真是一條苦難的長城，我苦難的祖國，還撫育著我們這一代苦難的子孫。

大紅袍

　　學校到璧山以後，借住在縣城裏的一個叫“天上宮”的道觀，裏麵是很大的空房子，床連在一起像是大炕。學生前前後後來報到，有的還沒到，還沒有正式開課，這時候，我到郊區畫速寫，意外遇到了染坊，大紅布高高地掛在半空，還有藍布、黃布、鮮綠布，色彩的瀑布飛流直下，好看而壯觀。我特別喜歡大紅布的刺激，豔而不俗，想起京劇裏中了狀元大紅袍加身的非凡氣度，突然異想天開，我自己想要做一件大紅袍。但我要借到錢才能做，我向大姐姐一樣的任開慧說了，她驚訝地看著我，帶著鼓動的神情，將了我一軍：你敢穿嗎？她很大方，借給我足夠的錢，並且讓我不用還了。做好以後，我立即穿上，正開飯時候，我這大紅袍狀元郎一進食堂，引起轟動，滿堂鼓掌，我得意非凡，創造了一件傑作，有人問我花多少錢，也想仿製一件。那時候我特別喜愛紅，看到四川姑娘們愛穿紅，感到很美，對紅色的偏愛，影響了我的創作。我的速寫對象總是紅色多，畫麵裏總是紅色起主要作用，同學們都說：隻要在畫麵的關鍵位置找到有一塊紅，就知道是冠中的畫。
　　學生都到齊以後，“天上宮”的房子不夠用，搬到璧山和青木關之間的鬆林崗，鬆林崗是大石頭山，山上山下多是鬆樹，利用當地的竹子在山下蓋了一批簡易房作教室，學生住在山頂的一個大碉堡裏，上山下山走石路，有百級石階那麽高，就是那時候把我的腳力鍛煉出來了，我的腳弓又比較高，特別能走路。鬆林崗沒有賣東西的，買點什麽東西都得跑青木關，青木關是個小鎮，來來回回都是靠腿腳功夫。我們是配給糧，吃不飽，又天天鍛煉，總感到饑餓。一大木桶米飯，一上來就搶光了，有人用特大碗，米飯堆砌得像高聳的白塔，對麵看不到他的臉。後來改用分餐的辦法，以桌為單位，男同學極力拉女同學坐一桌，沒想到女同學的飯量不讓須眉。
　　不僅人吃不飽，食堂開飯的時候，總有很多餓狗包圍著，我們班的一個廣東籍同學靈機一動，說打狗吃。很快，我們真的抓到一隻小狗，扣在水桶裏悶死了，趁夜間不上課，用教室裏的炭盆煮狗肉吃，炭盆是給模特烤火用的。在廚房偷了一把鹽當調料，煮熟以後，大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第二天，關良老師來上課，一進來就聞到滿屋子的腥味，他當然明白我們偷吃狗肉了，但他沒有怪罪，他說在廣東吃狗肉是平常的事，他是廣東人。
　　還有一次，人家送給我們一口袋黃豆，這回真像過節了，可以煮黃豆吃，同學們等得著急，一股腦，我把黃豆全都倒進了鍋裏，吃的時候特別牙磣，我最怕牙磣，但我根本不知道煮黃豆還要洗一洗，大家餓得要命，很快吃沒了，同學們沒有一個埋怨的。
　　中國畫與油畫分家，獨立成國畫係，招收的學生都是少年老夫子，言談舉止，之乎者也，古色古香。我自己曾一度轉入國畫係，感到不能發揮色彩效果，又轉回了油畫係，因此，比別人多學了一年。
　　畢業前，有三個月時間，我在青木關附近的獨石橋小學當代課老師，學生基本都是立法院官員的孩子。教員報酬微薄，有七八個代課老師，小學女校長給雇了一個老太太做飯，粗茶淡飯卻很可口，大家在一起很和諧，像個家庭的感覺。相隔三十年後，大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當時和我同宿舍的男老師給我寫了封信，他講了一些當年的事情，仍很動情，勾起我的回憶，人總是懷舊的，他向我要一幅畫作紀念，我把畫寄給了他。

黑院牆

　　一九四〇年秋，日本人從緬甸打了過來，已經安紮在昆明安江村的杭州藝專受到了威脅，學校遷往四川璧山縣，在璧山縣裏借的“天上宮”等處的房子不夠用，到一九四一年冬天，又遷到了青木關附近的鬆林崗，蓋了一批草頂木板牆房子當教室。一九四二年夏，我在青木關畢業後，到沙坪壩重慶大學建築係當助教。藝專又遷到沙坪壩磐溪龍脊山麓果家園，再後來，遷到了黑院牆。
　　黑院牆在沙坪壩的對岸，中間是嘉陵江，沙坪壩就在江岸，黑院牆離江有六七華裏，這裏有幾戶農家院，老牆接著老牆，老地主的大院子，又臨時加了一些簡易木頭房子，藝專就落足在這裏，利用老房子作課室，助教、講師就住在簡易木頭房裏，年輕教師們就像住在了鴿子籠裏，房子裏大多隻能容納一張床、一把椅子，也有稍大一點的，放兩張床。趙無極留校任教，有一間這樣的宿舍，留校任教的朱德群租住在附近的老鄉家。
　　戰局緊張，條件雖十分艱苦，但是校園內年輕人的思想開放、自由，年輕的藝術家在“象牙塔”輕鬆自由的空氣裏，追逐藝術，徜徉愛情。
　　校慶日這一天，我返校參加校慶，校友們都來了，莊華嶽也來了，難得聚會一場，大家盡興玩到了晚上十一點，太晚了回沙坪壩不方便，正好趙無極晚上不在學校住，他在重慶有房子，早就回家了，把房子交給我和莊華嶽留宿，房子裏有兩張木板床。我們倆到了趙無極的宿舍睡覺，一推門，推不開，用力推，還推不開，房門從裏麵鎖住了，我們覺得很奇怪，於是大聲拍門，聲音很大，這時裏麵有了動靜，我們發現有人，正感到奇怪，忽然門開了，黢黑的房間，沒有燈，溜出來兩個人影，一個男的，高高的個子，一個女的，像是交際花“口紅”，大家都叫她的綽號“口紅，口紅”，“口紅”一出來撲哧笑了一聲，兩個黑影就溜了。第二天，我和莊華嶽一起到租住在附近的朱德群家玩一玩，還有好幾個老同學、好朋友一起，朱德群的女朋友唐冠芳也在，她和朱德群坐在一起。他們問我和莊華嶽住哪裏了，莊華嶽說“睡在趙無極那裏了，他把房子讓給我們啦”，同學們笑著打趣道：你們兩個人睡在一起啦。我也就開玩笑地解釋：“已經先有兩個人先睡在那裏了，是四個人睡的一間房。”笑問：“怎麽叫四個人睡的？”笑答：“一開門，就有兩人溜走了”。我點了一下“口紅”，大家哈哈大笑起來，在大笑聲中，唐冠芳大哭了起來，原來是朱德群和口紅有關係，她一聽就知道了，馬上大哭了起來。我感到非常戲劇性。朱德群個子高，長相帥，畫又畫得好，留校當了助教，在學校裏、他還是籃球運動員，容易得到女同學青睞。一九九七年我到台灣舉辦展覽，“口紅”來看展覽並同我講話，相隔了五十年，我認不出她了，她講名字，我也忘了，她說：我就是“口紅”，嗬，我知道了，想起來了。“口紅”一直默默無聞地生活在台灣，朱德群早已名揚海內外。
　　同時我又想起在安江村的時候，我們同學中一個哀絕動人的愛情故事。故事的男主角是周西珍，女主角是王雅琴，他們兩個是一對正在熱戀的情人，不顧一切忘我地熱戀著，意外的是，女主角突然生病了，大概是傷寒、瘧疾這類惡症，病得很嚴重，他日夜陪著她，伺候她，然而，她還是被死神拉走了，她走了，被子上留有很多她的大便，他一直不肯洗掉，並且一直蓋著這個被子睡覺，很久很久，他覺得好像一直都和她在一起。他把她葬在了安江村山上了，他留了下來，一直陪伴著她。現在很少這樣的感情了！

鴛鴦路

　　我於鬆林崗畢業了。以往，最優秀的同學畢業後，最好的出路就是留校做助教、像閔希文、朱德群都留校了，這算最頭等的工作。這條路也擺在我眼前，呂鳳子已答應我留校，但他要卸任，於是把我推薦給新任校長陳之佛，陳老馬上答應下來，同時候，重慶大學建築係也要聘我當助教，教建築係的美術課，我選擇了重慶大學。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相比鄰，我到中央大學聽課就非常方便，所以，我沒有選擇到黑院牆當母校的助教。
　　我到中央大學主要是旁聽法文，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班，同時聽三個班的課。在藝專學習七年，一直在學法文，黃紀興是我們的法文老師，雖然沒有很認真地學，但我意識到法文的重要性，想要設法到法國留學，步老師們勤工儉學的後塵，便必須全力以赴攻讀法語。
　　畢竟能夠留校當助教的學生極少，大多數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很困難，找到一個中學美術老師的職業已相當不容易，在中學當美術老師，一般還要兼曆史地理等課。相比之下，我的工作芝麻開花了，慶幸之餘，攻讀法文是我的當務之急。重慶大學校長召集全校助教開會時，一語中的，深深地道出助教的關鍵，他說：助教不是職業，隻是前進路上的一個中轉站，要好好利用時機。這句話給我的影響很大。我利用這句話鞭策自己，拚命也要先學好法語，再想方設法去法國，語言通了，到法國就可以找工作，勤工學藝術。
　　旁聽中央大學的法語課，我感到吃不飽，還有精力，又到沙坪壩的舊書店，買了很多已破舊的法文小說及其中譯本，一麵查字典，一麵對照譯本，逐字逐句分析理解，一般都在半小時以上才能讀完一頁。我還向留法回來的焦菊隱學習，他也住在沙坪壩。天主教的神父都是法國人，我就找教堂的神父學法語，那個神父新到中國來，很熱情，義務教我，神父說羅大岡也和他學過法語。
　　除了旁聽法文，我還聽其他專業的課程，如沈剛伯的中國通史、李長之的中國小說史、唐圭璋的詞選、宗白華的美學，包括地理課，我都聽，受益匪淺。四年助教生涯，自己的教學任務很輕鬆，不需要備課，時間都用來讀書了，等於又讀了四年大學，我比正規學生更努力，從來不缺課，隻是沒有文憑。
　　學生時期，因為窮，加上自己個頭矮，從來沒有被女同學看上，心思又撲在學習上，戀愛的小船也就擱淺了。當了助教，我在沙坪壩認識了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朱碧琴，我們戀愛了。為了不因談戀愛耽誤學習，我和她約會在傍晩吃過晩飯，到助教宿舍熄燈之前這一段時間。熄燈後，我點洋蠟繼續補習法文，等於把戀愛的時間也補回來了。重慶大學“行字齋”和“文字齋”兩個助教宿舍經常是通宵燈光不滅。相伴，也隻是去沙坪壩的濱江路散步，有時候也鑽到樹林裏沒有人的地方。
　　嘉陵江畔，沿江一條長長的濱江路，路旁有髙大的樹，每晚情侶們在這裏來回轉悠，那時人們把談情說愛叫“吊膀子”，這條路就叫鴛鴦路。
　　有一次是星期天，春曖花開，天氣很好，我和她都有空，相約到郊區旅遊，我們倆坐一輛馬車，到了一個景點，覺得很美。下了馬車，再步行到一個廟，經過一大片麥田，一派田園風光。廟裏人不多，靜悄悄的，我們兩個都渴望愛情應該能夠鞏固，一起跪下來向菩薩磕頭，從不迷信的我們，卻相信菩薩能夠保佑我們的愛情。她家就在沙坪壩，戀愛關係確定後，我有時住在她家裏，跑來跑去的，當了她家的毛腳女婿，她父親在地質研究所工作，人很善良，相貌堂堂，我還給他畫過像，但是，我和她的父母、哥哥們都缺共同語言，談話很少。所以，她母親說：冠中人很好，就是脾氣不好，沒話說。她哥哥跟她說：冠中把腰帶束得那樣緊，一定很嚴格。
　　我愛了朱碧琴以後，有一點暴君的味道，有一回，在沙坪壩大學區的街道上，我看見她和她的哥哥，還有另一個年輕軍官在一起，有說有笑，比較親熱，心裏很不是滋味，她告訴我這是她的親戚，在外地的部隊裏當翻譯，來沙坪壩辦事順便探親。後來他回到部隊後，給她寫了信，她回了信，剛剛寄出去，我找到她寄信的郵筒，一直等到郵遞員來開郵箱，把她的信要了回來。她知道後，很生氣，她說：我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和你也一點關係都沒有。
　　日本投降以後，全國人民狂喜，終於可以返鄉了，她的父親辭職，告老還鄉回到湖南老家，他的一個哥哥回貴陽工作單位去了，他們一家就此分散了。離開沙坪壩前有一件大事，全國遴選公派留學生考試，全國有九個考區，我在重慶考區，考點就在沙坪壩。考試完，我決定回南京等待發榜，走的時候，我坐的輪船，長江水波濤洶湧，一路激流險灘，經常翻船，很多人熬到抗戰勝利卻犧牲在回鄉的途中。我一上船就給她寫信，每天都寫一封，寫了七八封信，但都沒能寄出去，郵路不暢通。她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很擔心，怕我遇到了危險，她的父母擔心女兒上當受騙。後來，一下子收到了十來封信，就非常高興了。她準備乘飛機到南京和我團聚，我們將在南京舉辦婚禮，她那時在中央大學附小當老師，學校安排她走得比較晚，當得知她要趕到南京結婚，就照顧她，給她提前了一個月，和別人換了機票。就是這一提前安排，救了她的命，她原定乘坐的航班失事，她躲過一劫。
　　一九九七年，我到台灣辦展覽，有一位學者一定要來看我，見麵後方知他就是台灣大學校長虞兆中，他們夫婦倆當年也是在沙坪壩的鴛鴦路上戀愛，我們兩對情侶在路上遇到過，隻是當時還未相識。

金榜題名與洞房花燭

　　我辭去重慶大學助教工作，先行到了南京等待發榜，此間，找到了一份在衛生部衛生實驗院繪製人體解剖圖的工作，我心裏有數，這隻是臨時性的工作。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種靈感，預感到就要在當天發榜，果然，我上午就接到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學打來的電話：老吳，告訴你個好消息，恭賀你錄取了。我萬分歡喜，馬上趕到教育部，要親眼看一看題名榜，金榜就張貼在教育部大門口，一大張黃色的紙上麵，錄取名單用毛筆黑字抄錄得整整齊齊，分專業、按名次，全國各地錄取的人名全在上麵，我考取了美術專業第一名。此榜同時發布在《中央日報》等幾個重要報紙。我立即將這一喜訊打電報告訴朱碧琴，欣喜中她透露、她家人都以為我考不上，想得美！隻有我自己知道這偶然機遇背後的辛酸，有多少堅強的淚水吞在肚裏。
　　她從重慶飛到南京的那一天，董永早就在機場等候和迎接七仙女，我直接把她接到借來的簡陋婚房裏，這間用來結婚的小屋，是我同學的宿舍，當時，我住在衛生部的集體宿舍，不是單人房間，剛好，這個同學和我在一個單位工作，他是正式工作人員，住的是單人間，我為結婚沒房子發愁時，他主動把房子借給我結婚用，幫我解決了燃眉之急。
　　婚前，父親趕到南京，內衣口袋裏藏著一百塊錢，口袋用針線縫住。他沒有告訴我如何籌措到這筆“巨款”，無非是糶稻、賣豬、賣雞蛋、向親友借貸……當他摸出那厚厚一疊鈔票，我的眼窩注滿了淚水。父親早晨離家、搭輪船，換火車，一整天沒舍得在路上吃飯，而我們自己因沒有開夥條件，在大食堂搭夥，沒有想到他餓了一天。
　　我們的婚禮選在南京勵誌社舉行，有個同學在那裏工作，費用可以優惠，但隻有西餐沒有中餐。結婚典禮那天，要有雙方父母主婚，她的父母遠在湖南未能前來，委托地質硏究所所長李舂煜主婚，她娘家有她二哥和她的表兄，二哥的工作單位是地質研究所，就在南京，表兄李星學也是搞地質的，亦在南京。我父親趕來，母親留在家裏準備我們回去的新房。我坐在父親的身邊，陳之佛做介紹人，朱德群和唐冠芳，好些在南京的同學也參加了。婚前，我托同學把結婚紀念冊帶到杭州，林鳳眠老師為我們畫了一對棲在枝頭的彩鳥。陳之佛老師也給我們畫畫留念。
　　新娘是平民之女，新郎是農家之子，她平時穿戴樸素，不喜歡打扮，我更是不在乎衣著外表，我們沒打算定做結婚禮服。婚前，李星學力勸我給新娘做件像樣的衣服，我和朱碧琴一同去選了高級的衣料，做成摩登樣式的旗袍。婚禮這天，她穿著這件髙領織錦緞的旗袍，很美，可惜這件衣服她隻在婚禮上穿了一次，她覺得太招搖，並不喜歡這樣的華麗，和我們的身份不相符，一直沒有再穿，成了文物。
　　結婚典禮的第二天，我們和父親一同趕回宜興縣農村的老家。母親和家人早已在老家門前等候董永和七仙女，一到家就放開了鞭炮，引來眾多圍觀的鄉鄰和孩子們，父親向鄉鄰誇耀狀元郎兒子，母親為兒媳婦的美貌感到驕傲。當看到我們的臨時新房刷得雪白明亮，處處整潔利索，父母為此作了多大的努力啊！初次到我這農村老家來，名副其實的寒舍，我雖然對她談過家裏的真實情況，仍不免暗暗擔心會讓她失望與不滿，所幸，妻子從未嫌棄和埋怨。
　　回到南京後，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光靠我一個人的微薄收入不夠用，她也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個普通的國民小學當老師。幾月後，教育部通知留學生參加為期三周的培訓，全國各地的留學生都集中到了南京。培訓結束後，正準備出國了，她懷孕了。我本來不打算要孩子，我選擇了藝術，職業無保障，養不了孩子，更不願受孩子拖累，意大利三傑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都沒有孩子。她不同意我的想法，想要孩子。因此我們商量好，她辭去工作，回我老家等待分娩。
　　我母親決不會同意鄉間習慣，請接生婆來家裏接生，也不放心到不遠處和橋鎮醫院，或者到宜興縣醫院，舍近求遠，母親堅決要帶她到常州大醫院生孩子，分娩前還要作幾次檢查，每次去都要坐小汽輪，小汽輪震動得厲害，折騰了幾個來回，影響了胎位，分娩時難產，全身麻醉動了手術，孩子是用助產鉗夾出來的。母親一看生了男孩，一下子笑逐顏開，農村重男輕女，如果趕到常州生個女孩，母親會被全村人笑話。男孩女孩，我都沒有偏愛，出國前，我已給孩子起好了名字，男孩叫可雨，女孩叫可葉。
　　我留洋三年，妻子在家等我三年，我母親非常疼愛她，待她勝過自己的親生女兒，婆媳的感情勝過母女，這是很難得的，妻子成年後，和她自己的母親也沒有這麽長久地朝夕相處過。她們相濡以沫，共同的精神支柱就是等我回來。

本文選自《吳冠中百日談》，吳冠中 口述，燕子 執筆，東方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