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異端的勇氣

異端的勇氣

韋政通／文

韋政通（1927～2018）

　　人生困境，如何應答？

　　第一個問題是，當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須做抉擇時，我怎麽辦？這裏所謂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難題不一樣，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難做抉擇，因為它對人生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我下麵要談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歲以前發生的。
　　第一個大的困境，是離家出走，我是二十二歲那年一個人跑到台灣來的，家裏沒人知道。第二個大的困境，是我在台灣曾當新聞記者，後來實在覺得自己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就辭去工作跑到山區去隱居，住在一間茅屋裏麵，像古代隱士一樣過了三年半。第三個大困境，是決定脫離師門，離開了對我恩重如山的老師。
　　你看我這三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抉擇，假如當時遇到這三個問題，我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我的人生就會完全改觀。
　　麵對第一個難題時，如果我不離開家鄉，下場會是怎樣？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發，當我們這支軍隊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的時候，就得到消息，共產黨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渡過長江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後一班。你看人生就是這麽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後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我家裏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時算標準的黑五類，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你們都知道，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
　　麵對第二個難題時，如果我繼續留在新聞的崗位上，當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
　　麵對第三個難題時，如果當時不脫離我的老師，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這個韋政通。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都是非常困難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這種難度。

　　離家出走，追求嶄新的人生

　　我現在開始談第一個困境，我為什麽會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表麵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從我小時候，我們父子之間就不和，因為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後來我想其中原因，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個什麽家庭呢？你們可能很難想像，我這一輩子認識的朋友，許多是出身書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個連一本書都沒有的家庭。我們家裏隻有黃曆，查風水用的黃曆。現在不是都強調人生起跑點嗎？那我這個起跑點是等於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跟這樣的商人家庭就自然會格格不入。我是這樣解釋的，也不一定對，但有些現象你總要嚐試去解釋。
　　第二個可能，就是有一種窒息感。我上過四個私塾，過去私塾的教育，現代青年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學校，很晚才放學。在私塾幹什麽？先背昨天教的書，再講幾行書，然後寫一張字。你想，老師教我背書，我幾分鍾就背會了，老師給我講書也不過就是半小時，剩下這麽長的時間，你說在私塾裏要幹什麽？一天的時間很長，還不能看閑書，非常無聊。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教育環境，簡直是被殘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學，寧可挨父親的打，也受不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就是這兩個環境，家庭的環境和私塾的環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裏麵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裏，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講幾個具體的經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請一位中醫來家裏，我還記得他姓楊，這個中醫像是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們家的病都是他看的。這個中醫的國學程度不錯，父親就請他出個題目讓我做。這個楊醫師就出了個“我的自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寫自述。醫師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親講：“這個孩子你大概養不住了。”因為我在〈我的自述〉裏麵，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說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父親當然很不高興，心裏就有了嘀咕，覺得這個孩子怎麽會這麽野、怎麽會有這種荒謬的想法呢？
　　我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你想做什麽”。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問孩子“你想做什麽”，你真心想做，我就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做父母、做老師應該要有的責任。我父親從來沒有，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裏麵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麽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麵，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第二點要講的是兒時被父親責罰的具體經驗。一般常見的小責罰當然有很多，像是拿雞毛撣子打呀什麽的，每逃學一次他一定會打一次。此外，他還喜歡扭耳朵，即使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我還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罵我父親，說你怎麽這樣野蠻。另一種常用的責罰就是罰跪，叫你去罰跪，不準吃飯。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學，就被罰跪在小鎮的商店櫃台裏麵，店裏麵還有幾個店員，我那時候已經十多歲，這就完全讓人感覺是種羞辱了。
　　這兩次責罰對我來說非常嚴重，終身難忘。所以我這一輩子在台灣幾十年了，腦子裏很少有我父親的影像，因為我必須把我父親的影像給忘掉，才能減少一點痛苦的記憶。你們很年輕，將來會結婚生子，我想勸告各位，不當的責罰孩子，孩子是會記仇的。有的孩子會原諒你，有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所以責罰的時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來責罰。這兩次責罰我一直都在腦子裏記得。平常我很少談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紀這麽大的老年人來談這些問題，心中還是多麽難受的呀！談這些問題可能有點無趣，但講到個人的人生經驗，它就很重要了。我離家出走，什麽原因？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業的壓力

　　到了十六歲，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裏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裏，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這公司到現在還有，隻是所在地現在叫南京東路。
　　到了上海，世麵大了，我看什麽書都沒有人管了。當時張愛玲才剛開始寫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蘇青；電影明星李麗華那時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我做學徒做了一年，在我長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讀中學。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十七歲，在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的年紀了。
　　本來我想念上海一間很好的中學，叫做聖約翰中學，但上海在那個年代，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英文的，我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它不收。後來我到私立大同中學，因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務主任，我告訴他，我想讀書。我們談了以後，他知道我沒有念過英文、沒有學過數學，於是他叫我寫一篇東西，又是“我的自述”，這是第二次寫我的自述了。我寫了以後，他看過就說，你可以來念，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國文程度已經不錯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說，我們有個約定，口頭的約定，在一年之內，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數學，你就自動退學。
　　於是我開始進中學讀書，後來父親知道這個事實，他沒有理由反對，但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書讀完了必須回來管店。父親的意思，這個店是要小兒子來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麵去闖，你要到家裏來管店。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後來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聖約翰大學的一個女生來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趕上了。數學困難一點，一年後也沒有問題。然後我就跳級，中學我一共讀了四年，然後用同等學曆考大學。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學，那時候叫光華大學，就是現在的華東師大。我一九八八年到華東師大去講學時，那地區麵貌已經完全變得不同了。

　　離家的勇氣

　　我離家出走的背景，還有一個刺激的因素。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是個山東小姐，我還記得她是山東萊蕪人。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台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裏當護士。她說她到了台灣，會駐紮在什麽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麽番號，都告訴我了。這給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麽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麽不可以？她的勇氣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傳第二次出版的時候，我曾提到，我說這個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沒有她，我是不是能做這樣的決定？實未可知。
　　那個時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軍。蔣介石到台灣去的時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為這些老兵都腐敗得很，也常常吃敗仗，所以他征了很多新兵到台灣去。當時青年軍二○七師在上海的“大世界”，掛了很大一個廣告寫說要招新兵。限製是要大學生，我剛考上大學，恰好勉強夠資格，所以我就去報名。因為那個時候，正遇逃難潮，你有錢也買不到船票，更不要說飛機了。
　　我就是這樣跟著軍隊到台灣的。到了台灣，我在二○七師駐紮的湖口住了一個月。連長跟我講：“你不是當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氣離開的話，我可以幫你。因為你頭發剃掉了，我可以幫你買頂帽子、買套老百姓裝，我送你出去，但以後的命運你自己負責，你敢不敢？”我當然敢，有什麽不敢的。
　　那個連長真是幫了我大忙，後來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當我工作掙了錢，那個連長戀愛的時候，會到我這裏來拿戀愛費。我們好到什麽程度，我記得他結婚後，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們三個可以睡在同一間榻榻米上。那時候從軍隊裏當逃兵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前幾天還捉到兩個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槍斃。當時這個連長叫他的勤務兵出來買菜的時候，我充當夥夫跟著出軍營，然後讓我換裝，把我送上火車。

記者時期的青年韋政通

　　接著下麵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麽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台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麽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裏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
　　台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麵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裏，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麽辦？我怎麽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裏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讚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麽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台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麵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
　　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裏專注苦讀。
　　那時候寫什麽稿子呢？寫小說。我在入山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當時還沒能力寫理論性的文章，所以初期發表的，仍以小說為主。我在《人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長夜之光》，漫漫長夜中的光芒，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宣傳儒家思想的現代小說，王貫之先生好喜歡，因為它弘揚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歡，他說在新文學裏從沒有人把儒家理想寫到小說裏麵去的。我就寫過這樣的小說，這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是我後來最反對的文學觀。接下來的四、五年當中，我在《人生》發表了十多萬字，文章不論好壞，貫之先生從沒有退過我的稿，甚至連我給他的信他都在雜誌上發表，然後算點稿費給我。
　　當時除了《人生》以外，我試著向《民主評論》投稿。《民主評論》是由徐複觀先生主編，最初是蔣介石拿錢辦的。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後，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複觀曾是他的機要祕書。當時蔣介石就說，將來在大陸失敗的話我們到台灣去，你到台灣或香港辦一本宣揚中國文化的雜誌。《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銷售台灣，在當時是台灣最好的思想性雜誌，也是稿費最高的雜誌。
　　我們長輩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學得到的，開始的時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給我，後來他知道我的生活情況，知道這年輕人有決心向學，所以後來的稿子他就給我改，改了以後給我發表，然後把稿費給我。那個年代有這樣的長輩，知道你既然有誌於向學的話，我就幫你。
　　由於當時我寫小說，也偷偷地看過一些三○年代的小說（當時在台灣是禁書），什麽巴金呀、矛盾呀，這些小說我年輕時也看過，所以對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新文學我有一點了解。我最早投給《民主評論》的文章是〈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結果徐先生給我改了兩次，才勉強發表。我記得我在裏麵稱讚魯迅，但徐複觀先生很不欣賞魯迅，他就給我改掉。徐複觀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從梁啟超以後，並不多見。他除了學術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論，他一輩子寫了很多政論，寫得非常好，文章有見解、有才氣。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用的一些秘書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後來我還因為在《民主潮》投稿、發表文章，而認識了勞思光，因為《民主潮》是青年黨辦的，而勞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黨。那時的勞思光也賣文為生，每個月寫一萬字，稿費是一千塊（這在五○年代算很優厚，我後來開始教中學，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認識勞思光，在《人生》投稿認識王貫之，在《民主評論》投稿而跟徐複觀有往來，都是文字的因緣。

　　理想的火焰

　　我的運氣不差，我一輩子的貴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勞思光帶著去見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著勞思光，一起參加牟宗三先生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自己辦的一個講座，叫“人文友會”。人文友會的記錄曾在香港的《人生》雜誌發表過，後來在台灣也出版成書了。我記得那次，我跟勞思光是以來賓身分參加的，此後隨著持續參加人文友會，開始接觸、親近牟先生。
　　同時我到台灣大學哲學係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他是唐君毅的老師，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校址。我聽方東美的“人生哲學”一年，聽他的“印度哲學”一年。還有陳康教授，他是中國的希臘文專家，我聽他的“希臘哲學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東美，一直很稱讚他。牟先生不喜歡方東美，我跟牟先生親近以後，他知道我在聽方東美的課，就有點不以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課堂裏學到東西不容易，因為他的學問很博，胡天蓋地的、古今中外的糾結在一起，比較沒什麽條理，但是內容很豐富，語言很美。你聽他的課很過癮，可聽完了，不容易得到具體東西。他講“人生哲學”，第一堂課就在黑板上寫四個大字，叫“天人曠照”，你們懂這意思嗎？具體的內容就是柏拉圖和歌德。那個時候台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級是一起上課的，當時劉述先是哲學所一年級，我們坐在一個桌子聽課，所以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就在這個時期，生活慢慢的困難，有時我沒錢坐車，必須從火車站走到台大和師院聽課，大概要走半小時；人文友會是在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個茅屋裏住三年半，最苦的時候，就是買一個饅頭分三次吃，然後拿開水把肚子灌飽。夏季院子裏麵有木瓜，就摘木瓜下來充饑。在這個情況下，隻能勉強維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艱難到了這個地步。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

　　下麵講三個困境，談的是關於我決定脫離師門的原因和心情。

　　牟宗三先生對我的影響

　　我從一九五四年認識牟宗三先生，然後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後的三年，因為他在台中的東海大學，我在台中第一中學，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我們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是五十歲才結的婚。每次我去他家裏吃飯，在他家裏睡一夜，交談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東海大學後，也辦了一個私人的講座，他有講學的熱情。為什麽要辦私人講座呢？那是因為平常教學，教室裏麵的學生不是他能選擇的，你繳學費我上課，是交換的行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學的學生，所以他自己在學校開私人的講座，願意來的學生，都是後來容易跟他發生私人情誼的。東海大學當時夜間教室不開放，講座是在學校餐廳舉行，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講康德、講黑格爾，當時是由我做記錄。我記錄得很辛苦，每次講座結束以後我就把記錄整理出來，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到老師家裏，由老師再用紅筆稍加刪改，他說我記得不錯。我聽牟先生一年的“中國哲學史”，我也有課堂記錄，至今仍保存。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磨練，訓練我如何做哲學思考，並將這些思考有層次、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帶上學術道路的決定性力量，盡管有人在前麵啟發了，但都不是決定性的力量。他也改變了我的治學方向，原來我在教中學的時候，我自發的興趣是中國文學，想搞中國文學史。因為中學的那個圖書館這方麵的書相當豐富，我就把有關美學的書和文學理論的書讀了很多，並把好的給摘錄下來，我摘錄了十多萬字，現在那些稿子還留著。原來也想研究中國的美學，我對美學有興趣，當時有一篇美學的文章，是發表在《民主評論》上麵的。
　　當時我的小說，王貫之先生很稱讚，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歡，但後來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鐵口直斷說：“你寫小說沒有前途，因為你的筆調不對。”後來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學筆調，就是要有藝術性。牟先生把我自發的興趣給打掉了，在他的誘導下，我就慢慢進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隨牟先生時，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上。當時《人生》雜誌弄了兩期專號，讓牟先生最早在台灣的五個學生各寫一篇文章。我記得牟先生還為了我們的專號寫了個序，序文裏麵有一句話“一葉知秋”，似乎表示這些年輕人都這麽向往儒家，大概儒家將來可以複興了，我想是這個意思吧。在專號裏我寫的文章都跟道德有關係，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審核過，然後寄到香港發表的。

　　脫離師門，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跟著牟先生的經過，後麵再詳細談，現在我隻談為什麽當時我會選擇脫離對我有恩惠的老師。我脫離師門，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也還有一個催化劑。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係，徐複觀先生是中文係的係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曆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台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複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跟著他最後的幾年，我開始想儒家的缺點。這也是我一種自發的興趣，我想：“你們把儒家講這麽好，難道儒家就沒有缺點嗎？”我就把五四以後批評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間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當時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雜誌發表後，徐複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就找了前幾期來看，結果李敖的文章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最後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反而讓我從《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我對儒家的缺點發現得很多，後來我對儒家的批判在《文星》雜誌發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後就說：“你超過了過去陳獨秀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過的，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發表的文章，後來收在《儒家與現代化》裏麵，那些文章，在我現在看來是有些太情緒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催化劑。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台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複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隻是沒離成。徐複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麽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
　　我離開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後，本來有一個可能和好的機會，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開朱子學會議的時候，陳榮捷也請了牟宗三先生。那時傅偉勳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關係，後來傅偉勳就告訴他的老師陳榮捷。他們就出了個主意，說等牟先生來開會時，他們出麵給我們和解。在外國教書的人認為，這事很平常，這個不算什麽嘛，不應該有這麽大的恩怨，何況你這個學生離開老師以後，這幾十年，已開創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後來這個會，牟先生可能是因為身體受不了坐長途的飛機，所以最後他是推薦蔡仁厚參加。

　　走自己的路

　　我後來開始出書，現在看到我的著作目錄是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變重新出發以後寫的。我後來的文集都沒有收錄在牟先生門下那個階段的文章，之前的幾十萬字也都讓它埋葬了，沒有讓它流傳。
　　講到這裏，各位心裏可能會問：“你脫離師門，內心有負疚嗎？”坦白說，有的。在中國文化傳統裏，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原來這中間糾葛著中西哲學傳統裏一個核心問題。
　　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當時並未理解到，受希臘影響的西方哲學傳統與中國思想傳統之間，在方法上、心態上、價值取向上都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麵的事，隻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裏，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隻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
　　至此，我終於了解傳統孔家廟的設計，以及後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學家個個都想獨建廟堂的道理。可惜百年來的哲學界，包括當代新儒家，並未把這個時代性的大謎題加以厘清。我脫離的當代新儒家，雖以複興儒家為職誌，他們一生的貢獻畢竟是在建立新的學統，早已偏離了儒家原來的軌跡。
　　剛才講的離家出走、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擇，經過半個多世紀再來反思，離家出走難免是由於少不更事的衝動所驅使，缺乏人生多艱的風險觀念；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似乎也有不得不爾的苦衷。生活的實際境況，往往是很複雜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從我的經驗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據我讀傳記的經驗，凡是天賦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麵對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擇，是人生最大的難題，問題是人若非經由不斷的抉擇，又如何賦予生命意義呢？
　　回想前塵，我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種種苦難，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長所付的代價。在此過程中，既有失落的彷徨，也有重生的歡欣。當我過了八十歲，生活上仍能獨立自主，和年輕時的這段曆練，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人類爭取自由的曆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曆史。在專製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基於這種理解，使我十年來，對曆史上迫害異端的事件，以及當代異端知識分子受難的命運，保持高度的關注。
　　寫雜文、寫時論，有的是有感而發，有的是臨時起意，當然非計劃之作，但把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會發現某些文章仍有其關懷的焦點，此不僅與自己的專業專長密切相關，也與平常選擇性所關注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因此，從異端問題的思考，而關懷到現實生活中的異端知識分子，不過是問題的延伸和擴大而已。
　　殷海光、徐複觀、雷震三人的專業完全不同，但在五○年代的台灣，扮演異端知識分子的角色則相同。

　　震撼人心的道德熱情──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後，我寫〈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悼念他，內容包括“第一印象”、“他這個人”、“影響他的幾個人物”、“海光與新儒家”、“海光與中國文化”、“未了的心願”、“自我批評”等七個項目。在那年代，這樣的文章很難找到地方發表，我送到改組前的《大學雜誌》，開始編者也很猶豫，後來幾經磋商，改了一些文字之後，才勉強刊出。
　　一九八七年，桂冠圖書公司為《殷海光書信集》出台灣版，要我寫序，我寫了一篇相當感性的〈寄天堂〉代序，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你停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幾年，麵臨了與斯賓諾莎被教會除名相似的處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你，有的甚至當麵都不肯相認，我與你，就在那至少對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黑暗的年代，不但心靈相通，且建立起難忘的友誼。”那段友誼，真可以說是患難見真情，少數經常和他往來的年輕人，行動都被監視，我就是從那年代開始，逐漸習慣了被孤立和孤獨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自立報係主辦“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我寫〈殷海光先生的誌業與悲劇〉一文，在開會當天《自立早報》發表。另一篇〈“自由”和“存在”的對決──略論殷海光先生悲劇的形成〉是會議的論文，論文內容包括四部分：（1）自由的捍衛者。（2）白色恐怖年代的個人遭遇。（3）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4）“內在力量”的來源。其中比較具有新義的，是對“內在力量”來源的探討和分析。
　　我認為殷海光能扮演異端知識分子的傑出角色，其力量主要的來源，除了“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熱情”（此語出自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恒意義〉），與心儀的幾位自由主義大師如羅素、海耶克、卡爾·波普之外，另一位對他有“感召力”的曆史人物，是先秦儒家中的孟子，這一點似乎被大家所忽略。在一般的印象中，海光先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攻擊不遺餘力，一向采取否定的態度。如注意到他對孟子的景仰，今後這方麵的論定，應有所鑒別：以傳統文化中的儒家而言，他所攻擊和否定的，是儒學中某些特定的思想，如孝道，大部分是與專製結合後的儒家或儒學，他對當代新儒家所表現的心態，也特別討厭。但對曆史上真正道德理想主義的儒家如孟子者，他不但心向往之而有精神上的契合，他實已把他心目中的這位“道德英雄”內化為一己人格的特質。

　　社會的良心，曆史的見證──徐複觀

　　徐複觀先生於一九八二年逝世，和殷海光一樣，他們都是在寂寞含恨中離開人間。在生前徐氏曾主持《民主評論》雜誌，殷氏曾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將，兩人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看法雖然對立，在追求自由民主這一點上，並無二致。去世前一月，黨外康（寧祥）係雜誌《暖流》，以徐複觀為封麵人物，我寫〈社會的良心，曆史的見證──徐複觀教授〉一文配合刊出。他除了在中國思想史和藝術史方麵，成就斐然之外，政論文章更是包羅萬象，古今中外，理想現實，表現機智與卓見，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鼓舞著一代的心靈，扮演著社會良心的角色。
　　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他親身經曆了這一幕曆史性的悲劇，目擊黨內的紛爭與腐化，他有資格為這一段曆史做見證。來台以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指出國民黨竟以絕對優勢而一敗塗地，是因國民黨在大陸雖統治著地麵，共產黨早已統治了頭腦。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國》為慶祝蔣中正總統七十壽誕出祝壽專號，他“站在一個國民來檢討國家興亡成敗的立場上”，寫〈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麵〉，轟傳一時，被學者稱為具“大儒的風骨”，但也使他一時陷入險境。
　　一九八六年，《中國論壇》主辦“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研討會，十二篇論文中包括四位人物，他們是胡適、殷海光、徐複觀、陶百川。我寫〈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徐複觀先生的誌業〉，指出他工作進行的方式，是以“道（理）尊於勢”的觀念為基準，一方麵憑藉儒家的“道”，批判曆史傳統中的“勢”（專製政治）；一方麵是根據現代的“道”（自由民主），批判現代中國的“勢”（海峽兩岸的政治）；他的感憤之心，他的不畏權勢，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就在這雙重而又目標一致的批判中，獲得充分的展現。
　　徐先生對《自由中國》反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一向不以為然，但當《自由中國》因祝壽專號而引起一場圍剿風波時，他挺身而出，義正辭嚴地為自由主義辯護。他說，“當你們假借‘毒素思想’之名反對自由主義時，這實際是在反對人權，是在反對憲法，是在反對政府在艱難中所憑藉的合理合法的基礎。”又說，“現在政府也感到有增加團結的必要了，假定連自由主義也在反對之列，政府還想向誰團結！”

　　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雷震

　　被徐複觀稱之為“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的雷震先生，是一九七九年去世的，十一年後（一九九○），自立報係與澄社合辦“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曆程”研討會紀念雷先生，我應邀在開幕典禮上致詞，題目是：〈雷震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地位〉。他與殷、徐二人不同，他不止於撰文，他是位行動型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在大陸的敗局已定，雷震與胡適、王世傑等人發起以自由主義為號召的“自由中國運動”，希望藉以從事長期反共救國的工作。運動尚在醞釀之際，大陸已解放，後來這個運動唯一落實的工作，是由雷震於同年十一月在台灣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
　　《自由中國》的內容，其重點除了思想啟蒙和以民主憲政為主導的政論之外，最令人矚目的要算“反對黨問題”的討論。中國近百年來，從沒有一份報刊，像《自由中國》那樣重視反對黨問題的。一九五○年四月，雷氏就發表了〈反對黨之自由及其如何確保〉一文。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在三年五個月中，共刊載七篇朱伴耘討論反對黨的文章。同年八月起，一連七個月以社論討論“今日問題”，最後一篇即歸結為〈反對黨問題〉。到一九六○年五月，雷氏發表〈我們為什麽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專文，終於揭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序幕，不久即因領導組黨而發生震驚中外的“雷案”而坐牢十年。
　　以上在台灣扮演異端知識分子角色的三位先生，在國民黨中都曾是擁護領袖的忠貞之士，到台灣後竟被當局視為叛徒，他們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轉變？是什麽因素促使他們轉變？他們在台灣戰後追求自由民主的曆史上占有什麽地位？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文選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著，水牛出版社，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