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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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畫作
作家汪曾祺，江蘇高郵人，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作家阿城說他的文字，“感覺如玉”。
他又是美食家，喜歡逛菜市場，一輩子愛吃、做吃、寫吃，隻做十分家常的菜，但吃過的人讚不絕口，他發明的塞餡回鍋油條，已經在高郵風行，金庸讚譽他是滿口噙香中國味的作家。
1947年5月，上海
汪曾祺是西南聯大走出來的才子，20歲開始發表作品，29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60歲之後迎來創作高峰，1997年逝世後，作品仍舊十分暢銷，不斷再版。
經過八年的收集整理編輯，今年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全十二卷的《汪曾祺全集》，借此機會，我們采訪了汪曾祺的長子汪朗先生，請他談一談眼中的父親，“他覺得活著是一件特別美好的事情，既然活著，那就盡量活得有滋味一點。”
今年6月初，我們到了汪朗先生北京的家中，客廳掛著一幅汪曾祺的畫，此外，便很少其父親的物件。汪老離世後，汪朗和兩個妹妹共同商議，把父親書房的東西全部捐給了老家高郵的紀念館，自己隻留了一個小酒壺和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
“這酒壺是聶華苓（作家）送給他的，你看，打開還有酒香味呢。”汪曾祺愛喝酒。“他是中午偷著喝，晚上正規喝，喝完酒回屋裏畫畫。”
“這個粗瓷盒子，當時沈從文先生上我們家，看了一眼，跟老頭兒說了三句話，元代的，民間窯，不值錢。我們就留下這兩件做個紀念。”
人們說有一句最貼切形容汪曾祺的話——“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他寫“無足珍貴”的草木，寫小人物，把日常的食物寫得極有滋味。
他經曆過人生沉浮，見過大風大浪，但文字裏總是悠閑又有興致。
汪朗先生說話的神情，和汪老有幾分神似。他也像汪老一樣喜歡打趣：“爸爸其他的本事我沒有學到，長得像，證明當時醫院沒抱錯而已。”
家庭合影，左一是汪朗
以下是汪朗先生的自述：
我們家特別隨意，說到老頭兒，就攻擊他一下。有一次吃完飯，瞎聊，他認真地說：“你們得對我好一點兒，我以後可是要進文學史的。我倆妹妹就說：“老頭兒，你？別臭美了！”這話一說，他馬上就顛顛地跑進小屋，把門一關，生悶氣，我們也不理他，一會兒，他自己探頭又出來了。
“老頭兒”原來是我爸50多歲的時候，我媽這麽叫。我們就跟著叫唄，一叫他就答應，最後就變成一個通用名詞了，連他的孫女外孫女也一塊這麽叫，大家都覺得很親切隨意。
他在我們家整體地位是最後一個。他和我媽倆人的時候，他是二把手，生一孩子，他就三把手，生仨孩子，他就五把手，再有外孫女，他就七把手。還好我們家沒養貓沒養狗，要不然他還得往後排。
但這也是他自找的。他不是寫過《多年父子成兄弟》嘛，他就追求家裏頭大家都平等相處的一個氛圍。“平等相處”在我們家就是沒大沒小，誰都能批判他，他也不生氣。
汪曾祺在家中做飯
大煮幹絲
但是按廚師排位，他在我們家是第一，這個沒有任何爭議。我們家買菜、做飯，幾十年都是他管的，一直做到70多歲。他對做飯有興趣，沒事就在那瞎琢磨，味道做出來也還行。
他做的最多的，是老家江蘇的大煮幹絲。老家的做法比較清淡，他進行了一點改良，用雞架子、豬骨頭吊湯，加幹貝、冬菇切絲、冬筍、火腿，再點一點醬油，味道就比較厚重。北京沒有揚州的那種白幹，他就買豆腐片或百頁，切絲之後先拿開水煮軟，再放進湯裏成幹絲，上桌前放細切的薑絲，要嫩薑。
每次請客，他都要做這個菜。請聶華苓吃飯的時候，她連湯帶幹絲全吃光了。朱德熙（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也是，他本來是很自律、很矜持的一個人，呼啦啦吃了一大碗，還跟他夫人說，你是不是不吃了，你不吃我可都吃了。嘩就把剩下的端到麵前全吃光了。
汪曾祺畫作：苦瓜
他發明的一道菜，塞餡回鍋油條，就是油條裏頭塞了肉再回炸，用肥瘦各半的豬肉餡，餡裏加鹽、蔥花、薑末，也可以加點榨菜末或醬黃瓜、川冬菜末，油條中有礬，炸出來酥脆。現在在高郵都已經風行了，成為汪家菜的一個代表作。
平時他做一頓飯，簡簡單單，也得花一個鍾頭，家裏兩頓飯都是他管，買菜他也管，他還能寫出那麽多東西來。我們一開始沒想過這事兒，後來想一想，老頭兒確實是不容易。
這跟他寫作效率高也有關，他寫東西一般都是一遍就成型。你看他的手稿，都是特別幹淨，塗成大花臉的沒有，最多就勾那麽一兩句話，基本都是一氣嗬成。
1987年，在家中
他的習慣是早晨七點之前就起床，自己做一碗麵吃，大概花半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就坐到沙發裏，泡一杯茶，非常濃，跟藥一樣，就一邊喝茶一邊在這想事，誰也不理。
想好了以後就寫兩三個鍾頭，就到頭了，該做午飯了。下午可能寫一點，也可能不寫，一天的寫作時間就那麽一點，從來沒有說憋得寫不出來稿的狀態。
他的大部分作品，其實都是60歲以後寫出來的。他70歲的時候寫過一首七律，“假我十年閑粥飯, 未知留得幾囊詩”。當時他覺得自己還能寫一些東西，沒想到後來突然身體就不好了。
他走的時候，腦子還是清楚的，還是能夠寫東西的。如果說他有什麽遺憾的話，可能就是寫作方麵吧。
1946年，時年26歲
西南聯大肄業的自由才子
1937年，他的老家淪陷為日占區。他不想在日本人的統治區域內讀大學，就和幾個高中同學商量，大家一起去昆明報考西南聯大。
1939年，他19歲，考進西南聯大中文係，自此在昆明呆了七年。
他跟我們說，考西南聯大其實是稀裏糊塗，聽說這所學校名氣大就報了。除了西南聯大，他還報了一個國立藝專，準備要是西南聯大考不上，就去學畫畫了。
考試之前，他得了瘧疾，發高燒，打了兩針退燒針、喝了一碗雞蛋湯就進考場了。也不知道怎麽考上的。
1961年，與老師沈從文在北京中山公園
在西南聯大，他從來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學生，常常晚上不睡覺看雜書，白天逃課，泡茶館。有的課分很高，有的課就沒什麽分，主要就是憑著他的才氣。
沈從文先生對他格外垂青。沈先生教的是創作課，當時滿分是100分，給了他120分。還把他課堂習作推薦出去發表。所以他1939年入學，1940年就已經有作品發表了，才20歲，算是比較得意。
他在上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時，寫了一份很短的作業《方車論》，楊先生大為讚賞。到了期末，楊先生宣布，班上所有的同學都要參加考試，隻有汪曾祺除外。
聞一多先生
聞一多先生對他也挺看重的。有一次，聞先生的一門課到了期末要交讀書報告，他的一個師弟忙著搞社團活動，沒空寫，請他代寫，他就寫了一篇談李賀。沒想到交到聞先生那裏，聞先生很滿意，說“寫得好，比汪曾祺寫得還好！”他知道後就大為得意。
後來他跟我們說，他也不記得具體寫了什麽，就是分析了李賀詩歌的特點，說別人的詩是在白紙上畫畫，李賀是在黑紙上畫畫，就抓得比較準確。這篇文章現在被收在《汪曾祺全集》裏麵，你還能從中看出他當年的才氣來。
電影《無問西東》劇照，朱自清先生
也有老師不喜歡他，比如朱自清。朱先生上課要求特別嚴格，要做筆記，還有期中考試、期末考試。他就不太習慣這套東西，他喜歡偷懶，寫一篇東西，有一兩處新意，老師認可了，他就能蒙混過關了，在朱先生那他混不過去。
爸爸在西南聯大五年，最後也沒能拿到一個畢業文憑，因為有幾門課過不去。
一個是體育，他是不上課，因為他對體育課沒興趣。但是聯大的體育是必修，沒有這個學分就畢不了業。最後那年，說要讓他一個暑假裏麵把兩三年缺的體育課都補齊，他說我累死也補不了，那就再說吧。
汪曾祺畫作：少年不識愁滋味
另外一個是英語。他偏科偏得特別厲害，英語就屬於跌跌撞撞，勉強能湊合。大二那年的英語課，臨考試前他熬夜惡補，結果太困了，一下子把考試時間給睡過了，於是就沒有分數了。
他回憶在聯大的生活，隻記得三句英文。一句是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讓學生站直（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有些駝背，始終沒有straight起來。
一句是一位同學用山東英語演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To save your country, is our duty啊——duty!”
還有就是金嶽霖先生上邏輯課說的一句玩笑話。爸爸懂的英文全是犄角旮旯的東西，與正課無關，他覺得好玩，就記住了。
1948年，與夫人施鬆卿在北京
我媽媽也是西南聯大畢業，原來學物理，後來轉到生物係，又轉到外語係。以前在學校，他們沒有什麽太多交往，據媽媽說，外語係的人看不起中文係的，但汪曾祺的名字還是聽說過。
結束學業後，他們都在昆明的一所中學教書，接觸就比較多了。當時，地方上龍雲的軍隊被打散了，一天早上，爸爸媽媽出校門，看見兩匹無主的軍馬在外麵，有一人多高，他們覺得好玩，就牽了回來，養了一陣子，給馬喂胡蘿卜，牽著溜達。後來怕招惹是非，還給軍方了。
其實我爸爸本來是要去服兵役的。那個時候，所有聯大的男生都要去服兵役，給當時的美軍顧問當翻譯。他沒去，原因之一是體檢的時候，他沒有一條完整的褲子，褲子後頭都是大洞，實在不好看。
我們問媽媽，他那時候窮成那個樣子，你怎麽還跟他有意思？她說他有才啊，一看那眼睛亮亮的，就知道有才。
《寂寞與溫暖》手稿
他把感情都放在心裏
爸爸在日常生活中，從來不會說什麽甜言蜜語，也不會有什麽很親密的動作。但是呢，他對他周邊的這些人，心裏頭都有。表現出來的是挺平淡的。
他對他父親的感情很深。《釣魚的醫生》裏的王淡人，有一部分是他父親的原型，包括名字也是。他父親是重陽節出生的，取名叫汪菊生，他取“人淡如菊”的意思，所以在小說裏變成了王淡人。他父親會一些醫術，主要是眼科，小說裏王淡人發大水的時候去救人、替人治病，其實都是他爹幹的事。
爺爺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張家口下放，得到消息的時候已經晚了，沒能及時趕回去奔喪，這可能是他心中一直以來的一個隱痛。《寂寞與溫暖》那篇小說裏可以看到這一點，主人公也是父親去世，沒有及時趕回去。
西南聯大期間，與同學朱德熙（右）李榮（左）合影
他有一個關係最好的同學朱德熙，兩人西南聯大的時候就認識，後來相交幾十年。每年春節預備年貨，老頭兒都要特意多買幾條黃花魚或一兩隻雞，細細地拾掇幹淨，用花椒和鹽暴醃一下，“風”起來，高高興興地計劃著：“過年看德熙去！”
我們家，什麽都是東倒西歪的，朱家是整潔和明亮的，朱伯伯與爸爸總是坐在小書房裏談天說地。爸爸的字畫在我們家沒有被托裱起來或裝進鏡框的資格，但是朱家裝飾不多，卻掛了爸爸的一幅墨菊和一幅字，那幅字抄的是爸自己寫的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後來看老頭兒的散文《昆明的雨》，才知道詩寫的就是他們大學時在昆明的生活。
關係比較近的人去世，老頭兒都會寫一些回憶文章，朱德熙肺癌在美國逝世，他一個字都沒寫，我們覺得挺奇怪的。
直到有一天，我們在外邊聊天，就聽到他在房間裏哀嚎，在那吼，進去一看，他畫了一個昆明的花，淚流滿麵的，畫上都有淚痕，就說當年他和朱德熙一塊在昆明，曾經坐在那個地方，一塊躲雨、喝酒。現在他最好的朋友都不在了。
老頭兒把感情都藏在最深的那個地方，不輕易流露出來。
1991年，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
他寫故鄉高郵的那些文章最為出名。但他其實很早就離開高郵，19歲走了之後，直到61歲才再回來。
好多親戚朋友問我，說你爸小時候是不是有一個小本本，東抄抄西抄抄，要不然怎麽能寫出這麽多東西來啊？
實際上他什麽筆記都沒有，全憑19歲以前的記憶，寫高郵的風土人情和各色人物。
他的小說基本都是有原型的，憑空編造出來的，很少很少，他沒有這本事。《異秉》裏麵的藥鋪，就是他們家開的。他說小時候放學，就一路走一路看，布店、五金店、首飾店、各種各樣的小店鋪，進每個店裏仔仔細細地看人家幹什麽，而且興致盎然。
他3歲時，其實母親就沒有了。也許是因為在這種氛圍內成長，所以他比較敏感，看東西比較細致。
1991年，在故鄉高郵的運河上
1990年代，江蘇電視台給爸爸拍了一部電視片《夢故鄉》。周末回家，爸爸急不可待地要放這部片子的錄像帶給我們看，我妹妹汪朝笑他：老頭兒看過了又要看。
看片子的時候，我們一如既往插科打諢，說爸爸“可以評一個最佳男主角”，可是沒有像以往一樣聽到他反抗的聲音。我回頭看看爸爸，一下子驚呆了：爸爸直直地盯著熒屏，眼中汪汪地包含著淚，淚水沿著麵頰直淌下來。
爸爸去世以後，我們兄妹商量，在他的墓碑上寫些什麽呢？想來想去，決定了，就寫：高郵 汪曾祺。
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園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
小的時候我們看老頭兒的文章，常常覺得沒什麽印象。包括我閨女上小學的時候也說，老頭兒的東西寫得一點兒也不好，原因是老師讓他們去一些經典名著裏摘抄好字好詞，結果她翻完老頭兒的好幾本書，一個能摘抄的都找不出來，就抱怨說“爺爺的東西一點兒也不好，沒詞兒！”
老頭聽了還特高興，因為他追求的就是“沒詞”。我們後來寫文章也向他學習了，盡量不用形容詞。
他寫東西，其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小說《異秉》他寫了三遍，每一遍的角度都不一樣。
他寫過一篇小說《黃油烙餅》，寫一個小孩眼中的幹部開會和吃飯。有人覺得語言太大白話了，建議他把“吃飯”改為“聚餐”，老頭兒想了想就搖頭，不改。因為他覺得，一個七八歲孩子的詞匯裏頭，不可能有“聚餐”這樣的表達。
1987年，在作家海明威出生地
我喜歡他一肚子壞水，經常要冒一冒。但是冒的時候，又很平和，不露聲色，不是那種張牙舞爪的。他有一篇小說《晚飯後的故事》寫一個京劇導演一生的經曆，他和這個導演是很好的朋友，寫得也很正麵，但是裏麵又透著一點點很溫和的諷刺，就像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異秉》也是這樣。他對這些人都持有一種同情心，同時又不經意地點上兩筆，來反映他們很微薄、又很庸俗的願望。這個可能是他受了沈從文先生的影響，寫普通人，寫小事情，貼著人物寫，這些教導他是記了一輩子的。
沈先生還對他說過，要用一種真誠的態度去看待社會，看待生活，千萬不要冷嘲。這一點他這一輩子是做到了。他自己最後說，他的作品是要做到“人間送小溫”。
汪朗在玉淵潭公園
就有一次，他在文章裏沒控製住自己，直截了當地進行了譴責，就是那篇《天鵝之死》。
那個時候我們家住在玉淵潭旁邊，每天早上他都要起來遛彎。有一年，玉淵潭來了兩隻野天鵝，那段時間他遛彎回來，總要興興頭頭跟我們講天鵝怎麽了，結果沒多久一個人偷獵，把天鵝給打死了。
他對這個事情特別憤怒，簡直接受不了，就寫了這樣一篇小說，發在《北京日報》上。文章其實很短，四千多字，後來收到集子裏的時候，他還注明了，哪天哪天改定，“淚不能禁”。
他不能忍受這種對美的破壞和褻瀆。他曾經寫過，如果一個人能懂得齊白石的畫，能聽懂交響樂的話，是不會有這種行為的。他認為美的東西需要珍惜，需要嗬護，如果失去了這種對美的珍視態度，那一個社會就會出現很大的麻煩。
汪曾祺畫作
他一輩子追求一個生活情趣
老頭兒做菜，講究葷素搭配、鹹淡搭配，講究要選擇應時當令的食材。春天做菠菜墩，到了秋天，就是苞穀炒肉末，市場上剛有鮮玉米，他專揀嫩的買，一定要苞穀的芯不是很實，帶一點白漿，一咬那個漿能“吱”地冒出來。
我最喜歡他那篇散文《葡萄月令》，寫的是在張家口沙嶺子下放勞動時，對一年之中葡萄的種植、生長、采摘、貯藏的觀察，文筆非常安靜，非常平和。
因為我也插過隊。每天出工、幹活、收工、掙工分，累得很。累到那種程度，什麽都不想思考了，隻想好好歇一歇，最多想想怎麽吃頓好的，很難有多餘的精力，去觀察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去觀察人性中的善良。
但是老頭兒在那種情況下，還保留著觀察美的能力，還記得那麽深，隔了十多年把當時的記憶寫出來。這可能也是“汪迷”喜歡他的地方吧。
汪曾祺畫作：以菠菜汁寫新綠，此為第二幅
除了寫作，他還喜歡畫畫。我們家有一個小房間，是他的書房也是臥室，他的習慣就是晚上喝點酒，在裏邊畫畫。
他的顏料時常不湊手，有一次要畫帶點綠的，實在沒有顏料了，他就擠點菠菜汁給塗上。可是那玩意放不住，菠菜汁慢慢地氧化了，像小孩尿過的痕跡，現在看還挺好玩的。
汪曾祺畫作：西風愁起碧波間
還有一次給誰畫了一幅畫，白顏料沒有了，他就擠點牙膏在上麵。他這方麵都是隨心所欲。
專業畫家肯定不這麽幹，可是他這麽一幹，好像他的畫還挺有味道似的。
而且他的畫有一個特點，題畫的那些內容，有時候比畫本身還耐看。而且他特別注重這一點，哪個畫家不會寫詩、不會題畫，那他就看不上。
90年代初期
很多時候，我覺得他的作品其實是對生活的美化，但是這個美化不是虛化。生活中確確實實存在一些美好的東西，他發現了這些美，提煉出來，整理、剪裁、放大。
他曾經說過，他寫這些東西，就是想告訴大家，活著多好呀！這是他一個基本的生活態度。
他認為，生活中盡管存在種種的不如意，有種種的艱難和壓力，但是活著本身就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既然活著，那就盡量地活得更有滋味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