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亞訪談錄：八十年代，被詩浸泡的青春

導語：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由於擁有著對詩歌共同的熱愛，來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的1977級、1978級大學生詩歌愛好者們組成了一個具有強大創作力量的大學生詩歌創作隊伍，創作了大量抒情詩作，撰寫了大量詩評詩論，組織了大量詩歌社團，創辦了大量詩刊詩報，編印了大量詩選詩集，開展了大量詩歌活動，在校園內，在社會上，在詩壇上掀起了一場人數眾多、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狂飆突進、影響深遠、非同凡響、卓有成效的大學生詩歌運動，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書寫了一頁輝煌的經典篇章。

詩歌史學者薑紅偉根據這段詩歌曆史編著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全方位、立體式、多角度描述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史實的長篇詩歌訪談錄著作——《詩歌年代——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兩卷本（1977級卷、1978級卷），並由北嶽文藝出版社於2019年6月出版。

現選載原吉林大學中文係77級學生、著名詩歌批評家徐敬亞的訪談錄《八十年代，被詩浸泡的青春》，讓我們一起重返八十年代那個美好的詩歌黃金時代。

 

 

八十年代，被詩浸泡的青春

——徐敬亞訪談錄

文 | 薑紅偉

徐敬亞，198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係。詩人，批評家，著有《崛起的詩群》、《不原諒曆史》等

 

 

 

1

 

 

 

 

薑紅偉：吉林大學的赤子心詩社是被大家公認的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重鎮，作為詩社的創始人之一，能否詳細談談這個詩社創辦的來龍去脈？

徐敬亞：過去，我一直說不準《赤子心》詩社的成立日期。前些天，在吉林大學中文係77班級博客上，“出土”了一封36年前的信，證實了《赤子心》不但與《今天》幾乎同步（出刊周期也相似。都是共出九期）。我們甚至成立得比《今天》還早一些天。最早動議的時間是1978年9月。

那是36年前，幾名大二學生，剛剛自認為獲得了結社權利的人給同班同學王小妮的《特邀電》：

特邀電
致326室王
      今有籌備成立詩歌小組事。發起人徐敬亞、呂貴品，參加者張晶、鄒進、丁臨一、陳曉明，此特邀王君小妮屈駕參加。餘有誌同者，皆十分歡迎，並請於今天下午16：00整光臨207室，共商大計。
        即頌大安！

78.9.21, 10：53

 

 

通過這封信，我才想起詩社是我與呂貴品共同發起的。上大學前我就聽說過王小妮，知道她在報刊上發表過詩，但入學後從沒有講過話。我們班是個特大班，一共有80個人。入學剛一個學期，很多男生之間還不認識，男女同學之間更是很少講話。

這封信把赤子心詩社成立的時間準確地標印在了1978年9月，也就是我們上大學後的第二個學期剛剛開學之際。那幾年，是中國時局最迷離的年代，也是人們心理密度最大的幾年。正當北島、芒克在北京籌辦《今天》時，在恢複高考後的高等院校剛剛解禁的《現代文學史》幾乎在各大學中文係同期開課。“五四”後的文學社團高潮迭起——這一被長期遮蔽的曆史，在大學課堂被正麵地公開宣講後，像示範性的烈火，迅速在77、78級蔓延，民間性的文學結社，也突然大麵積興起！

當時，僅在我們吉林大學中文係77級一個班內，便誕生了三個文學社團。我記得，我們送給公木老師題字時拿了兩個詩社名字：一個《赤子心》，另一個是《崛起》。我們拿不準。一個名字太狠太硬，另一個太平太穩。當時中文係還有一個係刊《紅葉》，是綜合性文學刊物。由77、78級與76級工農兵學員三屆學生會聯辦。我與王小妮、呂貴品都是編委。最後，公木老師選中了“赤子心”，並且親手用手筆寫了題辭

這封詩社發起成立的《特邀信》，是丁臨一同學寫的。32年後，被他找到。

王小妮自然應允，幾天後詩社宣布成立。最多時，《赤子心》成員達到24名。

吉林大學“赤子心”詩社七人與曲有源合影。後左起：鄒進、王小妮、白光、徐敬亞、呂貴品。前左起：劉 曉波、曲有源、蘭亞明

不久，風向大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寒氣逼人。詩社開會，有些人開始縮頭，不敢參加。我們大張旗鼓地慶祝“四五”運動平反，舉辦大型詩歌朗誦會，題目叫《血與火之歌》。有的同學說，這題目太狠了吧，不要過頭啊。我們全不理會，我製作了幾十份窄32開的三折節目單，類似小請柬，正中用蠟紙黑體刻著“四五精神萬歲”。王小妮畫了一些燃燒的火焰，用紅油墨印在旁邊。那天來了100多人，很多外係同學也來朗誦。氣氛悲壯凝重。開完《血與火之歌》朗誦會，一些同學紛紛退社。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三個五個十個……那情景大有秋風掃落葉之勢。我們知道一定是某些權威組織做了工作，可能打了招呼，吹了風。學生幹部和要求入黨的同學最先走了。其中幾個人很有才華，退社時戀戀不舍。

   

我記得，在最困難的時候，呂貴品對我說：就是退到最後一個，我也堅決不退！王小妮說：我也是！後來，鄒進、蘭亞明、張晶也表示不退。因此，當退社風潮停止的時候，24人的詩社隻剩下我們6人。

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時班裏一周換一次座位，我不知怎麽和白光同了桌。一次我看見他本子上有些分行的字，才知道他也寫詩。記得有一首題目是《貓》，寫得很是心驚肉跳，字都是斜著亂寫在本子上。我說你加入詩社吧。他說行。當時的手續就是這樣簡便。

後來，張晶要考研究生，詩社又剩了6個人。

1979年寒假，外地與長春本地的同學都回家了。我為了修改《複蘇的繆斯》留在了學校，一個人住在204寢室。隔壁的203室也有一個人沒回家，就是曉波。當時我們班幾個寢室全都空空蕩蕩，隻剩我們兩人。每天我們各自看書寫字，吃飯的時候聚一下。因為我的寢室離飯堂近，每次都是他把飯端到我們屋，我們兩個對麵桌坐著，一邊吃一邊海闊天空地談，很是投機。他說他也寫詩，我說你也入社吧。記得其間我們倆還一起去了王小妮家一次。

這就是最後定格的赤子心詩社7名成員。

今天看，對詩來說，高考簡直是一次全國性的詩歌大串連大培訓。在遙遠的唐代，誰能有那麽大能量，把天南海北的無數小李白、小杜甫征集在一起，聚眾寫詩整整4年！我想，即便沒有“五四”的示範，在那個年代，至少我們詩社的出現幾乎都不可避免。

寫詩，成為我們大學生活的第一主題。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老師的絮語全部變成嗡嗡的畫外音。一首首詩在七個人中間頻繁傳遞……毫不掩飾的興奮讚賞……罵得狗血噴頭的貶斥……煞有介事的文學批評……肆無忌憚的直接改寫……《赤子心》詩刊每期的稿子就是這樣出籠的。我的詩歌評論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最先試了身手。

至1982年畢業，《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全部為油印。除第二期為打字機打字外，其餘八期全是蠟紙鋼板刻寫。印刷和裝訂都是詩社自己弄，校印刷廠為我們免費裁切。紙張和油墨方麵，也比北島他們優越，全部由校團委提供。我們還有一間可隨時使用的房間。呂貴品是係學生會宣傳部長，出刊及聚會都在係學生會辦公室，他有鑰匙。

《赤子心》每學期出刊一次，4年一直保持著這個頻率，個別學期還出過兩期。每一期的詩稿，都經過反複傳閱，反複校對。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習。油印機被幾個人圍成一圈。貼蠟紙的，調油墨的，推油滾兒的，添紙計數的……其實辦刊物也是一種遊戲，煞有介事很美妙，像辦《挺進報》。小詩人們常常鬧成一團，滿手滿臉油墨。最好玩的是裝訂的過程——印好的詩集散頁，按頁碼一疊疊擺放在桌子周邊，詩社全體七名成員一個一個排隊圍成一圈，邊走邊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詩集就在手上了。直到去年，呂貴品還跟我吹：“我那油印技術，一張蠟紙印200張，不皺不破！”

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車從印刷廠馱回詩刊。而最有豪氣的時候，是往信封上寫那些全國著名詩人的名字。為了催索回信，狂妄的赤子心，在信紙上隻寫幾個大字：“來而不往非禮也”！當時詩人公劉接到我們刊物，馬上回了信，沒怎麽誇，卻批評我們狂妄。

《赤子心》存在的準確時間，其實是整三年。頭一個學期空白，最後一個學期一班人都已無心戀戰。1981年冬，我寫《崛起的詩群》時，《赤子心》基本已休止活動。以至於那篇文章他們在學校時都沒讀過。

 

 

 

2

 

 

 

 

薑紅偉：當年，能參加“青春詩會”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能否請您詳細談談參加首屆屆“青春詩會”的往事？

徐敬亞：1979年，是《今天》震動中國的一年。從年初開始，一期接一期不斷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漸風行於全國大學校園。至1980年上半年，這批被後來人們稱為“朦朧詩”的經典作品，開始少量發表於正式的官方刊物上，這使它得到了更大範圍的閱讀與關注。

當時，中國最牛、最權威的詩歌刊物《詩刊》，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啟動信號。以嚴辰、邵燕祥等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為主力編輯的《詩刊》，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舉辦一次全國性的“青春詩會”。這個會，後來竟成為了“詩界黃埔”，一發不可收，被他們後續接班人們玩了好多年。

“青春詩會”最初的名單可能隻有幾個人，沒有我。

一天，王小妮拿了一封《詩刊》編輯雷霆的信給我看，說邀她到北京開一個會，具體時間再通知。我一看，說我也要去啊。馬上就給雷霆寫了封信，並說到了我寫評論的事。不久，我們倆都收到了邀請。

後來到了北京，王燕生告訴我，你那封信還真起了作用。名額那麽吃緊，全國多少省份連一個名額都沒有，你們吉大就來兩個！主要是考慮到要有一個寫評論的，就把你加進來了。

記得接到正式通知的時間是5月初。那天晚上，我們倆從公木先生家走出來，天空清澈透明，我們的心情也像夜空。我高興地在草地上跑了好幾圈。公木專門給吉林作協打了電話，作協竟同意為我們報銷車票。

在一個物質匱乏而精神膨脹的年代，參加一次普通詩歌會議的資格，被放大到驚人的光榮。離開長春去北京參加青春詩會的前幾天，以《眼睛》為主體的長春青年詩人們在曲有源帶領下，在南湖九曲橋邊為我們送行。橋邊草地上，20幾個人圍坐一起，說詩念詩唱歌聚餐。那也是《赤子心》與《眼睛》唯一的聚會。《赤子心》全體與曲有源的那張黑白合影就拍在那天下午的陽光下。因為是星期天，所以記得，是7月13號。

20日清晨，我倆坐了一整夜硬座，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記得出了北京站，是一長排自來水管，我們在那裏洗了手和臉。感覺北京與我大串聯來時沒太大變化。　

當年的《詩刊》，還在陶然亭北側的虎坊路。幾排灰色平房，圍著一座大院子。院裏的小路都鋪著灰磚，幾棵槐樹正開白花。楊牧、張學夢、陳所巨、葉延濱、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紹靜、常榮、徐國靜、孫武軍、徐曉鶴、梁小斌、顧城、才樹蓮——其他15個來自天南地北，同樣興奮的人，見了麵有說不完的話。除幾個北京“走讀生”外，參會者多數就住在《詩刊》院內平房裏。我和梁小斌被安排在收發室右側第一個房間。頭次見麵，他羞澀木訥的舉止，讓我感到很好玩兒。不管誰到我們房間，梁小斌立刻客氣站起來，隻說一兩句話，表情尷尬地繼續站著，再無語言。那時他可能還沒發表多少作品。不停地跟我說，老徐呀，你是評論家，你可要好好幫我吹一吹啊。我那時還不敢自稱評論家，伏在桌子上，細細讀他書寫潦草淩亂的詩稿。暗自稱奇，心想，過去怎不知道這個人，一個其貌不揚的大詩人啊。　　

北島來了，和楊煉、芒克一起。三個大高個兒，都長得削瘦、清朗。每人肩上背著一個書包。是來看朋友，也順便兜售他們的寶貝雜誌。那時《今天》剛剛出完第九期，被通知停刊。北島說，我們就印一個叫《今天文學研究會文學資料》，這可以吧。他們手裏拿的正是已經沒有《今天》封麵的“交流資料”第一期，白紙黑字沒圖。　

第一次見到神儀已久的詩人，那種感覺就像是見到了神話傳說中的天兵天將。我當時對江河最感興趣，他和顧城一唱一和地講詩。說一個詩人憤怒的時候，甚至能寫出“紅色的葉子”，讓我很驚奇。印象最深的是，江河一口氣能說出一大批外國詩人的名字，一長串一長串背誦一樣。他在說艾略特時，總有意說成“艾略—特”，什麽阿萊桑德雷啊阿波裏奈爾啊，當時我們還不太知道。我心裏一邊佩服卻一邊開玩笑，說他是前一個晚上背下來，第二天來蒙我們。當時外省與首都的詩歌差距可見一斑。

當年的《詩刊》，不但權威，而且先進。為詩界普遍敬重。所以當《詩刊》邀請授課教師時，所有名家一律到場：張誌民、臧克家、賀敬之、嚴辰，還有翻譯了《西方現代派作品選》的袁可嘉，還有我們敬重的作家劉賓雁、詩人艾青、畫家黃永玉……為了青春詩會，《詩刊》上下齊心合力，不惜代價。但我們這些人上課溜號已經成為習慣，無聊時就在底下畫小人，誰講課就畫誰，幾個人比著畫。我和王小妮、顧城、徐曉鶴等畫得最凶。而舒婷則總是仰望著天空和樹。我總以為她在找蟬。在《詩刊》，見到著名詩人像街上遇熟人一樣容易。一天晚上正下雨，快睡覺前有人敲門。因為我房間離收發室最近，我便跑出去。一個瘦小老頭站在雨中，一問，他用四川話說：我是流沙河嘛。　

那時，《詩刊》沒有食堂。我們吃飯都要到北側的中國京劇院。北島、楊煉、芒克中午也常來。那裏的啤酒最受人歡迎，兩角錢一杯。記得我和王小妮還同梁小斌、顧城一起到大柵欄喝過一次羊雜碎湯。

臨分手的前一天，顧城背來一個黃書包。從裏麵一個一個慢慢掏出17個大黃梨。嘴裏說著：分梨（分離）了分梨了。就是那天晚上，顧工夫婦及顧鄉共同宴請大家。飯吃得非常隆重，是著名的全聚德，大型的烤鴨宴。吃飯的目的也很明確，希望今後大家對顧城多多關照。後來知道，那時顧城剛剛辭掉工作，一家人對這個迷詩的孩子既充滿希望，也充滿了不放心。除《詩刊》主要領導外，青春詩會隻選了不多幾個人，都是他們認為將來可能成為顧城朋友的人。

那時《詩刊》缺少好的相機，臨別照不夠清晰，但創意並不缺。全體分為男女兩組，按照年齡大小降冪排列，站成一排。那個年月，見麵不易，分手時甚至有點憂傷。當時所有人最大願望就是發表詩歌——在沒《詩刊》人在場的時候，大家悄悄說，今後我們要團結起來，誰能發詩時，可要給大夥多多發詩啊。

所有人離開北京後，我被單獨留下，《詩刊》讓我寫一篇會議紀要性的文章，王小妮陪著我。由於我始終搞不懂《詩刊》的意圖，一連改了幾次稿，都沒通過。最後刊出的文章是王燕生親自寫的。據王燕生先生後來的回憶文章，說我的稿子不對路。

有一天吃午飯的時候，北島說他們晚上有一個“文學沙龍”活動，問我們去不去。王小妮皺了皺眉，我則毫不猶豫一口答應。原來，離開長春到北京參會前，吉林有關單位中的一位不相識的人幾經周折轉告我：到京後，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聯係，包括文學刊物！但我非常想看看《今天》的活動，不願錯過機會。記得我們轉乘了幾次公交車，才到了大約位於東城的某個院子。我們進去時，黑乎乎的院裏已坐滿了人，一個年輕人正站著說話。簡單介紹後，沙龍繼續進行。我記得一個身材不高的小胖姑娘走出來，說了幾句話，然後坐下開始念她的小說。慢慢習慣了黑暗後，我看清了那是一個很大的院落，人們都坐在院子四周。女孩她們坐在與我們對望的一棵大槐樹下，她念得不太好，小說寫得好像也一般，總之包括我在內的全院子人都沒怎麽聽進去。我當時心想，這就是沙龍啊，和我們聚眾念詩一樣嘛，而且還不如念詩，小說不太適合沙龍。那天我的興致欠佳，原因是突然肚子疼。吃晚飯時還好，一坐上公交車便疼得不行。聽那女孩念小說時，我不停地按著小腹，可能影響了我的收聽效果。

整整一個月的青春詩會。讓我見識了很多人。從官方詩歌的泰鬥，到民間的頂級詩人，也領會了最新的詩歌觀念。這一係列當時中國詩歌界最新鮮、最活躍的因子，都無形中滲透進了我的詩歌理念。那一個月的提升，表麵上並不明顯，其實已深入骨髓。從北京回到長春，經過幾個月回味，我不知不覺地感到有一肚子話要說出。當年底，我飛快地完成了《崛起的詩群》。如此看來，首屆青春詩會，最大的贏家可能是我。

 

 

3

 

 

 

 

薑紅偉：能否談談您的詩歌評論生涯是從哪年開始的？

徐敬亞：1979年下半年，我看了《今天》的詩，非常衝動，馬上寫了一篇《奇異的光——今天詩歌讀痕》，然後按《今天》的地址寄給了劉念春。沒想到北島給我回了信，後來我那篇文章發表在《今天》的最後一期，第九期。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詩歌評論。我也有幸趕上了末班車，被人稱為《今天》的理論撰稿人，其實我就寫了那一篇。

在我當年眼中，北島們的詩是發著光的。我驚歎：詩可以這樣寫！那時我完全沒有讀過法國象征派的詩，但他們很晦澀的象征手法我卻全能讀懂。我們之間的美學聯係完全因為文革記憶，震動非常巨大。

其實當時中國各地被震動的人無以計數，我之所以寫了《崛》文，可能源於我的敏感，甚至過敏。所以它對我的震動格外大。又因為我的行文方式、性格的因素，我又把它興奮地無限放大，再傳播出去。這樣一來，我被震撼以後，又震撼了別人。當時我在《今天》詩的空白中作了很多筆記，後來整理一下，就變成了《奇異的光》。在我看，寫詩和寫評論並不對立。對寫詩的人來說，什麽是詩，什麽是好詩壞詩，一眼就看出來。評論其實是閱讀的一種更深入方式。

在大學期間，我從沒認真聽課，但我的成績卻非常好，因為我曾經當過4年的中學老師。學習其實是一個技術，甚至像一門手藝，我比較會幹這件事。同時我更會考試。當我明白了最本質的東西，而不是死記硬背，我就特別善於發揮，在大學裏我的功課幾乎拿了全優。

當時我是一個全職的詩人。我把上課、自習等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寫詩、讀詩。當時全國各刊物上發表的重要詩歌作品，幾乎全在我的視野，好在當時的雜誌不多。

那幾年，我對全國主要的詩人、重要的作品一清二楚，中國詩歌一年年的發展脈絡都在我心裏。因此，《當代文學史》開卷考試，我立刻寫了《複蘇的繆斯——1976至1979中國詩壇三年回顧》。寫得很來勁。當我把一厚迭答卷交給任課的井繼成先生之後，他可能覺得不一般，便以自己不懂詩為由，轉到係裏，請於正新先生對我進行指導，再後來於先生轉交到時任副校長的公木先生手裏。公木看了以後，非常興奮。整個1979年寒假，我都在公木親自指導下修改論文。我現在還保存著他給我改稿的一些原件。因為當時是手寫的，公木老師專門指示學校科研處給我打印了一份。當時那麽長的手寫稿能變成打字稿，我覺得很了不起。

文章修改後，公木先生把它推薦給了北京的“當代文學研究會”，很快就引起了詩歌界關注。當時的詩歌界正在醞釀著當代文學史上一次重要會議，那就是1980年4月的“南寧詩會”。

“南寧詩會”是“崛起詩派”向傳統發難的開端。孫紹振在會上的發言非常猛烈，和謝冕一起向當時的詩壇發出挑戰。不僅涉及到現實，還涉及到曆史，比如怎樣看待建國以來的詩歌，當時孫、謝持的是徹底否定的姿態，指出1949年以後，它走的是一條越來越窄的道路，毛澤東說的“古典加民歌”那一套通通被他們否定。這種否定可以說是顛履性的。所以會議鬧翻了天，爭論異常激烈，很多老詩人老評論家接受不了。

會議邀請了公木，但是公木先生卻推薦了我。

謝冕看了文章，馬上就給我來了一封信，熱情洋溢，他甚至高興地誇我說，當代的別林斯基可能要出現了。他覺得太了不得了，一個大學生能寫出這樣漂亮的文章，有別林斯基一樣的眼光和文筆。當時我急切地想去開會，馬上向學校提出申請，我帶著會議邀請找到了一位姓溫的副校長，無論我怎麽說，他都搖著那挺大的腦袋。我當時氣得發瘋，覺得怎麽這樣的人怎麽能當校長呢。的確，那一年非常可惜，否則“三個崛起”將提前相遇而不是在17年以後。

1980年末，因為要寫學年論文，我才開始動筆感覺要寫一篇真正的文章。

整個一夏天的在北京參加首屆青春詩會的詩歌經曆，使我當時強烈地感到心裏的大量感覺往外噴湧。結果一落筆便一發不可收，一口氣寫了45,000多字，這就是《崛起的詩群》。我大概是從1980年12月開始寫，放假前就完成了，用了半個多月。

我當時的寫作衝動非常強烈，也很激昂。記得最激動的細節是寫到“現代詩歌中的現實主義質疑”這一節中那段……“現實主義，不可能是人類藝術創作方法的天涯海角！現實主義不可能作為目前我國藝術創作的惟一原則。詩，尤是！”的時候，我就覺得必須得朗誦了。那個晚上我正在寢室裏寫，幾乎是一口氣寫出來。當時我跟同寢室的魏海田說，不行，我得給你念！我給他念了一段又一段……那些文字都是自發流淌出來，到了急不可耐要告訴別人的程度。一個人產生了強烈衝動以後的寫作，跟憋出來的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次，我的指導教師直接就是公木。公木先生看了文章後，對我什麽也沒說。而當初公木看過《複蘇的繆斯》後非常興奮，曾認真地親筆做過不少批改。這一次他沒有任何批改，直接給我評了個優秀。沒誇，也沒說啥。

當時我正準備畢業，準備結婚，整天收拾房子，也顧不上修改文章。畢業以後，事情變得多起來，更沒有與老師交流。文章一直扔在那。但公木先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學校科研處把《崛起的詩群》手寫稿打印出來了，這對它後來的命運非常重要。

1982年秋天，遼寧師範學院的同學寫信向我邀稿，我才忽然想起手裏還有一篇挺長的文章呢，就把《崛起的詩群》找出來，直接寄給了他們。他們如獲至寶，馬上決定在1982年第8期、第9期連續發表。他們的《新葉》是鉛印刊物，還加了編者按。文章發表後，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影響，直到它被發表在蘭州的《當代文藝思潮》上。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4

 

 

 

 

薑紅偉：當年，您創作的那首《既然》和《罪人》曾經很受讀者喜歡，能否談談這兩首詩的創作、發表過程？

徐敬亞：1979年大學二年級時，我寫過一首小詩，叫《既然》，隻有十來行。

我沒有想到這首小詩竟和我的名字終生相連。現在網上搜索，隻要我的名字一出來，首先跳出來的，不是《崛起的詩群》，而是《既然》。好像它就是我的代表作。

既然

 

既然

前，不見岸

後，也遠離了岸

既然

腳下踏著波瀾

又注定終生戀著波瀾

既然

能托起安眠的礁石

已沉入海底

既然

與彼岸尚遠

隔一海蒼天

那麽，便把一生交給海吧

交給前方沒有標出的航線！

 

 

這首詩的寫作還真有一段小背景。1979年夏秋之交，那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沒正式開展，但文學界的風聲漸緊。

當時我與全國各大學社團聯係很多。杭州大學的《揚帆》詩社和我關係不錯。大家常書信往來。一天，突然接到《揚帆》詩社社長張德強的來信。他說《揚帆》被勒令停刊了！我當時非常悲憤！立刻在紙上寫下了這首詩，紀念《揚帆》被停刊。一開始是有副標題的，後來收入《中國短詩選》的時候忘記寫了。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後來我才知道，這首小詩出名，是因為被幾家中學生課外閱讀教材選上了。老師們還給中學生出了不少的問題。我看那些問題都非常可笑，我一個也回答不了。

另一首與大學文學社團有關係的詩是《罪人》：

罪人

 

當第一聲喝問，匕首般投進人群

“罪人”——兩個字，觸目驚心！

當第一個罪人被拖出家門

無名的憤恨，咆哮著四處翻滾……

當第二塊黑牌掛上了罪人的脖頸

恐怖的陰影，無聲地爬向六故三親

當食指突然指向了第三個腦門

台下，戰戰兢兢浮動起一片家族索引

當第四個高帽又找到了主人

虔誠的孩子們，慢慢低頭思忖

每當台上增加了一個罪人

台下，就減少了一個狂歡的聲音

當會場上無數次響起揪心的審訊

人群，開始交頭接耳地議論

當台上出現了第五、第六……第一百個罪人

台上和台下，互相無聲地交換著眼神

當台上跪滿了黑壓壓的人群

罪人們，已經把手臂挽得緊緊!

每當台上增加一個罪人

台下，就出現十個叛逆的靈魂

曆史的天平……一寸一寸，被扭歪著嘴唇

一天，又一天——它，突然一個翻身！

                          1978年

 

《罪人》原發於《這一代》創刊號（全國十三所高校聯辦）。1979年秋冬，創刊號尚未印完，便接查封。負責創刊的武漢大學朋友們將已印好部分緊急搶救出刊，殘缺兩個印張，而此詩恰在殘缺的印張《不屈的星光》中。後來也沒發表過。

 

 

 

5

 

 

 

 

薑紅偉：能否談談您和《這一代》這本刊物之間發生的有關故事？

徐敬亞：自由結社似乎是人類的一個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學生文學社團幾乎遍布了全國各高校。而一旦結社，文學群落的更大聯合，幾乎必然。

各高校聯合的速度有點驚人。1979年夏，全國高校社團領袖“在北京聚會，共商大事”，消息傳到吉大——發信者是武漢大學的高伐林、張樺。

收信後，我與王小妮、呂貴品商量：決定由家居北京的趙闖同學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參會。領袖，說得偉大而輕巧。當時每月生活費才20多元。就是去當總統，也愁路費。

各大學代表合影

9月開學，趙闖帶回了會議精神，也帶回了一幅各大學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與會代表神情嚴峻，個個眺望遠方，仿佛一副開天辟地的架勢。

會議決定：由武漢大學《珞珈山》發起，由全國13所高等院校學生社團聯合創辦刊物，定名《這一代》。創刊號由武漢大學承辦。第二期由我們吉林大學承辦。發起的社團分別是：中山大學《紅豆》/中國人大《大學生》/北京大學《早晨》社/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京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武漢大學《珞珈山》/杭州大學《揚帆》詩社/杭州師院《我們》/南開大學《南開園》/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

《這一代》的征稿編輯，印刷發行，持續了1979年整個下學期。定價0.45元（含0.08元郵費）。吉大的征訂由《赤子心》代辦。

我記得，當時各係同學反應非常熱烈。我一本一本地收著現金。一共征訂了200本。而當時中文係三屆學生總數才160人。可見外係同學的比例很大。4角5分，在當時並不是個小數，恰好是一盤紅燒肉的價格。當年的窮學生拿出來的，全是節省出的吃飯錢。

創刊號目錄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欄目發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蘭亞明的詩。《赤子心》發刊辭《心之歌》也被當成詩入選。武漢朋友對吉大的抬舉，似乎肯定了我們詩社的水平，讓我們一夥人高興了很久。

其實，我們隻是沾了一點光。創刊號真正主角是武大。那裏的青年詩人更強、更猛——王家新的長詩《橋》和葉鵬《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以更顯著的位置刊發在《憤怒出詩人》欄目。這兩首詩，矛頭直指特權，發力最猛，反響最大。記得裏麵有一句詩說要開著解放牌去撞那特權轎車。

1979年秋涼時，接張樺突然通知，《這一代》出事兒了。聽說與《橋》和《轎車》兩首詩有關。後來慢慢得知，上麵指示：停辦。停印。

11月，焦急中收到張樺寄來創刊號一本。由於臨時匆忙搶救性裝訂，雜誌缺少三分之一印張。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見過的唯一一本《這一代》。

寄到吉大的200本，被有關部門封存。再無蹤影。同學們所交200本征訂費，則由中文係公款退還。

我手中僅存一本《這一代》創刊號（殘缺本）——封麵：紅黑兩色。上方：一組紅斜格線象征道路。其間：幾個黑色腳印，由近而遠。下方：仿綜藝體黑色大字“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麵有幾百字的《告讀者書》，臨時用鋼板刻寫、油印：我們怎麽對得起……怎麽對得起……最後一句意味深長：殘缺的《這一代》，絕不代表著這一代的殘缺……落款是：武漢大學《珞珈山》1979年12月。 

據說，殘缺的《這一代》創刊號，共搶救出16000本。除西北大學與吉大外，殘本創刊號在各院校均被一搶而空。

在武漢，其一夜風靡三鎮，洛陽紙貴。讀者湧入校園，逐個遊說有書同學，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結果有的人竟被說動，把發給自己的那本也賣出。

在北京、廣州、天津等大學，《這一代》也都幾小時一拋而光。在杭州大學，據說一同學擺開桌子跳將上去高喝：快來看，快來看，沒有上一代也沒有下一代的這一代呀！

聽說在南京大學，情況變得有點微妙。賣書同學擔心意外，白天沉著不動，等到天黑才如無照小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陰暗處開鬼市。沒想到這並非故作的神秘，使人們更加趨之若鶩……據張樺多年後回憶，武漢黑市價漲到每本五元，超過原價十倍多。

 

 

 

6

 

 

 

 

薑紅偉：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徐敬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詩歌熱潮，是本國本民族曆史上最罕見最熱鬧的時期。這一點已經得到世人的認可。而大學，無疑是這個熱潮中最沸騰的部分。

後人也許並不在意、而在彼時卻非同小可甚至大逆不道的是：文革後，中國的大學校園裏一夜之間湧現出了無數的民間文學社團。剛剛脫離鐵政的中國，無論個人的生命勇氣，還是單體的文學積澱，都缺少進行大規模文學活動的力量。突然的解禁，使文學結社不僅成為文學創作的必要，也成為一種具有快感的、思想解放的象征性符號。在當時的大學，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忽然聚眾習文，研討朗誦，辦刊出報……在未結社的同學眼裏，這些人仿佛忽然得到一股仙氣，什麽文采什麽水平已似乎並不重要，結社聚會本身即成為當時最時髦的時代驕子之舉。

幸運的是，這種詩歌時髦並沒有芸花一現。中國青年人五味雜陳的內心波瀾，強力地支持了這些良莠不齊的雨後春筍們。任何一次突然的社會變革之後，全社會都急需一大批新臉孔的曆史明星。因此，當八十年代大學中的第一批青年詩人出籠後，在各大學迅速形成了寫詩揚名的示範效應。隨著詩歌熱潮不間斷地滾動演進，“大學生詩人”這個詞組，從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日，一直都成為中國一個特殊的、人人皆知的社會角色。

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聖約翰大學”1879年創立，至今不過130年餘年。在此百年時段裏，還有哪一個年代的大學可與八十年代相比嗎？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史中，文人學者基本是單打獨鬥，少量的結社多數是後人追加封禪的。

百年來，中國另一次大規模的文學結社，出現在白話文發韌的二十世紀初。但那時中國的大學還太孱弱。當時主要的文學社團都是社會上的文學寫手。

因此，完全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大學詩歌熱潮，或者說大學文學社團，在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

 

薑紅偉，1966年4月21日出生，黑龍江省海倫縣人，現居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呼中區。當代著名詩歌史學家、詩歌資料收藏家。現任中國詩歌學會理事、中國第一家民辦詩歌紀念館——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館長。代表作《海子年譜》《尋找詩歌史上的失蹤者》《大學生詩歌家譜》等。即將由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詩歌年代——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七七級卷七八級卷（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