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山：揭批高崗的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

原載於《百年潮》2007年第5期，作者張秀山。

原編者按：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崗和饒漱石在財經會議和組織工作會議上及其前後的反黨分裂活動，一致通過毛澤東建議起草並修改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3月，東北局召開了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進一步揭發和批判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2007年1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張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張秀山時任東北局副書記，和高崗共事多年。本文節選了書中他講述親身經曆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的情況，略有刪節。

張秀山晚年照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後，遵照中央書記處部署，東北局召開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精神，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問題。從北京回來後，東北局常委組成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領導小組，我們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做開會準備和準備個人的檢討。羅瑞卿作為中央書記處觀察員來沈陽，參加了會議全過程。

1954年3月25日，周總理來到沈陽，隨周總理一起來的還有馬洪、安誌文。馬洪和安誌文曾在東北局工作過，周總理讓他們來幫助開好會，把有些情況說清楚。周總理的報告提綱是馬洪在火車上按照總理的談話要點幫助整理的。

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開始時，周總理傳達了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和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周總理因還要出訪，講完之後即返回北京。

周總理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主要問題，批判了高、饒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他還指出：東北解放以來，東北地區的各級黨組織（包括東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進行工作的。在抗美援朝、新區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經濟建設、增產節約等偉大運動中，雖然有缺點錯誤，但成績還是主要的。

他說：東北局過去基本執行了中央的幹部政策，不能因為高崗的問題，就說過去提拔的幹部都提錯了，也不能說過去處分的幹部都處分錯了。對於過去分配和使用幹部不適當或錯誤的，應作具體研究和具體處理。對於在高崗問題上犯了錯誤的同誌，以致犯了嚴重錯誤的同誌，都必須采取嚴肅的態度，徹底揭發和批判這些同誌的錯誤，分析錯誤的性質和根源。隻要犯了錯誤的同誌，以至犯了嚴重錯誤的同誌，能夠和高崗劃清界限，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能徹底改正就要歡迎，並要給以誠懇的幫助。在檢查和肅清高崗的影響時，必須注意區別哪些是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為，哪些是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為，區別流言蜚語、個人攻擊，和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區別破壞黨的非法活動和一般性的自由主義。

會議由林楓主持，在羅瑞卿的指導下進行。參加會議的同誌們用兩天時間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決議，討論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對高崗、饒漱石企圖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表示極大的憤慨。

之後，東北局常委對高崗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揭發和批判，對自己的缺點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評的檢查。

3月31日，林楓、我和張明遠先後在會上作檢討發言。

我在發言中，講了以下幾個問題：（1）七屆四中全會的曆史意義及對我的教育；（2）對高崗本質的認識；（3）高崗在東北的反黨活動；（4）我的檢討。

我對自己的錯誤檢討說：“過去，我和高崗一塊工作23年，雖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點，但認為他的本質是好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他盲目的信任。雖然也看到他誇張自負，但認為是一般的思想作風的缺點。雖然也和他作過鬥爭，內戰時期，因為他搞女人，開過鬥爭會，撤消了他的政治委員的職務（我當時任紅42師黨委書記）；抗戰時期，也批評過；我離開延安時也曾給他提過意見，來東北後也批評過幾次，而且在他不虛心時，我拍過桌子。但我沒有把這些問題提高到黨性及政治品質的高度來看。”

“財經會議後，高崗的有些言論，我也同意，並對東北局的一些同誌、省市的同誌，以及中南、西北局的個別同誌談過對少奇的意見。既有會議上的發言和當麵談話，也有背後議論。談過蘇區白區黨的正確路線代表問題，議論過安子文提的政治局名單“有薄無林”問題，毛主席批評譚震林講的“三權”問題，少奇同誌掌握政策不穩等。這是妨害黨的團結的錯誤行為，是嚴重的自由主義。”

“過去，我對安子文同誌的印象還好，以後由於看到他在使用幹部上有缺點，財經會議後，又聽到傳言說他有圈子，聽說他提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有薄無林’，我發過義憤。因此，我對他有了意見。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時，我在會議上講了話。”

“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這些意見，都是和毛主席交換過看法的，得到他的同意。少奇同誌也是要我來講的，並且是安子文請我到組織工作會議上，給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提意見的，在大會發言時，少奇、子文同誌也在場。發言結束後，少奇同誌對我作了明確表態。意見講完了，事情也就過去了。”“但我沒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找少奇同誌說，這是錯誤的。”

關於我到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經過，郭峰在會上講得很清楚，會後郭峰還寫了我到組織工作會議發言的詳細情況。

有些同誌認為，我的“檢討”是符合實際的，符合我的個性，對黨是實事求是、負責任的；對高崗的問題沒有護短，也沒有誇張。因為高崗的主要問題是發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後，東北局的同誌並不清楚，這是事實。

會上對東北局工作中的問題、東北局領導存在的問題，發生了爭論。對於涉及到一些原則性問題和有關同誌的問題，我在發言中作了說明和解釋。

一是對東北局執行的路線。有的同誌說高崗在東北有一條錯誤路線。我說：“事實上，那時東北局執行的路線都是黨中央、毛主席製定的路線。高崗在東北並沒有提出自己的一條政治路線，也沒有說過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在高崗到中央工作後，按中央規定，東北局每兩個月都向中央作一次書麵工作匯報。有重大問題時，隨時向中央請示報告。這些報告和匯報都是由專人或東北局政策研究室起草，經東北局常委會討論通過，由林楓和我審批後報給中央的。

二是對幹部政策。我說：“幾年來，東北局執行的是中央的幹部政策。”東北局組織部與中央組織部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隻要中央提出如四野南下要幹部、為中央政府組建配備幹部、抗美援朝後勤工作需要幹部，東北局是毫無保留的、挑選優秀的、有能力的幹部去。他們在各自崗位上負起了重任。同樣，東北局缺幹部，如需吉林省委書記、東北地區68項重點工程需要的幹部，也報請中央批準和委派。如果是宗派還能向中央報告嗎？這一點不存在派別性。

當然，“我自己思想上的片麵性和宗派情緒，對某些同誌看得優點多一些，對某些同誌看得缺點多，對青年幹部教育不夠，對犯錯誤和有毛病的同誌幫助不夠，對個別幹部的工作分配不當。過去我擔任東北局的組織部長，後來雖不擔任組織部長了，但東北局分工我仍管組織工作，因此，東北局幹部政策上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我負責”。

對有些同誌的工作安排，受高崗的影響，我們在看法上“有錯誤”，但“在使用上是沒有受影響的”；在執行紀律方麵“有畸輕畸重的現象，有些是由於我了解情況不全麵，處理問題發生了偏差”。“對有些幹部的提拔、調動、處分不對的，則是屬於一般性的錯誤，如‘三反’中的問題，不屬於宗派性的錯誤”。

當有人指責東北局組織部門提拔青年幹部是配合高崗搞宗派時，我嚴肅地表示：“馬洪作為東北局委員是東北局討論通過的，但我是要負責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幹部，凡是提錯的，我負責任。這些青年同誌自己不負責任，這些同誌自己不要背包袱。”“至於各省市和各部門的領導幹部，是黨的領導幹部。他們過去擁護高崗，服從高崗的領導，因為高崗是東北局的書記。大家隻能服從組織，盲目信任。這些同誌並不是高崗的宗派。”

在開領導小組會期間，我對他們的一些過激的做法提出意見，我給林楓打電話說：“不能這樣的追問，不能和過去延安審幹一樣，把青年幹部逼成特務。”他們認為我這是對抗。

三是關於東北局的領導。在高崗問題出現之前，針對有人說東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說法，劉少奇曾對陳伯村（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說：東北局的幹部是中央調配的，而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說清楚。實際上，在中央的安排下，東北局的領導來自不同地區，戰爭年代從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區搞地下工作的，有從事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的，有創建革命根據地，搞武裝鬥爭的。為東北的經濟恢複和建設，為抗美援朝勝利，“我們是互相尊重的”，各盡其責，並不是為高崗個人工作。

會議開始還是檢查各自的問題，查找思想根源，但是，後來重點就轉移到批判我、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等人身上，批判和指責我們與高崗一起搞反黨中央的宗派活動。有人說：高崗離開東北後，他們實際上仍然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致使林楓難以行使職權。

我說：“我與林楓同誌沒有什麽個人成見”，隻是“接近很少，談心不夠，互相批評也很少”。高崗調中央工作後，林楓代理書記，東北局的任何重大問題，給中央的報告都是經林楓的，兩人的“關係有了改進，遇事商量請示，內部團結是不斷增強的”。而林楓在會議發言中則說：“高崗離開東北局以後，東北局某些負責同誌，仍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進行反黨中央的宗派活動，這種嚴重情況，我和東北局一部分同誌也沒察覺。”

在會議期間，羅瑞卿與我談話說：你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言是反對劉少奇的，反對劉少奇就是反黨。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我說：在黨的會議上，對黨的工作，對黨的負責人當麵提出批評意見不是反黨。“我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無限信任是毫無疑問的，因此不能說。我反對少奇同誌（提意見）和其他同誌（給安子文提意見）就是反黨”。為此我們發生了爭論。

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麽目的？我聽後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

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之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布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誌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

羅瑞卿聽後沒有再說什麽。但是從以後的情況看，這件事顯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麽會給我加上“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誌”的罪名。

東北軍區的周桓，過去與高崗關係很密切。在這次高幹會上，他卻把我、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五個人說成是高崗的“五虎上將”。周桓講這個話，在東北工作過的高級幹部一聽就明白他說的目的。東北解放戰爭初期，由於東北局領導對東北的工作方針、策略有爭議，在1948年東北局高幹會議上，東北局領導成員曾批評過林楓和其他同誌搞“宗派”，說他們是“桃園三結義”。這次他們就把我們說成了“五虎上將”。

1979年，在經“文化大革命”之難後，周桓住在中組部招待所。他病臥在床，我去看他時，他含著淚說：“秀山，是我那個話把你們害了，我對不起你們啊！”這是後話。

他的講話被收到會議簡報裏，毛主席看後，在1955年會議的講話中就借用了。於是，“五虎上將”的帽子就戴到了我們五個人的頭上。

說到高崗在東北局搞宗派，有一個“五虎上將”，這不是事實，我們與高崗之間都是工作關係。隻是我在曆史上與高崗有著長期的工作關係。張明遠是冀東的老同誌，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東北與高崗沒有什麽聯係，無非是多幹了些工作。馬洪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年輕同誌，1952年時，就隨著高崗調國家計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趙德尊二人，是在高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調到東北局來的。趙德尊是由黑龍江省委書記調到東北局任農村工作部部長。郭峰是遼西省委書記調到東北局，開始還是組織部副部長。當時他們都是較為年輕、有能力的幹部，作為培養對象調來，而且由一個省委書記調到東北局當一個部長，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調動。這種人事調動安排，從各方麵看，也是適當的。當初高崗說過他們是年輕優秀的幹部，這也是事實。但是批判高崗時，也就因為這些，就把他們打成“五虎將”。這種搞法顯然不實事求是。

林楓在4月24日的總結發言中說：“東北局對於高崗問題是負有嚴重責任的。我和東北局一部分同誌，對於高崗反黨反中央的罪惡活動，喪失了嗅覺，沒有能夠識破高崗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的麵貌。對於他反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流言蜚語，高崗的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及其極惡劣地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的領導作風，失掉了原則立場，既沒有進行批評和抵製，又沒有向中央反映。”這說明對高崗問題的“失察”是整個東北局的重大錯誤；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高崗的問題主要是發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後。

會議開到這樣的程度，我別無選擇，出於參加革命26年來受到的教育，我隻能服從集體決定，隻得違心地、萬般痛苦地說：“我對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無限信任是毫無問題的。經過同誌們的分析和批判，使我認識到，少奇同誌是中央的領導，是毛主席的親密助手，我反對少奇同誌就是反黨中央。”

4月中旬，林楓、羅瑞卿到北京向中央作匯報說：“高崗在東北地區已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反黨宗派”，“東北局內的若幹成員和它的主要領導成員中的若幹人，例如張秀山、張明遠同誌等參加了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小集團”。這個集團的活動綱領或口號就是：“東北特殊”、“東北先進”、“東北一貫正確”。

在我第二次檢討的第二天，也就是1954年4月24日，羅瑞卿在大會上作總結發言。他講道：“高崗分裂黨，在黨內煽動和組織宗派，陰謀奪取中央權力的罪惡活動，是長期的，有計劃的呢？大家知道，高崗的這種活動最早是在1949年就開始了的。”而毛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他們的”。

羅瑞卿在總結中還說：“或許有人出來要說：‘反黨反中央大概是有的，獨立王國大概也是有的，但那是高崗個人的事。沒有什麽反黨宗派，沒有什麽反黨小集團……’請問高崗一個人能夠搞起一個獨立王國麽？”他還說：請問有那麽若幹人“按高崗所製定並為若幹人同意了的反黨政綱到處進行反黨宣傳，這樣一些人不叫做反黨宗派亦即反黨小集團，那麽又應叫什麽呢？”

之後，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通過了《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和《東北地區的高級幹部會議向中央的建議》。

1954年5月4日，在中央批發的文件中這樣寫道：“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和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關於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五同誌現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黨內職務向中央的建議，已經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會議批準。”

楊尚昆在《回憶高饒事件》中寫道：“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於1953年，揭露於1954年初，到1955年處理完畢。”可見對這一事件的處理耗時之長。

但是對我們“反黨反中央問題”的處理又是十分快速的。從4月23日，我作第二次檢討，到4月24日，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通過撤銷我們五人職務的建議，再到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東北地區高幹會議決議，撤銷我們的職務，僅僅五天。這之中，對我們五個人的處分結論，沒有具體事實，沒有組織審查，沒有組織談話，沒有聽我們的申述，隻有東北局的一個報告。即：

東北局轉報中央：

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鑒於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等同誌均積極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十分嚴重，特建議中央撤銷他們現在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黨內職務。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

會後，中共中央改組了東北局，由林楓擔任東北局書記。我受到撤職處理，由原來行政四級降為八級，下放到盤山農場當副場長。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等人也被下到工廠或基層單位。東北各省、市的主要領導幹部幾乎全部被撤換，有的降級，有的降級下放，有的長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個常委全部撤職，市委書記華明是大學生，在陝甘寧邊區建設廳當過工程師，年輕、有能力，隻因他曾給高崗當過秘書，被逼自殺（未遂，“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黑龍江省省長李常青被撤職下放，死在鄉間。原遼西省委代書記兼省長楊易辰，降職到黑龍江省任副省長，20世紀80年代調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在其檔案中還夾有與高崗有牽連的材料。大連市委副書記陳伯村也受到降職處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