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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學舊事(ZT)

(2019-05-01 08:42:15) 下一個

作者:好狗笨笨

郭沫若的某個兒子應該也上過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係郭沫若所題,應該跟“實驗二小”一樣,是去開家長會的時候應校方之請當場揮毫。

編號在五十以上就鐵定是“普通中學”了

一九六六年的時候,狹義北京市城郊(不包括遠郊區縣)的中學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分成幾類。

根據校名的特點,可以分為“編號”、“地名”、“附中”三類。

編號校名從北京市第一中學開始,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直到一百多。

以地名命名的有翠微中學、新街口中學、日壇中學、月壇中學、呼家樓中學、玉淵潭中學,等等。

附中是大學附屬中學的簡稱,如北大附中、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八大學院”也都有附中。顧名思義,師範大學既然是培養師資的地方,附中也就有三個之多,分別為一附中(建於1901年,原名師大附中)、女附中(建於1917年)、二附中(建於1953年)。

此外還有一些從名稱上不顯示是小學還是中學的,都叫做“學校”,如景山學校、育才學校、育英學校、八一學校、十一學校、外國語學校……等。其中景山學校試行十年一貫製,育才學校是小學和初中部的結合,其他情況不詳。

從生源的性別來看,可以分為“合校”和“分校”兩類。

以所在地命名的、“學校”和附中,都是男女合校(師大女附中是例外)。

分校都是編號的(但並非所有編號都是分校)。從第一到十三,有男校、女校各一。一中是男校,另有女一中。二中是男校,另有女二中……餘依此類推。再往上數,二十五中、二十六中、三十一中、三十五中、四十一中等也是男校,但沒有相應的女校。就我所知,男校是北京特有的奇觀,上海、西安等大城市有少數女校,都沒有男校,而北京居然有二三十所之多。

人們口頭上常說“男三”、“男四”,但這些學校的正式名稱都不帶“男”字。而女校的正式名稱都是“第X女子中學”,在校門口掛的牌子和校徽,以及錄取通知書和畢業證書上都有。簡稱“女三”、“女四”。還有順口溜:“女X土,女Y洋(或狂),女Z都是大流氓。”此處用XYZ,並非為避免得罪這些學校的校友,實在是有不同版本。我一直沒鬧明白,Z怎麽落下的“大流氓”的名兒,還“都是”,代入幾個實數好像都不對。

從教學質量來看,一般來說,編號在十五以內的男校和女校都是重點中學(25、26、31、101例外,前三者是教會學校轉的“插班生”,101自延安遷來,取“一百零一分的超級好成績”之意,嚴格說不是編號),每年根據各項指標進行評選的結果,在市重點與區重點之間浮動。

師大女附中始終保持市重點不變。該校出了南轅北轍的兩位校友,一位是涉嫌卷入打老師的宋彬彬/宋要武/宋岩博士,另一位是將“打老師”列為研究項目的王友琴博士。

北京四中老照片

最好的男校四中也出了天上地下的兩位校友。一位是“永遠健康”的副統帥公子,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同誌,“五七一工程紀要”就attributed to him,是否有抄襲剽竊,需要請方舟子來研判。還有一位平民出身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印紅標教授。他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調查采訪文革重要當事人,到九十年代中期僅錄音帶就積累了滿滿一書架,研究成果無處發表,仍然奮進不止。也許正因為發表不易,印紅標不那麽出名,在這裏提一下,略表敬意。

四中出的其他名人還有“聯動”的前身(之一)“西糾”的頭頭孔丹。“西糾”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縮寫,後與“東糾”、“海糾”等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孔丹在文革後考進社科院當研究生,他的碩士論文“曆史唯物主義的什麽什麽”,總之非常乏味,根本提不起閱讀的興趣。名記者範長江的兒子範東生也是四中出身,子承父業考入北大新聞係,前些年赴紐約擔任《僑報》社長兼主編。

郭沫若的某個兒子應該也上過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係郭沫若所題,應該跟“實驗二小”一樣,是去開家長會的時候應校方之請當場揮毫。但這位郭公子似乎不是郭世英,他跟(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先生,以及孫經武、葉蓉青等X社成員都是一零一中的。

編號在五十以上就鐵定是“普通中學”了。五十六中某女生,不太願意跟人說,就是“嫌號碼大”。還有九十八中,“九十八”合起來正好是一個“雜”字,據說校風欠佳,名實相符。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一零一中是著名重點學校,而編號在五十以內的三十八中卻是“分配學校”,即供所報誌願全部落空的學生上的學校。

“清華附中還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紅衛兵’的命名者張承誌。”

1965年,清華附中師生集體編創的歌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在清華大學大禮堂上演。 (

上麵是僅就編號學校範圍以內說的,考慮到附中們,事情就有些複雜。

附中們看不起號碼,不論大小一概叫做“城裏”,意思是“小市民紮堆的地方,好不了”。一零一中在郊外,所以沒有被罵進去。清華附中校友章立凡先生的“紅八月”回憶中提到“城裏”的時候就多少有點不客氣。順便說一句,清華附中還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主要執筆人,“紅衛兵”的命名者張承誌。此人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忽然信教”,高度認同伊斯蘭教的哲合忍耶派,被譏為“紅衛兵式的穆斯林”。

而“小號”們也看不起附中,因為後者的錄取分數線偏低。隔了遙遠的時空距離來看,“小號”們有充分的理由嫉妒附中。

首先,號碼越小的學校建得越早,校舍多是“廢物利用”,王府寺廟之類改建的。教室還算寬敞,室外空間卻大受限製,勉強找出一片能兼作籃排球場的空地就不錯了。其結果不僅排除了足球,也相應的排除了田徑。試想,若是鉛球“飛入尋常百姓家”,其結果絕不會如“王謝堂前燕”的風雅。再如中長跑,在“城裏”隻能繞著校園跑,如果牆外是清淨的胡同而不是行人如織、車流不斷的馬路的話。當然,這些王府寺廟改建的學校也可以美其名曰“雕梁畫棟,曲徑通幽,蒼鬆翠柏,花影扶疏”。

其次,因為沾了大學的光,附中的經費充足,有條件置辦管弦樂器(西樂)。人大附中就以管弦樂隊而著名。“城裏”文藝活動隻能在唱歌跳舞之類上做文章,音樂老師鋼琴伴奏,出現了有音樂才能的學生也隻得送到少年宮或者廣播電台代為培養,本校無能為力。這方麵十三中又是例外,其軍(管)樂隊比較像樣,沒有弦樂。“例外檢驗通例”,十三中的前身是——輔仁大學男附中(女六中原是輔仁女附中),鬧半天還是沾了大學的光!

再次,附中可以住校,招生不受居住距離限製;而“城裏”都是走讀(女附中例外,有部分住校),隻能在維持分數線的條件下就近錄取。

入學的門檻挺高,進去就連吃三個啞巴虧,還讓附中們看不起,您說“小號”們能不氣嗎?隻好撅著嘴說附中分數線低,“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或者“小腦發達”。

至於以地名命名的學校,則在諸如此類的抬杠中瀟灑地置身事外,保持著意味深長的沉默,也許,根本置若罔聞。

“如果你現在到網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當然不會出現”

俗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用文詞兒說,則是:“天子腳下,冠蓋如雲。”如果你聽到北京人脫口而出,“我的鄰居XXX”(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下同),“我的同事XXX”,那麽多半不是吹牛而是實情。“我的同學XXX”也一樣。不過最好不要反問說話人是不是高幹子弟。因為,流行觀念有些籠統,高幹子弟多的學校不一定是排他的特權學校。

如果你現在到網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當然不會出現,但是有薄熙來(薄一波之子)、劉源(劉少奇之子)、陳元(陳雲之子)、陳昊蘇(陳毅之子)、喬宗淮(喬冠華之子)等。曾就讀師大女附中的除了上麵說的宋彬彬(宋任窮之女),還有朱敏(朱德之女)、李訥(毛澤東之女)、林曉霖(林彪之女)、劉婷婷(劉少奇之女)、鄧榕(鄧小平之女)等。不那麽“知名”的高幹子弟更是不計其數。

但是不要誤會。第一,大人物的子女不限於這兩所中學,像陳昊蘇的弟弟陳小魯就是八中的,劉婷婷的姐姐劉平平則是師大一附中的。第二,這兩所中學並不是排他的幹部子弟學校,而是跟其他編號、附中、地名一樣,麵向社會招生的。父母有各式各樣的“曆史問題”,家中有“海外關係”,“社會關係複雜”者,都有因分數過線而錄取的。後來大字報上揭發出來的大人物將子女塞進好學校,或者學校方麵迫於權勢不敢不“照顧”的,隻有兩件事。一是劉婷婷錯了兩道題還被師大女附中錄取。這裏需要解釋一下。當年中學考語文和算術兩門,而上點檔次的學校錄取線都在190分,甚至195分以上,師大女附中好像是198分。這意味著算術是根本不能錯的,留下語文,在作文裏雞蛋裏挑骨頭扣掉一分兩分。當年的“行情”如此,錯兩道題連區重點也沒門,隻能上“普通學校”了。另一件是賀龍送給蔣南翔一杆獵槍,把賀鵬飛塞進清華。不過那是大學,嚴格限於中學的話隻有劉少奇的女兒一“案”。

“文革”初期,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說明後者基本上做到了。劉婷婷進師大女附中在1965年,應該是首開“照顧”的口子,因為她的姐姐劉平平三年前就因為兩分之差未能錄取,進了師大一附中。1967年1月清華紅衛兵造反派,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智擒王光美”,就是通過擺布她,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他們先到一附中找到劉平平,大講“跟父母劃清界限”的革命道理,把她穩住。然後給王光美打電話,謊稱劉平平被汽車壓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台都準備好了,要她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王光美不知有詐,急忙趕到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被等候在那裏的清華紅衛兵抓獲,押上敞篷大卡車馳往清華批鬥。後來在周恩來的幹預下作罷。

上麵所說的高幹子女大部分是從實驗二小畢業的,那是高幹子弟更加集中的地方,但也並非一點“沙子”沒有。據說,當年不願意搞得純而又純,麵向社會招生又無法解釋那些大人物的子女並非“就近”錄取,折中的解決辦法就是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可以“陪太子讀書”。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劉婷婷在工廠工作了將近十年後考進大學(again分數不夠,照顧進去的),當時劉少奇的“問題”尚未“解決”,她就隱名埋姓開始了大學生活。同學們明知她的真實身份也都不點破。不料,一日在食堂迎麵撞上了實驗二小黨支部書記的兒子,時隔多年彼此都還認得。沉吟少頃,她開口說:“你知道我是誰嗎?”書記的兒子說:“知道。”“那麽希望你不要說。”她說。“我不說。”書記的兒子信守諾言,直到畢業都沒有跟任何同學提起這段對話。

“文革開始後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在學生中分‘紅五類’與‘狗崽子’,根據出身分派別等,在中學遠比大學鬧得歡。”

扯遠了,回來說中學。我所在的班級有55名學生,其中出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的約有20名,地主1名,資本家2名,小業主2-3名,舊軍人(國軍起義人員)1名,民主人士1名(其父是非黨副部長,入學時已去世),工人和城市貧民5-7名,剩下的都是“職員”。後來turned out,至少4人的父母被劃過右派。在這樣一個班級裏,並沒有製度性出身歧視。兩位資本家出身的同學之一大大咧咧,迷迷瞪瞪,經常上課睡覺,根本不是當幹部的料,而另一位作風嚴謹者則被班主任指定為班長。其他班幹部、隊幹部、學生會、各科代表也是什麽出身的都有。以上說的都是個案,從“麵”上來說,盡管早在1962年就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升學上“貫徹階級路線”還是卡在大學一關,對中學生還網開一麵。遇羅克就能上到高中畢業並參加高考(1959),盡管成績優秀還是落榜,隻能進工廠當工人。還有文革前上山下鄉的“老知青”也多是高中畢業,因政審不合格落榜的。文革開始後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在學生中分“紅五類”與“狗崽子”,根據出身分派別等,在中學遠比大學鬧得歡,也從反麵說明中學生的出身“雜”,“好”與“不好”勢均力敵。大學生已經近乎“清一色”,出身上沒什麽文章好做了,“造反vs.保皇”主要是工人貧下中農出身與幹部子弟之間的事情。

避免“純而又純”的方針,還是明智的。在受“照顧”的一邊來說,多少也接觸點群眾,感受到來自智力和操行方麵的挑戰,培養自知之明。在“沙子”一邊,從小在頂級高幹子女堆裏“混”,有利於養成泰然平和的健康心態,“你特權你的,我該幹什麽還幹什麽”,還暗暗憋著一口氣,“我要幹得比你好!”——直到“血統論”把個人奮鬥的道路徹底堵死為止。此是後話。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八一”、“十一”等軍隊子弟學校。純而又純的結果是內部繼續分三六九等。

我很小的時候,一天跟著大人乘公共汽車,旁邊有幾個比我大些的男孩子,一個說:“我爸爸是上尉!”另一個說:“我爸爸是少校!”第三個說:“我爸爸是中校!”……

後來在各種不同場合碰上過幾位這樣的人士,其中半數表現出超強的等級意識,繼續其未完成的“比爸爸”事業,“她爸爸撐死了是個中校,狂什麽狂?”“他爸爸不過是個新貴而已!”“我爸爸提拔得慢。”……難怪那些按照規定可以把孩子送進所屬部隊子弟學校的司機、炊事員等,多選擇放棄,或者淺嚐輒止,很快就給孩子辦理轉學手續。這種氣氛確實不利於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不僅如此,他們還把等級觀念擴大到工資、學曆、職稱等等等等方麵去,處在永遠的“比”之中,聽的人已經煩了,說的人還不覺得累。那些“地方”幹部子弟,至少沒這麽說話。忽然想到,一度蔚然成風的“攀比”,未必是源遠流長的“國民劣根性”,卻不過是“全國學解放軍”的後遺症而已。

“別的國家需要奮鬥多年的co-ed (男女同校),通過大躍進而實現,自然會留下後遺症。”

有人可能會對俺的“小號獨奏”表示懷疑。也難怪。如今附中們神氣活現就不用說了,一六一、一六五、一六六、一四零……號碼可謂大到了家,還有東直門中學,明明是地名,升學率也挺高的麽。

毛病就出在一九六八年。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鬧了兩年多,“該”寫的大字報已經寫完了,“該”打的人也都打了,“該”抄的家也抄了,再鬧不出新鮮名堂,幾次“複課鬧革命”都虎頭蛇尾。頭一年已經有中學生自願報名去內蒙插隊,看樣子剩下的人出路也大同小異,人心惶惶,跟沒頭的蒼蠅似的到處遊山玩水,告訴說是“以後就看不見了”,要攝影留念。初高中學生已經停在原有的年級兩年。(“老三屆”就是這麽來的,大學生叫“老五屆”,道理一樣。)在全體學生留級蹲班的“史無前例”景況中,不知哪一級的革委會忽然想起來已經兩年沒招生,該招生了。

可這生怎麽個招法呢?“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和“五分加綿羊”,都被批倒批臭,考試本身也有“把學生當敵人”的嫌疑,“師道尊嚴”掃地已盡,誰也不敢提這個茬。得,幹脆就近入學吧。也就是說,所有的學校統一分片包幹,適齡學童統統招收進來。

別的國家需要奮鬥多年的co-edu (男女同校),通過大躍進而實現,自然會留下後遺症。男校還好說,前麵說了,實際上男校名稱不帶“男”字,就叫“北京第X中學”,突然湧進來一群小姑娘,不過是實至名歸而已。女校的笑話就鬧大了,牌子一時半會兒換不了,成群結隊的禿小子已經開始進進出出,還有不厚道的人在一邊“嗷嗷”的起哄。取消分校的尷尬沒有隨著換牌子而消失,其後遺症至今若隱若現。一些大老爺們說起中學學曆,見聽者茫然,還要補充一句,“就是原來的女X中”。當年歌星成方圓出名以後,就有老十三中畢業生哭笑不得地說,“她是俺們學校畢業的”。現在以“《論語》心得”推銷“心靈雞湯”名揚四海的於丹教授也赫然列在陳景潤、陳昊蘇、薄熙來等人之後(四中)。然而合校的曆史畢竟還不如分校長,這萬綠叢中的幾點紅也就讓老幫子們大笑不止。此是後話。

男生進出“女X中”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知是哪一級的革委會就召集各校商量改名。改成什麽呢?地名也不知道哪個是“四舊”,哪個不是,“四新”也未必“立”得住,回頭哪天風向一變還得再改,保險起見還是編號吧。可女校的編號跟男校是重疊的,已經讓(前)男校占了,這些(前)女校就全給甩到原有的一百多號之後去了。上麵說的一六一、一五九、一四零、一五六,一六五、一六六,分別是原來的女一、女三、女五、女六、女十一、女十二中(其前身是林徽因和冰心就讀的貝滿女中),不知怎麽的一零九和一二五空缺,讓女七和女十三中占了。女附中給甩到一六二。東直門沒被當作“四舊”破掉,讓女二中就近占了……

“大號歧視”和“地名歧視”,到此完全喪失了依據。

但是就近錄取對附中們也是一樣的,仍然不能解釋有些前“小號”為何從此一蹶不振。

就近錄取的一個效果,就是附近居民的構成上升為決定教學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學校半癱瘓條件下,孩子的學習成績與父母文化程度“呈正相關”。我們通過王朔的小說知道,北京“文化”可以分為“大院”和“胡同”兩大類。廣義的“大院”除了國家機關和軍隊之外,還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因此,“大院”的文化水平統計上高於“胡同”。離附中最近的當然是本校教職員工的孩子,周圍農村的孩子也進來一些,畢竟不多。原來有分數線卡著,遠處的好生進不來,近處的差生也擋在門外。分數線一旦沒了,“小號”們不僅在物理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陷入了“胡同”的汪洋大海。十三中知名校友,“班主任”劉心武曾多次對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學生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說,恢複高考以後進入大學的為什麽多是些幹部高知子弟?一樣插隊,一樣隻許帶一隻箱子,這些人箱子裏裝滿了書,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堅持看書。小市民呢?什麽日用品都帶上,也想不起來帶書。“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還真坐實了,隻不過“龍鳳”和“老鼠”的區別在政治條件之上又疊加了一個文化程度。套用新世紀的語言,叫做“貧富的世代傳遞”。

還有一個因素是師資。前“小號”們原來還有師資撐著,到了1970年代末,原有教師差不多都已經或行將退休。本來工農兵學員師範生畢業後,可以在“青”與“黃”之間“接”一下,又橫生枝節,說是中學教員男的不好找對象,盡量分配女的去!這下子提醒了女師範畢業生,中學教員的社會地位已經降到連對象都不好找的程度了,男生不幹,咱也別幹了,已經分配到中學的都想方設法調工作,呼啦啦又走掉好多。

可也有人不認這個邪,打破頭往中學裏擠,那就是——附中們。雖說是,“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其實不管是理工科還是綜合性大學都被一輪接一輪的“抓ABC”、“清XYZ”、下幹校、內遷……弄得七零八落。現在撥亂反正,各大學教職員工歸隊,隨之提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大學方麵能力有限,隻能允諾將配偶就近安排到附中。許多配偶,不管原來是教大學的還是做科研的,為了北京戶口紛紛到附中任教,大幅度提高了師資水平。原來人大附中就是管弦樂隊出名,教學質量平平,文革結束後一躍而成為重點的重點,就是來自這樣的背景。其他附中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北京中學的“舊事”,到一九七八年也結束了。後來發生的情況如果對不上號,本人概不負責。

本文來源:百度“笨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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