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四方麵軍北上之謎

張浩國際代表身份是一個精心策劃、長期隱瞞的神話，這個神話改變了一代人和一個國家的命運。

引言

1942年3月6日，張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病逝。逝者備受殊榮，由毛*澤*東提議，延安政治局委員輪流守靈三天。3月9日，張浩下葬。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人將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嶺上。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給戰友執紼抬棺。之後，毛還為張浩題寫了“張浩同誌之墓”的墓碑。

張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1922年入黨，長期從事職工運動，1933年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1935年11月回國，隨即參與中央政治局工作，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同張國燾電報往來，最後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帶兵北上。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129師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1942年病逝。

張浩1935年7月離開莫斯科時，一、四方麵軍還沒有分裂，回國後由於電訊不通，張浩和陝北中央一樣，也斷了同國際的聯係。如果說張國燾在四川另立的中央沒經過國際批準，屬於“非法”，毛等人在遵義另立的中央同樣沒經過國際批準。事實上，自1934年7月紅軍長征前夕上海中央局電台被破壞後，中*共就同國際斷了聯係，重新恢複電台通訊，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張浩所有代表國際發布的意見、指令，都屬盜用名義，假傳聖旨。

張浩國際代表身份是一個精心策劃、長期隱瞞的神話，這個神話改變了一代人和一個國家的命運。

一、張國燾另立中央

事情的起源是張國燾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卓木碉召開紅軍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中央。兩個月後，12月5日，張國燾致電毛*澤*東：

“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布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

“乙、你們應稱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丙、一、四兩方麵軍名義已取消。

“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報來，以便批準。”

張國燾卓木碉另立中央，沒有受到多數人反對。據張國燾回憶，會議有三千人參加。會上首先發言的是原屬一方麵軍的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羅“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麵軍的同誌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繼羅發言之後，李卓然、何長工登台。據宋侃夫回憶：“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麵軍的幹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麽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特別是何長工勁頭很大，大喊口號：“打倒毛*澤*東！”多年後，毛*澤*東在北京見到何長工，說：“草地上那點事我早忘了。”何心領神會，繼續謙虛謹慎。

中*共*黨史對卓木碉會議諱莫如深，因為它涉及太多人的難言之隱。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草地會師後，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製張國燾和他的八萬部隊，卻不料事與願違，丟掉三分之一的部隊，還賠上了老搭檔朱德。毛張草地分裂，是一場七千對八萬的對決，毛失去的，不僅是軍隊，更是人心。

中央不辭而別，單獨北上，被拋棄的幾百名傷兵（他們隨即被馬家軍全部殺害）會怎樣想？原一方麵軍五、九軍團的三千士兵會怎麽想？留在左路軍的一方麵軍高級指揮員會怎麽想？四方麵軍八萬官兵又會怎麽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問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澤*東必須同張國燾放手一搏。

二、張浩的三封電報

利用張浩，假傳共產國際指示，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豪賭。輸了，身敗名裂，不齒於天下；贏了，統一紅軍，執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張浩給張國燾發了第一封電報。作為試探，張浩表示讚同張國燾召開中*共七大的提議，建議把一、四方麵軍的分歧交國際或七大裁決。在這封電報中，張浩沒有貿然代表國際發言，而是以個人身份與張國燾溝通：“我現時隻有兩點意見，望兄注意。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銳；”第二，國際認為“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複！”為配合張浩，毛*澤*東1936年1月1日致電朱德：“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係，對國際亦有發生聯係，（皆不實——筆者注）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準，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平心而論，張浩這封電報立論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國際或中*共七大裁決——不失為解決兩軍分歧的一種辦法。也許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張國燾接受了張浩的建議，在次年1月6日的複電中表示：“黨中央（指張國燾的第二中央——筆者注）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得知張國燾態度， 1936年1月16日，在毛*澤*東授意下，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假傳聖旨，給張國燾發出第二封電報，全文如下：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我已會過毛*澤*東同誌，詢問一、四方麵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

你敢自稱“中央”，我就敢自稱“國際”。政治鬥爭到了這個份上，已無原則可言，遑論正確。

從任何意義上說，這封電報都逾越了黨內鬥爭的底線。國際沒有派張浩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因為國際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麵軍有問題。張浩不是國際代表，他隻是一個信使，負責恢複國際與中*共的電訊聯係。潘漢年1936年8月到延安後，曾告訴張聞天，“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後，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國際是上帝。冒充上帝假傳聖旨，這種事隻有楊秀清之流能做。問題是，楊秀清代上帝發旨是為了自己，張浩又為了誰？

官方說法是，為了統一紅軍。可紅軍由此受益了嗎？張國燾被迫北上，時刻擔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澤*東待在一塊，於是驅兵西進，企圖打通國際路線，結果祁連兵敗，全軍覆沒。細究西路軍兵敗原因，毛*澤*東有責任，張國燾有責任，難道張浩冒充國際代表、假傳聖旨就沒有責任？

1936年1月20日，張國燾發電質疑張浩：“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直告？”

無法回答張國燾的質疑，張浩一不做，二不休，於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電張國燾、朱德：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裏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此時的張浩已是孤注一擲，不顧後果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國際根本不知道陝北中央的政治路線，怎麽同意？“中央紅軍的萬裏長征是勝利了。”一方麵軍到陝北時人數不足四千，如果這算勝利，四方麵軍的八萬官兵算什麽？“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這也就是說，直屬張浩；而張浩又屬於誰？直屬毛*澤*東。

毛*澤*東戰勝張國燾，靠的不是黨，也不是槍；他靠的是電報。曆史劇《長征》中有這樣一個鏡頭，毛和剛回國的張浩散步，說：“有些事是可以追認的”。筆者推測，毛說服張浩假冒“國際代表”時，一定用了“先斬後奏”、“事急從權”之類的說辭，而張浩也做過最壞的打算：事若敗露，個人負全部責任。以上三封“假傳聖旨”的電報，皆由張浩一人簽名。毛*澤*東、張聞天等人並未聯署。以後雙方所有往來電報，也一律把張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時的張浩，儼然已是一個“太上皇”，受共產國際委派，“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

三、願意當孫子，就要認孫子的命

張國燾不怕毛*澤*東，但他怕國際。願意當孫子，就要認孫子的命。在無序狀態下，政治在中國是一場流氓比賽——底線越低，勝算越高。項羽的底線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親，劉邦越過這一底線，輕而易舉戰勝項羽。張國燾的底線是國際不可冒犯，毛*澤*東跨越底線，讓張浩假冒國際代表發令，迫使張國燾向陝北輸誠。

其實，四方麵軍不乏與國際關係密切的人，即使國際沒人來，他們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張國燾沒有這樣做，而是服從張浩傳達的國際“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張浩隻是毛*澤*東的木偶；沒有什麽國際代表，自始至終，他都是在同毛談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國際”態度後，自陳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員們紛紛倒戈，與張劃清界限。與此同時，目睹毛、張鬥法，以張聞天為首的陝北國際派對毛五體投地，心悅誠服，真正領教了什麽叫中國政治。這種政治是他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永遠學不到的。至此，未來已無懸念：中國革命的領袖，非毛*澤*東莫屬！

張國燾怕國際，毛*澤*東不怕。毛沒見過斯大林，但他比張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歡強人：要取得國際的支持，必須控製紅軍。至於怎樣控製，手段並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認的。李德的任務是給中*共送款，他能成為太上皇，張浩為什麽不能代表國際？既然張浩可以冒充國際發幾十封電報，與張國燾討論紅軍北上南下事宜，日後聲稱張國燾也有一封“密電”給陳昌浩又算什麽？反正雙方有那麽多的電報往來，誰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誰又有資格到共產國際去查證？

作為心理學大師，毛*澤*東以張浩名義發給張國燾的每一份電報，都經過仔細推敲。張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縱，說北進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發展也可自便。張怕算老賬，毛就承諾“過去的分歧不必談”。知道張有意西進，毛就順水推舟說：“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誌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為促使張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議：兩個中央暫停職權，由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總之，不惜一切代價，誘使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聽“國際”調遣。

張浩假傳聖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料。在人數和聲勢上，張國燾的中央遠勝過陝北中央。張浩來電後，張“急謀統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這個方案表麵上雙方各退一步，實際上對毛有利。毛當時最擔心的，是張一意孤行，不接受調和，而國際鑒於四方麵軍勢大，最終同意既成事實。毛沒想到，“國際聖旨”有那麽大的威力，張不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淚北上，做好了被開除黨籍、軍法從事的準備。這一下玩笑開大了，險些無法收場。張到陝北後，毛沒有再次假傳聖旨，置張於死地。（即使毛真想這樣幹，恐怕他的國際派同盟也不會同意。當初毛說服他們一起欺騙，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統一紅軍”之類的理由。現在目的達到，國燾俯首，愧疚之餘，他們沒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後的曆史證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邏輯，尚方寶劍即已出鞘，就必須見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沒有退路。

在心理素質上，毛*澤*東遠勝張國燾。徐向前說：“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 “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內部眾叛親離，外有“國際”壓力，張國燾心理崩潰，不戰而降。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還是個書生。四方麵軍決定北上，不是因為毛*澤*東正確，而是因為“國際”威力。“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嗎？他光田地就有三百畝！”張出身北大，服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毛來自民間，深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奧妙。搞中國政治，《三國演義》顯然比《資本論》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張國燾最後一次向張浩核實：“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國際代表團現如何代表中央職權？有何指示？”沒有查到張浩回電，卻看到毛*澤*東6月15日給彭德懷一封密電，“我們同友邦通訊聯絡快要成功，特聞。”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信聯絡正式開通。7月22日，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集體電告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國際電台聯絡從六月起已暢通，望國燾兄將四方麵軍的情形及意見電告，以便轉達國際。”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電的簽署人，就是張浩騙局的知情人。發電的目的是未雨綢繆，以防不測。此電在“不經意間”，回答了張國燾最關心的問題——“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這是一封長電，內容分甲乙丙丁，甲談陝北緊急戰況，乙論三大主力會師光輝前景，丙講西北大聯合的偉大局麵，最後在丁處附帶提到，與國際聯絡近已“暢通”。“暢通”字麵意思可理解為，以前也通，隻是不暢。電報作者心思之縝密，令人歎服。

未能識破“暢通”一詞的奧妙，張國燾幾經反複，終於北上。會師後未被責罰，反而受到歡迎，張倍感意外。深知“國際”家法嚴酷，張曾做過最壞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對陳昌浩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麵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據徐向前回憶，陳在岷州會議上抵製張的西進計劃，雖是執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圖。

岷州會議（1936年9月16-18日）是張國燾的最後一搏。會上張以總政委身份決定西進，隨即調動部隊。命令下達後，陳昌浩聯合朱德、劉伯承，以四方麵軍總指揮部名義否決。這是張陳之間一場公開的決裂。就此陳昌浩寫道：“命令下後，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三點多鍾找我來了，談了三點：（1）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2）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麵軍；（3）會合後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裏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1）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2）必須去會合，會合後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侯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曆史如可重演，不知陳昌浩是否還會說同樣的話。

會師後的情形是，秫秸稈打狼，兩頭害怕。毛*澤*東把張國燾這條大魚釣到陝北，卻沒地方安置：張浩說了太多的謊話，一旦謊言穿幫，後果不堪設想。更令毛擔憂的，是張國燾還有四萬人馬，陳昌浩、黃超、李特都是狂熱的教條主義者，唯斯大林馬首是瞻，他們如果知道張浩“假傳聖旨”，必定不會善罷甘休。無奈之下，毛隻好順水推舟，同意張國燾的西進計劃，使兩軍保持距離，讓時間來解決問題。

如徐向前所說，四方麵軍西渡黃河是執行中央寧夏戰役的計劃，並非張國燾 “擅自決定”。但更想西進的是張，恐怕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對張來說，離開陝北，無異是逃過一劫。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後來批判張國燾“逃跑主義”，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想借刀殺人，有意造成西路軍失敗。但西路軍的覆滅的確為毛*澤*東解決了一個難題：至少，不會再有人追問張浩“國際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會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一、四方麵軍的實力對比大約是一比二十（四千對八萬），毛*澤*東處於絕對劣勢；1936年10月會寧會師時，這一比例升為一比四（一萬對四萬）；1937年3月西路軍兵敗後，這一比例再升到一比二（一萬對兩萬）。加上二方麵軍的支持和四方麵軍上層的分裂，毛此時已控製了紅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發動整肅張國燾運動，在黨內高層拋出“草地密電”，指控張曾企圖以武力挾持中央，為自己在草地的不辭而別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後，張叛逃，共產國際追認毛*澤*東在反張國燾鬥爭中的一切做法，張浩全身而退。

四、謊言的後果

張浩“假傳聖旨”，的確統一了紅軍，但代價是黨的墮落：不擇手段成了手段，欺騙成了常態，說謊成為必須。如果說毛*澤*東掌權之前黨文化的主要表現是教條主義，掌權之後則是弄虛作假，對此張浩難辭其咎。從1936年到1976年，經過延安整風、反右、大躍進、文革，以功利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伴隨以假、大、空為特征的黨文化，在中國上演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騙為榮，撒謊為業。現成例子是《共識網》上一篇盛讚張浩臨危受命、智鬥張國燾的文章：《張浩“假傳聖旨”化分裂，張國燾解除偽中央》。聯想到祁連山下的森森白骨，能為欺騙寫出這樣的頌詞，一定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

就是為張浩執紼抬棺的毛*澤*東，事後也不願談及張浩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

林肯說，你可以欺人一時，也可以騙人一世，但你不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這句名言本身也是謊言。正如好友蘆笛所說：無論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還是偉大領袖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都是政客發明的最大謊言。這些美麗的謊言之所以永遠不會被戳穿，隻是因為人民喜歡它。要推動曆史，必須忽悠群眾。在任何製度下，政客都需要媚俗，而讚美人民永遠是通往權力的捷徑。

列寧說，“撒謊是可以的，不過要有個限度”。什麽是限度呢？好心人會說，張國燾到陝北後，毛*澤*東應坦誠相見，告訴他張浩是“假傳聖旨”，其動機是化解黨內分裂，統一紅軍。遺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遊戲，它有自己的邏輯。可以斷言，毛如果真實情相告，結果一定是自取滅亡。在中國，政治是你死我活，沒有雙贏。

開弓沒有回頭箭。 1936年10月30日，在兩軍會合、張國燾見到張浩後，毛*澤*東批評張浩：“對張（國燾）態度不對，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誠意相處，避免硬化。”

“不要太軟”，是怕穿幫，引起張國燾懷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誠意相處”，是叫張浩掌握火候，繼續欺騙；“避免硬化”，是讓張浩小心維係與張的關係，保持溝通。很明顯，毛*澤*東決心欺騙到底。賭博即已開始，就隻能按自己的邏輯結束，誰也經不起翻盤的風險。

張浩完成了任務。終其一生，張國燾視他為摯友。30年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張聞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由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張聞天後來在延安整風時說：“毛*澤*東同誌拿‘非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來應付張國燾這位野心家。”張這裏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電”，也可能是“假傳聖旨”，亦或兩者兼之。

非常可能，張浩的故事也瞞過了陝北以外其他中央領導人。其實，就算朱德、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何長工等人日後識破了張浩騙局，他們又能怎樣？草地分裂後，與張國燾一起另立中央，擔任要職，呼口號“打到毛*澤*東”，已使他們抱憾終生，那裏還敢舊事重提，挑毛的錯！

如果說“草地密電”至今還是一個迷，有待進一步史料的發掘，張浩“假傳聖旨”則早已真相大白，是一個公開的事實。1991年蘇聯解體，人們在檔案中發現，張浩“國際代表”身份純屬子虛烏有；沒有人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他與國際之間也沒有電訊聯係。

此時毛*澤*東、張國燾早已去世，事件的當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麵對新發現的史實，國人無動於衷。相信“成王敗寇”的古訓，真相，對中國人來說，從來就不重要。他們被騙過太多次，不在乎再多這一次。生活在謊言中，人們早已麻木。不要說什麽曆史真相，曆史沒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隻有錢是真的。成功者創造曆史，“勝利者不受譴責”。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的角色。時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對張浩的身份應該了解。但即使是在與毛*澤*東最對立的時侯，他也沒有揭穿張浩騙局。這裏隻有一個解釋：大家都有難言之隱，在反對張國燾的鬥爭中，他也是毛的同謀。沒有國際派的協助和縱容，很難想象毛能瞞天過海，在那麽長的時間內，撒那麽大的謊，騙那麽多的人。

回國途中，王明在新疆以托派罪名捕殺了黃超、李特。到延安後又把消息有意透露給張國燾，嚇走了這位前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叛逃，解決了國際派一個宿敵，也除了毛*澤*東一大心病。從此，國際派和毛*澤*東的矛盾成了黨內的主要矛盾。

張浩“假傳聖旨”，是人類曆史上最成功的一場騙局。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