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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輪盤賭——致命的核遊戲

(2011-03-20 06:55:39) 下一個

譯者按:這是一篇近7年前發表於日本《時代》報紙的文章,盡管可能帶有相當強烈的感情色彩,但今年3月11日在日本發生的特大地震、大海嘯及由此引發的嚴重核事故不幸一一印證了此文作者7年前的預言。看看這篇文章,有助於理解美國政府近日來對日本核災難所表現出的態度和行為。

日本的輪盤賭——致命的核遊戲

Leuren Moret

2004年5月23日

日本《時代》日報專稿

在全世界所有對於建設核電站缺乏合理評估的國家中,日本應該算是名列前茅的。

日本列島位於被稱之為太平洋的“火”環 上 —— 一個巨大的環繞北美洲、南美洲、亞洲和東南亞島鏈的活火山和板塊構造帶。這裏主要的地震和火山噴發都是由於太平洋板塊向西的移動和其他板塊向著亞洲板塊的“潛沒”移動所造成的。

日本正坐落於四個地質板塊的頂端,在“潛沒”區域的邊緣,而且是地球上地質活動最活躍的地帶之一。海床下劇烈的板塊移動產生極高的溫度和壓力,熔岩、蒸汽及火山灰造就了日本美麗的列島和火山口奇觀。

盡管如此,像全世界許多國家一樣,——這些國家在使用通用電氣和西屋公司的設計,占全部商用核反應推的85%——日本已經將核能作為一種主要的能源。實際上,核能大國的前三名是:美國,能源部2000年公布現有118座反應堆,法國,72座,然後就是日本,據2003年內閣白皮書,現有52座在用反應堆。

日本的這52座反應堆——供應其全部電力需求的30%左右——都集中在僅相當於加利福尼亞麵積的區域內,許多反應堆彼此間的距離不超過150公裏,而且幾乎全都建造在便於使用海水降溫的海岸地帶。

但是,許多反應堆被輕率的選址在活動斷層上,特別是太平洋沿岸的“潛沒”區域,那裏頻繁發生裏氏7到8或更高級別的大地震。在日本,大地震的發生周期隻有不到十年。在核反應堆地質選址方麵,全世界幾乎沒有比日本這樣一個核反應堆數量全球第三的國家更危險的了。

神戶大學地震專家、教授川本石橋說:“我認為目前的處境非常可怕”“這就像一個渾身纏滿炸彈的神風敢死隊員,隻是等待著爆炸!”

去年夏天,在擔心大地震威脅的日本市民的請求下,我訪問了靜岡地區的濱岡核電站。在後來的新聞發布會上,講述了我的發現。

由於濱岡位於靠近兩個板塊交界處的“潛沒”地帶的正上方,早就該發生大地震,因此被認為是日本最危險的核電站。

與當地市民一起圍繞著核電站走了一整天,收集岩石,研究那裏鬆軟的沉積物,由於是位於貫穿整個區域幾乎垂直的斷層上方,以及記錄了斷層運動的痕跡,這些是劇烈的板塊構造移動的證據。

第二天,我吃驚地看到有那麽多的記者參加在掛川市政廳和靜岡地區議事廳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我問這些記者為什麽要老遠從東京來聽一個美國地球學家的話,他們回答因為從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來告訴他們日本的核電站有多麽危險。

我對他們說,這就是“外部施壓”的影響力,同樣,一些在美國懷有類似擔心的人們由於很少得到媒體的關注,我們需要媒體報道時就邀請一位日本人為我們說話,一些像著名的地震專家石橋教授這樣的人。

當展示的地質學征兆確認賓岡處於極度危險時,到場的媒體記者們顯然被震驚了。中部電力公司存檔的航拍地圖和向政府提交的建立核電站的申請顯示了大斷層貫穿濱岡地區,而且透露出這家公司意識到地震的危險。它們仔細地將核電站位置選在兩個大斷層之間。

這家公司在它們的網站上宣稱:“核電站的基礎結構深植在岩石層中並且可以承受裏氏8.5級的地震。”

根據我對這一區域岩石的調查和研究,發現核電站下麵的沉積岩產生嚴重的斷層。我找到的一些微小斷層僅有不到一厘米的間隔。

當我用力握住一些岩石樣本時它們像糖一樣在我手中崩裂。記者們說:“電力公司告訴我們那裏確實都是堅硬的岩石啊!當我反問:“你們認為這些岩石真的堅硬嗎?”他們都笑了。

去年七月七日,在我訪問濱岡的同一天,石橋在劄幌舉行的測地和地球物理國際聯合會會議上警告地震引發不僅僅日本而是全球性核災難的危險,他說:“核設施地震設計依據的標準以現代地震學的觀點來看太陳舊而且不夠充分。執政當局必須承認地震引發核災難的可能性,並且客觀地評估這些風險。”

在茨城地區東海發生日本曆史上最大的核電站事故之後,1999年九月,在核電站附近建立了一個巨大昂貴的應急響應中心以安撫周圍的居民。

然而,在參觀了這個距離濱岡數公裏的中心後,我意識到如果發生核電站水冷係統遭地震損毀並且引發反應堆熔毀的事故,日本實際上沒有應對核災難的方案。

除此之外,緊急響應中心的官員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及的是,乏燃料棒儲存庫在地震引起冷卻水流失的狀況下會發生極度的危險。如去年《科學與全球安全》雜誌的報道,根據2001年美國核監管委員會的研究,如果這些儲存庫由於冷卻功能嚴重受損——比如其中的冷卻水流失——,並且燃料棒溫度上升到足夠發生燃燒的程度,其中的放射性物質便會釋放到周圍環境中。這可能引發一場甚至比切爾諾貝利更大的核災難。

如果一場核災難發生,電站的工作人員以及濱岡緊急響應中心的人員將立即暴露在致命的核輻射中。在參觀期間,ERC的工程師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很小的噴淋裝置,據稱是用來對工作人員進行洗消。但無論如何,這對於吸入了放射性物質的ERC工作人員體內的核汙染是沒有用的。

當我問ERC官員,他們計劃如何從靜岡地區疏散數百萬民眾,並且是在一次比神戶級別更大的地震摧毀了通信線路、公路、鐵路、飲用水和下水道係統之後,他們無言以對。(神戶與濱岡處在同一個“潛沒”地帶上)

去年,美國聯邦緊急狀態管理局前主管James Lee Witt 受紐約市民之雇評估美國政府對核電站事故的緊急響應方案。結果紐約市民震驚地得知,政府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應對一場發生在距離紐約市80公裏的Indian Point核反應堆事故。

日本政府並不比這更好,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準備控製或處理這樣一場災難。預防實際上是可以考慮的唯一有效的辦法。

1998 年,Kei Sugaoka,一位51歲的日裔美國高級工程師,自1980年開始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工作,到1998年因“告密”被解雇,他提醒日本核能監管部門關注 1989年反應堆巡視中的問題,他的要求被通用電氣公司的客戶——東京電力公司壓下。這引發了核電站關閉及日本電力工業的改組。

後來,通用電氣的文件透露他們實際上通知了(TEPCO)東京電力公司,但TEPCO沒有將事故通報日本能源監管部門。

菊池宇一,一位日本核工程師也成了“告密”者,私下告訴過我很多日本核電站事故,比如反應堆內部由於振動引起冷卻係統管道爆裂。他說:“各電力公司是在進行一場危險的賭博,為了增加利潤減少政府監管。”

Sugaoka 同意這種說法,“除了各種其他問題外,最可怕的事情是所有的核電站都已老化,造成長期暴露在強輻射和高熱環境中的管道和接頭狀況惡化。”

像大多數“告密”者一樣,他們是平民英雄,但都失去了工作。

放射性和公共安全小組是一些獨立的美國科學家,已經從生活在核電站周圍的兒童那裏收集了4000個幼兒牙齒。他們檢驗這些牙齒中鍶-90的含量,這是一種具有放射性的核裂變生成物,隨著核電站的排放釋放到周圍環境中。

未出生的嬰兒可能通過母親的飲食和飲水受到鍶-90放射性汙染。任何生活在核電站周圍的人體內都受到長期低水平放射性汙染。幾十年來癌症發病率升高,嬰兒死亡率升高和嬰兒出生體重不足,直到智力障礙都與放射性汙染有關聯。

歐盟委員會2003年一月發表了提交歐盟議會的關於低劑量放射性風險的獨立研究報告,證實美國政府發起的、自1945年在日本開始、現在仍在進行中的對廣島長崎幸存者開展的原子彈氫彈研究,對放射性汙染的危險被低估了1000倍。

另外,今年3月26日——美國最嚴重的賓夕法尼亞三裏島反應堆核災難25周年前夜——《放射性和公共安全計劃》發布了關於那次核事故影響的最新數據。數據顯示,處於下風頭的國家中嬰兒死亡率上升53%,甲狀腺癌發病率上升70%——這些數據與所有關於短期和長期健康安全效應的數據一樣從來不是來自美國政府。

在日本,不是一場核災難是否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什麽時候發生的問題。

就像前蘇聯發生切爾諾貝利核災難之後一樣,日本將成為一個遭受放射性疾病毀滅未來幾代人的國家,並且擴散到農業區域的汙染無疑將造成一場公共健康領域的災難。它的經濟可能永遠也難以恢複。

考慮到大地震的極度危險性,考慮到許多嚴重的安全及核廢料儲存問題,及時且緊迫的是關閉它現有的一半核反應堆,日本應將核電站轉換為化石燃料比如天然氣。這種轉換與新建電廠比較更經濟,並且客服政治和其他障礙,西伯利亞豐富的天然氣蘊藏量可能以相當低的成本通過管道輸送到日本。已經有幾個美國核電站在公眾壓力下迫使能源公司轉換成使用天然氣。

Ernest Sternglass,一位美國著名的科學家,曾經促成美國停止大氣層核試驗,在評論以這種方式擺脫核陷阱時說:“最近,位於科羅拉多州的Fort St. Vrain(聖.布蘭堡)核電站,在反應堆反複出現問題後剛剛被轉換成使用化石燃料即天然氣。一個較早的位於辛辛那提的Zimmer核電站,最初設計為使用核燃料,但是在開始運行之前就被轉換為使用天然氣。這樣的轉換可以適用於任何核電站,成本隻有新建電站的20%到30%。現有的汽輪機、傳送設施和土地都能得到利用。”

在轉換使用天然氣之後,聖.布蘭堡電站比使用核燃料生產了兩倍的電力,而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當然也完全沒有核風險。

為了將來的幾代人和社會經濟,現在日本就應該實現從核燃料到化石燃料的徹底轉換。

日本《時代》編輯按:Leuren Moret 是一位美國地球學家(geoscientist),曾經在勞倫斯-利弗莫爾核武器試驗室參與亞卡山項目,1991年因報道該項目和利弗莫爾的欺詐行為而成為“告密者”。她現在是一位獨立國際放射學專家,並且是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市的環境部門主管。她曾經四次訪問日本,與日本市民、科學家和民選官員就核輻射與和平議題一起工作。

張一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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