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山坡
散散漫漫野性，瘋瘋癲癲莽夫。
(三) 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大數定理"
六四是中國現代史上的特大事件。對峙雙方都無愧與“壯舉”這頂桂冠。學生與市民的參與規模超過當年的五四，和75年的46。可以說是史無前例。政府如此規模的調兵遣將平暴也是空前的。六四槍聲震驚了全世界。但與我，真正震撼心靈的是六四以後的見聞。
首先，我吃驚官方事後的寬容 （當然是外鬆內緊），至少北京沒有象以往政治運動那樣擴大化借機整人報功 (據聞外地有)。相反，各單位領導盡力保護自己單位的人。個中原因，一是當時那個氣氛，誰敢犯眾怒，那會被單位人罵死。那些天人們議論起來，除了罵就是罵，也不避嫌。二是趙紫陽講話後，很多單位領導誤判，不同程度地卷入。誰整誰呀。這也是民意的另一種表現。杜憲要是轉彎子早點也就算了。據說她拗著不檢討，天天一襲皂衣，滿臉喪氣。後來是上邊點了名，央視領導也保不了她，隻好下崗。我當時恰值祖父去世，回鄉奔喪一周，錯過了單位的學習反省過程。回來後要補寫個說明與認識。就是強迫表態，交待自己這個月的行為和對“平暴”的認識。我不知該寫什麽，室頭兒拿一份樣本叫我參考，並說不該說的別亂說，是暗示我別說去過廣場之類話。我其實心裏本來也不支持後來學生的僵持直到激化到流血，也沒參加過遊行，好交代。但我看樣本上那些文革式語言表示擁護“平暴”的話還是很不舒服，就笑了問，這誰寫的，這啥意思？旁邊有位居然插嘴道，就是說是順奸不是強奸。我基本照抄了事。當時上邊的方針明顯是要淡化事件，穩定民心。人們說老鄧上了陳希同李鵬的當，似有悔意。根據後來先黨內後黨外傳達的文件，聽話聽音，我覺得老鄧與老毛得區別在經濟方針上而不在政治上。他與老毛一樣敢動大批人命。他不是悔流血，而是事後發現對局勢的嚴重程度高估了，殺雞用了牛刀（比毛低了一籌，沉不住氣），但他認為：這次不解決遲早還要發生，早解決更好，趁我和老同誌還在(鎮得住)，犧牲一批，換二十年穩定 (太子們一定感恩老爺子英明。試想要發生在近年，怕真鎮不住，當時就有三十八軍軍長抗命，與七帥上書。而近年則下層軍官鬧軍隊國有化，不願涉入內政)。這話我在當時不信，老鄧你能活幾年，能預料你死後的事？矛盾激化到這種地步，特別是緊接東歐巨變，覺得世界潮流不可阻擋，十年之後中國政治轉型應該是順理成章。然而，十年後，我卻給這個預測又加了一倍--40年。我自己與朋友私下議論時，提出個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大數定理。
這個大數定理其實不是我的，而是忽然明白了“大人物”的話要認真對待。一直納悶老鄧在搞農村土地承包時說“五十年不變”；又在談香港政策時說“五十年不變”。覺得能預測社會變化五十年，真神，我不信。隨著年令的增長，當我把西方人對紅色政權的和平演變發生在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預測與老鄧的聲明聯係起來時，才領悟什麽叫時代變化。時代變化不是時裝變化。時代變化以“代”記時！東歐巨變應驗了西方政治家的預言。而我們還在第一代半時就想實現民主政治，為時尚早。當時我們還在赫魯曉夫時代。黨內對前期高壓的反彈，讓熱血青年以為一切都該舊貌換新顏了。其實，赫魯曉夫糾正了前麵的錯誤，緩和了矛盾，隨之邇來的是王朝的中興期，而不是改朝換代。曆史有它自己的規律，它不是不服從道德律，而是有一兩代的滯後期。 就是說，當代人認為這事不合理了，但無法改變，要等後代去完成(劉少奇的農村政策要等鄧小平時代搞，趙紫陽的初級市場經濟策劃要等朱熔基時代搞。胡耀幫的政改思路不知何時搞)。曆史有點殘酷。
那末，怎麽計算一代的時間。一代不是一任領導，如果不是終身製。之所以按代記，是因為每代人的價值觀不同。傳統的代以三十年計。現代社會思想觀念變化快，傳播交流速度快，所謂代溝時差縮短了，一代也要20年，不少於15年吧。如此算來，若和平演變發生在第三第四代，也就是說紅旗可以打60－80年。蘇聯打了70年（1922－1991）。中國也逃不出這個大數定理。明確提出“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是赫魯曉夫後的第四任（近30年後）。中國的現代化政治，怕也要到老鄧後第四任開啟，如果正常的話。以目前中國新生代青年的政治觀念概貌看，我覺得還要悲觀點。還有朝鮮為例，第二代還沒結束。小時看古書中說某王朝“天數已盡，氣數未盡”，以為迷信。其實是指民心已失，但仍有力量維持。
我一直是個不關心政治的人。六四後才開始思考所謂的國家大事。六四後的見聞讓我吃驚這個民族的複雜性，特別是出國後的見聞。
六四後不久，我去一商店，偶然聽到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售貨員於櫃台外比她大幾歲的男人聊六四。她說，“誰上台又怎麽樣”？我以為是議論趙和江的上下，可我吃驚地聽到的是：“學生上台就會好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民間有人真的以為學運是奪權上台。這可是在北京，以她這樣的年齡，又在北京親眼目睹當時的情景氣氛，應該清楚，學生們之所以請願就是因為對黨還抱有希望，希望黨能加速民主法製這個近年來黨一直自己在高喊的口號。學生們什麽時候有過上台的口號和上台的組織準備？連對王丹的反革命罪的判決書裏也沒這一條。官方也隻是說鬧下去要被敵對勢力利用了。而不知何時起，海外一些反思文章也把學運與暴力革命劃了等號。本來這次學運最可貴之處就是脫離了暴力革命和文革“造反”的模式，高揚和平請願宗旨，學生的請願是以下跪呈請願書開始的。 鬧到絕食，是雙方互動的結果。在六月四日前沒有任何學生的打砸事件。朝天安門老毛像扔墨汁瓶的湖南人，還是學生糾察隊扭送公安局的。真不知暴力革命說從何說起。要說被利用，也是黨內兩派在爭相利用以推倒對方。學生們被改革開放的假象迷惑，以為在政治上也時代不同了，不會再有暴力鎮壓 (他們好象不知道魏京生的結局)，所以很無畏的樣子。鬧大了，官方強硬不理，學生市民從失望到憤恨有個過程。學生領袖害怕秋後算賬，一定要討個說法才罷休。如果沒有4.26社論刺激，激進學生領袖也號召不起繼續示威。按趙紫陽方針明確否定了4.26社論，而不是戒嚴，運動便缺乏新刺激點，以上街為形式的運動已經搞不下去了。六四悲劇是雙方在恐懼心理下各不讓步，一直走向最糟糕局麵。89學運比前兩年規模是大，又在北京，但真正成全了它的曆史知名度的因素是官方太重視了，不斷加溫加壓，最後以六四的槍聲定性，非說他們是造反英雄不是發牢騷的書生。我沒有絲毫要貶低六四熱血青年的道德勇氣和學運的曆史意義的意思。青年人的赤誠進取的一麵永遠值得全社會尊敬和珍視。沒有青年的熱血沸騰，社會就失去活力，談何發展進步。激進是青年人的本性，如果他們因此犯了錯誤，應該責問大人們。我一直不知柴玲那個引起爭議的談話錄的內容細節。剛才GOOGLE了出來，讀過，仍不減對她的敬意。看來她當時已經在恐懼心理的支配下，覺得沒有退路了，鬧大了才有救。她們最後是以鬧大了求生，那裏還有推翻政府的心理和組織準備。她曝光了自己的求生本能，抵消了她自己的道義形象。這一點她該懺悔。其實她是矛盾的。在與父親的對話中，她有犧牲和坐牢的準備。無論如何，她最後還是留在了廣場。我想起了一篇網文，一位女士寫的回憶錄中說，她問自己老革命的母親，你們那時怎麽搞學運？母親說，我們黨員不出麵，隻是鼓動積極分子出頭。相比之下，柴玲作的不錯了吧。不禁想起盧梭在懺悔錄裏話：“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麽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麵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麵前來！。。。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麵，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另一個讓我吃驚的是，農民根本不理解學生在幹什麽。我在家鄉見了我的初中同學。他們不解地問起六四：
“大學生們到底在幹什麽？造反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我說，他們要民主。
“民主是個啥”？
我真不知該怎麽簡要解釋。我說，就是法治。
“共產黨也有法治呀”！
我說，還有你可以選舉村長鄉長縣長省長國家主席。
“那那兒行，選舉也是人家黨內的事。共產黨的天下，那能讓你選你的人。那還不是反了，自古都是要殺頭的。大學生念書念傻了。”
我很吃驚，我與他中小學受一樣的教育，黨一直教育我們說國家是人民的，可他這個人民之一怎麽就從沒認為這國家是自己的？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農民，腦子裏不該隻有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思想，隻有自己被統治的概念，沒有公民感，沒有任何現代國家現代政治的概念。 現在看也不奇怪。連已在民主國家生活了多年的許多海外學子都一腦子農民意識。有位我一直尊敬的海外網友，博學多才，他的其他見解都很正。唯獨腦子裏沒有現代國家意識。他覺得天下是共產黨的，怎能拱手讓給他人。他及其反感學運與海外民運，認為他們上也未必好而且更糟。這種觀點很有點代表性。
現代國家現代政治的理念是，國家屬於這片土地上的公民所有而不是當政者所有。政府隻是受委托的經營者。公民有基本人權和參政權。社會正常運轉與社會公義靠法律維護，而不是靠權力維持。“造反”或“顛覆國家”這詞是沒有意義的。一般人們有所抗議時旨在修改法律，而不是更改國體。當政者不稱職被趕下台也沒有你死我活的感覺。因為本來也沒認為國家是他們家的。當政是有利益，但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也就不會死守。
民主政體下，人民不信任政客，但又需要專業政客。人民不在乎他們是投機還是作秀，隻要他們辦有益的事。就像你買房子請的AGENT和律師，你很在乎他的人品？你要他是聖人？如果你認為民主理念對中國人民是有價值的，那麽學運對民主的追求就是有曆史意義的。至於某些學生領袖是不是政客，是不是好政客，那是另外的問題。攪在一起不是思維混亂就是混淆視聽。難道倡導民主的學生領袖不是好政客，民主本身就沒價值了？古人還知道不“因人廢言”呢！這種思維混亂明顯地反映了中國人期待聖人的人治思維，而不是法治思維。人治是期待清官為民造福，民主是每個公民去護法強製官員為民造福。撇開民主製度本身不談而談民運領袖，說明你是在追求青天大老爺賜福。能賜你就能奪你，因為不屬於你，你還是奴才。當我與一位老外聊到中國人自古希望有好官，他說我們也希望，但上帝不給，好官是靠大家用法律和輿論打造出來的，要等上帝賜予，是懶惰。有好官你太輕信了，他就要變壞了。民主製度下一個普通人的理念是打造良官，而我們卻在被官員打造良民。
這裏還另有一個誤區。中國的學而優則仕傳統是人治思維的禍根。知識分子從政，讓人們期冀他們會是聖主清宮，導致了優質人治的假象。知識分子本是思想者，是社會良知。知識分子從政就導致社會良知與社會操作合一，最後良知必被權力收買腐蝕。不肯低頭者必被邊緣化。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獨立人格，就在與社會良知與社會操作沒有分工。網上常有人拿“作點實事勝於高談闊論”為理由批評理論探討。其實，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探討，最好隻高談闊論而別去行動。理論是理想主義，也必須高舉理想主義旗幟，才能為社會提供真善美的標尺，但操作是現實主義技巧，可以有很大誤差。再好的技工也不能作出與圖紙沒有誤差的零件。知識分子保持獨立就是保持質量檢查員的權利。設計兼操作，難免不在操作不合格時為擅改圖紙。最終是社會失去良知。這就是我們目睹的官場政治腐敗，民間道德淪喪。海外民運怕也犯同樣問題。我以前不在北美，也沒關注民運組織，不知海外民運為何落得名聲不佳。我認為理論家最好與民運組織分開來，保持理論引導和批評的獨立性。如果你身在組織，你就失去對民運組織批評的獨立性，既不利於糾正民運組織的錯誤，也不利於民主理念公信力的建立。黨派組織讓政客們搞為好。
回到對89學運的評價。學運就是學運，與任何請願示威一樣，它本來是在法治框架下表達民意，敦促官方改革以解決有關問題的方式。它沒有違反憲法，但違反了北京市遊行示威法(未申請)。違反北京市遊行示威法該判什麽罪，我沒查過，但肯定不是死罪，也不會是關押4年以上吧？當時判他們反革命罪。現在這罪也被剔出刑法(就這點，難道還不該給他們平反嗎？)。因為革命已經沒法定義了。按馬列主義理論，革命是推動社會進步，反動是阻礙社會進步。民主也是馬列毛理論裏的進步價值呀。推動民主是反動似乎說不過去。很快高層就稱六四為“風波”或“事件”，而不是“暴亂”了。有意思的是官方在公眾場合對六四評論的趨緩與海外華人對六四評論的趨嚴形成鮮明對照。我始終不解海外華人怎麽了？一個解釋是六四後軍訓教育下的一代出來了，他們接受了中宣部的教育。主要理由就是動亂不好，民主會影響經濟發展，如俄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是鎮壓的結果。這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民主許諾保證的是人權與社會公義，並不保證經濟。經濟有自己的規律。印度民主得早，但經濟一直不行。俄國當時的經濟本來就不行了。是經濟形勢逼政治轉型，是轉型暴露了經濟問題，而不是搞垮了經濟。當時一位訪俄歸來的教授說，獨聯體的經濟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麽壞。後來休克療法效果不好，是方案選擇失誤，與民主體製無關。同樣，集權也不能保證經濟發展。否則，毛澤東時代應該經濟最好。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恰恰是形勢逼迫經濟轉型的結果，而不是當時保守派堅持計劃經濟的結果。也就是說是人民要求改革的結果。老鄧在經濟上是名符其實的走資派，他走的結果是於國於黨皆有利。相信那些保守派也因此獲益匪淺，成為首先富起來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保守派恐懼，恐失去執政權。其實是心虛。中國現時還沒有一個政黨能與共產黨競爭。人民的不滿就在於腐敗與不改革。如果老鄧事後象台灣蔣經國那樣自己啟動民主改革，一定會同台灣一樣贏的民心，真正被人民選上台。那他就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可惜他不是。不是一時糊塗，而是一開始就不是。當胡耀邦等為他的複出否定了華國峰的“兩個凡是”，而他卻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時，一切都已成定局。胡耀邦還幻想政治體製改革，卻不知自己的悲劇在一開始就注定了。早在老鄧剛複出時，陶鑄女兒陶斯亮回京進見，談了一下午。陶斯亮建議鄧徹底否定老毛，開創新時代。老鄧笑笑說，小娃娃不懂政治(陶斯亮回憶錄)。可見老鄧根本沒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理念開創政治新時代。如果說一開始他還沒料到經濟改革的巨大好處，那麽後來他看到了。既然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未來國家資產怎樣重新分配是個大問題。自己這代革命者鬥爭了一輩子，奪來的江山，這國家資產不能落入外人手裏。如果說早先抓魏京生是出於政治考慮，那六四就主要出於經濟考慮了。人們說他聽了李鵬陳希同的，我到覺得是聽了他自己子女的。反腐敗，首先就反到他的子弟頭上。六四槍聲就是為腐敗保駕護航。明確告訴官員，隻要政治可靠(組織部的首要標準)，就可以分一杯羹。事實上越腐敗越形成共同利益集體，官官相護。子孫害了老鄧。如果老鄧象老毛沒了兒子可能會鎮壓後同時說出，嚴打一批腐敗分子保二十年穩定。老毛殺劉青山時就是這麽說的，殺劉青山保二十年清靜。如果那樣，現在會是什麽局麵？到真是可能有點和諧社會的樣子和中國特色的新路子了。就算退一步，腐敗就腐敗，撈金錢好處就撈吧，但整體上對底層民眾的人權和生活醫療保障加以關注，個案上打擊欺民惡霸官僚(撈錢可恕，欺民難饒)，於民於黨於國都好。可發展到體製性腐敗，誰想不腐敗也不行了。現在二十年到了，老鄧的預言實現了，城市的國家資源重新分配基本完畢(下一步是農村的土地)。社會矛盾也積累到最大化。胡哥作為被鄧指定的接班人如何化解鄧的這些後遺症，真是個考驗。不知鄧有無錦囊妙計密受。中國又站在十字路口，令人堪憂。目前的狀態，高層想嚴懲腐敗也難了。能做的就隻有象溫總理那樣打補丁式的安撫下層。那裏出事那裏補。而下層的抗議，或許避免大規模衝突的著眼點應撇開政治體製改革的敏感點，而聚焦人權與法治。就象孫誌剛事件解決收容製度那樣，一個一個具體問題去攻克，容易得到最高層認可。因為很多也是他們頭痛的問題。比如這回地震校舍的問題，就應促成提高全國學校建築標準的規範化法律化，不使同樣問題重演。
其實，開鎖的鑰匙，老鄧拾起過，隻是當上太上皇後就把它撇一邊了：
“很多時候寫和讀的樂趣就在這種不經意之中。”
這就是交流的樂趣，交友的樂趣！
哈 不小心就漏餡了。我銷贓滅跡了：）
親曆這段曆史是痛也是“福”。希望看到大數定律被檢驗。
謝謝你花時間閱讀留言，讓我在這個渾噩紀看到更多人間清陽之氣，覺到暖意。
雖然感謝不知從何說起，但確實從心而出。這篇文章是我讀過的（當然我讀得也不多）對六四最客觀的記錄、分析和反思。
那年我已經畢業，不過去了趟北大三角地，騎車到天安門看了看熱鬧。當時整個國家正處於尋求變革，尋找方向的時間點。身為年輕人，對於那種變革前夕的壓抑甚至窒息格外敏感（我想起海子的自殺），以迷茫和躁動迫切地盼望某種巨變的到來，哪怕是天翻地覆，天崩地裂。
也許這是那個年齡的青年的普遍心態。如野兄文中所說，熱血青年，無可厚非。他們隻是單純地希望改變，不會去考慮改變的代價，改變的後果。這本不是他們的長項。隻是這種力量加上各方勢力的影響和鼓噪，還有形勢本身的不明朗，讓原本單純的學生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悲劇。事到如今，更是變成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不可言說的傷痛。這種痛從來沒有消失過，隻是當年幼稚的理想主義，經過血的洗禮，經過時間的沉澱和發酵，或許能夠走向成熟，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希望。
對文中這句話印象很深：時代變化不是時裝變化。恰好最近與朋友討論政策與個人對策的關係。這句話很有啟發。
人生總是需要忍耐和盼望。
同意你得補充和微觀心理分析。
北京近代史上，學生運動從沒被正真鎮壓過，所以沒人想到會到這種地步。學生市民對當局沒那末大的敵意，也就不認為當局會有那末的的敵意。
謝謝關注和討論！
我以為，這一悲劇的發生，除了樓主的所提到的以外，尚有以下幾點事實，希望樓主能有機會在以後的文章中提及，幫助年青的學弟學妹們了解真實的“六四”。
1， 該“動亂”並沒有任何事實上的領袖和領袖人物。柴玲、王丹、吾爾凱西等僅僅當時因絕食而被推舉（應該是自告奮勇的，如同文革時“造反派”的頭頭一樣）出來與李鵬等國家領導人談判，希望不要被“軟處理”而已，並不能代表任何大學，也無法代表在廣場上的學生們。在5-20前，廣場上北京的大學學生絕大多數人都已回家，剩下的幾乎都是外地乘免費車來京的外地大學學生。但廣場中央人民英雄紀念碑則不讓外地大學學生進去，以確保柴玲、王丹、吾爾凱西等人的“領袖人物”地位。
2， 5-20戒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5-20戒嚴後的事實真相是：地鐵當天開始停止運行，交警全部撤崗。以致全北京的老百姓憤怒起來，造成戒嚴後老百姓與政府對著幹：幾乎沒有交通事故，連“小偷”也罷偷，老百姓也不吵架，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3， 絕大多數學生和北京的老百姓都認為“解放軍不會開槍”，原因除了樓主的所提到的以外，還受曆來共產黨的教育，“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當然不可能向父母開槍。還和北京近代史上，軍隊進城從來沒有開槍打進來的曆史。不要說49年的北京和平解放，就是當年日本占領也沒開槍，軍閥混戰時期，北京市區也無作戰的曆史。
4， 我以為6-4開槍這一悲劇的發生，有其二個很重要的樓主尚未提到的原因：一個原因是與四人幫倒台時的情況不一樣，四人幫倒台時，上海民兵有槍有炮，戰鬥力決不輸給當時的軍隊，故同樣的黨內“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不得不考慮和平解決問題，雖曾調動軍隊想包圍上海，但不敢動用軍隊進城，更不敢開槍。但6-4時，北京的民兵沒有槍，故軍隊進城就沒有任何的顧慮，軍人也是人，也怕死，當隻有軍人有槍，而北京民兵沒有槍，學生更沒有槍的情況下，結局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年青學生和年青士兵的對立或成份差別嚴重。當年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而沒有能上大學的青年就差很多，由於戶口製度，農村青年的生活比城裏同齡人就差很多，與“天之驕子”更是差別顯著，可以說是天上地下。當年年青士兵幾乎全出身於農村，立功受獎提幹（進步校）是他們的願望，否則，一旦退伍，則“一無所有”。一旦有機會，這種“仇恨心理”，就會爆發，這個板機就扣的下去。
以上幾點，供樓主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