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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假洋鬼子”

(2008-08-13 08:59:25) 下一個
20世紀以來,“由於對現代性的焦慮,在現代性接受過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抵抗,這四種主義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性的陷阱。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不能超過這四個陷阱,從而造成中國現代性的失落、現代化的延遲”。應該說楊先生的這些看法基本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但是他在論述這四個“陷阱”的時候,卻存在諸多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其中對魯迅的“民族意識”和“西化”問題的認識就是極不準確的。某學者說:“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性焦慮之一,是對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懼,因而民族主義成為第一個陷阱。……由於中國現代性的外源性,現代化事實上等同於西化。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又需要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必然拒斥西方文化。雖然民族主義與現代性有某種相容性,但更多的時候則表現為不相容性。從洋務運動到五四運動期間,——但即使在這個時期,民族主義對現代性也有所抵製、限製,如洋務運動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魯迅主張‘別求新聲於異邦’,但他在《阿Q正傳》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這一反麵形象,表露出對西化的某種厭惡。”

這段話體現某學者對魯迅思想理解的兩個較為明確的觀點。一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之一員的魯迅有“對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懼”,當然就會掉入“民族主義的陷阱”;二是,盡管魯迅主張“別求新聲於異邦”,但是他也厭惡“西化”,理由是他塑造了“假洋鬼子這一反麵形象”。其實,對魯迅“民族意識”和“西化”思想持此見解的人,並不止楊春時一個,許多人在這方麵還存在這樣或那樣、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因此,對這一問題就更應該加以重視。在我們看來,魯迅不僅是一個激烈的“民族特性”的批判者,而且還是一個鮮明徹底的“西化”倡導者,他不僅沒有“掉入民族主義的陷阱”,相反一直在主張中國融入世界超越民族主義的狹隘;而“塑造假洋鬼子這一反麵形象”,不僅不能說明魯迅“表露出對西化的某種厭惡”,反而說明魯迅“西化觀”的徹底性。
既然魯迅是徹底堅決地走上了“西化”之路,是“傾洋”的,為什麽他又在《阿Q正傳》中塑造了渾身洋味的“假洋鬼子這一反麵形象”呢?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假洋鬼子這一反麵形象”的真實麵目。
所看到的,“假洋鬼子”的確是“一個反麵形象”,並不像最近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這位錢大公子也理應進入魯迅對現代知識分子描寫的畫廊”,當我們“大張旗鼓的對假洋鬼子進行批判時,我們就違背魯迅的原意”,“我們也就不自覺地做了阿Q的同黨。我想這是魯迅的悲哀。……其實在這篇小說中,假洋鬼子一詞也包含了魯迅的一種充滿辛酸和悲涼的自況,同時也表達了他對早年曾經辱罵過自己的阿Q們的一種複仇的諷刺”。

在《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的反麵性主要表現在,一,他用哭喪棒打處於底層的阿Q,體現了處於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對民眾的壓迫。二,他夥同封建勢力的代表趙秀才,“鹹與維新”參加革命,成為“柿油黨”;但卻不允許一向有革命傾向的阿Q們革命,甚至將他送上了斷頭台,成了革命的犧牲品和替罪羊,這表現了他的反動性、妥協性。三,他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革命,隻是“種族革命”,就是“排滿”(砸碎尼姑庵的龍牌和縣城裏“沒有什麽大異樣”,就是很好的說明),用阿Q們的話說,就是“造反”,並且成為新主子(縣衙裏那些穿著長衫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同黨);同時參加革命的目的跟阿Q類似,也是撈好處(他夥同趙秀才搶走了尼姑庵的“宣德爐”就是罪證)。

所以,說“假洋鬼子是一個反麵形象”是不會錯的,但是魯迅塑造這一“讀過洋書帶著洋氣”的形象就表明他“厭惡西化”嗎?其實不然。魯迅之所以對“假洋鬼子”反感和厭惡,是因為“假洋鬼子”的“假”,也就是“西化”的不徹底。

我們知道,“假洋鬼子”,就是指“裏通外國的人”,是愚昧的阿Q們對留過洋並剪了辮子的留學生的蔑稱,尤令人們“‘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假洋鬼子)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這裏,阿Q們是厭惡“假洋鬼子”辮子的“假”,裝作國民的“假”,也即失掉了做大清順民的“人的資格”。而從根本上說,魯迅之謂“假洋鬼子”的“假”,指的是“洋”得“假”。魯迅跟阿Q們的看法正好相反,上麵提到的“假洋鬼子”的“反麵性”就是魯迅認定他“洋”得“假”的證據。假洋鬼子留過洋,但他沒有學到西方的文化的精神,僅學了個皮毛,他隻不過是一個穿著“洋皮”的“中國郎”:對民眾的壓迫和欺淩、與封建勢力的勾結與妥協、聲稱是革命實質是“排滿”、革命之後做新主子瓜分利益,這無不說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子裏“中”的“真”。在根本上來說,這樣的假洋鬼子與阿Q們本質上是一樣的,隻不過他是得勢的阿Q。這樣的“假洋鬼子”怎能不會令一向主張徹底西化的魯迅“厭惡”反感呢?

實質上,魯迅一直非常警惕那些看似“西化實則本土”的文化現象和“洋為中用”的假貨色。他經常撩起“洋”麵紗,看穿了假洋貨的“偽”,揭露了中國不能徹底西化帶來的種種弊端和危害。魯迅不僅對這種“外洋內土”的“新花樣”非常警惕,對“洋為中用”的“中國化”文化邏輯更是“深惡而痛絕之”。魯迅說:“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這就是“中國化”的文化邏輯本質,所以,國外的科學不僅被國粹學家們用來“證明中國文化的高深,還幫助中國文化的光大。麻將桌邊,電燈代替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線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隻要中國人一日不走出這種“中體西用”觀和“自我中心”論,就注定還要生活在昏暗的思想裏。

參考資料:魯迅“厭惡西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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