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隆: 文化應該有一種尊重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非常榮幸今天能夠在這裏和大家分享我的真情實感，但是我也因此特別緊張。因為我平時老是背對著觀眾，背對著觀眾我比較舒服一點，隻要一麵對觀眾我就非常緊張。大家以後盡可能到音樂會來看我，那樣的話，我可以稍微釋然一點。

　　我是在文化領域工作，所以經常會進行很多的思考。有的同學可能了解我做的一些工作，但我還是想簡單介紹一下自己。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念小學、中學直到大學，後來到德國留學，然後再到歐洲“遊學”。我稱之為遊學，不叫留學，因為除了念書以外，我花了大量的精力感受歐洲的人文環境，在歐洲待了八年，一直到1997年年底才回國。然後，我開始在國內工作、創業，我主要的工作在兩個機構裏邊展開：一個是大家知道的中國愛樂樂團；另外一個是北京國際音樂節，它已經曆時十年。我們往往把音樂節隻看成是一個音樂活動，其實不完全是。音樂活動本身隻是一個表現形式，更多地是要闡述關於文化的理念。偉大的指揮家丹尼爾·巴倫波英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中國現在是一個世界矚目的國家，如果你需要有一種世界性的力量，你必須麵對一個世界文化。如果你不希望成為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那你搞搞自己的東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想進入全球的領域，你必須對全球文化有一個概念。”我從音樂節中看到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整個文化的理念問題——我們到底應該怎麽麵對全球的文化?文化很難用語言來表述。什麽叫有文化，什麽叫沒文化，這個概念從來沒有被講清楚過。

　　小時候有很多掃盲班，讓很多文盲去識字。有人問：“你幹嗎去?”他們回答：“我去學文化去。”其實那個“文化”就是指識字，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有一次在香港，很多人問我拿了幾個博士學位。我認為這不一定完全可以跟文化畫等號。你大學畢業，可能有很多的知識，但是不等於有文化，因為有文化代表有思辨能力，這又是一個可以探討的題目。

　　北京音樂節曾經做過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就是把湯顯祖的《牡丹亭》和意大利劇作家蒙特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的歌劇放在同一個時間演出。為什麽這麽安排?因為湯顯祖和蒙特威爾第是同一時代的劇作家。在兩個劇作家生活的那個時代，全世界隻有意大利和中國發明了一種表演的形式，把唱、戲劇和音樂融合在一起，我們叫昆曲，他們叫歌劇。其實，昆曲和歌劇的內容、形式很相像，內容都和愛情主題有關係，又都是一種非常早期的音樂表現形式。把它們放在一起，大家看到了那個時代東西方文化的特別之處。在不同的文化中，卻產生了同樣的一種表現形式，很多的學者和愛好者就針對這種形式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見解並進行了研究。我覺得文化主要的內容是溝通。

　　我前一陣剛剛帶中國愛樂樂團去梵蒂岡演出。我們在與梵蒂岡中斷了60年的聯係之後進行此次演出交流，我們居然用音樂打開了另一個國家的門，至少是打開了第一扇門，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最早來中國的交響樂團是費城交響樂團。我們當時隻有樣板戲可看，沒有任何的音樂會可看。當時費城交響樂團來北京的演出對很多人而言是一個特別的回憶。現在費城交響樂團中還有九位音樂家是當年來過中國的，當年是小夥子，現在都是老人了。所以，我們說對文化的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尤其像音樂，音樂是一種超越了宗教、語言、種族的特殊語言，經常被大家用做橋梁來進行文化交流。費城交響樂團當時來的時候，發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開始讓他們來中國演出，很多團員緊張得不得了，因為對美國音樂家來說，一個封閉了這麽多年的中國，根本不知道在那裏會發生什麽樣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以使用的語言就是音樂，他們用音樂跟中國的音樂家交流，他們找到了一種交流的手段。除了音樂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譬如飲食文化。當時的美國政務官說，在跟尤金·奧曼迪(Eugene Ormandy)大師交談的時候，奧曼迪說：我堅決不吃中國飯。我來中國演出，我太太帶著烤麵包機。在中國兩個禮拜的巡演過程中，我隻吃我太太做的烤火雞胸的三明治，其他我一概不吃，我肯定不吃。美國的政務官就跟他說：我覺得你最好還是學會吃中國飯，因為在中國很多事情是在飯桌上完成的，所以你要了解中國的文化，你要想跟中國人交往的話，必須學會在飯桌上跟中國人打交道。他就說：那我也不吃，在飯桌上我也是吃三明治。他是一個非常倔的老頭，但是吃了第一頓中國飯以後，從此再也不吃那個三明治了。到走的時候，他甚至不想走了，頓頓吃中餐。所以說，文化對人的打動可以通過各式各樣的文化表現來實現。

　　音樂也是同樣的情況。當年奧曼迪大師說：我要演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和第七交響樂。有人告訴他說：對不起，中國政府希望你演貝多芬第六交響樂。為什麽呢?第五交響樂是命運交響樂，第七交響樂是無標題交響樂。當時我們的政治環境特殊：命運交響樂有宿命論，不能演；無標題也是資產階級思想；所以一定要演第六，因為第六交響樂是田園交響樂，歌頌大自然。當時我們的意識形態可能是這種情況。但是奧曼迪說：對不起，我憎恨貝多芬第六，我非常厭惡這個交響樂，我實在不想演。你讓我演第三、第五、第七交響樂都行，就是不演第六。結果美國的政務官就給他做工作，說這是政治需要。我覺得很有趣，我一直以為隻有中國人才做思想工作，沒想到美國人也做思想工作。人類的情感都是相通的，美國的政務官也在做工作，他也說這是政治需要。那個政務官已經八十多歲了，他說中國政府是靠農民戰爭得到國家的，所以他們對農民懷有強烈的感情，因此對大自然懷有強烈的感情。當然這些話都是編出來的，以便說服奧曼迪大師。他最後說服了大師，他們在北京成功地進行了貝多芬田園交響樂的演出。

　　音樂超越了國界，當然這裏麵也有一個音樂和文化相互尊重的問題。

　　我這次在梵蒂岡演出，也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到底演什麽合適?當時在做方案的時候，我就提出來我們應該演莫紮特的《安魂曲》，返場的曲目應該演中國的《茉莉花》。很多人，包括領導和各方麵的同事都問我為什麽?我說有兩點原因：第一，作為音樂工作者，我們是去進行一個特殊的曆史性演出，而民間的文化交流演出要突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文化間的互相尊重。對於教皇本篤十六世本人和梵蒂岡，很多人可能不十分了解。本篤十六世除了是一個宗教領袖以外，還是一個大學者，一個音樂愛好者，尤其對於莫紮特有精深的研究。第二，我們對梵蒂岡的文化應該有一種尊重。你對別人的尊重也會換來別人對你的尊重，這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把《茉莉花》作為返場的曲目，是因為它是唯一的一首被西方人用在《圖蘭朵》裏邊的樂曲。結果證明，《茉莉花》受到熱烈的歡迎，我從來沒有見過外國文化如此這般徹底張開懷抱歡迎中國的旋律。

　　我覺得，從藝術層麵來說，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怎麽來麵對文化對話的問題。我們對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互相理解很重要，因為很多事件都是由於文化誤讀造成的。文化誤讀會造成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很多的麻煩，所以文化間的溝通尤為重要，尤其在資訊這麽發達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多地以一種寬容、包容的方式，以一種更為尊重對方的方式來進行文化交流。當你的寬容和尊重被對方接受的時候，他也會以同樣的寬容和尊重來對待你的文化，這一點很重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有幾個小小的經曆跟大家分享。我們很多時候多多少少把娛樂和文化混淆起來，但是娛樂和文化是不同的。娛樂畢竟是大眾群體的。可能有些文化我們現在把它歸類為小眾的，但是小眾的是不是我們需要的呢?剛才有朋友問我怎麽看待和對待交響樂的遠景，交響樂會不會有一天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我說這個不好回答，我覺得郭德綱是喜聞樂見，交響樂跟喜聞樂見是否會融為一體，我不敢回答。但是我有信心，通過我的工作，能夠讓更多的人喜歡交響樂，聽交響樂。我們應該多做一些引導工作，這應該是很有意義的。社會是需要引導的，不能單純地迎合。舉一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小孩子天天想吃麥當勞，這是他們最喜聞樂見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要引導他，告訴他營養要均衡，應該吃什麽，不應該吃什麽。這就是引導和迎合的區別。不可能無限製地讓大家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它可能影響到一代人、兩代人，甚至今後我們的社會結構。

　　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藝術會被商業所利用，或者說是運用，也沒什麽不好，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到底追求什麽?對此，我們自己要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和定位。我自己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成長在70年代，80年代因為改革開放，有機會出國去念書，90年代又回到國內創業。我們經曆了所有時代，真正感受到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也真正體會到我們有機會在不同的文化平台上進行交流。我希望我們能夠對得起這個時代。

 

http://epaper.gmw.cn/sz/html/2010-07/01/nw.D110000sz_20100701_1-03.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