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以後，毛澤東對怎樣具體地推進“四清”運動很少再談起。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出現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他認為“四清”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恰恰相反，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使他對不少幹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以至同群眾相對立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他十分擔心：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繼續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便不能鞏固，甚至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嚴重危險。
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他已透露出這種想法：“你隻要不觸及全麵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也就是說：他在考慮單靠城鄉“四清”運動仍不足以使問題得到全麵解決，需要尋找出一種能夠全麵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他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裏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麵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寫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他擔心，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從前麵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幾句極不尋常的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說：“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隻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他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點出了這個問題。
但對采取這樣嚴重的步驟，毛澤東並不是很快就能下定決心。他還需要時間，需要繼續觀察和反複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隻是含蓄地提出問題，並沒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說得更明白。“二十三條”雖然提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級的“當權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麽人。
這年五月，毛澤東從武漢經過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岡山。他已經相隔三十六年沒有回到這個當年艱辛開創革命事業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騰，寫下一首《念奴嬌井岡山》詞，裏麵寫道：“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一下湖南省社教運動的情況，他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內心正醞釀著要發動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期待能做到“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節選自《毛澤東傳1949—1976）》第34章“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他已透露出這種想法：“你隻要不觸及全麵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也就是說：他在考慮單靠城鄉“四清”運動仍不足以使問題得到全麵解決，需要尋找出一種能夠全麵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他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裏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麵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寫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他擔心，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從前麵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幾句極不尋常的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說：“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隻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他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點出了這個問題。
但對采取這樣嚴重的步驟，毛澤東並不是很快就能下定決心。他還需要時間，需要繼續觀察和反複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隻是含蓄地提出問題，並沒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說得更明白。“二十三條”雖然提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級的“當權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麽人。
這年五月，毛澤東從武漢經過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岡山。他已經相隔三十六年沒有回到這個當年艱辛開創革命事業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騰，寫下一首《念奴嬌井岡山》詞，裏麵寫道：“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一下湖南省社教運動的情況，他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內心正醞釀著要發動一場氣勢“磅礴”的“風雷”，期待能做到“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節選自《毛澤東傳1949—1976）》第34章“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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