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國內鬧“薩斯（非典型肺炎）”，妻子、女兒在暑假時便沒有一年一度的回國探親，改去歐洲旅遊。這下我嶽母－－妻子的母親、女兒的姥姥－－寢食不安，以至終於奈不住思念，十月下旬萬裏迢迢從中國趕來探望。老太太住了兩個星期就回去了，這半個月裏最多到外邊看看美國東海岸新英格蘭地區燦爛的紅葉，平日就是在我們的小家裏和女兒沒完沒了地聊天，總是笑眯眯地看著外孫女，無論我們的女兒在幹什麽。
回國時是我和妻子送老太太上機場的。分別時顯得平淡，我們目送著老人進入候機大廳。嶽母不斷地轉過身來揮手，示意我們可以回去了。忽然，我看見她老人家放下手中的提包，從背影看是在流淚！哎呀，您別難過呀，明年夏天您的女兒、外孫女就回去看您去了，以後見麵的機會多著呢。心裏正著急，轉頭一看妻子，不禁楞住，她的眼淚早成串地流淌下來。嶽母走後的第一個晚上，妻子隻是默默地坐在房間的角落裏流淚。我知道這不是脆弱，而是情感使然，一種由衷的、發自內心的感情的流露。
我沒有這種對父母的情感，沒有，不知道是否從來就沒有過……我從來沒有守著爸爸、媽媽身邊有說不完的話。兒時的記憶，父母就是行色匆匆，忙於工作。父親是個編輯，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家裏加班，書桌上堆著摞得很高的文稿，就是星期日（那時是六天工作製）也在看稿子。那時他會覺得我和妹妹在家裏太吵鬧，妨礙他工作，於是拿出五毛錢讓我們到附近的公園去玩兒。媽媽在遠郊區的一所中學教語文，平日不回來，周六晚上回來，周日下午就返回。星期日應該休息的日子她比誰都忙。星期六晚上是給學生判語文作業，直至深夜。早上起來就開始幹家務，主要是洗衣服。那會兒沒有洗衣機，洗衣服都用搓板，還要燒很多熱水為洗涮衣物用。那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我和妹妹幾乎每個星期日上午都幫助媽媽洗衣服。我們和媽媽幹得很愉快，可我們怎麽沒有聊天呀？或許那時我們小吧？後來就“文革”了，我和妹妹還沒上中學。再以後我就“上山下鄉”了，等我返城時已經是個２５歲的青年。母親已退休在家多年，父親六十多歲。可不知為什麽我簡直不曉得在他們麵前說些什麽好。和堅信共產主義的父親，我們的政治觀點彼此衝突，而中國男人，特別是“五四”運動過來的知識分子在一起似乎特別關切國家命運。為了不吵架，我們避免討論“國家大事”，於是也就沒什麽可聊的了。母親漸漸老了，婆婆媽媽，我開始變成她的“聽眾”，對她說的什麽事情都沒興趣，不置可否。那麽兩代人之間的感情呢？唉，話都懶得說，哪有什麽感情交流。
一度我常常很苦惱，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感情很淡漠。可咱不是冷血動物啊，會有情緒激動的時候，有時我這個大男人也當眾控製不住自己哭起來……你說我這兒羅嗦什麽呢？是的，聽起來象很沒意思的抱怨、訴苦，還強拉著你做聽眾。
直言不諱地說，我對父母就是沒有血緣關係所建立起來的，應有的親情。或許有人會說，這有什麽，家庭不和是很常見的事。不，事情並非那麽簡單。爸爸、媽媽對待我們幾個子女從來都很好。當然，當家長的對孩子總不會那麽“一碗水端平”，但多少有些偏向大致不會影響父母和子女的感情。父母是有道德休養，並且是有著理想追求的人……我感到自己對父母的情感在什麽地方“錯位”了！尤其是看到周圍許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都對父母懷有真摯、深厚的情感。幼年的我是多麽的依戀母親呀。那時我和妹妹送全托幼兒園，一個星期在周六晚上回家，周日下午就又送回幼兒園。我們兩個孩子回來後就粘在媽媽身邊，要聽故事，要跟媽媽一起睡覺、吃飯等等，總之，一刻也不想離開媽媽。後來母親回憶過去，提到我們孩提時代的事常以抱怨的口吻說：“到了夏天，兩個孩子就是兩個火爐，追在身後‘烤’我。”但看得出來，她對那時的回憶很溫馨。
怎麽沒提父親？噢，在我五歲時他被“錯劃”為“右派”，正在安徽農村“改造思想”。那年的一天我問正在忙著批改學生作業的媽媽，“我幾歲？”媽媽笑眯眯，“五歲。”妹妹也跟過來，“我幾歲？”“四歲。”這大概是我最初的記憶了。媽媽的眼睛裏充滿著深深的愛。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母親是很重感情的。他們兄弟姐妹彼此感情深厚，非常愛戴他們的母親－－我的姥姥。媽媽說，從小鎮子的學校下課回來，走到村口就跑起來，她和舅舅邊跑邊喊“媽－媽，媽－媽”。
我曾記得下鄉後第一年回家探親。那時我得了肝炎，人非常瘦小。我到家後給遠郊區教書的媽媽打了電話。她急忙忙趕回來，進了門就仔細端詳我，喃喃道：“我以為你長得很高大了，給你買的雨靴都是很大號的，沒想到……”可是我當時就是木然地站著，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安慰母親的話，也不想說什麽。因為內心深處沒有感情的波瀾……記得哪本書中說到，第二次大戰之後，在德國集中營僥幸活下來的猶太人恐懼聽到貝多芬的音樂，因為在集中營裏總播放。我為什麽想到了這個？和我與父母感情淡漠沒關係嘛。貝多芬的音樂是交響樂中之精萃，是美的音樂體現，可竟是集中營內猶太人經受非人折磨、虐待的背景音樂。僥幸活下來的猶太人會被貝多芬的音樂喚起那極其恐怖、生不如死的日子。把猶太人折磨、虐待致死是納粹分子們的快樂，他們當然要放德國最著名音樂家的交響樂。
是的，我與上述情況截然相反，和同時代千百萬中國大陸“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那一代人－－曾年輕，被毛澤東稱之為“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被精心地“洗腦”。毛澤東們把非理性的東西，甚至是很多邪惡的概念，堂而皇之地灌輸給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可靠的接班人”。我們則把許許多多的信條想像成，或被動地認定為“完美”－－無疵的“共產主義境界”，甘心情願地充當著最忠心的信徒，“愛憎分明”中體會著欣快。潛移默化中，正常人的情感被扭曲，剩下的隻是宗教狂式的熱愛和仇恨……你會說，這種宗教式的狂熱是持久不了的，早晚被愚弄的民眾會回歸正常思維，會拋棄被灌輸的一切。我承認早晚會有這一過程，但我感覺自己在拋棄“傳說和神話”的同時，那本來就不怎麽深厚的親情也幾近同歸於盡。
為什麽會是這樣？！在翻開中國近代史時，我常有很多思索。１８４０年之後，故步自封的清王朝一次次地被世界列強打得慘敗，而朝政也隨著國力的衰微日趨腐敗，民不聊生。民族的苦難便激起知識分子救國的使命感。到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後，左翼知識分子看到蘇聯的革命成功，不由自主地主動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潮。這種（並非真正馬克思主義）思潮導致中國的“蘇式”革命，並在每每挫折後不斷壯大。毛澤東最終成為這場革命的旗手。我父母生活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黨人的大搏鬥的時代，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思想相當左傾、激進，在年輕時就堅定地相信“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為“新中國”而戰鬥。他們在看到共產黨中國的建立是怎樣的歡呼雀躍呀。
這些左傾知識分子信仰共產主義是由衷的，完全不同於當時中國廣大的民眾。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小學時總覺得“別人的家長和自己的爸爸、媽媽不太一樣”。相對而言，那些非知識分子家庭來的孩子“不怎麽積極要求進步”。而自己的父母總是要求我們“做共產主義事業可靠接班人”，同時諄諄教誨子女“革命是第一位的，你們首先屬於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要隨時準備為民族獻出一切”。對子女的愛呢？我很少體會到，隻覺得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中，事業上，開口閉口都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們有多麽敬業呀，從小我和妹妹就送全托幼兒園，一個星期就回來一天。回來也隻是看見父母在忙工作。我現在下這樣的結論不知是否合適：他們並沒有給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屬於親情的愛，或很少顯現。這是導致子女對父母感情淡漠的原因之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共產黨人從來就把他們劃入另類；同時，毛澤東們有意貶低、懲罰著知識分子，借著各種“運動”狠狠地“收拾”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１９５７年“反右”，無情地打擊了好幾十萬，並揚揚得意地說這是“引蛇出洞”。“文革”開始，矛頭再次朝知識分子而來，這回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知識分子到那時已毫無人格可言。
可憐，中國左派知識分子仍舊追求共產主義，始終不渝。他們難道真的不知道由於自己的天真，激怒了掛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封建統治者？唉，他們有什麽樣的認識不得而知，我隻從我父母身上看到，這類知識分子成了名符其實的“苦行僧”。簡直變態了，還真的認為自己“犯錯誤”，甚至“有罪”了。那就更要告誡子女“要以革命利益為重”。我們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使命感是登峰造極的。而我父母向我灌輸的“使命感”簡直是病態般的。我相信，像我這樣的家庭並非絕無僅有。從親戚朋友的家庭中，我也或多或少地看到類似情況。回想少年時代的我，就認為自己是“革命巨輪上的螺絲釘”。現在你該知道，“文革”中知識分子的子女為了“革命”，造“反動父母”的反是多麽的順理成章。至此，親情何在？其實我妻子對自己的親生父親也沒感情，就因為他也是個“右派”。妻子承認曾一度恨父親。現在當然不恨了，但不會有感情（她父母很早離婚也是原因之一）。
老實講，我被灌輸的“理想”在我走上社會－－“上山下鄉”之後就潛移默化地變質了。我開始報怨父母讓我背上“出身不好”的“黑鍋”。他人在政治上輕而易舉能得到的東西，我付出再多的努力也得不到。我在農場時，周圍同伴接到家裏寄來的郵包，裏麵都是糖果；而我的郵件的卻是“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真難堪。下鄉九年多返回城市時，我早已徹底地拋棄了做“革命巨輪上的螺絲釘”的念頭。可與父母親情卻永遠也無法再現。這倒不是他們仍然堅持自己一貫的理念。我早原諒他們了。我甚至還有些嫉妒他們呢，因為人有堅定的信仰是一件幸事。但那有著血緣關係的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