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子榮說起

　　　　　　　　                     （評論）

　　“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有個解放軍偵察英雄楊子榮，他喬裝敵匪胡彪，靠著機智潛入座山雕為首的匪窟，並獲得充份信任。結果剿匪小分隊得以一舉殲滅殘匪。老實說，那時我雖然十幾歲，被中共洗腦洗得可以，但對楊這個角色總隱隱地別扭，因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間諜，依靠著欺騙的手段取得敵人的信任，這種行為可真……不管怎麽說，他那是為了消滅階級敵人。這麽一想也就釋然了。也就是說，楊對敵人可以不擇手段，對中共和自己追求的事業就必需忠心耿耿。 

　　如今活了大半輩子，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釋呢？對敵人不擇手段還是肯定的，關鍵是敵人如何確定；對自己追求的目標也必需是堅定不移，當然什麽樣的目標要搞清楚。現在咱再不會認為人類社會會有絕對的“好”與“壞”，一切都是相對而言，因而“敵人”的確定還真不是一句話能概括的。一切都要與利益掛鉤，而這利益又是多種多樣的。 

　　這裏借用英國著名政治家丘吉爾先生的一句話，來表述當今世界的行動標準：利益是永恒的。人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追逐自身利益，無論什麽樣的目標、理想，都可以歸納為利益的範疇。對小百姓講，大可不必為利益明辨敵我友，因為做為普通民眾的個人，對周圍的影響力和擔負的責任都有限，自身利益往往同某一階層、國家的利益密切相關。這意味著普通民眾跟著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客們跑就是了（有貶低民眾之嫌，可誰讓我是這麽想的呢），對敵我友的衡量大可不必太費心思，政客們說的“敵人”看不見、摸不著；對自己生活目的的追求要在國家法律的框架下進行，“不擇手段”可不行。但當個政治家，特別是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以至超級大國的政治領袖，敵我友的判斷簡直就是難以琢磨的藝術。 

　　我總有種感覺，英雄創造不了曆史，其發展進程不是人類能左右的。在民族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爭奪中，人有限的判斷力不可能做到高瞻遠矚。因而利益爭奪的各方誰也做不到完全的知己知彼。這使得國際上種種政治事件總是充滿變數。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實際上對誰都是要不擇手段的，沒什麽絕對的信義可言。為了自身利益，敵我（我方陣營）友都是暫時的。 

　　政治領袖也是人，除判斷力並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外，為了國家的自身利益（包括個人利益）還得什麽事都敢幹。既然國際上並無世界公認的法律可遵循，那對敵我友的不擇手段隻是不同程度而已。隨著各自利益的轉化，敵我友也在分化組合嘛。我們不好說世界上沒什麽信義，但隻是相對而言。我想這一點政客們比我們清楚。 

　　前邊說了，“人有限的判斷力不可能做到高瞻遠矚”，那各國政治領袖，特別是敵對國的政治領袖相互間的判斷常常是不確的、誤解的，甚至惡意的。就人的主觀判斷而言，我相信很多政治家的內心世界往往是不可告人的（敵方認為極其卑鄙的）。他們自己決不說出來，別人最多隻能揣測、推斷。不過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家所造成的後果是客觀事實。這些人們看得見，可以分析評判。希特勒並不想讓納粹德國滅亡，他應該主觀上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對的，全心全意為了德意誌的；但納粹德國戰敗了，屠殺猶太人終歸要清算，納粹德國的民眾也落入災難的深淵（僅指納粹德國失敗後的一段時期）。我在想，有多少德國人在祖國戰無不勝的時候，想到自己的國家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呢？現在我們評判希特勒的狂妄之極和十惡不赦是根據客觀事實；當然，現在評論希特勒當時的主觀願望就可以用卑鄙二字。其實我們真的不是一目了然他的內心世界。 

　　我認為政客們完全有理由在很多時刻口是心非。否則他們該去當哲學家，而不是搞政治。楊子榮、李玉和和阿慶嫂在敵人那裏說真話能成嗎？這例子不好。幼兒園的老師帶小孩子們能說真話嗎？還不是連哄帶騙。也不好，哪能把政客和民眾比成幼兒園老師和不懂事的孩子呀。嗨，也別舉例子了，政客如果不惑眾怎能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