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高行健的名聲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立刻如雷貫耳了。他的書在台灣、香港、美國的中文書店裏被大量地銷售。此前，那本獲獎的“靈山”在台灣隻賣出幾千本，真難得諾貝爾獎評委會的“伯樂”們。
咱是俗人，也跟著起哄，先看了他的短評小說集，但印象不佳。篇篇都非常的拖遝，總是充滿並不引人入勝對話，不由地想到以寫對話擅長的小說家王朔，相比之下，前者是沒話找話，後者是妙語連珠。看看這些短篇的寫作時間，嗯，都是八十年代初的。或許那時高行健的寫作水平還不成熟吧？要不然就是我土鱉，看不出來裏麵的高明之處。再說王朔算老幾呀？專門給我這樣的俗人寫故事的一個更俗的人。高行健那是專門給洋人寫作的人，高雅。
跟著又讀了高行健九十年代後期的力作，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這種不佳的感覺仍然揮之不去。冗長，看得昏昏欲睡，催眠效果極好。唯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男歡女愛。那些做愛的細致描寫能讓我“亢奮”一陣，過後又是不可抗拒的困倦，賽過最好的安眠藥。高行健為什麽不寫一本如何性交的書？那樣我就愛看，從頭到尾細細地讀，還得身體力行呢。小說中的主人公動不動就和各種各樣的女人睡覺，真讓我“嫉妒”。看來這又是我的俗不可耐，小說的真諦是一點也沒領會。
“一個人的聖經”的真諦是什麽呢？講人性，講專製社會下扭曲的人性？咱不是評論家，說不清。能給我的感覺就是不真實。就跟我這個老“知青”看了大量的“知青”小說時嚷嚷的，“這不是真的。”記得當年有個“知青”故事叫“今夜有暴風雪”嗎？那個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在嚴冬的夜裏站崗，為了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在別人忘記換崗的情況下竟活生生地凍死。看到這一段，去過北大荒的“知青”們都大喊不真實。然而多少沒下過鄉的人們正是為這段“感人”的描述感慨萬千，涕淚交流。其實這是煽情。看到公認的弱者，大家都會同情的，比如看到孤兒寡母要飯就要施舍點什麽。但看到被當場抓獲的小偷，還是個小夥子，並被說成是屢教不改，非但沒人同情，還得圍著不問青紅皂白地亂打。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東西，真實性就可以忽略了。
誰都知道，共產黨在１９４９年統治中國大陸之後，特別是“文革”中，在意識形態上對人性采取極端的否定態度，頗有點“存天理，滅人欲”味道，當然這都是對普通百姓而言。甭管這是不是愚民政策，當時社會上“男女授受不親”是想當然的，“亂搞男女關係”最不齒。因此高行健書中的男主人公沒完沒了的豔遇簡直是天方夜譚。在這種人性極端禁錮的社會裏，一個女子為追求愛情就敢投懷送抱，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人有臉，樹有皮，就算那女人情不自禁，一旦事情敗露，就立刻成為社會上最被鄙視的“破鞋”，做為“壞份子”被管製起來。恐怕那時鮮有人敢這樣不顧一切，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如此說來，高行健塑造的這個主人公在“逃離”大陸中國之前，前後和四個女人發生非婚姻的性關係，還有的女的找上門來要他幹，你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能遇上多少這樣的主兒？如果這種人物沒有典型意義，沒有代表性，我當然會說這就不具備真實性。
可沒有真實性又怎麽樣，西方人還是為高行健歡呼。我想人家是欣賞他故事中男女的“瀟灑”。主人公在那樣一個專製的社會裏還敢追求個性的解放，追求赤裸裸的情愛，小說又如此逼真的表現出來，這太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於是就有了真實感。如同好萊塢驚險的警匪片和光怪陸離的科幻片，讓你看著過癮，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以至不由自主地相信是真的，或者也知道不是真的，可還是願意看。當然，諾貝爾文學獎的“伯樂”體會的真實感不僅僅在這方麵，更主要的是小說中對“共產主義暴政”的全麵否定，而且是站在西方人的意識形態上審視中國社會。也就是說，在評獎的標準中，政治性是非常之濃的。甚至可以這樣講：中國現在的作家中寫作水平高的，寫出恢宏巨著的有的是，但中間沒有象高行健那樣能站在西方的土地上抨擊中國現政府的。
如何體現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性？我一個普通人很難說清楚的。讓我談談當年的“上山下鄉”吧。雖然當時的社會在壓抑人性，然而人體內的荷爾蒙不會自動消失。越是“批判資產階級情調”，“知青”們就越性饑渴。
男青年宿舍裏，人們在夜裏手淫是經常事，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二十左右的青年，不敢，也沒什麽機會接近異性。也有個別男青年悄悄地“談朋友”，如果女青年懷了孕，私下裏就去打胎，甚至女青年墮胎而死的事也是有的。這使大部份女青年更恐懼談戀愛。
記得當年農場有個男青年叫小尹子，他因打架鬥毆被抓到農場的“強（迫）勞（動改造）隊”，一去就是一年多，在被監督的情況下幹苦活。夏鋤產地的時候，他一個人走到遠遠的防護林裏解手，看到一個挖豬食菜的小姑娘便獸性大發地進行強奸。奸汙了小姑娘後，怕事情敗露，就毫不猶豫地把女孩兒掐死，然後用手中的鋤頭在地裏挖了個坑把人埋了。
這一係列過程竟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以至當時絲毫沒有被人察覺。女孩兒的母親在女兒丟了以後，便天天到孩子經常挖豬食菜的地方尋找。一場大雨之後，地邊出現一個塌陷的坑，母親發現了答案。農場的幹部們這才想起調查，一對照女孩兒當天失蹤的日子，小尹子馬上被懷疑，一審問，他是供認不諱。很快，小尹子在群情激忿的公審後被槍斃。
在農場時，一個歲數不小的農業工人回老家娶了媳婦。他對待這個農村姑娘隻是簡單地發泄久久渴望的性欲，如果是喝醉了酒就毒打老婆，頗有些虐待狂。有一天這個成天一聲不響、逆來順受的小女人，在丈夫酒醉之後突然用菜刀將他砍死，並大解八塊，然後把丈夫的肢體一塊塊地放在灶鍋裏燉，之後就都喂了自家的豬。一切都進行得那麽井井有條，不動聲色。鄰居們絲毫也沒有察覺。分場裏的幹部見這個職工一個星期沒出工，便上門詢問。小媳婦坐在炕上直言不諱，“我把他殺了。”說得是那樣自然。以至幹部根本不信，笑著問：“人殺了也得見個屍體呀？”答曰：“我（把屍體）都給烀了，然後喂了豬。”此幹部大驚，急忙跑到豬圈邊一看，果然見到一些人骨頭。或許這該是當時社會的真實性，人隻剩下動物的本能。為什麽高行健不從人性的壓抑這種角度揭示社會的內涵呢？
不可否認，中國當年的生活中，沉悶、消極，被動地服從是主題。但作者在“一個人的聖經”中，把當時的中國社會描繪得一塌糊塗、肮髒齷鹺、無聊之極，特別是“文革”，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這也是不真實的。在“文革”初期，整個中國是變得象個超級瘋人院，但在三年之後基本步入相對穩定階段。即便是“文革”之初，人民群情振奮，無限崇拜毛澤東，完全相信著共產黨政權會戰勝“帝修反”，你可以說這是悲劇，卻不能說是整個社會中的人都在恐怖之中。
“文革”時我是個十幾歲的少年，“出身”是“右派”、“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等，父母的“罪名”比毛澤東嫉恨的劉少奇都多。當時我隻想著如何“和反動的父母劃清界限”，如何當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何“做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可靠接班人”等等，就是沒有“一個人的聖經”的主人公獨立人格的意識。不但我自己，整個民族都沒有。然而我心中卻有著希望，盡管這是一種虛幻的東西；我在努力向上，盡管這是一種不自覺的盲從；可我很少有恐懼感。我父母呢？他們在“牛棚”裏正努力“改造思想”，“接受批判”，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當中來”。事後他們講，曾想到過自殺，但那是一種受不了委屈的心態，覺得自己對“黨和毛主席的一片赤誠”不被人理解，並不是“舉世渾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式的絕望。
有件事一直印在我的腦海裏。“文革”初期時大家都繡毛主席像，常常是用線在塑料紗窗布上繡。我母親也鏽了一塊，但覺得不夠好，就悄悄地用剪刀剪碎，倒在紙簍裏。我妹妹看到後立刻讓她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結果我母親真的就必恭必敬地向掛著的毛主席像請罪。想想看，一個社會盲從、狂熱到這種地步是怎樣的悲哀，可高行健不想從這方麵揭示社會的悲劇。
我不否認在“文革”中，特別是剛開始時，很多人被殺、自殺，但在社會上，相對於病態狂熱或麻木不仁的人群終歸是很少一部份人。毛澤東永遠在挑動群眾鬥群眾，利用絕大多數打擊“一小撮”，利用他神一般的威望，發動著一場又一場荒謬絕倫的運動，實際上是他一個人對全體人民的心靈之戰。這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大的悲劇，應該恐懼的時候不恐懼，應該戰栗的時候不戰栗，應該悲哀的時候不悲哀，沒有了人格的時候還洋洋自得。為什麽高行健不從這個角度去展現這巨大的悲劇？非要強調人人自危的恐懼感。或許洋人認為這樣更有真實感吧。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性中真善美的那一部份都是存在的。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同樣如此。盡管人民在愚民政策下被愚弄，對“皇帝”仍是封建式的頂禮膜拜，官僚政治下惡人橫行，無可遏製的腐敗讓社會道德淪喪，可這個社會還是有可歌可泣的純樸、善良、忠貞不渝的愛情，美好的願望和為之而奮鬥的執著等等，但高行健是不願用他的筆謳歌這些的，否則洋人就沒有了真實感。
我總是認為，能否反映時代的畫麵是評價作品好壞的標準之一，因而總強調作品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當然不是一絲不苟地描繪真人真事，如果那樣就不是創造。魯迅寫的“阿Q正傳”是反映舊中國社會的經典，你能說非得有“阿Q”這個人嗎？如果你說，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主題就是沉悶、盲從，毫無情趣，你根本不想寫。那你可以回避現實，寫些花鳥蟲草、鴛鴦蝴蝶，寫些帝王將相，再不然來點科幻，就是別來“指鹿為馬”。如今人們還沒讀幾本高行健寫的小說，他的作品評論竟已鋪天蓋地，許多人異口同聲地說高行健的書如何真實感人，說得我誠惶誠恐。不知道這個世界上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了。這些搞評論的專家們，應該說高行健想象力很豐富呀！
先別蓋棺定論，高行健到底何許人也？他的作品到底怎麽樣？讓我仔細看過“靈山”之後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