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轉眼“上山下鄉”運動都四十周年了，要不怎麽說人這一輩子經不住蹉跎呢。十六歲時“上山下鄉”，我作為一名“知青”去“北大荒”一個農場，後來又轉到另一個農場。說起這事兒，別提啦，啞巴吃黃連。寫到後來你就知道是怎麽回事兒了。
１９６８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這“最高指示”先說“知青”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金口玉言”，誰敢不去？既然是“聖旨”，下麵幹嗎還要“說服”呢？可見發“聖旨”者也認為這是大家夥都不願意的事兒唄。
１９７７年初我“病退”返回北京（那會兒“知青”都辦“病退”――有病不能再“上山下鄉”），１９７８年考上北京地區大學擴招的走讀分校，運氣真不錯。後來找個特能念書的老婆――學醫的，她１９８０年代末出國念博士，我也跟著來“陪讀”。這就在美國混了。咱是個學文科的，本來文化底子就不怎麽樣，英文又不行，後來找些關係從商，也就是搞些轉口貿易小打小鬧。自我感覺還行，運氣也不錯，發點兒小財，在美國混個中產階級。不是自我吹噓，這跟我“上山下鄉”的經曆有關。但這兩年買賣不好做，美國經濟大趨勢走下坡路。咱識時務，在家先“冬眠”，等著看以後有什麽賺錢的機會。現在有時跟妻子去旅遊、旅遊，散散心，閑待著的時候上上網打發時間。老實講，咱已經把下半輩子的錢掙得差不多了，溫飽絕對沒問題。老婆在大公司工作，年薪六位數。女兒現在也在讀博士，已不花我們倆口子的錢。朋友們講話：你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我不知為什麽總隱隱地感到失落，莫名其妙的，時不時地覺得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晚上睡不著覺就想活著的意義是什麽？學醫出身的妻子說我八成有抑鬱症傾向，或“吃飽了撐的”。
嗯，有點兒。特別是這“上山下鄉”四十周年一鬧騰（其實也就是“知青”這些老骨頭還吵吵），想起當年的往事咱都失眠。幹嗎如此激動？別裝得跟個“網蟲”似的，動不動就“發神經”，屁大的事兒也能要死要活，千方百計地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嘿嘿，看你說的；咱“知天命”的年齡都過了五歲了，如果現在還在博客上成天慷慨激昂，那八成真是精神病。那是不是與這“段子”的題目有關？“欺騙”，你“上山下鄉”被欺騙了，是不是？這個……不能那麽籠統地說。
老實說，別看我當時才十五、六歲，對“上山下鄉”可沒什麽熱情。你想呀，咱什麽出身，父母解放後就一直是“夾著尾巴做人”的普通知識分子。“文革”一整，又弄出了很多“曆史問題”，名副其實的“臭老九”啦。那我自然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實“文革”前咱就屬“黃花魚的”――溜邊兒。這是老北京俗語，為什麽這麽叫咱不清楚，反正就是指人的精神狀態有點兒灰溜溜，幹什麽都往邊兒上湊。自己是什麽料還不清楚嘛，夜壺――挨呲的貨。最好什麽事兒都別“娶媳婦打幡”跟著哄，當時咱這種人幹什麽也沒好果子吃，常常是人家的出氣筒，整個一個受氣包。這麽說吧，“文革”一開始，我整個一個縮頭烏龜啦，而且心裏還挺惶恐。
一個人總在這種感覺中，您說他能有什麽熱情？“上山下鄉”去“北大荒”的江峰農場時我剛過十六歲，應該還是個孩子。但內心深處已是抵觸“上山下鄉”。為什麽呢？這……僅僅是一種感覺。不過咱表麵上得戴上“麵具”，必須的。那年頭爾誰都自覺不自覺地知道保護自己，我也一樣。
咱可以說是一頭驢，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寫的《動物農莊》中的本傑明（Benjamin）――那頭心裏明白點事兒，時不時地冒怪話，但又不敢反抗的小毛驢。我屬於“六九屆”――１９６９年初中畢業。咳，其實我們這屆的學生就在中學待了一年多。１９６８年初，“上邊兒”想起該“複課鬧革命”了，我們這些在街頭晃蕩了一年多的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就近上了中學。以後的一年多根本沒學什麽書本知識，倒是下鄉勞動好幾次。跟著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就著“上山下鄉”的“無產階級革命東風”，我們這些六九屆的也都開始奔赴邊疆啦。那時候先有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後來“大撥兒轟”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是“生產建設兵團”不要的主兒。怎麽呢？我“出身”有問題。前邊兒說了，“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我父母查出曆史上“有問題”，到了六九屆上“上山下鄉”那會兒，她他們的問題還沒“定案”。什麽意思？就是他們的問題到底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還不能確定，還得“進一步調查”。嗬嗬，說這些年輕人不懂，簡單地告訴您吧，就是我屬於“另冊”，最多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人家還是不懂。罷了，就說我是個“下等人”吧。就是這個概念。
見同學們都紛紛“上山下鄉”，“奔赴反修防修鬥爭的第一線”，咱還真有點惶惶然。其實我是怕把我分到更糟心的地方。那時候北京的“老三屆”（“文革”開始時正上初中和高中）的學生有不少去山西、陝西和內蒙、吉林“插隊落戶”的，反饋回來的信息就是個“苦”字。正趕著這時候，黑龍江江峰農場來領“上山下鄉”的北京“知青”，這個農場地處“北大荒”，但距離中蘇邊境有四百多裏，所以“政審”可以放寬（意思是人孬點兒也不礙事），於是我就這麽稀裏糊塗地去了江峰農場。
江峰農場原來是個勞改農場。全國興“上山下鄉”了，農場把勞改犯送到別的地方勞改，“就業農工”（勞改犯刑滿後農場就業）都遣返回鄉，“知青”跟著就進場啦。在我們這些北京“知青”去之前，已經有不少上海青年和當地東北青年作為“知青”進場。不過我們北京“知青”和他們不太一樣。主要我們都是“渣滓”。您想呀，“生產建設兵團”都不接收的主兒，這些六九屆的學生有一半是家裏“有政治問題”，沒有“定案”的，還有一半是特別調皮搗蛋的，也就是特愛在街頭尋釁滋事者，小痞子，“頑主”。而在我們之前到江峰農場的上海、東北“知青”，人家絕大部分都在９５％裏。嘿嘿，這年輕人對這“９５％”又有些糊塗。當年“上麵”愛這麽宣稱，全國的人當中“９５％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９５％的人要“狠狠打擊”那５％的――肯定是“不好”的。怎麽，還是沒聽明白。咳，幾十年前的那荒唐話，也真沒必要懂啦。反正你要這麽個概念，就是我們當時去江峰農場的北京“知青”是“不好”的。既然是“不好”的，為什麽江峰農場還接收？嘿，這“上麵”總有這意思：“不好”的可以“改造”嘛。
那是１９６９年的秋天，我們這些“生產建設兵團”不接收的北京“知青”，在北京永定門火車站，坐著一列“專列”前往“北大荒”。哎，幾十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記得很深刻的，除了這些十六歲左右的孩子和送行的家長難分難舍外，另一種情感一直牢牢地印在腦子裏――我該怎麽辦？不知道當時與我同去江峰農場的人怎麽想，我反正是有點茫茫然的感覺。剛剛過十六歲的生日不久，我便開始了自己獨立生活，而這種生活並非我渴望的。
那是三天三夜慢騰騰的火車，途中見車就讓，我們坐的火車有時會在鐵路區間的地方長時間地等待錯車。在我周圍的有不少被認為是“小痞子”的家夥們，他們抽著煙，放肆地相互開著玩笑，車廂之間的人們串來串去，時而有鬥毆。我呢，被“今後怎麽辦”的念頭折磨著，知道想也沒有，但還是不由自主地想。這三天三夜我相當的消沉。現在我每每想到那場景，就自嘲地一笑：還是“小痞子”活得比我痛快，因為他們不怎麽想事。咱想得多，所以痛苦。“自作自受”，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兒。作為一個人，已經這麽想了，那可以比喻成“開弓沒有回頭箭”。難道我真的比周圍的同齡人早熟？或許吧。另外，我得承認，自己還很懦弱。
記得剛到農場的某一天下午，那天輪到我做值日生，就是當天不下地，給宿舍裏的人們挑涮洗用的水，順便打掃一下環境衛生。下午的太陽暖洋洋的，我靠在自己的行李卷無聊地看著窗外，慶幸自己輕鬆了一天。天氣很好，陽光灑滿原野，從窗口可以看到遠處望不到邊的大豆地，宿舍的人們都在地裏割黃豆呢，跟著“今後怎麽辦”的念頭就在腦海中出現。實際上當時我總有下鄉勞動的感覺，可明明不是在中學那會兒下鄉勞動了，是獨立生活的開始。但這種生活對我來說真的會有什麽希望嗎？我不願，也不敢想下去。壓抑呀，真該好好哭一場。宿舍裏隻有我一個人，想哭就大放悲音吧，然而當時卻沒有要哭出來的感覺。現在記起這一幕，我還是有著遺憾，自己當時為什麽不能痛痛快快地哭？
我後來曾不斷地想，那會兒自己是不是不相信“上麵”說的一切？當時才十六歲，可以說不敢“胡思亂想”，或許有點本能地把抵觸情緒隱藏在內心深處，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當時自己屬於另冊，個人前途渺茫。可是人這種動物是不能沒有希望的啊。
有一天下地的人們幹撿苞米的活，就是把收獲後的苞米地再仔細看一遍，把落下的苞米收上來。這是個輕省，又很難檢查質量的活兒。大家排好壟，每人拎個土筐，說說笑笑地慢慢走著，開始撿苞米。說實話，落在地裏的苞米有的是。收苞米這活青年們能認真幹嗎？憑什麽認真幹？所以落得滿地都是苞米。收都不想認真收，撿就能撿幹淨？所以沒幾個人認真哈腰撿的。你要問：既然這樣，農場的幹部們怎麽還讓“知青”們去撿苞米？嘿嘿，您要這麽較真，恐怕早晚自找倒黴。
可我那天好像吃錯藥了。先是挺認真地撿苞米，下了工後竟直接走到分場革委會辦公室。我一開門，裏麵都是分場幹部，正開什麽會呢，吸煙吸得屋裏霧氣騰騰。我那心呀，緊張地狂跳。革委會主任是個五十多歲的轉業軍人，他見我先是有點意外，跟著問有什麽事情。我結結巴巴地說了一通，大意是今天大夥兒撿苞米很不認真，許多苞米都沒撿起來，過後一翻地就都損失了。
頓時辦公室裏冷場，幹部們看著我都不說話。革委會主任吸了口煙對我說：“你反映的情況知道啦，先回宿舍吧。”我立刻鬆口氣似地諾諾而退，麵紅耳赤地走出辦公室，像是做了什麽虧心事，生怕被別人撞見。我這是怎麽了？難道我真的心疼那些落在地裏的苞米？或許自己當時的行為多半是“表演”的衝動吧？既然是“表演”就得演得好才成，可主任竟然連我名字都沒問，看來他根本不想理我。或者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內心？咱也太心虛了吧，大概是這種行動本身就太矯情？不管怎麽說，我的“表演”很蹩腳，極其失敗。如果我真的在那個時刻覺得就該“表演”，並全身心地投入，事後的感覺不該是羞愧難當。其實當時我的內心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在“表演”。這樣一來，自己失敗後馬上就失去了演下去的信心，是直覺讓我事後覺得自己行為的尷尬，見不得人。
此後我似乎決心忘掉這件事。我同宿舍的人們混在一起得過且過，混天度日，不自覺地想做個實實在在的人。我們北京“知青”在農場受歧視是顯而易見的。當地的幹部早把北京這些“知青”的檔案看了個夠。他們背地裏把我們稱為“二勞改”。我聽過一位當地幹部的老婆在和北京“知青”發生爭執後的破口大罵。她說：“誰不知道你們這些北京的是渣滓？毛主席讓你們到這兒來就是改造思想來了。他老人家太英明了，就得讓你們到這兒受罪。你們就是‘二勞改’……”
和這位歇斯底裏的女人發生口角的北京“知青”都想自殺，我也顯得很悲憤，其實內心沒那麽悲哀，反而隱隱地有了點心安理得的感覺。怎麽解釋呢？應該是“咱們這種人，再怎麽努力，政治上好好表現也沒用”吧。這使我少了些莫名的焦慮。另外，周圍和我境遇差不多的人很多，都是“出身不好”，這反倒讓我沒覺得那麽孤單。其實我要是在農場“上山下鄉”時一直保持這種心態就好了，這種想法雖然仍屬幼稚，也比後來自己的自欺欺人強。真的，我沒有過分地自我貶低，就是自欺欺人！
農場的最初幾年我和周圍的北京“知青”差不多，可以說是整天就是混日子，雖然看不到日後有什麽希望，但也沒有什麽奢望。聽天由命的意識讓我活得心安理得。那會兒已經有“走後門”的現象。北京“知青”中有些幹部子弟。來農場時，他們的父母都或多或少地有“曆史問題”，後來“問題”都“解決了”，他們也就在農場消失了，或者當兵，或者轉到別的什麽地方，反正是離開了農場。不過北京“知青”中大多數“出身不好”的“知青”並非幹部子弟。所以北京“知青”中的幹部子弟走後門離開農場，並沒怎麽影響我那幾年的情緒。“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不還是‘沒辦法’嘛。”我那時總是這麽說，用“反正我們這樣的人是沒希望的”來自我安慰。我可以抱怨日子苦，但內心世界還是相對平靜。
然而到了１９７２年後我卻改變了上述看法（現在想想有著悲哀），因為從那時起正式有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多麽誘人呀！隻要你成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改變自己的地位，從此離開農場。可咱能行嗎？這是當時自我審視的第一個疑問。“工農兵學員”那得是“政治上過硬”的。“出身”好，政治表現好，還得再加上工作努力。
１９７２年江峰農場的“知青”中“選拔”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看著他們“光榮”地離開農場真羨慕呀！我長時間地盤算，一夜夜地久久不能成眠。“政治表現好”和“工作積極努力”這兩點我可以從第二天就開始“脫胎換骨”地做到。但“出身”不好無法改變。不過江峰農場北京“知青”一半都是“出身”有問題，而另一半是從來不相信“上麵”的人，也可以說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或多或少地我行我素（現在看來他們太對了）。他們不會成為我的競爭對手。這樣一分析，我可以用“政治表現特別好”和“工作特別積極努力”來彌補自己“出身”上的不足，同時，正是因為一半北京“知青”都“出身”不好，我可以被“矬子裏麵拔大個兒”――特殊環境下增加了成為“工農兵學員”的機會。
這念頭隻能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因為是“陰暗”的，“動機不純”的。其實當時並非我一個人這麽想，北京“知青”中不少“出身”不好的人們都不約而同、理所當然地心動了，“積極要求進步”起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嗚呼哀哉。當時如果自己是有點自知之明，稍微理智些，就該放棄這種荒唐的想入非非。可是能冠冕堂皇地離開農場，成為“工農兵學員”可以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有希望的意識牢牢地控製了我。當然，咱也知道成功的可能性並非自己所能估計的，我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哎，那是年輕，對俗話說的“人算不如天算”，半開玩笑講的“計劃不如變化”不原意承認，總覺得凡是想好的事都可以一試。可就是沒想到，任何一件你幹的事情都會有代價，或者叫報應也行。如果我要再活一次，肯定不當這“熱血青年”。
當時在農場我算相對幹活好的，平日也比較聽當地幹部的話。所以我在大車班幹活，負責喂牛。這是個北京“知青”公認的好活兒。不用下地幹活，喂牛雖比較髒，可輕省呀。自從打定決心“積極要求進步”後，我主動到分場幹部那兒要求下大田幹活。這活兒是農場工作中最苦的，可最能體現自己“積極要求進步”。在我隨同大夥兒開始下大田幹活時，我感到了周圍有冷冷的目光，這種有“穿透力”的目光讓我都能從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刺痛。可我裝得毫無感覺，或毫不在乎。
我投入了，甚至感到一種內心的充實，因為不管怎麽說，自己在為希望而奮鬥。我開始近似於瘋狂地幹各種農活，和其他和我同樣想法的，“出身”不好的“知青”暗自比賽、較勁，看誰表現更好。夏鋤時節，每天早上三點半就起床出工下地了，晚上快九點才收工宿舍，一幹就是四十來天。想想吧，每天地裏十幾個小時地在大太陽下幹活非常疲勞了，回來卻累得睡不好覺。可我堅持每天都出工，而且還精神抖擻。那年也邪性了，夏鋤時居然大旱，幾十天都沒下場透雨。很多“知青”後來鏟地鏟得受不了，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了。我心裏可以說是暗自高興：這下我有了表現的機會。他們每天都齜牙咧嘴，痛罵幹部，我則默默地苦幹，苦幹，還是苦幹。當然，另外幾個我知道“出身”不好的北京“知青”也同我一樣的拚命苦幹，相互摽著勁。
如今我會把這種苦幹看成“表演”。剛來農場時我闖入革委會匯報“知青”們都不好好幹活也是“表演”，不過那個“表演”感覺很失敗。除“演技”差外，方式也讓我覺得太假。另外，這點很重要，就是“小匯報”這種“表演”很危險，會讓我在“知青”的名聲很臭。但後來這種“表演”則似乎沒傷害到什麽人，而且自己也的確努力地付出了。其實兩者異曲同工。
那年頭兒當地的幹部們一定很高興，“知青”中很多人忽然都好管了，怎麽捏怎麽是了，都“積極要求進步”了。當然，他們都很清楚，“知青”中為什麽很多人會轉變，什麽是動力。但他們也是心照不宣。這“選拔工農兵學員”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地幹部們體現手中權力的法寶，隻要輕輕一揮，就讓盼著心想事成的人們跟著團團轉。
１９７２年剛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時，上海、北京和東北的“知青”都有人“中彩”。其中有上大學者明顯地和分場幹部近乎。不過北京“知青”中上大學的人好像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平日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真的很一般。也可以說他們沒想去努力表現自己，結果這事就讓他們攤上了。當時我隻能知道，他們在“出身”上比我強。再有就是平日比較老實聽話。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才讓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我之所以後來也決心要爭取上大學，就是覺得農場北京“知青”中，幹部看著順眼的，“出身”還過得去的人真沒幾個。通過仔細盤算我後來就冒傻氣了。不言而喻，“知青”中上大學者東北、上海人居多，北京人沒幾個。但不管怎麽說總得有幾個的吧。
到了１９７３年，我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都得到幹部們的青睞，他們甚至讓我很快入了團。不過當年“推薦”上大學沒有我。也沒有另外幾個“出身”不好，但和我同樣努力的北京“知青”。當時分場的團總支書記和連隊指導員還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要繼續努力，雲雲。老實說，我當時還真有點兒感激涕零。同時也覺得第一年努力爭取到這份兒上就不錯了。明年再說。你會說，難道那些上大學的東北、上海“知青”有你那麽拚命幹活，努力表現嗎？難道你不知道他們和領導的特殊關係嗎？知道，我當然知道。咱又不是傻子。上大學的那些人很多都有這樣那樣的“門道”，有的能“通天”。這誰不知道。不過我當時想：他們幹部總得裝裝門麵，讓我們這樣的拚命努力者得到點兒“正果”吧。嘿嘿，今天我把這種想法比喻成“祈求喝點剩湯”。這“祈求喝點剩湯”的想法確實可憐，但如果真要實現，那就要看農場的幹部們確實想給，甚至必須得給。換句話說，就是農場幹部還得有求於你才成。
這話是否有點不沾邊？舉例吧。比如你找個“後門”，“關係”特別硬，直接找到農場局的領導。讓你上大學是農場局的頭頭兒關照過的。你說農場的基層幹部難道不有求於你？他們起碼是想著趕緊把你這家夥請走。你要說“我想當個基層幹部”，他們也得給個官兒呀。嘿嘿，當時我做夢都想有“後門”。可父母都是再老實不過的，最“沒本事”的知識分子。既然這樣，你還“爭取”個什麽勁？是呀，要不怎麽說自己當時昏頭嘛。希望別人可憐自己是沒有用的。
其實當時我真是個十足的傻瓜。現在老“知青”們喜歡搞些聚會。前二年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也參加了。大家見麵說起當年很感慨。而且這是幾十年後了，當年有關“知青”們爭取上大學的事情說起來也沒了顧忌。有幾位當年同樣“出身”不好，但和我一樣“積極爭取”上大學者都說自己是有“後門”的，而且來頭還不小呢。但終因“出身”功虧一簣。他們曾經被“推薦”到了分場、總場，甚至農場局，幾乎就上成大學了。聽他們這麽一說我是目瞪口呆。真的，目瞪口呆。沒想到當年自己的“積極爭取”是一點點希望都沒有的。甭說“喝剩湯”啦，屎都趕不上熱乎的吃！知道這點後，我第一個念頭是，如果當年不去想“喝剩湯”該多好。可我卻連續好幾年地心存幻想。
一位當年當了小幹部的“知青”說到“推薦”“知青”上大學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說，你當時“出身”不好，又沒“後門”，“推薦”了你等於白搭，到時候還是被刷下來做分母，如果老“推薦”你，這不等於擠占了“出身”沒問題的人上大學的位置嘛。他的話也讓我啞口無言。
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我的“積極爭取”似乎沒白費，連隊裏都“推薦”我上大學的。但分場這關都沒過就被刷了下來。我後來該明白點兒什麽了，將要失去動力。這１９７５年我所在連隊被“推薦”成功上了大學的東北“知青”中，有一個說話結巴。結果他上了外語學院。還有一位上大學者我們都認為他有點智障。明白了，“剩湯”是喝不上的。我看著人家上大學走了，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覺，想著幾年來的“表演”。我是連隊學馬列哲學著作的輔導員，是革命故事會的積極參加者，是勞動模範，是優秀共青團員，等等、等等……
正當我開始彷徨之際，分場革委會主任找我談話。我以為又是一番“鼓勵和鞭策”，沒想到他說要“提拔”我。怎麽呢？說農場局前兩年在大興安嶺那邊新建了固北農場，現在急需投入大批骨幹力量“先生產，後基建”，因此在各個農場抽調平常政治表現好，工作積極肯幹的“知青”打頭陣。分場領導覺得我很合格，到時候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會經得起革命的考驗。他問我“有什麽想法”。還能怎麽著？似乎隻有去一條路。如果我找點什麽原因打退堂鼓，那我前幾年的“積極表現”就會被認為是真的演戲啦。不過我直覺中覺得自己被“涮”啦。分場主任見我態度不怎麽積極就說：“去年春天人工種苞米時我對你印象很深刻。你表現多好啊！小夥子，好好幹。前途遠大呀。”
我想起那件事了。去年開春後，分場主任帶一幫幹部在各個連隊的地裏巡視。他發現我所在連隊的一塊頭年沒來得及翻的豆茬地墒情不錯，而且頭年也沒什麽草荒。他忽然別出心裁，要連隊的幹部在這塊地上人工種苞米。他過去是“北大荒”的農民，知道沒翻的豆茬地種苞米好。確實有科學根據，大豆根上的根瘤菌能促進苞米苗的生長。但沒翻的豆茬地不好用機器播種，所以他決定讓“知青”人工種苞米。方法是，一個用鋤頭在壟台上刨坑的，一個點種的，還有個撒肥和把種子用腳趟土埋上踩實。肥料嘛，就是豬舍起的豬糞，用大車送到地裏。他的想法嘛，如果這地屬於個人的，那就可行，但讓“知青”幹，有多少人會認真幹？
當然，我會很認真。這不是要認真“演戲”嘛。我不但認真幹，我們這組的兩位兩人也得認真。這讓他們怨氣不小。因為別的小組早就一溜煙地糊弄過去，跑得都看不見影子了。隻有少數的組――多半是要努力表現的人們，在汗流浹背地幹。正在這個時候，分場主任特地到田頭來檢查來啦。他發現大部分人在“瞎糊弄”，頓時大怒，抓住幾個最糊弄的小組大聲責罵。然後把人工種苞米的“知青”召集起來訓話。“啊？刨個坑才牛眼珠子那麽大，種子隨便撒在邊上，糞也不撒，也不踩實。這能長苞米嗎？！”他吼著，臉成紫茄子色。隨後他就說到我們這個組。
“這才是種苞米的樣子。你們都去參觀！”他指著我，“這是你們學習的榜樣。他才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的好同誌！”
記得我當時很不自在，因為大夥兒的目光。嘿嘿，沒想到我那時種的“種子”現在“收獲”了。而我們種的那塊苞米地幾乎絕產，因為沒出多少苗。
果不其然，我的直覺應驗了。當我很快到了固北農場的一個連隊後，才知道那兒的宿舍都是地窨子――幹打壘的半地下建築。屋裏黑洞洞，非常潮濕。連隊裏甚至都沒有井，生活用水就是小河溝的水。我去的時候已經是深秋，天氣很快上凍，每天的生活用水就是在小河溝裏刨冰，然後拉回來用火燒化。吃的嘛，也很差。總之，真的是生活比江峰農場差不少。這不應該是最要命的。當我知道，到固北農場的“知青”都是“積極要求進步”者後，心裏是涼了半截。咱在農場努力表現可不是為的到固北農場來“先生產，後基建”的呀。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我這不是整個被“涮”了嗎？在固北農場我根本沒希望上大學啦。我太傻啦！嗯，我估計到固北農場的很多“知青”都有“我太傻了”的感覺。因為我在他們臉上看出了惶惶然的表情。
當年冬天我探親回家後便長期不歸了。心裏失落透了。不過也有一點好處，使我立刻轉向了。咱哪，“病退”吧。在北京的那幾個月，我苦苦地找各種關係開診斷。回到固北農場咱立即就寫了要求“病退”的申請。我是這樣寫的：
敬愛的連隊領導，黨支部：
我不得不非常遺憾地寫這篇申請報告。我在‘上山下鄉’的革命道路上已經邁進了六、七年。在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號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過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斷地革命化，相信早晚一定會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在農場成為合格的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然而就在這勝利接著勝利的時刻，我的身體不行了，不能再勝任光榮而艱苦的農業勞動。我的內心是多麽不甘。
這次回北京，我被診斷出慢性肝炎和高血壓。如果我繼續留在農場，必定會成為革命同誌們的負擔。經過長期考慮，我隻得提出申請，要求因病退回北京，離開農場。不過請領導同誌們相信，一個人隻要有革命精神，到哪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此致革命的敬禮
看著手裏的“病退”申請報告，我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看了我的陰陽怪氣，您也許會奇怪地問：“你想上大學為什麽不想著法兒的給幹部送禮？當時不少已經開始有‘走後門’的現象了嗎？”問得好。首先是自己送禮得找得到“廟門”，也就是說多多少少您得先有個“後門”關係，然後送禮就順理成章。我沒這“關係”呀。再說那時三、十年前，官場上的腐敗還沒“蔚然成風”，直眉瞪眼地請客送禮總還有顧忌。第二，自己那會兒被“喝剩湯”的想法支配，覺得自己這麽苦幹了，怎麽也會被可憐。實際上這也可以說明自己不是那種毫無人格的人，如果咱是個肆無忌憚的小人，對幹部們完全可以投其所好，無恥至極地做個腿子。這太不齒了，不管怎麽說是做不出來，我還是個人，盡管不完美，人格還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