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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位

(2008-12-30 03:45:28) 下一個

        (紀實)

  回國探親當然要與當年“上山下鄉”時的哥們兒們聚會。天南海北的聊天中有人忽然提到“野狼”。你聽這名字可能就覺得這是個很粗俗的人。其實這也沒什麽,你說我們當“知青”很多年的人會文縐縐嗎?問題是“野狼”自1976年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後,就回避和過去農場的人們聯係。這一晃過去快30年了。“他在哪兒呢?”

  “在北京郊區養狗哪。有人見過他,一看和過去在農場沒兩樣。破衣爛衫不修邊幅,每天喝酒喝得眼睛腫著,嘴裏哼的歌還和過去一樣跑調,‘野狼嚎’,手指頭跟胡蘿卜似的,褲襠也不知道縫好沒縫好,露著……”

  “他是有了錢吧?不是聽說他在XX部的工會工作嗎?”

  “你那是老黃曆啦。精簡機構時他下崗啦。現在養的是‘菜狗’,到時候賣給各個飯館。”

  “看不出。挺有能耐的嘛。”

  “他有什麽能耐?還不是他那個當局長的哥,湊了錢,張羅了事,給他這隻會灌酒的弟弟謀條生路。”

  “記得‘野狼’可是學外語的。這養狗去了……”

  “這才是學有所用。狗的語言不是‘外語’?”

  “‘他爸爸坐過飛機’!”不知道誰嚷了這麽一句。哄堂大笑。

  “他太太是誰呀?”我問道。“應該是珍珍吧?”珍珍也是和我們一起下鄉的北京女青年。當年“野狼”死追她。

  “錯啦,是(農場六分場革委會)陳主任的那位千金。”

  “是她?”我眼前立刻浮現出當年那個女孩子的模樣。長得不錯,就是一臉驕橫,傻裏傻氣。“怎麽能是她?”

  “人家倆口子現在過得不錯。那女人現在經常說‘現在算是舒心了’。”

  “這麽說…當年的傳聞是真的了?”我還在驚訝。

  “你還以為自己是偵探哪?還是當‘曆史學家’吧。”大夥兒又一陣哈哈大笑。
  ……

  “野狼”叫王新華。我們從北京剛去“北大荒”農場時他就叫這個綽號。這家夥確實野,個頭兒高大,體格健壯,在農場頭兩、三年沒少惹事生非。那打架真是把好手,敢下手打人,高聲叫罵著,隨手抄起什麽東西就往對方腦袋上砸。一次他被東北青年逼到廁所邊,這小子用鐵鍬鏟著大糞發動反擊,對方沒有不望風而逃的。那時北京青年總和東北青年打群架,王新華算是北京人的悍將,頭破血流也往上衝。如果有“野狼”為北京青年衝鋒陷陣,我們算吃了定心丸兒。據說他在北京上初中時就成天在街道上打群架。那時我想:這家夥在亂世一定是個土匪。

  王新華是“革幹(革命幹部)”家庭出身。有知情者透露,他父親是國家機關管人事的一個處長,母親在公安局工作。可我總覺得他像個屠戶似的,成天就知道動刀子。真不知道他們家怎麽養出這麽個“野狼”。不過他人倒不壞,是打手的料大都沒什麽心眼兒。

  農場的“知青”打群架也就在頭幾年。再以後混打混鬧的少了,農場雖然比在農村“插隊”好些,但畢竟不如城市生活,怎麽也得想辦法回城呀。另外,從1970年代初起,有了“工農兵上大學”的誘惑,如能成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那算是在“上山下鄉”中謀得了“正果”。於是各地“知青”中很大一部份人都開始“積極要求進步,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了。人們內心都盼著自己能被“選拔”上,然後脫離“修理地球”的苦海。

  老實講,這可真是當時能讓“知青”老實的高招呀。當地幹部們在這點上,對“上級意圖”心領神會,“法寶”嘛,你如何才能上大學?當然是“好好表現”了。“黨叫幹啥就幹啥,要不怕苦、不怕累,爭取早日被選拔上大學深造”是當時幹部們的口頭禪。

  “野狼”也想上大學。別笑話他。你可以說他其實隻是個學習成績一團糟糕的小學畢業生,平日連篇發言稿子都寫不出幾行,怎麽能上大學。當時的“英雄”張鐵生不是交了白卷也上了大學了嘛,為什麽“野狼”就不能被“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可靠的接班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正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所需要的。王新華可以通過平日的艱苦勞動證明這他的“合格”。

  他可真能幹活,像牲口一樣的幹,別的青年根本沒法比。他一個人的工作量可以是他人的兩、三倍。割小麥、大豆,他一哈腰就是上千米,根本不抬頭。你別以為他鐮刀好,數他的最鈍,小麥、大豆很多都是連根拔的。青年們齜牙咧嘴都累得直不其腰,見他跟個機器似的割到前邊直搖頭,嘴裏罵著“畜生、畜生”。“野狼”在曬穀場扛麻袋也讓人懾服。別人扛二、三十個一百七、八十斤的麻袋上囤子腿都有點發軟。這小子一口氣扛一百多,一溜小跑著。幹部們見了臉上可樂開了花,說“王新華是後進變先進的典型”,並讓他很快入了共青團,年年被“評選”為農場勞動模範。可“野狼”的目的是上大學呀。這個……連著好幾年,幹部們都說“再考驗、考驗”,“思想上還得在提高、提高”。

  其實“知青”們心裏也不希望他能當“工農兵學員”。每次“野狼”又落選,見他紫著臉“哇啦、哇啦”大叫“不公平”,大家都暗自慶幸,可別讓這個傻瓜上大學。倒不是上大學的名額少,不應該輪上他,你說大學裏哪有“扛麻袋、割地係”呢?這樣的料不就是“出大力,流大汗”幹農活的嘛。

  幹部們這麽說,其實就是假模假式的裝孫子。當年當“工農兵學員”的人中,傻瓜有的是,可沒幾個像“野狼”這樣憑牲口似的幹活爭取上的。可偏偏我們“野狼”一根筋,“改造思想”越發的認真起來。那年頭兒什麽稀奇古怪、啼笑皆非的事情都會發生。毛澤東那時不知動了哪跟筋,一會兒讓全國人民學馬列主義哲學,一會兒又讓人們讀五遍“紅樓夢”。“批林批孔”和各種“整風”沒完沒了。我們的“野狼”也跟著湊熱鬧。當時我正好挨著這小子睡,早上常常被他一摞摞的“馬列著作”砸著,有時掉在腦袋上的是“紅樓夢”。我困得迷起一個眼睛,見他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地正用紅鉛筆往書上畫道道呢,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你說他能讀進去嘛,怎麽也跟著“裝孫子”呀。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王新華往往是宿舍裏的笑料。記得有一次農場舉行田徑會。“野狼”參加了萬米跑。他跑得十分的奮勇,忽然看見許多參賽青年投機取巧。因為是在公路上跑,各分場選手沒有不作弊的,中途讓認識人用自行車馱一段的是最普通的手段。有的根本沒跑到折返點,就有人在選手胳膊上畫上標記,讓其往回跑;最有“辦法”的是乘了卡車,最先跑回來的選手的成績比世界記錄快很多。要我說,這在當時的農場是無可奈何的。要不你就放棄比賽,要不你也想辦法做弊,到時候創造個“世界記錄”。可這小子見狀隻是大罵,並更加玩命地跑。結果到了地方,我們的“野狼”竟然虛脫暈倒。他平躺在地上,運動褲裏的小弟弟都見了光。當時我正在場,趕緊找個外衣給他蓋上。你說有他這麽犯傻的嘛。

  這家夥的小弟弟見光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先聲明,“野狼”沒有露陰癖,他真是無意的。衣服、褲子破了也不設法補一下,還特願意和女青年很傻、很俗的胡鬧。隻要有機會都要湊上去,甭管哪個城市來的女的,他都湊上去逗貧。這被人們戲稱為“一掀尾巴是個母的就行”。他能有什麽幽默的語言?不過可以用惡作劇彌補。不是用紙包著剛出生的小耗子悄悄地放進某個女的兜裏,就是在人家腳前扔一個碩大的癩蛤蟆;要不然就拿著條剛捉的小蛇衝進女人堆裏耍。聽到女青年們恐怖地尖叫他很快意。真是肉麻作有趣。在他坐著和些女青年調笑時,我好幾次看見他的小弟弟沒藏好,從褲襠的破洞裏頑強地擠出一部份。他竟然毫無察覺。

  我前邊提到的那個北京女青年珍珍是“野狼”追求的對象。他是真心的,情不自禁的。是男人都需要女人,可他追求的辦法隻有“尾隨”。這讓珍珍很厭惡,他太傻了。為了表忠心,“野狼”隻要有機會就幫著幹活,鏟地、割地等重體力活,隻要他幹完,立刻轉身就幫著珍珍幹,好不容易把他的心上人接上來,這北京姑娘臉若冰霜,扭頭就走,連聲“謝謝”都沒有。“野狼”不在乎,“嘿嘿”傻笑,似乎隻要能當珍珍的“長工”就非常滿足。這又是宿舍裏男青年們的笑柄。

  也有他非常反感的女青年。幾位上海女“知青”不知道如何招惹了他,或許就是上海人的做派吧,“野狼”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辱罵她們。看著男青年們在邊上看著樂不可支,他就越發地破口大罵,神氣活現的樣子。

  這小子叫“野狼”真是名符其實,吃東西的速度太嚇人了。宿舍裏哥兒幾個好不容易弄點什麽吃喝,常常就是大半臉盆炒土豆絲。這家夥衝進屋看見了,也不問問,上來就吃,吞咽速度像抽水馬桶。最後你忍不住吆喝他少吃點兒,半臉盆土豆絲已經在他肚子裏了。喝酒也像個瘋子,酒量不敢恭維,可偏偏一口氣就幹下一茶缸劣製白酒。到時候就趴在大炕邊上吐,要把自己的大腸頭吐出來。你說他這不是糟蹋東西嘛。而且,他自己為什麽不買酒?不是不買,而是早早地把錢都花了。這狼一樣的胃口,半個月剛過就快揭不開鍋了。

  他過份地不講衛生,常常幾天都不洗那雙又大又肥的臭腳,讓使整個宿舍充滿蛋白質分解的惡味。很濃呀!令人作嘔,現在想想仍有些毛骨悚然。這位倒是不怕髒不怕累,在豬舍起圈,那糞便的惡臭令人退避三舍,“野狼”奮不顧身地進去揮鍬猛幹。休息時出來說,裏麵蒼蠅太多,拚命喘氣時張著的大嘴飛進了幾個蒼蠅。他特意說蒼蠅是酸的。

  其實這些大家還能忍受。最令人不堪的是“野狼”常上領導那裏“匯報思想”。當宿舍裏的確有人因被告密倒黴的時候,大家和王新華越來越疏遠了。現在我常想,“野狼”在幹令人反感的“思想匯報”時是否知道坑害他人?我始終認為他並非有著惡毒的本意,隻是由於他沒有完全“進化”好。遺憾呀。

  就這樣,選拔“工農兵學員”時光就這麽一年年過去了,我們的“野狼”始終“落選”,直到“工農兵上大學”的最後一年--1976年。“末班車”他趕上了。

  那年夏天的“工農兵學員”選拔中,王新華終於如願以償。他進了上海某名牌大學西語係。當年的“野狼”成了工農兵大學生,本該是件轟動的事,卻沒有多少人為此議論。是不是有了“病退”等比較容易的返城門路,上大學的誘惑已不那麽強烈?“條條道路通羅馬”。反正都是返城離開農場。

  那麽1976年是不是該輪上王新華?或許吧。不過年初王新華從北京回連隊的時候,爭取上大學的表現不同以往。他另辟蹊徑,改“戲”了!他從北京帶回來許多當時最時髦的鳳凰牌過濾嘴香煙,見著幹部,甭管多大的官兒,先發上一盒。

  這是不是有點兒太笨拙呀?人們見他這麽“廣種薄收”都替他尷尬。有用嗎?有的幹部接過鳳凰煙,打開後見到過濾嘴,“這是啥東西?”一揪,把過濾嘴扔掉。還有的乾脆用火柴點過濾嘴吸。“怎麽不出煙呀?”可“野狼”那勁頭卻是毫不在乎,好像那盒煙就象一塊糖。

  其實王新華不像人們想象得那麽愚蠢。見幹部就發煙是大家看得見的。給分場主任陳盛文送好煙好酒能讓你看見?他甚至能托人把禮送到總場革委會副主任手中。有神通吧?不久他就成了陳盛文家中的座上賓。

  他是怎麽學會的這一套?真假,真俗。

  這還用學嗎?既然是假的、俗的,就更甭學了。

  那為什麽前幾年不來這套?

  “這套”有晚的時候嗎?

  他玩這一套怎麽那麽得心應手?

  想玩就會“得心應手”。嗨,我還告訴您了,和現在比,1970年代的“送禮走後門”隻是“最初級階段”。

  你說農場那幫幹部真信?

  這話問的。如今中國大陸已經是個商品社會了,騙子還不是橫行。

  不過“知青”們還是不解,“野狼”那點兒“糖彈”也太好使了。送禮走後門已經是心照不宣的事,幹這種事情的人多了,怎麽就王新華這麽成功?

  不久連隊幹部中開始流傳這樣的話。

  “人家王新華是高級革命幹部家庭。他爸爸坐過飛機。”

  “他媽媽是功臣(功勳)偵察員,抓住過許多台灣的美蔣特務。”

  “這麽大高級幹部的孩子,在咱們這裏一幹這麽多年!受苦啦,不容易。”

  “他們家裏都有保姆侍候,屋子裏鋪著亮光光的地板,你在上麵打滾都不沾灰。”

  “多踏實的青年,這才是好幹部苗子呢。得送到大學深造呀,我們咋早沒注意到哪。”

  聽了這話得起一身雞皮疙瘩。了解底細的北京青年知道,王新華的父母也就是北京一般的幹部。不知道這不著邊際的神吹農場的幹部們怎麽就真的就信了?

  嗨,這不是“野狼”的“發明創造”。前兩年別的分場北京青年中有個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的瘋狂崇拜者。他沒事就在半導體收音機中找尋“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唱段。過了不久人們“搞清楚”,他是李玉和伴演者浩亮的外甥。這還了得?!他那年就當了“工農兵學員”。是真的外甥嘛?誰去調查?多半是神吹。那又怎麽樣?這招靈。聽說當年“梁效(‘四人幫’禦用筆杆子們)”寫作班子裏的人的“侄子”也上了大學了嘛。

  可是“野狼”能是讀書的料嘛!你又天真了吧?那是多麽需要愚蠢的年代。沒聽毛澤東講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嘿嘿,“天若有情天亦老”吧。騙局,而且是最不堪的騙局永遠屢試不爽。

  “野狼”上學後,那個北京女青年珍珍是否改變主意了?記不清了。好像有人當笑話似的提到,珍珍托人來說,“同意王新華同誌請求,建立朋友關係”。我們的“王新華同誌”的回答是“他現在要為革命抓緊時間學習,還不想過早地談戀愛”。

  珍珍其實當時沒人議論了,“野狼”走後人們風傳他已經成了分場革委會主任的“乘龍快婿”。但這裏麵還有點插曲,不想細說了,傳聞很多,最可信的版本是,“野狼”在等待上學的那一階段幾乎天天都去陳主任家,幫著幹活、聊天,一起喝酒。也就是那段時間他“發展了和陳主任家千金的關係”。但後來上學後,他反悔了。那陳主任也有辦法,領著大了肚子的女兒直接找到北京王新華父母家。這事情就這麽了結了。為什麽不去學校找那個“陳士美”?那還成!事情鬧到那裏沒用,隻能讓“野狼”聲名狼藉,如果“野狼”因此被開除學籍,那陳主任的女兒不是徹底完蛋了?

  這個靠愚昧維持的“神權”政權,真令人,令不想愚蠢的人們痛恨!這你該快哭了吧?我想自己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起有了反社會的情緒,充滿失望吧?那個社會不需要精英,隻要蠢才。

  王新華取得了當時人們所認為的成功。多簡單呀,宿舍裏的青年們多很沮喪,說不上為什麽,隻是沮喪。他們並不討厭王新華,隻是從骨子裏看不起,覺得他就是光會喝酒,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對玩兒命幹活的這個北京小子的評價,“傻瓜一個!”但在王新華沒當“工農兵學員”前,人們似乎是不在乎的。有時大家也寧肯相信,北京青年在農場受壓,所以很少有上大學的機會。後來的事實還能說明什麽?大夥兒忽然覺得自己比王新華“傻”得多!這簡直是……是嘲弄。

  其實人們也知道,而且是從王新華“積極要求進步”的第一天起就知道,“野狼”走的是“終南捷徑”,可自尊讓青年們摒棄了這種企圖。現在怎麽想……一種深深的失望不但折磨著著我,也折磨著大夥兒。我那時雖然每每隨著眾人抱怨社會的種種不公,種種的醜惡,可心底還是期盼著,甚至相信著這個世界會越變越好。從那時起,我不能再騙自己。

  記得當時大田隊男宿舍裏掀起一股嘲罵王新華的熱潮。每當王新華不在宿舍的時候,人們往往在嘲諷,“也就是台不使油的機器。到別的地方沒一點兒用!最多是台造糞機!就憑他的豬腦子還學外語?是人就比他強!別糟蹋大學了!”“也就這地方吹牛不上稅!還他媽的的真有人信!這兒的幹部得多土!”有時大夥兒正罵得歡,王新華忽然進來,屋裏的人立刻都不吱聲。王新華很知趣,呆一會兒轉身又出去。反正在農場也呆不了幾天,沒必要和什麽人再嘔氣。

  不知為什麽,我沒參加這種“聲討”。我對“野狼”恨不起來。王新華臨走那天晚上,我站在宿舍外抽煙,忽然看見他從黑影中走過來。

  “都收拾好了?”我沒話找話。

  “沒什麽好收拾的!”聽這聲音王新華並不特別興奮。

  我也不想再說什麽,兩個人站在門口默默地抽煙。

  “我知道你們都挺恨我!”王新華開了口。

  “恨你幹嘛?”我反問道。

  “我都聽到了!”王新華拿煙的手微微顫抖著,那煙頭的亮火也在抖動。“這些年我幹得怎麽樣?比誰幹活都賣力氣!”他沒接著說下去。兩個人又默默地抽煙。外邊蚊子太多,我轉身進了宿舍,默默地想:反正您最後算是認識了“終南捷徑”。

  ……

  一談到“野狼”,聚會上不一會兒就冷了場。我忽然冒出一句,“我想去看看他們。”

  “算了吧。見麵又能說什麽呢?再說人家現在不是過得挺好?”

  我默默地笑笑,搖搖頭。忽然想起小時候男孩子們唱的“不正經”的童謠:“上過天橋,坐過飛機,啃過西瓜皮,回來還是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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