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
屁簾是老北京的人們為穿開襠褲的小孩子擋風用的。那就是個拴在腰上掛在屁股後麵的一塊棉簾子。半個世紀前的北京可比現在冷多了，數九嚴冬要零下二十多度。那時候的半大小子們管自己糊的一種簡易風箏也叫“屁簾”，就是那長方形，下麵沾著兩條紙尾巴的那種。為什麽不甚清楚，反正春天的時候孩子們都自己糊個“屁簾”在外邊放著玩兒。我今兒個說的屁簾卻是我好友張繼軍的外號。真不雅，但大夥兒這麽喊，他也答應，一點兒不惱。其實我倆在氣質上兩樣，家庭狀況也截然不同，可不知為何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後來我到美國就和他失去了聯係。其實在我上大學後我們就沒怎麽聯係過，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已。
出國前幾天曾幾經輾轉打聽到他所在工廠的電話號碼。人家說他病休好久了。我又要了他家裏的電話號碼，打過去正是他接的。我興奮得很，“大屁簾子、大屁簾子，咱們有八、九年沒見麵啦”使勁地喊，想和他見見麵，可他那邊沒什麽反應，“……以後吧。”他說著就把電話掛了。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怎麽不想見我呀？納悶一天，我又給他打電話。這回是他嶽母接的，隻是簡單地說“繼軍身體不好，現在上醫院看病去了”。我一愣神那邊又把電話掛了。
出國前我很忙，心想以後探親回來再聯係吧。誰想這一晃就是十四年過去了。但和他在一起的往事總是記得那麽清晰，那是有著很多歡樂的時刻啊，有時想著就樂起來。記得這家夥唱歌五音不全，可總愛嚎兩嗓子，把些情歌唱成進行曲速度，還把歌詞改得滑稽不堪。
這次回國探親，過去一起在農場“上山下鄉”的哥們兒在飯館聚了聚。席間我問到“屁簾”，他們說“早死了，死了十多年了”。知情者說他因為長期酗酒，肝腎都壞了，最後死於尿毒症。我當時沒什麽反應，連飲兩大杯二鍋頭白酒後（二鍋頭有５６度，估計我喝了有半斤以上）便醉倒。
夜裏哥們兒用車把我送回了家，昏睡後醒了便悲從中來，淚不住地流淌。
１９６９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北京市永定門火車站又駛出一列“上山下鄉”的“知青”專列，是去黑龍江省嫩江縣山河農場的。這回走的“知青”基本都是六九屆初中畢業生，十六歲左右，也就是１９６６年小學畢業那撥人。這次走的“知青”比較特別，基本上是“出身有問題”，或者“平時表現不好”－－在學校裏、街道上成天打架鬥毆的那些人。北京市六九屆初中生全都“上山下鄉”，隻要不是上述兩種人，基本上去的是東北和內蒙“生產建設兵團”（也叫“軍墾”）。我們這兩種人屬於“生產建設兵團”不要的，所以後來去了山河農場（也有些去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火車臨開時，車廂裏十六歲左右的孩子們都擠在窗口大放悲音，家長們也在車下抽泣。眼看車快開了，一個一身綠軍裝的小子才上車。他上來後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從擠滿腦袋的窗口把頭探出去，對著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嚎啕。
我從車窗的縫隙中看到他的親屬不是軍服就是警服，知道這是位“革幹”（革命幹部）子弟。但他怎麽也去山河農場呢？（後來知道他父親那時有“曆史問題”沒搞清楚）。列車開動時他更是哭得死去活來，直到列車開出站好一會兒了，他才從窗口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正好在我身邊。他中等身材，微胖，蠶豆眉，單眼皮的小眼睛，大嘴、闊鼻、寬臉，相貌不怎麽樣。這位滿臉都是淚水、鼻涕，用袖子擦了擦，喘息了一下，把手伸給我報出他的姓名，“張繼軍。”
互報姓名後，跟著他把隨身帶的東西放到貨架上，很多的糖果點心，還有一大網兜手紙，看來家裏是很嬌生慣養的。
列車走了三天兩夜。一路上他總唉聲歎氣、愁眉苦臉，很是沉默，不斷地抽煙，但到了農場本相就漸漸表現出來了，而且“屁簾”這個外號也傳開了。這可不是一起去山河農場的人給他起的，而是原來就有。可他不是六九屆，是“老初一”的（１９６６年初一，比我們六九屆的大一歲），他班上就他一個來山河農場，我們都不認識他。所以我猜測這個外號是他自己說出來的。
“屁簾”是個性格外向，愛張揚的人，好打架，但又不是個心黑手辣的家夥，因此一對一的時候吃虧的總是他。這位愛張羅事兒，愛挑頭，人也仗義。那時我們北京的常和東北青年打群架，他總是率先衝鋒陷陣很是英勇，手裏不是根棍子就是塊磚頭，長得又醜，詐詐唬唬的挺猙獰，像個瘟神，外強中幹的樣子。“屁簾”不修邊幅，形像邋遢，可特別饞。有時候食堂賣老母豬肉，他一下子能吃好多。過後聽說那老母豬是有豬絛蟲病的，就領著一幫吃過老母豬肉的家夥們在門口摳嗓子眼兒吐，德性散大了。
這家夥最不愛幹農活，特恨“上山下鄉”，從來都是“出工不出力”的主兒，落在後麵就痛苦地咒罵，恨恨的，喪氣地倒在地上使勁抽煙，每天都得我來幫他幹。和他的交情是否因為我常幫助他？不盡然，我幫助的人多了。其實是他主動和我交朋友的。我在農場可是“夾著尾巴做人”，每每幻想著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謀些精神出路。咱什麽“出身”呀，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屬於“臭老九”。父親是“右派”，“文革”中又查出是“國民黨特務”；母親是“叛徒”。我那時可是名副其實的“狗崽子”，自認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再說我個性本不是爭強好勝之人，在農場屬於容易被欺負的角色。“屁簾”那時是我的保護神，誰要是和我發生口角和矛盾，他就大嚷大叫地撲上來，像個惡霸。那時我倆好得像…像“同性戀”似的，合在一起吃飯，整天形影不離。
後來我去了大車班，他還在大田隊。雖然不在一起幹活了，下了工甭管多累我還經常到他那兒去打打鬧鬧一陣，抽上幾根煙。
“屁簾”厭惡下地，他不斷地央告幹部，恐怕還送了些禮，終於熬上個水房燒熱水的活。水房專門為青年燒熱水；那時分場裏有四、五百青年，用熱水量很大，分場安排三、四個人幹。我曾因為身體不好也幹過一段值日生（就是專門留在宿舍打掃衛生，挑洗刷熱水的青年，原來輪流幹，後來變成專人，一般都是身體較弱者）。大清早或下午我來挑熱水時，總見“屁簾”叉著腰，敞胸露懷，歪扣著帽子，惡狠狠地要別的宿舍來挑熱水的值日生少挑點兒，形像很是不佳。見我來，蠶豆眉擰一擰，“你丫的……挑吧。”唉，青年下工回宿舍，誰不想好好擦洗一下。好，這位，為了自己少幹點活，硬是不讓值日生多挑熱水。當時他在分場青年中口碑不怎麽樣，特別是女青年，成天詛咒他。
他總這樣的行徑免不了打架。一般來講沒人敢惹他，打也打不過，因為一打起來，他的哥們兒－－一幫子“小流氓”（當地幹部語）就一起衝上來拳打腳踢。可有一次吃了虧，他和一哥們兒到總場玩兒去的時候，被一曾被他打過的北京小子見到。那家夥也不是等閑之輩，隨後趕到總場，糾集那邊他的哥們兒找到了閑逛的“屁簾”他們倆。結果誰都能料到，“屁簾”被打得滿臉是血，趴在地上殺豬般的喊叫；另外一位被開了瓢（腦袋打破了）。複仇的小子知道他“偷襲”之後回到分場恐怕被“屁簾”報複。於是拉著這兩“傷兵”下了頓館子，點了好幾個菜，大大地破費了一番。這位說，他這次“偷襲”實在是不得已，因為人總得有點自尊。上次“屁簾”領著那麽一大幫人把他的臉都用刀子紮了，如果他不報仇就簡直不是人了等等。現在“一報歸一報”，他倆之間的恩怨應該結束了，所以請吃頓飯，“化幹戈為玉帛”，“以後北京人（青年）一致對外，共同對付東北人（青年）”。
“屁簾”被這能說善辯的小子侃得暈暈呼呼，便“握手言歡”。但回到分場，哥們兒一見這兩個“傷兵”鼻青臉腫，頭上還纏著繃帶，立刻不幹了。本來“屁簾”應該力阻大夥兒，因為一個人要說話算話，但見人們義憤填膺的樣子，礙著麵子就變卦了。
當“屁簾”領著眾人殺氣騰騰來複仇時，那小子可真機靈。他立刻從地上撿起塊半頭磚嚷道：“是的，我做了對不起‘哥們’（指‘屁簾’等）的事。現在咱不用你們打，咱自己懲罰自己！”說著就用那磚頭狠狠地平拍自己的天靈蓋。你知道，那農場燒出來的磚頭特酥，狠命一拍就碎。當時那半頭磚就在“自我懲罰”的小子頭上碎了，弄得他滿頭都是紅磚粉末。跟著他又找塊半頭磚朝自己頭上拍。
這苦肉計太成功了。其實他的頭根本就沒打破，最多起了大包而已。“屁簾”的哥們裏有一特憨的主兒立刻上去奪下磚頭，“太慘了，太慘了”地亂喊，“屁簾”也“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地喃喃自語。看來他真不是個狠毒之人。
事後我數落他太“散德性，還真覺得‘盛情難卻’”，“屁簾”繃著大扁臉不言語，聽著聽著就“啊－啊”喊，然後給自己好幾個嘴巴。“哥們自我掌嘴行了吧？”宿舍裏的人們看著沒有不笑的。
那次分場北京、東北青年大毆鬥時，“屁簾”被打得挺慘，後腦勺被打破了，後背衣服上都是淌下來的血，看起來很嚇人。參加毆鬥的東北青年是北京臭小子們的三倍，有一百多，黑壓壓地過來把北京青年擋在宿舍前的一條臭水溝邊上。其實那會兒恐怕已經打不起來了，北京的小子們一個個都拿著大板斧和大扇刀，要打誰都得考慮下後果，所以兩邊打群架的人們隻是互相叫罵。忽然，“屁簾”跳過臭水溝，對著喊得正凶的一個東北青年劈頭就是一棍子！那棍子一下子斷成三截兒。挨了棍子的那東北小子馬上就倒了。當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覺得一場血腥的械鬥在所難免。沒想到那邊東北青年過來兩人，隻是死命奪“屁簾”手中剩的那小半截棍子。此刻他就勢一送便鬆了手，那兩位東北青年立刻重心不穩也摔個四腳朝天。跟著“屁簾”馬上又跳了回來，然後“哈哈”一笑，“瞧你們丫那Ｘ性。”
這樣一下有些北京青年都憋不住樂了起來，那邊東北青年也很掃興。事後“屁簾”悄悄告訴我，說那棍子是楊木的，很輕、很脆，所以打下去能一下子斷成三截，但根本打不壞人。當時他屬於“靈機一動”，要給東北的小子們來個下馬威。嘿，他還真有點詭詐。
“上山下鄉”兩年多，“屁簾”探親回家後便賴著不想回農場了。那時不止他一個人這麽做。如今看來，他們潛意識裏就覺得在農村沒希望。這倒是比我高明。當然，像“屁簾”在北京也可以呆下去，不管怎麽說也是個“革幹”家庭。我就不一樣了。所以隻希望在農場“好好表現”，尋找個精神出路，因此我除了探親回家都是在農場“積極要求進步”。這以後幾年我隻是回北京時和他見見麵，當然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親熱，喝起酒來稱兄道弟。“像咱們這麽好的哥們兒哪找去？”他老這麽說。
這麽一晃三年，１９７４年秋“屁簾”又回到農場。不過這次算是他的告別之旅。他家裏給他轉到吉林那邊一個“五七幹校”，然後再設法轉回北京。農場辦調轉關係這種事總是拖拉，雖然他家裏托了人（間接地認識農場的領導幹部），但也還是過了好幾個月才辦成。這下我倆又在一個宿舍裏生活了小半年。
深秋之後農場農活沒那麽忙了，晚上我們有大量空閑時間無聊之極。我和“屁簾”總下圍棋解悶。他的棋藝遠不如我，但又不肯讓我授子，結果不斷悔棋還是慘敗。常有這樣的時刻，看著他自己的子要被提我吃掉，緊鎖眉頭苦思無對策，我就往行李卷上一靠，賴洋洋地點上顆煙，“怎麽，走啊？你倒是落子呀？不然我可睡上一覺了。”這時他會猛地把棋盤一掀，黑白棋子撒得到處都是，然後順手給我個嘴巴，跳下大通鋪就跑。我立刻下地就追，抓住他按到大通鋪上，用手使勁地掐他背上的厚肉。“我要卸下你背上的半扇豬肉（他很胖，我總說他“背著半扇豬肉”）！”他就大喊“哎喲，哎喲，黃弟饒命”。“皇帝（黃弟）、總統都不行，我現在就想吃豬肉。”我喊著就和他在大通鋪上嬉笑著打鬧，度過一個個難熬、無聊的夜晚。現在想想，在農場和“屁簾”度過的那一段日子真是快樂，好像此後都沒有這樣愉快過。
記得一次我們上山砍樹，是專門砍那種碗口粗細的黑樺樹，做各種農用工具。從分場到砍樹的山上得二十多裏路，我們坐拖拉機牽引的大拖車上去。幹活的任務很明確，砍好樹把枝條砍掉，再把樹杆裝上車，裝滿滿一大拖車樹杆就算完成任務。中午飯是每人四張糖餅。
本來“屁簾”說不去了。但見上山砍樹的青年每人發四張糖餅，他又起著哄地要了糖餅爬上了大拖車。走到半路上他就高興不起來了，看著滿目冰雪嘟囔說“這不是人待的地方”。到了地方我倆一組。任務是砍四十棵樹，枝條砍去，再拖到停大拖車位置，最後大夥兒一起裝好車，吃過午飯就回分場。
我倆趟著雪走到林中，我選好一片林子就砍樹，砍去枝條後讓他拖出去。“屁簾”剛拖了一根樹杆就嚷嚷著不幹了。他氣喘如牛，滿臉虛汗，跌跌撞撞，看著我已經砍倒了十餘棵樹，正在削砍樹枝，就叫：“你丫把累活給我幹！不成，我得砍樹。”我是哭笑不得。大板斧丟給他就去拖樹杆，一次就拖三、四根。等我把十餘根樹杆都拖到大拖車那邊去了，他居然隻砍倒了一棵樹。看他砍樹的樣子吧，每一下像彈腦崩兒。他早已筋疲力盡了，以至我過去推了他一把，這位就一個狗吃屎載到雪地上。“屁簾”坐起來喃喃地罵著，“你丫的是個畜生。你幹這不是人的活一點兒都不累，完全是個畜生。”
我不理他，瘋狂地砍樹，夠了數就把枝條都砍掉，然後把樹杆都拖到大拖車那邊去。“屁簾”勉強拖著樹杆走，仍不住地說：“我看你再不想辦法離開農場，渾身就會漸漸長毛變成牛。如果讓你能幹得更好，到時候就把你煽了變成太監……”我忍不住笑起來，上去再次把他推個大馬趴。
回分場的路上“屁簾”真的痛苦起來。他說腳凍得像針紮。可不是嘛，他的棉膠皮鞋頭天晚上根本就沒烤幹，這會兒太陽下山，氣溫驟然下降，這腳怎麽受得了？如果他下車跟著跑還能暖和些，可他已經累得渾身軟綿綿了，哪還跑得動？我歎口氣，立刻把他的棉鞋扒下來，潮濕的氈襪子也脫下來，直接把他的腳揣在我穿著的皮襖裏。
“屁簾”的兩隻腳揣在我胸前顯然是舒服點了，他忽然像個小孩子，好像有點感動，“我要是個記者，一定寫篇報導，說你是雷鋒二世。怎麽樣？”
“雷鋒是畜生。因為你說我是‘畜生’。”我知道他又調侃我，便以攻為守。
“我是說你總在農場會變成畜生。”
“那雷鋒到底是不是畜生？”
“好了，不打岔了。我是說，你這麽在農場乾沒一點希望，因為你簡直是個傻Ｘ。宣傳雷鋒，讓你做雷鋒，實際上就是讓人做傻Ｘ。活幹得再好，也隻能向牲口看齊，什麽好處都撈不到……”
我啞口無言。半晌“屁簾”又說：“哥哥我今天是‘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你別生氣。”我怎能生氣呢？他的話確實觸動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著他有關雷鋒的那段對話。
當“屁簾”去“五七幹校”的事終於辦成時，哥兒幾個在一天晚上弄上酒菜暢飲。那次除了“屁簾”大家都喝醉了，而且是醉得一塌糊塗，吐得狼狽不堪。奇怪的是“屁簾”沒醉，過後他還把我們這幾位都扶上了炕，脫了衣服，塞進了被窩。我第二天早上醒來覺得有點怪，因為“屁簾”酒量和我差不多，怎麽我醉成那個德性，他還和沒事人似的？這家夥哈哈一笑，把他絨衣扔過來。衣服很潮，上麵充滿著酒味。“我昨天夜裏實在喝不下了，你們丫的死命乾杯，我把酒杯舉起來，順手倒在絨衣領口裏啦。現在這絨衣沒法要啦。哈哈。”如今我一想起他那形像仍忍俊不禁。
他調到“五七幹校”後並沒有去，又一頭紮回北京等著“五七幹校”那邊托人把他的戶口轉回北京，在家晃蕩了一年就趕上周恩來去世，隨後北京發生了“四、五”事件。這小子在家正閑得沒事兒，那些天總到天安門廣場去折騰去。事後竟然被人“揭發”，結果他還被關了一段時間。
１９７７年冬天我回家探親，他來我家喝酒，繪聲繪色地描繪了他這段經曆。說到滑稽的地方我倆哈哈大笑。但過後我母親認為“屁簾”粗俗，覺得我不該和這樣的人交朋友。她說我們喝酒時她在裏屋給他數了，此間一共說了一百多個“他媽的”。媽媽這麽一說我就更樂了。她哪知道我倆總互相取笑。知道他結婚了，我就說“你現在開始正式繁殖了”。如果他知道我考上經濟學院，就非說那是“京劇學院”，而且我是專門學“武生”的。
自從我回北京，並在１９８０年上了大學後，和“屁簾的聯係越來越少。為什麽呢？是不是因為我上了大學，他當了北京某廠的供銷科長，我倆都忙了？是不是我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還是有著差異？是不是我們畢竟不在息息相關的環境中生活，特別是我出了國，彼此天各一方？我也說不清。或許是我那些年自我感覺太好了吧？
現在有時會忽然想起“屁簾”，眼淚就一下子在眼睛裏打轉，我會一個人躲到一間屋子裏，或走到外邊去哭哭笑笑。想著他走了十年有餘，我竟絲毫不知，想著我們過去那些歡樂、荒唐的事情，多麽有意思呀。笑過了，哭過了，這心裏反到舒暢了些。我今年五十出頭了。不是每個到這歲數的人還保留著年輕時代的情感的，我就是一例，我現在總時時感覺著自己不自覺地麻木。但“屁簾”會一下子把我帶回過去，讓我內心深處的各種真摯情感都強烈地表現出來。
回到從前，回到從前……
昨夜惡夢，我喊得很凶，時間很長，妻子怎麽推我都不醒，說我喊了“救命，快來救命”，又喊了“不是他，不是他”，最後還說“現在我知道了”。但第二天早上妻子和我說起時，咱腦子裏卻沒一點痕跡。是你嗎“屁簾”，一定是你來了吧？真的想我了？那你耐心等著吧，到時候我到另個世界找你。“屁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