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美13個殖民地民眾鬧獨立的緣由
大英帝國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從各自建成始便具有濃鬱的自治特色。
由於天高皇帝遠和宗主國統治者因交替而不時地出現權力真空，使得來自歐洲各國的民眾獲得了空前的自由，以致在各個殖民地表現出強烈的、堪比古雅典民主一樣活躍的自由生活景象，生活時而如牧歌般美妙。
據1759年定居北美的法國紳士克裏維可夫說：“歐洲人來後，開始有一種形同複活的感覺：以前好像並沒有活過，度的是麻木無生氣的日子；現在他感到自己是個人，因為大家把他當人；他本國的法律把他看成蟲蟻；這兒的法律把他當作主人……他不由自主地心花怒放，意氣高揚，從而孕育出美洲人才有的那些新思想。”
隨著大英帝國統治機器的強化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古希臘和古羅馬類似的情形在各個殖民地出現了。
首先，各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日益加深。原因是大英帝國日趨嚴苛的統治愈來愈像政教合一的後期西羅馬，在政治上嚴重傷害了各殖民地的民眾本來早已享有的自治權力與社會自由，在經濟上給各殖民地的民眾套上了沉重的苛捐雜稅等枷鎖。
其次，各殖民地內部（如同古雅典內部的情形一樣）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以致富人與窮人的矛盾也在迅速地積累著。例如，在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麻薩諸塞殖民地的港口城市波士頓，兩極分化的情形尤其嚴重。1768年，1%的富人擁有全城25%的財富，到兩年後的1770年，1%的富人擁有財富的比例劇增為44%，而同期窮人（即沒有財產的人）的比例從14% 增為29%。在這種商品經濟必然引起社會兩極分化而政府又被兩極分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商人階層）把持的社會條件下，民眾自然深受其害，也自然對商人階層統治的政府無比憎恨。後來的獨立戰爭和殖民地獨立後最大一次武裝暴動—謝司起義均在麻薩諸塞爆發絕非曆史的偶然。
再次，各個殖民地除保皇黨之外的各個階層都在通過各種密謀方式醞釀著與宗主國統治者及其代理人的抗爭。密謀主角除了法國等國際勢力作外援，還有愈益遍布各殖民地的各種秘密組織和秘密會社（如兄弟共濟會、光明會、自由之子等）做內應。
最後，歐洲新老霸主們（包括西班牙、大英帝國、荷蘭、法國等）爭霸和瓜分美洲大陸為各個殖民地民眾擺脫宗主國的統治和實現獨立自主提供了可以善加操弄的良好機遇。
英法“七年全球戰爭”於1763年結束時“踩”著法國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英國重蹈了西班牙人的老路，即贏了戰爭，主要是麵子上好看，實則背上了巨額戰爭貸款，而歐洲各地的銀行都是猶太人主導的，而且歐洲各王室都是股東，所以沒法像以往一樣在猶太富翁身上打主意，所以力爭讓13個殖民地“自負盈虧”，卻不“權責相符”，而且苛政日增。
1764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食糖法案”，對所有運往13個殖民地的食糖征稅。雖然該法引起了一些民眾的抗議，並導致食糖走私猖獗，但該法畢竟是向有關商人直接征稅，不是直接向殖民地民眾征稅，所以殖民地民眾反抗的力道不大。
1765年，英國議會得寸進尺，頒布了“印花稅法案”，對13個殖民地的所有紙製品開征印花稅，用以解決住軍軍費問題，結果激起了殖民地民眾大規模的抗爭（喬治亞殖民地除外）。同年，經麻薩諸塞殖民地倡議，9個殖民地派代表參加在紐約召開的“反印花稅法案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加茲頓提出了“美利堅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說，在這個大陸上，不應該再有人自稱新英格蘭人或新約克郡（即紐約）人，都應該是美利堅人。這個說法得到了廣泛響應和認同。
迫於情勢，英國議會於1766年取消了印花稅法案，同時頒布了“宣言法案”，強硬宣稱英國議會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立法對13個殖民地征稅。
1767年，英國議會頒布“湯神德法案”，對13個殖民地進口的玻璃、鉛、塗料、紙張和茶葉征稅，自然又引爆一係列抗爭，隻好於1770年陸續取消了其它稅收，隻繼續征收主要涉及殖民地上層奢侈性消費的茶葉稅，目的是為了挽救實際上已經破產但英國皇家又是大股東的東印度公司。
值得指出的是，大英帝國征稅隻收取硬通貨，而非殖民地流通的紙幣，實際上就是不承認各個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權。違反大英帝國法令的人都要接受法庭的審訊和定罪。
自從1767起，英國皇家海關在北美商業重鎮波士頓的稽查官員開始受到“自由之子”發動的襲擾。英王於1767年派英軍（主要成分是德國雇傭軍）駐守波士頓，保護海關人員的征稅工作。
北美許多港口能接受東印度公司茶葉船的數量有限，很多茶葉船根本就無法進得了規模小的港口，所以紛紛湧向大港波士頓。
1773年12月16日，殖民地當局與大英帝國海關圍繞遣返茶葉船的談判失敗，以“自由之子”為主力的殖民地民眾化妝成印第安人，將數船茶葉傾倒海裏。當時，此舉被稱為“茶葉之毀”（Destruction of the tea），幾十年之後才在黨爭甚囂塵上的氣氛中被美譽為“波士頓茶葉黨”。如今，美國又出現新的“茶黨”，但此茶黨非彼茶黨也。
這樣，英國議會討論問題的焦點不再是征稅，而是如何懲治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民眾。
公允地說，英國議會中也不乏睿智人士，曾經在議會辯論中慷慨激昂地讚揚殖民地民眾的抗暴精神，主張撤軍。例如，曾做過首相的上院議員皮特發言道：“任意確定稅收製度必將引起反抗，這是早就應該預料到的。今天殖民地民眾反抗稅收的那種精神正是英國本土人民數十年前反抗苛捐雜稅的同樣精神。北美大陸輝格主義的光輝點亮了300萬北美人民的心，他們寧可選擇貧窮而有自由，而不願意因選擇富有被套上鎖鏈。我們能夠反對這樣一支力量嗎？駐美的幾個團和國內的1.8萬精兵夠嗎？首相官邸的任何陽謀與陰謀也無法抵抗這樣一個全美全體一致的大聯合。再多的法案、再多的紙上增兵案，都無法阻止危險的到來。。。任何旨在將奴役強加到他們身上，把專製製度強加到如此偉大人民的企圖將徒勞無益，也必將一敗塗地。我們遲早將撤退，讓我們在可以主動撤退時撤退吧，千萬不要到被迫撤退時再撤退！”然而，他的撤軍提案以68對18票被否決掉了。
1774年5、6月間，英國議會一連通過了4個令波士頓人“不可容忍”的法案：（1）馬薩諸塞政府法案（5月20日）；（2）司法管理法案（5月20日）；（3）波士頓港口法案（6月1日）；（4）駐軍法案（6月2日）。例如，駐軍法案規定殖民地當局為英國駐軍提供營房。但是，波士頓人拒絕為英軍修繕營房，迫使總部由紐約移到波士頓的英軍在波士頓公園駐紮了近半年。“軍民對立”的結果是“波士頓大屠殺”，即英軍鎮壓民眾激烈抗爭時殺害了5位市民。
這時，各個殖民地政府在本身的權力已經受到損害的形勢下，分別通過了一係列決議，建立了通訊委員會，號召絕食等，宣布“不經殖民地政府同意而征稅就是暴政”。
到了1774年，英國議會頒布的“魁北克法案”威脅的不僅是馬薩諸塞殖民地，而且威脅到所有13個殖民地民眾共同的福祉，令其它殖民地由同情和聲援變為無法繼續共同容忍下去，是壓迫各個殖民地聯合起來進行暴力抗爭的最後一棵稻草。
“魁北克法案”規定，大英帝國允許原來的法裔加拿大人和法屬印第安人（他們是原法軍的同盟）可以到已經歸屬大英帝國的俄亥俄和密西西比穀地的廣闊地帶定居，從而對13個殖民地構成了兩大嚴重威脅：（1）法裔加拿大人和他們的印第安盟友是天主教徒，從宗教信念的角度看，是13個殖民地絕大多數民眾的共同敵人和共同威脅。以清教徒為突出代表的非天主教派將自己的信仰自由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當然不會坐視在歐洲貽害深遠的羅馬天主教在自己周圍泛濫；（2）如果任憑大英帝國這個“粗暴的父親”繼續“胡作非為”，故意圍堵13個殖民地，則13個殖民地就會喪失合力向西擴張的潛力和機會。這一點實際上是當年英國與羅馬教廷決裂因由在北美的再版。大英帝國的作用，對北美的各個殖民地而言，相當於羅馬教廷。
眼見大英帝國居心險惡和天主教勢力極有可能在北美席卷而來，北美12個英屬殖民地（喬治亞原本沒有參加）於1774年決定組成大陸會議，借口處理各殖民地與宗主國—大英帝國日益嚴重的衝突，實際上是要通過開會來抱團兒，籌劃與“大英老子”決裂了。
1774年9月5日，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賓夕法尼亞的費城召開。來自各殖民地的55名代表都是公認最有才能和最富有的具有各種“美德”的人，其中多數代表在大英帝國在各殖民地的各種政府機構中工作。因為參加大陸會議的代表們都是社會精英，更都是社會富豪，所以才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語言，才可能共同花大把時間思政、議政、幹政，才可能有效地為富豪和精英階層爭得最大政治和經濟利益。在大會上，約翰，後來的《聯邦黨人文集》三作者之一和後來的美國最高法院的首位首席大法官，被選為大會主席。大會結果是，原本各自為政的13個殖民地變成了“聯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並通過了《權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不可剝奪的財產權。《權力宣言》通過重申《大憲章》以來的傳統，向英王請願，廢除諸多“不可容忍的法令”，同時決定一致抵製英貨，停止對英出口。喬治亞的棉花沒法不向英國出口，所以開始時沒有參加大陸會議。
殖民地上層富人階級主導的有限反抗被英王喬治三世視為叛亂，宣稱這些殖民地人民“必須用戰鬥來決定他們是屬於這個國家（英國），還是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