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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
2008-06-07 | 方勵 一個倒黴蛋or一個電影狂人
視頻為預告片.全片有大量性愛鏡頭,未成年人請勿觀看.
方勵 一個倒黴蛋or一個電影狂人
方勵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學的是地球物理，幹的是深海打撈，卻同時成為電影的狂熱愛好者；他是一個精明商人，但投資的電影卻總是血本無歸；他扶持青年導演，不看劇本不看作品，隻和人聊天就決定要不要合作；他從地下電影開始，一路磕磕碰碰，直至遭禁，卻癡心不改，堅持要做地上電影。“做憤青毫無用處”， 55歲的電影製片人方勵樂嗬嗬地說。
今年春節，回家過年的成都人方勵順便帶著他的合作者李玉看景，並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今年，李玉還將在成都拍攝一部新片，在年初已經接到電影局禁令的方勵依然“頑固”地張羅著電影的前期籌備，“這次不做製片人就是了嘛”。
本報記者 潘媛 為您報道
方勵個人傳奇
一個始終不認命的成都人
“我的故事熱鬧得很”
方勵的父親是西安人，母親是地道的成都人。“我們家故事多得很，之熱鬧。”方勵點燃一支香煙，從1948年說起。“1948年，我爺爺安排我父親在高雄港務局工作，飛機都預備下了，但父親思前想後一個晚上最終沒去，決定要留下來等共產黨。後來蔣介石離開成都，撤退到鳳凰山機場，我父親和他在飛行大隊的朋友親自去送。再後來解放軍開進成都，我父親就在那時候認識了我母親。1952年，父親通過英國大使館的朋友登報和前妻（當時在香港）離婚，所以後來才有了我，所以我生在了成都。”
因為在鳳凰山機場送蔣介石的那一幕，方勵的父親背了20多年的特務黑鍋。方勵12歲的時候開始經曆抄家，他父親把他送到內江，當電工。
第一次正式離開成都，方勵17歲零三天。“整個鐵中1200名學生，全部送去插隊，去修鐵路，算下鄉知青。”方勵被分到貴州修湘黔鐵路，參加民兵團大會戰，挖石頭，當開山工，沒有工資，每月發十幾元飯票。在貴州待了兩年，方勵偷偷把數學自學到初三程度。1973年，方勵因為招工回到成都，在八裏莊的 101廠當鉗工。“文革”幾年，方勵除了看熱鬧就基本上在看書，他在完全的絕望中開始自學化學、英語，並用兩三個月時間自學完高一數學。
“‘文革’時期人的笑容表情，天空的樣子，一幕一幕都在我腦海裏，倒背如流。”方勵幾乎有點跑題，但他對世界最初的認知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這也奠定了他那麽喜歡講故事，那麽喜歡觀察世界，喜歡用電影來講述世界的精彩。
“我一直都不認命”
恢複高考後，1978年，方勵報考了成都地質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成都理工大學，報考的專業是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他根本不懂這些詞匯的含義，惟一的理由就是成都地質學院有一個足球場，而足球有幾年曾是方勵精神世界的全部。但當時的華東地質學院率先提檔，方勵就這樣去了江西。
在大學校園裏，方勵是院報編輯、足球隊長、團支書、學生會主席，連續四年都是三好學生，每一門功課都是90分以上。“人家都奇怪，說你為什麽那麽愛讀書，我說我整整十年都沒有讀書的機會啊。”
畢業後方勵被分配到核工業部的一個研究所，搞鈾礦研究。在此期間，方勵已經明確了出國的目標。在剛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北京，為了練習英語，方勵發瘋一樣去跑展覽會，當翻譯打雜，部裏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是專業翻譯。
1984年深圳蛇口招商局公開招聘管理幹部，方勵悄悄去考了，沒過多久對方的調令居然來了，但所裏不批準。“我每天去去申報，堵領導，挨個轟炸，黨委開會，我就站在門口。”這個時候的方勵，活像20年後堵在電影局局長童剛辦公室門口的方勵。
1984年12月底，部裏最終放人。方勵成了所裏第一個棄學經商的人，但他並沒有真的去蛇口招商局，而是去了一家外企。1987年，方勵帶著自己所有的家當6000美元，去了美國。1989年，方勵MBA畢業並和一位中國同學結婚，第二年拿到了美國綠卡。第三年，他有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來回跑，他樂於這樣的生活：“我當然喜歡新鮮的空氣，但我也離不開熟悉的氣味。”
去年8月，方勵帶著老婆孩子搬回北京，美國的房子還留著。方勵希望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在這一生當中最少有幾年時間有在中國生活的體驗，最刺激方勵的是有一年他回成都，在車上和表弟說成都話，兒子問媽媽，爸爸他們是不是在說日語。
“我一直不認命，找到機會就跑。”方勵這樣總結他的前半生。
方勵麵對麵
愛電影，因為這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報：為什麽喜歡電影？
方勵：我想做電影不完全是因為喜歡電影本身，更不是投資行為，完全是因為我喜歡人，喜歡世界，喜歡社會和曆史。而最能表達這些的就是小說和電影，而電影顯然更有魅力。電影就像毒品，我現在上癮得嚇死人。上癮不是因為電影形式本身，而是因為這個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報：那麽熱愛電影，為什麽不自己做導演？
方勵：你讓我當導演，我今天就可以幹，扯個隊伍就可以當導演了。但我覺得我不能做一個優秀的導演，我不是一根筋的人，我的興趣發散得太大了，我不可能沉下心來去琢磨一個電影的所有細節和鏡頭。我最喜歡的是找到一個又一個的優秀導演，在有限的生命裏講很多有趣的故事。
成都商報：那在你眼裏誰是優秀的導演？
方勵：在第六代裏我認為婁燁最優秀，第五代導演裏我很尊敬張藝謀和馮小剛。我對薑文這個人看法不大好，一個創作者太迷戀自己就是對觀眾不尊重，賈樟柯的電影我也不是很喜歡。
成都商報：你和不少新導演合作過，那時候他們甚至還沒有作品，你憑什麽判斷他值得投資？
方勵：我隻看人，讀解這個人，他對事物的觀察力，敏感程度，內心的真誠和衝動以及他對生命的看法。我很在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整天忙著買車買房追時髦，那麽你已經對世界喪失了最誠懇最真實的看法，你已經被外殼推到一邊去了。
成都商報：你做電影之後，基本上一直在和電影局打交道。我感興趣的是你怎麽看電影局？
方勵：我和電影局打交道之後，才變得有信心，才決定做地上電影。我覺得電影局有商量的餘地，是合理的，是願意溝通和交流的，這已經足夠了。2003年9 月26日，我從電影局大門走出來，決定做一個製片人，那一天王超解禁。我當時找了很多人去談，逐漸認識了電影局的領導。我覺得這些人挺可愛的，可以打交道，不像他們說的那樣。
成都商報：按理說你這樣經曆的製片人應該充滿了悲觀情緒。
方勵：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不要埋怨，不要躲避，做憤青沒有任何意義，現在的中國電影總體來講肯定是樂觀的。我最悲觀的是電影隊伍，體製問題解決的速度比人才培養速度快得多。
成都商報：你現在被禁（當製片）了，腦子裏還在想電影麽？
方勵：我腦子裏至少還有五六個比較成熟的故事。我一直在看導演，我希望有機會和張藝謀擺一擺龍門陣，我有一個題材很適合他，我做海洋打撈出身，我想拍一個海戰的電影。這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蒙古王》的俄羅斯導演和我也是好朋友，我還想跟他合作拍一部忽必烈的電影。我最近在策劃一個電影，和李玉做一個類似《血鑽》《通天塔》這樣混合的電影———人的命運的突然變動，這是我最喜歡的，也是我親身經曆的。
成都商報：你曾多次說過你拍電影從來沒想過要賺錢？
方勵：對，我做電影從來沒想過賺錢，現在我老婆不給我那麽多錢，公司是她管財務。我生拉活扯整了2000多萬，她不給我了。我拍的5部電影沒有一部是收回成本的。如果我沒有老婆和家庭，我仍然會幹很多瘋狂的事情。錢拿來幹嘛？就是用來做事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一個娛樂企業，我隻是想講故事，如果一個電影我不能參與創作，我就沒有任何興趣。
成都商報：你會激情澎湃到什麽時候？
方勵：一直會激情到死去的那一天。因為你已經意識到做人很難得，陰差陽錯你就變成了人，陰差陽錯又經曆了社會變革，你太有幸了。我們大家都活得很短，既然來到世界上，哪有不興奮的。
方勵電影故事
三導演，有人蒙他，有人“害”他
方勵和電影的故事並不是那種真正“錢多人傻”的暴發戶投資者，也有可能他的前半生都是在為一部宏大無比的電影做著精密而艱苦的前期準備。
“我自己想做電影從1995年開始，當時我在美國看了一部紀錄片《中國戰役》，裏麵有一個畫麵打動了我：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撤離武漢時，一列火車，兩邊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車的；每走一段，就把車後的鐵軌扒了。”由此，方勵想做一部《最後的列車》，講述戰爭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他曾讓張藝謀的文學策劃王斌幫忙策劃了幾個月，後來放棄了，這個想法直到現在還沒變，他陸續找了二三十個編劇，但都沒能寫出一個滿意的故事。
截至目前，方勵和三位導演有過正式合作，但王超蒙了他，婁燁也蒙了他，李玉的作品“害”他被禁。可是方勵越幹越帶勁。他做電影的經曆，是中國電影進程中的一個非典型案例，細細讀來，別有意味。
王超篇 （方勵與其合作《安陽嬰兒》《日日夜夜》）
《安陽嬰兒》開機了，我還不知道拍電影需要拍攝許可證。
1998年，方勵在舊金山認識了陳凱燕夫婦，陳凱燕就是陳凱歌的妹妹，“我們說到陳凱歌的故事，那時候幾個人就說起成立影視公司。”那時方勵認識了第一個合作者王超，“我喜歡有個性的怪人，如果說誰誰誰是瘋子，那我肯定喜歡。王超就是這樣的人。”
2000年，王超拿著《安陽嬰兒》的劇本去找方勵，方勵說我不懂劇本，我不看，你給我擺故事。聽了故事後方勵覺得有意思，問王超需要多少錢，王超說40 萬人民幣，方勵說那就拍嘛。《安陽嬰兒》開機了，有朋友問方勵拿到拍攝許可沒？方勵懵了，他連什麽叫拍攝許可證都不知道。王超知道，但他蒙了方勵。後來王超老老實實對方勵說：“方哥，這種故事什麽時候能批哦，我給你說了實話，這電影就拍不成了。”《安陽嬰兒》實際上花了方勵120萬，這部電影最終成為地下電影，沒能公開發行，王超也因此被禁。但方勵此刻已經來了勁，欲罷不能，他成立了自己母公司旗下一個完全不搭調的子公司———勞雷影業公司。
後來王超又拍了《日日夜夜》。方勵直言他不大喜歡這部電影，因為影片中“缺了生活缺了愛”。“那之後我對王超有點失望，其實《日日夜夜》的平台很好，我給了他600萬。劇本我參與了，談了很久，遺憾的是他拍的時候全部丟了。”
婁燁篇（方勵與其合作《頤和園》）
我喜歡這個人，所以做了非理性投資。現在我沒有後悔，隻有遺憾。
因為對王超感到失望，方勵開始去接觸婁燁。那個時候方勵知道王小帥賈樟柯婁燁這三個名字。“之所以不去找王小帥是因為不喜歡做《十七歲單車》的公司，我們在談《安陽嬰兒》賣片的時候談崩了。”
方勵決定去找婁燁，但婁燁的所有片子他都沒看過。“我主動去找婁燁，他開始不見我，不知道我是哪一路人，終於有一天他有時間了，他和製片人耐安來找我，一談就是7個小時，第一次我就下了結論：我們要合作一次！”婁燁把《頤和園》劇本發給方勵，他在一次去舊金山的飛機上一口氣看完，興奮不已。一下飛機就給婁燁打電話，決定這次了合作。
回國後，他們就開會討論。方勵堅持要將《頤和園》做成地上電影，和婁燁花了三個月時間修改劇本，將故事背景變得不那麽敏感，但直到《頤和園》剪了初版，方勵才知道情況變了。“我一直以為是按照劇本拍的，結果拍得完全變了。”方勵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當時就和婁燁商量，看能不能再剪，但實驗下來，要麽剪得無濟於事，要麽電影完全不成立了。
2006年4月，方勵再三權衡，最後對婁燁說：“我成全你的導演版，我就撤了。”方勵告訴記者：“婁燁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導演，《頤和園》是我的非理性投入，你喜歡一個人，想和他合作一部電影，我沒有後悔，隻有遺憾。”
李玉篇（方勵與其合作《紅顏》《蘋果》）
《蘋果》如果不被禁，就是我在文藝片的商業化上最成功的電影
方勵認識婁燁在先，李玉在後，但兩邊的合作幾乎是同時開始，相比《頤和園》，《紅顏》的進行非常順利，結局也不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拿了地平線單元的一個獎。最重要的是，《紅顏》是方勵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地上電影。
“李玉我知道她很多年，但從未見麵，因為耐安當時在做李玉的《壩上街》，兩年多都沒有找到投資，後來我跟她聊了一次，覺得這個年輕人有才華，她的電影值得做。”
《壩上街》的劇本被斃了，但方勵還是決定繼續做這個項目，在修改劇本的過程中，方勵建議把主角換成一個女人，“那個時代對女性的壓力比對男性更大，所以故事把強奸變成了女學生懷孕。”這就成了後來《紅顏》的故事。
到了《蘋果》，方勵頻繁地和電影局打交道。最終他帶著《蘋果》6次送審，前後做了53處改動，進行了17分鍾刪節……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製片方、電影局和審片委員會的三方博弈，方勵反複強調，影片出現的爭議主要問題在於“代溝”，而非其他。2007年年底《蘋果》在內地公映，票房超過千萬。不料2008 年初，電影局突然宣布處罰《蘋果》和方勵，理由之一是“違規製作色情內容的片段”。方勵無奈地說：“如果《蘋果》沒有被禁是完全可以收回投資的，這是我在文藝片的商業化上最成功的一部電影。”
方勵語錄
“電影就像毒品，我現在上癮得嚇死人。上癮不是因為電影形式本身，而是因為這個世界太精彩了。”
“我自己想做電影從1995年開始，當時我看了一部紀錄片，裏麵一個畫麵打動了我：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撤離武漢時，一列火車，兩邊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車的；每走一段，就把車後的鐵軌扒了。我想做一部《最後的列車》的電影，講述戰爭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
“我會一直激情到死去的那一天。因為你已經意識到做人很難得，陰差陽錯你就變成了人，你太有幸了。我們大家都活得很短，既然來到世界上，哪有不興奮的。”
方勵製片作品列表：
2001 《安陽嬰兒》 （導演：王超）
2004 《日日夜夜》 （導演：王超）
2005 《紅顏》 （導演：李玉）
2006 《頤和園》 （導演：婁燁，後撤項）
2007 《蘋果》 （導演：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