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出現哪些新動向

ZT: 全球化形勢下，中國文化發展出現哪些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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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創造的，具有悠久曆史而光輝燦爛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澤被東西，充分顯示了炎黃子孫的無窮智慧和寬廣胸懷。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臘及希伯萊文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輝煌文化，充分表現了西方民族奔放、進取、民主、自由的獨特性格。這兩種文化，都是人類優秀文化，它們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文化構成看，中國當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明代以來吸收的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近現代資產階級文化；五四運動以來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可見，中國文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僵化的文化係統，而是一個充滿了活力的開放的文化係統，它“是在主體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汲取內外多維文化的營養，在開放的溶匯中發展。即以本位文化為基礎，大量汲取、溶匯異質文化的精華，以對異質文化的開放，促進本位文化的開拓。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文化是一種多維開放的動態結構。”（鍾明善 朱正威
主編《中國傳統文化精義》第8頁，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尤其是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擴張，“全球一體化”的加速，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也在加速，以致到了今天，中國文化中的西方因素就十分豐富。下麵，我們試從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的角度，看一看西方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影響。

從世界範圍看，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獨立發展的體係，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具有空間上的統一性、時間上的連續性。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時空統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強調整體至上，人倫道德，中庸和諧。．．．．．具有非宗教性的人文精神，具有泛道德性的理想追求，具有儒道互補，內聖外王的完善性。”（董廣傑著《龍的傳人與龍的精神――－中國傳統文化透視》第11頁，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年版）同時，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又有強大的自我更新的機製與能力，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就是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將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將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調節、相整合、相超越的更新自我的顯著表現。

這裏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指的是19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科技文明轉變的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隨之發生的深刻變異。在這一長期的尚未完成的轉變過程裏，無疑近現代西方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不斷楔入，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深遠而巨大的震蕩。

丁守和先生說得好：“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隨著血與火湧入中國的。因而西方文化的衝擊帶有強烈的侵略性質，中國被迫打開大門，承受西方文化，則具有明顯的屈辱、被動和非自覺性。一是從天朝上國的尊崇地位，淪於落後挨打的屈辱地位；二是從優越發達的文化傳播，轉入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三是從積極主動的文化交流，轉入消極被動的文化選擇。這就使中國文化步入近代曆程的時候，蒙上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正義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適應世界潮流的發展產生矛盾，從而加深了中國固有文化向現代化轉變的艱難性。”（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編《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第110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中國文化沒有在自己的社會內在發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引起變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矛盾衝擊的過程中，互相會通融合，經過長期的曆史積澱與傳承，而形成新的文化。中國當代文化就是近兩百年來中西文化矛盾與交融的結晶，當代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活躍著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

一、西方文化與中國政治觀念的現代化

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以其豐富的內涵，獨特的韻味和深遠的影響，在世界史上呈現出複雜的多彩的特色。其中，既有相當的糟粕，也有相當的精華，例如“大一統”的國家觀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廉不貪，為民請命”的“清官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報國報民的人生價值觀等，都值得繼承和發揚光大。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學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麵乃至整個社會生活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總體上看，儒家思想有封建性的一麵，也有民主性的一麵。它在中國曆史上既起了維護封建主義統治的作用，又起到了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促進中華文明發展的作用。

在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結構中，“王權主義”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在其影響下，形成了兩大政治觀念：“君權至上觀念”和“臣民觀念”，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維係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秩序。

“君權至上觀念”認為： 1 君主是天的兒子，能參天地，是調節人與自然的中樞； 2 君主是政治治與亂的樞機和決定力量； 3 君主擁有統屬社會一切的巨大的權力； 4 君主是認識的最高權威和終極裁判者。（參見劉澤華著《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第64～7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臣民觀念”認為：三綱五常是最基本的行為準則，臣民應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君主。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在傳統社會臣民生活中形成了強烈的依賴和卑屈心態： 1 甘為臣仆與狗馬的心態，仰食於君主，甘為君主工具與狗馬； 2 向君主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3 對君主的期待心態，寄希望於聖明皇帝； 4 君主麵前的原錯感和原罪感心態，總是認為君主至聖至善，代表著真理與善良，絕對正確，絕對高尚，自己在君主麵前，始終有錯，始終有罪。（摘自劉澤華《論由傳統政治觀念向近代政治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第284～286

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王權主義政治觀念，神化了君主，壓抑了臣民，神聖化了封建君主專製，壓製了民主，以至廣大臣民思想貧乏，人格萎縮，成為君主的奴隸和工具。這種政治觀念，必將隨著中國生產力的進步，被滾滾向前的曆史車輪所輾碎。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開始劇變，儒說權威隨著封建製度的崩潰而轟然倒下。先進的中國人開始關注西方侵略者，終於發現了他們背後的光輝燦爛的近代西方文明。於是，“西學東漸”與中國人民百折不撓的救亡圖存運動有機結合，從器物之學到政治之學，促使中國傳統政治觀念步入了“現代化轉型”的軌跡，西方民主觀湧入了中國。康有為改良主義，孫中山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推動中國曆史前進的精神動力，無不吸取了西方民主觀的精神營養。

例如，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主張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及封建君主專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就其思想淵源，“雖有古代中國‘民貴君輕’、‘民胞物與’等傳統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華，以及曆代農民戰爭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精神，但主要是吸取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曆史進化論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共和國方案，效法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的道路”。（楊群章 何汝泉 許增紘 胡長林 主編《中外文化俯瞰》第282～283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的民主觀，成為了中國人民求解放、求發展的銳利武器。

如今，民主、自由與平等的觀念，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已經根深蒂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主權在民”、“社會主義”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二、西方文化與中國經濟倫理的現代化

中國經濟結構在近現代發生了三次大的轉型。第一次是19世紀中期，由單一型的封建經濟逐漸轉變為自然經濟、民族資本經濟、外國資本經濟、官僚資本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並存的複合型經濟；第二次是20世紀中期，由前麵所述的複合型經濟，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單一型計劃經濟；第三次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單一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多種經濟並存的複合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中，除了中國社會自身的因素外，西方的經濟模式和經濟倫理，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經濟倫理是一個專門用來表述經濟行為與倫理規範兩者關係的邊際概念。……它即是人類對經濟與道德之間關係的一種辯證把握與價值判斷，又是積澱於人類心靈深處，通過實踐媒介得以凸現的意誌自律與行為規範；既是社會經濟得以運轉、調適、置換的文化軸承，又是社會製度、組織原則、目標管理、政策導向得以確立、完善、重構的文化模板。”（陳鈞著《傳統經濟倫理的近世轉型》，《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一書第301頁）。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有四大特點： 1 主張用“以義製利、勤勞敬業”去規範生產行為； 2

主張用“恪守禮製，以德馭眾”去規範經濟管理行為； 3 主張用“抑製競爭，講求誠信”去規範商業行為； 4 主張用“重農抑商，排斥工商業”去規範產業結構形態。這種經濟倫理，與我國是農業大國的基本國情相適應，一度促進了中國封建經濟的持續增漲與繁榮。但是，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世界資本主義潮流的興起，這種經濟倫理就淪落為阻礙中國經濟前進的絆腳石，不得不在近現代中國經濟結構的三大轉型中發生裂變，漸趨現代化。

在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現代轉型中，西方的許多經濟倫理觀念，如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大力發展國內外貿易的重商主義，主張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主義，崇尚壟斷的壟斷資本主義，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製觀念（斯大林模式），接連不斷地湧入中國，對中國經濟生活發揮巨大影響，促使中國人經濟思想觀念發生爆炸式劇變，“無商不富觀念”、“市場規律觀念”、“多元經濟觀念”、“股市觀念”、“博彩觀念”、“金錢觀念”、“新型擇業觀念”、“知識經濟觀念”、“全球經濟一體化觀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觀念”，已為大眾普遍認同。

三、西方文化與中國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中國在古典世界中，科學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商周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學科，如數學、天文學、醫學、農學等已形成獨具特色的體係。隋唐到宋元，我國科技進入持續繁榮的黃金時期，而同時期的歐洲處於中世紀“最黑暗時期”。我國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有許多“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後，加速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

到了十五世紀，由於腐朽的封建政治經濟製度的阻礙以及傳統中的許多反動的僵化的社會意識的束縛，中國科技從傳統的頂峰跌落了，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產生近代科技。歐洲卻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推動下，在文藝複興運動中，以天文學革命為標誌，開始踏上近代科技發展道路，後來隨著資本主義的成長，西方先後掀起了三次偉大的科技革命，把中國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甘落後的龐大民族，近現代中國人深入持久地開展了“西學東漸”運動。中國人放下了唯我獨尊的架子，虛心向西方人學習，全麵吸收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莘莘學子前往發達國家的“留學熱”一浪高過一浪。廣大科技工作者奮勇直追，有的領域衝到了世界的前列。當代中國科技已大大縮短了與西方科技強國的差距，並進入了與國際科技全麵接軌時期。西方發達國家尖端科技———信息技術，新型材料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核能技術，納米技術等，一有新動向中國就緊緊跟上，甚至在有的學科與技術領域，率先突破，取得重大成就。當代中國科技與西方科技在互動式的碰撞中已產生了強大的親和力。“科學無國界”正成為現實。當代世界科學的整體綜合發展趨勢，為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發揮和中國科技的新突破，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新機遇，也為我們帶來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四、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影響的雙重性

當代中國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是極為豐富的，除了在政治觀念、經濟倫理和科學技術三大方麵表現突出外，在軍事、哲學、史學、宗教、教育、文學、心理學、醫學、體育、舞蹈、音樂、美術、影視、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麵都有西方文化的影響。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兵種複合化、裝備高新化，國家創新係統啟動，北京申辦奧運會，中國優秀高中畢業生考取美國哈佛大學，西洋音樂美術在中國生根開花，許多青少年迷戀“網絡空間”，肯德基、麥當勞、比薩餅的生意在中國越做越火，《泰坦尼克》、《角鬥士》、《第六日》等美國大片掀起“完美風暴”，……這一切都證明，當代中國文化再也不是一個排它性、封閉性、遲滯性文化，而是一個親合性、開放性、發展性文化，中國文化正在大規模的高速地吸納西方文化等所有域外文化，以不斷豐富和越超自我。

不容置疑，西方文化因子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的建設性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其破壞性的一麵。

北京師範大學龔書鐸教授明確指出：“西方文化正是和西方列強的鴉片、炮艦等一起湧入中國的，其中的某些方麵又是用來作為侵略的組成部分．．．．．．．近代輸入的西方文化並不都是精華，而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夾雜著大量腐朽性的糟粕，諸如弱肉強食的侵略理論、白人至上的種族論、歐洲中心論，以及西方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等等，傳入中國有害無益。”（龔世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第8～9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西方國家就一直想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它們長期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美國之音、自由歐洲廣播電台、英國廣播公司等西方新聞媒介，是西方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主要工具。美國主流媒體肆無忌憚地“妖魔化”中國，美國等國利用各種手段對我國留學生進行思想影響，企圖使其完全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觀”，而通過他們逐步使中國演變為資本主義。把希望寄托在親西方的下一代和“未來領導人”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機構也在高叫“向中國10億人傳福音”，要使中國“基督化”。西方敵對勢力還支持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不斷對我國新疆地區進行滲透。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居然將崇高的神聖的“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授予頑固的分裂主義分子達賴喇嘛。這一切說明，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侵略性的一麵。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時，一定要立足於民族傳統文化，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金鑫先生曾提出一個精辟論斷：“如果說領土、領海和領空隻是硬國土，是有形國土，那麽由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力及其影響所及則是它的軟國土，無形國土。我們不能忽視文化國土的安全和建設。”（金鑫著《中國問題報告：新世紀中國麵臨的嚴峻挑戰》第3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年版）

在中國大開放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我國不得不警惕西方的“文化和平演變”戰略，抵製西方“文化殖民主義”，防止“電腦黃毒”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捍衛祖國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與人才安全，保護和弘揚祖國的民族文化。因為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是維係一個國家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千萬不能泥足於民族虛無主義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