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海警方不能私吞楊佳案的真相
北京小夥子楊佳獨闖上海閘北警局，連刺10人，斃命六人，重傷四人。
案發後，人們紛紛在問：“究竟有多少深仇大恨，能讓他做出以命易命的決絕選擇？”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楊的動機，先有民間版本在網上廣為流傳，後有上海警方版本在官方媒體上發布。(民間版本提供的信息大致如下：去年10月，楊佳到上海旅遊，租自行車代步，閘北分局警察懷疑他盜車，攔截查問，楊佳出示租車憑證，警察以看不清為由，強行把楊佳帶回警局審訊長達六個小時，後來事情搞清楚了，楊被無罪釋放。在警局內，楊據理力爭，警察施以暴力逼供和毆打，以至於，他出獄後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其性器官嚴重受損，今後將無法生育。這對於一個年輕男性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於是，無辜受害的楊佳去閘北分局討說法，要求賠償3萬元，但加害方隻同意賠償1.5萬元私了。楊拒不接受，屢次向閘北分局理論，警察們失去耐性，幹脆不理他。該分局領導還曾恫嚇他說：“不要再鬧了，再鬧就抓起來，一分錢都不會賠償”。
上海警方出麵否定的民間版本，並很快抓獲了在網上發布民間版本的蘇州男子郟嘯寅。據郟交代，閘北襲警案發生後，他為了擴大其在網絡上的影響，編造了上述故事。上海公安督察部門稱，經過認真核查，民警執法有據，無不當之處。楊佳被帶回芷江路派出所後，也沒有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毆打。為此，上海官方公布了去年10月5日的一段錄音，記載了楊佳與盤查他的警察在街頭發生爭執。而楊佳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事後向公安督察部門多次申訴。大概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警方分別在2007年 10月和2008年3月兩次赴京，對楊佳母子進行法製宣傳和疏導勸解工作，但未達成和解。在第二次赴京協商時，上海警方還曾表示願給楊佳1500元，但不承認有錯，被楊佳拒絕，之後雙方有過幾次電話溝通，都沒有效果。
首先，盡管由於缺乏權威的信息來源，網上流傳的民間版本並不準確，但並不影響楊佳嚴重受辱和多次申冤無果的大致過程。上海官方提供的信息貌似具有權威性，但從提供信息的主體看，官控媒體本身就不可信，何況還違反了當事人必須回避的中立原則。上海警方作為此案的當事人之一，按照涉案當事方回避原則，無論是調查取證還是信息發布，上海警方都不應該主導此案的調查和新聞發布，而應該聘請第三方調查此案，更應該開放媒體的自由采訪報道，特別是讓上海官方媒體之外的媒體介入此案的采訪報道，這樣才能讓此案信息的透明。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上海警方不但壟斷了此案的調查權與信息發布權，而且還為楊佳指定了律師謝有明。這位律師居然是閘北區政府的法律顧問，與閘北官方具有直接的利益關聯，根本不適合擔任楊佳的律師。除非楊佳本人或他的家人出麵聘請身份中立的律師代理此案，否則的話，謝有明律師所透露的信息都不足以采信，他在法庭上的辯護也不可能有利於楊佳的權益最大化。如果上海警方繼續壟斷楊佳案的調查權和新聞發布權，那就等於利用公權力私吞了楊佳案，無論怎樣辯解，也無法取信於民，更無法帶來公正的審判。
其次，上海警方關於楊佳襲警原因的解釋，含糊不清之處多多，根本經不起推敲。1，警方的解釋僅僅是單方麵說辭，為什麽不敢公開楊佳或楊佳的母親的說法？2，上海警方僅僅公布了民警與楊佳在大街上爭吵的錄音片段，但為什麽不公布全部錄音？3，楊佳在派出所六個小時內到底發生了什麽？為什麽不公布楊佳被帶到芷江路派出所後的錄音和筆錄？4，如果楊佳沒有遭到極不公正待遇，以至於在派出所內被警察毆打至重傷，他為什麽如此執著地投訴？5，楊佳多次投訴的內容是什麽？為什麽警方不敢公布投訴書？6，上海警方稱楊佳的投訴都是無理取鬧，為什麽還要兩次前往北京找楊佳尋求和解？楊佳為什麽不接受警方的和解要求？
第三，除了以上疑點之外，即便根據上海警方公布的錄音片段，也能證明警察的濫權。錄音中，楊佳說話的火氣確實不小，但這火氣是警察濫權激起的。楊佳給警察看了租車憑證，警察檢查後就必須放行，但警察卻以看不清證件為由繼續扣留楊佳，已經是濫權了；再把楊佳帶到派出所關了六個小時，就是更嚴重的濫權。正如法學專家周永坤先生在“強國論壇”評論說：“從事情的前因後果來看，警察存在明顯的故意，故意顯示自己的權威，故意給他們認為‘態度不好’的當事人吃點苦頭。這是將警察權力當作耍個人威風的工具的行為，否則無法理解警察的行為，憑什麽關人家六個小時？現在的問題還在於，直到現在為止，警方仍然理直氣壯，不承認警察行為的不當，這就令人擔心。連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這個水平，都是官官相護，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見。”（《法學專家周永坤對上海襲警案的看法》
第四，楊佳的母親應該知道楊佳的作案動機及其申訴的內容，也知道上海警方兩次來北京為何沒有達成和解。但在案發後，上海警方以“協助調查”為由，強行把楊佳的母親從北京帶到上海，截至目前，這位母親既不能在媒體上說話，也不能為兒子請律師。公眾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位母親被上海警方強行封閉在與世隔絕之中，事實上她已經失去人身自由。這位母親將遭遇什麽？是否遭到上海警方的脅迫而不得不違心地與上之合作？這一切，公眾無從知曉。隻要楊佳的母親無法自由地與外界接觸，無法為兒子聘請身份中立的律師，即便不久後楊佳的母親出現在媒體上並說出不利於她兒子的證詞，公眾也有充分的理由質疑這些證詞的可信性
總之，如果楊佳案不能由第三方來調查取證，那就無法澄清諸多含混之處，被上海警方私吞的楊佳安，很難有司法公正可言，更無法消除公眾的疑惑。在此情況下，民眾根據網絡信息和自身經驗所形成的判斷隻能是：在中國現行的製度及其司法環境下，警民衝突的發生大都由警方的不公正執法引起，事後大都是平民上訪，而警方屈尊下訪則極為罕見。如果上海警方沒有不公正對待楊佳，沒有給楊佳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怎麽可能兩次屈尊來北京下訪。而在楊佳一方，如果不是遭遇極不公正的對待，他怎麽可能沒完沒了地多次申訴！如果不是多次申訴未果，他怎麽會采取暴力襲警這樣的極端手段來申冤呢！
基於以上種種，民間輿論的主流隻能傾向於這樣的判斷：正是極為惡劣的司法環境和警察的野蠻執法，才導致楊佳的鋌而走險、以殺警察申冤。
上海暴力襲警案，無論對正值青春年華的楊佳本人和他的親人，還是對被殺警察和他們的親人，都是無可挽回的大悲劇。更進一步，在某種意義上，此案可視為中國社會悲劇的縮影——製度性的悲劇。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對此案的高度關注中，此案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個人報複的性質，而直指高度緊張的警民關係背後的製度性成因。中共當局把楊佳定性為“歹徒”或“暴徒”，而網絡輿論把楊佳奉為“大俠”或“英雄”，官媒簡單地譴責網絡輿論的非理性或冷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而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上海當局和中央政權的深刻自省，檢討警察製度的弊端以及警察執法的問題，檢討造成楊佳案和網絡輿論的製度原因。
不是“窮山惡水出刁民”，而是“惡製苛政出刁民”。
不是刁民喜歡用暴力反抗政府，而是製度性暴虐逼出民間的暴力反抗。
不是“以官為仇”的民間思維帶來“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民意，而是“以民為敵”的官權思維和專政工具的暴虐造就“以官為仇”的民間逆反。
不是民間喜歡造謠或信謠，而是新聞壟斷體製給了謠言以豐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傳播空間。
2008年7月12日於北京（《觀察》2008年7月13日）
北京小夥子楊佳獨闖上海閘北警局，連刺10人，斃命六人，重傷四人。
案發後，人們紛紛在問：“究竟有多少深仇大恨，能讓他做出以命易命的決絕選擇？”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楊的動機，先有民間版本在網上廣為流傳，後有上海警方版本在官方媒體上發布。(民間版本提供的信息大致如下：去年10月，楊佳到上海旅遊，租自行車代步，閘北分局警察懷疑他盜車，攔截查問，楊佳出示租車憑證，警察以看不清為由，強行把楊佳帶回警局審訊長達六個小時，後來事情搞清楚了，楊被無罪釋放。在警局內，楊據理力爭，警察施以暴力逼供和毆打，以至於，他出獄後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其性器官嚴重受損，今後將無法生育。這對於一個年輕男性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於是，無辜受害的楊佳去閘北分局討說法，要求賠償3萬元，但加害方隻同意賠償1.5萬元私了。楊拒不接受，屢次向閘北分局理論，警察們失去耐性，幹脆不理他。該分局領導還曾恫嚇他說：“不要再鬧了，再鬧就抓起來，一分錢都不會賠償”。
上海警方出麵否定的民間版本，並很快抓獲了在網上發布民間版本的蘇州男子郟嘯寅。據郟交代，閘北襲警案發生後，他為了擴大其在網絡上的影響，編造了上述故事。上海公安督察部門稱，經過認真核查，民警執法有據，無不當之處。楊佳被帶回芷江路派出所後，也沒有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毆打。為此，上海官方公布了去年10月5日的一段錄音，記載了楊佳與盤查他的警察在街頭發生爭執。而楊佳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事後向公安督察部門多次申訴。大概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警方分別在2007年 10月和2008年3月兩次赴京，對楊佳母子進行法製宣傳和疏導勸解工作，但未達成和解。在第二次赴京協商時，上海警方還曾表示願給楊佳1500元，但不承認有錯，被楊佳拒絕，之後雙方有過幾次電話溝通，都沒有效果。
首先，盡管由於缺乏權威的信息來源，網上流傳的民間版本並不準確，但並不影響楊佳嚴重受辱和多次申冤無果的大致過程。上海官方提供的信息貌似具有權威性，但從提供信息的主體看，官控媒體本身就不可信，何況還違反了當事人必須回避的中立原則。上海警方作為此案的當事人之一，按照涉案當事方回避原則，無論是調查取證還是信息發布，上海警方都不應該主導此案的調查和新聞發布，而應該聘請第三方調查此案，更應該開放媒體的自由采訪報道，特別是讓上海官方媒體之外的媒體介入此案的采訪報道，這樣才能讓此案信息的透明。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上海警方不但壟斷了此案的調查權與信息發布權，而且還為楊佳指定了律師謝有明。這位律師居然是閘北區政府的法律顧問，與閘北官方具有直接的利益關聯，根本不適合擔任楊佳的律師。除非楊佳本人或他的家人出麵聘請身份中立的律師代理此案，否則的話，謝有明律師所透露的信息都不足以采信，他在法庭上的辯護也不可能有利於楊佳的權益最大化。如果上海警方繼續壟斷楊佳案的調查權和新聞發布權，那就等於利用公權力私吞了楊佳案，無論怎樣辯解，也無法取信於民，更無法帶來公正的審判。
其次，上海警方關於楊佳襲警原因的解釋，含糊不清之處多多，根本經不起推敲。1，警方的解釋僅僅是單方麵說辭，為什麽不敢公開楊佳或楊佳的母親的說法？2，上海警方僅僅公布了民警與楊佳在大街上爭吵的錄音片段，但為什麽不公布全部錄音？3，楊佳在派出所六個小時內到底發生了什麽？為什麽不公布楊佳被帶到芷江路派出所後的錄音和筆錄？4，如果楊佳沒有遭到極不公正待遇，以至於在派出所內被警察毆打至重傷，他為什麽如此執著地投訴？5，楊佳多次投訴的內容是什麽？為什麽警方不敢公布投訴書？6，上海警方稱楊佳的投訴都是無理取鬧，為什麽還要兩次前往北京找楊佳尋求和解？楊佳為什麽不接受警方的和解要求？
第三，除了以上疑點之外，即便根據上海警方公布的錄音片段，也能證明警察的濫權。錄音中，楊佳說話的火氣確實不小，但這火氣是警察濫權激起的。楊佳給警察看了租車憑證，警察檢查後就必須放行，但警察卻以看不清證件為由繼續扣留楊佳，已經是濫權了；再把楊佳帶到派出所關了六個小時，就是更嚴重的濫權。正如法學專家周永坤先生在“強國論壇”評論說：“從事情的前因後果來看，警察存在明顯的故意，故意顯示自己的權威，故意給他們認為‘態度不好’的當事人吃點苦頭。這是將警察權力當作耍個人威風的工具的行為，否則無法理解警察的行為，憑什麽關人家六個小時？現在的問題還在於，直到現在為止，警方仍然理直氣壯，不承認警察行為的不當，這就令人擔心。連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這個水平，都是官官相護，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見。”（《法學專家周永坤對上海襲警案的看法》
第四，楊佳的母親應該知道楊佳的作案動機及其申訴的內容，也知道上海警方兩次來北京為何沒有達成和解。但在案發後，上海警方以“協助調查”為由，強行把楊佳的母親從北京帶到上海，截至目前，這位母親既不能在媒體上說話，也不能為兒子請律師。公眾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位母親被上海警方強行封閉在與世隔絕之中，事實上她已經失去人身自由。這位母親將遭遇什麽？是否遭到上海警方的脅迫而不得不違心地與上之合作？這一切，公眾無從知曉。隻要楊佳的母親無法自由地與外界接觸，無法為兒子聘請身份中立的律師，即便不久後楊佳的母親出現在媒體上並說出不利於她兒子的證詞，公眾也有充分的理由質疑這些證詞的可信性
總之，如果楊佳案不能由第三方來調查取證，那就無法澄清諸多含混之處，被上海警方私吞的楊佳安，很難有司法公正可言，更無法消除公眾的疑惑。在此情況下，民眾根據網絡信息和自身經驗所形成的判斷隻能是：在中國現行的製度及其司法環境下，警民衝突的發生大都由警方的不公正執法引起，事後大都是平民上訪，而警方屈尊下訪則極為罕見。如果上海警方沒有不公正對待楊佳，沒有給楊佳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怎麽可能兩次屈尊來北京下訪。而在楊佳一方，如果不是遭遇極不公正的對待，他怎麽可能沒完沒了地多次申訴！如果不是多次申訴未果，他怎麽會采取暴力襲警這樣的極端手段來申冤呢！
基於以上種種，民間輿論的主流隻能傾向於這樣的判斷：正是極為惡劣的司法環境和警察的野蠻執法，才導致楊佳的鋌而走險、以殺警察申冤。
上海暴力襲警案，無論對正值青春年華的楊佳本人和他的親人，還是對被殺警察和他們的親人，都是無可挽回的大悲劇。更進一步，在某種意義上，此案可視為中國社會悲劇的縮影——製度性的悲劇。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對此案的高度關注中，此案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個人報複的性質，而直指高度緊張的警民關係背後的製度性成因。中共當局把楊佳定性為“歹徒”或“暴徒”，而網絡輿論把楊佳奉為“大俠”或“英雄”，官媒簡單地譴責網絡輿論的非理性或冷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而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上海當局和中央政權的深刻自省，檢討警察製度的弊端以及警察執法的問題，檢討造成楊佳案和網絡輿論的製度原因。
不是“窮山惡水出刁民”，而是“惡製苛政出刁民”。
不是刁民喜歡用暴力反抗政府，而是製度性暴虐逼出民間的暴力反抗。
不是“以官為仇”的民間思維帶來“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民意，而是“以民為敵”的官權思維和專政工具的暴虐造就“以官為仇”的民間逆反。
不是民間喜歡造謠或信謠，而是新聞壟斷體製給了謠言以豐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傳播空間。
2008年7月12日於北京（《觀察》200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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