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惡之平庸

在網上找到了這個人的照片之後，我曾仔細端詳他的臉。這是一張普通西方人的臉：細長的鼻子，略帶鷹鉤，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臉上掛著一絲微笑，幾乎透著善意。這樣的人，歐美的大街上到處可見。但這又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為納粹高官參與屠殺猶太人。根據對這個人的審判材料，學者漢娜·阿倫特寫過一本書，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過此書的副標題更有名：關於惡之平庸的報告。
“惡之平庸”。通過這個詞，阿倫特想表達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絕大多數納粹分子——並非什麽惡魔或者變態，從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醫生的診斷來看，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幾乎可以說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特殊時代，可以無動於衷地殺害成千上萬人。
為什麽？“是純粹的不加思索讓他成為了當時最大的罪犯之一”，阿倫特寫道。不加思索，意思是，當有命令從上級傳達過來時，下級就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責，這個下級就說：我隻是在執行命令而已。“我隻是在執行命令而已”，多麽合理的解釋，幾乎應該表彰其敬業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惡之平庸”這個詞。原因是近期的臨沂陳光誠事件：一個曾經的盲人維權者，在一個叫做東石古村的地方，被當地政府派人層層封鎖在家，既不允許他出來，也不允許別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驅趕，以至於有人戲稱該神秘村莊已經成了中國著名的探險勝地。
這個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當地政府的嚴防死守，而是那些參與看守陳光誠、暴力驅趕來訪者的底層公務人員或雇傭來的打手——據說有幾十甚至上百人。這些人晝夜看守東石古村，對前仆後繼的“探險者”輕則驅趕，重則毆打。我好奇的是，是什麽力量在支撐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頑強地守在那裏？如果僅僅是錢，是什麽說服他們那份看守的報酬比那個盲人的權利更重要，以及沒有其它途徑可以掙到更心安理得的錢？
我相信他們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窯案中，那些每天路過黑窯但從未想到舉報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電影《盲山》裏，那些聯合起來看守被拐賣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網友案中，給三個網民因言定罪的法官們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這些人愛打麻將，看《還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見個問路的，沒準還會熱情指道。
西諺雲：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的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普通人甲，不過是那個給猶太人做種族登記的小辦事員。乙，奉命把猶太人從家裏押送到一個隔離區的警官。丙，把猶太人趕上火車的乘務員。丁，維持集中營治安的保安。戊，負責收屍的清潔工……憑什麽讓他們對這些人的死負責呢？他們不過是一個巨大機器上的小螺絲釘而已。但是，讓希特勒一個人負責嗎？600萬呢，他一天殺一個，也得殺一萬多年。
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曾經做過一個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24名學生隨機抽簽，一半當“獄卒”，一半當“犯人”。結果在一個星期的角色扮演過程中，演獄卒的學生越來越殘暴，演犯人的則越來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個實驗的環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現實中，有多少人經年累月地藏身於各種製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斷內化的過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個星球？
用角色開脫惡行，便利在於那個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僅僅是“他”：張警官，劉處長，陳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東石古村村口的無名小卒則更好，因為徹底的匿名狀態就意味著徹底的責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隻是一個巨大怪獸無數觸角中的一個而已，所以“我”可以從惡如崩。而所謂人性覺醒，就是從自己所隱身的集體中抽身出來，恢複成獨立、完整並需要為自己的一舉一動負責的個人，是從製度的深井中一點點爬上來，看到更廣闊的天空下，雨滴如何匯成洪水。
今天仍有無數“不加思索”的夢遊者在體製的催眠下遊蕩。然而哪有什麽抽象的製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製度，舍此製度隻是一張一捅就破的紙而已。在中國農村長期支教的德國人盧安克，曾說過一句樸素又閃光的話：“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 是“停下來，想一想”，還是鑲嵌在製度機器裏，繼續“不加思索”地轉下去， 對於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個問題。

[hawei]

大多數人都是行屍走肉而已。獨立思考，跟隨自己內心的良知，可以使自己變回一個活著的人，但是這不容易，尤其對於早已被奴化且完全被欲望化的後清時代中國人很難。信教是大多數人活得像個人樣的一個捷徑，內心裏麵有個善良的神佛菩薩，有個真善美的標準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