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八
其實看明朝的稅收製度，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稅賦並不太重。在農業產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稅率而已。而其他工商業稅率，比農業還要低。
這個低稅收政策，造成的結果就是僅能夠勉強維持一個薄弱的政府管理體製，但在當時人口和經濟都在大幅度擴張的時候，無法讓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一個好的推動作用。
如果說中國在近現代的落後，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財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較準確的判斷。其他方麵，當然也是相關因素，比如說宋明新儒學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實務傾向，都是問題。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論者一樣，不論是黑格爾、韋伯，還是馬克思，把中國近現代的落後，歸結於東方專製主義，那就是胡說八道了。馬克思自然是對中國曆史和現狀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麵幾位大佬的影響，而黑格爾之流對中國的有意歪曲，本來就是為了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興起，做一個理論上的準備而已。
要是說中國皇帝的專製，從明朝到清朝，估計隻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資格擔當這個名號。其他的皇帝，比如說明朝的永樂、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體係鬥個半斤八兩，不被人踩到毫無還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個沒有。名義上雖然皇權強大，但實際上話事的還是朝廷的官僚大人們。在這些弱勢皇帝的名義領導下，侈談什麽君主專製，當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幹不過文官體係，必然要找幫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勢力在漢朝有霍光、在西晉有王導、在東晉有謝玄等等這樣的門閥勢力，到了宋朝就難以在朝廷上出頭，結果就是明朝的太監登上政治舞台，陸續出現了王振、劉瑾和魏忠賢這樣的角色，出來和官僚體係對抗。
而官僚體係如果可以把國家弄好，可以求同存異，在內鬥中間不至於導致政府管理癱瘓，應該是不可能讓宦官們出得了頭的。而其實打破這個皇權（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權對抗的怪圈，避免整個國家的管理係統癱瘓，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獨立於皇權和官權之外的民權。
中國曆史上民權的表現形式，要麽是被動地由比較有頭腦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們代為表達，保證這個可以載舟的屁民們，不要幹覆舟的勾當。要麽就是由民間造反領袖，來用暴力造反的方法來表達了。
在某種情況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為對中央政府的某些關鍵部位的把持，從而為某些行業類、地方類，就是所謂的條條和塊塊，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護傘。但由於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權仍然存在，加上官員的本籍回避和3年輪換製度，都為中央政府提供了製衡地方勢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過度，從而引發群體騷亂。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代表皇權的中央政府權威消失，導致中央政府的官員組成，和地方政府出現模糊狀態。而由於上升到中央的大員，又必須以地方的政績作為支撐，因此在這之後的中國政府結構裏，反而失去了曆史上的製衡作用。
從中國傳統的皇權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現在民意之上的社會認可，以民權來替代皇權，堅守國家的主權在民，就是一個非常邏輯的推論。但是人民主權如何在政治運作中表現出來，怎樣讓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會通過一些花裏胡哨和名不符實的選舉製度，而被剝奪，就是中國未來政治改革和政製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裏麵，真正強勢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時間裏，都是官僚體係獨大。而中國每一個王朝經曆的由興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腐敗和文官管理體係崩潰的結果。在中國今天不再有皇權的製衡之下，如何保證官僚體係不要過於自私自利、貪汙腐敗、不思進取和侵害民眾，以至於將國家再次推向危機，就是如何解決有效的將民權提升，成為製約官僚體係的主角。
中國文官製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應該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製約上麵，原來奉行的是兩條路子。一條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規範的賞罰分明，做到獎勤罰懶和獎功罰過。另一條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賴的是對官員道德修養的要求，做到自覺自願和嚴格自律。
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國因為法律隻是社會道德的一個部分，因此常常會出現道德置於法律之上，從而引發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會強調法律至上，形成了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的背道而馳，最後出現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義，來摧毀社會道德標準，導致整個社會行為的墮落。這兩種極端，都必須得到修正。
而中國當前的情況，則是由於政黨的出現，從而以黨紀這個黨員的道德規範的標準，來作為法律，這個公民行為規範的補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傳統，就變成了“共產黨員的修養”和八榮八恥的提法。
為人民服務，作為對文官體製的要求，其實就是孟子的以民為本思想的延續。但是靠焦裕祿精神的榜樣作用，是否可以達到提高官僚階層整體素質，仍然存在著大問號。這種靠道德自律作為唯一的製衡方式，差不多已經被新儒學從南宋開始，直到清朝消亡的曆史實踐，證明了並不可行。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試圖徹底擺脫文官對社會的全麵掌控，通過直接從農民和工人中間，提拔陳永貴和郝建秀這樣的基層人士，或者通過三結合的幹部隊伍建設，來解決問題，但無法解決幹部隊伍的專業化問題，都是失敗的嚐試。
那麽俺們的路子在哪裏呢？
最近一期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裏有一篇文章"The Other Tibet"（另一個西藏）, 把今年新疆的襲擊漢族平民的恐怖事件完全美化為維吾爾人為了保護所謂民族、宗教自由的行為，這種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的做法讓一向心境平和的我，這次發怒了，我已經中止了訂閱，而且在寫抗議信。漢人不能由人欺負，被殺了，還要擔個惡名！
以後遇到支持達賴的人，就問他知不知道農奴製的罪惡，僧侶們性侵犯兒童的罪行；遇到支持熱比婭“疆獨”分子，就問他是否覺得本拉登殺害美國人也是在保護他的宗教和文化。要是維吾爾那幫暴徒那麽可愛，美國自己怎麽不敢收留他們？
這世上有壞人，可是很多壞人的壞是好人不作為慣出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別人糟蹋自己的時候，一定要反抗，要讓他們知道信口開河是有代價的。現在美國社會不敢輕易欺負黑人，那就是黑人兄弟反抗出來的，逆來順受，任人侮辱沒有用。
拒看、拒訂National Geographic 是第一步，抗議是第二步，每人一個電話打到他們的總部，1-800-647-5463，讓他們知道中國人的憤怒。
我想將來再遇到這種情況，華人社團應該聯合起來，告他們，中國弱的時候還不能讓人“辱華”，現在更不能讓人“栽贓”。為人為己，都要有點兒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