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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關於抗日紀錄片 - 一寸河山一寸血

(2009-03-06 08:46:13) 下一個
關於抗日紀錄片 - 一寸河山一寸血


  很長時間,蔣緯國都能聽到蔣介石在浴室中的長嘯。那聲音把蔣緯國嚇了一跳,因為實在不像是正常人的聲音。

  1995年,蔣緯國接受台灣著名電視製片人陳君天的訪問。他坐在椅子上模仿蔣介石長嘯的聲音。那時候蔣緯國剛剛從美國陸軍航空兵戰術學校受訓歸回,服役於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三團,他去看望父親,蔣介石的叫聲把他嚇了一跳。

  2005年6月25日,正在做《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次改版的陳君天向記者模仿蔣緯國當時發出的聲音,“他喊的比我跟你喊的恐怖多了。”陳君天說。

  對此,陳君天的解讀是:“一個人在那樣高的位置,是很寂寞的。雖然老蔣跟宋美齡相知很深,夫妻間固然會互相幫助,但他還是有不能紓解的壓力。這個人脾氣非常倔。那是在重慶,時間大概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以後。老蔣在浴室洗澡,夫人不在的時候,他就大聲狂叫,聲音淒厲。有時叫媽,有時叫爹,這樣的情景讓人實在沒有辦法想象。他的壓力實在太大,正是抗戰的危急時刻,身邊可信的人又少。他也沒有辦法相信別人。”

  這個細節後來出現在陳君天製作的電視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這套節目的第4版將在8月完成,增加了戰時延安紅色根據地的生活,加進了毛澤東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牽製了日軍的事實。陳君天確立的新版原則是,以中國人的立場,全景紀錄中國軍隊的抗戰曆史,把曆史還給曆史,使真相歸於真相。

  


陳君天
  800位見證人

  陳君天為《一寸山河一寸血》工作了10年,采訪的見證人由最初的400人增加到後來的800人。紀錄片由最初的30集擴展到後來的45集。

  即便如此,采用的內容也是素材的“九牛一毛”。

  陳君天接受蔣緯國邀請擔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總編的時候有約在先。

  “我說我不是歌功頌德的歌德派。我說你必須同意這一點,是事實就照事實講。包括蔣介石,他做了什麽事情,也要照實講。你一定不能規定我怎麽做怎麽做,我不能失去創作的自主性。蔣緯國同意,但是要求播出的時候看一下。他說隻看有沒有錯誤,並不是整個想法的錯誤,而是時間、數據的錯誤。”蔣緯國放手讓陳君天照自己的想法做:“誰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評,包括我家老頭子(蔣介石)。”

  蔣緯國擔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監製人。他還聯絡了一些高級將領組成委員會。蔣緯國給了陳君天很大的幫助。除了在工作上的支持,還為陳君天介紹了很多重要人物。陳君天去訪問一些老將軍時可以直接打蔣緯國的招牌。那些將軍,有的超過100歲,要是不願意接受訪問,誰也沒辦法,但有了蔣緯國的人情,采訪就很順利。

  陳君天在台南宜蘭的鄉下訪問淞滬會戰時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嶽。抗戰時,薛嶽是九戰區司令,也是長沙三次大捷的指揮者。薛嶽個子很小,但脾氣很倔。當時,按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戰略部署,就是守著陣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決戰,保存實力。薛嶽接到命令,在長沙死守兩個星期,一旦壓力太大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嶽不服氣:“什麽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陳誠和白崇禧急了,坐飛機從重慶到長沙來做他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著青山在,以後還可以打。”薛嶽拒絕接受調停,罵那兩個人是懦夫。他說:“我今天在這裏打定了!”陳誠和白崇禧沒辦法,隻好回去。他們還沒有回到重慶,薛嶽就把電話打到了重慶,找蔣介石。蔣介石已經睡覺,宋美齡接的電話。薛嶽跟宋美齡說:“讓我守半個月就撤離長沙,我不準備這樣做,我就要在長沙打,打敗了我自殺,以謝國人;打贏了算我抗命,你們槍斃我!”宋美齡說:“不要這樣講。我跟委員長講。”第二天宋美齡就給薛嶽打電話:“伯齡兄啊,委員長講過了,你要有這個信心你就在這裏打,這個時候我們難得有這樣的信心,有這個信心我們為什麽不要呢?你這不是抗命,現在委員會重新再下個命令,配合你。”

  陳君天訪問薛嶽的時候,薛嶽已經101歲了,說話已不是很清楚,但記憶力很好。他在攝像機前講淞滬會戰,講他的天爐戰法,就是讓士兵後撤,讓敵人進來,士兵往兩邊退,等敵人進來包圍了再打。攝製組要走時,老先生到他的書房,提筆為攝製組寫了四個字:精忠報國。“100歲的退役將軍,還在念著精忠報國,看了讓人動心。”陳君天說。

  除了將軍,很多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也是陳君天訪問的對象。當年參加抗戰的年輕軍人到台灣,慢慢地年華老去。這些人一生戎馬,沒有文化學識,沒有別的技藝。陳君天說:“在蔣經國時代還很照顧他們,給他們工做,替這些士兵找些修公路之類的事情幹,賺一點錢。也有聰明的士兵,可以賣饅頭,開牛肉麵攤。在台灣有‘榮民之家’,‘榮民’就是那些當年曾經為國家流汗流血的人,現在老了,沒有結婚,沒有後代,都是光杆一個人,任何能力都沒有。這些人就被安頓在‘榮民之家’裏。”那些“榮民之家”分散在各個城市的邊緣,地方很大,每人一間房子,有遊樂的地方,老兵住到這裏,供吃供住,還會給零用錢。

  陳君天十年前在“榮民之家”見到這些老兵,他們年紀都很大了,小則70多歲,老的都過百歲了。陳君天找到這些老兵,讓他們在攝像機的鏡頭前接受訪問。訪問工作有個程序,就是對那些老人進行誘導式的追問,首先要問他們當年部隊的番號,問他們的排長、連長、營長的名字。由此就可以確定他經曆過哪一個戰場,參加過什麽樣的戰役。

  “那些老兵比較好玩,這些人做過很多事情,他們會講自己的故事,很單純,也沒必要吹牛,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小兵。他們對戰場的記憶很清楚,你要問他今天早上吃什麽東西,他可能不記得了,但是你要問他打仗時候的事可清楚了。他們能活到現在很不容易。因為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一個連隊的人上去,不到兩個小時下來就剩下三五個人。那個時候部隊裏很多當兵的就是同一個村或者同一個鄉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要是死掉的話就是一個家族的死掉。所以他們對很多事情記得非常清楚,這些殘酷的戰爭對他們來說永生難忘。”陳君天說。

  

  22場會戰、1117場戰役、9800場戰鬥

  葛先才是當年參加衡陽會戰的第十師師長,陳君天找到葛先才的時候,他渾身插滿管子躺在醫院裏不能說話。

  葛先才是第十軍的師長。他指揮衡陽保衛戰,這是抗戰末期一場重要戰役。戰役結束,為避免屍橫遍野的情況,葛先才讓士兵把陣亡的人的屍骨撿到一起。士兵們撿了3100多具屍骨,已經分不清哪個是中國兵,哪個是日本兵。葛先才命令士兵們把屍骨洗得幹幹淨淨地排起來,頭歸頭、腳歸腳、肋骨歸肋骨,排列整齊,然後埋葬。當年埋葬那些屍骨的地方現在叫張家山。在那裏有一個大操場,大操場底下就埋著那些陣亡者的遺骨。

  攝製組知道了葛先才的故事就去找他。最後找到了台北“榮民總醫院”。陳君天找到了他的床號,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身上吊的全是管子,已經不能講話了。其他將士替葛先才講述了衡陽保衛戰的慘烈:第十師幾乎全軍覆沒,漫山遍野都是陣亡的軍人,後續部隊趕來,向山頂絕壁的陣地衝鋒的時候都不需要搭梯子,因為屍體都已經壘成一座又一座的山。

  1937年8月的淞滬會戰是中國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場殊死戰役。

  “大戰的血幕拉開,蔣介石決定全軍主力向華東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揮部命令:‘火速開赴上海參戰!’同時命令沿途一切車輛,通通為我師讓路。”時為36師師長的宋希濂回憶淞滬之戰。其時宋希濂正駐防西安,接令後立即命部隊準備好幹糧、飲水等,然後風馳電掣地沿隴海鐵路東行。

  “我們吃飯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飯,白天根本送不上來。”36師的方振東回憶。另一位參戰的老兵謝世明說:“日本人凶得很。抗戰初,他們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們好。那時,我們一個連隻有輕機關槍三挺,子彈開一發打一發,機關槍打著還會卡彈。”

  參加第一輪進攻的88師士兵蔣堂華回憶道:“戰爭一開始就極為殘酷。88師旅長黃梅興在持誌大學指揮作戰時中炮陣亡,一天中,僅527團就有7名連長陣亡。我們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領的地方,統統拿回來了,就一個大紗廠沒拿回來。我們523團攻進去一個營,中斷他的電網,一個營整個死在那個大紗廠裏頭。”

  “空軍、海軍是打光,全軍覆沒。我們隻有100架飛機,全打光了。我們打的是他們的轟炸機,轟炸機的戰鬥力不強,飛起來的時候要有護航機,他們根本瞧不起你中國人,護航機都沒有的時候就起飛。那個時候我們是跟蘇聯買的飛機,蘇聯也有飛行員來,我們跟他合作。中蘇合作的一個機隊在武漢打,照理我們是應該贏的,但是人家掉10架不算掉,我們掉兩架就沒了。那之後就再沒有空軍了。在這個過程中,有空軍中隊長、有大隊長,陣亡人平均年齡23歲半。”

  “我們一天要消耗一個師!”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勞聲寰說,“我們裝備不如他們,我們的空軍有250架飛機,對方是3000多架。我們250架飛機對3000多架飛機,怎麽打啊?”

  “頭一仗我們的旅長就陣亡了,除了師長以外就剩下旅長,一個旅管兩個團,師長都要到前麵督戰,後來他們都犧牲了。”當年淞滬會戰的軍官易謹與勞聲寰一樣,都已是耄耋老人,回憶往事,兩位老人泣不成聲。

  88師師長、後升任72軍軍長的孫元良回憶,他們一個師1.5萬人左右,到最後,隻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這是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的一段話。

  以中國軍隊中最精銳的第98師為例,在僅僅18天的作戰中,傷亡達4960人,幾乎占全師兵力的62%,其中僅陣亡的營級以下軍官就達約200人。陶峙嶽為師長的第8師並非中央嫡係部隊,進入淞滬前線時,其裝備甚至仍為1920年代的漢陽造步槍為主,全師根本沒有重型武器。第8師參戰近三星期,全師作戰人員從參戰時的8000餘人減員至700人。在戰爭最為激烈的蘊藻浜戰場,第78師467團迎擊渡河日軍,1個連在10分鍾內就全部陣亡!

  戰爭中先後有數十位將軍陣亡,甚至有中國高級將領因為失去陣地而毅然自殺成仁。戰後何應欽在回憶中記載,淞滬會戰中,“消耗竟達85師之眾,傷亡官兵333500餘人”。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記錄了多少場戰役?陳君天做了一個統計。上百萬人的大會戰是22次,像淞滬、衡陽、長沙、武漢、徐州都是百萬人的大會戰。

  十萬人以下、一萬人以上的戰役是1117次。上千人的戰鬥是9800次。陣亡的中國軍人是200多萬。在戰爭中最無辜的是平民。每座城市,隻要有日軍到過的地方就等於是剃了頭,多少人都沒了。

  當年日本軍人實行的是“三光”政策。8年抗戰中,中國的死難者超過了3500萬人,這個數字是整個二戰死難者的40%。但在西方主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中國部分卻被忽略簡化。

  “3500萬人,慘絕人寰!台灣現在人口才2500萬人。”陳君天很長時間就陷於這些殘酷的死亡的訊息中。

  

  600美元一分鍾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有很多史實涉及到日本,為了調查、取證和甄別日軍在中國領土犯下的罪行,陳君天去日本采訪。

  1993年,有兩個多月的時間陳君天在日本奔走,到過京都、到過東京、到過名古屋、到過奈良,事先有人聯係好大約三十幾個,去了以後那些被訪問的人又找別的人,前前後後訪問了80多名日本軍人。那些老兵通常都很謙卑。那些人都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參加過731部隊的。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年,日本軍人撤退,把所有研究細菌戰的廠房炸掉。“當時這些日本軍人還年輕,30年以後,他們多已人到老年,他們對生命的看法不一樣了,他們對自己做過的事情,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感覺難過,他要說出來,不說出來會難過,”陳君天說,“那些當年侵華的日軍,有一些人真正感覺到罪惡,為罪惡懺悔,他們覺得對不起中國人。幾年前,有當時在731部隊服役的日本老兵,到哈爾濱、長春、吉林,他們記得自己當年在什麽地方抓過人,所以後來他們就去找那些人的後代,那些被殺害者的後代或家人還在,那些日本老兵找到被害者的家人,二話不說就下跪。這樣的事情有很多。”

  除了日本,陳君天為了片子還到過美國、俄羅斯。他到俄羅斯沒有訪任何人,是去買資料影片。抗戰時期因為打仗,國家很窮,影像底片是稀有物質,再重要的事情也沒有影像記錄。“1945年8月15日老蔣宣布抗戰勝利的談話都沒有影像資料,隻有一張照片。太窮了。”陳君天說。抗戰早期,因為中國跟蘇聯的關係不錯,有蘇聯的記者到中國采訪,拍了一些抗戰的影像資料。在有限的抗戰曆史影像記錄中,有一些是英美的記者拍的,最多的是日本人拍的。

  陳君天到俄羅斯買影像資料。這些影片收藏在莫斯科國家軍事檔案館裏,他們保存得很好,都是35毫米的原帶。那些影像資料很貴,一分鍾要賣600美金,但畫質的確很好,陳君天咬著牙買下了。

  “在美國拿到的資料一般。但是在美國訪問到了很重要的人。比如曆史學家黎東方、曆史學者吳相湘,他們都是對抗戰曆史和日本戰後賠償很熟悉的專家。還有一個吳天威,專門研究731細菌戰對中國人的戧害。這些人都在美國。我在節目裏邊基本上是不要專家講話的,什麽叫專家?多看幾本書而已嘛。

  但這幾個專家不同,他們就是戰爭的親曆者,像吳相湘在長沙會戰時就做軍政治部戰史編輯,他不是看書看來的。我堅持不要二手傳播。他看到了,他真正看到了,我就會去采訪他。在美國還拍到一個東西,是非到那裏才拍得到的。美國西部加州聖地亞哥那個地方有一個航空紀念館,就是飛虎隊紀念館,陳納德的那個飛虎隊。那裏邊有原型的飛機一架。飛虎隊成員穿的衣服、陣亡的人留下的照片和遺物。在美國的收獲是沒有想到過的收獲。”陳君天說。

  

  10年時間,4個版本

  陳君天對他的工作充滿敬意,第一年工作比較複雜一點,尋訪、記錄、甄別史料。他帶領5個人,在艱難中工作了一年半,開始計劃30集,後來做成40集。投資第一次預算是新台幣3000萬,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也沒有任何官方讚助。開始有一個編輯委員會,裏邊都是參加過抗戰的人,包括做過總司令的將領們,在那時候還沒有退休。這些老將軍希望這個片子能夠做成功,他們對這段曆史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但後來這些已屆高齡的將領陸續退休,就很難再找到資金。

  陳君天為了明誌,把自己的工作理念印在名片上:把曆史還給曆史,使真相歸於真相。

  1995年9月9日晚9點,《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灣華視第一次播出。50年前———1945年9月9日上午9點,何應欽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陳君天選擇這種方式表達他對曆史的銘記與祭奠。

  第三天,陳君天收到了華視總裁送來的一大盆花和一筆新台幣2000萬的獎金。

  1997年,盧溝橋事變60周年,陳君天將片子擴充到42集,並更名為《盧溝烽火60年》,在華視再次播出。1999年,這套節目進行了部分修改,製作成第三個版本,更名為《山河歲月》,在台灣公共電視台播出。

  今年,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陳君天正在製作這套節目的第4個版本,預計將於8月份播出,取名為《大決戰》。這個版本增加了3集,其中包括取名《戰時延安》的一集。《戰時延安》主要記錄了當年延安的生產建設情況,包括毛澤東與軍民一起在田裏勞動、抗大和魯藝的抗日宣傳活動等影像資料。“我們還記錄了抗戰時期的文化,報紙是怎麽辦的,話劇是怎麽演的,電影是怎麽拍的,還有一些街頭劇。這些素材和大陸通常見到的沒有什麽不一樣。因為戰時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共做得很好,片子裏表現的曆史是大家所共知的曆史。”陳君天說。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團大戰、平型關大捷等內容,陳君天在1995年播出的第一個版本中就已經有所表現。“在1937年,中國人能夠贏得平型關戰役的勝利,對軍民的影響是很巨大的,它傳達出的信息就是:我們可以打得過日本人。這對當時的中國很重要。”當時,他甚至在節目中播放了《義勇軍進行曲》,而且“後來沒有任何人找我們麻煩”。

  “我們沒辦法直接拿到大陸製作的素材。”製作第一版時,兩岸在影像資料方麵的交流合作還很少,如何得到內地保存的大量素材成為讓陳君天頭疼的事情。當時,香港有人製作了一套不足60分鍾的抗戰影像素材,“他們開價100萬港幣,不讓還價,不讓看片。”但缺少了來自內地的資料,這段曆史就不完整,陳君天一咬牙,也買下了。買來一看,陳君天傻了眼:“三分之二的素材我們都有,能用的最多也就四分之一,這代價也太大了點。”

  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播出後,陳君天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多了,尤其是與一些地方電視台交換了不少素材。這些新的素材,讓陳君天能夠製作更多的內容來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活動。

  “片子裏有國民黨的抗戰,也有共產黨的抗戰。那時候都中國人,都是中國人的勝利。”陳君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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