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弓筆談
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多少人與事，盡在筆談中。
“天上布滿星，月芽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廣播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地放著那個年代流行的憶苦思甜革命歌曲《不忘階級苦》，兩千多同學排成隊盤腿坐在操場上，太陽熱辣辣地照在身上，把人快要烤幹了。每個班級前放著一個大木桶，桶裏裝的是熱氣騰騰的“憶苦飯”。
這是我們在中學裏的一天，那天進行的是憶苦思甜教育，全校集中在大操場上吃憶苦飯。那天好像沒人做什麽憶苦思甜報告，大桶大桶的憶苦飯抬上來就開吃。我們每人分到一碗憶苦飯。一碗黃不黃綠不綠的湯，散出一陣陣酸臭味。湯上飄著幾片大大的說不出名字的野菜葉，碗底沉著豆腐渣和糠。我們捏著鼻子，硬是把一大碗憶苦飯吞咽下去。“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廣播喇叭裏《不忘階級苦》高亢的結尾把現場的悲憤氣氛推向高潮。吃憶苦飯的目的是讓我們了解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生活有多苦，感覺今天在新社會裏人民的生活有多甜，從而加深對領袖和黨的認同和熱愛。
在我們中學操場上發生的這一幕隻是六、七十年代盛行於中國的一種憶苦思甜階級教育形式的縮影。中國大陸五十歲以上的人可能都在某個場合吃過這種憶苦飯，受過這種憶苦思甜教育。
憶苦思甜教育是從土改時的訴苦運動發展而來。我在網上讀到葉匡政的一篇記述土改訴苦運動的文章，這篇文章對土改訴苦運動作了深刻透徹的分析。訴苦運動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四七年冬至四八年夏進行的新式整軍運動的主要內容。土改和新式整軍運動對共產黨打天下坐天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後大規模的憶苦思甜教育始於六二年偉大領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後，當時人們剛從三年大饑荒中緩過勁來。這種洗腦式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從旋律優美的兒童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到雷鋒叔叔的“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從坐過水牢的冷媽媽對四川惡霸地主劉文彩的血淚控訴到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展出。這一切似乎使人們忘記了剛剛捱過去的饑餓之苦，仇恨集中指向萬惡的舊社會。再怎麽樣也不能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憶苦思甜教育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當時對下鄉知青這種憶苦思甜教育也十分普遍，可在知青對這類憶苦思甜的回憶中不約而同地說起這樣的故事，舊社會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在訴苦時講著講著就訴起了在三年大饑荒中所受的苦。我的兩個姐姐都是下鄉知青，她們都聽過類似的這種時光倒錯的憶苦思甜報告。我相信這些農民說的都是真話。事實上，中國農民在三年大饑荒中所受的苦超過萬惡的舊社會讓他們所受的苦，超過曆史上任何暴政讓農民所受的苦，不用去追憶那一幕幕悲慘的細節，單是餓死的人達數千萬這一數字就充分說明了問題。這種對知青的憶苦思甜教育極具諷刺意義，原來的目的是讓知青們了解舊社會，加深對領袖和黨的認同和熱愛，但結果恰恰相反。很多知青正是通過參加憶苦思甜教育，了解了三年大饑荒（官方的說法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真相，了解了農民的真實生活，開始對領袖和黨發生懷疑，開始了對中國未來之路的思索。
我有時也會給女兒來一點憶苦思甜，說說三年大饑荒餓肚子的苦，文革中家裏人挨鬥的苦，中學裏吃憶苦飯的苦，剛到美國時打拚的苦。女兒會說她也吃過苦，有一次放學下大雨，她沒帶傘，家裏人忘了去接她，她從校車站跑回家，被雨淋得透濕。這就是女兒能說出的她吃過的最大的苦。
葉匡政：土改學—訴苦
（《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葉匡政專欄“非戰國策”）
1950年代前後，與“苦”字相關的政治語匯曾大行其道，像“訴苦”、“憶苦思甜”等都被賦於了特定的政治內涵。當這些詞匯被染上政治色彩後，便開始遠離它原先指稱的那種個體行為，而演變為一種由無數民眾共同參與的政治行為，一場集體性的政治儀式。“訴苦”便是土改運動中一個核心的政治行動，它讓千百萬貧苦的農民參與其中。個人的苦難訴說在這個集體儀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難不隻屬於個人，它還升華為一個階級的曆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學習辭典》中，對“訴苦”的官方解釋是：“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曆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叫做‘訴苦’。”
可以說，土改運動並不是鄉村社會矛盾激化後的自然結果，而是由於政治力量的介入與廣泛的民眾動員才引發起的一場政治革命。土改領導者發現，他們試圖建立的階級話語體係，與農民的日常思維及鄉村的客觀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要想發動農民起來鬥地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隻有借助訴苦、算帳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目標。
由於當時的農民有較強的命運、家族及鄉情觀念，對什麽是苦、苦從何來也有著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釋。山東莒南大店的土改總結，記錄了當時一位60歲老佃戶的回答。這個佃戶叫王成，家裏6輩子幹佃戶，窮得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問他：“你不賭錢，又不喝酒，天天幹活，為什麽還這麽窮？”他想了半天回答：“這些年短工太貴了。”（大佃戶農忙時要雇短工）又問其他原因，回答：“我種的地總是舍苗，少打糧食。”再追問，他歎口氣說：“咱命苦啊，那有什麽辦法。”換個角度問他：“為什麽地主整年整輩子不幹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個說法是：“人家當大官，當初大店十二頂轎出來進去，還沒錢嗎？”第二個說法是：“人家開大買賣還沒錢嗎？”最後又歸結為：“人家命好呀！祖宗……”當問到“你有什麽辦法沒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當土匪！可是我又不會。”工作隊最後隻好總結道：“大店群眾久在地主欺騙之下，階級覺悟不是普遍的。”而山東濱海地委的土改總結中則有這樣的記載：“群眾的落後思想：‘窮是命不好，祖上沒積德’；‘家裏人多，吃窮了’；‘分家分窮了’；‘給土匪搶窮了’；‘賭博賭窮了’；‘死人送殯送窮了’；‘嫁閨女嫁窮了’。”農民們往往把自己的“窮根”歸於：“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漢奸、土匪。”
可以看到，農民即使在訴苦的過程中，與領導者試圖灌輸的階級觀和鬥爭觀的政治目標也相距甚遠，農民個體之間的想法也大相徑庭。我們知道，土改的最終目的並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啟發農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於受剝削，進而達成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心理。隻有這樣，才能實現“壓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邏輯。隻有當這個邏輯主宰了個人的思維與表達時，農民對國家的認同方式才能發生改變，使之不知不覺地進入到黨和國家設定的意識形態中去。
我們從訴苦時的一些口號，就能感知到當年領導者的良苦用心：“是窮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誰苦最多誰光榮”、“苦多就是功勞大”、“有苦就是理，窮人是大爺”“誰不訴苦誰不和毛主席一個心眼兒”、“窮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訴”、“沒有苦的不是窮人”、“父苦不訴不算孝子”等等。在這些口號中，宣揚的是一種以苦為榮、以窮為善的價值觀，而訴苦與否則成為判斷窮富和善惡的標準。在這一價值觀的引導下，訴苦才能被真正發動起來：隻有訴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階級身份，隻有訴苦才能在分配時獲得更多的好處，隻有訴苦才能被工作隊提拔為鄉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訴苦本身也許並不能體現權力，但訴苦這一集體政治儀式無疑成為階級權力係統構建的有力支點。
為了使訴苦達到預期效果，各地領導者也總結了大量的實戰經驗用來推廣。比如在選擇“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認為：“青年人沒有什麽苦，壯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剝削最厲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養的對象應在這些人身上。” 渤海區黨委的經驗是：“各種訴苦會議，老頭兒訴苦最起勁，婦女最容易哭，有了婦女哭才能哭成一團。”河北某地工作隊的辦法是：“典型訴苦人員的選擇，最好是女人，因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記憶力較清，訴起來即哭泣，能以淚引淚。” 在場地選擇上，工作隊往往也煞費苦心。冀南三地委總結認為：“訴苦會場的嚴肅沉寂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尤其幹部態度要鄭重其事，啟發動員，便很容易造成越訴越冷靜、越冷靜越苦的空氣。” 而另一份文件則對場地做了更細致的要求：“小組會以在貧苦農民之住暗淡破爛房屋（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燈光下更好，大會訴苦也要在偏僻淒涼的地方，無人來往，如戲廣（場）的布置布景就更會（令人）感動了。” 在一些工作報告國，甚至規定了要訓練訴苦者的“悲哀表情，說到地主欺壓農民時，要有奮（憤）恨之態度，能成為一個能感動人的演員來感動農民”。在領導者這番精心的策劃下，無怪乎每一個訴苦會都開得群情激憤，如一位農民所說的：“八路軍真怪，他叫窮人家笑窮人就笑，他叫窮人哭窮人就哭！”
隻有在訴苦中讓農民強烈地感受到“苦”，這種苦才可能轉化為“怒”。隻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農民自然會完成了從訴苦走向複仇、從訴說走向行動的重要心理轉化。麵對麵的鬥爭是讓農民感到陌生與恐懼的，如何將這些處在邊緣地位的農民發動起來，主動投身到政治鬥爭中去，進而實現對鄉村政治結構的重構，這是訴苦真正要解決的問題。範斯萊克在《劍橋中華民國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並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於害怕報複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鬥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後，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土改領導者對這一目的的認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東臨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確要求：“由訴苦到控訴地主的苦，將農民低級的苦提高到階級的苦，少數人的苦成為廣大群眾的苦，群眾才能發動，成為團結內部部向封建階級鬥爭的過程，是階級教育的過程，其覺悟則提高，訴苦就成為運動，由低到高的發展，成為自覺的訴苦，地主的罪惡得到揭發，群眾就起來了。”湖南醴陵縣委則把訴苦分為訪苦、問苦、引苦、訴苦、論苦等幾個階段，這個過程的演進，使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當年訴苦的真實原由、操作手段及想達成的目標。而冀中區委的結論是：“訴苦越訴的苦，鬥爭亦好發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縣的總結則更直接“越訴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氣，越有氣越有勁鬥地主。”
訴苦的高潮階段就是“哭”，不哭就沒完成任務。河北渤海區委在介紹樂陵縣訴苦運動時，就寫道：“四區西涼家六十個貧中農訴苦會上哭了五十多個，小趙家四十個中貧農會員全都哭了，東梁家六十個貧中農會員哭了五十多個，九區×村中中貧農哭成一團。”“有若幹的貧農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紅了，哭得不吃飯了，這種現象不勝統計，在各個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幹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死過去了。”冀南三地委在總結蒹莊的工作中寫道：“經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動群眾的已往曆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麵抱頭痛哭，口口聲聲要冤冤相報，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絕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為之淚下或傷心的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淒涼慘酷之景況，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河北渤海區介紹黃驊縣訴苦情形時，還有具體的統計數字：“黃驊縣五個區一個鎮，到會人數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訴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幹部哭的273人。哭的種類，為餓死哭的397人，賣兒女哭的157人，給土匪打死打傷而哭的153人，全家書（輸）訟而哭的55人，為要飯哭的75人。”針對訴苦中的“哭”，有的地方還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貧農”、“消滅不哭的貧農”等口號。
經過這場政治儀式的洗禮，農民的個體意識開始被集體馴化了，他們認識到，個人隻有通過階級才能發出聲音。農民，這個通常“最為消極、最無精致目標、最少組織性的階層”，終於因為“訴苦”這一“政治技術”所提煉的苦難，而被聯係起來，並通過“階級”這個中介物，與更為宏大的國家政治話語發生了關係。訴苦不僅使農民有了“階級覺悟”，也使他們認識到新、舊兩種社會製度的不同。這雖然是以打亂農民的日常生活邏輯為代價的，但突顯了一個全新的、正麵的國家形象，在這個革命的邏輯中，國家成為農民感恩的對象。同時，通過打擊傳統社會中的鄉村精英與權威——地主，訴苦也成功地在農民心中摧毀了那個舊的、負麵的國家形象。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感恩型國家觀念的塑造，與民主國家的公民所形成的國家觀念是全然不同的。
我全吃完了，還幫同學吃了點。平時有些生活條件艱苦的，反倒覺得根本難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