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民國前十年》

1 告別帝製五千年2 細說辛亥革命3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拚盤4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5 孫文創製 宣統退位 袁氏當國6 項城不作虛君 遁初誌在首相7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8 中山要做獨裁黨魁 袁氏先做終身總統9 帝製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10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11 洪憲皇帝的末日和護國運動的疑團12 記一失足的帝王夢13 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14 王剛解紐 軍閥割據 政客縱橫15 段祺瑞和所謂‘皖係’是什麽回事？16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17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下)18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19 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20 政學係探源 　　告別帝製五千年　　目錄頁 下一頁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作為一個以曆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曆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裏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係的係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各種課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 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曆史課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麵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麵麵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做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嚐或缺也。由於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隨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係統之累集與編纂。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時有谘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餘嚐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擬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援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產，至堪歎息。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係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至於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係中師生之輔助。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盧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勝任。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於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應命。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極嚴肅之鼓勵。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亦不敢自棄。究竟寄身象牙塔內數十年，縱係至愚，能無一得？因每於霜晨月夕，於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呈劉紹唐先生於‘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隨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筆者於六○年代之初嚐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約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寧教授主編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嗣複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詳注民國史資料匯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嚐氣餒過。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於研究，一轉百轉，致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時格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驥伏櫪，仍思賈起餘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別交代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並不是‘學報’型的雜誌。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適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如山師訓，吾何敢違。隻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學。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詰屈聱牙，每難卒讀。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鬆(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在哥大任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於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注腳(footnote)做學問之美國式繁瑣史學為不當(巴氏為法裔)，六○年代時更著而為文於哥大校刊中痛論之。無奈積弊已深，縱碩學高名如巴鬆者亦不能移風易俗也。筆者嗣讀此邦師生之漢學論文，其中每有淺薄荒謬之作有難言者，然所列注疏箋證洋洋大觀焉。時為之擲卷歎息，歎洋科舉中之流弊不下於中國之八股也，夫複何言？！不意近年來電腦之發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將二十五史與十三經等輸入網路；大陸上甚至已將四庫全書全部電腦化。筆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電子專家之輔導試檢二十五史及十三經之諸典籍，按鈕索驥，所需史料簡直多至無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華裔譚崇仁博士等專家為美國IBM所設計之‘深藍’電腦與世界棋王科斯巴魯夫對弈，科氏敗下陣來，曾引起世界震驚。其實此事並無可驚之處。蓋深藍計算棋式之‘秒速’為二億步，所藏棋譜在萬種以上，而且日新月異，永遠不斷地在改進之中，一人腦中智慧之累積，究有其極限。古人雲：‘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棋王敗北，何足異哉？　　再者，照目前電腦科學發展之情勢度之，則下一世紀電腦之秒速將有十億字之檢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書鐵架長逾六十英裏之美國國會圖書館，全部收藏集於一機之內，置諸衣袋之中而有餘，真是成何體統？！讀者賢達批覽拙篇，或將疑我為撰寫科幻小說。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為事實，隻是十年、二十年後之事耳。電腦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覺之罷了。　　現在言歸正傳。若談電腦革命對史學之影響，實在令人不忍卒言。筆者昔年每勸胡適之先生不應再搞他的‘水經注’。原意是胡師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惡可因噎廢食，沉迷於考據訓詁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據之‘癖’的胡老師聽不進去也。孰知進入今日的電腦時代，考據訓詁真已成為工匠小技哉？適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後如以電腦檢索之，數星期之事耳。浪費了胡適二十年的光陰，我們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費得起？……事實上，縱在今代電腦出現之前，美國史學界對此以注腳相尚，氾濫成災的繁瑣史學之抗拒已甚囂塵上，論者以容忍一注可長至三百頁之當今美國的八股史學實為荒謬。今後在電腦籠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論矣。去年秋‘紐約時報’對此一學術革命，曾有頗為詳盡之報導。(見William H. Honan,〞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al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1996.p.B9.)　　有感若此，以故筆者試撰此篇時，既為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新史學應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之撰寫。一般史實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國傳統史學中之‘紀事本末體’及‘大事年日誌’之方式於末卷中條列之。如此，則讀者可一目了然，毋須作者囉嗦也。而史實中之可議、可驚、可歎之處則於正文詳敘之，並試行減少學報氣味，庶幾一般讀者能讀而終卷也。名家之見足傳千古者，則博攬而廣收之；或有不足者，則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補之。雖僅一得之愚，亦聊備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補充與佐證。至於一般注腳，除具有關鍵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則省卻之。蓋專家檢索，初非難事，遣興讀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為新方向之實踐，縱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懇讀者隨時匡正之也。　　　　三大階段，兩次轉型　　抑有進者，筆者讀史、教史、著史數十年，勞者自歌，亦每以千慮一得，自作主張，對四千年國史之詮釋，一以貫之。斯即數十年來初未離口之拙論，所謂‘三大階段’與‘兩次轉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後有紀錄可征之國史，凡四千餘年(公元前二二○○─公元二○○○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型態發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型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製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製，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曆時約三百年。從帝製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吾儕及身而見之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筆者鄙見認為此一轉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於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鬆動。此不學所謂兩大轉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陸史學界之馬克斯主義曆史學派，根據馬克斯主義之教條，則分國史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所謂‘最後階段’之共產主義社會)是也。今因大陸上兩製之推行及蘇聯之解體，社會主義已成過街老鼠，鮮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處原亦有其可疑餘地也。縱觀近百餘年來之名家史學，馬派之社會發展階段論之科學性，原未可厚非也。隻是日耳曼學人太武斷，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國‘五四’以後之啟蒙文人，崇洋過當，在學術轉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將錯就錯。　　蓋人類社會之發展雖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會發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響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態與不同階段也。在歐亞大陸上，我華夏民族社會發展之經驗足於白種民族﹝包含閃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頡頏。馬派史學所總結者，實為白種民族之現象，持之以解釋我民族之發展，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頭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億萬了。思之可悲！　　　 　　沒奴隸社會也沒資本主義　　我國古代中有奴隸(slaves)，而無奴隸製(slavery)，筆者在不同的拙著內曾力證之，國際漢學界亦有公論。[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九七年版，第十六冊，頁八五八]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製，實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變而來。其實馬派史學所謂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蓋初民生活原與猴馬牛羊等群居動物(尤其是猿猴一類)之社會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群居動物，居不離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為單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長，有其長幼強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間之交往，及彼此間之競爭與鬥爭。甚至守土之習慣與夫疆界之劃分，亦為與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學家曾發現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間亦每為爭奪疆土而發生群鬥，其情況竟如初民之間的部落戰爭。若輩雖無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並用，為族群之保疆衛土，亦每至死傷枕藉，有時甚至闔族同殉，其慘烈亦不下於我國共相殘之內戰也。猿猴尚且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故初民社會之屬土習慣，及長幼強弱階層之自然形成，實即封建之雛形也。隨之，眾部落之間，強淩弱、眾暴寡、大吃小、尊禦卑……，千年演變與進化之結果，乃形成西周時代之高級封建王朝矣。曩昔餘讀美洲紅人史，每驚其與我國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讀十七世紀前後在美國維吉尼亞洲建國之印地安‘帝國’史，尤信封建製出於部落生活之非虛。蓋此邦盛時所擁疆土約為台灣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屬下有大小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擁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們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權利義務亦均約定俗成，頗有可觀。保哈坦有女甚美，後來下嫁與英人，頗有賢名。閑讀此書，幾疑其為‘左傳’之英譯也。(見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114─125.)　　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征，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則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則是居統治階層的貴族實行世襲製，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絕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製度發展至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唯物極必反，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後，它就開始滑坡以至崩潰了。能把這一從滑坡、崩潰到改製的經過，說得最簡單明了的古代記述，實莫過於‘漢書?地理誌’裏的一段記載。且抄錄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並兼四海，以周製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誌’，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曆史家要在雞蛋裏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製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並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裏，‘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製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曆史係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幹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隻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製(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製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製轉入郡縣製，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曆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餘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於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曆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複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東方專製論’(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餘校訂全稿並箋注拙見。不才曾歎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製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製’(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製度之發展，實是郡縣製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製之出現)，為我國政治製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麵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於漢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製。迨吳楚等七國亂後(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政製轉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變。其他相關的轉變，如重農輕商的經濟製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製、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轉百轉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製，自秦漢以後，晉、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國時期之北京政府及國民政府，均不斷加強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毛氏當國對此一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製之傳統，可說更是情有獨鍾。在他與郭沫若往來的詩詞中，便頗能聞其心聲。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神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猶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作於何年，論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變’之後，毛為四人幫批林批孔助陣時，重提此詩，可知其念念不忘也。總之毛氏對馬列主義之了解，自始至終未脫離標語階段，而對傳統帝製之認識，則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兩個極端的理論都誤用了。在重溫傳統帝王政治學時，他體會不了我國傳統裏‘有教無類’、‘改土歸流’等等曆史經驗的重要性，強不知以為知，自以為是的亂引馬列教條，創造新製度。上節曾說過周初有一千八百國，包含著無數的大小民族(時至今日全國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國曆史的經驗是，族群不是由少變多，而是滾雪球式的從多變少，形成一種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這在現代美國的經驗裏，便叫做‘民族大鎔爐’(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發達，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極高的時代，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怎能永遠聚居於一地呢？……就以我華裔移民美國來說吧，近年來我華裔人數很快便會超過外蒙和西藏的總人口(據專家估計：下世紀，旅美華僑可能上一千萬，蒙藏合計可能不到此數。華僑移民配額，大陸、台灣、香港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配額裏皆有華裔，有人估計，下世紀中葉，華人可能近千萬雲)，今日在美國的所謂中國城(Chinatown，舊名唐人街)，在紐約便有三座之多。我們的政治的出路實在隻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參政之一途。今日我們已出了一個州長，誰能說我們下一世紀不能出個總統呢？我華裔如舍此康莊大道而不由，要來搞個‘中國城獨立’或‘中國城自治’，豈非二十一世紀一大笑話哉？大美帝國海闊天空，要我們擠在Chinatown內搞‘獨立’，不特我華裔有為子孫所不願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幹也。其理甚明嘛！華裔之外，如人逾千萬之非裔’人逾六百萬之猶裔，人逾兩百萬之波裔，他們不搞獨立，正有同病之憐也。所以美國能從十三州發展至五十州者，實我中華千年以來所搞的‘改土歸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現在台灣和菲律賓還有很多人，想參加美國的改土歸流，做美國的五十一州呢！改土歸流有何不好？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采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製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隻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征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製度，後來也就貽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選’中，毛澤東曾主張少數民族有權獨立，後版中他們就隻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對此問題沒有原則性的掌握，隨意搞其黑貓白貓，而墮入中國曆史上原先並沒有的大漢族主義的框框，實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現代的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也認識不夠。因此在現代西方文明挑戰(challenge)之下，‘百代猶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續，但他老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曆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隻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隻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隻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複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曆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製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製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麵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衝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曆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曆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隻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曆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曆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曆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嚐，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細說辛亥革命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曆史上傳統的‘幹支紀年’裏，六十年一循環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曆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曆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討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麵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爭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則‘辛亥革命’隻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采納，然為本篇所不取。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隻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換言之，我們研討‘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這就有點爭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起點。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底一夥同誌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文社成立於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纘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曆、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裏，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璫璫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像的。據說他們合並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借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而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雲雲(見‘國父年譜’頁六八─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曆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借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而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é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個革命團體，而非社交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麽‘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裏，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留，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隻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香港興中會章程’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裏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而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股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千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並的事務了。合並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裏的一萬三千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於香港，他底事跡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采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底特點約有數端：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雇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於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於‘沙文主義’。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爭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烏氣。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人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 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他或許由於稟賦較高，幼年時確實‘異於群兒’；他也確實是讀書用功，作事有恒，終能‘脫穎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也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僑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別。‘竹升’者，美國土生也。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內一無所有’。‘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後者則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CBA而絕少ABC。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凶殘、最下流無恥的‘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榨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小‘竹節’，則由於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者也。　　所以這些小‘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稟賦卓越，又肯於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孫中山就是屬於後一類。而孫逸仙這位小‘竹節’之取得‘美國公民權’，則通過另一管道。孫公於十三歲時(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隨母就兄，遷居檀香山。那時的夏威夷是個紅種人的獨立王國。不幸老王於一八九一年晏駕。兄終妹及，夏威夷乃出了個女王。三年之後，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那一年，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種殖民主義者篡了位，夏威夷乃變成個傀儡共和國。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年，這個小傀儡共和國就被美國兼並了。　　夏威夷既變成了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則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統理成‘美國公民’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可是當他於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查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於‘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釋候審；並雇請律師向華府申訴。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分重入國境。這個‘美國公民權’對中山其後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的讀者們讀史至此，可能要批評：我們的‘國父’，族之聖賢也，豈可弄虛作假，非法取得美國公民權？讀者若作如是想，就昧於史實了。須知在那人類文明中最可恥的‘美國排華律’欺壓之下，我輩華裔移民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者的‘法律’分類中，是比‘黑人’與‘印第安人’都還要低一等。印第安紅人在那時的美國法律之下，不算是‘人類’的。因此‘華人’(Chinaman)在當時更是非人類中的非人類了。中山先生為非作假嗎？朋友，你能和當時排華殺人的種族主義者這批野獸，談孔孟之道嗎？明乎此，你就了解孫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並不是他發明的。‘美籍出生紙’在華僑社會裏，是有其公開市場和價格的。　　所以近代中國最早期的革命運動，便是有上述特征底華僑小青年們所推動的。他們都是愛國華僑，寄跡異邦、粗通番語，因此得風氣之先，對現代西方的新觀念、新事物，接觸較早──比內地的知青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大致要早十年。由於這早晚兩期的革命骨幹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會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標誌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顯明的階段性：‘興中會’基本上是個華僑組織；後來的‘同盟會’，就帶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了。　　孫文脫穎而出　　筆者在許多篇拙著裏，都曾強調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而這些大小階段的進化，往往又是以十年為一個單元。‘革命’原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過這個‘十年一變’的基本公式。以楊衢雲、孫文為首的兩個革命小團體，自從一八九五年一月合並為‘興中會’以後，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這短短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在中國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先翻翻‘興中會’的老帳。看看這個最早的革命團體怎樣地從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卻又如何地脫穎而出，從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興中會在革命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們在政治理論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襲美國。甚至連美國佬做官就職時，捧著「聖經’舉手發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無訛。這原是一個‘弱勢文化’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籠罩之下，反應在青年身上，‘東施效顰’的普遍現象。華僑青年如此，僑居歐美的亞非拉各國的青年，亦無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紀這個‘華僑青年’的小圈圈，實在太小了。因此在那個時代與他們有‘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內外華人究竟太少了。他們沒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麽氣候來。　　再者，他們所采取的革命行動，卻又是百分之百的傳統‘造反’方式；有時甚至是‘恐怖主義’(Terrorism)。例如孫中山在他所策劃的‘十大起義’中第一次的‘廣州起義’(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計劃，便是在武裝攻打督署之外，‘四處放火’、‘施放炸彈、以壯聲勢’。而他們那時的革命群眾則全靠‘會黨’。會黨雖是從反清複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眾和‘倚靠階級’了(恕我借用一個共產黨名詞)。事隔五年，當清廷為‘八國聯軍’所困之時，興中會諸公再來個‘惠州起義’，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經過兩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興中會和它底會黨朋友們也就泄氣了。──最後興中會竟消沉到隻剩孫逸仙一個獨人班了。　　可是就在興中會這個革命汽球逐漸泄氣之時，孫中山本人的聲望、理論、經驗和時機卻扶搖直上，終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領袖。　　原來楊、孫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之後，清廷發出通緝，香港英國當局也迫令二人離港，五年之內不許入境。楊衢雲乃潛往新加坡，轉赴南非避難。孫中山則於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當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戶登陸時，閱報才發現自己已成為支那的‘革命黨’。經日本報紙這一宣傳，不特‘孫文’已躋身為國際人物，中國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黨’這一詞匯。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辮子、改穿西服。於翌年一月東渡檀香山。這時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盧氏，長子孫科(五歲)、長女金琰(一歲)，均已避難在檀。所以這位年方三十的孫逸仙，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他雖然是個職業醫生，卻不事家人生產。老婆孩子還要靠一度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來養活。他兄弟二人此時如何相處？我們就不能輕信官書上的描述了。　　可是孫中山是個最有毅力、最倔強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幾個月之後，便拋妻撇子，跑到美國去了。這時美國的排華運動已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陸，所用的證件，顯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紙’。中山遊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籌款和組織興中會。但是在這方麵他卻完全失望。因為此時革命風氣未開，而僑社中的主宰團體的‘致公堂’又十分‘頑錮’(這是中山自己的話)。至於中山在美何以為生？我想他那時也和我們後來的留學生一樣：‘手舞銀盤去複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館或衣館‘打工’。──我們已查到中山當年在美國打工的人證。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間，孫公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九月下旬他就從紐約搭船到英國去了。他去英國的目的，顯然是繞道歐洲回遠東去。因為他的根據地畢竟還是在香港、日本一帶。那兒有他大批的夥伴和同誌。他有推翻滿清底堅定的決心。在那兒他可再次組織暴動和起義。可是他絕未想到在倫敦卻突然被清廷駐英使館所綁架。這一出曆時兩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發生在倫敦的‘西安事變’卻幫了中山一個大忙──孫文在國際上原無籍籍之名，可是這次聞名世界的‘綁架案’，卻使他從一個大清帝國的逋逃犯，一躍而為世界一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後，中國革命陣營中再沒有第二個領袖，享有與中山相埒的聲譽和地位。　　‘三民主義’的根源　　再者，他環繞地球的不斷旅行、觀察和閱讀書報，也使他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爾(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裏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麥(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別於我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寄居英倫，他也更深的體驗了英語民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代議政府’的運作；更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於當時正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這一運動的理論導師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單稅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別是對土地的‘無勞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漲價歸公’諸要點。好學深思的孫中山先生，在融會貫通之後，把它們有條理的編纂起來，這就是他後來指導‘國民革命’底政治理論的‘三民主義’了。雖然這三個‘主義’，都是當時在西歐北美，甚囂塵上的政治經濟理論，沒一個是他具有原始性的發明，但是孫公能實際深入西方社會，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後活學而活用之；較之與他同時或後輩之熱衷‘西學’，奢談‘主義’，而一知半解的夫子們、領袖們，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裏計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覺’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則‘總理’、‘國父’，就更是‘先知先覺’的天生聖哲了。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應出版界之請，寫了一本名利雙收的小書，暢銷一時，足使他在倫敦住了九個月，不虞匱乏。他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初離英赴加拿大。再穿過加拿大至溫哥華，搭船於八月中旬抵日本橫濱，投宿於老友陳少白寓所。中山於一八九五年冬路過日本時，隻是個薄有微名的中國逋逃犯。兩年後‘蒙難’歸來，他已成為國際知名之士。他底日漸上漲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來訪，嗣後成為中山終身密友的便是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當時日本政黨政治中的活躍人物。通過宮崎和平山，中山又結識一些頭麵人物，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數十人。日友平山周在無意中為他又取個日本名字曰‘中山’。孫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個‘樵’字。其後便偶用‘中山樵’作為他的日文‘化名’。後來在同盟會時代，黃興、胡漢民等對外界通信，都尊稱孫總理為‘中山先生’，結果弄假成真，全國上下都叫起‘孫中山’來，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實孫公從發命令到簽遺囑，一直都隻用‘孫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劄上，向未用過‘中山’的渾號，而國民政府的官書，和國民黨的傳記作者，卻偏喜叫他‘孫中山’，實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訪日，來結交他的日本人蓋有兩大類。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類則是別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在他們的想像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失敗了。梁啟超跑到日本，由於同鄉的關係(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內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於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吳敬恒(稚暉)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一九○○)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東瀛。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暉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謁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隨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騖。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日俄戰爭’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人。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暉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語見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於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英倫的印象)。吳舉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晨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abc拚音，稚老真要跳樓了。這樣他才開始認識孫文並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汪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所以吳稚暉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裏去’，盡棄所學而學焉。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於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可是潮流變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孫公的曆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拚盤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還隻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洋銀兩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一八九五與一九○○)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於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洪們的義氣居然幫助他穿過美國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進入美國。　　中山於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應中國旅歐學生之約去歐洲。他在美國由西岸到東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無非是組織‘興中會’，並籌募革命經費。顯然的他是一文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據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馮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載，也隻找到鄺華泰一人。兩個人，革什麽命呢？真是可歎。因此在一九○四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中山形單影隻地駐在紐約市貧民窟中的一間單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蕭然。雖然他個性倔強，永遠不認輸！　　可是就在中山命運的最低潮，‘山重水複疑無路’之時，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一筆钜款，據說有八千佛郎(亦譯‘法郎’)之多，並約他即時赴歐，共商救國大計。這一下峰回路轉，中山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進入一個新紀元。　　‘同盟會’這個革命大拚盤　　‘同盟會’是怎麽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說明得很清楚。他是許多小革命團體(加上許多革命單幹戶)所聯合組織的一個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拚盤。其性質就頗像抗戰末期就開始組織，今日在大陸上仍變相繼續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會’最早的團體盟員計有‘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軍國民教育會’、‘科學補習所’等等。按道理，這些小團體一經入盟，小團體本身就不應該繼續存在了。但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幹法。咱中國知識份子是喜歡搞小圈圈的，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也。原是無黨派之人，一經卷入‘黨派’，還要再製造小派係，何況原先已有黨派了呢？‘國共合作’期間，有所謂‘跨黨份子’(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跨黨’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員也大多有雙重黨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員，他同時也是‘青年黨’或‘民社黨’的黨員。這樣一來許多盟員就要發生‘雙重忠誠’(double allegiance)的問題。一旦這雙重忠誠發生抵觸，盟內黨內就要鬧分裂了。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當選‘總理’(也就是黨魁)的孫中山先生本人就是個‘跨會份子’。他原是‘興中會’的黨魁。但此時興中會已不再複存在。原興中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隻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卻念念不忘他的興中會。所以等到‘同盟會’需要有個‘會旗’時，中山就堅持非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會旗不可。黨魁示人不廣，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黨魁幾乎鬧翻了。──這點小芥蒂，在這兩位可敬的民族領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帶進棺材裏去的。　　華興會當時是‘同盟會’團體盟員中，最具實力的一個。華興會員再第一次入盟時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紀之支那’這個雜誌和社址。這刊物旋即易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興既坐了同盟會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棄‘第二種忠誠’而和孫中山合作無間，但是華興會在精神上卻並未消失。那些後來不願或無意與同盟會發生直接關係的小團體，像共進會、日知會、和文學社等等，實際上都與華興會有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光複會。它在一開頭便是‘同盟會’中，意興不大的盟員。會員中最初加盟的，也隻有一個人。同盟會早期的重要位置，他們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坐牢期滿，於一九○六年夏季，東渡日本，接編‘民報’之後，光複會的會員在同盟會內才稍形活躍。‘民報’以太炎接編而聲價十倍，暢銷一時。與保皇派的‘新民叢報’之筆戰，尤其膾炙人口，譽滿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報發刊未及兩年，日政府在清廷壓力之下，贈中山钜款一萬五千元，禮逐中山出境。孫公未與眾議，乃收下钜款(留兩千給民報)便於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爾離去。這一下子不得了了，幾乎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他們在章太炎、張繼等的帶頭之下，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分裂了。光複會也恢複了它自己的組織，和同盟會分頭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錫麟、秋瑾等起義失敗就義，後來國民黨黨史上都認他們是同盟會的死難先烈，其實他二人都不是同盟會會員。後來那位被蔣誌清(介石原名)親手刺殺的光複會領袖陶成章，原來倒是同盟會原，並做過民報總編輯。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連治黨史也難下筆了。　　同盟會這次雖然分裂，但是並沒有把這一大拚盤鬧垮。第一是因為這時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國性的。在千萬革命誌士、無數革命集團各自為戰、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下，‘同盟會’和‘孫逸仙’卻正好具備這個‘首’的資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訴李秀成的話：‘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會的團體盟員此時已不發生決定性作用，因為絕大多數(數以千計)的新盟員，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單幹戶。他們在入盟之前並沒有個小組織。因此也沒有‘第二種忠誠度’──他們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為同盟會的理想奮鬥到底。這種單幹戶最標準的代表，便是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廣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則是‘舉人’叢中每發必中的名‘槍手’或‘捉刀人’，在科舉中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為某兄弟捉刀皆中舉，曾獲報酬銀洋六千餅(見汪胡二人自傳)。那時的六千元銀洋，是一宗嚇壞人的財產。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後，立刻就變成‘民報’的台柱。再與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雲從龍、風從虎，幾管毛筆，橫掃天下。而他們底對方的康、梁也是海內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們的文壇對陣，其光輝燦爛，真照耀古今。那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為之目迷五色，讚歎不已。所以同盟會自然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發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沒有參加過小組織，因為廣東佬那時，不論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會黨’，汪、胡不為也；搞保皇要抬舉‘載湉小醜’(章太炎辦‘蘇報’所用的詈詞，章也為此坐牢)，汪、胡亦不為也。所以他二人就變成排滿革命的單幹戶。一旦入盟，也就隻有第一種忠誠。追隨中山，作其肱股，而終身不渝了。中山也幸虧有了這兩位哼哈二將。　　但是那時保持同盟會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應該還是黃興。興是‘同盟會’中的實力派；也是孫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眾望所歸，用不著搞什麽‘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黃興這個人雖也是個跨會份子，卻有點儒家氣質──也可說是‘固有文化’的涵養吧──他識大體、有氣度；他拒絕了趙匡胤得那見黃袍。並且苦口婆心、認勞認怨的維持了‘同盟會’的團結，這才有後來的中華民國。　　不幸後來有一些史家，按傳統治史的方法，把締造民國的功勳，全部派給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而對黃克強的貢獻，顯然是隻給了些低調的認可。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氣壞了。君度不知吹斷了多少根胡子。他為他這位民國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謗，真忙了大半輩子。最近我的朋友汪榮祖教授著書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灣初版)，也頗為克強不平。其實曆史書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楊衢雲烈士還不是因為少了個女婿，而至今無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國現代化是分階段前進的，而沒有‘聯俄容共’的後一段，他在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光鮮的。黃公不幸，沒等到曆史進入另一個階段，他就短命死了，夫複何言？(下期續完)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於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本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麽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於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後的斯諾、史沫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麵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勃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衝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遊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各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於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裏。他們各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後、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於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複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並沒有太大區別。隻是光複匯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鄰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攏，已把長江流域的菁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團體，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製，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麽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麵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隻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麽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衝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衝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能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罷)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餘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的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兩界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的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學留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像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當時在日本兩萬名中國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他也風靡了數已千萬計的底黃海彼岸的祖國同胞。──孫文在中國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從此確立了。　　一個星期後，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劃時代作用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一家市民住宅裏，便呱呱墜地了。(為免日本政府幹涉，會名中刪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國‘牆倒眾人推’　　旅歐中國學生，何必忽然心血來潮，匯款邀請中山呢？原來就在中山這段不得意的時期，革命意識和時機卻在中國大陸迅速上漲。在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之後，全國上下還寄望於康有為、梁啟超所發動的‘強學會’和‘變法維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徹底的失敗了。失敗之餘，大清帝國也就在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幾乎遭了瓜分之禍。筆者曾另有專篇記其大略。別的不談了，就說香港罷，九龍就是在這一年被英國強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時至一九九七，租約期滿，女皇陛下就要按期歸還了。也就是這一年，德國強占了膠州灣；他的老搭檔帝俄也‘租借’了旅順、大連。為阻止此二強壟斷中國東海岸，英國又加租了威海衛。法國不甘後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廣州灣。大小帝國主義這時在中國都大搞其‘勢力範圍’；要不是列強的野心為‘均勢’(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們早就把‘東亞病夫’這個大清帝國瓜分了──?那個不幸的‘歐洲病夫’鄂圖曼大帝國就是被他們這樣啃掉的。時至今日那個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獨裁，還想‘收複失地’──?並吞同文同種的科威特，哪裏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國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可是我們那個昏聵糊塗的慈熙老太後，竟然異想天開地搞出一套‘刀槍不入’的‘義和拳’，來‘扶清滅洋’；那就荒唐透頂了。作者落筆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質高貴、大義凜然底貧下中農所組織的‘義和拳’？我所可惜的隻是他們氣功未練好，惹起了‘八國聯軍’，又抵擋不了洋人的刀槍直入。在‘辛醜合約’中累得我們四萬萬無辜老百姓，每人各賠紋銀一兩罷了。──?那時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賠了十多兩銀子。因此在下寫這段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權利。　　拳變剛了，又爆發了兩大強鄰的‘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這兩個混蛋的帝國主義竟然為搶奪我中國的土地財寶，在我國境之內，開起火來。而更混帳而顢頇的，卻是我們的滿清政府。它無力阻止兩個強鄰在我國土上作戰，竟然公開把遼河以東的土地，劃為‘戰區’，而自己在遼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這時的中國哪裏還配稱為‘國家’呢？我們連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還有個殖民國家來保護它。我們這個‘次殖民地’(中山警語)就隻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時有若幹知識份子對大清政府發點牢騷和警告，而那批滿族統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寧贈友邦，不畀家奴’。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裏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底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底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采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現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堿鴨蛋’光複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複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和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複會’則是一九○四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原有徐錫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隻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細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台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何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麽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出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隻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性質。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裏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誌(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誌。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誌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救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麵羈麽、一麵‘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名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一條‘龍虎’。隻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淩空而降。他不管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個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駭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鬥誌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複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製，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對這段曆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隻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了。他們認為辛亥革命隻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隻是反動階級所控製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隻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曆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曆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曆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曆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誌發展的曆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曆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誌，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複了。古人常說什麽‘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麽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麽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製度；民權是‘現代’的製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製度’換成‘現代的製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曆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曆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曆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於‘光榮革命’(一六八九)。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紮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確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掙紮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斯大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製-遠甚於沙皇的獨裁專製，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曆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紮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隻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隻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麽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國曆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九、一，晨九點五十八分於北美新澤西州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隻提了三權；國父沒有‘三民’主義呢！你隻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製度：‘考試製度’和‘禦史製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於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隻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裏，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裏，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嚐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計程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隻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誌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板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禦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製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於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禦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占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布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谘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麵‘進剿’，一麵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隻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複(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複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複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麵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曆史家，尤其是若幹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幾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隻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誌’(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誌，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隻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誌，隻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誌’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誌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團體，都隻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唐德剛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依複’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麽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隻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幹淨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麽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製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製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諡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雲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麽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了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裏麵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隻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隻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隻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麽隻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台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隻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麽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複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隻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遊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係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製，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布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裏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百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裏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麵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從‘企台’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於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誌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堂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詞，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堂’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回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複)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台’(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台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曆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人書房裏，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隻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複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麽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並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麽沒一個能維持若幹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牆倒眾人推，隻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占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並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占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其實會黨隻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馴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麽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幹脆舍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杆，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於‘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一九○八年死亡)執政的後妃，亦無人不如、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誌喻培倫、黃複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剌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作職業剌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竟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豐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朱筆，再三歎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淩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頇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凶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紀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隻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於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 ’(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頇。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材，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斲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些什麽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隻限於南洋。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一九一一)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畫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於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的；而孫文饑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後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於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並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令符將兵’的方式)。其後中山並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後來秘件泄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閑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逕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钜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卷上，頁二六五；亦載中山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將赴美洲致各同誌函’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　　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台’，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誌，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台，原不是什麽秘密。隻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聖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嚐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巨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隻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後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於‘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孫文創製 宣統退位 袁氏當國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清宣統三年，辛亥，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時，時年四十六歲的廣東香山人孫文先生，在南京前兩江總督府(原太平天國天王府，後來的國民政府，今日的江蘇政協大廈)，燈彩閃爍，軍樂悠揚，和數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觀禮者，熱烈歡呼聲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並宣讀誓詞如下：　　顛覆滿洲專製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製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家中譜名帝象，學名文，習醫時取名日新，嗣諧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間，一度化名用日語中山樵，晚輩同誌因此尊稱之為中山先生，故世稱孫中山。孫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見於政府之正式文獻者，則為孫文。在民國史上的正式紀錄，應為孫文臨時大總統。　　上引孫文總統這則誓詞雖然很短，它卻是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極重要的裏程碑和分水嶺。自此以後，當今世界上，這個綿延不斷的最古老的國家和政權，便由‘帝製’轉入‘民治’的新時代了。這一陣軍樂，一片歡呼，一篇誓詞，便把那已延續了四千餘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結束了。　　回看我中華民族的政治社會發展史，我們如上溯至傳說時代，那我們從公元前二二○六年，夏禹‘家天下’開始，由一家統治一國，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建帝國，稱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兩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諸侯也好，皇帝當國也好，這都是行之數千年的製度。它們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隨便廢除得了的。　　事實上，這項所謂封建製度和帝國製度，原都是整個民族在數千年中，從生活實踐和理論探討才慢慢發展出來的文化整體。在這整體的結構之內，帝王隻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圍繞著這個帝王，還有一整套政治經濟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和與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係、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係統。他們是個相輔相成、一轉百轉的文化整體。因此要從一個古老的封建製度(像文藝複興時代的歐洲)，或帝國製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轉入一個民主代議製度，這種製度轉型，一轉百轉，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實上，中西曆史都告訴我們，這項‘轉型運動’需時數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那有數千年曆史的‘帝製’，在表麵上雖被廢除了，以後中國曆史要進入真正的‘民治’時代，可能還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慢慢的轉化過來呢。　　君不見，在本篇拙作落筆之時，距民國開國已八十七年丁，真正的民治主義雖然已遙遙在望，目前究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孫文總統的就職典禮，畢竟是這個新時代的開端。舊的帝製，逐漸在曆史的海洋中，緩緩沉沒；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線上，慢慢升起，成長雖緩，終必有大盛之時。這該是個曆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孫文大總統，既然是我國史上正在發展中的民治時代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他這項最早的民主代議製度，是怎樣創立的？這兒應該有補敘一下的必要。　　采用美國製度為藍本　　原來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之初，全國響應，如火之燎原，一月內外，全國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獨立。十一月九日，鄂軍都督黎元洪乃通電各省，請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組織臨時政府，以便統一指揮。兩日之後，江蘇都督程德全與浙江都督湯壽潛，亦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作相同建議。十三日，陳乃據以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在上海開會，因上海地居要衝，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張，蓋以軍事與外交的需要為重，他尤其希望能爭取外交團，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而不橫加幹擾。上海方麵則更進一步，希望能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民國政府，來代替滿清那個帝國政府了。這個將來的民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原則，他們還希望以美國製度為藍本。通電上說：　　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製，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國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注腳另詳史料篇)。　　此一模仿美製的建議，隨即得到漢方完全同意的反應，認為那確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開國元勳們之鍾情美國製，良非偶然。遠在興中會時期，楊衢雲、孫逸仙等便十分醉心於美國的總統製。八國聯軍時帝後兩宮西狩，消息杳然、東南無主之時，當地督撫便留有意自組織美國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為伯理璽天德( President )，李亦有意擔任，後以兩宮又在西安出現乃作罷。一九○三年那位語出驚人，引起神州轟動的青年革命家鄒容，在其劃時代大著‘革命軍’中，也主張中國政府全盤美國化。兩年之後，當海外諸小革命團體合並，在日本東京共組中國同盟會，並選孫中山為總理時，該會亦采美式的三權分立製。因此，此次程、湯兩都督之建議，實是循序而來的迎合時代之潮流而已。　　在該次通電中，他們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該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則代表各該省原有之谘議局。那時由水陸兩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難，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蓋當時的輪船公司多由外商經營，外商享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對其乘客無法幹擾也。其時各省的革命情緒，皆甚為熱烈。一經號召，代表們就紛集滬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閩、魯、湘諸省，及上海、鎮江兩地區代表抵滬，代表會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擬訂臨時政府組織法，以及相關的法令和規章。大會自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以都督代表會暫代參議院　　美國是人類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至此已立國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績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製的三權分立，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是具有上下兩院的國會。共和中國，立國伊始當然無法召開國會，所以隻有變通一下，就由這個‘各省都督代表會’暫作立法機構。開會時每省暫定一票。因此這個‘代表會’，在形式上，就頗像每州兩票的美國國會的上院( Senate，漢譯‘參議院’)了。換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國國會的雛形便是個，有上院、無下院；有參議院、無眾議院的美國國會。這個開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國立國之初，也正是這樣的。在上海首先組織的這個代表會除具有立法權，可以製定一切法律規章之外，也有權代表人民，選舉‘臨時大總統’。(美國革命時，華盛頓也是如此這般選出的。)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在漢口誕生　　可是上海這時雖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時革命戰爭的重心，和早經組織的革命軍政府，畢竟還在武漢，而黎元洪的邀請通電，且早於滬方。加以這時在革命陣營中的第一號戰將，也是聲望僅次於中山的黃興，也正在漢陽前線督戰，因此後來在漢方代表要求之下，會中乃有動議把會址移往武漢。此案通過之後，眾議則將原有會員人數一分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於上海以為聯絡。此一建議最初原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惡果，實非當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後話。　　當滬方各代表遵議逐一乘輪去漢時，不意清軍適於此時反攻，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奪回漢陽，武昌全城均陷入敵炮射程之內，而漢方革命領袖間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麵化。原被外界誤傳為‘孫文之弟’的孫武，竟通電詆毀黃興，黃興遂於翌日黯然離漢去滬，革命陣營內部從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齟齬了。迨各省代表多數抵達武昌時，革命軍所擁有地區，已無安全會議場所，然既來之，則安之，各省代表乃選出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並遷入漢口英租界之順昌洋行，繼續開會。　　在漢期間，代表會之成就蓋有兩條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認，當時設在武昌的鄂軍軍政府為革命軍的中央政府。其二則為製定一項包括三章二十一條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則‘大綱’後來再經過若幹次修正，最後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為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政治史書上簡稱為‘民元約法’。它在民國初年竟變成政爭的重心所在。其後所發生的‘護國’、‘護法’兩大內戰，都是為它開戰的。以後我們再慢慢敘其原委。　　從一軍三旗到黃黎易位　　根據這部相當實際而可行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革命軍當局乃急謀組織能統籌全局的民國政府，和選出一位大總統作最高領導人。正在各代表緊鑼密鼓地尋覓首都，和最高領導人選之際，天不負人，江浙聯軍忽於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龍蟠虎踞的南京，原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於此。如今革命軍既然克複南京，對那些正托庇於漢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從天降，他們就決定，立刻組織中央政府，選舉總統，定都南京，以徹底推翻滿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後，滬漢兩地人數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別集會討論總統人選及定都南京等相關要政。　　因此漢方之代表會，在接獲南京光複喜訊之後，乃決定於一周之內，東遷南京，從事製法與選舉之要務。不意滬方各省代表，在江浙兩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慫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於十二月四日在滬舉行代表會議，票選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聞訊，乃立即通電，斥滬選為非法，而黃興亦深為疑慮，不願就任。迨漢方代表陸續抵達南京，乃又說服滬方代表，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選，以黎、黃分任正副元帥。黎雖首肯，而黃仍謙辭。以致牽延不能決。　　此次擁黎、擁黃兩係之爭，雖同兒戲，然雙方之選舉，均隻選‘大元帥’，而不及‘總統’者，實雙方之意，均係虛此‘總統’大位，有待於袁世凱旦夕之附義，出長民國之大政也。何以這時如火燎原之革命陣營，還有待於袁氏來作頭頭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虛位原以待袁中山變成黑馬　　因此，在兩方緊鑼密鼓，各議其議時，曆史家還得略敘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簡單的說來，那就是袁世凱政治權力的迅速竄升，十一月十六日，終於拜命組閣，大權獨攬。但袁在清末幾遭攝政王載灃毒手，如今東山再起，絕無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實為養寇自重，然後再挾清壓孫，伺適當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袁當時也確有此實力，亦有此時機，故有恃無恐也。所以他在東山再起之初，對交戰雙方，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在兩方都造成了一個‘非袁不可’之客觀形勢，此一形勢亦為兩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婦孤兒、顢頇親貴之迅速就範，固無論矣。革命陣營中(包括中山在內之高級黨人)亦早有‘虛位以待’的公開聲明。然袁氏狡獪，往眾目睽睽之下，既不願逼宮取位於寡婦孤兒之下，更不願受大位於民黨之議會選舉。渠一廂情願之道，實為自組禦用國會，勸清帝‘辭位’，以‘禪讓’方式，舉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還要耍一耍中國政治的老傳統，自稱德薄能鮮，三辭而後受命。這一套在現代西方政治圈中的術語，叫做‘征調’或‘拉夫’( draft )，吾實不願為也，國民公意，強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從天命也。這對他個人來說，那實在是最光輝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這個‘非袁不可’的客觀形勢，卻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觀的變動。上述那個黃正黎副，又轉為黎正黃副，這幕鬧劇，原是個小小的‘偶然’。但是這個偶然，把時間拖延了兩個星期，拖到孫中山在上海碼頭的‘偶然’出現。中山既適時到達，那他之當選總統，就是個曆史的‘必然’了──革命陣營中這時需要統一領導。黃、黎兩位‘大元帥’之間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孫公既適時趕到，他就必然當選成第一任(那時叫‘第一期’)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隻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華民國開國第一任大總統應該是孫文嘛。論功，論德，袁世凱怎能做中華民國的華盛頓呢？曆史畢竟是公平的啊。　　以孫文為首的政府架構　　在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一向與孫不睦的章炳麟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一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換言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瘋子隻替曆史家說了一半。他忘記了‘論革命曆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文就是憑這三條，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事實上以孫文為首的民國政府的架構，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後至今未變也。毛澤東曾說過，千載猶行秦製度，似嫌不太確切。他如說百年猶行孫製度，那就更為正確了。自民初迄今政黨起伏，英雄生滅，而政府之基本架構未變也。　　筆者曾根據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過，武昌起義時，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中國餐館‘打工’維生，收到武昌起義的電報之後，乃兼程回國。途中並在華府、倫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試舉外債，卻未獲分文之助。中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時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偕廖仲愷趕來香港相晤，並以北方情形複雜難料，勸孫留粵。孫不可，且反勸漢民與彼同去上海。二人於二十五日抵滬，四天之後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絕大多數，當選為即將成立的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他也就變成中華五千年曆史中，第一位由真正選舉選出來的最高當國者。隨後黎元洪亦以全票當選為副總統。　　(附注：當時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魯、豫、晉、陝、蘇、皖、浙、閩、贛、湘、鄂、川、滇、粵、桂、奉(今遼寧)；直隸原未完成獨立，因係國都所在，而特設代表，享有投票權。黃興亦得一票，傳係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為黃之母省；江浙代表多係光複會舊人，與中山有隙而親黃。)　　總統直轄的十部總長　　前節已言之，在最早的學習美製時期，民國政府裏是沒有國務總理的。美國製是以國務卿( Secretary of State )為中央各部之首。戰亂中成立的中華民國，則稍事變通，以陸軍總長為首席部長，眾望所歸，這一首要位置就落在黃興肩上了。且將臨時政府組織與負責人，列表於下：　　臨時大總統：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人，四十六歲　　臨時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　　秘書長：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人，三十三歲　　陸軍總長：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三十八歲　　次長：蔣作賓，字雨岩，湖北應城人，二十八歲　　海軍總長：黃鍾瑛，字讚侯，福建人　　次長：湯薌銘，字住心，湖北蘄水人，二十五歲　　外交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　　次長：魏宸組，字注東，湖北武昌人，二十七歲　　內務總長：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五十二歲　　次長：居正，字覺生，湖北廣濟人，三十六歲　　財政總長：陳錦濤，字瀾生，廣東南海人，四十二歲　　次長：王鴻猷，字子匡，湖北鹹寧人，三十四歲　　司法總長：伍廷芳，字秩庸，廣東新會人，七十歲　　次長：呂誌伊，字天民，雲南思茅人，三十一歲　　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四十四歲　　次長：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歲　　實業總長：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人，五十九歲　　次長：馬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三十二歲　　交通總長：湯壽潛，字蟄先，浙江紹興人，五十五歲　　次長：於伯循，字右任，陝西涇陽人，三十三歲　　樞密院顧問：章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四十三歲　　法製局局長：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　　第一任臨時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中山與黃興等幹部商討組織政府和行政人選時，二人都有意以同盟會的高級幹部為班底。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是眼大於腹了。首先，這次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總形勢，原是個牆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隻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黃興二人都是以聲望與曆史取勝。孫公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在鬧窮，當時謠傳說他帶回華僑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間，孫公答曰，餘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隻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孫公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實力也。　　至於黃興，那更是個有將無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時，也是靠聲望將兵，黎元洪和其他與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齊名的革命諸小將，對他暗中也頗多嫉忌之心。漢陽一敗，他就隻有黯然而去了。其後光複南京之戰，雖打了勝仗，但是江浙聯軍，又豈是這位‘湖南騾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個‘上陣必需子弟兵’的時代，從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後來國民黨軍隊中的俏皮話，叫做‘傘兵司令’)是很難，甚或是無法指揮的。且看近代中國軍事轉型史，且至今日，民國時代的軍隊係統，從袁世凱的‘小站’開始，哪一路武裝不是‘子弟兵’？蔣介石的‘浙陸黃一’，不用說了；毛澤東的‘三灣子弟’，紅一方麵軍利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鄧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黨指揮槍？牛皮也。毛公、鄧公所指揮者，皆子弟兵也。當然‘子弟兵’這樁‘封建殘餘’(洋人叫 Fondulistic remnant )，在曆史轉型的程序中，最後一定會被轉掉的。‘軍隊國家化’是中國軍事轉型史中的一個‘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轉之。吾人希望這一軍事轉型，在李登輝、江澤民兩公領導之下，於下一世紀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兩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兩公皆是絕頂聰明之人，斷不會走回頭路，因此吾人對此項軍事轉型，至為樂觀也。　　但是話說回頭，在那個混亂的民國初年，去古未遠，帶子弟兵卻是個為將的必需。‘光杆司令’永遠隻是個榮譽頭銜罷了，而黃興那時就是個光杆司令，夫複何言。因此在內務總長這一職位上，孫、黃二人的內定人選，原為他二人最親密的革命夥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氣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黨外’(且借用一個現時名詞)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會內人亦有反對聲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薦原江蘇都督、前清巡撫、親立憲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雖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還算是一個新派人物，但是這個政府的‘內務總長’之為宋或為程，其性質就截然不同了。為宋，它就顯然是個革命政府；為程，它就顯然是個新舊雜組的‘拚盤’了。這個拚盤再加上一個立憲派的張狀元季直(實業總長，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那一年中的狀元)，和湯進士壽潛(一八九二年進士)，那就成為拚盤之拚盤了--張、湯二人都是前清極負時譽的‘立憲派’中堅。光複前(現時叫‘解放’前)，張、湯二人分任東南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江、浙兩省的‘谘議局’議長，而湯且是殺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謀。　　教育總長原內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眾望而改薦蔡元培。然中山為籠絡(現時名詞叫做統戰)這位曾公開反孫的‘國學大師’老同誌，乃特設一‘樞密院顧問’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瘋子’，卻不屑俯就。章炳麟雖曾為同盟會員，他也是光複會的發起人。這兩個革命團體就始終未嚐統一過。這時兩派且爭權甚烈。光複會的另一巨頭陶成章竟被當時上海都督陳其美派盟弟蔣誌清於一月十四日刺殺於上海。此後兩派竟鬥爭無已時。光複會‘老同誌’且逐漸與老立憲派結盟以抵製同盟會。凡此皆可看出中山當時的妥協性。孫中山是位個性倔強、膽大潑皮的革命者，不是個輕意妥協的人物。他這次之所以如此妥協者，實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隻有這麽大的實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協又如何呢？　　外長一職，眾意應屬伍廷芳。伍氏粵籍，然出生於新加坡，依法曾為英屬海外公民( British Subject )。伍氏嫻雙語。受法學教育於倫敦，並領有英國律師執照。嗣在香港開業，為英籍華民之第一位律師。後又被選任為‘立法局議員’，亦為香港華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體係中，作一低聲下氣的二等官僚，顯然心有不甘，乃轉回祖國之大清政府任職，竟累遷至頭品大員，外務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後又外放為欽差大臣，駐美公使，可謂官高位顯，一帆風順。然伍君深入‘醬缸’(且用一個柏楊術語)，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藥，武昌炮聲一響，乃立即附義，並出任軍政府對內外交涉之總代表。此一要職，當時革命陣營中，伍老之外初無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總統，乃改任伍氏為司法總長，而以外長一職畀之剛從耶魯卒業之毛頭小子王寵惠，而王自知兩人經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實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掛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為當時最年輕之總長。　　總長取名，次長取實　　中山這個新政府，雖難免是個革命與立憲各派的大拚盤，畢竟還是以同盟會的成員更有朝氣、更有組織，也更有群眾，因此在黃興積極籌劃之下，他們乃舍名取實，把總長以下的位置，由同盟會員一舉包辦。吾人試看上列次長級名單，便知次長級人選，除湯薌銘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會的青年骨幹。這一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幹法，後來也被毛澤東學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國時，也是如法炮製的。到時當細論之。　　其實湯薌銘亦若輩中人，一九○四年留學巴黎時，曾‘入盟’於中山之革命組織，繼而後悔，與同夥偷割孫公皮包，竊回文件，頗為同學同誌所非議，因與革命黨絕緣。然湯亦才士，衝幼‘進學’為秀才，十七歲‘中舉’。嗣又入北洋海軍學堂習海軍(一說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資送法國留學。割破中山皮包之後，遂潛往英國續修海軍。回國後乃在海軍提督薩鎮冰之下任職。武昌起義時，薩鎮冰奉命率海軍艦艇，溯江援鄂，薌銘亦隨往。此時其長兄湯化龍(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三年進士，曾任湖北省谘議局議長)，武昌起義後，在軍政府任民政總長，乃致書薌銘，囑其策動薩鎮冰率海軍附義。薩雖未接受，然終於棄軍而去，所餘艦艇數艘，遂指定由資望較深的海籌艦長黃鍾瑛與湯薌銘統率，加入革命陣營，沿江助戰有功，至是乃由黃興薦黃鍾瑛為海軍總長，湯為次長。黃初提名時，同盟會員對湯留有異議者，卒因中山不念舊惡，乃得列名內閣。　　其他次長也都是同盟會中的傑出才俊，如蔣作賓、居正、馬君武、於右任等，在後來的國民黨政權中，多據決策高位，曆史家對他們還有得說的呢。在他們鋒芒初露之時，就犯不著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黨人內在的分化，這時亦已逐漸明顯。孫公這個新內閣，雖然少長鹹集，而革命首義地區的武漢，以‘三武’馳名的先鋒人物，除一位‘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個現時老詞)的黎元洪之外，幾乎全部見遺於圈外，難免替民國以後的曆史，寫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筆，此是後話。　　在這個‘臨時’政府中的所謂‘國務員’，尤其是次長級的激進分子，他們都是和孫大總統同進退的，在袁世凱咄咄逼人的形勢之下，從中山開始，全部閣員，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國途中，盱衡國事，計較各派實力，便深知將來總統一職非袁莫屬。及抵國門，聽取諸家議論，所說盡同，因此孫公後來雖當選總統，並正式就職，仍立電袁公，告以備位以待。發了數通中文電報不算，孫公還以英文投書‘字林西報’，公告國際，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純正，溢於言表，至為感人。記得‘史記’上有段故事說，劉邦與項羽本有‘先入關者為王’之約。後來劉邦先入關了，但計算實力，卻不敢‘為王’。在鴻門宴之前，他拜托項伯，捎信給項羽，解釋說：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見‘史記.項羽本紀’)　　吾讀民元孫公致袁世凱諸電文，真如幼年所背誦之‘項羽本紀’也。劉邦、項羽、孫文、袁世凱都是我國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見，大略相同，豈不信然？隻是劉項之爭，純係個人權位，而孫之讓袁，治史者誅心以論之，實旨在為國為民，未可與劉、項、袁三人等量齊觀也。　　總統製乎？內閣製乎？　　正因為‘臨時政府’的過渡性太重，在袁氏‘讚成共和’逐漸具體化，繼任總統已呼之欲出之時，孫公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怎樣確立個製度，以約束這位飛揚跋扈的下屆大總統了。按法製常規和憲政學理，隻有憲法才能加以約束。但是民國體製原是模仿美國‘總統製’建立的，總統權力甚大。當初建製之時，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國的‘內閣製’，而中山以為不可。蓋內閣製原為架空皇帝或獨裁元首，以首相當國(如英、法和日本)的虛君製。宋教仁，這個三十歲的小家夥，那時雄心勃勃就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製，但是中山認為建立民國，既然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堅持采取美國的總統製。如今眼看孫公就要讓位於袁，袁可不是個省油燈，要袁氏削減權力，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恐怕是與虎謀皮，革命黨人認為要在袁氏就職之前，就應立法加以約束，好讓袁老四去做個‘虛君’。因此乃在約法上把‘總統製’改為‘內閣製’了。誰知這一改，就改出紕漏來了：袁世凱抵死不作‘虛君’，宋教仁卻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槍杆子解決，民國就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悲夫。　　‘民元約法’之誕生　　前節已言之，中山出任總統的法律依據是，各省都督代表會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製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因此在臨時政府的行政部門的組織，逐漸就緒之時，則立法部門亦在循序奠定。總統就職未幾，各省都督代表會即議決組織‘臨時參議院’為最高立法機關，並通知各省，每省選‘參議員’三人至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在獨立諸省參議員，有半數以上抵達南京之後，參議院乃於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後到直、奉、豫、江、浙、閩、院、贛、山、陝、湘、鄂、粵、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參議員三十八人。公舉福建參議員林森為議長。集會逾月，製定各項法律規章數十種。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當然便是由原‘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所改訂的暫代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了。　　這項後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了極大作用的所謂‘民元約法’，內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條。它除掉現代民主共和國所應有的主權、人權、政權、治權、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國製上下兩院的國會等一般條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時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國式的‘總統製’，改成法國式的‘內閣製’了。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大總統一職就變成虛位元首了。此一約法幾經研討，終由孫文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　　這一著是明顯的針對著袁世凱而設計的。將來中山如讓位與袁，袁大總統的職權和孫大總統的職權，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問良心，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國寺菜園裏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末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裏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誰知力有不敵，反而助長了和尚在菜園裏的權威，實非當初動議人始料所及也。　　不過，在孫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為時不足三月，建國架構便頗具規模。不論總統製也好，內閣製也好，三權分立，像模像樣，上至憲法人權，改曆易服，下及放腳剪辮，钜細靡遺，法製燦然，雖百世可知也。立國創製，雖是群賢合力，究竟是一人領導，功不可沒。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且看，毛澤東打平天下以後，一人當國二十五年，全國僅有法律兩部。憲法之外，僅有其心可誅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無，而統治十億人口之大國，全憑毛氏一人的金口禦言，成何體統？迨鄧氏撥亂反正，重立法統，竟然還是以七十年前的孫氏之法為基礎也。雖則孫、毛皆是文化轉型、曆史三峽之中的悲劇人物，然個體之間的賢與不肖，就毋待細比了。　　袁世凱的養敵逼宮和攤牌　　袁世凱不用說了，更是近代中國曆史轉型期中，第一號悲劇人物。兩千年帝王專製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於旦夕之間。因此，他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慧條件，他所處的國家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製，甚或搞君主立憲，這個時代在中國曆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過猶不及，客觀曆史早已注定他這個邊緣政客( Marginal Politician )不論前進或後退，都是個必然失敗的悲劇人物。然這一形勢，百年之後的曆史家雖洞若觀火，百年前之當事人，則身在廬山中，當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當中山於民國元年，正在不懈地為將來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創製之時，袁某卻正在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勢。袁世凱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澤東一樣，他的政治智慧多半離不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武昌起義導致袁氏東山再起時，袁的政治方略便發源於傳統模式。大體言之，蓋有三層階梯，那就是養寇、逼宮，和攤牌。　　他知道，革命派隻可養，不可剿。剿則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氣數已盡，是扶不起的阿鬥。縱是可扶，他也無扶清滅孫的興趣和義務，而且不論做皇帝，或是做總統，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達此目的，則他的前輩和老師，王莽、曹丕、劉裕、朱全忠、趙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訴過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勢抓權，然後逼宮受禪。繼位之後，那就與原先助勢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攤牌。或做你們的總統，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勢製宜可也。　　老辦法的養寇自重　　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所搞的那一套養寇自重的把戲，細說起來就像一部很複雜的政治小說，寫在曆史書上就稍嫌繁瑣了。提綱挈領，大致是這樣的：袁世凱在清末，自從於一九○一年，四十二歲，繼李鴻章之後受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時起，宰相當國，權傾一時，直至他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強迫退休，幾乎被殺為止，他在任內的成就，大致有軍、政兩大類。在軍事方麵，當時中國國防軍的主力，從袁的小站練兵時代，漸漸發展出來的，所謂北洋六鎮(師)，都抓在他手裏。軍中將校隻效忠於袁，袁之外幾乎無人可以隨便調動的。而這六鎮正規軍，不但器械精良，訓練有素，其尤為難能的是，革命派始終未能滲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規國防軍將領之中，除吳祿貞一人之外，再無第二人與革命有任何曆史淵源，縱是吳有心革命，其部屬亦皆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吳亦難指揮如意，這樣才招至吳的殺身之禍，而無法撼動六鎮的基礎。　　然袁世凱之在清末，畢竟是個新人物，在政製上的成就，也頗有足多。要言之，當時的立憲運動，袁也是主要的推動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議局，亦均為親袁人士所掌握。他們與逃亡海外的康梁維新派，也有其千絲萬縷的關係。事實上，中山之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票源，立憲派與同盟會，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論實力、論經驗，當時縱是同盟會高幹(包括汪兆銘和黃興)，都認為總統一職，非袁莫屬也。狡猾的袁世凱，當然更知道他自已的分量。所以他就要養寇、逼宮以取高位了。詳敘之，無此必要，亦為篇幅所不許，謹條列袁氏政治行為的大事如下，以見其關鍵所在。　　袁氏養敵抓權取位始未時間表　　一九○八年袁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幾遭不測　　一九一一年袁五十二歲：應詔回京，東山再起　　十月十日—─武昌起義　　十四日──詔授袁湖廣總督，赴武漢節製各軍，袁氏稱疾不就　　十八日──詔促袁就道　　二十日─—袁要求：開國會，組責任內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　　二十五日──袁奏派馮國璋、段祺瑞領第一、二軍赴武漢前線　　二十七日──授袁欽差大臣，節製陸海各軍；隆裕太後撥內帑百萬兩濟武漢軍事；清軍擊敗民軍於漢口　　二十九日──袁致書黎元洪，首提和議　　三十日──袁自彰德南下　　十一月一日──詔授袁內閣總理大臣；袁辭，詔優勉　　四日──詔準袁令前敵各路清軍停進　　七日──第六鎮統製、同盟會員吳祿貞被刺，袁軍無後顧之憂　　八日──黎元洪覆袁書，勸附義，並允推為總統　　十三日──袁抵北京，詔令近畿各軍，悉受節製　　十五日──袁授意剛出獄之汪兆銘，與楊度等組‘國事共濟會’於北京，提倡與革命軍議和　　十六日──袁內閣正式成立，軍政大權獨攬　　二十七日──清軍攻占漢陽，民軍死傷三千人。馮國璋擬乘勝渡江攻武昌，袁親撥長途電話止之　　二十九日──袁電武昌允停戰；汪兆銘承袁父子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聯合，清帝退位，舉袁為總統，武昌軍政府表同意　　十二月一日──武漢停戰　　二日──江浙聯軍克南京，清軍守將、袁之嫡係舊屬張勳，連電內閣乞援，袁至之不理；各省代表議泱，袁如反正，即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五日──持政王載灃被迫引咎退位　　七日──袁派唐紹儀為和談代表去武漢與民軍談和，暗示讚成共和　　九日──袁令全國停戰十五日，旋延長；黃興覆汪電：袁如反正，舉為總統　　十五日──各省代表議選總統於南京未果，虛位以待袁倒戈　　十八日──袁派‘全權’代表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　　二十日──袁內調馮國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衛軍總統；唐紹儀承袁意旨提議：先達成和議，再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　　二十一日──孫文抵香港，胡漢民勸其留粵，孫未允　　二十五日──孫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聚歡迎　　二十八日──隆裕太後從袁諫，下懿旨召集國會，決定國體　　二十九日──各省都督代表會集會南京，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孫隨即電袁，暫代臨時總統，隨時讓位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職　　二日──袁不承認南京政府，斥唐紹儀越權，準辭職，暫留上海；孫再電袁：雖暫代，然虛位以待；清軍將領馮國璋等護君憲主戰；袁請辭，詔撥黃金八萬錠，詔飭親貴捐銀行存款，估計有四幹萬元；袁入朝以民軍優待皇室及旗民條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議　　三日──灤州起義失敗，三將皆殉　　十四日──袁密電詢：孫肯讓袁，有何把握？孫再肯定讓賢　　十六日──同盟會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從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後：早順輿情，讚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　　十七日──清廷禦前會議。青年宗社黨主戰。太後諭：‘我何嚐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勝了固然好，要是打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麽？’(見溥偉著「清室讓國始末記’)　　二十二日──清駐外各使館，電請清帝退位　　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殺宗社黨激進首頌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後懇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將領五十人聯銜通電，請清帝退位　　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於南京，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　　二月十二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曆時二百六十八年之清朝，至此正式結束。退位詔為張謇所擬，末段‘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句，為袁所增　　是法統問題，也是麵子問題　　從上列簡明大事記，我們可以了解：(一)雙十變起，清室要對付革命黨，非起用袁氏不可。(二)袁世凱有此實力可以鎮壓革命，但是他要養革命以製朝廷。(三)革命各派，包括孫中山和黃興，尤其是立憲派，也都體會到，推翻帝製，‘驅除撻虜，建立民國’，非有袁參加不可。(四)除滿族親貴中的少數激烈分子之外，全國也人同此心。(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國，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義，來另立法統，由他主動擔綱，而不受革命黨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著重的還不隻是個‘法統問題’，也是個‘麵子間題’。他顯然是認為不論做皇帝也好，做總統也好，總之在他當了元首之後，自己高高在上，而納革命派與立憲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體係於自已的新法統之內。他這項腹案，老實說，與上述孫、黃一派，要把‘總統製’改為‘內閣製’的動機，並無不同。二者都是政治鬥爭的策略而已。隻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賽跑途中，第一麵金牌卻被孫中山搶去了，他隻得了個銀牌，心有不甘，所以這也是個麵子問題。　　但是曆史家誅心而論文，袁隻是個老官僚、獨人班。他所爭的重點實在隻是個人的權位和榮譽，而他的對手方，孫、黃那一夥所爭的，則是一個千萬誌士仁人，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民族使命(　National Mandate )，兩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可是對這項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義，孫、黃等革命黨，原也寄厚望於他，並曾虛位以待，隻是這時南方諸賢，要急於組織一個統一領導的政府，而黎、黃兩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適時出現，他立刻就變成黑馬了。參議員諸公既不能舉孫為‘大元帥’，就隻有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以待袁公‘驅除韃虜’之後，再來屈尊相就了。袁公後來雖不負所望，推翻了帝製，但卻做了個‘繼任總統’，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黨又對他不信任，而防範茲嚴，約法改製，又強迫他做了個‘虛君’，使他也要來個困獸之鬥，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論呢？我們的解釋，隻可說，這是曆史轉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次曆史轉型，需時至少兩百年，在這曆時兩百年的曆史三峽中，曆史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嘛，那能老走直線呢？　　不流血的宮廷政變未可厚非　　但是話說回頭，袁世凱在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的競選過程中，雖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兩千年傳統的帝製政體，在兩個月之內，就不聲不響的和平地轉換掉，也算是效率可驚了。那時袁世凱如真能如黨人所望，早舉義旗，搞個武裝苦撻打( coup d’etat )，把朝中的寡婦孤兒，滿城王公親貴，一舉而除之，他對這個急色鬼的武裝政變，是否能得心應手，吾人未敢必也。萬一欲速則不達，弄得火光四起，屍橫街巷，北京城內，玉石皆焚(像義和團和紅衛兵所搞的那樣)，試問對革命發展，究有何補？所以袁的穩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也未可厚非。　　再就個人的道德來立論，古人說‘無毒不丈夫’，搞流血政變，把孤兒寡婦和滿朝親貴一舉而誅之，幹這種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占大革命時代的那個‘狠’勁，紅衛兵不也一再遵從毛主席的教導，說對待敵人，不能‘心慈手軟’)。將人比人，老袁那時就顯得婆婆媽媽，心不夠狠，手不夠辣。他多少還有點‘婦人之仁’，對寡婦孤兒，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較一下，毛在殺了老友劉少奇之後，劉的子女因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鬥膽上書毛主席求情，毛告訴他們說，你的爸爸已經死了。朋友，這就叫做‘無毒不丈夫’。這點袁就做不到，他多少還有點東方儒、佛兩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國的斯大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　　再把話說回頭，縱使是‘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套下流做法，西方叫做 End just fies means.。這種用流血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問題嘛。試問，毛之殺劉與不殺劉，有甚麽不同的結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殺了寡婦孤兒，是否比保留了寡婦孤兒，更容易達到纂位的目的呢？其效果顯然是相反的。袁世凱究竟還不是個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媽媽的行為，累得革命黨對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已也丟掉了金牌，這是否就是個錯誤，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黃也。至於他在這兩個月的動亂之中，究竟耍了些甚麽手法，來搞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而達其相同的目的呢？其曆史比假小說要有趣得多，這兒我們倒不妨略述梗概。　　太後念念不忘優待費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袁宮保是怎樣說動太後也來‘讚成共和’的。　　在上列大事表中，我們知道，袁剛出山，便把太後的私房錢，所謂‘內帑’，逼掉了一百萬兩。跟清室親王級的其他大貴族相比，可憐的隆裕隻是個窮寡婦。她十五歲嫁入深宮，丈夫不愛、婆婆高壓，裏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頭，兩宮晏駕，做了寡婦，但這個小寡婦究竟承繼了多少遺產呢？在那個大醬缸裏，她無由得知，也無術支配。但是她畢竟是個‘太後’，？簾之前約六歲小皇帝既然無法親政，軍國大事，表麵上還要以她的‘懿旨’為斷。朋友們知道嗎？我們有四千年曆史的‘封建專製’，是被國共兩黨罵慘了。但是‘封建專製’畢竟還有個‘製度’嘛，哪像國共兩黨後來之無法無天呢？　　君不見光緒末年的袁世凱原已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兩宮突然晏駕，小皇帝即位之後，攝政王載灃一紙文書，便把他‘開缺’，袁世凱不就乖乖的‘回籍養痾’去了嗎？如今革命黨造反，朝廷應付不了，軍機一紙文書，袁氏也就奉令東山再起了。(且看韓戰後期的美國，賣領帶起家的杜魯門一紙文書，不也就把權傾一時、跋眉透頂的麥克阿瑟大將軍‘開缺’了。)哪能像毛澤東把個國家元首，要殺就殺掉呢？再看，鄧小平算老幾？怎能把個內閣總理，說換就換、說關就關呢？‘封建專製’的確不是個好法統，但是他老人家，比國共兩黨的‘和尚打傘’，似乎還要稍微進步一點呢。這兒曆史家所能提的，隻是它在曆史上消滅之前的，一丁點兒的落日餘暉而已。他老人家的遺產還多著呢，哪能一竿打翻？　　所以在東山再起之後的袁世凱這個宰相，雖然萬般專橫，但是他發號施令，還得去說服那個頒發‘懿旨’的可憐的寡婦。寡婦無知，把老袁的話，信以為真，老袁才可挾寡婦，令諸侯，狐假虎威，橫行天下。長話短說，袁世凱當年對隆裕太後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軍費無著為借口，把這對可憐小寡婦母子的私房錢，一舉花光。其實她母子的私房錢，花不光也。但是這對可憐的寡婦孤兒，那裏知道呢？等到太後的‘內帑’花光了，寡婦自覺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憐於宰相之時，老袁又可以告訴她，兵凶戰危，勝敗難卜，太後如讚成共和，將來的民國政府會優待皇室，‘優待費’可多至四百萬兩一年，足可安度晚年。這一來太後就徹底動搖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凱的意誌為意誌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況一個幽居深宮、無知的小寡婦。說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頭，究竟還要文明多矣。後來小皇帝溥儀長大了，回憶起這時的情況，他記得太後在哭，跪在她麵前的一個老頭子，也淚流滿麵(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這時‘太後’的確在哭；‘老頭子’淚流滿麵，就在演戲了。　　據說‘老頭子’這時就告訴‘太後’，革命軍無孔不入，是如何的厲害；孫文三頭六臂，是如何的有錢，這次他帶回海外華僑的捐款，數千百萬。官軍糧餉皆缺，何能和孫文打仗？寡婦太後一聽，怎能不哭？太後一哭，老宰相事君無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孫總統隻有銀元十枚　　但是這兒也有點真情實況，寫曆史的人，倒不妨秉筆書之：在孫文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二十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隻有銀元十枚。(見‘胡漢民自傳’)　　袁、孫兩公，同為英雄，卻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實當時孫公一文不名，舉國皆知，隻有隆裕太後不知罷了。袁公軍餉缺乏，全國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後則知之極深也。斯時首都之內王公滿城，腰纏千萬者，所在多有，袁總理乃說動太後，要求王公大臣，毀家紓難，太後極以為然，懿旨、聖旨也就照發如擬。殊不知此一發，北京城內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蓋紓難雖人人之所欲；毀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實說，那時北京城內的名王钜府，是鱗次櫛比的。真要‘毀’他幾家，真的就足夠清軍打他三五個月，甚至一年的內戰。遍地黃金的深宮大內，那就甭提了。不過可憐的光緒寡婦不知其所以然罷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凱卻了如指掌也。　　筆者附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部，最近重修開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價值連城的唐畫‘韓幹牧馬圖’著錄見宋徽宗的‘宣和畫譜’。書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鈐記。當時的恭王府中，這一等級的國寶，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時的恭王，較之醇王(攝政王)，和慶王，似乎選略有遜色呢。這隻是一些王府。他們較諸皇宮大內的寶藏，還是無法相比呢。大清帝國畢竟是大清帝國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華國寶，那能用得完呢？　　經袁總理大臣毀家紓難這一倡導，滿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輕言對革命黨作戰了。寡婦孤兒相依為命的太後，這時連身家性命都自覺難保，而頻頻乞憐於宰相。她現在是顧不得甚麽皇位了，隻要今後生活無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將來的革命政府，爭到點‘優待’，她就很心滿意足了。三百年來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來的‘怨’，卻要她母子獨當之。亡國之君寡婦孤兒，終日以淚洗麵，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總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證，唐代表已在和議上向民軍爭得皇室優待費，每年四百萬元，雖略少於袁大臣所提的四百萬兩，然也相差有限。將來的民國政府雖待先朝皇帝，如‘異國之君’，但是仍有皇宮可住、皇號可保，紫禁城內，關起門來，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來的亡國之君，有這樣的光榮收場，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後在她麵前哭跪於地的‘老頭子’宰相的勸慰之下，已徹底解除了武裝。在決定大政方針的所謂‘禦前會議’中，太後和慶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堅。太後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宮保所公保的‘優待費’，像前朝崇楨皇帝，戰敗後到煤山上去‘上吊’，婦道人家不敢想像也。慶王則隻是為他自已的千萬家當著想。將來五族共和，老友做了總統，他仍是北京城內的慶王，麵團團富家翁也。古語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願坐在廳堂的屋簷之下，怕簷上的瓦片掉下打破頭也)，何必去冒與民軍作戰的危險呢？太後和慶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讚成共和，則宣統之退位，就是彈指間事了。　　高幹子弟不知輕重　　但是任何政權都有它的‘極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兩方和議初起時，以禁衛軍總統良弼，和恭親王溥偉為首的，年輕的滿族親貴，即已組成個有形無形的‘宗社黨’，極力主戰。他們甚至認為袁世凱是個比革命黨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計畫將袁某暗殺之。這種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親貴’和高幹子弟，在義和團時期，曾闖下過滔天大禍。在西太後的包庇之下，他們要殺一龍二虎，卻幾乎把大清帝國弄得被列強所瓜分。可是這次他們連闖禍的機會也沒有了。袁宮保為防他們搗亂，一通電話，便把良弼‘踢上層樓’( Kick him upstairs )，調良弼為上級有名無實的‘軍谘使’；內調馮國璋代替良弼，總統禁衛軍(袁的八三四一)。馮曾是攻殺革命軍三千人的清軍頭號戰將，其後也一直主戰，為宗社黨人所看重。但是袁宮保總歸是他的‘老爸’，袁說一，馮不敢說二也。　　軍人幹政.刺客橫行　　袁公保那時顯然是鴻運當頭。上節曾言之，三個革命黨刺客曾於一月十六日，謀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資本。誰知十天之後，另一革命黨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於途，一擊而中。不要命的刺客，當場身亡，良弼卻腿斷、血流，越日始慘死。北京為之全城震動。　　讀者知否？辛亥年間，革命黨的炸彈，是足令二歲小兒不敢夜啼的。我們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蕪湖，在辛亥年間，就是被兩個錫紙包的鴨蛋‘光複’的(目前的名詞叫‘解放’)。‘錫紙’是從香煙盒子裏借用的。筆者兒時不乖，那時去古未遠，我今日還記得我的‘奶媽’警告我說：‘革命黨來了。’據她告訴我，革命黨一個炸彈可以炸四十裏。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時在北京一彈，真炸得全城親貴，狗走雞飛。‘孫文’那時在北京的聲名，也是個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他手下的梁山好漢，都是飛簷走壁，無孔不入的。五鼠鬧東京，八十萬禁軍也奈何他不得，何況還有手槍炸彈！在那時的北京城裏，七俠五義對社會的影響不在四書五經之下呢。一彈強於十萬軍，強橫的宗社黨，就被彭烈士的一彈炸掉了。雪上加霜，清軍將領四十二人(後增至五十人)，在湖廣總督段祺瑞領銜之下，也於是日通電全國，迫清帝很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正式下詔退位。南京孫大總統遵誓解職，參議院改選袁公繼任，其後四年的中華民國，就是袁世凱的天下了。附注：筆者早年服務哥大期間，曾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試編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史料的‘注釋目錄’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積稿數十箱，始知雖白首窮經，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七○年代轉業紐約市大，乃作較有選擇性之努力。有關辛亥革命這一專題，除搜羅海內外專研機構，如近史所、檔案館、國史館一類，公有收藏之外，複乞授於專治辛亥史之老友章開沅與謝文孫兩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孫思白、李新眾權威，多承傾囊相助。以致個人所集書目文題，竟至四千種上下。其是叩感不盡。就筆者個人管窺，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專題，任何學人白首窮經，亦難畢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謂，真理半張紙，閑言萬卷書，從何讀起？因此，筆者個人平生授徒課室，或打字書齋，總思以最簡明的，通俗詞句，試作不偏不倚的，與成見較少的‘半張紙’之言，讓讀者自作其客觀之評論。世上未有曆史家沒有成見者，但求其‘較少’而已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釋，擬於另篇評述，此篇從略，乞師友讀者教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於北美洲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項城不作虛君 遁初誌在首相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上，若論開國元勳主持國政的時間，則中華民國開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可能是為時最短的了。孫公於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參議院‘辭職’了。參議院也決議接受他的辭職；雖然孫公延遲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職’。因此從就職到解職，孫文先生隻做了四十五天的‘臨時大總統’；從就職到解職，他也隻擔當實際政務三個月。這不特在民國史上是最短的一任總統，在中華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開國元勳了。　　孫去袁求，袁世凱是宣統皇帝溥儀，於二月十二日下詔退位後三日；也是孫文大總統向參議院正式辭職後一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於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選出的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筆者在前文已提過，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後之命，召集國會，決定國體，然後由國會選舉他做總統。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黨的總統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樣盡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現在也隻有通電接受革命黨參議院所推選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職，你得接受他們所通過的實行內閣製的約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決定了。袁對做總統的法律根據，暫時不敢提異議；對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離山，袁世凱何能離開北京呢？南方就決定派遣迎袁專使，迎袁南下。　　迎袁專使與京津兵變　　事實上孫之讓袁，原是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是最現實的，既讓之又想嚴密控製之，就是一廂情願了。因此專使之無法達成任務，也就不待智者而後明了。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專使團是由教育總長、德勝於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進士領隊的。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辰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於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生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牆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幸免於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挽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麵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曆史上另一個‘偶然’？曆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消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後為黎元洪謀主，其後並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後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隻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複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願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曆史的‘必然’了。　　袁總統就職與大赦令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後，遂谘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後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谘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周時間裏，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曆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後，立刻便頒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之計較，並谘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谘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隻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後來之身敗名裂，都可於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隻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並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谘詢也。證諸後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　　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後遺臭曆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與唐內閣的架構　　袁公就職後，孫總統乃於翌日公布采行法國式責任內閣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於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選。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後，袁、唐新政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於下：　　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字慰亭　河南項城人　五十三歲　　副總統：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黃陂人　四十八歲　　國務總理：唐紹儀　字少川　廣東香山人　五十二歲　　外交總長：陸征祥　字子欣　江蘇上海人　四十一歲　　內務總長：趙秉鈞　字智庵　河南臨汝人　五十三歲　　陸軍總長：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歲　　海軍總長：劉冠雄　字子英　福建閩侯人　五十四歲　　財務總長：熊希齡　字秉三　湖南鳳凰人　四十二歲　　司法總長：王寵惠　字亮疇　廣東東莞人　三十一歲　　教育總長：蔡元培　字孓民　浙江山陰人　四十四歲　　農林總長：宋教仁　字遁初　湖南桃源人　三十歲　　工商總長：陳其美　字英士　浙江吳興人　三十六歲　　交通總長：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錢塘人　三十五歲　　南京留守：黃興　字克強　湖南善化人　三十六歲　　【*原提名梁如浩，參議院未通過，後由施肇基遞補】　　這個唐內閣不用說是個袁大總統的欽定內閣。其實權如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都是一字號掌握在袁記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凱統治下，無關痛癢；縱在後來蔣、毛二公治下，也痛癢不大，落得做順水人情，統戰客店。　　【筆者符注】：記得一九四八年國府在南京行憲組閣時，筆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農業實驗所訪友，見一美國進口的全新高級房車，施施而過，車上天光雲影共徘徊，氣勢逼人。好奇而詢之，始知是新任農林部長左舜生之座車也。蓋當時縱是炙手可熱的國民黨高幹，亦鮮有此高級新車。左氏因係青年黨加入國府，為內閣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車也。十餘年後，五在紐約哥大口述曆史學部訪問左公時，曾戲述往事，並以農連總長宋教仁故事相比擬，左氏亦苦笑唏噓不已。並說他曾經寫過袁世凱，將來更要為蔣介石作祭文。誰知左竟先蔣而逝。左公病重時，他的學生吳坤淦先生曾電餘乞援，我也曾簽請哥大當軸，想為左公申請若幹研究補助費(honorarium)，以濟眉急，後來據聞哥大東亞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實現否也？這都是國家動亂，知識分子一言難盡的悲哀。也是大時代的小掌故吧。故隨筆記之。　　袁世凱既無心依法行事，放棄實權，實行真正的內閣製：唐總理因此就隻是袁總統的一個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鍋，不但任其勞，還能任其怨，像周恩來那樣，鞠躬盡瘁，和其稀泥，死而後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掛冠而去，那隻有悉聽尊便了。所以唐總理就職不過三月，就真的掛冠而去了。不過話說回頭，在那種極權政治之下，像周恩來那樣，被折磨得四癌齊發，活活累死，畢竟是善終床上，就還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鍋，最後還要被殺掉滅口，像後來的趙秉鈞、林彪那樣，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據說唐紹儀在掛冠之後，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說服，擲刀而去。後來的趙秉鈞和林彪就沒那麽幸運了。此是後話，到時再說。　　唐紹儀是怎樣個人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後，二人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於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後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唐氏則緊跟其後，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後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屙，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誌於前篇。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根據唐的資曆見識和人際關係，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於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後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下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曆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外交總長是手席總長　　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隻是個曆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裏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複正常之後，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時喪權辱國底‘辛亥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於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於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於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隻有這樣，那個風雨飄搖、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於他們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裏，外交總長也是內閣裏的首席總長。其後，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後來的陸征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於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幹祿公卿，等待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係(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於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複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曆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並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後來竟被核稿人統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試比黃留守與彭將軍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後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吏家，都過分的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曆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曆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辛亥革命雖然隻革命了八十三天(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並沒有打過幾場熱戰，但是卻把個處處有啼痕的東南，弄得遍地皆兵。他們都自認為是對革命有功的開國革命軍，自然也包括我們安徽拿兩個堿鴨蛋就光複了蕪湖的一批革命小將。那時的東南各省是遍地黃花開，你如能聚眾三兩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時甚至氾濫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軍既不來‘剿’，他們彼此之間為著爭地盤,往往就互相砍殺了。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闓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誘殺了張振武，都是當時革命陣營中自相殘殺的例子。　　就是這樣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隊，當時在南京留守管轄之下的總共有三十餘萬人之眾，黃留守，如是個野心家，或生就個軍閥胚子，那他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或蔣介石的‘黃埔’經驗，將這三十萬留守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為自己的政冶資本，上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然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聖賢之書、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黃秀才，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賢明讀者批覽拙文，可能嫌在下對黃大元帥過譽了。實不然也。吾人遍讀近代中國革命史，對我革命先烈，實有由衷之崇拜。試問黃花岡上七十二先烈(其實不止此數)，何一而非黃秀才哉？黃君身在前敵，指斷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戰八年，前仆後繼之數百萬將士，其死國之慘烈，可勝言哉？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列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隻是一大醬缸，肮髒汙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聖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銷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末嚐騙來騙去，而至於絕代也。言念及此，每於午夜清晨，誠溯舊史，輒至感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已。讀者試思，吾人如寫當代史，至‘廬山會議’一節，提到彭德懷被栽贓故事，由於對彭公之同情，而筆端偶帶感情，亦或所難免。曆史家也是人嘛。雖盡量壓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難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讀者賢明，當能體驗之。　　恩餉與外債　　長話短說，黃興那時在南京留守任內，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遣散這些爛部隊，好讓革命後的國家有個喘息的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黨如今打了天下，在積極方麵，他們有建設國家的任務：消極方麵，他們也有參加朝政，甚至升官發財的權利。誰知他們打了天下之後，革命果實竟被個前清老官僚一手攬去。當初的革命者在孫總統解職之後，竟弄得四大皆空，失業遍地。如今黃大元帥既然還‘留守’在職，南京應該是失業革命家和相關人士謀取一官半職的帥府。因此,求職人士擠滿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舊時代的書信格式是每頁八行)，弄得黃留守頭大如鬥。求職者揮之不去，隻好登報聲明，不能徇私，無職可給。　　黃留守官署，這時估計，要遣散三十萬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餉’(遣散費),非二百五十萬兩不可。留守府那有這筆钜款呢？依法報請北京國務院索餉，初上任的唐總理也兩手空空，除舉外債之外，別無財源。但是外債又豈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強為著築路開礦謀取特權和厚利，原有所謂‘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和‘六國銀行團’(另加日、俄二國)之組織。這些列強對中國原來是要搞領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國要拿西藏；俄國要拿新疆、蒙古、滿洲；日本要南滿和閩南……。但是他們彼此嫉忌，分贓不均，弄得各國勢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兩國因而推動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列強‘利益均沾’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樣，義和團雖殺了洋人，闖了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最後我們竟能隻‘賠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鴻章辦弱國外交的一個奇跡吧！(不幸的是，那個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後還是被蔣介石斷送了。無知而獨裁，始有此誤國誤己、誤華誤蒙的荒謬行為，言之可歎，以後當續論之。)　　這次唐內閣由於樣樣需錢，而財源無出,不得已乃向‘四國銀行團’商借外債八千五百萬兩。在簽約之前，並乞先墊三千五百萬兩，以濟燃眉。四國原已答應墊款，然日、俄聞報抗議，堅持分潤，中國不得已乃改向‘六國銀行團’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於滿蒙地區。蓋滿蒙早被日、俄二國視為禁臠，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應讓四國銀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後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後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搜羅有官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心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住。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孫逸仙醫師的社會丹方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曆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豐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隻是個整日拖拉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出的長江中下遊，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難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係，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有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隻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夫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采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關於孫氏這一係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台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麵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麵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底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卒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底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製(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曆史家看來，則民族(馬誌尼、俾斯麥)、民權(傑弗遜、盧梭)、民生(亨利佐治)都隻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些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曆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曆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終被裁撤　　吾人於八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說是閱人多矣。根據這八十六年的曆史實例，曆史家蓋可斷言，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視看蔣、毛二公各搞數十年的下場，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斷言’也。這是個‘轉型’程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有個悲劇的結局，雖然曆史還是在繼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向前邁進；絕不停頓，更不會回頭。胡適說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語雲‘形勢比人強’，在那個‘形勢’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無能為力也。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卷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卷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歎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運，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國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導師那樣，能在‘天安門上，吐氣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啊？　　話說回頭，在民國元年六月中旬，孫公在衣錦還鄉之後，回到上海。國內政局已有山雨欲來之勢。第一是黃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誌(包括黃上將)，又多出一批下崗之人(用個目前的名詞)。但是黃留守屬下的三十萬雜牌軍，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原是最實用的政治本錢。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難事。事實上，曆朝和平裁兵.宋朝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之外，幾無一成功的先例。(筆者以前在課堂中,每說毛澤東為趙匡胤以後之第二人。誰知說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殺功臣，實遠甚於前朝。)此次黃興這個功臣雖有意主持裁兵，然東南地區的新舊各軍，原非黃氏的子弟兵，他雖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軍頭，哪能由得他呢？何況他也並無恩餉可發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獪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黨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驁不馴的宋教仁、陳其美調虎離山，在唐內閣裏安了兩個冷衙門以籠絡之。再劃出個南京留守把黃大元帥安頓好，以免他遊蕩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緒，袁就要裁撤銷南京留守，把黃興踢上層樓，調去北京擔任另一冷衙門的‘參謀總長’。黃和陳其美一樣，不願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動下崗了，後來，袁為安插孫中山，乃給孫一個‘肥缺優差’去修鐵路，並要黃興也去助孫搞實業救國。這也是趙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兒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後來的毛澤東要陳毅去辦外交，聶榮臻去搞科技，賀龍去打枱球，並大辦其文工團,重印古本金瓶梅(後一項出自大陸的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據說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將來嚴肅的曆史家，能鄭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資治通鑒上可以學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凱這位老官僚，他顯然也認為隻有歌兒美女，才能把孫文、黃興、宋教仁等這些硬漢子軟化掉……。　　讀者讀到這一類的曆史故事，可能的反應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實有其事。如果確是事實，則這些曆史製造者，豈不是太下流了。其實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類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資治通鑒裏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實。它之發生於近代的中國政壇裏,那就是‘轉型’的問題了。從帝製轉民治的要點，便是把‘無限製權力’(uncheckedor power)轉成‘有限製的權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這項轉型還未轉得幹淨之時，老的魔鬼繼續附身，就是難免的了。袁世凱後來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綢死的。　　唐內閣垮台的學理解剖　　中山返滬後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內閣的忽然倒塌，總理大人棄職‘失蹤’(六月十五日)。袁總統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總長陸征祥繼唐組閣。唐閣既倒，同盟會在唐內閣中的骨幹分子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也就跟著下崗了。蔡公原是個無關痛癢的好好先生，才品八鬥而飛揚跋滬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見上節小注】;手握兵權黨權，虎踞上海的陳其美、始終就沒有北上就職。如今宋、陳二人既然總長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黨，把同盟會擴大改組為國民黨，然後來搞他個‘政黨內閣’，大幹一番。　　宋氏認為唐內閣隻是個‘混合內閣’，繼唐而起的陸內閣，則是個‘超然內閣’，在這個緊要的開國時期，興利除弊，國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標是組織一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由他來做總理，則中華民國其庶幾乎……，且看他的同鄉後輩的朱鎔基，今日即頗有遁初遺風，朱氏今日的條件比宋教仁當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墮淚。綸巾羽扇，好自為之。　　上節已言之，唐內閣的條件是不能再好了，為甚麽不出三月便壽終正寢呢？其實這又是個轉型的問題了。須知，依法唐內閣是個責任內閣,袁總統隻是個虛君。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政冶史裏麵，中國出了四百多個皇帝，除了少數的亡國之君像阿鬥、溥儀等等之外，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是個虛君呢？誠問文景、武宣、貞觀、開元、洪武、永樂和康雍幹，那一位是虛君？相反的，我國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現，幾乎都是一宇號的雄才大略,君權神授，獨裁專製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國曆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皇帝向來不直接管我們黎民百姓，管我們黎民百姓，分屬‘親民之官’的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撫、總督的地方官。因比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厲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裏，我門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期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鬥’,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機弄權，由宰相晉升作‘假皇帝’，然後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蕭、曹、魏征、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了【見錢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製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製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誇大。中國相權哪能製衡(check & balance)君權？它隻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鬥，那麽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啥製衡也。洋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專製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過份，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曆史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後，哪個皇帝，不認為他底皇權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裏，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與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結束他自己的行為，庶幾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自然災界，是自然現象，他勸皇帝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列傳’卷七十二】，富宰相萬言上書，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爺，連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們現代中國的毛主席科學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幹津。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隻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麵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簽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邱，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製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不願做周恩來，就隻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製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製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呆子之見哉？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回頭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軍閥們甭談了，就談孫中山、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傘’？他們撕掉的紙枷紙鎖有多少套，還能數得清嗎？如果孫蔣毛鄧這四人幫，也都是一字號的大猴王，我們怎能獨怪老猿呢？　　話說回頭，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裏，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這還是筆者最樂觀的估計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那會有影子呢？我們怎能厚責於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鬥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垮台之後，同盟會在中央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隻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想卷士重來，就隻有寄於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的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製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作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　　【筆者符注】：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製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　　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製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家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稱之‘八百羅漢’【見上引錢書。原檔載民元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複印匯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1921-1928)，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隻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好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麽‘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裏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灣立法院裏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閑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隻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製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底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裏職業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隻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麽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誌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誌做大事，不要立誌做大官’，可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誌做大事，那麽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麵。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裏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綢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誌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且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總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據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在台灣‘開放黨禁’後，不期年，寶島便出現小黨一百餘個之多。民初國會選舉時，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考據，大陸上竟有大小政團六百家【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當時政論家黃遠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複演為千奇百怪之拜政黨論，或毀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於是乃有黨與黨之爭，有黨與非黨之爭，更有一黨之中一部分與一部分之爭。【同上，頁一三，引遠生遺者】　　玉法這本五八四頁之钜著，所談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盡的了，但是如把民國初年的政黨，摸出點頭緒來，也未始不可大義微言一下。蓋民初的政團實始於清末，而清末的政團實始自康、梁的強學會。康氏的教條主義把強學會弄垮以後，各省小會林立，雖群龍無首，然其宗旨與成分，大致相去不遠。戊戌以後康、梁避居海外，與孫、黃的革命派相競爭，儼然形成兩大主流。迨清末立憲運動在國內風起雲湧，兩派又同時回流，滲入各省的參議會。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原立憲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牆倒眾人推，兩派就水乳難分了。如今國會開始競選了，各小黨小政團，又各為小團體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毀黨造黨，來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黃君所說的‘千奇百怪’的現象了。　　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　　迨宋教仁從唐內閣下崗之後，他乃以不世出的組織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來擴大同盟會的基礎，通吃有誌來歸的各小黨，另組國民黨了。宋教仁和孫中山原是同盟會中的兩大智囊(Think Tank)，而孫所搞的多半是海闊天空的哲學思想；宋所搞的則是紮紮實實的行動計畫。事實上民國臨時政府中許多根本大法如‘臨時政府組織法’、‘臨時參議院組織法’和‘臨時約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個搞行動的理論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論基礎的組織家，少年氣盛，不忍不讓，不像孫公是頗能忍讓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凱之怕宋，實遠甚於怕孫。　　當宋氏從唐內閣下崗時，各省為搞國會選舉，正是緊鑼密鼓聲震全國。這時南北小黨共有數百家之多【吳相湘教授曾查出諸小黨文獻多至‘百數’，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一六四；張玉法教授則發現至少有三百個，見上引張書】。　　【筆者附注】：蔣經國在台灣開放黨禁之後，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會上，北京市政協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請台北來訪的新政黨的某黨魁吃飯，問明姓名，原來是我們文藝協會中，瀟灑風流，才氣縱橫的一位小友，他平時隻喜歡藝術和美女，想不到這次也下凡做了黨魁。後來我們在台北又吃酒了，我問他‘要競選總統嗎？’我們相抱大笑，樂不可支。　　民國初年黨禁大開之時正是如此。但是這些小黨黨魁，想選上一個‘議員’，實非易事。所以他們一定要向大黨靠攏才有希望。這時宋教仁正在擴大同盟會為國民黨，因此他就對這些小遊擊隊加以招安收編了。但是宋教仁現在是名滿天下，有首相資格的大黨魁，你要望門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錢呢；否則你隻能做做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這次組黨隻看重了‘統一共合黨’、‘國民共進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幾個較大的小黨。它們若非真有群眾基礎,就是有名滿全國的黨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睞呢。例如統一共和黨，它的黨魁是蔡鍔(後來名滿全國的美女小鳳仙的男朋友；蔡後來不願為政客利用,監持退黨)，中央理事有穀鍾秀和吳景濂等宰相級的官僚，那自然就變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這時他們都隻是三十上下，少年得誌的小頑童，氣焰萬丈呢)。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這時孫中山也應袁總統之約，在首都作客，於前一日剛抵北京。這時也出席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一一三○票之絕大多數，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黨中央乃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政黨之黨魁，鋒頭之健，氣勢之高，真是一時無兩。　　‘孫大炮’與二十萬裏鐵路計畫　　就正當國民黨成立，鑼鼓喧天之時，中山也正與袁總統日夜盤橫。孫公留京一月，竟與袁晤麵達十三次之多，且多為二人之密談，有時隻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諢名的梁士詒在座。根據梁氏後來的報導，‘國父年譜’(一九六五年台北黨史會編印)記載說：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隻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麵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這次孫、袁密談實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識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誠心推崇之處;但二人也難免有各見短之處，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凱是傳統中國裏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紮紮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後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谘詢的機要秘書，事後告我亦如此)。　　而孫公卻正是袁公的反麵；孫公周遊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後自己雖不在位，他對袁公倒滿懷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於水火，臻國家於富強。富強之道，根據他在列強(尤其是美國)觀察所得，實在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上李鴻章書’上的話】，欲貨暢其流，修鐵路實是第一要著。因此他在與袁氏密談時，實在是誠心誠意的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裏’(一說十萬英裏)。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裏，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後來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孫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但袁氏是個老官僚，他不願開誠布公的與孫公辯難(其實辯也無益)，他為籠絡中山，乃順水推舟，發表孫氏監修全國鐵路，期其能完成二十萬裏的偉大計畫也。　　袁氏派孫去修築鐵路，顯然是投其所好，給這個革命領袖找個優差肥缺，安頓下來，免得他繼續革命或重新造反;誰知孫公是個誠實的愛國者,他把袁總統的美意當真，乃向中西媒體正式宣布自己今後的使命之後，就認真的幹起來，袁總統也特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設總部於上海，袁世凱並把他當年為慈禧太後‘回鑾’時，所特製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同時更飭令各地地方官，對巡視路政的孫總理作盛大招待。黃興同時亦受任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以襄讚孫公。這是袁世凱這個老官僚的混帳之處。語雲,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孫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聳恿之下，孫公竟率領大批失業黨人，乘了豪華專車，向全國‘視察’去了。等到後來孫、袁交惡，當局要清查鐵道公司的帳目，始發現鐵道一寸未建，而視察公帑卻浪費百十萬兩。政府就要下令通緝了。此是後話。　　【筆者附注】：關於十萬英裏鐵路，百萬英裏公路的建國方略，中山說了一輩子，雖然他一公裏鐵路也未修成過，筆者也曾撰專文試評之，不再多贅。近閱大陸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開‘加快鐵路建設動員大會’，決定今後五年加快鐵路建設的總目標是，二○○○年鐵路營業裏程達到六.八萬公裏；到二○○二年，突破七萬公裏，見‘中國鐵路建設確定五年目標：初步安排投資：二四五○億元，營業裏程：七萬公裏’，載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時至今日，中國鐵路營業裏程，還未突破七萬公裏，中山先生要在民國初年建二十萬裏鐵路，豈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費國幣，設阱以陷之，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現了，中山因無行政經驗，乃有此失。　　國會選舉；國民黨大獲全勝　　袁世凱對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以及抓權、抓位、抓錢、抓車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雖然經驗老到，他對群眾工作，以及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製議會這套新玩藝兒，他就顯然是外行了。正當打發孫、黃乘花車作萬裏巡行之時，國會選舉已進入高潮，在宋教仁親自策劃與領導之下，國民黨得三九二席，大獲全勝，國民黨的反對者雖也分分合合一番，組成民主、共和、統一三黨以為對抗，然三黨得票總數，卻不及國民黨票數的三分之二，不能影響國民黨的既得多數的全勝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聲聲，要組織個清一色國民黨的政黨內閣，這一來則這個政黨內閣就真的呼之欲出了。【關於這次國民黨籍當選參眾兩院議員的全部名單，讀者樣參閱張玉法著前書，頁五三一─五六六，附錄二，兩院議員表。】　　宋教仁在完成國黨建黨之後，忙裏偷閑，曾於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時也是無官一身輕，暫息仔肩，優遊桑梓也頗享林泉之樂。誰知這時國民黨捷報頻傳，名省黨員都摩拳拭掌，躍躍欲試，希望遁公出山領導，郵電飛來，終日不絕，宋氏在鄉下也就待不住了。當宋府家人正在預備慶祝農曆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別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二月一日(農曆癸醜臘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斯時國民黨選戰大勝，黨員士氣高漲，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宋亦隨地演說，然宋氏所講內容則與中山迥異：中山隻是宣傳他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和修建鐵道；宋則側重於政論批評國事、討論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強黨務、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雲雲。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講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當前政府說得一無是處，其所以然者，皆為不依法行事的惡政府的惡政有以致之。總之，宋的主旨是要‘產生純粹的政黨內閣’，總統不負責任，國會應先製憲，再依法選舉總統。其措辭之激烈，主張之絕對，雖二戰後之英美政黨的政治演說，亦屬罕見。因此宋之黨中同便為他的安全擔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真是初生之續不畏虎也。【關於宋教仁這些組黨和演說的史料，吳相湘教授所寫的‘孫逸仙先生傳’和‘宋教仁傳’所引均甚詳盡；宋氏遺著和國民黨黨史會出版品如開國史料和‘革命文獻’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這時因為國民黨選戰初勝，若幹黨員難免驕縱，有的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複位，這簡直就是變相的對袁總統搞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筆者在上篇曾敘述過當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惡有惡報，怎能時才轉眼，現在又輪到自己來現世現報呢？因此老袁聞報變色，也就不難想像了。袁本不怕孫而怕宋，為著安撫宋氏，袁氏先擬用古典方式加以收買。當宋收仁從唐內閣中下崗時，有意還鄉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萬金以維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見吳著孫傳引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頁四二六】。更早時，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請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之【見李劍農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八二】。袁之對宋，可說是英雄識英雄，優禮備至，而宋不為動，袁就暗藏殺機了。宋公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頂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時臨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凱這個曹操，小視了一位正人君子了。當然宋氏道不得行，終以烈士亡身，而貽亂民國，也有他的缺點。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廟堂大政，豈可學小政客的意氣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為宋君拭淚也。　　【筆者附注】：餘曾聞之於一前輩學人，自雲二戰前在政府服務時，某銀行總裁曾為其設一兩千元戶頭，任其隨意提取，而存款數目不變也。此公言來甚為得意。與宋公遁初相比，賢與不肖之間，何以竟懸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於美東新澤西州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後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杆子，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曆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後，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杆子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底同誌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筆者附注：我們搞曆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後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誌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隻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曆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隻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衝，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鬆，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總理也。　　總之，宋教仁不是個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的、聲望最高的高幹，也是孫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後，唐內閣垮台，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國務員一律脫黨)，不孚眾望，稱病辭職(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隻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果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由清一色國民黨員組閣)，袁不願，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二二 ─六三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及‘宋教仁談話’，原載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諸篇。】　　不重用之就殺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際，國民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之後，形勢丕變，宋就認為由他來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此其時矣。熟諳中國古典政治的袁世凱，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殺)之’的老辦法了。【筆者附注：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告訴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下把劉備的筷子都嚇掉了。劉備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這則古典老套路。‘三國演義’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影響之大超過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後，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隻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攬亂袁對整個大局的布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後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誰殺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電召於三月二十日晚，從上海北站，乘夜車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閣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眾。這時孫中山正率大批民黨隨員戴季陶等，東渡作訪日之行。中山紡日的目的是‘考察鐵路’。可能也是誌在吸引日資，來中國築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築路之人也。而此時國民黨選戰新勝，中山的信徒和從龍之士都相當驕縱，他們四出活動，孫大總統卷土重來之聲浪也不絕於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謠言更是傳遍全國。如今孫公重訪日本，大唱其大東亞和中日聯合的高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築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於此時正在暗中積極布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於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後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後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凶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凶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隻是個失業軍人，並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於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並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後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誇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雲雲。　　不過這些抄獲文件，多係密電隱語，並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麵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麵搗亂尚不了，兩麵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係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繼回憶錄】　　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後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幹的了。黃興於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於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後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曆史家又如何下筆呢？這就是筆者一再不揣淺薄所說的‘轉型’問題了。從專製轉法製，在咱中國至少要兩百年長時間啊！在轉型初期，雖至聖大賢的孫、黃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視法律之言行，自鄶以下，就無待多言了。　　袁世凱的‘水門’和‘江南’　　再者，宋案發生於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製向法製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杆子，就使曆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後，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幹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幹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後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並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幹掉。幹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麵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後，據說經國為他們底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隻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裏則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裏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隻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後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後申冤，太後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乾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　　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後，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隻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隻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於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嚐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製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麵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麵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　　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淬斃，胡為乎而然呢？您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乃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後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幹的呢？　　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傑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隻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麽個國家呢？我們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對老百姓有個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國在世紀未，專製向法製轉型，已近最後階段，尚且如此，則生存在世紀初的專製時代，政客官僚的行為如何，就不難想像了。我們寫史者、讀史者，除掉歎息之外，夫複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過話說回頭，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連搞特務也跑不脫這項規律。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底手段就是通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之後，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　　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第一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辦報刊為袁氏宣傳。應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顯然都是一夥的。迨張振武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袁其時正在拉攏黎氏，乃不問案情，便將張振武槍殺。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與原先捧他上台作‘開國元勳’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為敵了。他把共進會說成黑幫、說成匪類，要加以徹底解散和消滅。共進會的成員當然也把黎菩薩、偽君子，恨得牙癢癢的要加以反擊。應夔丞原是張振武的黨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也就在黨部內進進出出，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於右任等高幹，都很熟識。所以在宋死後，國民黨在上海為宋辦喪事時，應竟然也是個熱心幫忙的‘同誌’，當然他地位太低，與總長級同誌是高攀不上的。等到應的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凶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誌。　　當然，自從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裏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一天也沒有太平過。武昌起義之後，黃興在漢陽吃了敗仗，孫武就領銜通電罵黃。等到孫中山做了臨時總統，黃興奉命遴選閣員時，漢方共進會成員也無一人人閣，那還是在‘共憂患’的時期。如今國民黨選戰大勝，天下在望，‘共安樂’就更難了。因此在袁孫相鬥、外弛內張的情況之下，袁黨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他們就‘卯’上了應夔丞了。應與洪述祖有舊，似乎是遠親晚輩，又是原革命黨心髒中人物，而與孫、黃等有隙。應更是深入幫會的黑道中人；與上海的青幫、廣東的洪幫，和長江上遊的哥老會，似乎都有若幹往還。在上海灘頭也頗為‘吃得開’。一經洪氏利誘，應就倒入袁黨，為袁在國民黨中‘臥底’了。　　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　　如果‘特務’是民國政府裏一種特殊‘建製’的話，應夔丞實在是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這類東西，在中國曆史裏，遠在春秋戰國時即有記載。近至明末的東廠，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麽稀奇的東西。但是把這些古老的東方封建殘餘現代化，轉型成二十世紀俄國的KGB、德國的蓋世太保，和美國的FBI和CIA，那卻是從袁世凱這個簡陋的特務班子開始的。從應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來愈可怕；他們的轉型，也是有其階段性的。所以我們要注意‘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東西的屬性是中立的；它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不是凡現代化的東西都是好的。　　根據從應夔丞家中所搜獲的，頗有係統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組合，我們所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的形成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在應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黨，來做國民黨的反間工作，袁黨亦有意利用他時，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應的直接領導。洪在政府中的地位雖隻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袁共納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這時從於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寢，五姨太因長於家務，這時專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則尚在輪流恃寢之末，還算未完全失寵，枕畔床頭，仍可以替她弟兄拉點裙帶關係。所以洪述祖誇口說他可以晉見‘極峰’，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確是有所謂‘通天’底特權的。而洪在那個傳統社會裏是一種下流的宵小，則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幹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是一種‘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凱那種傳統士大夫階級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夥，一般都有相當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這種下流勾當；可是對‘姨太太’的弟兄夥，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們的專業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裏所特有的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國人，或轉型後期的，世紀末華裔中青年知識分子，所能輕易了解的了。不過關於洪述祖與袁之第六妾的關係，筆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葉，與袁生有二子三女，並不姓洪。但袁與洪的關係似甚親密，非比尋常；洪為葉之近親，為葉作些金錢外務，則極有可能也，當續尋之。　　人類的意識是受他底同時代的社會觀念支配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變，那這叫社會裏的社會成員(social being)的集體意識和觀念，也就千年不變；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類的社會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謂‘人心不古’這一類的成語。相反的，一個社會如果‘十年一變’，像我們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則年齡相差十年的人，就要發生‘代溝’(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上述那個社會現象，可能都會會心的莞爾一笑。中青年，或早歲有外國心理背景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借口便是應自願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隻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於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隻有兩麵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並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誌？)，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並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係或騙詐貪汙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蔑他們的聲譽……，至於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係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係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於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並且還可能有‘勳位’可拿，勳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後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幹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　　【筆者附注：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於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於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擔保，還本時都按票麵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餘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幹‘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　　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和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雲。【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於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頁六四 ─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　　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　　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於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幹，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餘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並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雲雲。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布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借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於全國人民了。　　黃興主張法律解決，雖也未必能立竿見影，但那畢竟是解決暗殺凶案的正當途徑。國民黨那時究竟還是國會之內的絕對多數。袁氏投鼠忌器，背個全國皆知的殺人主使犯的惡名，至少他還不敢對全國第一大政黨動武，加以毀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後來的林彪，他如能學會周恩來的本領，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偉大領袖蒙主恩召之時，你不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接班’了嗎？何必小不忍而亂大謀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個造反成性、認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楊衢雲於一八九五年，密謀在廣州起義時，就曾主張‘四處放火’虛張聲勢。後來在鎮南關起義時(一九○七)，中山亦曾親上前線，親手開炮。其後孫大總統被陳炯明叛兵趕上永豐軍艦(即後來的中山艦)時，他要向廣州市區發炮反擊叛軍，炮手不願誤傷舢區平民，婉拒發炮，孫公大怒，乃親自拉線開炮，還擊叛軍。孫公那時在炮火中作戰之勇猛，後來竟嚇得在一旁發抖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個性，並不是我們平時國父長，國父短那副謙謙君子的形象呢。本質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條‘砍掉頭，碗大疤’的梁山好漢呢。他也是個列寧式的英雄。為著革命倒袁，啥鳥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這‘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和戰兩派並沒有一致的政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國會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公審宋案，卻為司法總長許世英所駁回，許認為不向地方法院起訴，而另組法庭，是幹涉司法獨立。可歎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動之下，為組織‘政黨內閣’，這時北京的國務員，自趙秉鈞總理而下，當然包括許氏，都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員對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授入以柄，讓袁總統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於中山的動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兒科了。他們沒有大兵可調、地盤可據，卻在武漢市內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動，被黎元洪破獲，說他們是‘謀刺黎副總統’，報入中央，而大開殺戒，黨人寧調元、熊越山等被捕，後來都被槍斃了。總之，國民黨內議論未定，袁世凱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戰爭的空氣正彌漫全國之時，袁氏也早就調兵遣將，著著進逼，準備動武了。　　善後大借款，不能善其後　　胡適說：‘麻將裏頭有鬼。’事實上打政治麻將，則鬼更多矣。在這場袁、孫兩派的政治麻將裏，孫黨就手氣奇差，簡直沒一張好牌；而袁黨則手氣大佳，好牌不斷湧現。當老袁決定對國民黨動武時，忽然來個‘杠上開花’，他向六國銀行團交涉了兩年的善後大借款，這時忽然馬到成功，由六國中的五國(美國退出)聯合借給中國政府兩千五百萬金鎊，合兩萬萬銀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於四月二十七日，未經國會表決，就正式簽字接受了。這消息一出，袁黨軍心大振，而國民黨則全黨大嘩，認為是非法借款，發動內戰，黨人領袖與參眾兩院議員，亦函電紛飛，抵死不能承認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討袁的口實。其實當年各省都督，僅有四省反對借款；向通電讚成者則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後，恩怨已斷，曆史家秉公以論之，借款案與刺宋案一樣，也是個法律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之內，兩造律師在法律之前也是爭辯不盡的。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後，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轉讓袁公，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钜。孫公解職讓袁，豈不真是無官一身輕。後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借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明爭暗鬥，何等複雜，我政府應付之道，稍一不慎，便喪權辱國。筆者昔年曾為此乞教於曾任國務總理和財政總長的顧維鈞先生，以及曾任中國銀行總裁和江浙財團首要的張公權先生等，試圖探其奧秘，誰知所鑽愈深，愈不見底。蓋外債一項，不特牽涉北京政府時期中國朝野公私的各種建製，深不可測，其在債權國家，各帝國主義之間朝野公私的糾結亦不在債務國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則三五百頁之钜著，未必能見其項背也。有暇當列專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們隻可說，袁黨這個大賭客‘手氣好’，在他正需錢打內戰時，交涉經年的善後大借款剛在此關口簽字。原來本為善後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後，也是國運多舛吧，夫複何言。【為了解善後大借款的大致經過，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六─二六○，‘善後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內戰　　總之，袁、孫兩黨的對峙至此已劍拔弩張，正如早年的美國內戰(一八六○ ─一八六四)，蓄勢已成，就看誰開第一槍了。林肯是個聰明人，他等著(甚或是以調兵遣將行動引誘著)南方來開第一槍。一槍既發，他就以國家元首之尊，為維護國家統一，下令討伐了。林肯這個狡猾的手腕，後來又被羅斯福學到了。珍珠港事變之前，羅氏深知美日之戰不可避免。但他格於國內孤立派之反對而不敢公開叫囂，隻有製造戰爭形勢，希望日本小鬼來開第一槍。誰知他手腕玩的太靈活了，連中國給他最機密而可靠底日本發動戰爭的情報，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吃了珍珠港那個大虧。但是，朋友，美國是吃了大虧了，日本開第一槍的代價就更大了。非關本題，暫時打住吧。　　我國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的。他們那時轉型還在初級階段，打內戰還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囂聯日討袁的種種‘策略’，應夔丞階段的特務雖然很原始，這點情報袁黨還是有的。至於袁的調兵遣將(他把李純精銳的第六師於五月初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開的了。而國民黨此時，黃興的主和派的聲音，已早被中山主戰派的叫囂所淹沒，戰爭形勢已成，這時國民黨還在宣傳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則中山的聯日倒袁，搞分裂活動又何嚐‘合法’？大家都無法無天，那就由槍杆來決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實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後就打他們個一千次了。第一次是個‘偶然’一千次就是個‘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運使然吧。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采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裏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誌，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注，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後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回避’的製度。如漢製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製衡製’，是很科學的。此製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餘年末嚐廢。清製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製度。所以再有清兩百餘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裏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麵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裏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誌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蔡鍔豔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於軍閥時期。至台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　　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幹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製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麽曆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新澤西州)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中山要做獨裁黨魁 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裏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製，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製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采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製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隻是個‘沉默的多數’( silent majority )。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 wisdom )和機運( chance )。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隻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蠟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 magic wand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采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製和科舉製)，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歎‘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裏，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誌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歎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項新的政治體製，先得有認識這項體製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底‘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篇，載‘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兩章。此篇從略。】　　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采行美國製，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十足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台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裏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台灣的議會裏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　　筆者附注：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裏麵，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底‘認識論’( Epistemology )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人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於相信王陽明(唯心主義)‘知行合一’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隻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　　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曆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隻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麽打扮，她就怎麽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裏麵，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曆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製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隻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隻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曆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曆史上的‘必然’。這個曆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冶時代’在將來中國曆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曆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麽一個曆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隻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采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製’(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製度的出現，曆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曆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曆史家隻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隻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隻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曆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曆史家可以預測的，曆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曆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隻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製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麽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地錘煉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製、封建製、郡縣製，都是根據機運(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蕩，慢慢地磨煉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製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磨煉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鑒，不可不慎也。　　曆史史實與曆史哲學　　關於近代中國曆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便是，曆史哲學離開曆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製‘轉’向民冶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曆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幹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　　第二，曆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曆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隻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曆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曆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曆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曆史的意義了。上麵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而又失敗得那麽窩囊？　　不特此也，孫中山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這個時代，也不再搞甚麽代議政府了，他堅持要毀黨造黨，由他自己來做個具有絕對專製權力的黨魁。這又是怎麽回事呢？凡此我們都需要點哲學來輔助說明之。而中山搞獨裁和老袁做皇帝這故事，也最足闡釋這項理論，故不憚煩而一再申述之也。筆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紀末期，治民國通史，自信最大，也確是一時權威的學派，莫過於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所領導的劍橋派所編撰的‘劍橋中國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專論‘中華民國’的兩厚冊，所犯就是這個毛病。費氏和他所領導的班子，也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以西學士的一偏之見，強加於中國。至於近代中國史便是一部，一轉百轉的，需時兩百年始能完工的，社會政治轉型史，則非費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劍橋史所費的功力不為不大；財力不為不多，然全書評頭論足，因小失大，終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體　不合國情　　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並發誓要帝製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幹，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說)，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經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雖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實。他對共和國體的確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這固然是他自己糊塗，那也是他身邊一些頗負時譽的策士，在全國充滿民怨民憤的氣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這也是事實。　　試問那時的中國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憤’些啥子呢？很簡單─日子過不下去嘛！本來嘛，如今韃虜既經驅除；民國也已建立，大家想過點美國式的好日子嘛。【筆者附注：抗戰後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實上呢？民國卻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軍閥、小黨人鬧得烏煙瘴氣.。鬧得民國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裏，我們曾提到宋教仁對民國政府的劇烈抨擊。細玩其言，可說句句中肯。但是這個政府惡劣。社會崩潰的形成，是誰之過歟？帳不能都記在老袁一個人的頭上。政黨和政客各為私利，鬧得紛紛攘攘，也太不成話(請看八十年後的台灣政壇)。因此那時全國輿論似有共識(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體不合國情。【見上篇所選當時各報的專欄報導。】　　‘非繼承式獨裁’無法接班　　當時不但袁世凱這麽想；孫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認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複帝製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孫公則認為共和搞下下去了，應由我老孫來個人獨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們，發動全國人民來‘盲從領袖’，由俺老孫來‘慎施命令’嗎？【參見筆者論孫前文及下節】試問在近代中國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論是俄國的沙皇，德皇的凱薩，回教國的蘇丹，中國的光緒……)和搞個人獨裁(且看：列寧、墨索裏尼、希特勒、史達林，和我們的蔣、毛、鄧，以及北韓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兩製之間，究竟有什麽不同？事實上，根據當時美國憲法學權威，那位書呆子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的觀察【下章再詳述之】，後者卻遠不如前者。何也？因為前者至少解決了‘繼承(接班)問題’( succession Problem )：父死子繼嘛；兄終弟及嘛。根據千年傳統，依樣畫葫蘆，哪個混帳的叛徒、反革命，敢說半個不字？可是，後者的問題就大了。列寧、史達林死後的故事甭說了。就看看我們的蔣、毛二公嘛。他兩位大獨裁者，無冕之皇，一個為著傳子，一個為著傳妻，也是費盡心機吧？經國算是僥幸過關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這都是立竿見影，大獨裁者，解決不了接班問題的實例。筆者附注：在中國當代史上，‘捉江青’這幕傳奇，想一般讀者都有興趣吧。這兒不妨順便說說，與讀者共賞之。據捉江青的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回憶說，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時，他奉汪東興之命執行此項任務時，他隻帶領了書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和幾個警衛，大家連一支手槍也沒有帶。江青那時住在中南海，張耀祠走到江住處時，向門口的衛兵點點頭就進去了。這時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閑坐。她見張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張乃對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江青同誌’，這一回忽然沒有‘同誌’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對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據張耀祠說，江青聽罷，一言不發，隻怒目而視，並沒有如傳說中所言，‘大哭大鬧’和‘在地上打滾’。江青沉默了一會，才慢慢站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張乃吩咐江青的司機備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建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駛往不遠的地方，把江青關入中南海某處的地下室……。【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頁五一二○，選自‘葉永烈采訪手記’。】在我國五千年國史上，若論‘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說的：‘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阿毛)。’我們教中國通史的教師，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隊，卻也沒個開國之君，一旦龍馭上賓，屍骨未寒，遺孀老太後就被關起來‘隔離審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萬人頭落地；可是一旦翹辮子，則連個孤孀老婆也保護不了。真是惡有惡報，丟人現眼。兩相對照，何以如此呢？這就是古德諾教授的理論了：原來，‘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遠不如‘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為優也【詳見下章】。君不見，慈禧、光緒一死，三歲的溥儀都可接班，而風平浪靜。再看看鄧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鄧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場，便知古顧問之言不虛也。撫今思昔，能不令人擔心？世紀末回看世紀初，北京問題如舊也。悲夫。　　帝製向後轉，獨裁向前看，和權力遞減　　朋友，你說袁世凱下流，要做皇帝。其實在政治學理上，他所搞的還是高一級的‘寡頭政治’(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呢。後來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還是低一級‘寡頭政治’(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呢。但是低一級的往往一搞數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級的，隻能搞八十三天，卻‘遺臭萬年’。何也？朋友，‘轉型論’在此地就有所解釋了。原來‘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做皇帝)，是屬於轉型之前的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定型’。如今在這十年一變的，洪峰急流的三峽裏，你要逆流而行，麵向過去，要恢複前一期的秦皇漢武的定型，這就叫‘反動’( reactionary )了，在社會發展中作反動派，則觸礁滅頂，不敗何待？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了。　　搞列寧、蔣介石、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就不然了。它雖是個比傳統帝製還不如的寡頭政治，但它畢竟是個現時代的產品，是帝製轉民治的中途現象。它不是個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的，它隻是個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製’(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個‘不可或缺的惡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見蔣毛二公的權力，是超過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權力漸減。蔣經國和鄧小平，就隻能算半個皇帝了。經國一死，李登輝就隻能做民選的總統了(可惜隻是個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懷異誌)。再看看大陸上，鄧、江之間的‘權力漸減’，也是很則顯的。繼江者誰？吾不知也。但是繼起者獨裁權力之加快滑坡，則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國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實現於中國，或將在下一世紀中葉之後乎？……曆史家不是預言家；但是曆史家應該是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是會根據社會發展的現象，尤其是轉型末期的社會發展的現象，而加以推論的。這一推論在民國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曆史家便發現民國初年的社會和政治上所發生的現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質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大勢，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談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了。請先從袁世凱說起：　　袁世凱搖身三變　　袁世凱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義之機運而東山再起之後，為著他個人的權位，至此，可說已搖身三變。　　第一，從他複職至清帝溥儀退位的三個月期間，他對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養寇自重’的被動的守勢。但是對滿族親貴，則采取極有技巧的絕對主動，以達其逼宮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孫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直至二次革命之爆發的一整年時間，由於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無經驗，袁也是采取觀望的被動姿態以待勢。在此期間，革命黨人的氣焰甚高，黃興、蔡元培等不但說服了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趙秉鈞都加入了國民黨，(改組前叫同盟會)，他們甚至也邀請袁世凱宣誓入黨，以示天下，這個新朝代是國民黨的朝代；袁也隻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間，政權實質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給外界的印象，卻有被黨人推來推去，無能為力之感。加以此時一般小政客、小黨人、小軍頭在北京議會之內，和地方各省之間也橫行無忌，紛擾不停，血流不止。他們大半也是當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繼續爭權奪位而已。如山東的胡瑛、張廣建之爭；安徽孫毓筠、黎宗嶽，和貴州的唐繼堯、楊藎誠之爭。都是刀槍齊動。你死我活，民無噍類的。而這些爭權奪利的革命者，往往也隻是一些痞仔，為社會所不齒。例如山東都督胡瑛，即有‘雙槍將’的諢名。蓋胡君的手槍和煙槍，皆不可一日或缺也。這些官僚軍閥肆無忌憚，弄得民國不如大清，而舉世騷然，而中央政府，亦無如之何。因而全國人民，包括一般知識分子，和億萬農工群眾，都人心思治。在他們的心目之中，袁大總統反而變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無不希望他能發揮權力，撥亂反正，重建官箴，恢複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間，孫中山先生反而變成了黨人的代表，形成社會不安的亂源之一。因此，中山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二次獨立’(當時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頗招物議，由於沒有群眾基礎，而敗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孫正式決裂之後，袁對付民國時代的黨人政客的本領，也大有進步了。他不但以槍殺張振武而籠絡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寧漢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學會了後來毛澤東‘三寶’之一的打統戰。不但把‘敵人(孫文)的敵人’，如保皇派的梁啟超都統了過去；也把敵人的朋友和朋黨，如蔡鍔，也統了過去【見上篇】。他也知道孫文雖是國民黨的名譽理事長，但是孫文卻控製不了國民黨。因此二次獨立亂平之後，袁就對人不對黨而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說他們煽動叛亂，破壞統一，和貪贓枉法。後一條是專指孫文所主持的‘全國鐵路總公司’而發的。因為孫文這位鐵路總公司總理的月薪是三萬元，而鐵路一寸未建，其他帳目也糾纏不清，報銷不了，弄得孫總理百口莫辯。　　但是袁世凱對孫公所領導的國民黨，卻無半句抨擊之辭。因為這時他還隻是個‘臨時大總統’，他還要依靠國會投票轉正，做正式大總統呢。國民黨這時是國會中的多數黨，沒有國民黨議員舉手投票，他這個側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這時國會之內，國民黨籍的議員，對袁氏追捕孫文的通緝令，亦初無異辭，其後並照樣票選袁氏為正式大總統。等到袁氏當選之後，這些從龍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後話。　　孫中山要毀黨造黨　　掉轉頭來，再看看失敗了的孫中山先生，在搞些什麽？在二次革命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發動之後，孫公本擬南返廣州坐鎮，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馬尾時，得訊廣州已敗，乃由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暗助，繞道台北，潛往日本。【中山過台北時曾住禦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國父史跡紀念館所在地。】時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許接納中國‘叛黨’，所幸中山在日關係眾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孫公終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後，中山痛定思痛，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實在是由於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緣故。自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之後，蛇龍混雜，紀律全無。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凱，則這個顢頇無能的國民黨，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後，席未暇暖，就開始搞起這項毀黨造黨的工作來了。　　說到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那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言難盡的大題目。在大陸上它一直就‘改組’、‘整理’、‘革新’的搞個不停。退保台灣之後，還不是在繼續‘改造’。如今閩南幫當權了，李主席大搞修憲、廢省、精省……，還不是另一種的‘改造’，哪裏說得完呢？今日新黨諸公還不是老國民黨員嗎？隻因搞不過地頭蛇的閩南幫，還不是毀黨造黨，才搞出個新黨來？　　這次孫總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國民黨改造成個新黨，叫做‘中華革命黨’。它是個無條件擁護一個獨裁領袖的極權政黨( atotal-power party )。當孫公發動組織此一政黨時，那些後來才出現的，和它性質相同的政黨，甚麽法西斯、褐衫黨、納粹黨、共產黨、列寧─史達林黨……都還沒有正式出現呢？所以我們孫國父在現代極權思想上，也有他底曆史地位呢.政治學家們可能不承認中華革命黨是個極權政黨，因為它的黨章說明革命是分三個‘時期’進行的，軍政、訓政時期之後，還是要回到憲政時期的。其實近代世界史上的極權政黨，無不如此啊。上述各黨，哪一個黨章不是如此說的呢？共產黨最後目標是個無階級的大同社會，那更是牛皮衝天呢。隻是沒一個例外，大獨裁者，都隻能停滯在軍事獨裁階段，而與之偕亡，再也無法前進就是了。外國的經驗姑且不談，中國後來者的經驗就很明顯嘛。蔣公連個軍政時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陸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隻是完成了他的軍政時期，統一了大陸(還缺個台灣)，也就無法再前進一步了。所以孫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國民黨的軍政時期，他就是毛澤東了；他如搞獨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個蔣介石了。孫公幸運的是，搞獨裁剛開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孫中山了。所以就史論史，筆者曾為孫國父慶賀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則在中華民族史上，他不是蔣介石，就是毛澤東，哪能做孫中山呢？這就是轉型期英雄的悲劇嘛。等到我們要談到國共之別，儒法之鬥，和極權民主之爭時，再細論之。這兒隻能三言兩語把曇花一現的‘中華革命黨’交代一下。因為它是袁世凱時代的產物。不交代一下，在那個時代，雖至聖大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要搞個人獨裁，我們就很難了解袁世凱為啥要做皇帝了。還有那位美國書呆子古德諾，何以背了那麽大的中國黑鍋，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難平反了。　　‘中華革命黨’的極權架構　　根據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現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家中時，他就開始組織這個新黨了【見‘國父年譜’所引誓約原件和黨員名冊等曆史文獻。最早日期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於中華革命黨是個什麽樣的政黨呢？這兒我們隻能長話短說。第一，人事和組織都還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進行；第三，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中黨魁直接指派；第四，黨員分成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級；而所有黨員‘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遠遵守’【載黨章第七條】。因此每一黨員入黨時，皆須各立誓約，加蓋指模，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見一○二號蔣誌清(介石)誓約原件。此件簽於上海，時間為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筆誤。筆者曾見此原件。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國民賞黨史會出版之‘革命文獻’第五輯卷首之原件複印圖片。】　　孫公是基督徒，對洋習慣極為重視，因此對此一打指模，宣誓服從黨魁，看得天經地義，絲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黨魁，也照樣宣誓立約，隻是把服從黨魁改為‘統率同誌’；把‘服從命令’改為‘慎施命令’而已。【見同上六四一號誓約，此件孫公親書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據當時亦親自參預此事的居正，事後回憶，其時同誌中，即有人對打指模。服從個人的一些儀式，略有異議，而孫公則寸土不讓。居正‘猶憶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誌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誌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僅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誌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麵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誌。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見‘革命文獻’，五，頁八○─八三。】同時孫公對打指模一事，也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絲毫更動。那時在一旁觀禮的青年居正，不禁感歎說：‘總理意誌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　　我們試讀上述有關中華革命黨的文獻，對這一政黨極權的性質，應無可懷疑了。有人或許認為國父一代聖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獨裁起來，其結果一定大異於歐洲之列寧、史達林，更不同於墨索裏尼與希特勒也。縱是後來的蔣、毛二公，亦何能望孫公之項背哉？你能相信，國父會搞軍統、中統那一類的特務政治嗎？你會相信，國父會搞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毛記惡政嗎？這可能都是事實，正因為國父是聖賢，他不會搞‘自古帝王多無賴’的那種無賴勾當，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敗了一輩子。但是話說回頭，孫公革命如果如願的成功了，我們又怎能擔保他不采用後來蔣、毛二公之政策哉？轉型期中，形勢比人強，有許多必需的惡政( necessary evils )，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覺的發展出來的啊。　　所幸，還是不幸，此時國民黨要員星散。滯留日本者，除陳其美、戴季陶、居正、張人傑、鈕永建等數人之外，實寥寥無幾。其他主要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黨汪精衛，都對寡頭政治沒胃口，而聞風遠逸，甚或罷工、杯葛，使孫公這個新黨始終未搞成氣候，最後開了一次成立大會，和若幹次小行動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孫總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棲棲遑遑期間，想不到政壇失意，卻情場得意。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誤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東京竟然和比他年輕二十六歲的美女宋慶齡結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雖是老夫少妻，而情愛甚篤，對失意的孫公，實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對後來國共兩黨政局的影響，都至深且钜，對此我們也不妨略說幾句。前篇已言之，在孫公出任臨時大總統期間，慶齡的大姐藹齡曾是孫總統的英文‘女秘書’。就筆者所知，藹齡可能是轉型期中國，女秘書這項行業的老祖宗了。在那風氣閉塞的時代，亦見孫大總統之‘摩登’也。迨孫公亡命日本時，藹齡仍隨侍在側。不久藹齡因與孔祥熙結婚而去職，乃改介剛自美國學成歸來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慶齡剛抵日本，行裝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來(此故事是宋慶齡晚年親口告訴史諾夫人的)。一位黃花少女，抵擋不了一位老總統的求愛，她也就私許終身了。(且看四十八歲的柯林頓大總統，和二十一歲的陸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無獨有偶。)可是當她返滬稟告父母時，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屬，海枯石爛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潛返日本，投入孫郎懷抱；梨花海棠，也是當年哄傳國際的韻事。當孫宋的婚事為頭山滿所聞時，頭山不免大驚說：‘不是要同姐姐結婚嗎？怎麽換了個妹妹呢？’【見頭山滿晚年談話】　　關於孫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記載，都不算稀罕。當年的‘革命老同誌’口述尤多。這些老人家，一般對慶齡的婦德，都甚有好評。筆者親聞者，即有黃沈亦雲夫人等數家之多。眾口一辭也。後來抗戰期間，毛澤東和藍蘋同居時，一般共產黨的老同誌對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沒有好感。遠在皖南的項英竟電毛指摘，毛公覆電說：‘學習孫中山’(這話是江青自己說出的)，項亦無辭以對。這可能是孫宋畸戀，很少有的負麵影響了……。他們這兩樁婚姻，對我們國族的命運都曾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故順便記錄之，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曆史嘛。　　筆者附注：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代，曾批評我國傳統史學為帝主家譜。筆者如今寫出上列故事，讀者之中，可能也會說是帝王家譜之一例。可是梁說此語，是在我們文化轉型的啟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我國史學是源出於‘譜牒之學’，早見於甲骨。此後在我們國家強於社會的封建和帝製時代，譜史合一原是個必然現象。耶教的舊約，回教的可蘭經，還不是從家譜開始？，中國傳統史學是獨步全球的，西方的現代文學史，未超過三百年。梁氏對中西比較史學初未經心，始有此啟蒙期的嘩眾之言。筆者曾有專簡試評之。有暇當補述之也。　　袁大總統的乘機削藩　　現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獨立’之後，又在搞些甚麽新花樣。從政治的權術上講，孫公的‘二次革命’，對老袁實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機。何也？因為老袁雖從孫公處取得了總統大位，他並沒有真正的統一了中國，上章已略述之。那時由於傳統地方政府中的回避製度，被徹底的破壞了，全國各省差不多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隻有靠舉債度日。而上下兩院的國會，在國民黨多數的控製之中，對外債又嘖有煩言，把袁老四弄得捉襟見肘，有誌難伸。　　在這些地方軍頭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說便是國民黨所掌握的粵、贛、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對其他諸省就不難傳檄而定了。天降良機，中山竟號召三省獨立，就給予中央以削藩的機會了。二次革命既敗，對袁來說是收複了半獨立的三個重要省份。他次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獨立時，意存觀望的動搖分子了。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朱瑞、雲南的蔡鍔等都被以不同軟硬的借口，解除了兵權，這隻是殺雞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鎮武漢核心的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像威鎮東南、虎踞金陵的張勳，小猴王像折寨山西的閻錫山，像自稱‘綠林大學畢業的’奉天(遼寧)張作霖和被調回雲南的唐繼堯等人，在大總統的恩威兼施之下，戰戰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懷異誌了。其中最為強而有力，也是最難削掉，而非削不可的大‘藩鎮’莫過於‘麵存忠厚，內具機心’(胡漢民的評語)的黎元洪了。但是袁公托中山之福，總算把黎菩薩請到北京‘軟禁’起來了。所以中山所領導的二次革命，對袁氏獨裁權力之增漲，實大有功焉……。事實上，在一部近現代中國史裏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之前，真正統一的中國，實在隻有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那兩個年頭呢！除此之外，大陸就再也沒有統一過啊。　　後製憲先選舉的第一任大總統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著棋，便是自我扶正，從臨時大總統晉升為正式大總統。原來在宋教仁還健在的孫袁蜜月期間，國會之內關於總統和憲法的問題，早已有了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先製憲，後選舉。他們認為沒有憲法，哪來總統呢？另一派則主張先選舉，後製憲。他們的理由是，製憲百年大計也，不妨慢慢來，而選舉總統，則是當務之急。困為民國成立一年了，我們還沒個球籍呢(且引一句毛公名言)，列強至今還在觀望，沒有承認我們這個革命政權。我們連個總統都沒有，何能要求列強的承認呢？兩派原來都有理，隻是二次革命後，袁氏權力陡增，他就堅持先選舉，後製憲了。果然在他當選之後，英、法、俄、德、義諸列強都紛紛承認中國的新政權了。　　原來早在孫文期間，國會根據‘臨時約法’已組織下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來起草憲法，，另組有‘憲法會議’，來審查研究有關製憲的一切事務。現在在袁氏壓力之下，兩會乃尾巴搖狗，暫把憲法放下，而集中力量來草擬一個憲法附件的‘總統選舉法’，經上下兩院三讀通過之後，乃由憲法會議於十月四日公布施行。兩日之後，國會乃依法開總統選舉會選舉正式總統了。斯時國會之內仍有若幹反袁分子，不滿於袁之操縱國會，而杯葛選舉，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獲得當選票數。袁黨大驚，乃臨時由首都警察廳及其他地方機關，發動街頭遊民和流氓、地痞、乞丐，湊成一個非法的‘公民團’數千人，將國會團團圍住，議員隻許進不許出，不選出總統，誓不解圍。在此壓力下，果然袁公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街頭鞭炮齊鳴，皆大歡喜，如此掩耳盜鈴，代議政府也就不可複問矣……。不過在八十年後，世紀交替的今天，再試一回顧，將貨比貨，這幕醜劇，還不算太醜，因為民初國會還算是個獨立的立法機關，自有其個性與尊嚴。把它和國共兩黨後來的‘橡皮圖章’，所謂‘國大’、‘人大’者，選舉時，動不動就‘一致通過’，‘全票當選’，街頭群眾歡，萬歲之聲不絕於耳。今昔相比，前者卻頗有足多者。所以轉型三峽中的水流，並不是永遠向前的。它往往是進三丈，退兩丈，而不停的打其漩渦，這也是避免不了的現象吧。未足深責也。　　袁世凱毀棄‘天壇憲法’　　袁公那時真正有興趣的隻是正位作大總統，他怕的且名不正，則言不順也。一旦正位之後，他就不願作繭自縛，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在當時的國會中，既然是先選舉，後製憲，如今既選舉矣，則製憲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他們其後還是努力研製一部詳盡的憲法草案來，這便是近代中國憲法史中的第一部憲法草案，所謂‘天壇憲法’是也。可是此時的袁大總統，不管是天壇、地壇，對他都沒有興趣了。因此，這部‘天壇憲法’(全名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雖經國會於民二(一九一三)十月三讀通過，終成一張廢紙。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這部新憲法對他的約束，遠大於舊約法。他既然是舊約法還有效的期間選出的正式大總統，與其受新憲法的約束，倒不如把舊約法按己意‘增修’，以為過渡，迨其政權穩定了，再按己意‘製憲’不晚也。　　袁本是一個舊官僚，但他畢竟是個智商很高的政客，受了兩年現代政黨政治的磨煉，搞起新的寡頭政治來，作法自便，出手也頗為不俗。的步驟便是從頭來起。首先組織個禦用的造法團體，把民元的老約法加以‘修正’，造出個完全適合他自己絕對權威底‘新約法’來，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袁是個在朝的總統，其實他和在野的黨魁孫中山搞絕對權威的想法，實在是殊途同歸，一個銅元的兩麵。隻是中山在野，心有餘而力不足；袁氏在朝，他就不顧一切，將獨裁進行到底了。　　袁、孫兩公，為什麽都要搞個人獨裁呢？此非偶然也，轉型的階段在作邪而已。　　解散國民黨，癱瘓國會　　大位既正之後，袁氏奔向極權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國民黨，徹底鎮壓‘亂黨暴徒’。這在後來的國共的政權裏，便叫做‘鎮壓反革命’。以顛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凱的確殺了不少國民黨，雖然他殺人的規模，較諸國共兩黨後來的互殺與自殺，那是小巫見大巫了。長話短說，袁氏正位之後，首先大肆捕殺地上地下的國民黨員，一時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議的，殺國民黨最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黨所擁護而變成開國元勳的‘忠厚長者’，有菩薩之稱的黎元洪。當年武昌起義，擁黎最力的‘首義三武’(張振武、蔣翊武、孫武)，竟有二武被他殺掉。前章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殘殺了張振武，現在再讓我們看看，他怎樣又把蔣翊武殺掉：　　蔣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湖南澧縣人，是清末轉型期中千萬個愛國熱血知識青年中的一員。幼年在常德讀小學時，就鬧革命，被開除學籍，逃往上海，入中國公學就讀，曾與胡適同學，加入‘競業學會’，共同創立‘競業旬報’(胡一度主編)，並加入同盟會，其後又在日本進軍校，回武昌加入新軍作學兵，秘密組織搞地下革命的‘文學社’為社長，與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密切合作。武昌起義就是這兩個會秘密發動的，翊武為民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後來他們自覺太年輕，號召力不夠，才把個‘忠厚長者’的黎菩薩硬拖出來作頭頭，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輝事業。迨黎假手袁氏而殺掉張振武時，翊武已官拜中將加上將銜，自然也是個閑差。二次革命之初譚延闡在湖南宣布獨立時，乃委翊武為一個空頭的‘鄂豫招撫使’，迨獨立失敗，譚氏取消獨立時，翊武反被告密為‘畏罪潛逃’，終在潛逃中途的全州為北軍桂林鎮守使陳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訊，乃立電袁氏強調說：‘不予迅誅，終為後患’，袁乃電陳令‘就地槍決’。陳以袁電示翊武，武讀電神色自若，次日，陳鎮守使且設盛宴款待，宴畢，蔣乃坐上鎮守使的官轎，由陳氏恭陪，同赴桂林麗澤門外之刑場。出署時，衛兵舉槍敬禮，翊武亦舉手答禮，至刑場後，翊武曾向在場觀眾作最後講演，辭畢，遂‘端坐紅氈上，從容就義焉’，時年二十八歲。古人雲，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翊武固不愧男兒。【見‘父年譜’轉載姚跨鯉著「蔣翊武傳’，及諸種民國名人傳記與隨筆。一說行刑士兵不忍開槍，乃由監刑官以手槍擊死。抗戰期間，長沙大火之後，酆悌(一九○三─一九三八)因案被殺時，情況亦頗相似，轉型期的曆史悲劇，不忍卒述也。】　　二次獨立實在是出諸少數人的意氣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總在萬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萬骨枯，從何說起呢？　　袁世凱和黎元洪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月十日，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副總統之後，時未期月，袁就在十一月四日發布解散國民黨令，凡屬國民黨的中央地方一切機關‘限令到三日之內，一律勒令解散’。至於隸屬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則一律迫繳議員證書與徽章，兩日之內，被追繳者達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時國會中所謂‘八百羅漢’的議員，總數不過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個羅漢失去了議員資格，議會便失去能夠開議的法定人數( quorum )，整個國會就癱瘓了。會內附屬的一切小組委員會，尤其是憲法會議和憲法起草委員會，自然也就自動停擺了。【見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報’，原文數千字，征引廣泛。所指亂黨，除汪精衛之外，幾乎所有前同盟會高幹，一網打盡，靡有孑遺也。此電全文複印於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五○一─五○九。】時未逾月，袁再度於民國三年元月十日發布解散國會文告數千言，這個美國模式的中華民國國會，就壽終正寢了。【見同上，頁五一一─五一六。】　　熊搞體製改革，袁造禦用國會　　袁世凱總算是把民元的老國會弄垮了，但他並不是要當個沒有國會的總統，相反的他要毀會造會，製造個獨裁者禦用的國會做橡皮圖章，來隨時待命使用。做了兩整年議會政治的學徒，他也學會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來，順理成章；說起道理來，也其言甚辯。他之所以廢棄上述的‘天壇憲法’，理由是他這個人總統是根據民元的‘臨時約法’選出來的，如今這個新的憲法草案和他這個總統，在法理上抵觸太多。例如他是根據‘總統製’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總統，天壇憲法則是個‘內閣製’的憲法。總統乎？內閣乎？如采納了天壇憲法，則將來勢必‘修憲’。與其修尚未經采用之新憲法，何如增修已經采用了兩年的老約法乎？其言甚辯，甚辯。　　須知袁此時在政黨政治中已非吳下阿蒙，他已有個極為精明的智囊，像楊度那樣，胡適所謂‘了不起的人物’，強辯足以飾非，他們幫老袁辯論，縱是當時世界級的權威學者，也要讓他三分，這是個純法理、純學術的辯論和探討，縱時至今日，也是寫不盡的。限於篇幅，可惜在曆史上不能撈過界，作更詳盡的交代。賢明的讀者但知其在法學(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上不可小視足矣。【這兒附帶說句常識，在今日西方學製裏， JSD 才是正牌的大狗頭； JD 隻是碩士也。】　　袁這個‘廚房內閣’( kitchen cabinet )要替他設計怎樣‘增修約法’，就得有個像民元那樣的各省代表會啊！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時那個號稱‘第一流’的‘熊內閣’，為著要搞‘體製改革’(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正在籌備召集一個所謂‘行政會議’，這一下拉到黃牛當馬騎，就被袁大總統‘卯’上了。　　熊內閣是怎麽回事呢？原來袁大總統在削平‘三藩’之後，一時威望衝天，為配合這個新時勢，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時無兩，這樣由進步黨組成的熊希齡‘第一流內閣’就應運而生了。前篇已言之，民國新成，政黨數百，而最後打入國會者，隻有三大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掌國會議席三分之二以上，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則是進步黨，進步黨則是原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並而成，成員多是清末頗負時譽的保皇派、君憲派的新人物如張謇狀元、熊希齡進士、梁啟超舉人，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與前任的‘暗殺黨’趙秉鈞不可同日而語也。因此縱是同盟會中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孫、黃、汪、胡、蔡、吳等人，對他們也英雄識英雄，頗具敬意與好感。袁世凱在趕走國民黨之後，而起用這批新人，縱是國民黨人也承認老熊的內閣是‘第一流內閣’。　　筆者附注：寫到這兒，不禁想起青年期所見所聞的一則趣事。一九三五年某日，我在上海報刊上讀到一則新聞：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和金陵女大畢業的海倫( Helen )毛彥文女士結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為爭取新娘歡心，竟為她‘割須棄袍’。婚禮進行中，新夫婦梨花海棠，表現得恩愛無比。據說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醜’，雲雲，當時曾擲報大笑。想不到六十年後，麵對螢光幕著書，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開滑鼠，笑歎不已也。　　阿熊這時在搞啥‘體製改革’？啊，那可說不完呢！熊進士當年才四十三歲(小中山四歲)，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風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負之時。這時政敵(國民黨)已敗下陣去，進步黨人才濟濟。(老實說今日台灣的‘民進黨’裏的小把戲們，和他們那些狀元、進士不能比呢！為今之計，我倒希望民進黨中的有野心的中年領袖們，多多讀點文史哲方麵的書，尤其是我們的 classics ，聖賢之書，孟子所謂養養氣，學學那也不做‘中國人’的李光耀。專門搞些小 politics ，打打架、吃吃飯、喊喊口號，算不得政治家呢！向外看，看看羅斯福、邱吉爾那種氣魄；向內看，看看我們的孫中山、胡適之，那種 continental 的泱泱之風。朋友，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就很不錯了。在一個芝麻綠豆的小島上拳打腳踢，惡心死人呢！)老熊要做的體製改革，可多呢！第一，為防製藩鎮(台灣今日也是個大藩鎮)，他要裁軍廢督；第二，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貫徹中央政令，他要虛省設道，實行省道縣，地方三級製(再比較比較李總統的廢省設計，和老K當年要劃東三省為九省)。道，就是滿清的府，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提高道尹的權力，把宋楚瑜架空，是謂之‘虛省製’。當時那個猿─熊配，為何要架空宋楚瑜呢？目前則不妨問問李登輝總統。但是在老的猿─熊配中又是啥回事？下章如有篇幅，再多加敘述，此處就暫缺吧。　　總之，老熊要搞體製改革，就要召集個各省代表會，他為之定名曰‘行政會議’，並於二年十一月五日電令各省與蒙藏地方，派遣代表來京參加會議。可是老猿拉到黃牛當馬騎，乃改其名曰‘政治會議’，就利用它來搞對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務了。袁之需要蓋有兩端。一為緩衝他解散國會後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和輿論上的壓力；其二便是乘機籌備他自己將來可以直接掌握的禦用國會，並乘機‘增修約法’，甚至搞出一部欽定憲法來。　　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蔡鍔、寶熙、馬良、楊度、趙惟熙八人正式組成機構加以推動。稍後並特派李經羲為政治會議議長，加派張國淦為副議長(張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會議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開幕了……。這是袁的智囊團( Thind Tank )替他設計的禦用國會的第一步，也是後來推著他逐漸進入‘新華宮’的第一步。【見同上‘政府公報’】　　終身大總統也可傳子　　但是這個政治會議雖擁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則隻是個谘詢機構，是個‘廚房內閣’的擴大。它負責研究出許多政策，提供政府采納施行。當然同時也可以為總統和政府分謗。它所建議的政策，如停止國會議員之職務(把國會徹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議會和各種地方自治機構等等，政府都欣然采納施行，無待細述。至於‘增修約法’一條，那就改變了國家根本大法，影響深遠了。應稍加解釋。擇要言之，他們建議另外建立一個‘約法會議’作為國家的立法機關，並草擬一件‘約法會議組織條例草案’供政府采納。政府乃據此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實行。一個擁有會員五十七人的‘約法會議’，乃於三月十八日正式開幕，以孫毓筠、施愚為正副議長，在政府的協助之下，一部完全適合袁大總統意誌的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就於五月一日公布了。　　根據這個新的‘根本大法’，國家立法機關采一院製，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組織之前，由新建立的‘參政院’代行職權。簡言之，袁世凱這個參政院的組織和性質，和國民黨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和現在中共的‘人民政協’是大同小異的，你說它是‘花瓶’，無人能夠否認，你說他沒有政治作用，它也確有一定的政治作用。隻是袁氏這個政協，卻代行了一個短期的立法權。除了袁大總統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擬訂了數十種，一般國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等，都是國民政府時代同樣法律的藍本，對近年來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總統選舉法，那就是助紂為虐了。今且抄錄一段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二十九日，參政院修正通過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以見其要。　　第一條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以上，並住居國內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第二條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第三條每屆行大總統選舉時，大總統代表民意依第一條所定，謹推薦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者三人。前項被推薦者之姓名，由大總統先期敬謹親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密儲金匱於大總統府特設尊藏金匱石室尊藏之。前項金匱之管鑰大總統及參政院院長、國務卿分掌之，非奉大總統之命令，不得開啟。　　根據這個選舉法，袁大總統不特享有終身職，死後傳妻傳子，悉聽尊便。蔣、毛二公，讀史至此，對項城公，該多麽羨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費了那麽大的氣力，搞大事問江青，誰知江娘娘竟被張耀祠那小子，輕輕鬆鬆抓了起來，主席地下有知，豈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話說回頭，袁大總統有此傳妻傳子的終身職，應該心滿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為著十萬元訂製的一襲龍袍，甘冒個人生命之險，偏要在三峽裏逆水行舟，而終遭滅頂，豈不可悲可歎？下篇再談談他底黃粱一夢。(一九九八、八、二十八於新澤西州)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帝製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袁世凱在趕走了孫文，增修了約法，做上了終身職的大總統之後，其權力在民國史上，毛澤東之前，可說是尚無第二人也。縱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領土上也還比他少了個百餘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呢(麵積約為台灣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樣，搞的是‘槍杆出政權’──事實上，他也是我們民國史上槍杆出政權的第一個史例。後來孫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製，可惜他雖然網羅了南北各省，無數小槍杆，到廣東來就食，弄得他底廣東老鄉，怨聲載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爛槍杆，卻始終出不了政權。直至他在病榻彌留之際，才遺囑黨人，要‘和平奮鬥救中國’。　　蔣公介石搞的也是槍杆出政權，可惜被日本小鬼搗了蛋，弄得功虧一簣。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在他個人的功業上，也是在黨史和國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槍杆居然打出了政權。但是政權既出矣。出了又怎樣？毛公隻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問題就是，他隻能以老辦法打天下……。毛說共產黨的政權是‘軍隊打的’。但是用軍隊打天下，非始於毛也。那是有四千年曆史的老辦法。但是生在現代中國的轉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辦法’治新天下了。老辦法不靈了，改用‘新辦法’。這一新辦法在孫中山辭匯中叫做‘以俄為師’；在毛澤東思想裏，則叫做‘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想不到，蘇聯老大哥這一套，經過八十年的實驗，終於被曆史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個自我改變不了的‘封建殘餘’，因此他對中國二十八年的統治，最後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變成了‘十年浩劫’。這還是鄧小平說的。對一般知識分子來說，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後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了。而對絕大多數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劃的‘貧下中農’，所謂‘倚靠階級’來說，那簡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權建國之初，全國老百姓，尤其是‘貧下中農’，對毛澤東主席崇拜之深，期許之切，真是五千年曆史上，鮮有先例。誰知道其後三十年，他們，尤其是貧下中農，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曆史上亦無先例。試問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餓死兩千五百萬人的前例？他們是不聲不響的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學者，有幾個人曾為他們申過一句冤呢？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視全球，有幾個人知道，他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殺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終日棲棲遑遑，真正是在為人民服務，為民族謀統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風，其是彈冠相慶，但是天安門上這宗曆史大黑鍋，不設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統呢？試看美國的柯林頓大總統，為著點偷雞摸狗的小事，還要向全國人民道歉請罪，毛主席的如斯惡政，怎能在曆史上不結個賬就算了呢？……事實上，這些曆史問題不加解決，我們的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是不會完成的。曆史三峽是出不去的。作為國家民族的領導者，麵對這些曆史問題，要有原則，有方案，來慢慢的、徹底的加以解決。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鴕鳥政策總歸是行不通的。　　搞個人獨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專談民國初年袁大總統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憑空把毛主席也拖出來陪斬一番呢？這就是我們後輩史家所享有的時代特權了。我們可以搞‘比較史學’嘛。市場經濟叫做貨比三家不吃虧。我們討論曆史問題，也要把類似的史例歸納一下，來比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較更正確的結論了。前輩史家像李劍農、郭廷以、範文瀾諸先生，都因為時間過早，曆史發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無法比較了。　　目前國家轉型發展的遠景，已甚清晰。我們試把近百年來的當國者，和他們的政治行為做點比較研究，便知道，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並非袁氏一人，孫、蔣、毛、鄧皆然也。可是他們對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雖觀點互異，卻方法雷同。這方法便是‘個人獨裁’。自己的黨徒，乃至全國人民，要對當領袖的我，‘絕對服從’。在民國史上從袁世凱開始，孫、蔣、毛、鄧都是一樣的。沒啥例外。因此這也可說是，近代中國轉型史發展中，正如孕婦之臨盆，避免不了的陣痛吧。明乎此，我們對袁、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獨裁政權，這個避免不了的惡魔(necessary evil)，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執筆臧否古人，不能人雲亦雲，而亂下雌黃。讀拙作前篇，便知縱是至聖大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者，搞個人獨裁，且不能免，況其他跳梁之輩乎？所以不才才鬥膽把毛主席也請出來，陪陪袁皇帝。讓他們彼此比較、比較，才能對某些個體，作比較突出的評論。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民國史上搞個人獨裁的始祖，袁老四個人獨裁發展的經過：　　共和向帝製回潮的過渡體製　　上麵說過袁、孫、蔣、毛、鄧的個人獨裁，原則相同，而形式互異，袁的獨裁究竟是甚麽個形式呢？我們要知道，袁是遜清老官僚出身，在他個人所知的政治常識裏麵，世界各國的國體，就隻有‘共和’(republic)和‘帝製’(monarchy)兩個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團，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會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地發展出來的。這一形態，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它就合乎中國國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曆史進化的觀念，因此認為共和既然不合中國國情，那就隻有幹脆回頭去搞帝製了。可是，搞帝製，他也知道，決不能讓溥儀複辟；更不能讓那些腐爛而顢頇透頂的‘遺老’隨之複位。因此，天降大任，隻有我袁世凱自己來做皇帝了。這一構想，事實也不限於袁氏自己，當時誠實的勸進者，是不乏其人的，他們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顯然也早有稱帝的居心。但是從總統回潮變皇帝，不可變之於一夕之間，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辦法，先做做假皇帝，搞個過渡和醞釀的時期，一麵製造輿論，改變人民心理；一麵變更官製，把民國的製度，逐步變成漢唐明清習用的封建老套。庶幾他在最後登基時，官製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廢除民國官製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共和體製的國務院和國務總理。把內閣各部改為總統直轄，另設頗有封建氣息的國務卿，以為總統之佐理。因此國務卿一職，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宰相製以後，所設之大學士，和滿清雍正以後所設立的軍機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萬機，而本身卻無決策之權。另外各級官員的級別，亦采用古封建的舊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複了清製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肅官箴，和禦史台(改名肅政廳)以糾彈違法官吏。這兩項設置，倒不無新意。因為在清末民初，中國在試行現代法製時，向西方引進的是‘大陸法’。大陸法係，與英美法係不同之處，便是大陸法係把行政訴訟，和一般民、刑訴訟分庭處理。所以平政院事實上便是一個處理官民訴訟和官官訴訟的特種法庭，而肅政廳在製度上雖隸屬於平政院，但是在糾彈違法官廳或違法官吏的操作上，卻是獨立運行的。它是傳統中國監察製度的現代化。其運作方式，頗近乎近月來，在華府主持糾察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的‘獨立檢察官’史達(Kenneth Starr)。據此新製，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其後袁的京師警察總監，後來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樁五百元的貪汙案而被袁飭令槍決。(試想今日北京的陳希同案，該判多少個死刑？)　　同時，袁對海陸兩軍軍製，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頓。上篇便曾說過，袁曾有意向趙匡胤看齊，搞廢督裁兵，和‘將不專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鍔等調入京師，另設將軍府，餌以高位厚祿，以豢養之。另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統一軍令軍政。　　於地方省區，廢督之後，原有實權的民政長亦改製成虛銜的巡按使，廢(虛)省設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實權，而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之控製。總之，袁氏在坐上終身大總統的寶座之後，其誌向雖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複帝製時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圖，則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鋪平了帝製大道，萬事俱備，所缺的隻剩個皇帝的尊號了。　　今且將袁氏稱帝前，改製後(民國三、四年之間)，中央政府的架構，列表於下，以見大略。　　袁稱帝前的中央集權結構　　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十年一任，可連任，可傳子，有權解散立法院)　　副總統：黎元洪　　立法院(代替舊國會為立法機構，終袁之世，迄未召集)　　參政院(大總統谘詢機構，但可代行立法院職權)：院長　黎副總統兼任　　參政(由大總統提名選派)：楊度、嚴複、蔡鍔、馬良、王賡、嚴修、施愚、梁士詒、梁啟超、熊希齡、李經羲、孫毓筠、陸征祥、趙爾巽、王闓運等共七十名　　總統府政事堂：國務卿　徐世昌　　(直轄左右二丞及五局：法製、機要、銓敘、主計、印鑄；一所：司務所)左丞　楊士琦　右丞　錢能訓　局所主管姓名從略　　總統府內史監(原總統府秘書處改)：內史長　阮忠樞　內史若幹人　　(原國務院及國務總理撤銷；各部總長直接受命於大總統)　　外交總長：孫寶琦　內務總長：朱啟鈐　財政總長：周自齊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司法總長：章宗祥　　交通總長：梁敦彥　教育總長：湯化龍　農商總長：張　謇　*原農林、工商兩部合並　　平政院：院長　汪大燮　　肅政廳：都肅政史　莊蘊寬　　將軍府(榮譽銜顧問機構)：上將一名段祺瑞；將軍二十六名；參軍二十五名　　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王士珍(常務)　　辦事員：段祺瑞等　下設：軍政、軍令、軍械三所　　【參見前引錢端升著「民國政製史’第三章新約法時期(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頁八○-一四五】　　中央集權未可厚非　　吾人試覽上表，便知民國以來‘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權製，從創製立法上說，袁世凱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後來的蔣、毛二公，則過猶不及也。袁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並不沉湎於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誌的惡習，收藏甚麽骨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鬥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但是話說穿了，吾人讀爛通鑒，翻殘二十五史，試問自古以來的專製人主，開國之君，不世之雄，誰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於一，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哲學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實際政治也。我國自古以來，逐鹿中原爭奪政權，都謂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來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殺人哉？縱是一代賢相的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殺人’、‘揮淚殺人’嘛。在我國古代，聖主賢君，像唐太宗李世民，為爭奪政權，且不惜弑兄殺弟。但在那種改朝換代的動亂狀態中，遍地都是瓦崗英雄，梁山豪傑，曹操所謂‘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為撥亂反正，拯斯民於水火，亂世梟雄，無不集生殺大權於一身，以成其貞觀、開元、洪武、永樂之治世。所以在中國政治史上，統治者‘身兼將相’(唐太宗的豪語，見‘通鑒’)，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國體、代議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們熟讀民國通史，看透華人社區的作風，吾國吾民，原沒有民主細胞嘛，你我都是一樣，怪得誰呢？因此，近百年來，孫、袁、蔣、毛、鄧五大民族領袖，都是一字號搞個人獨裁，要徒子徒孫，盲從領袖；強迫全國人民，絕對服從。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這五大領袖，也是一樣嘛。予豈好獨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這種闔族皆有的心理狀態，‘轉型’過來，筆者曾一再強調，非通過兩百年的曆史三峽不為功。袁翁世凱的處境，還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間，他望峽生畏，要掉轉船頭，駛回重慶，其居心原不難理解，隻是其行為則愚蠢不堪罷了……。他此時已駛船入峽，順流而下，灘高浪險，掉頭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黨不知也，悲夫。　　內憂外患，風雨飄搖　　再者，縱在六百年前的帝製中國，以袁氏當時的政治形勢，他也沒有稱帝的條件。咱安徽老鄉鳳陽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勸他，‘高築牆，多積糧，緩稱王’。稱王稱帝，是子孫萬世之業，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礎打好，四平八穩，萬無一失，然後再慢慢因勢乘便，稱霸、稱王、稱帝。洪秀全愚昧無知，就犯了這個大毛病。他一開始造反，剛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稱天王，另封東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們打下南京，功勞最大的東王九千歲，也要升一升，那麽九千歲就要升為‘萬歲’了。升不了萬歲，最後就王殺王，同歸於盡了。　　袁世凱這時要做皇帝，慢說是民國，縱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稱王太早嘛。在他那個民國初年的中國，外有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國亡無日；內有白狼橫行，中原正一片糜爛。袁雖趕走了孫中山，他並沒有打平中國。相反的，袁政權也正風雨飄搖，總統尚且不穩，那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敗何待？現在且看看那個，把中原地區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是甚麽回事呢？用個現代名詞，那就是民國成立之後的第一次農民大起義，時間是民國二年秋季，爆發地點是河南西部豫鄂邊區。後來蔓延於鄂、豫、皖、陝，甘五省。陷五十餘城，雖不說赤地千裏，然所過之處，官軍不能製，相互砍殺，廬舍為墟，曆時數載，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爛。白狼，這位農民領袖，據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所記真名為白朗，河南寶豐人，原為革命烈士吳祿貞的參謀，祿貞被難後落草為寇。聲勢日盛，乃被誤呼為白狼；義軍後亦以此諢名自豪，雲雲。陶記亦得自傳聞，不可全信。另據杜春和編‘白朗起義始末’【收入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則白狼一名白瞎子，隻是一個半文盲的貧農，白狼起義時，二次革命亦於同時爆發，黃興曾輾轉與之聯絡，並委派之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軍後方破壞京漢鐵路以阻北軍南下。總之，白狼盛時，一‘杆’萬餘人，橫行五省，飆忽如急風暴雨，儼然是五十年前撚軍曆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後白狼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創，敗退至河南魯平時，卒為袁軍臥底的密探擊而死，時年四十一(另說四十六歲)，其敗亡亦如撚軍當年之任柱也。【參見‘晚清七十年’卷二，頁一六○-一六三；及羅剛著「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上冊，頁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筆者附注：我國黃淮平原一帶，民風強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幾無歲無之。筆者本人，生於斯，長於斯。幼年竟是目擊之人。白狼之亂時，餘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農村鬧劇。蓋我鄉，今肥西，地處黃淮平原的邊緣，每遇‘荒年’，即時聞出自皖北河南一帶的‘股匪’南下劫糧‘打荒’。‘股匪’與‘土匪’不同。土匪隻是零星的小強盜，打家劫舍，綁票勒贖。股匪的組織則如軍隊。其來勢如潮水。少數官軍都逃避一空，或據縣城自保。鄉村農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搶，乃抱兒攜女，牽牛趕豬，相率逃亡，謂之‘跑白狼’；或聯莊紮寨，武裝自衛，謂之‘打白狼’。過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稱‘白狼’。憶北伐前夕，某次白狼過境，餘學步未幾，竟也腰掛‘勃朗寧’，隨武裝農民在農村‘浪勁(境？)’遊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們有備。切莫來犯。據老輩傳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誤。兩辭土音相同也。楊家將隻有‘七郎’，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雲。這種‘跑白狼’、‘打白狼’在當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曆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撚軍、淮軍，都是同一個社會基礎上起來的。北伐之後不久，當地又發現了張國燾、徐向前的‘紅軍’，武裝自衛的地主和農民，誤把‘紅軍’當‘白狼’，就變成反革命了。毛主席來了，不許老百姓‘當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農民就隻有待在家中餓死了。‘大躍進’時，安徽一省就餓死農民六百萬。陳一谘先生後來被國務院派在肥西調查，他根據官方內部的資料向我說，安徽餓死的農民，遠超過六百萬。這也是我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的，轉型現象之一，至可歎也。故隨筆記錄之，以為祖國農村社會轉型留一點信史。　　外患比內憂更嚴　　農民暴動固然是把袁總統的民國，弄得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畢竟還無亡國之虞。與它同時發生的外患就不同了。應付失策，就難免有瓜分之禍。這種外患，說來話長，將來當辟外交專篇細論之。此處隻能三言兩語，略作交代。筆者在清末導論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紀初年謀我最急者，莫如日、俄兩國。兩強對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麵目猙獰，述之真足汙我筆墨。表麵無日、俄之猙獰，然深謀遠慮，笑裏藏刀，對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則大英帝國也。　　筆者在庚子聯軍諸章曾細述之，在八國聯軍時，英國深恐我被瓜分而影響其通盤利益，乃策動美國大搞其‘門戶開放’。筆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國之所以策動美國帶頭者，是它誌在阻擾日、俄對華之瓜分，而對其本身在華之利益範圍，則斷不‘開放’；對其在華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斷不放鬆也。因此當日、俄兩國乘辛亥革命與二次獨立之亂，而對滿蒙蠢蠢思動時，英國已不聲不響，繼續深入西藏矣。　　英國對西藏的割裂企圖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雙方已正式與非正式訂過五次有關西藏的條約，計有：‘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薩條約’(一九○四，此約為西藏地方政府所簽訂，因主權損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絕承認)，‘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一九○六)，‘修訂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約中，英方雖在不同程度上，極力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有‘主國’的‘統治權’。然自始至終，英方不願否認中國對西藏有‘上國’的‘宗主權’。英國當時作此項承諾，並非如一般西方專家所說，由於中國政府‘靈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卷十八，頁三八二】。顢頇的大清官僚，無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國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諾者，誌在防俄也。因為此時的西藏正處於英、俄兩強，對華擴張的交叉點。而此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即現任十四世達賴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誘惑之下，與俄諜勾搭甚緊。並暗上俄皇以‘護法皇帝’之尊號【參見台灣版‘清史’列傳三百十，藩部八，頁五七三二】。英為防俄，始提高中國‘宗主國’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後，俄人不遑南顧之時，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國際形勢，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指揮之下，於一九○四年夏季，一舉將拉薩占領。十三世達賴懼為英俘，乃倉卒逃至青海，轉往庫倫，冀得俄援。英國占領軍遂扶持達賴之門徒，九世班禪喇嘛，作英國之傀儡。清廷亦給與班禪以攝護權。在隨之而來的中英藏交涉中，英方乃企圖把中國的‘宗主權’一舉廢棄。另提出苛刻條件，足使西藏淪為英印的保護國。並索賠軍費英金五十萬鎊，為期七十五年。不賠清，則英軍不離藏境。斯即上列‘拉薩條約’之要旨也。英方即以此約強迫清廷簽押。【條約要目見同上‘清史’，及其他條約書。】　　斯時清廷駐藏辦事大臣，為一顢頇之旗人有泰。英占領軍乃令有泰供應英軍給養，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製於藏官，不能支應占領軍之夫馬。清史說，‘榮赫鵬笑頷之。載其語入藍皮書，即據為中國在藏無主權之證。’【見同上，頁五七二三】這也就是上節所說清方‘靈活的外交手腕’吧。後來有泰被朝廷革職充軍，另派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往印度，和英方繼續交涉。唐為留美幼童出身，英語流暢，現代國際法知識亦甚豐富，乃據理力爭，然英人分厘不讓，還是無功而返。但此時英人亦已感受列強壓力。蓋日俄戰後，兩國為聯合霸占我滿蒙，抗拒英美染指，曾三度秘密訂約，結成死黨以拒英排美，儼然一個新的俄日同盟，已在形成之中【見下節】。在此新的國際形勢之下，英國一麵與俄廷直接交涉，不讓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國主權’；另麵對我西藏，亦不敢過分侵權，以免日俄據為口實，終向清力讓步，而另訂新約。但是英人謀藏，初不因此小挫而中止，辛亥革命炮聲一響，它就卷土重來了。　　西姆拉、麥馬洪和內藏外藏　　英人企圖重據西藏的第一步便在班禪、達賴這兩位和尚身上打主意。在班禪居攝期間，英人曾乘英王子訪印，而力邀班禪赴印觀禮，另作企圖。然班禪在藏究不若達賴之有潛力也。一有機緣，大英帝國為其永恒的利益，就迅速舍班禪而就達賴了。原來達賴在庫倫一籌莫展之時，乃回向清廷，請求‘入覲’。此時慈禧與光緒雖已在死亡邊緣，仍許其朝覲，而優禮有加，並允其回拉薩，複主藏政。事為英印所悉，乃暗中說動達賴潛往印度待機。蓋清方此時在袁世凱、張之洞等主政之下，正在改組駐藏辦事大臣而充實其權力，並發川軍入藏。達賴回藏後，對主政缺乏自信，乃為英諜挾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國，而盡褫其封號。迨辛亥亂起，英人認為時機已至，乃於民元六月，武裝護送達賴回藏，並乘亂驅逐清廷駐藏大臣，殺戮親中人士，而重掌藏政，另派西藏僧軍入侵川邊，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反擊，弄得邊釁大開，烽煙四起。對此一邊警，當時民國朝野，和中外媒體，固知根在英印。為釜底抽薪之謀，當時之袁政府也就徇英人之建議，在印度之西姆拉城，召開中、英、藏一體參加之西姆拉會議(The Simla Convention)了。　　這次西姆拉會議，從一九一三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一四年七月無疾而終，曆時數月，可說完全出諸英方設計，列出議題，作好條文，要中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全部承諾而已。英印方麵究竟有些什麽既定方案呢？長話短說，蓋有數端：　　英方的最高理想，蓋為西藏之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然後漸次導之與印度合並。或單獨形成一與緬甸相似之英屬殖民地。此一設計如因俄、美等列強介入而無法實現時，則繼續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部分並入印度，然後再逐步深入，得寸進尺，把他們心目中的西藏再劃成‘外藏’和‘內藏’。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完全‘自治’；內藏則深入川邊，青海和新疆，由中國政府統治之。如實行此計畫，則英方對藏印邊界乃要求以喜馬拉雅山之分水嶺為界線，把喜馬拉雅山南麓，逾九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邊疆，劃入印度版圖，斯即所謂麥馬洪線(The McMahon Line)是也。亨利.麥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時為英方首席代表，故以其名，名英方所侵占之新界(無獨有偶，香港也有個新界)。其地東自雅魯藏布江穿過喜馬拉雅山，所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峽穀’，西延至不丹東界。全部麵積約為台灣寶島之三倍。【讀者如對該區地理有興趣，不妨參閱香港出版之‘中國旅遊’雜誌，一九九八字三月出版之第二一三期中的專文報導：‘徒步穿行世界第一大峽穀’，頗值一讀。】　　英人無端割裂我國如此大塊疆土，我方當然堅決反對，北方大熊之俄國，此時對英國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視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顧慮。斯時適值歐戰爆發，英國對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會議也就無疾而終。然其後遺症，則至今猶存也。　　【筆者附注：此一麥馬洪線我方雖向未承認，縱是今日流亡在跟印度的達賴亦未嚐承認，然英國政府，和獨立後的印度政府，以及成見素濃的西方漢學家和媒體，則不顧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之無據，而視非法為當然。回憶一九六二年中印發生邊界衝突時，尼赫魯曾堅持麥馬洪線為中印分界線，西方學者與媒體也一致袒印。當時紐約市內各大學的華裔學者十餘人，曾在紐約華美協進社舉行國際研討會與記者招待會，在純學理上，維護史實，力辯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毫無法律根據，其後紐約時報，迫於無可置辯之學理與史實，竟亦改變立場，確認麥馬洪線為非法。固知在國際交往中，如確有史實與學理之根據，則眾口亦未必可以鑠金也。】　　達賴、班禪和土司的統治權限　　據‘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圖籍所統計，達賴所轄寺廟凡三千五百五十餘，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黑人(俗民、農奴)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每戶平均五口？)。班禪所轄則三百二十七廟，喇嘛一萬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戶。【見同上‘清史’，頁五七二八】其他邊區居民則為無數說漢藏語係(Sino-Tibetan languages)，漢化或半漢化(Sinicized or Semi-Sinicized)生熟番民，台灣所謂原住民也。由領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統治之。區中如‘熟番’甚多，而土司苛政不止，內鬥不停，政府乃收回土司印章，把地區納入正常郡縣係統，謂之‘改土歸流’或‘郡縣化’。此一製度在美國史上亦有之，名曰‘建州’(把‘地方’Territory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升級為‘州’State；兩百年來美國已由原始之十三洲，擴展至五十州。近年還有些菲律賓人和台灣人想加入作第五十一州呢。)而在古老中國郡縣化，已行之三千年矣。縱五胡、蒙、滿等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亦未嚐廢也。清末改新疆為省。滿族統治者亦改其故居發跡之滿洲為東二省，此時清廷正在把川邊郡縣化為西康省，而革命軍興乃中止。民國成立後，西康設省之外，熱河、綏遠、寧夏繼之，在官吏任免上雖有不妥之處，而製度無虧也。人民中國成立之後，誤以蘇聯製度為先進，而反流歸土，廢多民族雜居之省，為單民族獨居之自治區州，迨發生動亂，又調大軍鎮壓，以君子始，以小人終，逼達賴逃亡異域；環伺之異族，幸災樂禍，唯恐中國不倒，乃相率作或明或暗之顛覆，致有今日新疆、西藏不停之動亂，擾及闔族之安危，良可慨也，良可慨也。　　西藏於解放之初，實際人口僅百餘萬人。今日達賴喇嘛則堅稱，藏族人口逾六百萬，何也？原來他是承繼民初英人對西藏之設計，合所謂外藏、內藏而統計之也，達賴和尚哪裏有此狂妄思想？大英帝國主義者之甘棠遺澤也。尼赫魯當年還不是也要承繼大英帝國的疆土，而吃了敗仗，憂憤以終。六○年代之初，餘曾奉哥大派遣，出差印度，見其邦美女乞丐，均荷槍作軍事訓練，發誓收複麥馬洪線上之‘失土’頗為之感歎不已。從何說起呢？【有關本篇之中西文史料，足以汗牛。節要而讀之可參考李鐵錚在哥大所著之博士論文：Tieh-tseng Li,“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Status of Tibet’(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1953)。此書有增訂本及漢譯本，其他著作及有關檔案，另詳‘史料篇’。】　　‘大西藏’的思想根源　　十九世紀的傳統帝國主義之外，造成今日達賴及少數藏族基本教派(fundamentalists)，對擁有六百萬人口，和雲南、四川、青海、新疆邊區疆土的‘大西藏’的幻想之形成，當年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中共民族政策，也不能辭其咎。而這一由抽象的幻想，化為具體的政策，由唯心主義(Idealism)蛻變出來的進化論的根源，實出於：(1)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2)列寧所一手創造的第三國際理論中，最時髦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濫觴之時，又碰上了，(3)我國千載難逢的啟蒙期，在‘五四’前後，再經過一些中西之學並不甚粹底、一知半解的時髦青年加以鼓吹，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促其實現’，就變成近代中國的，來勢如疾風暴雨的潮流思想了。　　須知，小民族搞大主義，不止達賴喇嘛呢。二戰期中，泰國的皇室竟然也糊塗到和日本勾結，以圖擴張。他們的意蒂牢結便是，泰族本是東南亞第一大族，其疆土包括整個的中南半島，和中國的滇、黔、桂、粵諸省。因此他們要與日本合作來收複失地，以建其大泰帝國呢。二戰後，按理泰皇應以日本幫凶受戰犯之審呢。盟國隻以小把戲糊塗，不配作戰犯，才放他一馬。　　回憶五○年代之末，我正襄讚李宗仁先生撰寫其回憶錄時，告訴他說，廣西今日已不是個省，而是‘壯族自治區’了。李公竟不知‘壯族’為何族。我書人旁加童的繁體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這位廣西王，竟不知‘童族’，住在廣西什麽地方。而當時北京公布，壯族為中國第一大少數民族，有人口六百萬，雲雲，而李宗仁不知也，豈非滑稽哉？壯族之中如果也出了個達賴喇嘛，也要來搞個人壯族民族自決，則滇、桂、川、黔，豈不都要獨立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嘛。總之，需時數百年的社會文化大‘轉型’，過程是十分複雜的。少數民族向‘主流’集中；向主流認同，中國已搞了幾千年了嘛。今日的美國不也有‘少數民族’(Minorities)，加入‘主流’(Mainstream)的諸多問題，而郡縣化之，相安無事嘛？為何以同一問題，而專向中國找碴兒呢？下卷當關民族問題專章，與有同好之士共研之也。　　俄國對蒙古的覬覦　　比英國之割裂西藏更為積極而可怕的，便是俄國的覬覦蒙古了。長話短說，中國有史以來的外患，以北方為烈。匈奴而後，從五胡到契丹、女真、到蒙古、滿洲，都是坐北朝南的。斯拉夫、俄羅斯，便是最近的一個。在滿清康雍幹時代，北極大熊隻在蒙疆之外打轉；嘉道之際，它就深入滿蒙了。日俄戰後，兩強的勢力範圍，平分我東北。中國就逐漸被迫以長城為國界了。　　俄國人在一八六○年的北京條約之後，一直把我東北視為禁臠，勢必全吞而後已【參閱導論篇卷四】。殊不知日俄一戰(一九○四-○五)，北極大熊竟被東海上的日本小鬼一下截堵了。在日俄戰前，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原為聯日防俄。孰知日俄戰後，局麵倒轉。俄日兩國為平分我東北，並防製英美向東北染指，乃化敵為友，一連通過兩次日俄‘密約’(一九○七，一九一○)，乃擅自將中國東北，劃為‘南滿’、‘北滿’兩部。南歸日本；北屬沙俄。界線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設有其他列強欲染指南北任何一部，則兩強彼此相助，而共逐之。後來美國的鐵路大王霍裏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想在滿洲築路，以完成其環球鐵路計畫(略似今日由柏林至連雲港之歐亞鐵道聯運)，日俄兩國聞訊，乃攜手杯葛，終使霍君之偉大計畫為之泡湯。(早年歐美漢學界曾有帝國主義不存在之論。以中西糾紛多出於華人之排外主義(Chinese Anti-Foreignism)，不才未被說服，曾撰文舉上例，認為那是發生於中國的外人排外主義(ForeignAnti-Foreignism)，與‘華人’無關也。曾引起若幹不快。)　　根據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日兩國所簽訂的第一次密約的‘附款’，他兩個貴國在我東北所劃的南北滿分界線，起訖之點如下：　　從俄韓邊界西北端起劃一直線至琿春，從琿春劃一直線至畢爾滕湖(即鏡泊湖)之極北端，再由此劃一直線至秀水甸水，由此沿鬆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與洮兒河交流之點，再由此點起沿洮兒河至此河橫過東經一百二十二度止。【上引此‘附款’之漢譯采自：何漢文編著‘中俄外交史’，一九三四年中華書局出版，頁二五八】　　我們如果翻開一本早年中國的地圖，把上引‘附款’追蹤一下。大致說來，它兩個貴國是把我們的吉林省，攔腰一刀，把該省劃為南北二部，由兩國平分之。北吉林與當年的黑龍江全省屬俄；南吉林和奉天(今遼寧)全省屬日本。我們試看看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所劃的秘密‘分界線’，再把它和英國的‘麥馬洪線’，對比對比，這叫不叫做‘帝國主義’呢？是非自有公論嘛。　　俄日三次密約，瓜分內蒙古　　不特此也。等到辛亥革命起來了，俄日兩國乘我國內戰亂，經數度密議之後，終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八日，再訂‘第三次日俄密約’，又把中國的內蒙古瓜分掉了。這宗密約不隻下流刻毒，其黑箱作業，也頗饒趣味。今且略刪冗文，錄其原條如下：　　為確定並完成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一九一○年七月四日之兩次密約，並防止關於滿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誤解起見，俄日兩國政府決定延長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密約之分界線，並劃定內蒙古之特殊利益範圍，茲協定下列條款：　　第一條：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線應沿Oulountcheourh(今烏倫池？)及Moushisha(？)河之分水界，從此沿黑龍江省與內蒙古之邊界直至內外蒙古之邊疆。　　第二條：內蒙古分為兩部：北京(筆誤，應為北經)經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羅斯帝國政府擔任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內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國政府擔任同樣義務，尊重在上述經度以西之俄國利益。　　第三條：兩締約國對本約須嚴守秘密。　　一九一二年(我民國元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五日)　　(俄外長)沙查諾夫(S. D. Sazonov)(日本特使)本野(一郎，簽訂於俄京聖彼得堡)　　【漢譯采自上引何著「中俄外交史’頁二七三-二七四】　　再大略言之，它兩個貴國，在清末首先把中國的東三省，分成南北二部而分據之。不許第三個列強，在此染指。然後再慢慢地，軟硬兼施，政經齊下，把中國的主權吃掉。吃掉的故事很冗綴，例如俄人在北滿利用建築東清鐵路(民國時叫‘中東鐵路’)作基礎，漸次把北滿殖民地化。就可寫一部有分量、有權威的博士論文【見Peter S. H. Tang(唐盛鎬)，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此書為作者原先在美國哥大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筆者在將來的‘外交篇’裏，當再慢慢交代，作較詳細的征引與報導。此處篇幅有限，暫時打住。　　且說，到辛亥革命前後，俄、日這兩位鄰家，又進一步把中國的內蒙古，一分為二，劃為東西兩部。東內蒙古屬日本；西內蒙古屬俄國。他兩國所私下決定的東西內蒙古的分界線是，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116。27’E)。上引約文所提的兩條小河，一般的中西文地圖，都不易找到。但大致說來，我們如從滿洲裏向南，循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劃條直線，直指北京，線東內蒙古屬日本；線西內蒙古屬俄國，就大致差不多了。　　沙俄割裂外蒙古的鬧劇　　俄國既有此侵略滿蒙的藍圖，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全國騷動之時，俄人即認為搞外蒙獨立，此其時矣，乃唆使庫倫(今烏蘭巴托)活佛哲布宗丹巴呼圖克圖成立‘蒙古國’，向滿清政府宣布獨立。同時向境內四蒙旗各征兵萬人組織‘蒙軍’，由俄國教官訓練，並由俄接濟快槍四萬枝，子彈四千箱，大炮八尊，貸款兩百萬盧布，作勢武裝南犯，以表示外蒙已脫離中國矣。當時清政府已在覆亡邊緣，無力應付。迨民國政府成立，雖不斷向俄抗議，向庫倫警告，然亦無力北顧，沙俄就進一步促使外蒙古正式獨立了。【上引俄援史料見何著前書八章二節，頁二七五-三○二；另據 O. 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 The〞Great Ga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 10,“Revolution and the Manchu Borderlands, pp. 149-60。俄援蒙武器，則為來複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子彈七百萬發。十月革命後所公開之俄檔，則為三英分口徑步槍六千支，子彈三百萬發，龍騎兵軍刀二千副，馱載機關槍兩挺，及輕炮兩門，見俄廷遠東司司長於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俄駐庫倫總領事電第一九五五號。漢譯全文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六四三。這三種不同數字，或由於俄援分批付給；或因中英兩方情報上的誇大。唯Clubb書所引資料亦係出自‘紅檔’。並存之以待通人。】　　在袁世凱代孫為臨時大總統後，為時不到半年，原帝俄駐清公使廓索維茲(Ivan Korostovets)便奉俄皇之命潛赴庫倫，與哲布宗丹巴活佛私訂一連串的‘俄蒙協約’、‘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礦、郵電合同多種。言明不許中國在蒙古駐兵，向蒙古移民等各種限製……。總之，中國在外蒙古掃地出門，中國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統治權，由沙俄一古腦代替就是了。俄人為此，頗感自豪。【見上引漢譯俄檔】　　此一消息傳出之後，北京大震，全國大嘩，趙內閣的外交總長梁如浩，不勝震撼，竟至棄職而去，袁世凱總統乃派陸征祥繼梁，直接與帝俄交涉。而俄廷隻詭稱事為蒙人主動，俄政府隻能以調人身分居間代為斡旋，並乘機對袁政府大加要挾。若中國不承認外蒙獨立，俄國即不承認革命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民國政府亦深知，若無列強承認，中國即舉債無門，政府就要癱瘓。　　蒙事發生後最奇怪的事是，中國全國震動，並麵向列強，希望能一秉門戶開放之原則，維持中國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誰知除華盛頓略有表示，願意參加‘調解’之外，英、日二強竟三緘其口，不願對沙俄說半個不字。今日我們在世紀末，回看舊史，始知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秘密外交時代’，各列強都為一己私利，被所謂‘密約’綢得死緊，雖彼此相嫉，而口不能言也。日、俄既自縛於三次密約，已如上述；英國亦因沙俄在西藏問題上讓步，俄對英有‘互不堵財路’(我國江湖上的扒手即有此不成文的道義)之默契，英國對沙俄在蒙，固亦有其回敬之義務也。美國此時在占領菲律賓之後，亦已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遠東帝國主義。它對英固有血濃於水之情，為著保護在菲的殖民利益，它也不顧開罪日、俄。門戶開放之原則既一去不返，我們這個地大物博的東亞病夫，就再次麵臨瓜分之噩了。其實俄人之圖蒙，已早有決策。遠在一八五四年，俄西伯利亞總督樓納維夫(Nikolai Nikolaievich Muraviev)即已向俄廷報備，一旦滿清朝政失控，外蒙便應由俄廷接管。如今清帝失位，豈非天與人歸，正是俄國接管之時哉？【見Clubb前書頁一五一，引俄檔】　　所幸東亞病夫，癡人也有癡福，這些環伺的帝國主義，由於彼此嫉忌，他們也不願任何列強取得中國邊疆地區滿蒙和新疆、西藏的主權。蓋由中國保持各地區的宗主權，他們彼此在將來，都還有分贓的希望。若被任何一強獨占，如朝鮮、安南、緬甸，和東海濱省，則其他列強也就永無指望矣。因而他們之間也有個默契，讓中國繼續享有其名義上的宗主權。一旦有機可乘，如日本之在一戰中的山東，俄國之在二戰後的滿蒙，則取消中國宗主權，實易如反掌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因此陸征祥在奉命於民國元年十一月開始為蒙事與沙俄直接交涉之後，曆時五閱月，簽出草約，而此草約竟為北京國會參議院所否決。陸征祥為之辭職，袁改派孫寶琦為外長，與俄廷繼續商談，其中雖經過二次革命之亂，而交涉未斷，終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雙方交換，尊重彼此立場之聲明照會。並議定嗣後中俄有關蒙事交涉，外蒙古得參與其事。據此中俄蒙終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七日於恰克圖以中俄蒙法四種文字，簽訂‘中俄蒙協約’二十二條。在此約中，沙俄雖堅持在我國境內的各項特權(亦如甲午戰前日本之在朝鮮者然)，和蒙古的‘自治權’。但出乎意料，沙俄居然仍承認中國為外蒙古之‘上國’，享有在外蒙古的‘宗主權’。新約且言明‘外蒙古為中華民國疆土的一部分’。【參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一九九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頁四四一-四五二；前引何著「中俄外交史’亦記述彌詳，見頁二八八-二九二，唯時間略誤。Clubb前書九、十兩章，亦可供參考；原始檔案及最近參考書詳外交篇及史料篇。】　　讀者讀拙文至此，可能會感到奇怪吧。俄國為何如此色厲內荏，前倨而後恭也。朋友，非也。此時外蒙古如果獨立了，西藏不也就要獨立了嗎？再者，此時歐戰已經爆發，日本也已攻占前德人所霸占的膠州灣和青島，囊括了山東半島，並已向我秘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了，外蒙如正式脫離中國，則日本在山東、南滿和東內蒙，勢必踵起效尤，則中國就要被瓜分了。俄國也就要從此失去‘收複’南滿煤，包括俄建的南滿釵路以及通過新疆向南擴張的機會了，此俄人之所不欲也。俄國在外蒙要享其實，而淡其名也。吾人今日於世紀末，回頭一看，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帝國解體之前，外蒙古不是一直都在俄國掌握之中嗎？而英國雖一直垂涎西藏，它至今還沒有俄國在外蒙古的機會呢。雖然後來日本竟能罔顧赤俄的疾視，還是把整個滿洲獨吞了。後章再詳敘之。　　蒙古分裂主義者的矛盾情緒　　其實當年外蒙古在俄國誘迫之下，首先宣布獨立，按著又在俄國保護之下大搞其自治，實非蒙古上下層教俗兩造領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蓋蒙族原為我邊疆第一個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個宇宙帝國的少數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國的朝代名稱，從秦漢魏晉……，到宋遼金，均是具體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後，卻不願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個抽象的宇宙名稱‘元’，以為朝代之名。以示其真正的‘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傳統儒家思想裏的宇宙大帝國，不自限於某一特定區域也。自元以後，明、清、民國，就不再以具體的區域地名，以為國名了。文化主流區則始終以中原為根本。李登輝總統不也有‘新中原’構想嗎？不錯也。　　朱元璋(筆者曾懷疑他是回教徒，而非佛教的和尚)於十四世紀中葉，以明代元時，他所搞的也隻是個‘以夏變夷’和‘改朝換代’的傳統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回教徒的開國功臣，並沒有‘驅除韃虜，建立明國’底現代民族主義的概念。因此元順帝亡朝之後，也隻率數千蒙兵逃往塞北，當時在中原和華南各省定居的千千萬萬的蒙族人民，並未隨順帝北逃。且用句當前美國的新名詞，他們大都隻是改從漢姓‘加入主流’(join the mainstream)而已。且看我國當代人物，對中華道統衛道最力，有‘中國脊梁’之稱的梁漱溟大師，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兒之後嗎？記得若幹年前，筆者在某項文學獎的評審會上，曾投過她一票的台灣名女作家席慕容，不也是蒙族嗎？(這在現代多民族的國家裏，也是例不勝舉的，有時，像今日印尼、泰國等等，都是強迫執行的。)　　等到三百年後，滿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編成‘蒙古八旗’，從龍入關。入關之後，他們也和滿族一樣，享有終身俸祿等等統治階級的特權。有清三百年中，漢族功臣，像曾國藩、李鴻章，最高隻能封侯。蒙人則和滿人一樣，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為親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與王公並列的活佛，漢族和尚則連個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統治階級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後的庫倫，他們已在紙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們再回到庫倫去搞獨立，搞自治，實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國教書的李鴻鵬教授，就曾上書毛主席，並直接寫信給斯大林，氣憤填膺的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國人那時在庫倫暗動手腳的，也專以活佛為對象。他們要扶植這些親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當總統，這就不是過慣了滿蒙一體的北京貴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還有蒙人和漢人究竟也有幾百年的交情。非比尋常。他們拿清廷和民國政府的封號和津貼，直如家中子弟之討學費，給少了，還可以打滾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錢，看老毛子的臉色，可就不那麽簡單了。所以縱在俄國人所策動的分裂運動初起之時，他們的窩裏反就鬧個不停。反獨立、反自治之聲也不絕於耳。和今日台灣統獨兩派之爭，也差不多吧。　　君不聞，達賴喇嘛最近和曹長青君的對話嘛。曹君問達賴為什麽不搞獨立。達賴說獨立之後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補助了。【近月在香港發行的‘開放雜誌’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欄報導。】朋友，這就是中西之別了。我們傳統的漢唐帝國主義是一種儒道的死要臉、活受罪的賠本交易；西方帝國主義就是個霸道的、狠毒的經濟剝削了。兩者之間是不可以畫等號的。因此俄國人那時在蒙古搞分裂運動，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沒太大興趣；獨立自治，對那些住在蒙古包內的、貧苦的牧民，究竟有什麽好處呢？再者，蒙古牧民單純的皮毛貿易(furtrade)的經濟體係，和遼闊的國防自衛，都不是離開中華祖國後，可以獨立運作的。數百年來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華‘主流’(mainstream，有心的讀者請注意，這是今日美國學術界所通用的時髦名詞，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他們剩下的住在蒙古包裏的人口，縱在今日，也隻有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人【見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九八年年鑒】，不過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內幾條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經濟上和國防上，都應屬於中華經濟圈和防衛圈，沒有搞獨立的必要(這也是今日達賴喇嘛不搞獨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後明也。所以後來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統治階層便主動的上書民國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後章再續論之。　　一次我曾以此問題乞教於美國第一號蒙古問題專家的拉鐵摩爾說，蒙古獨立已經取消了嘛，何以後來又反水呢？拉氏以漢語答我說，‘錯在小徐，錯在小徐(徐樹錚)。’小徐犯了些什麽錯誤呢？到時再慢慢說吧。(拉鐵摩爾是個怪傑。一次他和他夫人與我夫婦聊天。他說他夫婦是在庫倫結婚的。婚後各騎駱駝一隻去作蜜月旅行，從外蒙，穿內蒙、甘蕭、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騎到印度，大致度了個‘蜜年’雲雲，使我們大驚失色。)　　日軍攻占膠州灣，進窺山東　　以上所述英、俄兩強，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亂，割裂中國邊疆的故事，那還隻算是‘邊患’也。日本人其時也乘機入侵，那就是最嚴重的、生死交關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約時，他兩位鄰家就秘密說妥，中國革命運動一旦嚴重到某種程度時，他倆就聯合出兵，按兩國在滿蒙境內所劃的秘密分界線，一舉占領滿蒙。這一占領計畫之所以沒有實現者，第一是革命時間太短，未搞到兩強所期盼的‘嚴重程度’；第二則是他兩位鄰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對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給耽誤了。可是出兵的機會是繼續不斷出現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個機會又來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間在歐洲爆發。日本人借口於英日同盟，就開始占領我們的山東，隨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國變成日本底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了。　　日本這個後來居上(裏白外黃)的香蕉帝國主義，其狠毒，其無恥，實遠甚於它的前輩的歐美帝國主義。它乘歐戰爆發而侵略中國的行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於篇幅，此篇隻能略作交代：歐戰既起，日本乃於八月十五日向中國政府發最後通牒，言明一月之內，德國如不將包括青島在內的膠州灣，全部轉移與日本，日本即將為維護英日同盟之義務而攻占之。說時遲那時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對德宣戰，中國雖已宣布中立，日軍兩萬人卻在山東半島北岸的龍口登陸，不顧中國強烈抗議，逕循陸路南下進攻青島。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戰爭時之舊例，劃出濰縣車站以東地區為‘德日交戰區’，以西為中國中立區，要求日軍不得西犯。德人此時雖有意把膠州歸還中國，而日本不允。　　日軍既迫近青島，不顧中國政府不斷的強烈抗議，仍揮軍西進，借口膠濟(青島至濟南)鐵路為中德合資，乃一舉將膠濟路全線占領，並於十月六日侵占濟南車站。不用說把德國雇員拘為俘虜，中國雇員亦全部驅逐，代以日人。同時並將鐵路沿線的礦山企業及膠州的中國海關，均全部占領。袁政府雖不斷抗議，日方均置若罔聞。北京乃訴諸英、美兩強，乞求主持正義。當時秘密往返於英美使館之間者，則為留美返國的顧維鈞博士。顧氏由外交部秘書，提升兼大總統府機要，又兼外交部參事【詳見‘顧維鈞回憶錄’】。此時日本已派有奸細跟蹤，剌探其行動。後來甚至公開要求，不許顧某參加有關中日間的秘密交涉。據顧氏告我(說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過，蓋顧有親英美之名，對英美的絕密聯絡，彼絕不透露絲毫題外之言，所謂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時英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為日人在華的行為所傷的腦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顧英、美兩強的合力阻止，日本還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條要求’。他雖言明，排除親英美的青年顧博士參加密議，最後還是顧某為之泄密，而功敗垂成。至於日本這次天大秘密是怎樣被揭穿了的，顧維鈞先生在半個世紀之後才向我說：‘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說過啊。’這時我才把這件戲劇性的外交秘密，記入他那不朽的‘顧維鈞回憶錄’。有心的讀者要打破砂鍋，可翻開顧氏自述而細玩之也。今且將二十一條交涉經過約略交代如下：　　‘二十一條要求’的思想背景　　簡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歐戰爆發之後，無不認為是實行他們大陸政策，化中國為印度的‘天賜良機’。我們今日試翻當年日本各界對華的言論，幾乎是眾口一辭。上至天皇、元老，和軍部，下及‘黑龍會’裏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邏輯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歐戰爆發後，西方列強無瑕東顧，日本在東方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歐戰終有結束之一日。到時歐戰兩方，不論誰勝誰負，都會重返東亞，對中國繼續其瓜分和掠奪。因此日本在大戰期間，對中國就應加以獨占，迨大戰結束，列強東返時，對日本在中國所造成的既成事實，無法改變，這樣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權就前途無限了。這是他們的腹案。　　至於在中國造成個怎麽樣的既成事實呢？日本人卻有個很具體的計畫。根據這計畫打算強迫袁政府與日本訂立一個所謂‘國防協約’。按此協約，首先他們就要在‘南滿’和‘東內蒙’，取得確定的統治權。然後大量移民，為千百年擴張之計。對中國本部，他們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區的政治、軍事、財政和警政的監護權，化中國為日本的保護國；更具體的則是他們要在中國中南部修其鐵路網，並開發那些開不盡的礦產資源。為防製大戰後東歸的西方列強的回流，他們還要特別要求中國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島嶼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讓與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強。中國如能將福建全省割讓與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見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龍會所秘密擬訂的‘黑龍會備忘錄’，漢譯全文載上引‘軍閥時代’卷二，頁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國防協約，雖隻是黑龍會所擬的方案，它和日本軍部所擬的秘密方案，大體上是一致的，不過黑龍會的備忘錄，寫得更為明確，更有條理。其後日本二十一條的具體條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發現，而馳名世界的‘田中義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體係，和行文體裁，都是前後一致的。後篇中當續敘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聽計從，他們對老袁還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謂‘引誘條件’和‘威壓條件’。前者包括歸還青島，和助袁鎮壓‘革命黨’和‘宗社黨’；或說服他們向老袁投靠。對袁的威壓條件，則有文有武，有陽謀，也有陰謀。在調兵遣將，海陸同時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潛返大陸，把中國‘鬧成全國一團混亂’，如此則不怕袁之不從也。【見同上，頁七七八】　　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內閣軍部，和黑龍會方向一致的侵華藍圖。那時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這些計畫書的關鍵人物，則為外務省的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華語讀者可參閱上引‘軍閥時代’卷二，頁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輯的漢譯日檔，凡數十篇。現任台北黨史會主委老友陳鵬仁教授，和筆者老同學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輯尤多，不勝舉也。在拙著計畫中的史料篇中，當盡載之。此處從略。】　　這次國恥期間，發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帶一筆。當上述孫、袁蜜月期間，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時，孫中山先生曾密電袁總統，建議暗聯日本，抵製帝俄，斯時孫公蓋不知有日俄密約之存在也。迨孫、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別致書大隈重信及小池張造，乞日本協助討袁。並言明在討袁成功之後，則將來的中國政府，當以滿蒙利益相許。其規模蓋不在後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下也。此一密件於二戰之後，始在日本老檔案中發現。史學前輩吳相湘先生愛人以德，為尊者諱，曾指為偽作。然就史論史，實非贗品也。【孫公致大隈函日期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見日檔原件)；吳書把致小池函，筆誤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別就很大了。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三。】　　二十一條交涉始末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既有上述的侵華腹案，幾經修訂，終於整理成五號二十一條，他們就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駐華公使日置益，特約晉見袁大總統時，親手將此絕密文件，交給袁世凱親收了。其‘五號，二十一條’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號，共有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移交日本，並另加其他路礦權利；　　第二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內蒙的一切路礦和無限製移民等，既有特權，不許列強介入，並延長旅大租期為九十九年；　　第三號，共有二條：要求中國承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其鄰近礦山等，未經日本政府同意，中國不得自行處理；　　第四號，隻有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聘用有力日人為中央政、財、軍顧問；日營病院、寺廟、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察局；中日合辦中國軍械廠，劃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鐵路之製造權；籌辦或整理福建省內的路、礦、港口、船廠，日本有優先權；日人有在中國布道權。　　【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七九九-八○一；複印自外交部原檔‘中日交涉始末’】　　這個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如果答應了，中國也就變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就要海陸並進，一杆到底，中國絕無能力足以反抗；列強，除美國之外，均困於歐戰，無力介入，而美國為顧慮菲律賓之安全，早已拋棄門戶開放之原則，更不願獨力阻止日本向中國大陸之侵襲。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二十一條要求既經提出，他們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輩帝國主義的老話)，中國的選擇隻是Bendor Peak(是彎腰，是毀滅，任君選擇可也)。但是這項要求，日本雖強迫袁政府絕對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項亡國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經過青年顧維鈞化裝走後門，進入北京的英、美使館之後，二十一條在二月中，就變成紐約、倫敦媒體的頭條新聞了。消息一出，舉世嘩然。中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社區，也就爆炸了。　　讀者公婆，我們設身處地想想，那時我們如果是在美國大學裏讀書，麵對這種亡國滅種的風暴，我們在圖書館裏還坐得下去嗎？就在這關口，那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便嚷嚷不可終日，可是那時也在康大讀書的白麵書生胡適，卻寫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國同學書’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勸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國事。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後來與胡老師在哥大談到他這封信，我還向胡老師這個‘低調俱樂部’的老祖宗，確實抗議一番。我說，為抗日救國而廢學、鬧學潮，固於事實無補，但是國家在此存亡絕續的關頭，它那熱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聲不響，無動於衷，埋頭讀書，則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還是個活的民族、活的國家嗎？胡公亦不禁莞爾稱是。　　曆史家如秉筆直書之，袁政府應付這次危機，還算得體。據日方秘檔所記，在雙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曆經四閱月的艱苦談判中，自袁以下，外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在長期交涉中，受盡折磨與屈辱則有之，細查中日檔案，縱是一向有妥協傾向的曹汝霖，日方會談紀錄也說他‘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情緒頗為激越’雲雲。【見‘日置駐華公使致加藤外務大臣電，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載‘北洋軍閥’卷二，頁八○九。】他們底賣國言行，則末嚐有也。　　其尤為難能可貴者，是曾經袁世凱通緝，袁諜日夜跟蹤，懸賞捕殺的國民黨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在此國亡無日之時，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國難，共同倒袁。相反的，他們竟公然呼籲同誌，‘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在美亦曾致書馮自由請轉勸孫公‘應即放棄討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這是何等胸襟？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對中華文明的潛力，每於此時窮處見之也。【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吳相湘著前書，四篇，三十三章，第六節】　　袁世凱後來為搞帝製，而終有遺臭。曹汝霖、陸宗輿在‘五四’時曾為愛國學生追打之對象。我輩治史者何厚於此等問題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見虛構之也。　　總之，經過四閱月之抗爭，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國內外的抗日運動，和國際輿論之壓力，二十一條中最凶殘之‘五號七條’，日人終被迫放棄。關於‘第二號，第三條’，日本所要求的無限移民，及日商課稅須得日本領事之同意，‘中國方麵絕對不能接受’【見同上】。然在交涉期間，日本已不斷向南滿、華北、長江(共有日本海軍軍艦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軍事占領，迫於眉睫，而國內軍民各界，和海外華僑，激於義憤，要求政府對日抗戰的電報，如雪片飛來，然袁政府此時是絕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貿貿然作武裝抵抗，那就無異於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回憶筆者在讀小學時代，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海內外各界人士，要求對日抗戰之沸騰情緒，亦正如‘二十一條’之時也。我記得國文老師要我們背誦陳布雷為蔣委員長所撰的‘告國民書’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我們師生在國文班上集體啜泣之往事，至今記憶猶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時，遠在重洋之外，在陳憲中、薑國鎮、邵子平諸先生領導之下，還要麵對聯合國大廈，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含淚大呼：‘日本不賠償，不道歉，我們永不罷休’哉？(在本篇撰寫結論時，於九月二十一日，筆者曾應約輟筆前往聯合國廣場，扛牌遊行，要求日本賠償道歉。陳為紐約區保釣領導人；薑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會主席’，二人皆台籍；薑夫人且為日裔。)　　事實上袁氏這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二十年後蔣氏所遭遇的困難。強寇入侵，既不能戰，又不能不戰。唯一的辦法，則是既不戰，也不降，來它個無限製的拖延，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苦撐待變吧。陸征祥是個慢性而多禮的外交家，每次會議之前，請坐、喝茶就要喝掉幾十分鍾，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則把會期減少，每周一會；更把會議程序無限拖長，二十一條，多來兮，再一條一條慢慢研究。顧維鈞先生那時是陸外長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趕出會場之前，場場參加。顧氏後來對我慢慢道來，繪影繪聲，十分有趣。在我當時撰寫‘顧維鈞回憶錄’時，我也曾把它繪影繪聲的記錄下來。顧氏對我這樣幹法，雖頗感意外，卻人為欣賞，並特函哥大當事人，把我大為誇讚一番。誰知後來這些保守學人，為著節省助理費(其實該省而不省的浪費正不知有多少)，把顧公和我所認為最精采的部分，都給‘節省’掉了。我個人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顧公竟為之頗感不快。當時我不知也。數十年後，餘於哥大所開放之舊檔中，始初知此事，亦為之怏怏也。夫複何言？　　二十一條交涉，就這樣一拖拖了四個月，日本人無可如何，隻好自動把條件減輕，以免夜長夢多，引起英、美的阻擾，但是中方還在繼續，請坐、喝茶、研究，還價。弄得日本人實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乃親訪多禮的陸外長，向陸親自交上一份‘最後通牒’，同時說明日本駐華陸海軍，已勒韁以待，箭在弦上，勢在必發。中國政府不能再拖了，終於回文‘即行應諾’，便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簽訂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約九條，換文十一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一件，換文兩件。這就是有關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四閱用的全部結果了。【條約原件現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對外開放。條約全文複印最近版，見上引，‘中外約章匯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頁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條交涉誤國辱國平議　　這次袁世凱的二十一條交涉，被後世史家和著作家，說成是袁世凱企圖帝製，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總罪證。其實袁世凱又何嚐接受二十一條呢？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別也。當然我們不容否認，這組新約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例如延長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紀。又默許日人無限製向東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喪權辱國的。但是這是中央政府在敵國大兵壓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國卻始終沒有變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雖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弄得臭名四溢，後來也隻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還要強占我們的釣魚台，並大力引誘曾經參加過日軍的李總統歸隊。【見薑國鎮譯著‘談李登輝與“文藝春秋”的訪問記’，載‘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紐約版，頁十二-十三。在李總統答覆日本杏林大學教授伊藤潔的訪問中，李總統竟然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利用來跟日本要錢的籌碼。我斷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寶島上兩千一百萬的台灣同胞。在中國近現代史裏，李總統和袁大總統的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了。】　　在二十一條交涉結束的十六年後，日本還是把我們的東北全部強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默許了‘滿洲國’的存在之後，還不是要在敵人槍尖之下，不斷的簽其城下之盟，什麽‘塘沽協定’(一九三三)、‘何梅協定’(一九三五)、‘秦土協定’(一九三五)？多著呢。二次大戰後，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了，中國還不是把外蒙古斷送了。這記斷送勾當，竊國大盜袁世凱不敢為也；聲名狼藉的北洋軍閥不敢為也。不顧全國民意，而悍然為之者，革命救國的國共兩黨也，……國民黨簽約，共產黨舉雙手讚成，而斷送之也。外蒙獨立，是兩黨為著私利，向俄帝行賄而斷送之也。貧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華領土，台灣漁民自古以來，便賴以養家活口的漁場，東海之上的那個寶島釣魚台，光榮、偉大、正確的國共兩黨，不是為著私利，又正在加以斷送？台灣的李總統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許了嗎？為此，我們也斷不相信，李氏的心態能代表寶島之上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筆呢？如何下筆呢？　　知恥而無恥的袁世凱　　在二十一條交涉之後，袁世凱於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級官員全體出席的國務會議上講話，表現得極為沉痛。袁說：　　(前略)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畫，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英駐華公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屈服奇恥無報複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付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見同上，頁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凱這番話，痛定思痛，實是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知恥近乎勇，既然知恥，就應該發憤圖強，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後，和日本‘抬頭相見’。何期袁某血口未幹，便把他自己的發憤之言，忘的一幹二淨，對富國強兵，一事未做，卻去買龍袍，做皇帝，那就太無恥了。結果時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遺臭後世，讀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談談他底皇帝夢，為何做得那麽窩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於美國新州)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聖誕節’；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行憲紀念日’；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護國運動’的‘雲南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雲南起義’是什麽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一九五八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讚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鍾，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隻差一寸；時間上隻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後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曆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後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麽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民國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後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並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後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讚，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　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曆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並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後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曆史本身的變化，然後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曆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曆史家隻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後，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悟’，長歎‘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於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後，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麵，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於大會同文：　　共和崩潰是曆史的‘必然’　　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麽‘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麽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後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製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後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雲、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製，改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製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麽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幹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歎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隻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麽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為‘曆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隻是這個曆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隻是這個時曆兩百年的曆史三峽裏，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製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製；台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麽，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曆時隻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製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製度之失敗，原是個曆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麽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製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製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麵，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曆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凱就不同了。他之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是個死胡同。──袁是在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繼孫文先生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在他於一九一三年秋季，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之後，就於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國會選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總統。其後他又趕走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解散國會，並由新成立的參政院，修改總統選舉法，終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創立之年)，又把他的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並可連選連任，甚至不連選也可連任，那就變成終身大總統了。──不特此也，他還可以‘嘉禾金簡’提名，秘藏於‘金匱石室’之內，指定接班人作將來的終身總統。──這樣他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終身大獨裁者了。　　可是袁世凱雖是個近代中國獨裁政權的始作俑者，隨之而來者亦殊不乏人──蔣、毛二公不都是獨裁終身？若論作風之惡劣，毛澤東較袁世凱實遠有過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態’的收山住持，純粹的舊官僚。他的思想作風和政治視覺是沒有任何‘現代’蹤影的。因此他的獨裁政權在理論上既乏遠景與大任；在實踐上，它也沒有現代獨裁政權，對群眾與軍隊那樣嚴密的組織和控製。因此一旦有大事發生，他隻有向老傳統和舊型態中去找老師、覓靈感、求解決。像上述‘金匱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學來的。在波濤洶湧的‘曆史三峽’中去學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開倒車，難免滅頂了。　　再者，他學雍正皇帝，卻沒有雍正皇帝駑馭軍隊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鎮起家的。是北洋軍閥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六鎮將領紛紛出任封疆，遂漸形成了藩鎮跋扈之局。他們各有其個別利害，和私人政見，老上司亦不能隨意左右也。　　袁此外還有不易解決的經濟問題。這時北京政府已麵臨破產，稅收早不敷出，整軍經武全憑外債。外債不舉，國內如有內戰，則軍費一項，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製運動初起之時，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熱心。但他的政府這時已被領入一條死胡同，改共和為帝國或不失為解決之道。同時他自己和一些帝製謀士們可能估計到，原六鎮舊人如馮國璋、段祺瑞等，對帝製縱不熱心，也不致公開反對。至於邊遠省份，尤其是與革命派有淵源的雲南省可能不穩，然雲南遠在邊陲，縱有動亂，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誰知開國時曾一度轟轟烈烈的洪憲王朝，竟被這邊陲區區一省所鬧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雲南鬧垮洪憲　　反袁的‘護國運動’始自‘雲南起義’。‘雲南起義’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鍔。蔡鍔之享名，第一因為他本是全國性的人物，活動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國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鳳仙’傳奇，經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傳一時。第三因為他是梁啟超的學生，由梁老師大肆鼓吹的結果。　　其實‘雲南起義’的關鍵性人物是唐繼堯。其重要性遠在鬆坡(蔡鍔別號)之上，而享名則遠在蔡鍔之下。其原因則是，一、他是雲南東川人，留日歸國後，除短期出長貴州省政外，一直在雲南服務，鮮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時雲南都督是蔡鍔，唐繼堯那時是蔡的部下。三、蔡鍔是個鋒芒畢露的人物，而唐則比較木訥。李宗仁先生告我說，當蔡鍔出長廣西陸軍小學期間(李是他的學生)，蔡氏每次乘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馬’，而是自馬後飛奔，以跳木馬的方式，飛上馬背，所以校中師生都以‘飛將軍’呼之，舉一反三，足見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雲南起義時，情況就不同了。蔡其時原羈身北京作經界局督辨。光杆一條的京官，無拳無勇、沒錢沒槍。後因與唐繼堯有密約，始於起義前八天趕到昆明的。　　這時唐繼堯原為雲南將軍，起義後改稱都督。是雲南一省之長。在那鴉片還在公開買賣之時，今日的金三角便是當時當年的雲南，真是一省富可敵一國。所以繼堯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鍔，那個‘外省人’(恕我用兩個今日台灣的流行術語)，空頭將軍也。　　當民四末季‘籌安會’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動正烈時，唐繼堯則暗地招納全國反帝賢豪，潛往昆明，共議倒袁大計。其時先蔡而往的計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時人傑(見由雲龍‘護國史稿’)。──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個實力派反帝團體。此後反袁獨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雲南起義後的‘骨牌效應’。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獨立擁護中央’的。　　那時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中華革命黨’，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時隻是若幹衣食難周的流亡革命黨，他們想搞聯日反袁，聲勢極小，算不得實力派。　　所以邑明那時才是‘反帝’中心。當蔡鍔於十二月十七日抵達昆明時，滇方的軍隊、糧餉、軍火、計畫??????早經準備就緒。旋即以唐繼堯領銜與北京電戰數通，雲南省就正式宣布獨立，反袁的號角也就響遍全國了。洪憲皇帝於一九二(年元旦登基，才摘了八十三天就煙消雲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曆時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憲王朝也隻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報應吧。　　一九九五、十二、十八匆草於加州三藩市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洪憲皇帝的末日和護國運動的疑團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袁世凱想做皇帝的動機蓋始於辛亥革命。由一個當朝宰相，或統兵大將，乘亂篡位，在中華五千年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亂抓權、抓軍，清除異己，培養死黨，然後水到渠成，逼宮，受禪做下一朝的開國之君。我國傳統戲劇裏，就有一個劇目叫‘受禪台’，所演的便是可憐的漢獻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讓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禪之後就變成為魏朝的開國之君魏文帝了。兒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還，四十五年之後，公元二六五年，魏相司馬炎又逼魏主曹奐退位。自己受禪為大晉帝國的晉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卻始終做不成皇帝的老爸司馬昭為晉文帝，晉武帝於公元二八一年滅吳結束了八十年的三國分裂之局。統一了長江‘兩岸’。但是這個新的‘打平天下’的統治者，卻是個渾球。不好好治國為人民服務，卻亂搞男女關係。他滅吳之後，竟將吳宮之內的江南佳麗五千人，據為己有，他的後宮美女竟增至萬人以上。真是個長了兩條腿的雄海狗。　　司馬炎死後，他的兒子司馬衷即位，便是那個有名的糊塗皇帝──晉惠帝。當大臣告訴他老百姓沒飯吃，都要餓死了，他卻反問說：‘百姓沒飯吃，為什麽不吃紅燒獅子頭(肉糜)？’總之，從三國的開國之君曹丕開個頭，搞堯舜禪讓的把戲以後，接著晉、宋、齊、梁、陳五朝，都是由大將軍當權，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逼宮、篡位的。一篡五朝，曆時數百年。　　誌在傳子　　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傳統套路做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最初他顯然認為大總統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軒輊？可是經過兩年國會和政黨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總統究竟不是皇帝。再經過那位世界法學權威古德諾教授這一剖解，他益發相信‘共和’與‘帝製’，隻是兩個不同的政治製度，無所謂優劣，而帝製更‘適合’中國國情，和他自己的個性和虛榮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為帝製了。但是如筆者在上章所作的分析，他是既想著又怕著而舉棋不定。這一下兒子和迷信就乘虛而入了。他畢竟是個‘轉型期’中的落後政客嘛。　　袁世凱曾說過他大兒子是‘殘廢’，二兒子是‘假名士’，三兒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實在傳位無人雲雲。這話似乎頗具誠意，不但使馮國璋信以為真；連當時駐華的美國使領館也信以為真。他們竟據之報向華府，說袁總統‘不會恢複帝製’。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國古人說，知子莫若父。其實反之亦然。他那個‘殘廢’的大兒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的話當真。他知道他老爸遲早還是會做皇帝的。另據他最寵愛的三女兒叔楨(自號靜雪)晚年的回憶【參閱本刊三三八期袁靜雪‘袁世凱的家庭與妻妾子女’】，袁氏早知馮之來謁，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說出上述語言，來把馮‘封嘴’的。馮剛辭去，袁即氣衝衝地上樓向家屬說，‘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雲雲。此事克定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克定這時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計，促使老頭子跳火坑，改總統為皇帝，庶幾十年八年之後，他也可以君臨天下。　　袁克定在當時國人眼光裏，雖是個大草包，可是袁世凱心裏，卻不是這麽想啊。後來袁氏死了，繼起當權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當年袁大總統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謂‘金匱石室’)打開了，看看袁當年所內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誰？啟封一看，原來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實是第一名，但是根據約法，黎畢竟是饒漢祥這個‘巴黎人’筆下的‘儲貳’不得不暫列為第一也。有關黎元洪和他的秘書的故事，迨老黎當總統時再詳敘之)，足見袁皇帝對這位‘太子’的看重了。據說在他從‘皇帝’退位之後，還想回頭當總統時，才把克定之名，改為段祺瑞的。【故事見台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三四一】　　袁克定當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針對袁家無人活過六十歲的老傳統，克定便直接或間接的，不斷的向老頭子明言和暗示，這一不祥的家族命運，隻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衝破。另外他更製造無數中國傳統帝王，最善於欺人自欺的所謂‘祥瑞’，所謂‘顯聖’等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防，使他深信‘天意’。例如此時湖北某地發現‘龍骨’，長數丈。上書者言之鑿鑿，事實上，或許就是一種恐龍遺骨，是實有其事，使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阿Q，不得不信。還有更荒唐的真龍顯聖的笑話，說某次袁氏午睡方醒，服務生小童以總統最心愛的玉杯進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說是在床上看到一條‘五爪金龍’，驚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內廷’的消息。據說袁在表麵上斥為迷信，不許外傳，而內心暗喜雲雲。這種事或是出自小服務生的創作天才，或許是出自‘東宮太子’的巧妙設計，但都是阿Q心防最弱之時，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這些都是當時北京城內盛傳，而有相當真實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這些封神鬼話，它在適當的關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獄之間徘徊的政客，何擇何從，往往就會因它而決定在一念之間，袁世凱和汪精衛二人，在曆史上對天堂地獄的選擇，都是最具體的例子。他二人不但無情的毀滅了自己，也幾乎把我們全民族的命運帶到毀滅的邊緣，言之可歎。　　袁克定那時‘欺父誤國’的行為，最不可恕的還是他偽造‘順天時報’，來欺騙老頭子和闔家上下，騙說日本人也讚成袁總統做皇帝。順天時報是日本政府在八國聯軍(一九○一)之後，在天津所辦的漢文報紙，一貫是代表日本政府講話的。袁世凱因對日本的態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讀順天時報。袁在中國政壇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也對他虎視眈眈。但是二十一條之後，袁自覺日本已暫饜所欲，不會反對他做皇帝了。這原是他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克定在此關口，乃助其美夢成真；每天都印了一張假的順天時報，來向他行騙。報內消息，不用說都是擁護袁大總統做皇帝的，這一偽報，對袁氏決心稱帝，實在是有其關鍵性之影響的。後來這偽報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楨在無意中發現了，他們兄妹乃向老頭子告密，才東窗事發，‘皇帝’為之大怒，竟至將‘太子’罰跪，用皮鞭抽打，並大罵其‘欺父誤國’，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複何言。【見上引袁靜雪文。】　　莫到瓊樓最上層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兒子袁克文(字寒雲)，卻自始至終都是個反對派，他曾賦詩暗諷老爹，千萬不可做皇帝。易經之首卦不雲乎，‘九五之尊’已到頂點，不即時煞車，而要繼續上衝，衝到‘九六’，就要‘亢龍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國以來，寫政治詩的詩人，而有詩可傳世的，真不下幾十百人。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士大夫文學。陳寅恪教授晚年就寫了十多首藏頭不見尾的，在民國詩壇上有極高度文學價值的諷政詩。這種屈原式的靈感，是八十年來中國新詩界，至今還無法企及的高層文學。也是一般目前新詩人的文學涵養，所無法欣賞的‘文字遊戲’。但它卻是絕對沒有死掉的傳統文學裏，一個極其重要的部門。不論新詩人們如何的詛咒和漠視，它還是老而未死的，中國文學裏的一種極其崇高的表達形式，胡適所謂‘要下幾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親口告訴筆者的】。　　陳寅恪的諷政詩，也曾使我的兩位傑出的老鄉──餘英時和汪榮祖兩教授，打了好幾年的官司……。餘說他懷念國府，汪說他隻是厭煩老共，卻並不懷念國民黨……。吾人旁觀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陳公這位瞎和尚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是不論怎樣，這才是第一流的詩、第一流的文學。‘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它不是‘輕薄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黃的。但是在這些政治詩當中，汪精衛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隻是喊喊革命口號，不夠傳統詩評中的所謂溫柔敦厚也。至於毛澤東的‘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鳥兒問答’】，那就是轉型文學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筆者的謬見中，我卻十分看重袁寒雲這首諷父詩。這位‘假名士’的作品，實在不是和他同時的‘南社’之中的數百個‘真名士’(像易實甫、樊樊山等人)，無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項背的。這當然是讀詩人各有所喜的偏見，但是我想讀者賢達中，或不無偏見同調也。為與海內外同好共品之，謹就個人記憶所及，將青少年期就能背誦的‘假名士’的諷父詩，七律一首，抄錄如下：　　乍著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驕陽黯九城。　　駒隙存身爭一瞬，蛩聲警夜欲三更。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寒雲這首諷父詩的重點是最後兩句，勸老頭子，千萬‘莫到瓊樓最上層’。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時，就換來換去。筆者在青少年期所讀的寒雲諷父詩，至少就有兩種。上錄為個人可以背誦，而比較喜歡的一首。下麵一首則是在上引袁靜雪憶父文中發現的。二者略有不同。並錄如下：【見本刊三三八期頁一三0】　　乍著微綿強自勝，荒台古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鐙。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其最後兩句都是相同的，隻是其他五句有別。是所謂‘推敲’。推敲出新的靈感和音韻來，對舊作又不肯‘割愛’，就多首並存了。這也是一般‘下幾十年功夫’的，舊律詩作者的通病。也是他們彼此在詩壇見高下的標竿。‘南社’當年解體的原因，便是宗黃(仲則)和宗鄭(孝胥)兩派爭執不休的結果。胡適對舊詩的欣賞，顯然便是傾向於‘宗鄭’的。　　毛澤東那首‘占領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聯，他底老師胡適就說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學‘境界’太低，作律詩的漢學底子也不夠。作律詩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領，也隻能到此為止，所謂‘黔驢技窮’也。下棋的人有句話叫做‘棋高一著，逼手逼腳’，其實做舊詩詞，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舊詩詞，尤其是那有限的幾首‘七律’，在宗黃、宗鄭的兩派詩人的眼光裏，就詩論詩，就隻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亞子說，‘[詩]兒子毛澤東’，就詩論詩，並不是什麽吹牛也。但是在‘詩歌轉型’期中，毛公詩以人傳，寫舊詩能寫到‘平仄無訛’的程度，也就算是難能可貴了……。筆者原隻是評那位青幫老頭子、‘假名士’袁寒雲的諷父詩，為何又把毛主席請出來糟蹋一番呢？無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謂毛主席的詩詞，全國同胞至少有上千萬的人可以背誦吧，討論袁世凱兒子的詩，把毛主席家喻戶曉的詩也找出來，比較比較，就容易說明了，不是筆者故意要和毛主席過不去也。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以上所說是當時反帝製文學中的‘反帝詩’，可圈可點的一首高級作品，竟出於‘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雲樓主自嘲的筆名之一】，故訪錄之，以與有文學興趣的讀者，共賞之也。在文學轉型的過程中，‘漢學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發政治牢騷，就隻能搞搞‘順口溜’了。當然今天的新詩人，也還有以新詩形式來代替順口溜的，但是新詩界以外的讀者，就很有限了，雖然翻成外文卻可以引起國際屬目。　　袁氏帝製時，反帝論文，也是雪片橫飛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當然就是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一篇擲地有聲，膾炙人口，而有深遠影響的佳作了；為保存史實，不能不簡略述之。梁氏在此萬言長文上，他第一要把‘國體’和‘政體’的界說弄清楚。他說‘共和’與‘君主’國體也。而‘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也。如今君憲救國論者，認為隻有‘君主’才能‘立憲’，而‘共和’就不能‘立憲’，是何種邏輯呢？　　第二，若說國情，繼承式的君主立憲，比非繼承式的共和立憲，更為適合於中國，則現行的大總統選舉法【見上章的金匱石室製】，不是既能傳子，亦能傳賢，豈不更優於帝製乎哉？何必改變國體？　　第三，帝製派人士如今把美國古德諾顧問之言，奉為圭臬，要據之以恢複帝製，廢棄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當他為維護‘君主立憲製’與共和人士論戰時，所闡發君主立憲之精義，實十倍百倍於古德諾之所言。【筆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時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論確較古德諾之短文精辟多矣。曆史家可為佐證也。】而當時諸公(包括籌安會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對我梁氏之言，充耳不聞；梁氏之書，過目不讀，豈因‘吾睛不藍，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當年為堅持君主立憲製，曾為共和人士所詬病，今日要推翻中華民國，翻為當年的共和革命誌士；而今日為維護共和國體者，翻為當年的君主立憲派，亦可怪矣。　　最後，梁說他原是君主立憲派的元老，並無理由要為共和製度做辯護人，他隻是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變動。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革命得不償失。可是當時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民國成立四年以來之所以糟亂若此，便是當年共和人士不聽他底話的報應。如今共和的國體已定，而當年的翻雲覆雨之士，又要再來覆雨翻雲，亂來一泡，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不難預測也。今日之動亂，已充分證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虛。‘十年以後真知我’，梁氏以‘常帶感情’之筆痛詆籌安會中之眾莽夫說，爾等今日不聽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總統拖下糞坑，與爾偕亡，十年後將再知吾言之不虛，而追悔莫及。爾曹其毋河漢餘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餘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雲：‘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為惡。’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己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啟超原是我國文學轉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筆端常帶感情。他的鴻文钜著，一經京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報漢文版刊出之後，北京國民公報隨即全文轉載；全國各報聞風響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燒遍全國。國人嬉笑怒罵，隨之而來。不特楊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穀底，皇帝候選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無麵目見人。　　‘楊氏賢者也’，也是當時一位‘曠世逸才’，最大的刀筆吏之一也。不意強中更有強中手。他梁、楊二人之對決，不談政治，也是當時文壇一場好戲，當年中國總統為著做皇帝，和今日美國總統為著玩女人，而帶動全國第一流的刀筆吏之對決，而好戲連台。兩地雖遠隔重洋；時間相差亦近一世紀，而兩方麵之精采鏡頭，卻相互輝映，真是兩幕難得的今古奇觀。　　梁啟超與文學轉型的序幕　　梁啟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鬧垮了一個洪憲王朝，我們倒不妨順便也談談，他在近代中國文學轉型中所發生的作用。中國近代文學之從文言轉入白話，胡適當然是個關鍵人物，但是胡適不是忽然間從天上掉下來的。他之前還有個醞釀時期，梁啟超便是這個醞釀時期醞釀出來的英雄。因為靠科舉考試保鑣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舉考試於一九○六年被廢之後，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漸被白話文完全取代之前，讀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變於旦夕，所以它要有個適合二者口味的一個文白混雜的轉移階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運用成語方麵之簡潔有力，往往亦非語體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眾媒體，所謂新式報刊興起之後，這就注定了這個轉移階段之存在，甚或長期的存在。梁啟超便是這個轉移階段前期的頭號大師。他這篇‘異哉’的大文，在今日報刊的讀者讀來，難免還是別別扭扭的詰屈聱牙，但是這別別扭扭的文體，正是他那個轉型前期的報刊讀者，每個人都看得懂，每個人都欣賞的時髦文體。明乎此，你就會體會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時何以有那樣的煽動性了。　　筆者這輩的老知識份子，幼年時還去古未遠。我記得我還在念方塊字的時候，便在祖父的書房裏聽到一些四五十歲的老頭子，用手指點點我們在一旁旁聽的小腦殼，說將來要我們學習寫‘報紙文’。當時根本不知啥叫‘報紙文’。等到我在重慶讀大學了，讀到大公報上‘看重慶念中原’一類的社論，才對當年老頭子們的話，恍然有悟，原來‘以淺近的文言加生動的白話’這種文體，最有說服力。當然從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到王芸生的‘大公報’，這兩種‘報紙文’之間，文言白話的比重，已經有霄壤之別了。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毛澤東的詩詞，很糟很糟。但是他卻說，‘毛澤東的白話文寫得好’。我想毛澤東白話文寫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個不守章法的人。寫起文章來，文言白話，隨心所欲的結果，而開這一文風的始作俑者，實在是梁啟超他那篇‘異哉’的文章，當時便風靡全國，洪憲王朝後來的徹底毀滅，‘異哉’就要負一半的責任。文人的筆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個寫‘湯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譯作‘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說，美國的內戰就是你惹起來的啊。當然她夫人的小說可以惹起內戰，但是真要解放黑奴，還是要靠林肯的槍杆啊……。梁啟超固然能把候補皇帝罵得灰溜溜，但是要強迫洪憲皇帝退位，那還有賴於他底得意門生蔡鍔將軍的槍杆也。　　北洋係是諸係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凱的洪憲皇帝一共隻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籌備處’替他在北京榮孚祥訂製的兩套、價值二十萬袁大頭一襲的龍袍(亦說四十萬)，還未試穿，那精雕細刻的九龍戲珠(加個活龍坐在上麵就成十龍)的寶座，還未試坐，那大太子因為東宮難保，還在幻想要搞個‘玄武門之變’，把他的政敵皇弟，老二、老六幹掉【這是根據他皇妹叔楨晚年的回憶，曆史家斷不敢無中生有也】；新華後宮裏六位活的大小美人，還在為著封‘妃’’封‘嬪’，吵鬧不休【史料同上】之時，袁‘皇帝’已經從寶座之側昏倒下來。想複位做‘大總統’而未能，一口氣不繼，就龍馭上賓了。　　一般說來，袁世凱帝製的失敗，是出於蔡鍔所領導的雲南起義，來他個當頭一棒之所致。這個曆史單元論(single causation)，在比較深入的史家看來，隻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對民國如無二心，他的統治是篤篤定定，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他如背叛民國，來恢複帝製，那他這洪憲王朝，便是個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鍔在雲南領導起義，其情況亦複如是。雲南起義假如沒個北洋係的窩裏反，作為內應，單憑雲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聯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縮小，用個毛記紅朝的術語來說，那西南起義將領之間，所蘊藏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會把反帝製運動搞垮。請先說說，袁氏北洋係，這個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內部的窩裏裏反。　　北洋係是什麽個東西呢？粗淺的說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期中，國家製度無定型、政府運作無法製的情況之下，一切靠的是人、係、或稱黨、稱派、稱團……。總之，它是一群人在一個頭頭之下的有形或無形的組織，君不見民國時期的大政客，動輒‘我係’、‘我黨’如何，如何。(例如：北洋係、安福係、直係、奉係、政學係、交通係、研究係、老桂係，以及後來國民黨的汪係、胡係、西山係、太子係、黃埔係、CC係、公館係、桂係，乃至江浙財團等等；中共的國際派、毛派、托派、四人幫、四野係、二野係，甚至當年國軍的黃埔係中的十一師、十八軍也可形成個以陳誠為頭頭的‘土木係’，真是舉之不盡。細說之，隻有去編一部中國軍政派係名詞大辭典才可略窺全豹。)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孔老夫子說得更好，君子不黨，‘結黨’就必然‘營私’。小政客、孤鬼遊魂們，稱不了係，則結個‘小團體’，一以自保福祿，一以把持若幹小衙門，以排除異己，共享所得。大陸上的順口溜說，‘不吃白不吃’、‘有權不用，過時不候’，就說出小團體或個人把持衙門的經緯所在。這不隻在政界軍界為然，青幫、洪幫的黑社會，乃至滿口德先生、賽先生的學術界、文藝界，作詩、著書、畫畫、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憐的則是，早年被賤視的所謂倡優，不結幫，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麽揚幫、蘇幫，長三麽二，來歧視土娼黑戶。最奇怪的，連斷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幫，不在其幫，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頭巷尾，絕不容情……。換言之，在近代轉型期的中國，個人單幹，幾乎是不存在的。不論為善或作惡，你都得有個幫。沒有幫，就沒有你。為著你的個人利益，為著幫的利益，乃至社區的利益、國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你都得‘識大體’，以幫的利益為首。這樣，有時為著幫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間，睜隻眼，閉隻眼，‘識大體’，由它過去。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們的劣根性吧。子夏說：‘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這也就是我們聖賢之教，替我們當代小節不拘的賢者開了個後門。讓他們為著各自幫派的利益，作了違心之事以後，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覺無愧也。這種由一群死黨組織，擁護一個幫主的幫派，在民國史上就是從袁世凱的北洋係開始的。在政治運作上，它底高級的死黨，便叫做‘班底’。這個名詞是向在舞台上唱戲的戲班子借用的。像當時很紅的梅蘭芳那個班子裏，蕭長華、薑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則是他們的班主。雙方相依為命，共存共榮。　　政治舞台和戲劇舞台，原是一樣的。大家都要有個班底。記得有一次我曾問過李宗仁先生，在國共內戰最緊要的關頭，為何突然飛離重慶？李說：‘在重慶全是蔣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裏？’後來我又問他：‘你為什麽不回台灣？你是那裏的總統嘛。不回去，任人家彈劾你失職。’李說：‘我在台灣沒有班底嘛。’沒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戲。隻好待在美國做寓公了。　　袁世凱那台滑稽戲的演出，也是全靠個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裏的主要配角，一個個各唱其戲，他這個袁蘭芳隻好唱個獨腳戲，就賣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這些現象，一般官史家都不願著墨太多，因為那實在有損於廟堂形象，著書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為尊者諱。多寫了，也難免與黨史、國史體例有違。但是這一現象卻是近代中國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絕對事實啊。　　所謂北洋係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代所慢慢鑄造出來的。但那為時尚早，現代化的獨裁政黨(包括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這時都還沒有出現。大清帝國的政治製度雖已日趨崩潰，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製還是繼續有效。所以後來蔣、毛二公所搞的‘黨政軍’一把抓的個人獨裁製，還非袁之所能及。老袁隻能以曾國藩、李鴻章的老辦法，抓抓軍。軍，事實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後在死前，為奪其兵權，把他從北洋大臣調入軍機，他也隻有乖乖地交出兵權，迨西後、光緒同時死亡，以一個糊塗蛋的醇王載灃，擁一對寡婦孤兒入承大統，對老袁要報一箭之仇，袁世凱也隻有抱頭鼠竄而逃，不死者幾希。迨朝命以足疾開缺，回籍養痾，老袁也隻有磕頭謝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說半個不字？這是中華帝國的製度使然。以後國共兩朝，都是絕對做不到的。　　可是滿清大帝國的衰亡的周期已屆，老袁雖按‘祖製’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權，那個腐爛的王朝卻找不到一個人可以照單接收。迨武昌變起，還要優詔袁某出山平亂。這個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養寇逼宮，取得政權，當了總統以後，這個總統如何運作，他雖然在五千年政治傳統裏，找不到藍本，對新製又茫無所知，幸好他還掌握了一個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還是可以舊調新腔隨機亂彈。(‘亂彈’也是舊劇目之一種，它雜糅眾家不拘一格，隨機應變，然終不出傳統老套也。)迨帝製驟起，袁要恢複舊戲，而班底諸配角，亂彈已久，如今已分別彈出各自的名堂來，班主要舊調重彈，就很難號召全班了。　　北洋係的窩裏反　　北洋係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簡言之，從小站時期開始，文場最高領導大致以所謂‘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經羲、張謇、趙爾巽四人為首。此四友者，經‘朝議’雖比照漢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於四皓也。他們一免跪拜稱臣，二賜朝服肩輿，三為入朝賜座，四錫優厚年金(二萬銀元)。然此四人皆不領情。最重要的是號稱相國的徐太保，時任袁政府的國務卿，籌安會出現未幾，徐即稱病離職。其他三人亦掛冠求去，其時袁的參政院與政事堂中，原網羅有共和複辟兩派，政見相反，而一致擁袁排孫的人士甚眾。趙爾巽便是複辟派的領袖，總檢察長羅文幹則共和派之中堅也。如今兩派領導者皆紛紛求去，給袁之難堪雖多，然究無直接致命之傷害。袁也就淡然處之了。但是他們在袁氏帝製中所發生的破壞力，則無法估計了。　　可是武班底的窩裏反，情況就更嚴重了。袁之真正的實力，還是他那老北洋六鎮(六師)的槍杆。這個槍杆除老袁自己緊握在手，絕不放鬆之外，下麵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謂‘北洋三傑龍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了。王士珍這條‘龍’，由於諸種公私原因，在軍中雖聲望彌高，然一直未掌握實權。迨袁有意帝製時，王事實上已告老還鄉，享其兒孫之樂了。【參見上引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二冊，頁七○-七二。比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陸上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記亦多，不備載，詳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這兩個一‘虎’一‘狗’，可不一樣了。袁的看家之寶的六鎮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裏。袁為防製他們建立私人勢力，乃把他們在六鎮之中，不時調動，因此段一人在六鎮之中，曾曆任四鎮的‘統製’(師長)。袁的本意隻是對其部屬搞‘將不專兵’的把戲，等到他們水漲船高，段變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時，袁的六鎮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屬，使段氏在後來所謂‘北洋軍閥’係統中，威望足以號令全軍的第一號大軍閥。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軍眷村裏的產品。李鴻章的北洋武備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留德，並在克魯伯兵工廠做實習生。後來為袁羅致，成為位僅次於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時接替馮國璋為清軍前敵總指揮，兼湖廣總督。終於率前敵清軍將領四十餘人，電迫清帝退位，成為中華民國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聞名國際。在袁氏替孫之後，段為袁政府中最具實力的陸軍總長。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時，段氏攝閣。帝製之初，主將軍府，兼統率處，號令三軍，權傾朝野，為當時中國之第一軍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來，就成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權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自許，接袁氏之班，實為順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誌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顯然無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與袁府的‘大爺’(克定)不相容，這時克定乃乘虛而入，竟向皇父建議以王代段。袁氏誤聽兒言，乃命克定苦勸臥‘龍’，出山代段，並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這一來，火上加油，袁、段的關係乃發展到決裂的邊緣。據鬆坡遺墨所示，蔡鍔在潛離北京之前夕，曾與段有密談。再據上引袁靜雪的回憶，袁氏死後，遺族曾一夕數驚，因為有密報說段祺瑞要派兵來包圍中南海，盡誅袁氏家人。段為此表明心跡，曾特地把老婆送來參與袁家守靈，以安袁族之心，雲雲。袁、段的關係發展到這種惡劣地步，袁氏帝製之失敗，還需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馮國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異。馮國璋，直隸(今河北)河間人。幼年家貧，曾在農村戲台上拉二胡伴唱為生。後從軍，由於聰明而苦學，竟被保送軍校，與段祺瑞同學。半途請假考科舉，竟考中秀才。再考舉人落第，乃回軍校完成學業。後得機去日本，對日本兵製觀察入微，乃被袁氏選拔，終成小站三傑中之‘狗’。辛亥武漢之役，總統清軍第二軍，攻下漢口、漢陽、後被調返北京，統率禁衛軍。禁衛軍者，袁氏控製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隊也。有此，則袁黨在北京之統治基礎乃大奠。二次革命時，馮又奉調南下，與張勳攻略南京。後張軍因軍紀不佳他調，馮乃代張為江蘇將軍，駐節南京。從此地靈人傑，馮遂成為威震東南的封疆大吏。民國四年初夏，馮自梁啟超口中獲悉袁有改變國體、實行帝製的陰謀，乃親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對他有上述‘封口’之說。國璋信以為真，並為廣事傳播，後知被騙，乃氣憤不已。因此對袁氏之背叛民國，竟不惜公開批評。弄得朝野皆知。其實馮之反對帝製的公私動機，大致與段的立場，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愛惜共和之外，都不無將來對袁氏接班為主的情結。而他二人對‘太子’袁克定的憎惡，馮可能有甚於段。馮竟直呼克定為曹丕，並對朋友們公開訴苦說，袁大總統如果做了皇帝，‘像這樣的曹丕將來如何伺候得了’。【見惲寶惠‘談袁克定’，載‘文史資料’總第二十六輯，頁一四一。】　　總之，馮、段二人，袁世凱的兩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兩個同時罷工，袁就癱瘓了，雲南起義也就是多餘的了。至於黎元洪之拒絕‘武義親王’之冊封，黎雖非北洋係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係副總統，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響的。但是還是毛主席說得好，壞東西不打不倒。沒個雲南起義這麽轟轟烈烈的來一下，袁世凱可能還不會立刻倒斃，有袁在，帝製的鬧劇伊於胡底，就誰也不能胡說了。　　下麵再談談蔡鍔、唐繼堯和他們的雲南起義。　　頭角崢嶸的蔡鍔　　蔡鍔(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寶慶人，其家庭背景，說者異辭。雲南文史資料說他家貧，‘父為打鐵工人’【見選輯第十輯，頁九】，不太可信，因為他在十三歲就考中了秀才，簡直和他的老師梁啟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時十二歲)，但他和他老師康有為一樣，鄉試落第，未能‘中舉’，因而跑到長沙去進當時最時髦的‘時務學堂’，做了梁啟超和譚嗣同的學生，時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歲，梁二十四歲。名師高徒，是民國史上少有的佳話。打鐵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編的民國名人傳，說他是富農之子，我則說他和毛澤東、劉少奇一樣，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後，蔡鍔曾在上海進南洋公學，又東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國參加唐才常起義，再回日本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與蔣百裏同班，一九○四年畢業於士官學校騎兵科。蔡留日期間與梁啟超往返甚密，並為新民叢報撰稿，可說是頭角崢嶸、文武兼資。那時中國留日學生數萬人，十九都在東京一帶鬼混。像蔡鍔這樣的貨真價實的留學生，實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國便為新政各界爭取的對象。　　蔡鍔於一九○四年在日本學成返鄉，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陣高級教官和參謀之後，便被廣西巡撫李經羲所羅致，去廣西一住六年。他在廣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當李宗仁將軍的母校的廣西陸軍小學的總辦了。善於說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長，說成高不可攀的‘飛將軍’。他說，蔡總辦的騎馬，可不是翻鞍上馬啊。他是從馬後起跑，以跳木馬的方式，縱身飛躍，騎上馬背啊(李宗仁那時還不知道蔡鍔是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的)。李宗仁縱使最崇拜蔡鍔，最後他還是要參加個‘驅蔡’的學潮，把蔡鍔趕出廣西。因為，據他說，當時湖南人搞‘以鄰為壑’，把廣西當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驅蔡不可。【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　　廣西人驅蔡，蔡卻因禍得福。因為這時李經羲升任雲貴總督，乃順便把蔡鍔帶到雲南去了。在雲南，他不隻是在‘雲南講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個偉大的學生-─中國紅軍之父的朱德，並寫了一部後來蔣介石也為之手不釋卷的‘曾胡治兵語錄’，更重要的是當上了一位實際帶兵官─-中國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的協統(旅長)。在他底三十七協裏，他並且引進了大批留日士官畢業的晚期學弟，作為自己的班底。【參見哥大和劉紹唐所編的各種中西文蔡鍔傳記。】　　蔡唐之間的微妙關係　　筆者前章已交代過，袁世凱在他的班底六鎮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學生的，因為留日的陸軍學生，泰半都是同盟會的會員的緣故。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未嚐加入過同盟會，但是他和黃興卻因同鄉的關係，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於黃的關係，蔡和同盟會也拉得很緊。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協裏，竟然有一個標統(團長)，和六個管帶(營長)，是比他晚期的士官學校學弟，其中六管帶之一便是雲南東川出生、日本士官學校炮科六期畢業的學弟唐繼堯(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唐比蔡大一歲，但是在學曆上，蔡卻是比唐高三屆的學長；在官階上，蔡(旅長)更是比唐(營長)高三級的頂頭上司。在他們那個時代，不論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國，官場都是階級森嚴的，所以蔡對唐是可以頤指氣使的，而唐對蔡則是必恭必敬的。這就是他們在辛亥前後的個人關係。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昆明，蔡是當時雲南最大的實力派，召集全體幹部密議之後，蔡被公推為革命政權的雲南都督，雲南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陰曆九月九日)，向清廷宣布獨立了。既獨立矣，蔡都督坐鎮昆明，一支由唐繼堯率領，以同盟會員為骨幹的北伐革命軍，就從雲南攻入貴州。貴陽既克，雲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薦唐繼堯出任貴州都督。半年之前，唐某還隻是滇軍裏小小的管帶(營長)，一夕之間，連升四級，如今竟能與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鬆坡何以致此？唐對他的老長官、老學長的感激之情豈待細說？　　鬆坡進京，蓂賡返滇　　可是蔡對唐之恩高德厚，猶不止於此也。蔡鍔之誌不在雲南一隅也。蔡原是個光芒四射的全國性人物，再加個名重四海的老師，狂為吹噓，進步黨人群抬轎，革命黨人拚命拉攏，鬆坡也早已名揚海內。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北洋軍舉行有名的‘彰德會操’時，袁為閱兵大臣，蔡鍔亦被指派為審判員，就頗為袁氏看重，而隱有選拔之意。迨袁氏企圖稱帝之時，袁嫌北洋諸將，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氣太重’。段祺瑞身為陸軍總長，對部內政務，一問三不知。馮國璋方麵大員，公書鞅掌，每晨高臥至十二時，猶在床上，成何體統？所以他要毀軍練軍，成立‘模範團’，訓練新軍，一反老北洋係不用留日陸軍學生之往例，來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氣。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鍔。蔡鍔師徒為此亦頗感袁氏這個老伯樂的知遇，而頗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師徒都認為蔡某非池中物，不應久困邊囤，而急於離開雲南。但是雲南黑金(當時所謂‘雲土’)遍地，富庶儕於江浙，地接異國，可進可退，此一絕佳地盤，豈可輕棄，因此他們認為蔡氏這個飛天之龍一去，雲南就應由唐某這個地之頭蛇接長，才屬萬全。如此經梁氏之黨，在袁的麵前一再說項的結果，終於得到袁的默契，將蔡氏調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繼堯返滇接長。消息一出，蔡、唐兩方固然皆大歡喜，而雲南省內卻引起了小小的茶壺之內的風波，蓋省內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兩派在昆明街頭難免就劍拔弩張了。所幸離職將軍猶在省內，餘威未減，經過蔡將軍一陣吆喝，反對派銷聲匿跡，唐繼堯回滇，也就和平接班了。【大陸出版的‘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就收集有兩派遺老各說各話的回憶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讀性甚高。至於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讀者本人的火候了。】　　由唐領銜發動的雲南起義　　可是當蔡鍔於民二(一九一三)夏季，二次革命剛落幕時回到北京，卻發現袁氏並無意要他還湘出長方麵，相反的卻餌以高位(陸軍總長或參謀總長以替段)，以待機。為此袁亦未始不具誠心。蓋從袁的角度看來，若踐前諾，調蔡鍔長湖南，隻是於心腹地區另添一‘藩鎮’。二次革命後，袁好不容易去掉個譚延闓，怎能再換上一個更厲害的跋扈將軍蔡鍔？但蔡畢竟是個人才。在沒有槍杆、沒有地盤的條件之下，量材而器使之，未始不是有功國族的槃槃大才也。不幸當時北洋係的確暮氣已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早成絕物，忽然飛下來的‘空降部隊’(國民黨部隊中的巧言，意思是由中央忽然派下的光杆兒指揮官)，就著陸無所了。蔡君留京三年，幹了個他一竅不通的經界局督辦，怨聲歎氣，最後還要找個妓女小鳳仙來打掩護才潛出藩籬。誰知這個美的掩護，對個英俊多情的青年將軍，也不是好玩的。他後來喪命的喉疾，竟被誤診為花柳，而患者亦自信不疑，是否即因為庸醫所誤，而使一代英豪，不永其年？讀史者悲之也。此是後話。　　總之，當蔡鍔溜出北京，經日本、安南，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轉返昆明時，他師徒的原計畫，是由蔡鍔從唐繼堯手中拿回雲南都督一職，然後統率當年舊部，網羅各界反袁分子，重建雲南為根據地，以與袁姓皇帝作長期之決鬥的。可是蔡氏行裝甫卸，便已看出今日雲南的主客形勢，以非複當年。今日之唐將軍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帶(營長)。他今日隻身來滇，隻是洪憲王朝通緝待捕的捕逃犯，而非當年西南一人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現將軍首義討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輕重，以老長官自居，發號施令，那就自貽伊威，寸步難行了。為此蔡在給梁的電報中，即隱約言之。梁氏聰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即以擁唐為務，因此舊友共事，建軍討袁，也頗為融洽。　　此時海內外反袁人士如民黨之李烈鈞(唐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等)，都麕集昆明，在唐繼堯領銜之下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電袁世凱，要求其取消帝製，並以死刑懲罰帝製派禍首楊度等十三人。限袁氏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公開答覆。限時答覆未到，原領銜人唐、蔡、李等乃於二十五日召集群眾大會，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群眾聞訊，立時歡聲雷動，列隊街頭，遊行示威，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全國性的反袁大起義，便在昆明街頭正式的展開了。【史料參見同上各書】　　雲南的三路護國軍　　接著在雲南的原班領導人，發動組織討袁護國軍，共有三個軍，分路出師北伐。他們議定，由蔡鍔統率第一軍，分三個梯團，六個支隊，號稱九千人【見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華民國史，其它史書有說實數不過三千上下，總數約五六千人，或較近史實也】，首先出發，直上四川，分向敘州、瀘州、重慶三個目標前進，今且將第一軍的統兵將領，列表如下：總司令蔡鍔(參謀長羅佩金)　　第一梯團長：劉雲峰　　第一支隊長：鄧泰中　　第二支隊長：楊蓁　　第二梯團長：趙又新　　第三支隊長：董鴻勳　　第四支隊長：何海清　　第三梯團長：顧品珍　　第五支隊長：祿國藩　　第六支隊長：朱德　　蔡鍔的第一軍，基本上是步兵，加一個騎奇連，和若幹重武器和輕重機槍，少量彈藥，裹二月糧餉，於民四年底，民五月初，分批出發北上，人數雖少，倒也十分悲壯。　　護國第二軍由李烈鈞統率，李之下有兩個梯團，四個支隊。兩個梯團長分別是張開儒和方聲濤。二軍作戰路線是東出兩廣，北上湘贛與一軍會師長江。二軍東出之時，曾沿途招兵買馬，擴充實力，散兵遊勇被裹脅一空。下級軍官之中，後來扶搖直上，成為國民黨軍之中堅者，指不勝屈。李宗仁當時本已棄武從文，在一所中學之內，當個待遇優厚的體操教員，頗為滿足。不意護國戰起，他再度投筆從戎，在張開儒梯團中‘炒起排骨’(當排長)來了。　　我曾問過李德公，待遇優厚的中學教師，那裏不如一個稍息立正的小排長呢？‘啊，’他說，‘我是個職業軍人，自當在軍中求出路嘛。’我又問他為何一定要反對袁世凱做皇帝？李公說，他們那批‘小排骨’，還管什麽‘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當軍人就要打仗就是了。這是護國軍中的‘小排骨’當時對內戰的觀念。我想當時在袁軍之中的‘小排骨們’，思想也不會是兩樣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則他們之下的‘兩腳規’(畫圓圈用的小儀器通稱圓規，或兩腳規，因其造型頗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們當作小兵的代名詞)對內戰的認識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釋了。語雲一將成功萬骨枯，枯的都是這些‘小排骨’、‘小兩腳規’；啥共和？啥帝製？他們死掉做鬼也不關心啊。當年我替李公寫‘口述自傳’，我勸他對護國戰爭這段經曆，團長以上的大戰略，少談不為過。‘炒排骨的故事’則多多益善，因為那才是一般曆史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護國戰爭中真正的曆史啊！【讀者可參閱李宗仁回憶錄的六、七兩章。】　　護國第三軍也有四至六個支隊，由唐繼堯指揮，留守雲南基地。　　三軍無主的護國戰爭　　護國風氣一出，兵來將擋，袁政府也立撥曹錕、張敬堯兩軍和馮玉祥一旅入川抵禦。其實蔡鍔這區區數千之眾，間關千裏，翻山越嶺而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對付蔡鍔，袁軍毋須作戰，隻要據險防守數月，蔡軍裏無糧餉，外無救兵，餓也餓死了，會不戰自潰也。　　原來蔡鍔犯蜀這個計畫，是他們梁蔡師徒遠在天津便已擬定了的。他們原意本是在控製雲南之後，用雲南全部軍力民力，傾巢而出，一舉占領四川全省。然後再發動四川全部軍民力量，北出祈山，東下三峽，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舉打垮。他師徒這項戰略，原甚周詳，誰知它第一步(占領雲南的計畫)，就未能實現。這計畫隻是一個湖南佬和一個廣東佬，一廂情願所擬訂的。在這區域主義已迅速抬頭的中華民國裏，其難於執行，是不待蓍龜的(且看今日台灣)。如今蔡鍔以數千羸卒，裹二月之糧，北犯巴蜀萬重之山，意欲何為？蜀人縱開門揖盜，你數千爛兵，又能盜得幾許？所以蔡鍔伐蜀的關鍵便是唐繼堯的大力後援，誰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後，便再無一彈之增，一鬥之濟。他二人的關係何以一寒至此？衛唐衛蔡之士，一百年來就各為其主了。　　吾人治史，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不為兩方師爺作注也。但我們大致可以說，兩方皆在鬧情緒；皆為情緒所累。也不會太錯。君不見他們護國三軍之中，竟然沒個主帥。三軍函電來往，悉用‘谘文’。谘者，彼此不分上下，絕對平等之謂也。這在自號‘東大陸主人’的唐氏看來，雲南是吾土吾民，爾等遠來就食，自當客隨主便，反帝抗袁，總應以我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還要騎我頭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濟，磕頭來請。可是從蔡鍔立場來看，哼，爾唐蓂賡之有今日，不知飲水思源，還要恩將仇報哉【見上節故事】？嗟來之食，丈夫不屑；反主為奴，焉有此理？何況反帝抗袁是為全民伸張正義，為此反要喪誌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讀者，你說他二人都對？都不對？總之，他二人這樣一鬧情緒就三軍無主了。在近現代中國的軍事史上，哪一支軍隊，沒個上級呢？有之，就是這三支護國大軍了。雖然他們後來於民五五月初旬【見下表】也在肇慶組了一個‘兩廣都師令部’，選岑春煊為都師令司梁啟超為都參謀，企圖先把兩廣的護國軍統一起來。接著又設立了一個‘護國軍軍務院’，選唐繼堯為撫軍長，這顯然又是梁啟超這個聰明人，亡羊補牢的辦法，然為時已晚；這個新建製，徒徒把中華民國政府，一分為二，搞出個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府’來，它本身未發生任何作用，中國近代史就進入‘後袁世凱時代’軍閥亂政的階段了。　　以上所述，隻是舉一個當國者的情緒影響行為，行為又影響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問題還多著呢。本篇限於篇幅，就不能繼續追根了。　　泡沫戰爭的順利收場　　所以蔡鍔的伐蜀實在是個泡沫戰爭，脆弱之極，所好的他底對方也是如此。曹錕、張敬堯、馮玉祥，乃至其他的袁黨中人，如湖南的湯薌銘、四川的陣宦、陜西的陳樹藩也是如此。他們何厚於帝製？又何薄於共和呢？對他們來說，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湯薌銘這個湖北人做了湖南將軍，為著報效袁公，他在湖南亂殺民黨，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複失地，討回公道，袁黨又無法保護他，那麽湯氏的自全之道，就隻有加入民軍，宣布湖南獨立，美國人所謂搞不過他就加入他(Ifyou cannot　lick him,join him)，此之謂也。陳宦在四川亦複如此。蔡鍔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殺，兩敗俱傷，而一無是處，加以袁在此時，民心全失，蔡鍔與陳個人亦無宿怨，罷兵言好，生民同慶，何樂不為。最重要的還是袁氏鞭長莫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對他私誼雖恩重如山，他在此時放下屠刀，又何負於袁呢？所以陳蔡雙方在川南搞拉鋸戰，不二回合，兩方就私通款曲，言歸於好了。雲南後方唐某拒發補給，蔡索性把兩個支隊撥歸陳氏指揮以就食，血濃於水，有何不好呢？　　三十多年過去了，國共內戰，舊戲重演。傅作義在北平與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個文化古都不受糜爛。你說傅氏是裏通外國，晚節不保？據說蔣老總統敗退台灣之後，檢討戰局，發現四百萬大軍，兵敗如山倒，而軍人戰敗‘殉節者’卻寥寥無幾，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敗壞，而痛心疾首，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凱當年正是如此。　　從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後的月日裏，他似乎對自己熱中帝製，誤信小人，也有深度的懺悔，第一他顯然認識到他對日本的估計是個絕大的錯誤，當此歐戰正烈之時，他這個‘歐美派’，縱使內無反側，一個日本的外在反對，也足夠使他的皇帝之夢化為烏有的。克定偽造的順天時報，欺父誤國的影響，是無法挽回了。唯一的補救之道，就隻有人死病根斷，撤銷帝製。　　雲南起義的爆發，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應，在偌大的中國，顧此失彼，他也是無法應付的。因此當袁軍與蔡軍在川南拉鋸，各有勝負之時，他就決心把帝製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銷帝製之後，在各方要求連總統一道退位的叫囂聲中，爛攤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時已是個絕對的孤家寡人和獨夫。積勞成疾，已重病在身。有關軍國大事，那些帝製派的嘍囉，什麽六君子楊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貴等，都上不得台盤。內安反側，外和強鄰，軍事政治一把抓，就非老段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頗識大體，三月二十二日，出任參謀總長；經過一個月的周旋，四月二十二日乃拜相組閣。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各方叫囂，正此起彼落，省縣獨立，也接二連三。南方獨立諸省，在護國軍軍務院成立之後，對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趨激烈。五月十七日在馮國璋與張勳聯合邀請之下，尚未獨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會議於南京，各省雖仍效忠樞府，尊重元戎，但奉勸息肩榮休，則是多數之決議。縱是有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義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馮國璋夫人為四姐，國璋為四哥，見袁靜雪憶父文】，也不避嫌疑，迭電勸退，其他來自全國各地的勸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電，則日夜不絕，衰病殘年，何堪對此。袁氏自知不起，在六月六日，昏厥複蘇之後，微息微歎之間，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說，‘他害了我。’此‘他’是誰？就永無定論了，袁氏一死，全局皆鬆，中國就是另一個麵貌了。　　袁公我民國史上之開卷英雄也。然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麵評價之書。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細評之，關係篇幅，有待專論。三言兩語帶過，則袁世凱，我國近代社會政治轉型期中，不幸的當國者之一也。我國近代從極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國製度，要轉入一個超英越美的，國家社會兩得其平的，後西方民主製度(Post Western Democracy)。則此項轉變，非有兩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煉不為功。袁世凱之當國則正值此一轉型的開辟時期，而他又天生是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底曹操型的人物，主觀的個性，和客觀曆史發展的軌跡，兩者鑿柄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鑿柄不投是普遍現象，袁氏則較甚於他例而已，無足怪也。今隻略言其抽象部門，具體例證，當另作別論。　　今且把護國戰爭期間的大事，排列個時間表如下，以便讀者一目了然也。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接受‘推戴’，決心做皇帝　　十五日-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不受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　　二十一日-冊封馮國璋、段芝貴、唐繼堯、閻錫山、曹錕、靳雲鵬、朱慶瀾、劉顯世、許世英、盧永祥等四十餘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二十五日-雲南宣布獨立；唐繼堯、蔡鍔等領銜；組護國軍討袁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一月十九日-日本警告；延緩帝製二十七日-貴州獨立；劉顯世領銜　　二月 十七日-外國公使團訪外交部關心中國內戰　　三月 十三日-廣西獨立；陸榮廷領銜　　二十二日-袁撤銷帝製；起用段祺瑞為參謀總長　　三十一日-四川將軍有意倒袁，與蔡鍔軍停戰　　四月六日-廣東被迫獨立；龍濟光領銜　　十二日-浙江被迫獨立；都督屈映光　　十七日─馮國璋、張勳提‘調停辦法八件’　　二十二日-段祺瑞出任國務卿，組新內閣　　二十六日-馮國璋電勸袁下野　　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部’成立於肇慶；都司令岑春煊，都參謀梁啟超　　八日-‘護國軍軍務院’成立於肇慶；撫軍長唐繼堯，岑春煊代；是為近現代中國‘一國兩府’之始　　九日-陜西獨立；陳樹藩領銜　　十七日-‘南京會議’，馮國璋、張勳策畫，十七省代表參加　　十八日-國民黨領袖陳其美被刺於上海　　二十二日-四川獨立；都督陳宦　　二十九日-湖南獨立；都督湯薌銘　　六月 六日-袁世凱病死，虛齡五十八歲　　七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記一失足的帝王夢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並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氏有正麵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曆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餘終覺人類也隻是脊椎動物之一種，聖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禽獸聖賢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語雲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餘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歎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睌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麽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製，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曆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麵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歎。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上篇已簡略言之，袁世凱鬥垮了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製，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後，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隻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就是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適時的提出了一篇‘帝製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麽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 advisor )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1887─1985)。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1881─1958)。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麵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隻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製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麽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裏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製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裏，乃把總統製改為內閣製。那時實行內閣製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隻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隻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製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采用總統製，後改內閣製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製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製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采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裏的美國書呆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事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仆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曆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底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製的辯護士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誌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為應該被鎮壓的動亂了【見哥大存檔，古致哥大校長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態度；上引郅文亦有節錄】。　　再從純學理出發，古氏也認為當時由國民黨議員所控製的國會，抓權太甚，有損於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因為對當時正在使用中的‘臨時約法’，和正在製定之中的‘天壇憲法’，都是采取法國式的內閣製。古氏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應該強而有力。因此他也於天壇憲草之外，另替中國擬了一份古氏憲草，主張中國應采取總統製，中國總統在行政權力上，應該超過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　　此一古氏憲草的英文稿，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曾保存有兩套原著。筆者服務哥大期間(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時取出在教室傳觀。今次為撰寫本篇，曾再往原館查閱，其書卡猶存(書號分別為 B342.511 C44 及 441)而兩書皆佚。遍詢上下負責人，皆不知所終，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尚存有一份；美國國務院外交文書中亦有複印本【見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參閱。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則是那些在國會之內，擔任憲法起草委員的黨人，黨派偏見( partisan )太深，他們不但在憲法上寫定，內閣向眾議院負責(見‘天壇憲法’第八十一條)，縱在國會休會期間，他們還要保存個‘國會委員會’，以代行國會職權(第五章各條)；對行政部門作常年不斷的監控。這一來不但把‘三權分立製’，變成了一權獨大的‘國會獨裁製’，那個與國會平行的‘大總統’，也就變成個橡皮圖章了。(等於是後來國民黨政權中，汪、蔣合作時期的林主席；和在共產黨政權中作橡皮圖章的人大委員長。)古氏認為這種立法權(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權( Executive Power )的建製，也是民主政治中史無前例的，和不應該存在的。袁世凱顯然是受古氏評語的影響，在‘天壇憲法’經國會通過後，未出四天，袁氏便於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也就隨之癱瘓了【參見上引郅玉汝講稿頁三四──一三五】。　　【筆者附注：此事在美國憲法史上，亦數見不鮮。在筆者撰寫本稿期間，一件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正把美國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筆者不學，由於個人治學上的興趣，曾把這宗憲法糾紛，從開頭就跟蹤到底。這位生就帥哥而好色的柯大總統，由於行為不端，偷雞摸狗，被國會內的右翼共和黨卯上了。他們借口總統在大陪審團之前說謊和作偽證，犯下憲法規定應受彈劾的重罪，要趕他下台。其實此案從頭到尾，隻是一樁三權分立的政府之內，立法與司法部門勾結，打壓行政部門的無煙內戰。話說從頭，是七十年代水門案之後，國會中人認為總統權力太大，為防製將來的總統再越權，乃撥下钜額預算，設立一個獨立檢察官，專門監督總統和最高級官員的不法行為……。這就是我們孫文主義裏麵的監察院，和美國立國哲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驗主義，也是鄧小平‘黑貓白貓’哲學，在政治上的實際而有效的運用。不幸近二十年來，風向右吹，最高法院、國曾，和獨立檢察官.都被極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們對一個民主黨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總統的社會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惡痛絕，而無如之何。正好這位帥哥西門大總統，又好色過度，就被獨立檢察官史達捉了奸。共和黨和它的極右翼聯盟，乃以此為借口，來把這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鬥垮、鬥臭。史達的權力，本極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權，而夫人又著意維護的好色總統，婚外奸情，原屬不易。誰知這個為極右勢力盤據的最高法院，不顧國家榮辱，和憲政原則，竟與史達通力合作，賦與史達一切權力，把總統奸情，查得須眉畢露；也把自己國家的元首，變成全世界媒體上所共賞的西門慶，成何體統。如今更讓眾院投票政客，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個美國潘金蓮的褻衣之內，並將這位淫蕩的莫妮卡，捧上千萬富婆的寶座，向全國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話了……。簡言之，這也是民主國家三權失調的政治鬥爭中，走火入魔的怪現象。不過吃一塹，長一智，今後那個獨立檢察官的偌大權力，肯定是不會再有了。這就是美國的立國哲學 Pragmatism (實驗主義)利弊之所在的具體表現。當年在中國大力推薦實驗主義的胡適老師，實未嚐參透也。蓋實驗主義一定要有個有‘定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製度為基礎，始能搞‘一點一滴的改革’。美國今日這個‘獨立檢察官’之存廢，和兩黨在緋聞案中的鬥爭，若沒個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會為基礎，那就要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人頭滾滾了。姑引目前這段時事，來幫助說明，在我國民國初年，民主學步初期，政治轉型過程中，那樁畫虎不成的小插曲。關於近年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之濫觴，及其對美國政治社會之影響，下列論文，頗堪一讀：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製與內閣製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製最有力的辯護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總統製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製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在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裏，古氏很自然的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後來的帝製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後，袁氏所推動的一係列的變法改製，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布新約法’、‘實行一院製’、‘廢除內閣製’和‘總統世襲製’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製‘新約法’的頒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 Keynote speech )時，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雖然古某也一再堅持，他對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議( advice )，是從純學理的立場出發的，但是總統派(和後來的帝製派)則對他的‘純學理’毫無興趣。他們所需要的隻是古顧問對‘總統製’和‘中央集權製’的大力宣傳。為將來實行帝製鋪路，使這位來自美國的權威教授，變成中國未來皇帝的‘禦用文人’，而古氏由於初臨東土，對詭譎的中國政壇，毫無認識，乃被無辜的卷入中國的臭醬缸，作帝製派的替罪羔羊，幾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贓，栽得最慘，而百口莫辯的，則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謂‘帝製優於共和論’了。　　　 　　‘帝製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來當古德諾於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來華時，正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完全結束，袁政府大難不死，外患稍紓，喘息方定，乃又回頭為內政國體，重作舊夢。當初曾力主中央集權的古德諾顧問，既然適時歸來，袁大總統乃紆尊降貴，請古顧問就以評議‘天壇憲法’為題，就世界各國現時所采行的國體，一評共和政體與帝製政體之優劣，以為袁氏本人，以及中國推行憲政前途之參考。這本是古某在二次來華之前早有心理準備的暑期作業，萬裏歸來，所為何事？因此乃盡展所學，為袁總統上了一篇萬言條陳，以報知遇。古氏這件備忘錄是專為雇主袁大總統撰寫的‘密件’，以供袁氏個人參考的。不意此文後來竟為袁黨漢譯為‘共和與君主論’，文中並強調‘君主製優於共和製’，發交華文媒體廣為宣傳，它就變成楊度等人所組織的推行帝製的‘籌安會’的聖經了。後來袁氏帝製不成，身敗名裂而死，遺臭後世。古氏因之也頗蒙惡名，有人甚至懷疑他受賄執筆，使古老頭跳到黃河洗不凊，他本來在美國政壇也是宦途似錦，竟因此一敗筆，而前功盡棄。原來在古氏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之時，聲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之下，共和黨固有意提名古德諾為總統候選人，與威爾遜一爭高下也。不幸古校長竟因‘助袁稱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終生，也真是無妄之災。　　筆者抗戰期間在重慶讀大學之時，即頗思一讀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之原著，以見其真相。無奈戰時大後方無此治學條件，未能如願。戰後留學來美，曾在古氏寄存於哥倫比亞大學之私檔中細索之，還是一無所獲，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所存古氏遺文中，此件亦無蹤影。真是踏破鐵鞋，所幸上引美國國務院舊檔中卻有一複印本【見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與原漢譯本互校之，頗開茅塞也。【中文謖稿原載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國請願聯合會編，‘君憲實錄’。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講辭，均收為附錄，可供參考。北京第一曆史檔案館應存有原件也。】　　　 　　承繼式的寡頭製，優於非承繼式寡頭製　　古德諾這篇論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詛咒中，不用說是反動透頂了。縱是在開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兩教授筆下，也是篇大大的‘謬論’【見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華書局版，頁五七一，末段】。其實從法理、學理和史實的角度來看，古老頭這篇‘謬論’，還不算太‘謬’。他的謬，是謬在他老學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該在那個緊要關口，寫那篇助紂為虐的文章。學術雖是中立的，但在那個沒有中立地區存在的是非時刻、是非之地，客觀是非的標準就不存在了。我們今日如重覽斯文，把它當作一篇‘史論’來讀，覺得他也頗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則是古某認為各種政體製度本身，如帝製也，共和也，固無絕對優劣之可言。其所異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國家是否能適用之也。即以共和政體( Republicanism )來說吧，百餘年來之大國，行之最有效者。實隻美法二國而已。美國立國之初，其誌隻在獨立，本無一定實行共和政體之初衷也。隻以移民海外，僑民之間獨缺有統治曆史與訓練之皇族。加以開國諸賢均頗有老英倫議會政治之素養，更以開國元勳之華盛頓未嚐生子.縱接受黃袍加身，登基為北美王國之喬治一世，亦無美王喬治二世可傳。故堅守共和政體為立國之本者，偶然固大於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廣人稀，生活條件優厚，教育發達，民智大開，人民視參政為義務，以故共和政體竟能一成不變，浸為民主大國，適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優於君主也。　　再看法國：法國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餘波，原亦醉心於自由民主，然法國無議會政治之傳統，人民對共和政體殊難‘適應’，亦可說共和政體不適合法國國情也。以故時不旋踵，革命將領之拿破侖遂加冕稱帝矣。其後帝製獨裁更翻擾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將領、老拿破侖之侄，竟背叛共和，恢複帝製。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戰爭，首都巴黎陷敵，帝國崩潰，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於今。固知法國人民在共和學步中，三起三落，實未能一蹴而幾也。　　其後拉丁美洲之西葡兩國殖民地，由於擺脫兩國之統治而次第獨立，因受美法共和政體之影響，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巴西諸共和國。然南美諸國缺乏美法兩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經濟等共和政體所必需的條件，因此畫虎不成，共和政體竟相率變成寡頭獨裁政權。然各獨裁政權，如有深具統治能力之強人統治，有時雖亦可相安數年至數十年之久，然若斯強人一旦老邁或死亡，因無固定繼承人，則往往群雄並起，爭奪政權，就弄得全國大亂，民無噍類矣。古氏且特別舉出墨西哥的獨裁者爹亞氏( porfirio　Diza )為例。爹總統統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無事。然在爹氏日益老邁昏聵之時，由於沒個法定繼承人，而弄得群雄並起，一國之內總統五人，墨西哥就不成個國家了。所以古老說，一個國家如果搞共和政體畫虎不成，與其落得個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權，倒不如幹脆實行帝王專政之為愈也。因為搞帝王專政，它還有個老香火、老法統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駕，自有小王按老法統，和平接班；不像個人專製的寡頭政權，一旦老寡頭死了，眾多小寡頭，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筆者按：不信試看二戰前後的極權國家的表現：列寧死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孫中山死後的汪、蔣；斯大林死後的馬林可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毛澤東生前死後的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凡是派；鄧小平生前死後的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所以古老頭說與其畫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幹脆開倒車，搞真帝製。因為承繼式的寡頭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專製)，實遠比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個人獨裁製)要高明多多也。　　　　英國由共和複辟帝製　　古教授為此曾舉出個英國曆史上的實例：搞廢除帝製、建立民國，英國佬實在是天下第一。遠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就發生過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領導武裝鬥爭的英國黎元洪，名字叫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倫威爾的革命軍不但一舉把英王查理一世‘廢’掉了。他們還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審、定罪，然後砍頭。砍掉國王腦袋之後，他們就建立大英共和國，並公舉克倫威爾做大英共和國的總統，那時的正式名稱叫做‘監國’( Protector )。克倫威爾在大英共和國裏當了九年總統(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卻沒個接班人。克老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民選的總統。總統死了，如何接班，曆史上卻找不到例子。克監國因而想向蔣老總統或金日成大統領學習，來扶植自己的兒子力次爾(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譯名用民初原譯)做繼任小總統，誰知力次爾做不了蔣經國，大英共和國也不是台灣，小克阿鬥還未上位便被轟下來了。但是偉大的英國不能一日無主呀。國會內的老議員們，認為共和不合大英國情，還是‘複辟’的好。國會提議，全國同聲說好，他們乃把廢太子找回來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國，也就再度變成大英帝國了，以迄於今。目前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進德修業，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製的英國那裏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說，帝製共和原是半斤八兩，沒啥軒輊，各有所適罷了。按目前中國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會各種條件，應該以君主立憲為宜。若行共和政體，則應加重行政部門的權力。立法部門應以像現代前期英國的一院製，和限製代表製(limited representation)為宜，因為中國目前尚無進行普選的條件也。國會議員應由可選代表的少數‘儒士’和商界團體中選舉之。　　以上是筆者在細讀古著各篇之後，深覺古氏亦有其語重心長之處，不可以人廢言，因而鬥膽為之縮寫個節略( abstract )，以就正於嚴肅的讀者。古氏之缺點是他以一個單純的西方政治學者，從純學理的角度對東方政製大膽發言。古氏對中國近代政治史，毫無所窺。他不知道，民國之所以能順利建立，實在是中國試行君主立憲(戊戌變法)而徹底失敗的結果。如今改道試行共和，也隻是困難重重，並沒有徹底失敗。此時要舍‘辛亥’，而返‘戊戌’，豈非庸人自擾？　　縱使如此，讀者朋友們，我們今日如試一回看過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貴國，在袁、孫、蔣、毛、鄧、江諸大民族英雄領導之下，政治發展的史實，我們也不能不拍案驚奇，這位美國的古老頭，實在也是個能寫‘推背圖’的預言家呢。所以筆者說他這篇文章，本身並無大疵，隻是他寫在那個微妙時代，就會被帝製派利用和曲解罷了。楊度在職業道德上有虧的地方，便是他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諾分明說的是，共和帝製各有所適，到楊度筆下就被絕對化而變成‘共和不如帝製’了。這是楊度這個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過古氏對袁總統作上述分析時，他也保留個但書：那就是這個反轉型(從個人獨裁，立正向後轉，再來搞帝王專製)必須：(一)要全民認可，不得稍有反對的動亂出現；(二)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反轉型沒異議；(三)要落實真正君主立憲的具體計畫。三者缺一不可也。至於這三點，中國是否做得到，則非他這個老外之所知矣。換言之，解決中國問題，還得靠中國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隻是講一點海闊天空的政治理論罷了。　　　 　　‘籌安會’是個什麽東西？　　古氏之言雖是一篇理論性的空話，可是早已蓄勢待發的楊度等帝製派政客們，卻撿到雞毛當令箭，就乘勢拉開幃幕，正式搞起公開的帝製運動來了。那個全部負責推動帝製運動的‘籌安會’表麵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楊度等六個文人發起組織的，事實是其來有自。上篇曾提過，袁世凱在改變民國官製時，司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見。而楊度等帝製派人物動念之時，似亦不在袁氏之後。袁氏之行為，甚或即出諸楊度等政客之策畫也。　　根據史料推測，我們大致可說，袁楊的勾結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後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最緊張的高潮期，他們也沒有停止活動。楊撰‘君憲救國論’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執筆的，此篇顯然是出於帝製派之集體策動，甚或出於袁之授意，時在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出現的三個月之前也(古文撰於七月底)。袁氏批閱楊文之後，大為欣賞，乃援筆親書‘曠代逸才’的條幅並製成金匾以寵之。那時中國的崇洋的風氣極重，他二人可能自覺楊度的學術分量不夠，近地胡椒不辣，美國和尚好念經，古德諾又自視甚高而不知牌底，才決定利用古德諾。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總統禮賢下士的恭請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書袋，就上當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從政，可不慎哉？其實當時替帝製派捧場的‘遠地和尚’，不隻古德諾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的作風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願作袁氏的蘇秦、張儀，到日本去替帝製派活動，他甚至對袁皇上自稱‘外臣’呢。(見一九五四年台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三八)　　　　古德諾啞巴吃黃連　　但是袁、楊二人，和他們所領導的帝製派密謀，可能為突發的日俄侵華的國難所阻，而遲遲未敢公開。等到兩難同紓(中日二十一條簽字於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圖條約則簽字於六月七日)之後，適值古氏返華。袁世凱不問蒼生問鬼神，竟要求古顧問寫一篇比較共和君主兩製，孰優孰劣的政治論文，其蛛絲馬跡，就不難細尋了。古氏二次來華為時不過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頭大戲，吾斷其絕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們就揭開麵紗，公開大搞其帝製運動了。因此從表麵上看來，他們組織籌安會底靈感是由古德諾啟發的。古氏又豈是笨人。他不甘心為帝製派所利用，得訊之後，他一麵於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記者，說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準，隨即在‘京報’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視聽。但是帝製派利用古德諾來祭旗，以發動帝製運動的目的已達。‘君憲優於共和’的囗號已傳遍全國。古德諾這個洋顧問，再怎樣招待洋記者，來痛加批駁，也是枉然。加以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開學了，古校長於月底匆忙離華返校，人去樓空，楊度(別署‘虎公’)就變成古顧問‘君憲救國’的代言人了。　　【筆者附注：古德諾在離華之前與中國帝製派這段筆墨官司，原是當時中西文媒體的頭條新聞，可是八九十年之後，原載報刊多已斷爛，上窮碧落下黃泉，尋覓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國名人，其時美國駐華使領館，對他都十分注意。對華府國務院也密報至詳。這些檔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檢閱，嚴肅讀者可參閱美使館代辦馬慕瑞(J. V. A. MacMurray )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發至華府國務院之七四七號密報，及其他附件，複印於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製運動的暴風雨　　籌安會之正式掛牌出現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隨即發布啟事，在全國征求會員，並宣布‘宗旨’說隻是研究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何者更適於中國之國情。專談學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麵的籌安會成員隻有六人，被帝製派媒體，甚至一般與帝製派無關的時論家，都譽之為‘籌安會六君子’。六人公推楊度、孫毓筠為正副理事長。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也於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見報。上節已提過，楊在此文中把古德諾的理論加以絕對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適，楊則絕對化之為‘君主優於民主’，並強調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君主立憲實為將來中華國體唯一之選擇雲雲。不過籌安會也把古氏原文譯漢發表，未加刪節。　　　　六君子還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傳統中國曆史上，原和‘七賢’、‘八駿’一樣，是對一般朝士，尤其是關心國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學養超越的文職官吏，作正麵評價的褒揚頌善之辭(其反麵便是什麽‘三害、五虎’和什麽‘四大不要臉’了)。吾人如試一翻查辭書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獄裏，就出過兩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為反對宦官魏忠賢，而橫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鬥等‘六君子’，最為知名的。不用說在晚清戊戌政變時，為國人一致崇拜的譚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無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組織籌安會的楊度等六位仁兄，夠不夠資格，也頂個‘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丟開這個籌安會的負麵組織不談，就人論人而月旦之，則楊度這個六人幫，自我貼金或他人捧場為帝製派六君子，也不算太過分。因為那時對共和政體失望。認為民國不如大清者，社會上正隨處皆有。李宗仁將軍當年便一再向我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腐爛敗壞。李公每每向我歎息說：‘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章一節，末段】　　回憶不多年前，筆者訪台時，在中央圖書館拜晤蔣複璁先生，是時正值媒體報導一樁亂倫案。蔣公閱報氣憤不已。告我說，他幼年在故鄉時，社會上發生一樁兒子打媽媽事件。其結果是本縣知事丟官，知府降級。再嚴重一點，縣城府城的‘城牆垛’都要削平，科舉停考，以示這是全縣全府之恥。蔣公也一再歎息說：‘那像台灣現在風氣這樣敗壞？那像現在風氣這樣敗壞？’　　　　民國為何不如大清？　　其實像筆者這輩轉型期老人，所聽到類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歎息，正是千千萬萬。上舉李、蔣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餘有一頗忠於共產主義的沙坪壩老同學，自北京來向我歎息說：‘當年進中央大學是我自己考的啊。’據她說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學，高幹子弟是可以隨便進出的。這在當年大陸上便是個有趣的問題，叫做：‘為什麽國民黨做到，我們(共產黨)做不到？’其實早年大清帝國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製’)，而國民黨做不到的也正可舉之不盡呢。何足怪哉？　　這一古怪現象，朋友，就是筆者所一再強調的所謂轉型期特征了。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製，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製(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 challenge )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製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曆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了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隻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曆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隻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複帝製，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製，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製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曆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曆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嚐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嚐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複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鬥，望重士林。嚴複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製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製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更是國學泰鬥，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一名光漢)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後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嚴複、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複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雲雲。【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劄節抄’，載‘學衡’十期】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隻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又想、又怕，又默認、又否認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上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於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製計畫時，袁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盡管放心。’　　【筆者附注：袁世凱對馮國璋所說的這段名言，傳世版本甚多，也略有異辭。拙篇所引出自比較更接近原文的張國淦版本。張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凱的總角之交，做皇帝時的不臣之臣，故較為可信也。見張國淦遺稿‘洪憲遺聞’，複印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一九八六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頁，一三六。以下簡稱‘文史資料’；關於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歲的故事，請參閱‘晚清七十年’，卷五，有關袁家各章。】　　袁氏這番話說得近情入理，老馮也信以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處辟謠，說袁總統絕不會做皇帝。袁也曾對徐世昌說過，若有人要陷他於不義，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倫敦去做寓公，不問國事。並說他有個兒子在倫敦留學。他已囑其略購薄產，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隱居，雲雲。餘曾翻閱當時的美國外交密檔，竟也發現美國駐華使領館，也據之以向華府密報，袁如易共和為君主，中國國內力無足與其抗衡者。然據馮國璋將軍所述，以及各方情報的分析，袁總統似無稱帝之心也。誰知袁某血口未幹，他底帝製行為卻一天天地成為事實，這不僅使華府洋人自歎情報不確；馮國璋也大為生氣。他自認是老袁的頭號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紹的袁家的家庭教師。他兩家親如骨肉，而袁氏卻對他作如此欺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實吾人如以行為科學的法則來加以分析，這現象隻是袁世凱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行為。不是單純的欺騙行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麵臨這個‘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擇，他原是又想著，又怕著嘛。因此他對縱是最心腹幹部的表態，也是一邊默認，一邊否認的。有人固以袁公為偽君子也，默認是真，否認是假。其實兩麵都是真實的現象……。朋友，他老人家，原來就是又想著，又怕著嘛。所以才表現出又默認、又否認的矛盾行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著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試問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製運動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籌安會策動之下，未幾即全國風行，如野火燎原，一發難收。籌安會的原始計畫是，直接發電各省將軍及巡按使，並通函各部院司長以上官員，附寄古德諾論文，及入會誌願書，和對國體問題的投票紙，請覆文者書明讚成改製與否，並請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區選派代表，齊集北京開會，共決大計。果然各省區、各官府寄覆函電，直如雪片飛來。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員，及畿輔軍警數千人集會、表態、勸進。中央大員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張謇等少數略表消極之外，其他如楊士琦、梁士詒、陸征祥、章宗祥、周自齊、朱啟鈐等等，都爭先恐後，排班勸進。反對者簡直寥若晨星。　　至於省區和地方藩鎮，除馮國璋、張勳等二三人略表達遲疑之外，時未經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麵大員段芝貴、龍濟光、張作霖、趙倜、靳雲鵬、倪嗣衝、陳宧、唐繼堯、湯薌銘、閻錫山、張懷芝等等，所謂‘十九將軍聯名勸進’的通電。聲勢奪人。　　民間團體的勸進電報，那就更是更仆難數了。且有未收函電之各地商會工會等亦王動申請入會，並派員來京，共襄盛舉。楊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蒞京之後，即開會表決改變國體，呈請政府施行。甚至即時黃袍加身，擁戴袁氏立登大寶。然籌安會原自詡為民間組織，如此行動於法何據？不得已乃改采‘國民會議’形式，由各省區各團體指派代表來京，組織國民會議，決定改變國體，呈請參政院代立法院采納執行。然國民會議組織需時，而參政院於九月一日例會在即，勢難配合。籌安會諸公乃再度變通辦法，以‘公民請願團’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選任。蓋各省旅京人士多為各該省區頭麵人物，與母省區各界接觸既廣，代表性亦大也。這一來，果然問題解決，盜鈴掩耳，皆大歡喜。自此公民請願團之組織，直如雨後春筍，連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乃至妓女請願團，均紛然雜陳。一致向參政院代立法院‘請願’國體改製，由共和改君主，並擁戴袁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所收請願書既然盈箱累篋，乃票決組織‘國民會議’，以順從民意，而帝製派又深恐曠日持久，諸多不便，乃由‘財神’梁士詒撥款補貼，建議組織全國各界‘請願聯合會’以代之。梁之建議，的是神來之筆，自此籌安會曆史任務已了，乃於十月中旬易名為‘憲政協進會’，漸次隱沒，退出曆史。請願改製的天降大任遂由經費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國請願聯合會’一肩挑之矣。【參見高勞著「帝製運動始末記’，及黃毅著「袁氏盜國記’，選載於‘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二二、九七五】　　　　國民代表大會的推戴鬧劇　　曆史家於世紀末，秉筆書之，自難免感歎上述的傳奇，實在是一場醜劇、鬧劇，和悲劇。但八十年後回看這段三峽之中，浪打船翻，其醜、其鬧、其悲，不更有甚於此者乎？謹與賢明讀者共歎一囗氣，這原是我們社會文化轉型期中，避免不了的曆史傷痕嘛。在轉型期中的中國，國無定型，民無共識，政無法統。在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一個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往往就被屈指可數的一小撮政客和軍頭弄得河翻魚亂、民不聊生。而這些興風作浪的軍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領袖之才。在一個有製度、上軌道的國度裏，他們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國治世、各方麵的領袖，但是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裏，他們就是害群之馬了。　　就以上述這個帝製運動來說吧，那就是一個自作聰明、投機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楊度，組織了一個六人幫的小政客集團，以迎合一個特大政客袁世凱的意誌，庸人自擾、自以為是的幹起來的。他們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時未經月，便把個帝製運動在四海之內弄得風起雲湧。號稱會員萬人，分會遍及全國，但籌安會卻自始至終未開過一次大小會議。一切會務皆由楊度等三數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縱之。迨運動已變成一時氣候，參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變而為‘全國請願聯合會’，原先之六君子，乃擴大為‘十三太保’。然‘請願’團體究不能改變‘國體’，乃承旨組織‘國民會議’，再躍而為‘國民代表大會’，由各省區、各行業分別選出‘國大代表’，舉行國民代表大會以投票決定，改變共和國體為君主立憲。旋又以國民代表大會召集需時，再簡化為各地區國大代表就地投票，以決定國體。如此這般，各省區，各行業(包括‘碩學通儒’)竟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畢，全體國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數，‘一致讚成(改變共和)為君主立憲國體’。據此，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由副院長汪大燮領銜，三呼萬歲，向袁大總統恭上‘推戴書’，推戴袁某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乞順天應民，早登大位，以定國基。帝製派經過三個多月的瘋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關袁世凱帝製運動的直接和間接的史料是說不盡的。最近出版而比較全麵的選輯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丁，‘袁世凱統治的垮台’，頁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凱公牘選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頁一三五○──一四○○。】　　　　梁啟超、蔡鍔與袁世凱　　上述故事全屬推戴者的花樣，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業，又是怎麽回事呢？上節已提過，袁世凱對做皇帝的興趣自始就非常濃厚；但是茲事體大，他又是個政壇老狐狸，經驗豐富，知道後果嚴重，不敢輕試。因此對做皇帝這套玩藝兒，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書，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上節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兒孫滿堂，如今帝製運動風起雲湧，黃袍加身在指顧之間。一個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官僚，他內心怕怕，實與喜悅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麽呢？須知袁總統原是毛主席的前輩，也是個槍杆出政權主義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槍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槍杆打下的。當年幫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麵。仰望黃袍，各有私心。慢說他想做皇帝，就是維持個總統大位，也要時時看他們臉色。筆者在清末諸篇就已交代過，袁的北洋軍係統，一向是不用留日學生的。如今北洋係本身已漸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組‘模範團’作第二‘小站’，來改造北洋軍。不幸北洋係暮氣已深，無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學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計要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鳥。一方麵是為著削藩；另一麵也預備重用這位梁啟超的得意門生、青年的蔡將軍(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時年三十二歲)，以奪回軍權，徹底改造北洋係。為此，梁、蔡師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並誠心誠意服從袁大總統領導。因此進步黨也就變成國民黨的死敵之擁袁政黨了。　　袁世凱這項安排原是個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豎子成名，虎頭蛇尾，他那個錦繡江山，後來就是在段、馮、張杯葛之下，被梁、蔡師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詳敘之。　　　 　　列強幹擾和軍費無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國改成帝國之後，列強拒不承認，甚或乘機混水摸魚，出兵幹擾，助長地方叛亂，那他就無法應付了。近代中國史家，尤其傾向於國共兩黨的黨史家，每喜各為其主，護黨罵袁。說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叛國賣國。因為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獨夫，不像兩黨在槍杆之外，還各有其筆杆也。其實如果不存偏見的治史者，百年回顧作持平之論，在當年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尤其是無恥的日本軍閥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嘔心瀝血、寸土不讓的應付紀錄( record )，哪裏又比後來的政權更壞呢。若以春秋之筆，作誅心之論，則比諸蔣公的‘按內讓外’(據說這話是張學良改的)，被逼抗戰，和卻賠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黨，‘感謝日本侵略’，兩黨聯合犧牲外蒙古和釣魚台，則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執筆，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製來，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為經濟。二次革命時，袁氏對國民黨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與五國銀行團借款之適時簽字，實有絕大關係。然可一不可再，設因共和改製，而再度引起南方諸省之獨立，袁氏要用兵平亂，則軍費一項便可置袁政府於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車、煞車，與翻車　　袁氏因有上述三項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製來，因為目標誘惑太大，他雖然永遠熱中，但也始終猶豫。而楊度等嘍囉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瘋狂擁戴，推得衰邁老人上車，勇往直前，從不後顧，而心事重重之後座老乘客，則頻頻煞車減速(餘見美製配有避彈玻璃的保險轎車，後座都裝有煞車，以防司機之暗算)，以策安全。餘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車，蓋發生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時參政院已一致票決擁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預備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選人，拖入寶殿，來個黃袍加身了。忽然內府傳諭，說大總統有話要說，並囑楊士琦代為宣讀，似對十三太保澆盆冷水。蓋傳聞大總統已正式決定，拒絕推戴。連反對帝製的參政院長、副總統黎元洪，亦自退隱之處，趕來聽講，鹹以帝製運動蓋可告一段落矣。誰知隻是後座煞車一次，候選皇帝並未下車也。楊士琦傳諭說，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公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接著便強調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可是最後還是拖個尾巴。說國民請願要更改國體，也為的是‘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報’】換言之，如經過一個‘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一類機構之公決，那自當別論，如是則‘本大總統’也未始不可考慮也。　　這條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顯。果然三個月之後，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決，改變國體，推戴袁公為中華帝國皇帝，這個‘多數國民之公意’，由參政院作為全國總代表，於十二月十一日，三呼萬歲之後，袁大總統就於十三日正式接受擁戴，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了。　　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隻在一念之間。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於北美新澤西州)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我們在前章裏曾一再的說過，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製度)已毀；後型(今後兩千年的民主製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後，不知所適的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穀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屍填溝壑，彼岸無期。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而又生性潑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當了漢奸，抗戰後在蔣公弄得捉襟見肘、無路可走之時，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還輪到胡適之、李宗仁來做總統呢？有汪在，國民黨又何至愚蠢的為淵驅魚，把整個的‘中國知識界’(The entire Chinese intelligentzia)包括朱鎔基在內的精英五十五萬人，送給老毛小鄧去‘引蛇出洞’，當其‘右派’，而糟蹋殆盡呢？老實說，毛澤東的作孽就是從反右開始的。其後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四清、文革、四人幫，一直到老鄧的天安門，都是從反右的骨牌效應。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之所以能在中國曆史上出現，其第一個‘千古功臣’，絕不是張學良張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開的說是他當年犯了錯誤。雖然他並不改悔。少帥就曾向筆者說過，他是以部下身分，陰謀反對長官，他自已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樣陰謀反對他，他早就把他自己槍斃了。所以他對蔣介石關他五十年，毫無怨言。少帥近一百歲了，據說頭腦還很清楚。此語可覆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軍閥，而是當年內部傾軋無已時的國民黨本身啊。國民黨自已胡搞一通，才搞出個共產黨來，哪能亂怪他人呢？　　王小二過年的閩南幫　　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之後，並沒有下過‘罪己詔’。迨蔣家朝代結束，閩南幫篡奪了江浙幫的黨權之後，在旁觀者清的曆史家眼光裏，李登輝主席不隻是承繼了蔣家的黨權和政權，他也承繼了江浙幫的錯誤，而擴大其錯誤。江浙幫最大的致命傷是心胸狹小、畛域觀念牢不可破、不能容忍異己，而缺乏‘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泱泱之風。幫內之同夥，其甜如蜜幫外之人，則被弄得離心離德。結果圈圈愈畫愈小，終於被迫退出了大陸。　　可是今日的閩南幫簡直是王小二過年，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輝總統，我們犯不著為尊者諱，實在是台獨派中最大的台獨。其誌隻在一島。朋友，一島何傷哉？真把個台灣小島，建成個迷你瑞士(台灣沒有瑞士大)，有何不好？問題是你建成建不成嘛。我們搞曆史的，尤其是從宏觀史學的觀點，教世界通史的大學教師，隨隔洋觀火，回看我們祖國政局的發展，我們認為台灣沒有做東方瑞士的任何條件。真的要做了，在兩大強鄰的臥榻之側，哪有酣睡的餘地？成年成月的，在兩個虎視眈眈的吞噬者之下討生活，哪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好過啊？他們這些有個人野心、而又心胸狹小、更不明曆史大勢的政客們，自己都在汪精衛、袁世凱、盛世才、高崗的舊例之前走鋼索，兩千萬善良而‘身在此山中’的同胞，去陪他們跳崖，豈不太冤枉了？　　其實，李總統想把台灣建成個獨立的瑞士，也隻是個借口。本質上，他實在也隻是和他前任的江浙幫一樣，在畫小圈圈，把他所不喜歡的‘外來政權’和‘非我族類’的異己，一起趕出圈外才好。不幸的是國民黨本身就是個‘外來政黨’，其中包括馬英九在內的‘老外’太多了，趕不盡，殺不絕。小馬哥的當選，對李總統也不是滋味啊。　　政治轉型中的成熟選民　　所以馬英九今次在三合一中當選，恕我隔洋旁觀，大膽妄言。原因大致有兩大端：(一)近代中國政治史從帝製轉民治這項轉型，轉了將近一百年了，由於中國幅員太大，其走向成熟的程序(process)，是前進落伍，有其顯明底階梯性的。台灣是排在這個民主階梯的最前列。尤其是台北市的選民的政治水平，在我個人看來，已超過今日的紐約市，這當然也是信不信由你。　　【筆者附注：個人在四十年代末期便到紐約，斯時本市市民中的黑人、波多黎各人、今日所謂‘西人’(Hispanics)，都還是真正的‘少數民族’，因此市長和市參議員等選職，經常都由多數的白人包辦。但是這些政客中就有人看中遠在天邊的、說西班牙語的波多黎各人。波人皆是美國公民，但是在其本島上，他們過的基本上還是生活水平很低的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知情的紐約政客和商人各為私利，乃設法鼓勵波人大量遷居紐約。商人為的是廉價勞工政客為的是集體選票。這一來，波、黑、西三個少數的總人數就超過白人了。選職官吏的背景也就迅速改變了。紐約領先，華府、芝加哥等大城隨之……，白人政客開其端，黑人政客踵其後，馴至諸大城，尤其是華府的市長就非黑人不能出任了。因此美國傳統中英國式的老辦法也就行不通了。這是進步，是退化，曆史家固不能亂下雌黃，但是新時代、新風氣則是客觀的事實。嬉皮時代以後，性與政，也就難解難分了。略微保守的中國同胞，看到柯林頓大總統在辦公室內的私生活，認為不可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華府市長卻在市長會客室內，公開做相同的事件，就沒啥奇怪了。總之，經過數十年在大洋兩岸觀察所得，我個人就認為，台北今日的選民，比今日紐約的選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　　今次馬英九之當選，就是台灣選民的政治智慧的集體表現。奇怪的是，這種政治家的遠見，自私和短視的政客反而沒有但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老百姓的眼睛卻是雪亮的。這次三合一選舉中所表現出來的，我們海外旁觀，真不能不為我們的民族智慧，擊節稱歎。阿扁這位欽定的候選人，如來個壓倒式的當選。天啊，吾將見銅駝於荊棘中矣。首受其害的阿扁自己不知也。　　集體舍身跳崖的可怕　　台灣如真的走向獨立，我們怕的不是江澤民要動武；老江能搞幾年？我們怕的也不是共產黨要動武。在一部中國通史裏，共產黨又占幾頁？我們怕的是大陸上十二億漢語民族，和海外五千萬華僑，也要動武，而使老江和老共變成了他們的英雄(所謂時勢造英雄)，那就不得了也。但是動武解決不了問題，動武可以亡國、亡島，可以造成萬人坑，製造殺人犯。那如何得了！？我們看看今日波士尼亞的萬人坑，能不觸目驚心？有些朋友，尤其是教授圈內的朋友們，就詛咒今日中國日益看漲的民族主義，說它是可怕的萬惡之源。我們要反對到底，千萬不能加以鼓吹。這問題便是教授們‘主觀’的鼓吹或詛咒，和這個民族主義的‘客觀’底存在，完全是兩碼子事。事實上，台獨運動之興起，也是今日民族主義濫觴的一環。兩者之間是有其惡性循環的關係，非可偏廢也。　　群眾智慧勝過個體智慧　　我們在海外做‘天朝棄民’，已經做了一輩子。已故詩人劉若愚教授說得好，‘遊子歸來作外賓’。胡服胡語，歸化番邦，已經三代了。兩岸弄得糜爛一片，幹卿底事？但是究竟同宗共祖，血濃於水。見無辜同胞集體跳崖，不免為之心慌意亂也，不意一覺醒來，忽然看到小馬哥香檳澆頭，全島大樂，萬緊皆鬆，深覺寶島上的民主政治，前途無限。在此緊要關口，台北選民所表現的成熟、沉著，和應變的集體智慧，真非同凡響。　　記得數年前，我的哥大小友張旭成博士，回國競選民進黨立委，我們老朋友一致奮起擁張，筆者就曾引孟子的話，為滿口‘吳三桂’的旭成博士作點勸戒，說：‘其為人也，小有才不明君子之大道也。’搞政治要更上層樓，張兄還要多讀點中西兩文明中的‘聖賢之書’，變化變化氣質，才能做政治家呢。想不到這次台灣三合一的選舉之中，全體選民竟能集體的表現出若斯之‘政治家’的涵養與風度，反為少數趾高氣揚的個體政客之所不能，也真是大出意料，大出意料。　　再回看民進黨出山之時，旭日初升，是何等聲勢？但在這次三合一之中，竟為全民所背棄。真是奇怪吧？朋友，不奇怪也。此為我民族集體智慧，在不知不覺之中所表現出來之政治潛力也。何足怪哉？何足怪哉？袁世凱皇帝做不成，哪是小鳳仙的男友，利用那幾千杆破槍，打下去的呢？他是做皇帝不得人心，為全民所背棄，才灰溜溜地倒下去的呢！　　民主政治家的起步　　小馬哥的勝選，還有另一個原因：(二)那就是台灣在經過多年的民主政治的實踐，他們中生代的‘政客’(politicians)，已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政治家’(statesmanship)的境界。這次王建煊不著痕跡的舍身保馬，便是這一境界的最高表現。上次總統競選時，陳公子的表現，就差勁多矣。這不是陳履安不如王建煊，這是台灣政治運動漸次升級的結果。大的政治走向高層次，才會產生高層次的政治家來。愚最近閱報，知道柏楊自歎渺小，說他寫作一生，隻寫出兩片磁碟來。柏老有所不知，十年之後他會更渺小，因為他就隻剩半片不到了。以前我就勸過胡適之先生，說‘水經注不能再搞了’，但是他已經搞了二十多年了，怎能煞車呢？胡老師在水經注研究上的成就，今日如找個‘博士後’用電腦來做，大概需要一年半載的工夫吧。時代的進步多麽可怕。我國古法家說得好：‘時變而法不變者，亂。’生在今日的高科技時代，時變而法不變，時變而頭腦不變……，朋友，就不止於‘亂’而已了。　　台北人已非吳下阿蒙　　這次台灣三合一選舉，是成就了小馬哥。使他亦步亦趨走向政治家之途。但在在下看來，最大的收獲者，可能還是阿扁。阿扁之誌不在台北也。阿扁是少有大誌的。人家是誌在總統呢。但是阿扁這次如果勝選了，他底挫折，必然會拖到下一次去發生。阿扁啊！這次塞翁失馬，安知非爾之福？閱報知阿扁檢討敗選的原因說是‘與外省人沒有溝通好’。話是說對了，但是隻對了一半。須知，‘本省人’如果全投阿扁的票，阿扁還是會當選的。這次投票何以還有那麽多的本省人，不投本省籍的阿扁呢？這就是因為台北今日已不是台獨人士心目中的‘台灣城市’了。台北今日已是個享譽世界的開放性的國際大都市。台北人早已不是隻知在街頭打人的、台獨心目中那種‘褊狹’的吳下阿蒙了。　　法國大革命時，拿破侖瞧不起英國人，他認為久居小島之上的英國人，心胸褊狹，目光如豆。所以他對英國人嗤之以鼻，說英國隻是個‘小商販的國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在十八世紀初年，路易十四時代的英國人確實如此。可是時至十九世紀，英國人走遍世界，見多識廣，早已不是當年的‘小商人’了。而拿翁時變而頭腦不變，還以為倫敦人是吳下阿蒙，掉以輕心，他就被英國人活捉去了。　　總之，大陸上一般五十以上的人，都還在老的醬缸中掙紮，形勢比人強，亦不得已也。我們隻有耐性等著吧。生在文化邊緣和疆土邊緣的小政客們，動不動就不要做‘中國人’。我甚至有一些個人感情極好的‘本省藉’朋友們告訴我：當年從大陸遷往台灣的移民，全是男性。清政府不許女人過海，所以他們底祖先討的妻子，全是原住民，所以他們早就和大陸上的漢人不是一族了，‘不信’：他說，‘您摸摸我們的皮膚就是不一樣’，所以台灣應該獨立。其實漢民族(孫中山把它早就改名叫‘中華民族’)，原是個多民族的大熔爐(Multi-racial Melting Pot)，我們曆史上最偉大的詩人、精通蠻文的李太白，就不是個，事實並不存在的‘純漢族’。在近現代史上敢於頂撞毛澤東的大‘脊梁’梁漱溟先生，就是個蒙族。孫中山先生早年也做了美國人，拿了美國護照，最後還不是做了國民黨的總理、中華民國的國父。阿扁兄，搞政治為什麽不搞大一點？在個小島上走鋼索，最後來做個殉島烈士，智者不取也。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再翻翻曆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趁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穀，好好的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麽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前篇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這一失足，他自已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複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曆史的必然’呢？邱吉爾在打了二次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麵，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曆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曾反覆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製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曆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覆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製’(袁世凱語)；‘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毛澤東語)；‘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錦濤語)；…‥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覆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製、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曆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曆史鬥垮、鬥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鄧上皇、胡總書記耀邦、趙總書記紫陽、江總書記澤民、李總統登輝，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裏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麵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曆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從較好製度、可行製度到破產製度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裏，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文官製，不是個‘最好的製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製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製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製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係於中央政府的接班製，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製’(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曆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製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製度’，可以加以不斷的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隻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麵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製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裏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裏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製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製尚未奠立，舊製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隻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於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麽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製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麽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麽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曆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幹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汙篇幅，則複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美洲)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製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製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曆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後亦說：‘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製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製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製君主，並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製度精神，且我國曆來的政治製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後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製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製度，猶未脫其範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細研究漢代政治製度，便可知不特其創製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二十世紀最新的民主製度猶未多讓焉。(二)郡縣鄉亭裏的地方五級製 　　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製。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裏’──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裏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裏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製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製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內設有‘五兵’，由亭長於農暇時課人民習武事。亭內附設有‘公舍’。凡政府官員過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長理之，與人民無涉。此在交通不便的專製時代，實為必需。故亭之製度實為漢代地方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負有維持一亭社會福利之實際責任。　　十亭曰‘鄉’。鄉民中舉年高德詔能率民為善者一人為‘鄉三老’職掌一鄉之教化。另舉‘鄉嗇夫’一人，掌聽訟事，收賦稅。另舉‘遊徼’一人，習入民以五兵，並主徼巡防盜賊。是蓋真有實力，轉司捕盜，而與亭內之‘求盜’之僅為維持治安者異矣。是三者所司規模較大，故設於鄉之下。是皆由鄉民推舉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鄉官’。是鄉官皆出諸民選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單位則為‘縣’，有萬戶以上之大縣長官曰‘縣令’，減萬戶者曰‘縣長’。令之秩(級別)自千石至六百石縣長之秩則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為政府命官。屬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職。統屬於縣令長。其外複按縣中戶口之多寡，舉民之年高德劭者，自‘鄉三老’中選出‘縣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員(今曰委員)若幹人。所謂：‘孝悌明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民之本；三老眾民之師也。’換言之，即是選縣中年高德劭負有物望者，參議縣政。縣中丞尉雖亦為有秩之官吏，然與縣三老等立於同等地位分庭抗禮既可以事相教，參議縣政得失，複可消極地監督政府。是為一縣之組織。　　而縣直屬於郡。縣令長向郡太守直接負責。各郡所屬縣多寡不等，頗似今日之行省，所轄區域至廣。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設官分職亦模擬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軍政財大權，操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負責。太守專政一方，權至大，體製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與否關係至大，以故西漢的中興令主孝宣皇帝曾有‘與朕共治天下者，其為良二千石乎’之言。漢製太守人選須由丞相擇人推薦，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時，須由天子召見，‘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為治之原則。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製。太守專治一郡，則於歲末派遣‘計偕’至京師上‘計簿’(政治報告書)於兩府──丞相府與禦史府──述職。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財政收支報告之‘見錢簿’於大司農。故郡太守與中央政府之間維持密切聯絡，所謂‘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也’。　　太守屬官計有‘郡丞’一人，總管百僚，首領諸吏。舉凡太守屬官之愚賢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課其殿最。然太守府組織至為龐大。因之其中屬員之賢愚功罪勤惰之考績，則另置‘功曹’一人專司之，是為專察太守府內之屬官者。至於屬縣之政治得失，縣令長之賢愚勤惰，則別由‘督郵’察之。督郵承郡太守命不時巡行，專察屬縣的吏治得失。　　【作者加注：三國演義上有張翼德怒鞭督郵的故事。那是劉備在做安喜縣的縣尉，代理縣長，督郵來找他麻煩。張飛火了，乃把督郵綁起來，揍他一頓。然後兄弟三人棄官而去。詩人陶淵明做縣長，督郵來視察。陶縣長禮應穿官服，束帶，向督郵鞠躬，陶縣長不幹，說：‘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所以也丟帶棄官而去。毛澤東譏笑老陶是個‘大官做不到，小官不願做’的臭老九。這個被陶老九所鄙視的鄉裏小兒就是督郵。國民黨在大陸時代叫‘督察’共產黨時代叫‘視察’，他們都是到下級政府去作威作福，大吃大喝還說什麽鳥不吃白不吃。筆者青年期也曾在國民政府屬下的地方政府做小吏，幾乎官拜督郵。這些督察、視察、督郵們，當然也包括本文作者在內，都是應該被張三爺打屁股的鄉裏小兒。’　　而一郡之司法則由‘決曹’司之。決曹主治獄，司一郡之民刑法。一郡之治安則由‘誡曹’司之。誡曹主緝郡內盜賊，維持一郡安寧。另外更聘郡內明達士人組織‘議曹’，專備太守顧問，議政治得失。是皆由太守選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專職，分層負責。統名之曰：‘後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統領之。故郡丞襄讚太守，實際負責。亦即蔣委員長所說之‘幕僚長’也。　　而一郡之國民軍訓，則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漢製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壯丁登記也。民年二十三即為及齡壯丁。及齡壯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領受軍訓。於每歲農暇時之八月，會同郡太守與縣令長舉行‘都試’，視人民體格及誌趣之不同，分別施以‘輕車’、‘材官’、‘騎士’等之不同訓練。近水之郡複有‘樓船’之訓練。統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縣令長於都試時，課其殿最，授予資格。故郡丞實掌一郡武備，邊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職屬官，曰‘司馬侯’者。故郡尉既司國民軍訓，複兼司捕盜，維持一郡治安，猶今日省內之保安司令，且兼師管區司令之職也。(三)回避製與監察製 　　漢製郡太守屬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舉孝廉方正之士為之，統謂之‘郡吏’；然他郡人，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過率本郡人民為治。因此下聞易於上達，舉直錯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則一本中央政令為治，有專殺之權，總攬政綱，導民為治。權至重，位亦等。故其屬吏雖率為本郡人，亦不敢阿黨蒙蔽，致使太守有運用不靈之弊也。　　是故一郡之軍政財大權，率操諸太守一人，則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賴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亂之責，亦由太守一人是問矣。因之地方之監察機關，亦專察太守一人。漢代之地方監察官為‘刺使’。刺使之官品(秩)次於太守，僅六百石；然權責至重，專已刺舉太守過失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職責是‘奉詔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使、監察權限，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出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製，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眾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情，喜則淫貪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恬榮勢，請托為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等六條。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範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黃綬’(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功曹’、‘督郵’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即以查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幹預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於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複於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幼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誌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日知錄’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複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其外中央朝廷複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製度。(四)人權人格與人民參政 　　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製度，固知其創製之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製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製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今主孝宣帝曾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漢書.元帝本紀’】。三者並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書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後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係。在上者恒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係。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於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宮吏上下之關係，如非劃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征逐之鄉矣。　　而漢製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吏上下之間的關係則一以‘禮’為紀綱。上下之間除有法定的關係之外，複以‘禮’維係之。長官屬僚，職分主屬，而禮同賓主。長官以師長態度以遇僚屬。而屬僚之與長官則行師弟子禮，上下以揖讓相處，無後世之官僚惡習。故以一代大智大賢，無傷於屈為小吏。雖處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試觀即漢代丞相府屬官之與丞相，亦僅行師弟子禮，白錄不拜。丞相有事於屬僚，亦稱‘請’，而不日‘召’。屬吏有過，司監察者據以報丞相，丞相親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屬實。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絕無傷於個人人格之尊嚴。務使被控者內心感愧。散發其良心。而冀其知恥也。蓋雖為大聖大賢，不能無過，如偶一不慎遂受難堪之侮辱，則氣節之士，將視補吏為畏途而不肖者則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恥矣。　　丞相府猶且如此，則郡太守縣令長更無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禮聘當地俊彥為郡吏。如西漢孫寶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為吏不應，寶乃遇之以賓禮，與之為布衣交，時人美之。故漢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趨士’，因之側身官府者多引以為榮，非同在下者之‘慕勢’也。故一郡名流歸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薈萃之所。上下之間以禮讓相維係，以法令為依歸，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縱不抑。後世失之，遂流為官場逢迎之儀式矣。　　節要而言之，禮治與法治相互為用，則禮治不致流於頹滯；而法治亦不致流於冷酷，故能政風穆穆，而政府於人民之間亦庶幾無截然之鴻溝也。以故西漢郡守雖如黃霸、龔遂之寬和，而吏無驕縱不法之習；即如嚴延年之酷，而屬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後世此風漸頹，晉陶淵明乃有折腰之歎矣。　　再者，漢代地方政治之特點，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試觀太守受策由其一方，儼然唯我獨尊矣。然漢製非本那人不得為郡吏。放太守隸屬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總其成。郡丞統領後曹為幕僚長，率百僚佐太守為治。以本那人參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員政治’目之，則負一郡之實際之政治運作；而既以同那人組成太守府‘後曹’，則不啻為一變相之參議會也。且複以學有專長之士組‘議曹’，佐太守議郡政之得失，直是一專家委員會，作太守之顧問機關，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維係對中央關係，擘畫大計，總其成且。故漢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長，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縣政亦複如是，縣吏既出諸察舉，更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縣年高德勒之士。與縣丞尉以事相教，讓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參議會也。是亦漢代政治之特點，不幸傅至後世則變質矣。(五)漢製為後世所不及 　　今日試一回顧我國政治製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漢製。流變二千年，舉凡中央地方之設官升職，幾皆不脫兩漢製之範疇。且後世因襲漢製，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蓋後人之因襲漢製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幾經流變則變質矣。　　試觀漢代之實兩級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專治一方軍法政財之大權，及選舉進賢之責，獨掌士子上進之途，有專殺之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儼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絕少，且治續斐然者，實有賴於監察製度，與人民參政製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幹涉地方行政，實行其超然監察製，且專以舉察郡太守為事，故行政與監察製渡，各自發揮其最高效能，而無相互牽製之弊　　且人民與政府之間無截然鴻溝，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縣屬吏，對行政長官，既可作積極之佐治，複可作消極之監督。既為負責實際責任之政府官吏，複為變相的參議員，負有行政、監察、建議的多重意義，故於一郡縣之行政得失，所見尤深。即有建議，亦不至於流之空洞；而興利革弊亦能便捷從事。試以之與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參議會製，作一比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為治之原則，以其民，治其地，而總其成。長官幕僚相互依賴，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門而劉公得道，雞犬升天也。　　而維係此優良的政治製度，自亦有賴於為政得人而為政得人，端賴於政風之高雅清正，而漢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現其雍容儒雅的政風。上下一以禮為紀綱。居上者，既作之君，複作之師。不以位高權重而倨傲；居下者，既為之佐，複為之賓，揖讓相處，不以居下為卑賤，已故政風高雅，無後世官場之陋習。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則名流節士歸之。雖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純正。以故但有賢明在位，不親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兩漢知名之士，每多為毫無行政經驗之匹夫，然一經政府征辟作不次不遷，亦有擢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後世相傳有所謂‘臥治’為美談者，良非史家專美之辭也。及觀乎後世之政治場合，一味以官術相尚者，能無慨然。　　竊以兩漢之盛，基於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實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為國政之基。或謂兩漢政治頭重腳輕，實則漢代中央政局，雖仍限於帝製政府寡頭政製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組織與運作，卻於無形中早開民政治之先河也。(本文小標題為作者所補入)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王剛解紐 軍閥割據 政客縱橫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糟亂的一段時期，應該就是民國初年的所謂軍閥時期了，而軍閥時期實在是從袁世凱死亡之後才正式開始的。因為在帝製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還是一個可以號令全國的政府。地方軍頭還不能目無國家法紀，隨意橫行的。野心政客雖然也難免結黨營私，但是在大一統的國家之內，縱橫捭闔，多少還有些顧慮。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綱解紐，全國皆兵，政客縱橫，中國近現代史才正式進入一個所謂‘軍閥時期’了。這也就是筆者在拙作裏，不厭其煩的一再解說過，我國史上第二次大轉型，從帝製向民治轉去，這個總方向是必然的，不會變動的；但是在各小階段中的變動，則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無常的。這個偶然出現的軍閥階段，就是個很標準的說明。　　所謂‘軍閥’者，便是一個軍人，擁兵自重，甚或割據一方(一區、一省、一縣，乃至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在名義上，他還是國家軍政體製上一個有名分的單位，但是在實際的權利運作上，則是個不受政府法令約束，而自作自為的獨立王國。在中國的傳統曆史裏，通稱為藩鎮。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樣的一個軍人就叫做軍閥了。‘軍閥’這個現代名詞，似乎是早期日本人從西文Warlord翻譯過來的。所以軍閥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統兵數十萬，占地數省，自成派係。有時甚至可以暫時取得國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級的，如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陸榮廷、新疆的楊增新和後來國民黨時代的山東的韓複矩、四川的劉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軍閥。再小的，有的隻有槍兵數十人，占領區域不過一兩個小城鎮，但他也可征夫抽稅，自治自為，不受任何法令的約束，做個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那些廣西地方軍頭劉日福、陸雲高、陸福祥、蒙仁潛、林俊廷、陳天泰、張春如、梁華堂等等，‘人槍較多的，自封為自治軍總司令，或師長旅長；人槍較少的，則自稱為司令、幫統、營長不等，各視本身勢力而定。割據一方，派縣長、設關卡、征錢糧，各行其是。’【見李傳第十三章】。這些都是當年在廣西省內，土生土長的小軍閥。筆者回憶幼年時期在安徽家鄉就知道一些割據鄉鎮的小軍閥。記得有個諢名叫魏三鬧的‘司令’兼個小鎮的鎮長，他一共隻擁有槍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攤夫派稅，‘保護’一鎮的治安竟至數年之久。上級的縣政府中的縣長，在動亂時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對他也不聞不問；他對上級也向不買賑。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無事；雖然他們平時也有些禮貌上的往還。上級的縣長來來去去，而魏三鬧卻能在本縣之一角，穩坐釣魚台，不受太多的影響，而一鎮居民的生命財產，卻多賴他的‘保護’呢。你能說魏三鬧不是個土皇帝、軍閥？　　據張學良將軍，英雄不論出身低的告訴我，張作霖早年當‘胡子’時代，也是個在東北地方上收‘保護費’的張三鬧。後來愈鬧愈大，才被招安當了管帶(營長)，以後由團長、旅長、師長、軍長，而總司令，而大元帥。割地為王，他在東北所統治的地區，加上後來‘入關’所占領的地盤，竟遠大於歐洲史上有名的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主政中樞，竟然變成了全國一人的國家元首，雖然他隻能統治‘九省三市’【見下卷論奉係專章】。　　長話短說，地方軍閥之形成，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帝國之內，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謂‘王綱解紐’，一解到底，全國頓成無政府狀態，‘遍地黃花開’(這是太平天國時代地方成無政府狀態，群雄並起時的安徽土語，倒頗能道其實況)，就形成大小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麵了。所以這些軍閥也不一定全是壞人。農民領袖乘機起義，打天下，固無論矣。有些遊離軍隊(像李宗仁在六萬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紳，組織武裝自衛，也未必全是壞事。這樣，始割據，終兼並(三字經上的話)野心家或革命政黨，再乘機逐鹿中原，逐漸兼並的結果，終成兩強的劉、項之爭，或國共之戰，中國政局就再次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這個循環，在古代中國如此；在近代中國還是如此；在轉型期的中國，尤其如此。我國近現代史上，從袁世凱死後的分裂，到毛澤東生前的統一，就是這個循環很標準的現象。　　袁死後各省督軍省長一覽　　今且將袁世凱死後各省的督軍省長，製一簡表如下。這個表顯示出中國軍閥時期，全國軍閥分配的基本情況，下圍棋的術語，叫做‘布局’。黑白兩方棋手，把整盤棋的‘金邊，銀角，屎肚子’，都大體你一子，我一子，作個總體的割據規畫，然後再分區廝殺。每區雙方都要圍繞著，可以獨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據地，向外發展。先是一縣、一省的各自獨立；然後搞聯省自治，或五省聯軍；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聯盟；最後才逐漸連成黑白兩大陣營，劉邦、項羽；蔣、毛，國共來一決雌雄。下列這個袁氏死後，地方各自為政的督軍省長的分配，就是民初軍閥割據的總布局，以後的軍閥混戰，就是根據這個總布局，分區混戰下去的；有些地方軍頭的勢力，竟延長至十餘年至數十年之久。例如由張氏父子所統率的奉係，直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才開始崩潰。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新舊桂係；雲南從唐繼堯到龍雲、盧漢，都一直延長到中共席卷大陸，才真正結束。人民政權初期的高崗，中期的林彪，也都有割據的野心，而出師未捷身先死。後來鄧小平，口口聲聲不離‘穩定’；目前提心吊膽的江澤民，最怕的也是國家分裂，軍閥割據重見於中國。他們對建立法治民主的製度，沒有信心，才回頭走袁世凱、段祺瑞用武力鎮壓的老套路。下麵的一覽表，就給與我們一幅軍閥時代最原始軍閥分布圖，讀者可一望而知當時的情況。其後的演變，也就不離按圖索驥了。　　袁後中國各省督軍省長一覽表(一九一六年夏季)　　東北地區：奉天(今遼寧)張作霖　督軍兼省長　　吉林　孟恩遠督軍　郭宗熙省長　　黑龍江　畢桂芳省長兼督軍　　華北地區：直隸　朱家寶省長兼督軍　　山東　張懷芝督軍孫發緒省長　　山西　閻錫山督軍沈銘昌省長　　西北地區：陜西　陳樹籓督軍兼省長　　甘肅　張廣建省長兼督軍　　新疆　楊增新省長兼督軍　　華中地區：安徽　張勳督軍倪嗣衝省長　　河南　趙倜督軍田文烈省長　　湖北　王占元督軍範守佑省長　　湖南　陳宧督軍兼省長　　江西　李純督軍戚揚省長　　東南地區：江蘇　馮國璋督軍齊耀琳省長　　浙江　呂公望督軍兼省長　　福建　李厚基督軍胡瑞霖省長　　西南地區：四川　蔡鍔督軍兼省長　　雲南　唐繼堯督軍任可澄省長　　貴州　劉顯世督軍戴戡省長　　華南地區：廣東　陸榮廷督軍朱慶瀾省長　　廣西　陳炳焜督軍羅佩金省長　　上列簡表為筆者根據政府公報等官書，及當時媒體報導輯成的，隻是讓讀史者知其大略情況足矣，細說就太瑣屑了。例如蔡鍔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職，舉參謀長雲南人羅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調貴州人、黔軍將領戴戡為四川省長，四川本省軍人劉存厚等不服，終於引起川、黔、滇三軍輪流火並，死人如麻，成都城內民居被毀者數千戶。羅佩金被迫率部逃回雲南。黔軍被包圍殲滅，省長戴戡被殺。北京中央不能製，隻得承認既成事實，任劉存厚為四川督軍。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軍閥，砍殺無已時，為各省之最。迨抗戰軍興，國立中央大學遷往重慶沙坪壩時，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義者竟斥為‘文化侵略’，豈不可笑。斯時筆者已在重慶，親聞之也。固知喜歡搞獨立分裂者，並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陳宧之接長湘督的故事吧。陳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發表，便惹起湘人大嘩。陳宧夾尾而逃之後，譚延闓乃乘虛而入，北京中央也隻得承認既成事實。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驅湘，湘人殺湘，湘人也就被本省軍閥蹂躪得民無噍類矣。事實上，國民黨北伐，也就是從湘人驅湘(趙恒?驅唐生智)，和湘人還湘(唐生智、譚延闓打回老家去)開始的。　　所以軍閥混戰的曆史，是無法說得完的。以上隻是略舉兩個小例子，其他就可舉一反三，毋須多贅了。至於那幾個力能震撼全國，影響及於世界的大軍事集團，像皖、直、奉三係，他們事實上便是‘五代十國’之中各自專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我們自當辟專章專冊細論之，沒有二話也。較小的軍閥，就根據個別情況分別簡述之了。　　總之，吾人如從微觀史學角度，去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煙海，從何說起？可是我們如從宏觀史學去看它，觸類旁通之，那也就無啥複雜之可言了。集體而觀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總之，王綱解紐，藩鎮割據，政客縱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轍也，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軍閥趣事舉隅　　在我國社會文化轉型期中，一轉百轉，沒個規矩繩墨以為限製，有權便有一切，因此有權的人就可以胡作非為了。向上述魏三鬧那個小軍閥，便有生殺之權。他就可以隨便殺人。在那個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有趣的故事是說不完的。就以現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車為例吧，哪個大軍閥能沒有專用汽車呢？但是內地省分，既無公路，又無維修設備，如何是好呢？所以他們的汽車都是動用整連整營的士兵民夫，從江邊駁船上擡了上去的。汽車拋錨了，電瓶沒電了，輪胎沒氣了，再擡下駁船，運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現代享受的四川軍閥，那時還特地從上海雇用‘網球秘書’呢。這些少年英俊的網球選手，有時被軍閥們的年輕漂亮的如夫人們看中了，曾發生過私奔被捉回槍斃的慘事。想不到某軍閥某次，醋海興波，竟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愛情所感動，不但未判他們死刑，反而資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時傳為‘佳話’呢。　　上述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們之下的文武僚屬們所親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筆者朋輩之間，包括許多‘鳳子龍孫’和‘高幹子弟’所轉述的真實故事。較之司馬遷所根據的‘街談巷議’，可靠多矣。略記一鱗半爪，以概其餘，作為時代的見證罷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製的徹底破產　　在一個有固定形態的社會裏，像傳統的漢、唐、明、清大帝國，社會上有了矛盾，它都是有逐漸發展出來的既定製度，來加以預防和解決。像筆者在前章裏，所說的‘回避製’，從漢朝到清朝的規定，都是本郡人不能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本郡的郡吏(行政幹部)。在‘郡吏’一條上，明、清兩朝雖稍有變通，但是本省人不能為本省督撫，卻是鐵定的，不許違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後，此一回避製繼續有效，則民國時代的地方軍閥，‘回避’一下，猛虎不能歸山，他們就不會那樣無法無天了。試問如把張作霖調到四川，韓複矩調去雲南，龍雲調到東北，在‘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的規定之下，他們遠適異鄉，光杆一條，恐怕也就黃牛掉到井裏去，有力難使了。　　再說那些網球秘書的悲劇吧。你搞三宮六院，你就得維持個宦官製來加以配合，才能保證安全。你既然搞了幾十個後宮佳麗，同時又養了幾百個英俊瀟灑，未經閹割的東北小夥計，來做網球秘書、遊泳教習、私人醫師和衛士司機，那麽，幹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個有‘定型’的社會政治體製，其附帶產生的製度，不論為善或作惡，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發生矛盾，發生動亂。所謂‘轉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裏把各種彼此矛盾的製度，一轉百轉，使它們轉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減少了。　　就以帝製轉民治這一程式來說吧，在朝中把皇帝轉成總統；那麽在家中，則父權、夫權也得隨之減少的。你不能隻在‘朝中’把皇帝殺了、廢了，而‘家中’還有千千萬萬的小皇帝，穩坐江山，那這個民主社會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實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難也。因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隻有一個；而家庭中的皇帝，則在千萬以上也。你要把這為數至幾千萬的小皇帝，一個個拉下馬，乖乖，那就非幾十年、幾百年不為功了。這隻是一個例子。再看看所謂黑社會，我們所熟知的黃金榮、杜月笙，也都是他們各自幫會中的皇帝。你把這兩位小皇帝拉下馬，試試看要用多少氣力？　　且把這些現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們可以說，傳統中國的社會也是個‘多重重心的社會’(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個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筆者附注：其實國共兩黨的本身也是兩個小朝廷，而他們的小朝廷之中，還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統治他底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國法’，也不是‘黨紀’，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謂‘家法’。至於共產黨中所套配的大小朝廷，是怎樣運作的，我們就隻有等到中共開放檔案時再說了。它遲早是會曝光的。二戰前後，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24-1972)領導下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是個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隻有沒有我們小朝廷的問題那樣嚴重罷了。】　　這些大小朝廷，不論為善或作惡，都要經過長期的調節，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無事；終於進入個有定型和比較安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上有較好而可行的國法紀綱，下有足與現行製度相配合的風俗習慣。政治經濟達到小康的境界，絕大多數的人心不思亂，不願鋌而走險，因此縱是最善於縱橫捭闔、挑撥離間和吹牛拍馬的政客官僚，也很難盡展所長來混水摸魚。有個和平安定的社會，一個民族的生存，乃至與他生存相配合的各種社會政治製度和風俗習慣，像中國傳統的，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集權製，和士農工商的社會區劃，就可以慢慢地延長下去了。一延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沒有本質上的變動。這就是我們在秦漢以來的傳統大帝國了。朝代嬗遞，而基本社會政治結構，則始終未變也。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法政’的實際意義了。　　為佛洛伊德作實驗豚鼠　　再說說近年來把美國政壇弄得烏煙瘴氣，那也是困擾人類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強調的色情問題吧。靠中國外交起手的季辛吉就說毛主席有很多的姨太太【見最近公開的‘季辛吉文書’〞Word for Word/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Sec. 4, p.7.這是本根據新法令在美國檔案中輯出的新書】。其實隻是一些沒有名女伴而已，不是什麽姨太太也。但是縱使如此，也隻有毛主席搞得，江澤民主席和李登輝總統都搞不得也。其道理也就是個社會轉型的問題。毛主席的時代，還屬於轉型中期，去古(離公開納妾的袁世凱時代)未遠，所以還可以在暗中進行之。到江、李兩公時代，已接近轉型末期，速度加快，執政者獨裁權力，也相對滑坡，他兩人就永遠失去這個機會了。這也是對佛氏哲學的一個反證啊。　　在前書記載中，尼克森也告訴毛主席說，季辛吉訪華為絕密外交，除季辛吉的一兩位美麗的女友之外，世界上任誰亦不知也。毛主席問起尼總統對美女的興趣如何？尼連忙說，不敢不敢。周總理含笑從旁插嘴說，大選期中，真的不敢，不敢也。其實尼克森未說老實話。根據美國FBI公開的報告，尼克森也有個漂亮的中國女友，劉小姐也。他還假公濟私的，把劉氏移民到美國去呢。但他就沒這勇氣向毛主席招認也。　　至於柯林頓大總統的問題，有許多記者友好不恥下問，我就說這是個美國性氾濫的問題了。若以男女關係之變遷來看美國嬉皮出身的，反越戰，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雜交的這一代男女，則柯林頓尚不失為一個Good Boy也。君不見紐約華府隨處皆有，夫婦同享的色情俱樂部乎？柯林頓與希拉蕊夫婦，尚未聞涉足其間也。柯林頓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須知，美國的白宮主人在雷根時代到來之前，尚無離過婚之總統也。你如有誌做總統，則千萬不能離婚。筆者的哥大老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原即是個Bad Boy。他在二戰期間，統軍歐洲時，竟與他的司機女同誌相愛，而要拋棄糟糠，去做英國女婿。事為他的上司馬歇爾將軍所聞，馬乃嚴厲訓之曰：艾克(Ike,艾的俗名)，你將來還要做總統呢，豈可離婚？艾氏聞訓始止。阿克後來果然做了總統。　　柯林頓這個嬉皮總統之不幸，是他沒個馬歇爾來時時耳提麵命，你既進了白宮這個‘見不得人的地方’(賈元春娘娘的話)，你就得戒色八年。因為在一個不斷開放的社會裏，中央政府對權力的開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後的，和最緩慢的。所以在中國才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來增加速度。試看美國的社會生活已‘開放’到群婚階段，它底總統還不能離婚呢，豈不滑稽哉？……　　但是這就是政治啊。君不見今日大陸，全國向錢看的程度，幾乎已超過美國，但是當政者還不是口口聲聲，什麽四個堅持，什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動不動就把大陸上的雷震、殷海光…‥捉將官裏去？政權卻一點一滴也不開放呢。天下的烏鴉一樣黑。莎翁說，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製度的的學人也可說，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頓這個嬉皮大總統，他把最放蕩的嬉皮生活方式，帶進最保守的政治圈內，忽然遇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嬉皮，來投懷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宮的清規戒律，就發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學中最大的實驗豚鼠，跟袁世凱做皇帝，和汪精衛當漢奸一樣，一失足成千古恨，雖咎由自取，實在也隻是一樁形勢比人強的時代鬧劇啊。台下免票看戲，讀史者真不時為之捧腹也。　　社會政治轉型的中間階段　　總之，我們中國通史上，這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這個循環完成之前，照例要有個軍閥橫行的中間階段。在近現代中國所發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從袁世凱死後才開始的軍閥混戰了。他們一戰三十年，再加上個倭寇入侵，最後又打出個劉邦、項羽來。項羽被劉邦打敗了，中國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凱暴卒之後，據時人估計，‘軍閥時期’在大陸上橫行的大小軍閥，蓋在三千人以上。經過三十年的割據兼井，最後才剩蔣、毛二人，來拚個你死我活。　　毛的最後勝利，據他底美國資產階級的朋友史諾的估計，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代價是六千萬顆人頭落地(不包括大躍進時的兩千五百萬)，慘痛可知也【見Edgar Snow著Other Side of the River】。而這場浩劫，話說從頭，便是從袁世凱的一念之差開始的。袁世凱生前的中國原是個統一的中國嘛。袁的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國也不會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會暴卒，如此，則轉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會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來個和平轉型，則中華民國的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曆史了。　　古語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沒有軍閥橫行，哪又會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從古到今，都是善於自我毀滅的，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強求，致有浩劫連連，夫複何言？我們隻能希望，曆史家紀錄出若有之悲劇(包括柯林頓所犯的錯誤)好讓後來的政客和軍閥，稍有戒懼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古往今來的亂臣賊子，讀春秋而不懼，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爛攤子　　話說回頭，前章已言之，袁世凱死後，收拾袁氏留下的爛攤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務便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時對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實力，也自認為最有功勳的(反對帝製的功勳)，實在是馮國璋。但是馮氏的接班卻於‘法’無據。袁氏留下的‘金匱石室’裏，既沒有他的名字，憑新舊約法來接班，他也無份。馮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團結。如果段能全力支援他接班，在馮、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實力還是全國無敵的。如今袁世凱不但皇帝未做成，連總統資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總統，當然也已隨之俱去，既然一切從頭來起，則馮之出任總統，當然也不無可借口之處，但這就端賴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馮在當權的北洋係中，是段的頭號勁敵(是後來蔣介石的汪精衛；史達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來突出馮氏。經過與徐世昌一番密議之後，段就公開主張由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了。至於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約法’歟？抑民元之‘舊約法’耶？據說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點出的。這個‘法’是可新可舊，不新不舊的。這一來足使當時全國所有的實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且看此時南方的反對派，原軍務院梁啟超、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乃至孫文、黃興那一夥，則堅決要求恢複被袁世凱竄改了的民元約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國會。從而盡廢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製度。一切恢複民元的老模式，並由原定的副總統黎元洪，正式接任為大總統。如今黎副總統‘依法’繼承，不正是南方反對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當然更是夢寐求之。但是他雖於法有據，卻為政無力。黎氏自從叛孫投袁，脫離革命陣營之後，早已變成個全無班底的孤家寡人。他底政治地位，全憑約法為斷；隻要新舊約法有一個恢複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於新舊約法是否可以恢複，段祺瑞當然更是個關鍵人物。至於黎對新舊約法的態度，也是各有喜惡的。依新法，他便是個權力極大的獨裁總統；依舊法，他雖是個虛君，卻可援引反段的國會，來對抗段的‘責任內閣’。　　段祺瑞本身這時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國務卿，原是袁世凱自動撤銷帝製，恢複大總統名位之後，根據‘新約法’派任的。但是這個新約法是個采取‘總統製’的臨時憲法。他如主張沿用新約法，他這個國務卿，將來就必然要受製於將來的大總統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對派梁啟超、岑春煊、孫文等人的要求，恢複舊約法，這個舊約法是個采取‘內閣製’的憲法，這對段總理當然很好；可是恢複舊約法就得同時恢複那以國民黨占多數的民元舊國會。根據北洋係過去的經驗，國會之內，黨派橫行，政客們嘴尖皮厚，開起會來，筆硯橫飛，頭破血流，可不是個好對付的衙門啊。段一向是聞國會而頭痛色變的。所以段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舍。最好還是能另製一部合乎他個人需要的憲法，和組織個無條件擁護他獨裁的國會。這就是後來他另組所謂‘安福國會’的心路曆程了。這也是他‘安福係’(一名‘皖係’)終於失敗的關鍵所在。　　段氏談虎色變的國會　　但是段祺瑞(和他的前輩袁世凱一樣)在另造國會這一招上，由於沒個一黨專政的底子，終於功敗垂成，但是他底實驗和經驗，卻為後來的蔣、毛二公所充分利用而大獲成功。所以政治製度的變化是一步一步來的。不可一步登天。蔣的獨裁是較段更進一步；毛的獨裁則又在蔣之上了。但是物極必反，迨蔣、毛獨裁搞到亡黨亡國的邊緣，這才又出現了蔣經國、鄧小平這一代，來搞改革開放。曆史是一步一步發展的，不可‘落後’，但也不可‘躐等’，是急不得的。得時休笑失時人，寫曆史的人，還是一步一不的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國會，和他的‘皖係’，是啥回事呢？暫時隻提一提，讓我們到時再說。目前且讓我們先聊聊，段老總對國會為什麽談虎色變？　　【筆者在前些章節裏曾時不時的提過，在民初國會裏，那些八百羅漢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熱鬧得多呢。就以動武的武器一項來說吧。台北立法院裏的打手，隻能‘赤手空拳’的來搞他個‘拳打腳踢’。八百羅漢中的花和尚魯提轄，可是厲害得多啊。他們那時還沒有原子筆。他們所習用的‘文具’，還限於硯台(石製)、墨盒(銅製)和毛筆。硯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枝毛筆，加個銅帽，也是個小小的飛鏢。一個國會議廳之內，就有硯台、墨盒、飛鏢八百個之多，一旦羅漢們野性爆發，火並起來，‘文具’變成‘武具’，筆硯橫飛，墨汁如雨，那還得了？……須知，我們學自洋人，在立法機關裏打傷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盡管去打好也。那時在中國國會裏參觀的洋記者和外籍觀光士女，對我們的硯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後來北京國會內的管理員，也怕文具傷人，乃把八百隻硯台、墨盒，都鑽了孔，用螺絲釘釘牢在桌上，以策安全。當年在國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些洋記者就以此發問說，中國的議員為何有那麽大的脾氣？國會的發言人說，中國人都喜歡吃豬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個人的脂肪多，就脾氣大，所以國會內才打個不停，雲雲。有的讀者批閱拙作至此，可能認為筆者把曆史上的雞毛蒜皮都記錄下來，是輕忽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觀史學，本來就是一葉知秋，從小看大嘛。在本篇著墨期中，我個人也正在一麵撰文，一麵在看美國電視新聞，看那第一○六次的美國國會正在開幕。共和、民主兩派，為著彈劾柯林頓的好色問題，唇槍舌劍也正在對決之中。以一個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華裔治史者，麵對這幕正在製造中的美國曆史，不禁感慨萬端：(一)他們這一套，已有數百年實踐經驗的議會政治，不隻限於我們所看到的參、眾兩院，在電視中的表演呢。這是他們從幼稚園就開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們中國人學得到？學不到呢？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各民族的政治製度，都是經曆數百年磨練出來，自有其民族特色的製度，它不是一輛汽車，或一架電視，可以從甲國搬到乙國；乙國搬到丙國去的。東施效顰，是不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呢？加以我們這些，醬缸出身，包袱奇重，而並無自覺的政客和學人，硬把黃牛當馬騎，是否會自貽伊戚呢？(二)縱然學得像模像樣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南韓和台灣，是否真能解決我們的實際的問題呢？縱使能解決若幹問題，它是否是個唯一的方法，或較好的方法呢？台灣選舉，筵開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應該如此呢？大陸經濟發展到適當程度，是否也會如法炮製呢？不如法炮製，是否會另有出路呢？真是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不得其解。政治製度，本來是要通過長期實驗和實踐，才能安定下來，傳之後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們目前以美國模式為藍本，會慢慢磨練出一個我們自己的製度來。江元首應該因勢利導，千萬不可開倒車。】　　黎元洪依法繼承　　總之，不論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的矛盾，他最後還是在與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議之後，決定讓黎元洪副總統‘依法承繼’，出任大總統。　　前已言之，這個‘依法承繼’四個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進士出身，滿清時代做過東三省總督，袁世凱時代做過國務卿，就稱‘相國’，是北洋派當時第一號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壇老狐狸。他這四個字訣可說是一言安邦，全國各實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歡喜，因為徐氏並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暫時合作了。　　這個‘法’，讓我們再重複概括一下。對南方的反對派來說，顯然指的是‘民元舊約法’。恢複民元舊約法，不但由黎菩薩來當掛名總統，那失業多年的舊國會議員，八百羅漢，又可重入廟堂，去繼續其縱橫捭闔了。而這個‘法’，不論是新是舊，對黎、段二人來說，也是各有長短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論做國務卿或國務總理，他對總統對國會，都得兩麵開弓，因此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舍，南方反對派既然堅持恢複舊約法，段也就無可無不可了。　　當時縱是野心最大的馮國璋，對這個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滿足。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總統，實在於法無據。段既不願為他說項，而南方的反對派也勢必反對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個副總統當當，則來日方長也。這也不失為一項最理想的選擇。所以馮對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滿意，而表示由衷的擁護。　　既然全國各實力派都一致擁護，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的恢複運作了。　　重新統一後中央政局掃描　　在全國一致擁戴聲中，黎元洪大總統乃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二屆正式大總統。同時改國務卿為內閣總理，段祺瑞個人原職不動，內閣改組。這也是段所心甘意願的。因為全國各實力派既然都認可了‘民元舊約法’，而這個舊約法，根據民元宋教仁原來的‘虛君實相’、‘責任內閣’的設計，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實集中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比徐世昌小十歲)雖是個崇拜德國鐵血宰相，而剛愎自用的軍人，然此人也豁達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權，他也頗希望能贏得各實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組織一個包容各派各係的‘混合內閣’，以替代他原有的純北洋係的內閣。此一新內閣乃於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大總統明令公布。其後再由八月間‘恢複’了的國會加以追認，不在話下。　　在這新閣裏，段對一向反段最力的國民黨係，也逾格優容；對黎元洪總統的心腹如張國淦，當然更有特別的照顧。　　【筆者附注：張國淦幼女張傳玲女士，現定居美國加州。讀拙著，曾與我取得聯係，並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頗為珍貴。近年來其他民國要人的後裔、親友、門生故吏，讀拙作而與筆者取得聯係如張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陸上政協所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輯亦係相同史料，十分難得。其實流傳海外的類似資料，分量亦至可觀，值得廣事采集也。】　　至於梁啟超一夥的老進步黨人物所改組出來的‘研究係’，本來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兩情相悅，自然也就變成國會之內，與國民黨係對立的擁段派係了。為使讀者對各路實力派人馬查閱方便計，且將改組後，黎段中央的關鍵人物，和他們在北京政府中的位置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內閣官員此時變動不停，排列不易，下表隻略舉其關鍵人物，和他們在政府中的大致位置，作為坐標，以供參考)：　　大總統：黎元洪(未形成單獨派係，為北洋係與國民黨之間的邊緣政客)　　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原屬國會的韜園派，倒段親孫)　　國務總理：段祺瑞(北洋係，嗣為皖係首領)　　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段的智囊心腹)　　外交總長：唐紹儀(國民黨係，孫文香山小同鄉)　　內務總長：孫洪伊(國民黨係，國會韜園派領袖，倒段主謀，馮國璋智囊)　　財政總長：陳錦濤(留美博士，原屬國民黨，後附段)　　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任)　　海軍總長：程璧光(孫文香山小同鄉，親孫)　　司法總長：張紹曾(國民黨係溫和派)　　教育總長：範源廉(接近梁啟超的研究係，左右逢源的老議員)　　交通總長：許世英(北洋皖係)　　農商總長：張國淦(黎元洪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內閣’隻是根據最早的提名編製。此時內閣閣員，每月不同。例如外交總長原提唐紹儀，然北洋係各省督軍省長通電反對，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為南部實力派所反對，最後由陸征祥出任。又如孫洪伊，原職係教育總長，但是教育部在當時是個冷衙門，而孫卻是黎、馮，和國民黨係一致支持的熱人，旋即改任新職。但是不論人事如何變化，總是從一原始模式蛻變出來的，終有脈絡可尋，故製此表為坐標，以便讀者按圖索驥，而遞次說明其變化也。　　人事糾紛，無‘法’解決　　我們讀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閣這一原始名單，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國的邱吉爾，而網羅全國各實力派共同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這一模仿英國式的責任內閣，卻無法解決英國式的政治問題。縱是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以及國務院與國會之間的，最普通的，和無關利害的，最單純的人事糾紛(英語中所謂personality clash)，也無法解決。這種人與人之間毫無意義的意氣之爭，凡人皆有之，隻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這不同程度之間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國風氣最好，中國風氣最壞。吾人久適異國，在國際社區中打滾了五十餘年，真是發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終，而打得頭破血流的。縱是對民主政治信仰堅定、以身許國的民運人士，他們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們隻能說，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賦如此，上帝造的；二則是民族文化傳統如此，吾友柏楊所謂‘醬缸’是也。我民族要把這醬味清洗幹淨，筆者就認為非兩百年不為功。　　讓我們再看看英國人，他們的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個英國人在一起，就能組織個讓大家共同發財的公司(Company)；組織個互利互信的社區(Self-ruled Community)。我們華裔就是搞不來嘛。夫複何言。以上所說還是單純的人際關係。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衝突，那就隻有動刀動槍，彼此殺得人頭滾滾了(不信且看看蔣介石和汪精衛；毛澤東和劉少奇)。英國人乃至擴大至英語民族，他們也有為爭權奪利而鬥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但是在鬥到難解難分，你死我也不活時，他們就能訂個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歸於好，大家按合同行事，這個合同在政治上就是憲法。在憲法之下，大家都是鉤心鬥角的賭客，但是，賭奸，賭猾，不賭賴；不卷袖子，不出惡聲，大家來踢他個心平氣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應從守法開始。雖壞法猶勝於無法無天也。　　美國這個英語民族的二房，他底兩黨製的民主政治，卻是從你死我活、利害衝突的貪汙分贓開始的。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時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貪汙橫行，結果傑弗遜也組織個政團，來加以抵製。庶幾，要貪汙大家一起貪，你貪我也貪；有贓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結果兩派勢力平衡，你也貪不了汙，我也分不了贓，大家依法行事，就變成一國兩黨製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國史家公認，美國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從最不名譽的貪汙分贓(Spoils System)開始的。我們今日打開電視，這場賭博就正在美國國會之內熱烈地進行之中。隻是這場賭博的籌碼，卻是由一位青年蕩婦，替他們總統作口交開始的，也太不成體統罷了。因此民主的基礎是法治，無法無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談一段比較史學之後，讓我們再看看民初袁後的政局。依法則段祺瑞的政府是個責任內閣；黎元洪隻是個‘虛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掉個阿鬥和若幹‘亡國之君’以外，還未嚐有過什麽虛君呢。黎元洪雖是個菩薩，卻不願做亡國之君；更不願在北洋係段祺瑞之下做阿鬥。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上文曾提過，以前唐紹儀總理也曾把袁總統當成個虛君，袁還可容忍於一時，可是總統府裏的小鬼，卻認為總統被總理‘欺侮’了。因為在中國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這道理說得舉國人民都不以為異，這樁洗腦工作需要兩百年的長時間呢。　　如今黎之與段，菩薩有時尚能維持廟堂風度，可是他下麵的秘書長丁某那個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氣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總理之下，那個趾高氣揚，在總統府內，居然也頤指氣使的徐樹錚那頭小鬼。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連黎總統也抱怨起來說：‘什麽責任內閣，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嘛。’這種無聊的口舌之爭日久變質，使內務總長孫洪伊也卷了進去。這種人事糾紛，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裏，至多隻是一樁茶壺風波罷了。一切依法解決。但是發生在毫無法治觀念的中國，就無‘法’解決了。發生了政潮，隻有靠第三者來調解。在中國的政治圈裏，哪裏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黨同伐異，就治絲益棼了。結果隻有靠武力解決，就槍杆子出政權了。　　在段氏內閣所發生的，孫、徐的決鬥，就是無‘法’解決，而逐漸升級為黎段之間的政潮，而天下大亂的。現在且讓我們看看，孫洪伊和徐樹錚，究竟是什麽個貨色兒？　　孫徐之爭升級為黎段之爭　　孫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隸人，為馮國璋的同鄉。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圈裏，同鄉是有其特殊的派係意義的(和今日台灣所謂省籍情結大致差不多)。遠在清末，孫氏已脫穎而出，榮任直隸谘議局議長。宣統年間當各省谘議局聯合奏請清廷早開國會時，孫即被推舉為請願團常駐委員。辛亥後，孫出任民元國會眾議員，原屬進步黨，旋轉國民黨。所以孫在中國議會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種國會鬥爭中，可說無役不與，是位極有影響力、而善於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於民五(一九一六)六月組織其‘混合內閣’時，孫乃被網羅為教育總長。教育總長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個冷衛門。段氏顯然知道，孫某不是個省油燈；不敢不加籠絡，同時也不敢過分重用。但是孫某豈是池中物？入閣未幾，他就被調任至極有權力的內務總長了。孫甫上任，他這個善於縱橫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個比他年輕十歲的跋扈將軍小徐(樹錚)。一個槽栓不了兩頭叫驢，他二人就廝殺起來了。現在讓我們也看看小徐是老幾？　　徐樹錚(一八八○-一九二五)，江蘇蕭縣人。幼年也是個小才子，和梁啟超、蔡鍔一樣，十二歲便考取秀才，但是鄉試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凱、胡傳(胡適的父親)一樣去投軍遊幕。他初試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為段所賞識，並資助其留日習軍事，進士官。返國後就一直是段的死黨了。至民初段出長陸軍，徐已竄升至陸軍次長，官拜中將，而頭角崢嶸矣。因此在北洋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後，被稱為小徐。小徐其人雖未必是個一流軍官，但此人卻精明強幹，案牘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長人才。以故在段氏組其混合內閣時，乃擢升小徐為國務院秘書長。此時段已年逾五十，國事蜩螗，日不暇給，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處理，此在舊式官場裏，所謂代拆代行也。當時段氏是全國一人的大總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權傾一時；而小徐的個性，既不像黎總統那樣的菩薩；更不像陳布雷那樣的夫子。他是個光芒四射的幹才。因此對內他固然是段總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對外他難免就變成眾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後竟為馮玉祥所捕殺，馮氏卻謊稱為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幹的；目的是‘為父報仇’。此是後話。　　【筆者附注：當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聯盟，合力聲討曹、吳時，當時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謁見孫公的，便是徐樹錚上將，而奉孫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蔣介石中校(編者按：蔣氏時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中山對徐推崇備至，而期望尤殷。徐對蔣也印象極好。因此在孫公麵前，也稱許蔣中校為難得的人才，卒使孫公對蔣也另眼相看，始有蔣公後來在國民黨陣營中之飛黃騰達。因此蔣對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蔣公最重江湖義氣。對徐氏後人亦視同子侄，著意提攜。徐氏長子道鄰後竟為蔣公延為家庭教師，教經國漢文。道鄰曾含笑告我說：‘經國每次寫信給我，都稱我作夫子大人呢。’蔣公戰前撰寫‘敵乎？友乎？’以警告日本軍閥的長文，也是借用徐道鄰之名發表的。徐氏對蔣公家事，所知亦深。曾為筆者道之彌詳。也都是民國史上難得之掌故也。抗戰前，馮玉祥在‘中原大戰’被打敗，上泰山‘讀書’，靠韓複矩‘奉養’，變成韓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韓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鄰，叫他上泰山去把老馮一槍幹掉，以報‘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樣，不良於行，哪能當刺客呢？他更不願為韓軍閥來犧牲自己，道鄰後來改采‘依法’報仇，抗戰中期，徐氏曾在重慶具狀向法院控告馮玉祥無故殺害徐樹錚，那有何用呢？-這些都是徐道鄰先生親自向我說的口述曆史。索性再多記兩則小掌故：抗戰中期，重慶中央大學‘歌樂平劇社’的幾個青年戲迷，正在宿舍裏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門上咚咚兩聲，便推門走進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貴婦來。她以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聲的說：‘你們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來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說：‘碰碑。’接著她就使起舞台姿勢，大聲地唱起來。乖乖，那一派悠揚頓挫、悲壯淒涼的味兒，簡直不是餘叔岩，也是馬連良。唱後大家鼓掌稱讚。她連連道謝，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問她：‘您貴姓？’‘我呀，’她說，‘我就是為父報仇的施劍翹。’在大家張目結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領著一批青年男女，揚長而去。她原是槍殺軍閥孫傳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張少帥也告訴我一個故事：老師被刺後，在沈陽公祭期間，日本總領事也假惺惺的來靈前鞠躬致祭。少帥說：‘我那時認真的動了幾次念頭，想把他抓起來槍斃，為父報仇。’少帥如真的幹了，近現代中國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寫了。】　　再回頭說說小徐和老孫為啥又吵得不得開交呢？原來小徐為段總理代拆代行，難免有點擅作威福，連黎總統都嘖有煩言，他哪裏把個總長看在眼內呢？老孫記在心裏，多少也為著討好黎總統，乃在國務會議裏批評秘書長‘越權’。段為徐稍作辯護，孫乃向黎總統‘辭職’作抗議，而黎則袒孫斥徐，使段難堪，漸漸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爭，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裏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係鬥爭甚烈。其誌不再小。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於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台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係。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係’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歎不已。事實上，後來北洋係之分裂為直皖二係，終於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在中國曆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裏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於民國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準’，段乃於二十四日親謁黎總統麵索無效。三日之後，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置，不容變動。　　於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於獲選如願以償(為李宗仁於一九四八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並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麵化了；袁氏死後北洋係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裏，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並聯合北洋係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係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哄聲中，黎總統終於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後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以倒段為職誌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並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後，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托庇於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來派係鬥爭的骨牌效應，什麽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一部設計為‘通史’的著作裏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後國家裏，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麽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後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上篇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見楊度著「君憲救國論’，重印於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頁九五六】　　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啟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裏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曆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製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鍾，心平氣和的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　　美國模式是什麽回事？　　在筆者編撰本篇期間，曾時時為最熱鬧的‘本世紀大審’(Trial of the Century)電視節目所打斷。美國國會這次對總統柯林頓的公審，確是百年難得一見。他們兩黨三院(參眾兩院和法院)，和原被告兩造，真是使盡渾身解數。控方不把總統趕出白宮，誓不甘休。辯方則死守宮廷，絕不退讓。這是一場最激烈的奪權保權的無煙內戰。全國最高學府，和最拔尖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的權威也都被卷入；全國大小媒體，非劉即項，非蔣即毛，幾無一置身事外。全國數千萬有政治素養的人民，街談巷議，也各說各話。大家提起耳朵，眾目睽睽，正在進行一樁全國性的公開的政治學術大辯論。不特當事的控辯兩方的訴訟狀，擲地有聲；為雙方助陣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神學權威的議論之作，亦均深邃之極，有時且文采飛揚；隨時閱覽，真有勝讀十年書之感。真是精彩絕倫。縱是一般賣漿煎餅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婦、大中學生的即興評論，均能頗中肯綮，令人擊節。真是不可小視……。這就是所謂‘美國模式’的最高境界。當然他們各級的大小政客的蠅營狗茍，和我們許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並無兩樣，但是從政治總體運作來說，我們和他們就無法相比了。對照之下，不特當年在北京、南京隻會舉手和抬棺材的議員代表們，顯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灣的風雲政客，和他們相比，也不免是小兒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這我們就不能不從文化整體來說了。須知，美國非隻一單純的美洲國家也。她底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歐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與非歐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純種白人的美國公民的主體，實是歐洲全部白種民族再加上個猶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組合，所形成的一個新興的白種民族。他們在文化上，承繼了整個歐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組織和語言上，則直接取自議會傳統最深的英國。哥大口述曆史的創始人-猶裔納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說，英語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實在不是猶太人替英語民族吹牛。美國革命後，歐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個新興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國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歐洲文明上，也來個第二次的文藝複興，終使它成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發展國家。她的政治製度，是對英國的議會政治的‘延續’(Continuation)和‘進化’(Evolution)，是直線發展的。因此他們縱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諦。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則更能舌燦蓮花矣！這就是我們今日‘世紀大審’中，所見的現象了。　　我國民初的議會政治就不然了。我們既不是延續，更不是進化，我們則是‘轉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謂‘師夷之長技’，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有個‘不破不立’的中間階段。民國初年也就是這個階段的初期。在這‘初級階段’(讓我們借用個鄧小平思想中的名詞)，孫中山的經驗是‘知難行易’，是‘破壞難於建設’(破難於立)；胡適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後立)；毛澤東就急於要‘鏟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們學習西方的議會政治，就十分困難了。因為我們‘破’也不夠；‘立’也不夠。張之洞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實際上卻是，中學是‘包袱’，西學是‘皮毛’。結果是(全民的)‘包袱’丟之不易；先知先覺們的一點‘皮毛’，建立也難。這就是我們民初議會政治，通盤失敗的關鍵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識分子書讀得愈多，愈沒有知識。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說他把‘資治通鑒’看了六遍；‘紅樓夢’看了五遍。讀得愈多，包袱愈重，對民主政治，對社會主義建設，就愈沒有知識了。毛公逝世之後，據說菊香書屋之內，一本馬列書籍也沒有。有心人臨時送去一部資本論，壯壯門麵。其實毛又何嚐不讀馬列哉？餘嚐拜讀毛公的‘讀政治經濟學筆記’，頗憐其苦心也。隻是您如去做趙匡胤的宰相，讀‘半部論語’就足夠足夠了。但是您如做了轉型期的執政黨主席，讀十部馬列，也還是個二百五。十部馬列管屁用？……　　總之，我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家，從康梁到楊度、毛澤東，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輕，而弄權任性，自以為是，才誤盡蒼生的。孫中山比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說過，‘政是眾人之事’。眾人不要幹(所謂民智未開也)，你一人要獨幹，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眾人都要幹之時，你一人偏不許幹，也是要出紕漏的。小蔣總統將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會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時勢不可逆轉，乃因勢而利導之，這就搞對了。民國初年的那個時代，沒有搞議會政治的任何條件。時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國，‘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語)議會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頭爛額，也是必然的結果啊。形勢比人強，治史者不可厚責於古人也，時代的悲劇嘛。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大樣啊。　　且看民元老國會　　在以上論袁諸篇裏，我們對民初的國會著墨無多。因為在那一階段，中國政治圈內的主要矛盾在孫、袁之間。而孫、袁二公著重的都在槍杆，國會所發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說了反而浮雲蔽月，有失真相。迨孫公的槍杆被袁公的槍杆打敗了，袁對國會不但繼續任其存在，他對國會之內的國民黨也還禮遇了一陣子。原因是他知道國會裏，有國民黨籍的議員，並不一定擁護孫文，甚至是反孫的政客；更重要則是，袁還要利用國會來把自己扶正，由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式大總統。待他被扶正之後，他就把國民黨籍的議員全部開革了。國民黨的‘多數’一去，隻占‘少數’的進步黨的國會就癱瘓了。　　袁搞垮了國、進兩黨的國會之後，本想組織一個禦用國會來做他的橡皮圖章。可笑的是，他那時還去古未遠。這個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進的國家裏，還未見過第二種獨裁製度，所以他搞來搞去，隻搞出個半調子的‘參政院’來‘擁戴’他做皇帝，終於弄得短命而死，遺臭萬年。他那時如果隻做個黨主席，或黨總裁，如後來的蔣、毛二公者，則段、馮二將，又怎敢搞窩裏反？蔡鍔小將，又何敢稱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時代還太早嘛。蔣、毛二公那套‘現代’本領，他還未練出來呢，所以他就吃癟了。因此在袁的時代，國會尚未構成個奪權的單位，寫曆史的人，也就讓他老人家暫時靠邊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時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時旗鼓相當，都獨裁不了。黎要利用國會以反段；段則要利用北洋係的地方軍閥來製黎，國會就不再是‘橡皮圖章’，或‘擁戴機構’了。因此現在倒是我們應該把它老人家揭揭底的時候了。　　國會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必不可缺的一種政治建製。至於它在最後落實成怎樣的一個‘定型’，今日似尚言之過早。隻是它是個與民國與生俱生的，在民初雖然作用不大，畢竟是值得一敘的製度，下篇當以較詳盡的篇幅概括之，或可為今後有心法製者，做點備忘工作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於北美洲)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段祺瑞和所謂‘皖係’是什麽回事？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一部‘民國通史’裏，筆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強調，最令史家和讀者們感覺頭痛的，實在是民初‘軍閥混戰’那一段。據個人對民國史數十年的探索，那些從事混戰的大小軍閥，就不下數千人。跟他們槍杆打轉的，還有數不盡的政客，和黨人。他們結黨為公，或結黨營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們清理出個頭緒來，那真是治絲愈棼，不知伊於胡底。不信您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劍橋學派’，由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所主編的、最權威的‘劍橋中華通史’，看看它底第十二冊，有關民國軍閥那一段(有漢語譯本)您就知道，盡信書不如無書。你要選用它作教材，去大學或中學課堂授課，那就變成不知所雲了。　　一扇玻璃窗，四個方塊塊　　其實一部軍閥混戰史，曆時不過十六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真是無巧不成書，曆史家如把這十六年分分階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順序排列如下：　　袁氏當國，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段祺瑞的皖係主政，一九一六─一九二○　　曹錕吳佩孚與直係政權，一九二○─一九二四　　張作霖張學良的奉係父子配，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你如再把他們四組，分別劃成四個方塊塊，像一扇四塊玻璃的玻璃窗。按時間先後，你再錄下他們各組的大事記。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這十六年軍閥混戰的編年史了。清清楚楚，一絲不亂。筆者在前篇拙著裏，就曾替他們裝過這扇玻璃窗。因這玻璃窗，很簡單明了。裝卸都很容易，記憶不難，這兒為讀者就便參考，就重提一下，如上列。讀者稍事瀏覽，便可終身不忘。　　一場混戰，四個圓圈　　至於他們之間的混戰，我們也曾製出簡單的圖表。把這十六年的混戰雙方或多方，畫成四個圓圈圈。以一個圓圈代表統一的中國。這計軍閥混戰，先是南北對立，把圓圈一分為二。章太炎曾為這個南北分裂，寫出一付諷刺的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再簡化一下，便成為‘民國何分南北？總統不是東西。’想不到的是，軍閥既分南北之後，南北反而停戰了。以後的內戰，卻變成南打南(先是廣東打廣西，所謂中山‘定桂’；再來廣東打廣東，陳炯明叛孫，中山率南方軍閥討陳)，北打北(直係先打皖係，奉係再打直係)的兩場平行的區域內戰了。巧的是，這四場，南北自打的區域內戰，幾乎都是南北同時開打的。他們再打出個南北對峙之局，就是蔣介石將軍誓師北伐的時機了。用圓圈的分裂，來表解這場混戰，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頗道其詳，這兒稍微提一下，使讀者有個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複了。　　本篇現在所要討論的，便是這第二塊玻璃，和第二個圓圈。內容是段祺瑞的皖係政權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檔案　　段祺瑞是繼袁世凱而起的，我們民國政治史上，第二個強人。皖係便是以他為中心的一窩軍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綱的政治派係。袁世凱死後的四個年頭(一九一六─一九二○)，中國政權，就抓在段的皖係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樣人？他又如何崛起，而變成民國一人呢？我們首先得查查他底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編個簡單扼要的小檔案。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比孫中山大一歲，比蔣介石大二十二歲；比毛澤東大二十八歲。在段的當權時代，人多尊稱之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鴻章之被稱為李合肥也。合肥市現在是安徽省會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隻是個大縣，可能也是中國最大，或次大的一個縣，其區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還包括今日的肥東、肥西，和長豐三個縣。　　合肥也是清末內戰時，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的老家。鄉人好武，淮軍的士兵和高級將領，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個農民出身的，最後官至記名總兵(師長銜)的淮軍戰將。段祺瑞的父親段從文，也還是個農民，可是當段祺瑞出生時，段家已成為官宦之家，他就是個小衙內了。在家鄉啟蒙讀書之後，年方七歲，就被當時駐防江蘇宿遷的祖父段統領，接往宿遷上學。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導之下，祺瑞又認真的讀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對儒家的典籍，打下個很紮實的根基。段後來可寫出很可一讀的舊體詩文。其後在民國政壇上，像曹錕、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等人，都無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歲時，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雙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複返了。在太平軍和撚軍亂後，準軍的薪餉是極其微薄的，段氏家無恒產，而有寡婦孤兒，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養家和自給，他隻有回營當兵，這也是對一個有誌青年的磨煉吧。　　當段氏年已雙十，在舊製淮軍裏，正是四顧茫茫之時，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改革軍製，在外國顧問戈登和漢納根等洋將的設計之下，忽然於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創辦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備學堂’(亦名‘天津武備學堂’)，在舊製的淮軍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為軍校學員。這是近代中國，軍製轉型期中的第一所現代化的陸軍軍官學校，段祺瑞報名參加考試，竟以第一名的榮銜，考進了這所陸軍官校。這時正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高潮期。這所現代化的中國軍校，辦得十分認真。三年的基本軍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樣的有誌青年，教育成一批紮紮實實的現代軍人。　　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一八八八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魯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這一計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士匹靈，他都堅持非德製不服雲。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誌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誌，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總’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導論篇’，簡單的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裏，曾不厭其詳的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炮’，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製度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裏，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的，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裏。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滿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炮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敘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隻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羨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幹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　　因此當段祺瑞一夥，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一時卻苦於有誌難伸。因為大清帝國雖有此現代化的陸軍人才，而無此現代化的陸軍軍製。有新式訓練的回國留學生，就隻好在舊製軍隊的‘隨營學堂’裏，去做做學非所用的低級教官了。這一尷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連晚一輩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還有說不盡的類似經驗呢。(見拙作‘李宗仁回憶錄’，第二、三編)這也就是筆者近數十年來，曲不離口底‘轉型論’的重點所在了。從舊製轉新製，其過程是長期的，也是十分艱難困苦的。孫中山所謂‘破壞難於建設’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難於‘立’了。　　從新建陸軍師長到六鎮副帥　　想不到清末陸軍轉型的難題，最後卻被日本人，給一下解決了。中國舊式陸軍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的擊敗之後，中國軍製的轉型問題，就再也沒有反對了。因此，‘新建陸軍’也就隨之呱呱墜地。　　在導論篇中，我們已詳細交代過，甲午敗後，清廷在德籍洋員漢納根策劃之下，乃決定練‘新軍’十萬人來重建國防。當袁世凱受命至小站(一八九五)出任此艱钜時，他就要尋覓現有的陸軍專才，來幫助建設新軍。這樣，那批從德國歸來的陸軍留學生，就被袁世凱一網全收，進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幹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漸漸地也就變成袁世凱‘新建陸軍’的三大支柱，所謂‘北洋三傑’的龍、虎、狗了。　　迨庚子拳亂之後，袁世凱當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陸軍擴大為北洋六鎮(六師)，成為大清帝國的第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不用說段祺瑞、馮國璋等都分別晉升為六鎮的統製(師長)。袁世凱因預防他這些部將逐漸形成他們自己的係統，他乃不時將各鎮統製互調，庶幾‘將不專兵’(這是中國防製藩鎮的老辦法，其後蔣介石、毛澤東，都曾一致奉行無訛，到時再細說)。如此則各將領就不會有他們自己的班底了。誰知這隻是袁氏一廂情願的想法。對段祺瑞的個人需要，卻是個歪打正著呢。　　段祺瑞原來隻是第三鎮的統製嘛。隻因袁對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鎮弄得駕輕就熟之時，袁乃改調他出長第四鎮，接著又改調第六鎮。結果呢，袁的六鎮之中就有一半是經過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從此段就變成袁世凱一人之下的中國現代化底國防軍的第二號司令官，和實際上的副統帥了。因此，在光緒和西後同時病死之後(一九○八)，攝政王載灃，公報私仇，把袁氏‘開缺回籍’的三年之中，當時能以個人在職的威信，來繼續掌握北洋六鎮，而暗中卻聽命於袁的，幾乎就隻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當國時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和‘二次革命’(一九一三)，更使段的聲勢，再上層樓。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張王牌，也是能隨時替袁世凱背黑鍋的一張黑臉。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廣總督的身分，坐鎮漢口，替袁氏養寇自重。這個舉足輕重的位置，對段也是個政治資本的累積。其後南北和議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領銜的一紙對清帝勸退的通電，竟使段氏搖身一變，成為譽滿全國的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實在也是一樁意外的政治收獲。　　‘二次革命’的戰役，在革命黨史上說，雖是袁世凱的‘反革命’行為，但在當時的輿論中，和後世的史著裏，亦未始不可說是中央政府在實行‘削藩’，以完成全國行政權的統一。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華通史中，曆朝皆有，其後國共兩政權，也從無例外。當時連蔡鍔將軍在內的諸多革命元勳，對革命黨人之武裝割據，亦不以為然。但是不論正反兩麵的評價如何，段祺瑞的軍權日盛，卻成為二次革命的動亂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後由於段馮二將在民初政壇上，日益坐大，袁世凱所一手締造的北洋係軍事將領，難免對馮段二人各有依違。因此縱在袁世凱的有生之年，他段馮二將已逐漸形成了派係。為對兩位肱股有所約束，袁世凱曾有意扶植當時聲望甚隆的蔡鍔為第三勢力，來加以牽製。無奈這時段馮兩派已樹大根深，蔡鍔一時無法插足來另起爐灶。再者袁的整軍計劃，卻也被他自己的帝製運動徹底的破壞了。一但帝製禍起，蔡鍔潛逃返滇，組織護國軍討袁，馮段二人將再窩裏一反，洪憲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個堅持，兩個凡是，皆為必需　　我們在‘袁氏當國’的專篇裏，曾提到袁世凱搞帝製時，段祺瑞竟以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身分自許，而加以消極抵製。迨袁氏自知大勢已去，取銷帝製時，他也認為隻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殘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凱死前數周，奉命出任國務卿，旋複名為國務總理，就是全中華民國的副統帥了。詳見袁氏當國前篇，此處就不再細述了。　　本來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時，段某對袁的忠藎之忱，可說是已洗刷迨盡。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變成‘先大總統袁公’第一號的忠臣孝子了。他對袁氏的飾終之典，不用說是儕於帝王，他對袁氏生前的政法遺規，顯然也是個大大的‘凡是派’。這可能，第一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使然，人死病斷根，眷戀數十年從屬舊誼，亡者為大，過去的宿怨，自然一筆勾銷。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試看民國通史裏，袁大總統之‘優待先朝’；蔣委員長之崇奉中山；華國鋒之搞‘凡是’，鄧小平之要‘堅持’，江澤民之‘繼承’一二兩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極權政治要數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殺了。明乎此，我們就對段祺瑞繼續崇袁的政治行為，不會大驚小怪了。真是，袁猶可崇，何況毛乎？　　段氏謝絕黃袍，擁黎繼承大位　　袁死之後，民國政壇以聲望與實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應為段祺瑞。因此在袁斷氣之後，北洋係的軍頭與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貴、王揖唐等在京大員，和北洋係的封疆大吏馮國璋、張勳等駐京代表數十人，在中南海國務院，閉戶密議，鹹以段為當然人選。因此一襲群雄推戴的黃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當晚，就要加諸段氏。而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這故事細節據說是這樣的：　　袁在彌留之時，未有留下任何遺囑，隻對在一旁送終的段徐諸氏，口述了幾個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為誰？無人知曉也。袁又提到‘約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約法’，原有兩部。一部是為他所廢棄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維護的‘民元舊約法’；另一部則是袁某立法自製，而頗為美國憲法權威古德納教授所讚許的‘新約法’。袁氏但提‘約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他們隻有拆閱袁氏留在‘金匱石室’中的‘嘉禾金簡’了。在金簡上，他們發現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順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對帝製，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願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據內侍傳聞，原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時，明知克定為扶不起的阿鬥，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屍骨未寒的數小時之內，段的國務院內冠蓋雲集。北洋係文武大員數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堅持要段氏黃袍加身，作繼任大總統。段不但拚力拒絕，並於會前密攜黎氏之心腹同鄉張國淦，親赴黎府推戴。且親向黎氏行三鞠躬國禮，以表示其作為下級底忠藎之忱。黎元洪於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囑張國淦留在黎府，以便聯係(黎張的從屬的‘心腹’關係，可以作民國時代，包括國共兩黨政權中，類似關係的典型。民國政要人人皆然。江澤民、曾慶紅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國務院。在國務院中，段就碰到擁戴他的北洋係文武大員一致堅持繼任大總統，非段不可。段力辯其非，馴至舌敝唇焦，滿頭大汗，數小時不得解圍，雲雲。　　【筆者附注】關於這一段氏拒絕黃袍的故事，筆者所根據的，除多種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聞之於若幹口述史料，蓋筆者幼年便曾在‘皖係’的眷村中長大。先高曾祖均係淮軍將領。與段佩統領，原屬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且曾任安福議會的議員。父執輩亦多在北京上學，更與皖係要員，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親戚關係。王揖原名王誌洋，進士及第後，西太後惡其名，乃賜名王賡，自號揖唐，終以字行。王原為我鄉合肥的窮秀才，升鬥不繼。因與先祖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請為我家塾師。先父叔姑姨輩，多是他的學生。其人青年苦學，先祖敬其詩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議，與王結為兒女親家。並大力資助其參加鄉試與會試。在我家課讀六年之久，不意王竟連科及第，並乘機赴日本留學，回國再中留學生特科進士。以雙重科甲資格入仕，宦途暢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樞要職。迨段祺瑞由國務卿，複建國務院時，揖唐出任內務總長，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書。國共兩黨政權中的內政部長。因此在當時權傾一時的皖係之中，王與徐樹錚，並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兩大心腹。對北京當時的政治掌故，正確無誤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係上下，真是無有不知者。筆者幼年即嗜史成癖。當年從長輩口中所聽所聞，終身難忘，及長治民國史，廣采可信史料驗之不誤始敢慎重下筆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倫比亞大竹孚編纂之‘民國民人傳’；陶菊隱著「督軍團傳’，後改編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黃征等著「段祺瑞與皖係軍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史料叢書，‘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等新舊史書。)　　‘北洋係’是何種怪物　　不過話說回頭，這批翎頂輝煌的大員、北洋軍閥，所隸屬的‘北洋係’，究竟是何種怪物？這兒我們倒稍有厘清的必要。因為日月推移，去古漸遠，當年老輩的口頭禪，什麽北洋政府、北洋軍閥、北洋係等等，可說是無人不知也。前輩史家如細加解釋，就難免畫蛇添足。但是時至二十一世紀，吾人仍然開口北洋，閉口北洋，而不稍加詮釋，一般讀者就不知所雲了。　　所謂‘北洋’，原從清末官製，所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開始的。清製無宰相，各省擁有實權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最為尊貴。清末重臣，曾國藩、李鴻章，都曾任此職，權傾一時，成為大清帝國的實際宰相。庚子事變後，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彌留時在病榻上修‘遺折’，保諫袁世凱繼任此要職。　　袁世凱於一九○一年底出任此職，至西太後死前一年(一九○七)，她深恐這位權相，在她死後無人可以駕馭，乃把袁氏明升暗降，調任軍機大臣，去其實權。迨兩宮同逝，攝政王誅袁未遂，隻把他開缺回籍，但袁在北洋大臣任內，羽翼已成。而繼任的滿族親貴又過度顢頇，因此袁在北洋任內的文武舊屬(包括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等文武官僚)，暗中仍聽命於袁。迨武昌亂起，袁氏應詔複職。他原有北洋任內的文武班底，蝦兵蟹將，一時隨之俱起。這就是後來民國政壇上所謂‘北洋係’的原始核心了。　　迨袁世凱做了民國總統，成為一人獨斷的大獨裁者，他這個核心就開始膨脹了。首先加入袁黨的，便是支持辛亥首義的各省谘議局的成員，和由他們推選的各省代表，和國會議員。這些人多半是康梁保皇黨的同路人。大清帝國崩潰時，牆倒眾人推，他們原是和國民黨合流的。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若輩與有功焉。　　迨南北和議粗成，袁氏代孫為臨時大總統，他的老班底，和很多原是革命黨員的政客，分別為各自的利害，組織了無數小‘黨派’，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統計，民初大小政黨，多至三百個以上(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大小政客或分或合，以便在內閣和國會中爭權。其中最有實力的袁氏之黨，如掌握當時全國鐵道，和交通銀行的梁士詒為首的老‘交通係’，和一些原是革命黨，和保皇黨合流的若幹較大的小黨派成員，甚至包括副總統黎元洪，也就逐漸倒向袁黨，成為北洋係的新政客了。　　更不堪設想的，則是擁袁稱帝的‘籌安會’的成員和讚助者，竟有一大部分為老革命黨員也。其時他們也可算是北洋係的頭麵人物了。他們底第一號頭頭楊度，晚年曾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了共產黨，舉一反三，讀者就可以了解到當年北洋係政客之複雜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國民黨’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走向國會獨裁的趨向時，異黨政客乃毀黨造黨，重行組合，成立‘進步黨’以為因應。國民黨當時名義上的黨魁雖是孫中山，而誌在組織‘責任內閣’的實際領袖，則為宋教仁。進步黨作為他們的反對黨，在梁啟超、湯化龍等率領之下，也就亦步亦趨的走向擁袁方向，甚至成為袁氏老北洋係的新細胞。也可說是北洋係的外圍吧！‘研究係’、‘政學係’也是北洋外圍袁氏稱帝時，湯化龍、梁啟超雖也加入護國軍陣營，反對帝製，但是袁世凱一旦死亡，民元舊約法，舊國會一時俱複，湯梁等舊進步黨政客，乃另組其‘研究係’(原名‘憲法研究會’)，加入擁段行列，成為段氏北洋係的新夥伴。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後，孫袁固然絕裂，國會裏的國民黨，卻依然合法存在，並曾參加票選袁氏為正式大總統，其後才遭走狗之烹。然隨孫而去的國民黨，卻也發生分裂。當孫氏開始組織其‘中華革命黨’(一九一四)，突出其個人獨裁的企圖時，反孫的民主派黨員，乃自組其‘歐事研究會’(研究歐洲大戰)以為對抗。迨袁氏死亡，舊國會恢複，這組老國民黨員，如張耀曾、穀鍾秀、李根源、楊永泰、黃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組個‘政學係’來與直皖兩係新老政客相表裏，變成一支新興而有力的北洋係邊緣政客。　　且看黃郛(一八八○─一九三六)，二次革命時，他本是頭顱有價的孫文死黨，名列袁世凱通緝名單的首要之一。此時返京參加政學係，與北洋派合作，最後曾在北京政府中做過‘攝政內閣’的‘國務總理’，成為中國臨時的國家元首呢。(參見筆者另篇‘政學係探源’，原載於‘海外論壇’，重刊於‘傳記文學’六十三卷六期。)　　【筆者附注】黃郛是國民黨先烈陳英士的盟弟，蔣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後，他們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懸賞有價的通緝犯。迨袁氏死後，通輯解除，他們這些職業革命家，又紛紛返國圖謀在新政壇另覓出路。據黃郛夫人沈亦雲女士告我，說：那時黨人回國，另謀出路，‘有辦法的’，都紛紛前往首都北京，見機行事。‘沒辦法的’，則隻有南下廣州去依附孫中山，暫時棲身。顯然的，黃郛是屬於‘有辦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黃郛後來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從參加‘政學係’，作了皖係大總統徐世昌手下的紅人。漸次攀緣入閣。但是他底國民黨的老背景，使他又變成有‘倒戈將軍’之稱的直係軍頭馮玉祥的密友。當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一九二四)，馮玉祥‘倒戈’回師占領北京，直係政權垮台，總統曹錕被迫去職，直係內閣總理顧維鈞化裝潛逃，國家無主，黃郛乃奉命組織‘攝政內閣’，做了一陣短命的國家元首。此即黃夫人所說的‘有辦法的’實際意義吧！舉一反三，所以筆者曾一直勸告同行治史者和讀史者，評論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不可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妄評古人。黃夫人底‘有辦法’、‘沒辦法’的觀察，說的那一時代的話。至於國共兩黨來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權，把孫中山頌揚成國父。那時代的人，無從預見也。他們眼光中的廣東元帥府，隻是一個灰溜溜的政治兒戲而已，為‘有辦法的’人，所不屑一顧也。　　當我在三十多年之後，把馮玉祥和黃郛合營的這次‘苦搭打’的內幕，告訴了當年的受害人顧維鈞先生時，顧大笑，並以他不常有的中英雙語，告我說：‘想不到黃太太那時也是個accomplice(共犯)。’我又說：‘黃夫人說您那時是化裝成一位美婦人逃走的呢！’顧微笑說：‘她在胡說。’他二人那時都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口述史計劃，不時碰麵說笑。而我卻是他們兩方麵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時常參加他們說笑。　　總之，民初的遊離政客，搖搖晃晃，紛紛合合，一共組織了三百多個黨派。吾人讀通史，但須知其來龍去脈節要而掌握之。細枝末節，就留待專著以述其詳了。所以筆者不揣淺薄，也就把民初政黨濃縮成半頁故事如上。這半紙之論，希望能幫助一般讀者了解，何謂‘北洋係’這個籠統的概念就好了。　　兼論袁世凱　汪精衛之覆轍　　讀者賢達，如略窺上述北洋係的來龍去脈，便知道它是民國初年掌握中國命脈的最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在袁氏倒行逆施，稱帝之前，他對這一集團是可以絕對掌握，並可驅使他們來為人民服務的。不幸他權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強，終於濫用其權，來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終於王綱解紐，全盤崩潰，誤國害己，莫此為甚？　　袁世凱在民初的最後失足，其不幸，無獨有偶，正與二十二年之後汪精衛在抗戰期間所犯的錯誤，有其異曲同工之處。筆者昔年嚐為文，‘論汪精衛的十大錯誤’，認為他前九次錯誤都可以改正，而得到愛護他的全國同胞的寬恕，隻是他最後當漢奸這一錯誤，做得太絕了，無法回頭，臨終雖幸免於槍決，但是青史無情，汪某就遺臭萬年了。　　袁世凱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錯誤，都有其改正的機會，隻有最後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錯誤，犯得太絕了，無法回頭，他就和汪某一樣，萬年遺臭了。袁氏瀕死，終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遺言。此‘他’顯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敵國彌留時，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則此人應該就是他的惡婦陳璧君了。人世無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時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這麽一對蠢妻、孽子，以致晚節不保終，而貽臭史策。後之當國賢豪，以史為鑒，可不慎哉？　　大陸上的江主席，現在正在大倡其‘以德治國’的新號召。其實我孔孟之教早有明訓。以德治國，應從修身齊家做起。身不修，家不齊，有現成的家教不要，卻偏要堅持其馬列史毛的鬥爭之說而不改；更有些領袖人物，迷戀於東鄰切腹自殺殺人的靖國神社所傳播下流陋習而不悟，一失足，便可能有袁汪二氏的相同下場。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當國者迷，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吾儕升鬥小民，雖位卑言輕，然值此文化轉型後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眾誌成城，我們要以全民輿論的力量，對領導我們的英雄人物善加規勸，務使他們不再重蹈誤國害己的袁汪覆轍才好。這當然是題外之言、一派閑話。　　武義親王不受封　　現在讓我們暫時丟開袁汪兩位悲劇人物，再回頭談談黎元洪、段祺瑞這一對袁世凱的接班人，看他倆在那段‘轉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說說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這位湖北老‘黎黃陂’。黎公胖嘟嘟，笑起來，上海人所謂‘賊忒兮兮’的，看起來是一位憨厚的長者，大好人。事實上黎元洪也確實是一員‘福將’。雖然那位嘴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卻偏要說他渾渾而有機心。(見‘胡漢民自傳’)　　前篇已交代過，黎氏在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曾被送往德國留學，精修炮術。回國後曾在定遠旗艦上做過‘炮弁’。甲午大東溝海戰時，他在廣甲艦上服務。廣甲沉沒時，全船將士大都殉國，而元洪善泳術，泅水逃生，大難不死。　　嗣後黎氏回籍，改行，轉入湖北新軍。迨武昌起義時，他已累遷至協統(旅長)。當時在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都隻是一批新軍中的小卒，苦於有兵無將。而有‘黎菩薩’之稱的黎協統，雖是個反革命人物，卻頗得軍心，乃被這批革命部曲所脅迫，出任革命軍都督，領導武昌起義。其後竟能與袁世凱南北對峙，唱其對台戲，而名滿天下。迨中華民國成立，開府南京，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黎論功榮任副總統。迨孫去袁來，民國政府遷往北京，黎連續當選為袁之副總統，卻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分，擁重兵盤據武漢，成為中華民國開國後第一大藩鎮，而袁大總統亦無如之何。　　可是民國政局發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漸擺脫革命陣營，而投入袁黨。為樹立其個人派係，黎氏竟將當年擁其出山的革命小將，所謂‘湖北三武’，以個人權術連誅其二人，以防反側。事詳前篇。至此革命與反革命兩方，始知‘黎菩薩’原非菩薩。　　在‘二次革命’期間，黎已公開鎮壓革命，為袁氏的馬前之卒。然黎元洪當時雖貴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係。袁大總統對其割據華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之後，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為湖北都督，軟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總統北上，在北京供職。自此黎氏遂窩居於袁氏之側，形同軟禁。至袁氏稱帝時，黎氏以副總統之尊，被袁封以中華帝國之最高爵位的‘武義親王’。所幸袁皇帝對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寬於後來的毛主席。黎副總統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從此這位不受封的‘親王’，就和他的老對手段總長相呼應，對洪憲皇帝作消極抵製。　　段此時手握重兵，窩裏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時雖無一兵一卒，究竟位備儲貳，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虛一實，聯手抵製帝製，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肱股已折，新皇上對他二人，亦無可如何。再加上馮國璋那條獵犬坐鎮江南，態度不明不暗，對新皇保持距離，因此不待蔡鍔返滇，而洪憲王朝本身，固已山窮水盡矣，悲夫？！　　兩岸現勢，源於黎段　　以上諸節所述，筆者在拙著‘袁氏當國’前卷，曾作過更詳細之縷述。本篇隻是溫故知新，將前篇通史簡化而本末之而已。蓋通史卷帙浩繁，讀者一氣嗬成，從頭讀起者，實為數極少。其他半途插隊，抽卷而閱覽之，蓋是現代化忙碌社會之一般習慣。試問當今史學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幾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馬溫公的名著，從頭細讀一過哉？不能從頭讀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閱之，如此則通史作者於關鍵章節，編其本末，而酌量重敘之，庶免中途插隊的讀者對書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蘊而有一頭霧水不知所雲之感也。　　話說從頭，袁氏斷氣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員，曾一致叫囂，企圖對段祺瑞黃袍加身，作集體之推戴。而段氏則堅決謝絕，並力舉黎元洪繼承大統。關於段氏此時之謙遜，一般民國史大家，類多以譏刺語調出之。認為段之擁黎，是迫於環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為，才有後來的黎段之鬥、府院之爭，貽禍無窮。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雞不著蝕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隻是他二人府院互鬥，禍延國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尋根究柢，則黎段之爭，才是今日兩岸對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試看他二人繼袁未及數月，便勢成水火。在所謂‘府院之爭’中，各擁黨羽，互不相讓。鬥得你死我活，終於惹起溥儀複辟，民國中斷。最後釀成孫中山開府廣州，護法反段，弄出一國兩府，國家從此分裂，再未複合。骨牌效應，直至於今日，仍然兩岸對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貽禍至今未已也。　　上述這項研究軍閥史的傳統結論，誰曰不然。這結論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會科學治史，如果把側重人事糾紛的微觀史學，看成曆史的本體，就有違於社會科學的法則了。因為曆史還有其宏觀的一麵。古語說：‘形勢比人強。’局於某種曆史形勢，雖齊天大聖，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糾紛，誤為曆史的全部，那就是‘軍閥史話’、‘三國演義’的史學了。　　我們在曆史三峽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盡他們底渾身解數之後，還得攀登巫山之巔，俯首觀察江流大勢，看看他們的王浚樓船，是怎樣通過三峽，駛出益州的？讀者如不憚煩，當於下篇謬作導遊，與同遊諸士女再細論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於北美洲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鬥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麽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麽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隻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製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隻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曆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製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複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隻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製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麽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製的製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製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曆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製式的老製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製衡式的新製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製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製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曆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曆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麽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曆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製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製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隻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曆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二八○)，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隻‘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複統一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曆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隻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亂用西藥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曆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複到治世。但是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製。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回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製，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製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製’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製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製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隻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病。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並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複‘民元約法’的政治經緯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采行‘總統製’。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製，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製，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製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製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製’，總統隻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製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隻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魁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杆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製’的‘民元約法’，而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製’的‘新約法’了，故事複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贅了。　　迨袁氏暴斃之後，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複‘民元約法’和‘民二國會’為南北恢複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並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製’，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　　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　　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製’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係鬥爭底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製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歎的是，這次恢複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　　更可歎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魁，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係，甘心作為段的禦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係’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曆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鬥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勳，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鬥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係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後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底上級，是應該享有若幹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係人物中隻有個精明強幹、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於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的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底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係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　　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聯合汲引之下，帶有國民黨籍的伍廷芳、陳錦濤，和程璧光就分別出任段內閣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和海軍總長了。因此這個段總理，如真的負起‘責任’來主持國家大政，如參加歐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廢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內政外交政策，而與閣員發生了齟齬之時，這些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閣員，由於不同黨派，而鬧出雙重忠誠(doubleloyalty)的政治問題，來個聯合杯葛或辭職，段總理就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人單獨到國務院去上其獨人班了。　　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隻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後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係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隻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係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複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後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　　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裏，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後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製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　　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隻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於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　　四無的總理，粗心的總統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麽這個總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築在他對當時北洋係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做‘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並且有個鬆散的組織叫做‘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於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的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　　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據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製的若幹‘關餘’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後來之聯美)，皖係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盡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製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係後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後的事(詳下節)。　　從表麵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大的馬蜂之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隻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勳複辟’的鬧劇，此後在‘安福係’控製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為皖係的天下，此是後話。　　絕對服從V.S依法分工　　皖係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麽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　　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做的國家，不論帝製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　　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裏，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什麽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裏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鬧革命，鬧出來的經驗之談。隻是下麵還有一句：‘中央服從個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其實這十八個字，便是我們兩千年來帝王專製製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頌的‘秦製度’(秦始皇所發明的製度)的精義之所在，這也就是維持舊中國安定的‘老製度’、‘老法統’。因此從現代政治轉型史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之傾心於這項老製度、老法統，就是所謂封建反動了。　　為什麽呢？因為我們作為轉型最後的目標，是現代化的議會政治，不是誰服從誰的製度。把它翻譯成中文也有個十八字訣，那就是：‘上下各有職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進的民主法製國家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便是如此的，這就和中國式的‘下級服從上級……’那十八個字，在製度上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一套所謂‘民主法製’，是完全與我們政治傳統相違背的洋東西。我們要把它全部學會而掌握之，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民國時代一時學不到，大家搞起議會政治來，其結果反變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詳下節)。哪能不打他個頭破血流，弄得‘民國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製度、舊法統，不論是如何的封建反動和不合理，它卻是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有效率的製度。我們既然搞不出個新製度來代替它，弄得無法無天，全國大亂，那就反不如保留這個有效率的老製度為佳了。這也就是民國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國不如大清’，當前大陸上某些保守的中國人，還在懷念‘毛主席時代’的道理了。　　這也是‘曆史三峽’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時都要發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惡的症結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間的政治運作，沒個製度可以遵循，維持舊中國安定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老製度’已經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製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他二人之間一旦發生了疙瘩，不論是大是小，不論為公為私，都無法和平解決了。把話說清了，則黎段之間的問題不得解決就沒什麽費解了。　　王綱解紐，藩鎮跋扈的現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當國’中，我們曾提到民國元二年間，袁世凱和國民黨之爭的問題也在此，那個原有的‘老製度’沒有了，按議會政治的規則來解決政治糾紛的‘新製度’，孫袁兩方都還不諳此道，對之置若罔聞，不願遵守，大家就搞起‘槍杆出政權’了。孫的槍杆被袁的槍杆打敗了，孫袁雙方就都要恢複秦始皇的老辦法了。孫在野，隻能口說；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製運動之前，他也的確的做到了，中國在表麵上也真的恢複了短期的安定，革命黨人不投降的，就隻好到股票市場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餘生了。　　袁之糊塗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龍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後輩蔣介石、毛澤東一樣的聰明和機警，隻搞搞‘於右任(餘又任)、吳三連(吾三連)’，做做終身總統，朋友！袁還是個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國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澤民、朱鎔基的出現，也就早登富強之列了。不幸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要自己來搞黃袍加身，曆史三峽，就要發生回水倒流的現象，前功盡棄，言之可歎。　　袁死黎繼，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沒有了。下級既不服從上級，全國也不服從中央，中央也不服從一人了。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史裏麵，便叫做‘王綱解紐’。在一個有兩千年，習慣於‘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裏，一旦王綱解紐，便全國癱瘓，一癱到底，法紀蕩然，就變成藩鎮跋扈、軍閥橫行了。　　不受國家法令管束的‘軍閥’　　既然在軍閥橫行之下過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把‘軍閥’二字慢慢來下個定義了。什麽叫做‘軍閥’呢？‘軍閥’便是在王綱解紐、法紀蕩然、製度癱瘓的情況之下，政府體製中以統率軍隊為職業的人，據其部隊為私有，下級不服從上級，全體不服從中央，中央不服從一人，這種完全不受國家法令約束，或對國家法令陽奉陰違，而習於自由行動的武裝軍官，不論大小就是軍閥了。　　筆者記憶中，幼年時，曾知道我鄉的農村小鎮裏，出了個諢名叫做‘魏三鬧’的‘魏督辦’，他擁有槍兵二十餘人，為一鎮之長。他在當時的政治體製中，原是一個低級的民團(美國今日叫做militia)小隊長。想不到一次軍閥混戰中，他的上級都不見了，他就變成我們這一鎮的‘督辦’了。他可以隨意征夫、抽稅以自給。我們全鎮也仰賴他防盜、防潰兵，而與以由衷的擁護。後來政治秩序恢複了，新建的地方政權，動搖不定，對他既不敢、也不願強加管束。因此他這個督辦，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頗有生殺之權的小土皇帝。這就是筆者幼年所親見的一個軍閥細胞了。　　從這些小細胞開始，大到一縣、一省，最大的軍閥像張勳、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可以擁兵數十萬，據地數省，做其督軍、省長、護軍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帥、大總統。那些沒有地皮可據的遊離軍閥，像孫殿英、馮玉祥，或由孫中山所招攬的一些失去地盤的滇軍、桂軍、川軍、湘軍，則四處就食，隨意倒戈，但他們既不服從上級，也不服從中央，更不受法令約束，而自得其樂，則本性不改也。　　這種大至曹錕，小至魏三鬧的，大小不同類型的軍閥，據當時研究軍閥有成績的專著，和筆者個人的計算，在十二年之內(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們所統率的槍兵，總共不下百餘萬。可憐的中國，就在他們這三千多個大小軍閥的混戰之下，而沒有亡國滅種，也真是個奇跡。(參見‘孤軍雜誌’，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國軍事史’，以及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第一冊，頁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謂‘皖係政權’，也就是漂浮在這種軍閥混戰的大湖之上的一隻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節所述，做為這個中央政府實際領袖的段祺瑞本人，卻沒個直屬的部隊和直轄的地盤。但是他和馮國璋二人卻是北洋係的元老，他們下麵的省級軍閥，卻分別依附在他二人的旗號之下，逐漸變成黨同伐異的兩大派係，這就是後來的‘皖係’和‘直係’軍閥的來源了。因為段是安徽(皖)人；馮則是直隸(今河北)產也(兩係名稱亦另有說法，詳下文)。因此他們直皖兩係所控製的北京政府是什麽個東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國會的三頭馬車　　記得不久之前，鄧公小平三起之後，某次曾在一公開場合，說明中國不能采用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因為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三個政府’同時運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銷，效率太差，在中國斷不能施行，雲雲。當時棲身海外的社會科學家都難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澤東那個土老兒，不懂啥叫‘人權’，鄧小平這個土老兒則不懂啥叫‘製衡’。　　其實，鄧公如果是個史學教授，上台講授早年中華民國政治史，他那套‘三個政府論’就完全正確了。袁世凱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個政府變成一個政府。後來皖直奉三係政客把個北京政府搞得一團糟，也是因為那‘三個政府’的製度，在中國實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則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頭馬車，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權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國務院’。因此我們民國初年所搞的，事實上隻是‘兩頭馬車’──‘府院’和國會，或行政與立法分立而已。他們把‘法院’一直當成個冷衙門，被遺忘得一幹二淨。因此在民國初年，中國所搞的隻是個兩頭馬車，已搞得亂成一團，真正的搞起三頭馬車來，哪還得了？甚矣，議會政治之難學也。　　二戰後國共內戰，中共大搞其統戰時，喊出最漂亮的口號就是要強迫老K搞三頭馬車、三個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國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權分立的老口號，而另外搞其民主‘專政’的一個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認為，中國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十二億人民就要挨餓。據說台灣今日弄得水深火熱，也有人要勸陳水扁總統去掉點禍水，並改名陳太平，那也是台灣搞西方式的三個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結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國初年，那還用說嗎？曆史發展形勢如此，夫複何言。　　所以議會政治行之於中國，直到目前為止，實在真是三個政府，一點也不錯。鄧子名言，隻是言其在中國施行的特色而已，原無大錯也。根據曆史的經驗，老江的話，亦未始沒有道理也。不信我們試看本篇所談的黎段之爭，其關鍵便是這‘三個政府論’，在中國無法實行的實例，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皖係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下)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早年國會的特點　　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製，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谘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的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閑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汙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麽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級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鍾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四五一。)　　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裏，都是全民景仰的體製，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裏，這種議會製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麽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台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注】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曆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麵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癡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曆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曆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曆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托。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係，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隻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誌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係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隻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曆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製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曆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製，回衝得，愈衝愈遠的實例之一啊。　　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幹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曆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隻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後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鹹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麵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於所餘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钜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隻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於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钜款。它對其後的中國內戰，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下章再說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於北美洲　　不是議會政治，是幫會政治　　這也是轉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現象吧，這種不新不舊的政客，他們所表現的新舊之長，往往遠不如他們所保存的新舊之短。前篇已言之，這種政客，在民初所組織的各種大小政黨就不下三百餘個之多，參眾兩院的議員，往往身兼數黨，而且朝秦暮楚，為著一己政治利害，而變換無窮。　　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傳一時。為著爭取‘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別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前書。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於今日台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於毛筆和硯台。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後來國會之中數百隻的石製硯石，都被釘牢在辦公桌上，動搖不得了。筆者述史，為何連個小小的硯台，也不放過？無他，搞微觀史學，從小看大耳。　　我們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實行的議會政治中，一些肢體抗爭的現象，隻是大陸當年搞議會政治的遺傳而已。一脈相承，沒啥稀奇也。今日台灣，李前總統，和呂副總統，都不要做中國人了。但是他們政治血液的因子，還是地道的國產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陸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堅決否定議會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館中，民初國會中的硯台，和今日台灣鬧選舉的亂象，您或許也會同情他底恐懼的。大陸太大，亂不得也。　　以上所說的，還隻是民國初年，搞議會政治問題的冰山之一角。至於他們如何搞實際政治，則明暗、大小就各異其趣了。在袁世凱時代，他們要參加選舉總統，組織內閣，場麵大矣哉。所以要毀黨造黨，從小變大，庶幾人多勢大，進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當政時，總統和內閣人選早定，搞政治變成搞小圈圈，以便爭取實權、實利，搞大黨就不如搞小派運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間的興趣，就集中於組織小派係，和組織小而收獲大的政治俱樂部了。　　在老國會恢複之初，首先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萎縮了。前者的骨幹乃另組其‘憲法商榷會’，和‘政學會’(後來南京國民黨政權中‘政學係’的始祖)一類的小組織，以便在當時最熱門的政治事件中，實際參加，並發生影響。一些滄海遺珠的國民黨員，則仍然株守於其老巢，什麽‘客廬派’、‘韜園派’，和‘丙辰俱樂部’一類的小組織。總之，原來號稱‘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是被一些親孫、離孫，乃至叛孫的一些小組織代替了。　　至於老的‘進步黨’，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幹精英，在梁啟超等人領導之下，與袁世凱時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係’(以梁啟超為首)，和‘交通係’(原來以梁士詒‘財神’為首，把持了財政部、交通銀行，和鐵道運輸的親袁老官僚的無形政團)聯合，也組織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憲法研究會’。因此，這個恢複了的‘老國會’，就變成兩個以研究憲法為名的政團短兵相接的戰場了。[參見，一辛著，‘中國政黨小史’(節錄)，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一，頁二一三─二三○。]　　可歎的是，他兩方傾掣，重點不在福國利民，而是以各該係的本身的利益為主。因為他兩係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沒有對選民負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因此他們爭吵的內容，就純粹以各該係政客最狹隘的私利為出發點了。這也就把最高級的議會政治，低貶成最低級的幫會政治了。事實上，上述鄧小平和江澤民所詬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而是畫虎不成，走了樣的中國式、走火入魔的‘幫會政治’。　　在宏觀史學的遠景之前，議會政治蓋為將來中國必有的客觀實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華民國，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當國者，都被幫會政治(像文革時期，四人幫那樣的政治)嚇昏了頭，便錯把幫會政治，當成議會政治了。　　老國會是怎樣恢複的　　再談談三頭馬車之一的國會吧。袁死段繼之間，那時各派政客和南方軍閥，爭得最厲害的，便是恢複‘民元約法’，和‘民二老國會’，兩者在當時都是神聖無比的，但是讀者知否？所謂民二老國會，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隻結不散的，沒個固定任期的萬年國會也。這個國會的上下兩院，共有議員八百七十餘人。他們是在民國元二年之間，經各省‘選’出的代表，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職開議的。這在民國史上號稱‘第一個正式國會’裏，國民黨原是第一大黨，宋教仁便是想運用此第一大黨來組織責任內閣，而招致殺身之禍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雖然導致孫袁決裂，但袁世凱對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卻屈與優容，因為他要利用當時的國會，來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在他當選了並於十月十日正式就職之後，國會正在進行製憲，並曾推出一部中華民國製憲史上‘第一部憲法’，所謂‘天壇憲法’。可是這部憲法還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時，袁就在國會中找個借口來驅除國民黨議員了。結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國民黨議員的議員證，於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銷，國會失去了開會的法定人數，這個所謂‘民二國會’就被解散了。其後袁氏又借口他底總統大位是根據‘民元約法’選出來的，而民元約法是個施行‘內閣製’的約法，與他擔任的‘總統製’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約法。因而，在外籍憲法顧問的鼓勵之下，袁就炮製出一套適合他理想的‘新約法’，並於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這樣得寸進尺，他後來就做起皇帝來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製回頭做總統時，袁又恢複使用他的‘新約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複‘新約法’時出任國務總理的。袁死之後，由於南方護國派的堅持、段的同意，‘新約法’再度被廢除，‘民元舊約法’和‘民二老國會’也就隨之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繼恢複了。這段很複雜的故事，我們曾做過詳細的敘述，本篇隻略為反芻一下，以幫助說明這個老國會恢複的經過。　　‘參戰案’是怎樣開始的？　　第二個更嚴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參戰案’了。　　所謂‘參戰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後來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的協約國，對德宣戰。日軍既然不能遠赴歐洲去參戰，它就向在我國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它不但占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占了。並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幹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詳前卷。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的去‘參戰’的問題了。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製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於支援協約國的。隻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製潛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　　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係’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中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係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誌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製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再者，中國參戰之後，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借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義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麵的黎大總統，就同床異夢了。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複建製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係)，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雲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底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於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軍閥’，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五六─九九。)　　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麽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舍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係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製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係的控製，頗嚐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係控製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係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係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借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係北洋係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係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借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麽國家民族囉。’　　製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　　上麵的例子還隻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幹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製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裏，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繈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製憲’；第二便是‘參戰’。　　先談談製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製定憲法。他們認為，隻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製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複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隻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後，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餘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裏，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製了。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係隻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隻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雇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杆解散了。　　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製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汙吏、高幹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製)’，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為法人就是‘公務員’因而自稱‘漢祥法人’。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做‘巴黎人’了)。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胡適語)像梁啟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隻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隻有毛主席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裏，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隻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裏，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製，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隻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幹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裏，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幕後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呢，曆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麵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與台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曆史上的政爭，也隻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麵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曆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製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顧維鈞V.S唐紹儀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曆的，和他嶽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盡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嶽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注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嶽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幹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嶽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歎，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於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係’，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係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麵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七十七頁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係’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係全勝之局。　　奉係羽翼下的‘段執政’　　自此奉係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十一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係’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是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馮、張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乘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曆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偃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製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由於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於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和共產黨的‘人民政協’)，然後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泡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底‘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的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職，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底如意算盤，就是這麽打的。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杆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杆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占‘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钜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來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穀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係’，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誌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直奉第二次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麽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禦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誌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麽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曆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製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杆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曆史，哪有什麽‘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製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係的殘餘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製，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薑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幹‘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餘萬人。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鬆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鬆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至於‘京榆(或作津榆)駐軍司令部’設立之確切日期，當事人如張漢公(張學良字漢卿)本人及郭大鳴(鬆齡之弟)等之‘回憶’及諸史家著錄，均略有出入。蓋‘軍團’之設立，‘司令部’之改製，均發動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春，而完成於同年九月也。　　奉軍南征與諸將分封　　可是當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誌在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少帥這支奉軍主力並未動用。它底主要任務顯然是穩定華北、控製北京，並監視正在迅速發展中的馮玉祥的‘國民軍’。　　至於奉係其他次級部隊和雜牌軍的首領，則隨奉係地盤之擴張而就地分封為各地軍政長官。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東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地盤便是‘熱河特別區’。第五軍副軍長闞朝璽乃奉命率兩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幹地方部隊，出任熱河都統。駐節承德。　　第二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則是直隸省(今河北)。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滿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隸督辦，駐節天津。所轄奉軍及改編後的地方部隊凡六萬餘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塊地皮，便是山東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乃衣錦還鄉出任山東督辦。　　張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貧困。‘跑關東’(山東人去東北謀生的習慣語)謀生。曾在海參崴賣過燒餅，在東三省當過‘胡子’，並學會了一些下等俄語。嗣候經過招安當兵等一係列行伍過程，終於能在直皖各係軍中逐漸升遷，最後回東北投老少帥，至此竟做了山東督辦。他所統率的除少數正規奉軍之外，也改編了大批直魯兩省地方部隊，號稱‘直魯軍’及少數‘白俄軍’。盛時竟擁眾十萬以上。雖然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並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銀子。　　一九二五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凶猛善戰，又在長江流域有作戰經驗，乃予以‘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囑其挾前‘鬆滬護軍使’因戰敗而投奉的盧永祥，揮軍南下。張、盧於一九二五年初擊破直係齊元軍進占南京。盧永祥並於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路東進。一路取常州、奪無錫、占蘇州，終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領上海；再循滬杭線南進，與直係另一悍將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於滬杭之間。奉係勢力發展至此，可說是臻於極盛了。然奉軍此次南進遠及蘇杭這塊天堂地區，張宗昌實居首功。　　因此當張宗昌得勝班師之際，論功行賞，張作霖乃授意段執政江山東督軍鄭士琦他調，遣缺就由張宗昌這為民國史上的‘標準軍閥’遞補了。張宗昌督魯一督三年，直至‘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發之後，才被北伐軍趕出山東。最後被白崇禧在灤東繳械，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魯掃墓，誤入韓複矩的圈套，終被槍殺。　　一九二五年四月張宗昌北返督魯時，張作霖乃派心腹智囊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薑登選為‘安徽督辦’。並統率長江下遊的奉軍。　　奉軍既占蘇、皖，則奉係此時所奪地盤已擴及八省三市──關外：黑吉奉熱(熱河是省級特別區)；關內：冀魯蘇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區劃上雖直屬冀蘇二省，其實際影響力較其母省容有過之。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係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義、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奉係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就在這奉係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於‘打倒帝國主義’，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於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於六月十三日率奉軍精銳兩千餘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　　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麵如冠玉、瀟灑風流。周旋於五光十色的十裏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級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後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於鳳至的這位‘結拜姊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後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後話。　　郭鬆齡叛變的曆史意義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係勢力是如何的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喜歡把他老子與他底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後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占的蘇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與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鬆齡倒戈’的鬧劇。　　郭鬆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曆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曆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鬆齡叛變是怎麽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係內部矛盾的表麵化；而奉係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　　蓋奉係在本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一個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係叢生。而派係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傑，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材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隻有袁世凱的嫡係‘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於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係中的當權派。至於奉軍的中下級骨幹，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一九一九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底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並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鬆齡了。郭鬆齡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運動’(一九一九)──的衝激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鬆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都在暗中往還。至於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援，和國際共產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鬆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係的‘倒戈’，以及馮在‘北京政變’後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羨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係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後如再與馮玉祥聯成一氣，並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於十一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於十一月廿二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郭鬆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援：馮也不支持他並乘機混水摸魚。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沈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係。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闞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被拒於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郭君也忽視了，二十年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統帥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於士大夫，亦有恩於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嚐不洞若觀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誌，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底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幹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舍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鳥獸散了。──這就是郭鬆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十二月廿四日兵敗巨流河(沈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概焉！　　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郭鬆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一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麵化。雖然郭氏死後，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後，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並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鬆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餘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二一五頁)。　　可是盡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於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十二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牆角，向已宣布‘脫離奉係’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闞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鬆齡死後，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占領灤州，直指天津。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後快。事隔六十餘年了，恢複自由了的張漢公在台北還向我說：‘馮玉祥作假作了一輩子！’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麵進攻之外，並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軍’攻其南；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麵受敵。　　在馮氏四麵楚歌之時，那位寄馮氏籬下，無兵無將而徒擁高位的段執政，處境就更為困難了。他深知他隻能‘執政’於張、馮、吳三派的均勢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獨得其勢，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執政在國民黨‘北伐’前夕，實在是個三處磕頭、四麵討好(三麵之外再加一麵便是原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所組織的‘公使團’)的一位最可憐可嫌的國家元首。　　‘三.一八慘案’與天安門喋血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遊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隻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願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願做自己傀儡的嘍囉。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隻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這台假戲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張家父子倒戈的郭鬆齡已兵敗身死。死敵奉軍已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幾至身敗名裂的吳佩孚，又信誓旦旦必報此仇。玉祥處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蔣，北靠蘇聯了。汪蔣對他自然是歡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索興公開化了。　　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卷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義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醜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布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幹，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醜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餘、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隻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醜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隻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幹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機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人、譚平山、邵力子、於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隻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十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日了國民黨。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玉祥於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誌昂揚、信心十足的小共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四大軍閥.各懷異誌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鍾麟、孫嶽、張之江、宋哲元、韓複矩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的就要拋棄馮係，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係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係’之嫌。事為馮係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鍾麟所悉，鹿乃於四月九日派兵為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占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底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持中央政府於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在雙方代表於五、六月間一再磋商之後，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　　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據山西十餘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係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複矩等部於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為在旦夕。久據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　　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誌；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彌漫、血肉糢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　　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爭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鉤心鬥角。湖南的趙恒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裏還是個國家啊？！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裏，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腰斬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恒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願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隻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於腦後了。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舍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並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曆史上演出了兩千餘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於‘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並於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安國軍’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誌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征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餘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隻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鍾麟部，為直奉所逼，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係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係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六月廿六日親蒞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於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當南口之戰正在高峰時，南方的北伐軍也正迭克名城，於七月一日頒布動員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八月廿六日與廿九日乃發生早期北伐戰史上最有名‘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其慘烈情況當時親臨前線的指揮官張發奎和李宗仁兩前輩，曾為餘詳述之。　　賀勝橋防禦戰的指揮官便是自南口戰場倉促南下的吳佩孚本人。吳帥曾手刃退卻旅團長數人，掛其頭於電線杆亦不能阻止吳軍敗卒的‘反衝鋒’。　　兩橋之敗，使吳軍喪失了全部精銳，也喪失了再戰的士氣。縱橫中原的吳大帥從此一蹶不振；最後還死硬地‘不住租界’，就隻好解甲歸田了。　　吳佩孚既敗，革命軍乃兼程入贛入閩。在箬溪、德安、南昌、鬆口、漳州等一連串的決戰之後，也消滅了孫傳芳這位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主力。　　吳佩孚、孫傳芳多少年來都是奉張父子的死敵，雙方鏖戰不停，有勝有敗，從無已時。熟知不出數月，這兩大死敵竟為蔣介石所澈底擊敗。這在奉係看來，正可坐收漁人之利。因此老少帥兩父子，便要以援孫援吳為借口，揮軍南下，重掌蘇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盤了。　　此時孫傳芳率其殘部兩麵受敵，自知非依附奉軍，絕難自保，乃於十一月下旬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乞援請罪。與少帥約為弟兄；以父禮事老帥。並領銜遍約原奉直皖晉各係舊軍閥閻錫山、張宗昌、商震、劉鎮華、張作相、吳俊升等十六人商組全部北洋軍閥之聯合武力，並名之曰‘安國軍’，以對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軍’。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為群帥之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而以孫傳芳(五省聯軍)、張宗昌(直魯軍)、閻錫山(晉軍)副之。　　實至名歸，張作霖亦居之不疑，乃於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電就職。十二月廿七日遂移節北京。作霖此次入京顯然以國家元首自居。扈從之盛、戒備之嚴，均前所未有。專車至前門站抵步時，自前門經正陽門、天安門、西長安街至張氏駐節的西城順承王府，沿街均用黃沙鋪地、淨水拂灑，儼然是前清帝王的鑾仗。此時筆者先父與諸叔均隨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況。諸叔均為在學青年，歸來繪影繪聲為我輩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國軍’‘革命軍’短兵相接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無限便利：　　第一、他於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順地發重兵南下。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於三月間進占南京入駐上海。孫傳芳軍撤往江北。當革命軍在白崇禧、何應欽、程潛等指揮之下於同時進入滬杭寧三角地區時，‘安國軍’和‘革命軍’就短兵相接了。　　‘安國軍’西路則由張學良於二、三月間指揮奉軍主力率重炮七十餘尊，循京漢線南下，進占鄭州，沿途有零星直係部隊不聽命歸附者，則予以繳械。吳佩孚兩麵受敵，不得已西竄四川，依附楊森，京漢線上的奉軍與革命軍也就要正麵接觸了。　　在奉軍(包括‘直魯軍’)於東西兩線代替了孫吳兩軍之後，乃與北伐的‘革命軍’兩麵作戰。在滬寧，以及津浦線上的張宗昌，雖不戰而走。在西線上的張學良、唐生智、張發奎的爭奪戰，卻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兩軍相遇於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一線。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餘年過去了，去年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嚐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大王深許奉軍重炮為其‘鐵軍’北伐中第一號勁敵。然大王也告訴我說：‘他們那時簡直不敢開炮！’為什麽呢？張說：‘那時我們革命軍士氣最旺。──我們在前線，敵方哪個炮聲最隆、機槍最密，哪個地方就是我們衝鋒的對象，所以他們不敢開炮。’　　總之駐馬店和郾城之戰，奉軍吃了敗仗。當張發奎乘勝攻入鄭州張學良的司令部時，在學良辦公桌上發現有敵將‘留交張發奎將軍’一封親筆信。大意說，英雄識英雄。是好漢，將來‘抗日戰場’上再見。向華(張發奎字)莞爾納之。去歲漢公與我談及，也證實有此‘留函’。這也可看出他們那時內戰雙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張發奎數訪台灣，曾違禁約訪幽居中之張少帥。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聯歡，一笑泯恩仇。當年駐馬店一帶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帥升級為國家元首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的第二項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挾天子、令諸侯’了。他已是事實上的‘天子’。隻要把名位稍作調整；再做點姿態以贏得列強駐華‘公使團’的承認(這是那時軍閥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國民黨‘清共’運動蓄勢待發之時，張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團’的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搜查之後，逮捕了國共兩黨地下領袖六十餘人。略經審判，竟將李大釗等中共黨員二十餘人判處‘絞刑’，並將所搜得的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匯編’的钜帙，公諸世界，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張作霖便正位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勸進’人士繼續勸進之下，張作霖公布‘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且出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複繼組‘軍政府內閣’，詔告世界。　　張作霖以中國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總統舊例駕蒞‘天壇’祭天。正當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喃喃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鹹認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為當時卸任總理的顧維鈞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紐約告我者，當非虛語。　　國共兩黨的內訌　　在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之後，北方的軍閥中國，尚能粗安，而同時一時期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則天翻地覆。　　原來國民黨在北伐初期占領武漢取得相當勝利之後，黨中部分軍政領袖便認為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權力過重，為防止軍人獨裁，應設法加以抑製，乃發生了‘倒蔣’的暗潮。迨革命軍於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滬寧以後，此一暗潮則逐漸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原亦在‘倒蔣’陣營之中，而上海一帶之金融界所謂‘江浙財團’者，則由於社會性質上之反共，乃轉而‘擁蔣’。致使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勢成水火。而共產黨乃成為左派之左派；蔣氏則成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勢所難免。迨汪精衛於四月初自蘇聯歸來──汪蔣原有‘中山艦事件’之宿怨，至此舊恨新仇，一時俱發。加以蘇聯之第三國際及上海的江浙財團各自暗中助陣，乃演成‘寧漢分立’。蔣氏在右翼軍頭桂係將領公開協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發動‘四?一二事變’之‘清共運動’。一時人頭滾滾，國共合作期中之‘跨黨’菁英，一時俱盡。即上海一地跨黨分子之死難者即不下萬人。共黨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在上海亦幾遭不測。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績，至此全付東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漢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國民黨，為爭奪上海財源，亦繼之以‘分共’(見陳公博自述)。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興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廣州公社’。卒使廣州鬧市，頓成灰燼，死人如麻。　　中國革命之流產亦導致蘇聯斯大林與扥洛斯基之爭。於‘一九二七年之中國’，擺在讀者麵前的有‘國共之爭’；亦有國民黨內汪蔣桂唐之內爭；更有共產黨斯派、扥派之內爭。　　黨綱解紐，則槍杆至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吾見桂係‘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張發奎討桂、李濟琛討張、‘鐵軍’自殺、汪精衛逃亡……一連串數不盡的事變。國共兩黨皆自顧不暇，‘北伐’也就無形中斷了。北伐中斷，也使北京的張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帥。　　閻錫山估計錯誤、傅作儀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雖自戕太過，畢竟改組未幾、黨員年輕，腐化未透而衝勁猶存。它經過半年的折騰，至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齡回到南京，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雖失去猛將張發奎、唐生智、賀龍和葉挺，但是卻增加兩支北洋軍──馮玉祥和閻錫山。　　玉祥於一九二六年自蘇聯返國後乃整飭舊部國民一二三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於九月十七日‘誓師’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當奉軍戰敗撤出河南，武漢部隊亦自鄭州班師企圖‘東征’蔣介石之時，馮軍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馮氏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旋即奉蔣總司令電召，於六月十九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斯時寧漢之戰已箭在弦上，雙方班師，無暇北顧，隴海西段乃重入馮軍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蔣總司令複職，北伐軍改組時，馮已擁眾四十萬，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奉。　　至於閻錫山，他原為安國軍中勸進分子之一，並榮任安國軍副司令，然見北伐軍勢盛，閻亦於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趙戴文往南昌見蔣，願加入革命軍。惟遲至一九二七年春閻氏仍不敢表態，以南蔣北張，勝負莫卜也。代張學良敗於郾城，撤出鄭州，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閻錫山迫不及待，乃易幟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遣猛將商震北入綏遠，進據張家口；傅作儀東進直隸，占領涿州。閻氏原來腹案是配合北伐軍，抄奉軍後路，先入關者為王，乘機占領北京，而國民黨內訌，革命軍兩路班師，回長江兩岸，另打內戰，則非閻氏始料所及也。　　張學良斯時雖敗於革命軍，而晉軍則遠非其敵手。學良乃回師圍傅作儀於涿州；邀擊商震於察綏之間。商震敗績，奉軍尾追入晉。閻老西偷雞不著蝕把米，一時救援無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儀堅守涿州為三晉屏障。涿州不失則山西可保無恙。學良乃調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時彈下如雨，全城進毀。古人所謂‘負戶而汲，掘鼠煮筋’，莫過於此。守城晉軍與涿州居民，傷亡幾盡，而作義堅守不降。奉軍積憤乃至動用毒瓦斯炮彈，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儀一守三閱月，實是今之所無，古之鮮有。作義一戰成名，中外輿論均為之喝采。迨彈盡援絕，最後接受奉軍和平條件時，國內政局已麵目全非──蔣總司令複職，二次北伐正整軍待發。未幾閻錫山便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司令’，與白崇禧、馮玉祥兩軍比翼前進。奉張已寡敵眾，力有不勝，老少帥便要考慮退路了。　　皇姑屯事變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於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係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後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閩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敢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後的禦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卅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曆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拙篇若有餘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辭，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嚐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結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曆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製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製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製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製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製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向往之新製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製’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二十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澈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並發症也。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製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後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幹‘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於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隻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對象了。　　然‘出師’之後，何擇何從？今後‘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則不願多言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於北美洲)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平行內戰，還有兩次　　巧事還不止於此！　　這批好戰的軍閥，南打南、北打北，以後又分別打了兩次內戰。這兩次戰爭，也是成雙成對，南北同時開火的。麵對圖表，看圖還是不必識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來，華北的三係軍閥，在皖係(以安徽佬段祺瑞為首)被打垮之後，剩下的直係(以直隸今河北為老巢，以曹錕、吳佩孚為領袖，所謂‘曹吳’)和奉係(以奉天今遼寧為根據地，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為領袖)，又因分贓不勻，打了起來，是為‘直奉戰爭’。這記‘曹吳’與‘奉張’之爭，死傷好幾萬人。一共打了兩仗：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於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四月。戰場延及長城內外及北京郊區。這次曹吳鋒頭正健，而奉張準備不足。偷雞不著蝕把米，入關未成，反被打得頭破血流，退回沈陽(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見‘圖三’上部)　　正當華北的曹吳對奉張在長城各口打得炮聲隆隆之時，華南的粵係(剛打平兩廣的國民黨)陣營之內也出了事，孫中山和陳炯明拔刀相見。孫陳失和始於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四月。粵軍因此放棄了廣西地盤(新桂係李宗仁因此乘勢而起)，孫陳同時回據廣州，到六月十六日便發生粵軍炮打孫中山總統府的事變了。　　在粵軍槍炮聲中，中山易服出走，幾遭不測，而孫夫人宋慶齡受驚過劇，竟至當街小產(見何香凝回憶錄)。這次廣州事變的過程，不前不後，正與華北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同時發生，又是一記同時平行發展的‘區域內戰’。(見同上‘圖三’)可是勝敗原是兵家常事。這平行發展的兩記內戰中的勝利者，兩年之後，又都變成了輸家。原來陳炯明既趕走孫公便獨霸了廣州，而廣州卻是當年華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為南中國大小軍閥所垂涎。中山既失廣州，國民黨的主流派乃號召散居鄰省並與國民黨略有淵源的遊離小軍閥，入粵勤王。果然各路英雄聞風而起，一致衝向廣州，如水之就下。陳炯明孤軍不敵，終於一九三一年底敗退東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又重返廣州執政，改原‘總統府’為‘大元帥府’，自任大元帥。奪回廣州地盤之後，中山原是當年華南‘統派’(且用個今日台灣流行的名辭)的領柚，不甘心雌伏於廣東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聯絡逐漸得勢的奉張父子，也要爭取皖係的殘餘勢力，一致打倒賄選當政，盤據北京的直係曹吳。──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領一些大小軍閥，不斷的搞其‘北伐’，和奉張父子率其奉軍精銳，累次‘入關’南下，二者並無太大的區別。事實上他們都是當年軍閥混戰中的主要成員。(見圖三)　　再者，孫陳之爭最後中山轉敗為勝，卷土重來，其情況與張氏父子在‘直奉戰爭’中，轉敗為勝，卷土重來，也是平行發展，一模一樣的。原來盤據北京的直係軍閥(曹、吳)，在打敗奉係之後，因勝而驕，終於演出一幕‘曹錕賄選’當總統的醜劇(一九二三)給奉係以卷土重來的機會。在全國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係的張氏父子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關。直係曹吳全師迎擊，這便是史書上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了。(見‘圖三’上部)　　奉軍此戰不但秣馬厲兵、誌在必得，戰前並以重金賄賂直軍前敵將領，那位有名的‘倒戈將軍’馮玉祥。因此在兩軍激戰正烈之時，馮氏忽然於長城前線‘倒戈’，並於十月二十三日回師占領了北京，幽禁了曹錕總統。前線各路直軍因之一敗塗地。吳佩孚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華南。(見同上)自此華北和東北連成一氣；長城內外九省三市(按：‘長城內外九省三市’分別為遼吉黑熱察綏直魯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陽三市)，就逐漸變成奉係軍閥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軍閥混戰發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著再由分而合，便逐漸走向傳統的套路，終至楚河漢界，劉項相爭(或後來的蔣毛對立)的局麵。但是在兩強對峙、你死我活之前，雙方還得清理戰場，整合內部，才能短兵相接，一決雌雄。為此奉張不惜恩威兼施，以達其整合華北之目的。一麵以高位重金招降舊皖直兩係之殘餘，以為己用。另一麵則以武力驅逐依賴蘇俄，日漸赤化之馮玉祥。　　奉張的另一著棋便是向廣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請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以奉係九省三市的地盤與實力，中國如能和平統一，則天下誰屬就不難想像了。　　可是以電腦細查凡四千萬字的‘二十五史’，我們也找不出中國曆史上有‘和平統一’的先例。試問我國曆史上哪一個朝代不是槍杆打下來的呢？──劉邦叫做‘馬上得之’；毛澤東叫做‘槍杆子出政權’。　　孫中山先生原來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統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無希望的‘北伐’；與陳炯明弄翻了，他由於中山堅持‘北伐’，並力主參加軍閥混戰而起。他的‘遺教’上也分明指出統一中國必須通過一段‘軍政時期’。　　不幸，此時蝸居廣州的孫大元帥卻英雄無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帥府設在廣州的士敏土廠；可是他大元帥的命令卻不出廠門。那時幫他趕走陳炯明的原是外省‘來粵就食’的流亡小軍閥，如來自雲南的楊希閔、範石生；來自廣西的劉震寰、沈鴻英；乃至中山的老同誌在母省湖南政爭失敗的譚延闓、程潛和他們的湘軍……，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蔣介石的老上司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舊軍閥。他們來粵就食擾民是真，擁孫革命是假。他們就地征稅征捐，包煙包賭包娼，大發橫財，孫大元帥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們都是大元帥的部下。當他們弄得天怒人怨，廣東老百姓至忍無可忍之時，大元帥還要替這些小軍閥背黑鍋呢。所以，在那一段‘做廣東人的悲哀’時代，真正能為‘本省人’說話的，反而是那些主張‘粵人治粵’的陳炯明、陳廉伯(廣州商團總辦)等反革命的‘叛徒’。──孫中山先生雖然說得滿口的廣東話，對當地廣東老百姓來說，他所搞的卻是一種令本省人不能睡覺的‘外來政權’啊。──所以那時廣東省內真正的黎民百姓實在厭死了孫中山，就是因為中山好大喜功，召來了無數省內省外的蝦兵蟹將，把廣東弄得烏煙瘴氣的緣故。──筆者作此大不韙之言，深知兩黨史家都會口誅筆伐的。但是執簡而往者總應以史實為根據嘛。　　中山那時為南方小軍閥搞得走投無路，乃玩個新花樣搞‘聯俄容共’。可是俄豈好聯？共豈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論之。中山其後不得已隻好放棄‘北伐’，轉而於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軍閥(段、張、馮)的聯合請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和平統一’未成，卻於翌年三月齎誌以歿。　　可是話說回頭，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則廣東的政局便不能發生後來的蔣氏獨裁，江浙幫回潮的局麵。蓋中山如仍健在廣州，則蔣介石這位寧波佬要想一口氣趕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許崇智)，實不可能也。蔣氏後來之能扶搖直上者，成敗之鑒，關鍵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軍權不放。終能掃平東江、清除楊劉、放逐許氏、逼走汪胡、壓抑共黨、聯絡李白(新桂係)而統一兩廣。有兩廣地盤與實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國兩府’，然後‘革命軍’的蔣總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國軍’的張總司令，一決雌雄。直至張老帥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也正式關門之後，南京的‘國民政府’始被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一致承認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才結束了那曆時十六年的軍閥混戰之局。(見‘圖四’)　　以上的四個圓圈的圖解，目的隻是把袁世凱死後，南北軍閥十多年的‘混戰’清理出點眉目，找出點係統，讓一般讀者和本科學生不致因‘混戰’兩字便對軍閥時期這段曆史，望而卻步就是了。所以這看圖識字的方法對研究‘軍閥史’隻是個起步，雖然這個起步的知識，對許多非專業人士，甚或中學文史老師作為班上文史教材，已經很‘夠’了。我所教過的美國‘在職訓練’課程中的大批中學老師，便很誠懇的向我說過，有的還備有禮品相贈呢。　　但是這‘起步’對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層樓願望的讀者和聽眾，就應該另有階梯，循序漸進。這就是我想進一步淺介的‘四方’圖表了。　　在國外大學裏教授中國近代、現代、當代中國史，其最難講授的一段，我個人的經驗，是莫過於中華民國初年，軍閥時期那一階段了。這一階段的中國史是一段軍閥混戰史，而軍閥又分‘皖係’(安福係)、‘直係’、‘奉係’、‘桂係’和有實無名的‘滇係’、‘粵係’，另外還有無數其他的小集團、小派係。　　各係軍閥之外，幫凶文人還組織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團，什麽‘研究係’、‘交通係’、‘政學係’等等數不清的幫派;有的還掛著政黨的招牌，從事政治活動。真是係類紛繁，莫衷一是。──他們打起仗來，又是什麽‘護國’、‘護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將軍們，又有什麽綠林大學畢業、倒戈將軍出身等等……，總之，一個曆史家要把這文武各係的來龍去脈，抽絲剝繭，弄出個頭緒，真談何容易。再要把這個錯綜複雜的故事，向你課室裏一大群青年學生講解清楚，那就難上加難了。你的學生如果再是對中國甚或東亞都一無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幾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筆者尚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的時候，由於毛周諸公鬧出的‘中國熱’，使美東十數家大學都開了些‘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和‘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一類的課程。選課的學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還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學教員和公務員。因為那時的中學教育也受感染，中學課程中也不免要講授有關中國的課題。那些對中國毫無所知的公教人員，這時甚至在學校和政府的特別資助之下，也臨時抱佛腳，來搞點‘惡補’，所謂‘在職訓練’(In-Service Training)。──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對毛澤東究竟姓毛或姓東；蔣介石姓蔣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於‘北京大學’是私立(像哈佛和哥倫比亞一樣)，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學)，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談起‘國立’北京大學，這‘國立’二字就更費解了。美國有啥‘國立大學’呢？！──所以那時各大學和補習班，對各階層的中國學教師，真是需才孔急。　　筆者這個‘研究生’，那時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國學’。但是打工自給的‘藍領工作’實在太辛苦；想找個‘白領工作’輕鬆輕鬆，所以就經友人介紹，到紐約市立各學院的夜校，幹起‘月光教師’(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國現代史’來了。　　教中國現代史的第一堂課便是‘軍閥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係、直係、奉係、桂係……，我從哪一‘係’講起呢？──最初我講得結結巴巴，我的學生也被我講得暈頭轉向。這宗新媳婦的過程，豈是老師沒經驗，學生沒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見縱遲至今日，一談到軍閥，幾個漢學大師不暈頭轉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輝煌的‘劍橋中國史’便知道了。這部號稱最具權威性的钜著，說起軍閥來，還不是結結巴巴，不知所雲。　　‘北洋軍閥’這段曆史的確是很複雜。但是當老師的在課堂之中，不管麵對的是那一種學生，講起中國軍閥來，隻能結結巴巴的蒙混過去，吾不信也。既然吃這行飯，就得講個清楚。試講若幹堂之後，我乃以幼年學習英文文法的辦法，把這群最複雜的軍人和政客的故事，來‘表解’(diagram)一番。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淺介’的海外教學經驗，那兩張‘四圓’、‘四方’的圖解了。　　想不到這兩張小圖表──一張專講‘軍閥混戰’；另一張則講‘政客亂政’──倒十分管用。講課時把它們分別向黑板上一掛，然後教鞭所觸，不特來自非拉兩洲的大一新生，頑石點頭，那些早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惡補教師和商場律師們也大為稱賞。後來在長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內很多準博士和未來的大使學人，也不禁鼓掌歡迎。因為這兩組小圖表，原是可簡可繁，可淺可深的──其淺也，則一目了然，遊魚可數；其深也，那就臥龍藏蛟，沒個潭底了。各階層學生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樂而互不幹擾也。個人一得之愚的小經驗，對海內外的同行師生或不無參考的微效，因不揣淺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譯，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拋磚引玉了。　　直係曹吳也自成一單元　　直係的曹吳當權時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論才幹，甚或論道德，曹錕、吳佩孚二人縱以軍閥目之，也未必一無可取。曹錕原是個不識字、跑單幫的布販子，但是他有當領袖的天才。一旦投身軍旅便扶搖直上。等到他於一九三二年‘賄選’成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總統’時，顧維鈞博士充當他的國務總理。顧公一輩子見過的和服侍過的‘領袖’，據顧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紀錄)，應以曹為第一雲。顧說他是一位‘天生的領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屬後來之知名國史者，亦均有同感。餘亦頗有涉獵，未暇多贅也。　　這兒筆者得加點‘附注’：曹氏作大總統時已略識之無，至少會簽名。但在現代教育學的定義上，他仍然是個‘實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識字而不能實用之，如看公文或寫信。──那時胡適雖已鋒頭一時，但是大總統府內公事公辦，還得用‘文言’啊！顧維鈞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說，他自己會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寫公文。宋子文‘劃行’，往往隻寫‘OK’二宇母。‘行’的意義本來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論‘道德’，列寧不說過，道德是依附於階級的。你如屬於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階層，那自然言必稱孔孟，以‘四書五經’為道德規範。但是你如屬於曹錕、張宗昌、韓複渠、杜月笙那一階級，那你就言必稱關嶽，你的道德規範就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他們都是在各自道德規範之內的仁人誌士呢。　　至於蔣介石所提倡的‘舊道德’；毛澤東的‘革命道德’，胡適、蔡元培的‘新道德’，他們各自的‘道德規範’(Moral Code)，究在何處呢？雞零狗碎的，他們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如此者，則是傳統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確遵行。不幸我們生於一個現代的‘道德轉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還沒個標準足資遵循，我們就各說各話，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錕‘賄選’，固屬不該；那我們國父私受德國政府一百萬馬克，來搞一國兩府，是否也是‘受賄’呢？若說，‘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豈不天下大亂哉？　　至於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而晚年以不願附敵，或因此為日人所毒害的吳佩孚，試問有幾個滿口革命者，能望其項背哉？，撫今思昔，寫曆史的人，因為他們是‘軍閥’，就一定要曲筆而書之，吾人有所不為也。　　不過話說回頭，在直係當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吳卻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張作霖、段祺瑞、孫中山且結成三角聯盟，必滅曹吳而後快。曹吳之為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為他們軍力最強，同時也是全國圍攻的對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劃反曹吳的‘北伐’戰事，列寧忽派專使馬林(Maring)來謁，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聯俄’會引起英國疑慮，在長江流域阻擾其‘北伐’也。迨陳叛之後，中山於一九二二年秋避亂上海，對‘聯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總之直係當政四年，中國政治是圍繞著曹吳打轉的。玆將曹吳年代的軍國大事，依次編年於後，讀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組黨(一九二一?七)　　二、張段孫三角結盟反曹吳，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　　三、華北：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大敗(一九二二?四)　　四、華南：陳炯明叛孫，中山不敵去滬(一九二二?四─八)　　五、孫越宣言，中山聯俄容共，勝利返粵(一九二三?一─二)　　六、曹錕賄選作總統，中山繼續北伐(一九二三?十)　　七、國共合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一)　　八、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全潰，直係下台(一九二四?十)　　讀者如試閱上列八條條文而默誦之，則曹吳當權四年的中國政壇變化，便可盡收眼底。如打破砂媧，循序前進、由淺及深，則史學豈有涘涯？‘直軍全潰、直係下台’之後，我們的第四個框框中的軍閥故事，便以奉係的張氏父子為主體了。　　軍閥大事，分段編年　　什麽是‘四方’呢？　　前節已言之，民初的‘北洋軍閥’，一共隻胡鬧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這十六年卻可整整齊齊的畫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個或一係軍閥當權。其時間延續大致如下：　　一、袁氏當國(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二、皖係段氏當權(一九一六──一九二○)三、直係曹吳當權(一九二○──一九二四)四、奉係張氏父子當權(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這個整整齊齊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個連續的方框框，來解說一番了。　　這一麵自上到下，整齊劃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樣的四個方框框，每框包涵一個階段的曆史。各框之間雖有其因果關係的連續性，但是分割開來，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獨立性。這種按時間直敘的寫法，在我國傳統史學上叫做‘編年體’。不過傳統史學中的編年(如諸家‘通鑒’)，都是沒有選擇的把諸事雜輮，按年份編排。讀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編年，重行排過，是謂之‘本末體’。──我們這裏則合二為一。四年一段，分段編年，而每段紀事，亦自有其本末。　　安國軍總司令對抗革命軍總司令　　奉係張作霖、學良父子當權(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一、馮玉祥‘國民軍’盤據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　　二、中山病歿北京，奉軍入關脅段、撫直、驅馮(一九二五?三─)　　三、奉軍郭鬆齡倒戈失敗(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四、國民黨汪蔣聯合(新)桂係，統一兩廣(一九二五?三─十一)　　五、奉係逼段二次下野，驅逐馮玉祥、整合華北(一九二六?四─)　　六、蔣介石逼汪胡出國，重振江浙幫，誓師北伐(一九二六?五─)　　七、張作霖吸收直皖殘部，擴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一九二六?十二─)　　八、革命軍寧漢分烈，清黨分共(一九二七?三─七)　　九、張作霖自任中國元首‘陸海軍大元帥’(一九二七?六?十八)　　十、莊馮閻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六)　　十一、張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　　十二、張學良易幟(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　　軍閥混戰中的中國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複雜的一段；而軍閥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國，則尤為最複雜中的最複雜的一段了。筆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漢學權威的老教授，就為‘一九二七年之中國’　　這一個命題，搞了大半輦子，還並未搞到一個差強人意的圓滿結果呢！‘一九二七年之中國’是什麽樣的魔鬼呢？稍談幾條吧。且看新老軍閥：什麽皖係、直係、奉係、新舊桂係、馮係、閻係、滇係、粵係、川係等等都還老而不死，四處在蠢動呢。單一個‘新桂係’的頭頭(編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憶錄’)，筆者本人就寫了他六十萬字，還算是半部書呢。他在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作用，大致還可加上六十萬字吧。　　再看他們革命黨的紅藍兩派，簡直就無法下手啊！且看紅派。它不但在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國也搞得人頭滾滾囉。托洛茨基談中國問題，一本小書就談了六百頁，多半談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他把我們的紐約市立大學，也搞得暈頭轉向啊。　　紐約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國際的老巢。在一次年會中，我就被他們請去講‘中國托派史’和‘托史兩派鬥爭史’-因為他們在我的‘中國現代史’班上聽得意猶未足也。我稱他們為‘Trotskyties’，他們卻自稱為‘Trotskyists’。因為前者是‘反動派’Lenin-Stalinists對他們的稱呼。我至今還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記得我那時遇談到，老軍閥馮玉祥如何由白變赤；如何再由赤變白，並幾乎把個小共產叫鄧小平的也給宰了。-那時鄧公還在‘永不悔改’階段。美國的那些小共產們，還不知其名呢。　　以上隻以紅派為例，至於一九二七年的藍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幫會)、研究係、交通係和政學係(軍閥的老搭檔、江浙財團的大護法一世祖)，那還講得完嗎？　　不積矽步無以致千裏。筆者因此就隻提出上列十二條，要課堂裏學生，背誦背誦。知道個大略吧。再談些什麽‘杜會科學治史’，或‘階級分析’等等高深學理，那就未免畫蛇添足了。　　一九九四、十、三十於北美洲　　四個小圓圈.十二年大混戰　　什麽叫做‘四圓’呢？　　那便是以四個圓圈圈，來把北洋軍閥十多年的大混戰表解一番。庶幾能找出點頭緒來，對民初那一段混亂的內戰，作點有係統的了解。　　原來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大致隻胡鬧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十六年大致又可劃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個或一係軍閥當權。當然他們的政權都是槍杆打出來的；而每一新政權的出現，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地圖上，也就畫出了不同的層麵。根據這些不同的層麵，我們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來加以圖解了。　　首先在‘袁氏當國’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裏，雖然也是內戰不停(‘二次革命’和‘護國戰爭’)，外患加劇(‘二十一條’)，但在政治地圖上至少還維持個‘大一統’的局麵；沒有發生‘一國兩府’的現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國就開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孫中山先生忽然率領了一部海軍和八十名國會議員，在廣州設立一個軍政府，與當時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接著他又領導並接濟一批南方軍閥，發動了對抗北京的‘護法戰爭’。南北戰爭一起，統一的中國便一分為二，產生了兩個中央政府。──自此我國便維持了‘一國兩府’的現象，直到今天(一九九四)也沒有再統一過了。　　因此，我們如把統一的中國圖解成個大圓圈，則孫公所發動的‘護法戰爭’，便把這個大圓圈一切兩半了。(見‘圖一’)　　這次‘護法戰爭’前後打了十五個月，不但未打出什麽結果，南北交戰雙方的陣營之內，反各自分裂：　　北方軍閥分成皖、直、奉三係；依次控製著北京政府。　　南方軍閥則分成粵、桂兩係。桂係是純廣西籍的地方軍閥和政客。粵係則是以陳炯明為首的廣東軍人；他們也多半是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黨員。──這兩係先後霸占著廣州，掌握著南方的軍政府。　　南北軍閥既已自行分裂，則全國性的護法戰爭反而停戰了。其後南北兩地軍閥分別搞其窩裏反，一南一北卻打起兩造‘區域內戰’(regional civil wars)來。　　北方軍閥其時以‘皖係’(安福係)最強，它控製了首都北京。那較弱的兩係，直係、奉係乃聯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國九年)七月，兩係聯合進攻，不出數日便把皖係打垮了，──這一仗史家謂之‘直皖戰爭’。(見‘圖二’上部)　　南方軍閥，此時‘桂係’原占上風。他們霸占了廣州的軍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鵲巢鴆占，把大元帥孫中山也排出廣州，流亡上海。桂係客軍囂張，粵人不服。在‘粵人治粵’的口號之下乃發生了‘粵桂之戰’。一九二○年八月，陳炯明率粵軍‘自漳州回師’，一舉‘收複’了廣州，並乘勝攻入廣西，竟然連廣西省會南寧也給占領了。──這記粵桂之爭，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戰’。(見同上‘圖二’下部)　　無巧不成書！上述那個‘直皖戰爭’和這個‘粵桂戰爭’，雖然一北一南，卻幾乎同時開火，平行發展！因此看圖(‘圖二’)不必識字，我們也就容易記住了。　　袁氏當國(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　　這四年一框來說，袁世凱是這段曆史時空的重心。在這一框框之內所發生的史實，無一不是圍繞著袁世凱這個曆史重心打轉的。抓住袁氏一人在這四年中的政治行為，然後順藤摸瓜，則這一階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　　一、民初代議政府之實驗與失敗(一九一二─一三)　　二、‘宋’案與‘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　　三、袁世凱在朝搞個人專製，終身總統(一九一三─一五)　　四、孫中山在野搞黨魁獨大，以黨冶國(一九一四.七─)　　五、日本提‘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五.一─五)　　六、袁氏帝製始末與‘護國運動’(一九一五──一九三二)　　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　　在這第一麵方框之內所列舉的前六條，是有其刀割不斷的因果關係，條條也都與袁氏的政治行為血肉相連的。但是他們的內容卻可簡可繁。治史、讀史，老師學生，乃至立監委國大代，紅黃藍白黑五色族群的職業人士，都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隨心所欲。　　對一個非洲來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記住，中華民國頭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當國’這一條，掌握了這一階層的知識；那麽他將來回到他的祖國衣索匹亞去，也可做個不大不小的‘中國問題專家’了。　　至於那些從事惡補的中學教師們，他們如能了解上述六條確切的涵義與連續性，那麽他們回到自己的課室裏，搞點‘現炒現賣’，也就不難應付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學養與責任心了。　　為著紮紮實實的史學訓練，一位長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條為起點來鑽研‘袁氏當國’這段曆史的真實內涵。上述六條每一條都可擴展成五千言的‘期終作業’(Term Paper)，五萬言的‘碩士論文’(MA Thesis)或二十萬言的‘博士論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後’的專題，那就龍潭沒底了。　　簡言之，畫一個小方框，在框內羅列合乎史學發展邏輯的幾項簡短的編年命題，它便可解說一段自成單元的曆史事實，而解說的語言，隻要能提綱挈領把主旨(plot)說清楚，則五個字(如‘袁世凱當國’)不嫌其少，五十萬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則看自己的目的，和聽眾、讀者的需要，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凱一人的政治行為作為四年中國政治的樞紐，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其實在權力上接他班的所謂第一號‘北洋軍閥’的頭頭段祺瑞，也照樣適用。讓我再畫個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為與影響編年一下：　　皖係段祺瑞當權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　　一、黎段接班(黎為總統，段為國務總理)、參戰案起、府院爭權(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複辟失敗、段氏‘再造共和’、廢除舊約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廣州成立軍政府、反段‘護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廣州桂係排孫(一九一八.五)五、‘五四運動’爆發(一九一九.五)六、華南：粵桂戰爭、桂係戰敗、中山複出(一九二○.七)七、華北：直皖戰爭、皖係戰敗、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　　段祺瑞在北京當權雖隻四年，然政情複雜影響深遠。第一段因力主‘參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宣戰)而黎元洪、孫中山反參戰，結果鬧出‘府院之爭’。地方軍閥擁段反黎，張勳入京調解，反搞出國會解散、約法廢除、宣統複辟的鬧劇。段氏回京驅走張勳，‘再造共和’，並要另選國會，因而引起孫中山和南方軍閥的‘護法運動’。這時德國為支持孫中山反參戰，乃私贈中山兩百萬馬克(孫實收百萬)為秘密活動費。中山驟得厚贈，遂能說動海軍與八十位國會議員隨他去廣州開‘非常國會’；並成立‘軍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搞出‘一國兩府’的局麵。一國兩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還沒有解決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為鎮壓護法運動，高唱其‘武力統一’；大打其南北戰爭。結果武力統一不了，反招致南北軍閥的大分裂，弄得全國皆兵，槍聲不絕。其後吳佩孚、張作霖、蔣介石、毛澤東，最大興趣，也都是武力統一。民無噍類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為著「參戰’向日本借款練兵，秘密許下辱國條件。巴黎和會時東窗事發，惹起了扭轉民族命運的‘五四運動’；其後布爾什維克也隨之而來。尋根究柢，都離不開老段剛愎自用的政治行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寫出百萬言的钜著，然讀者聽眾但一窺本框框中臚列之七條編年大綱，則可繁可簡，經緯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獨立單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們的軍閥故事，就進入另一單元，看曹吳當權了。 上一頁 目錄頁 下一頁　　太阿製作創建時間：2005-2-17　　政學係探源　　上一頁 目錄頁 　　(一)　　在國民黨掌握大陸政權的後期，派係紛立的局麵之下，‘政學係’實是炙手可熱的最有力量的派係之一。在這些小派係中，‘政學係’的資格也是最老的，因為國民黨當政時的派係，除它之外，其餘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才產生的，而‘政學係’卻是一個‘齒與黨齊’的元老組織。但是他和另一個‘元老組織’的西山派又有不同。雖然西山派的成員，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組織卻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現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後，死灰也不再複燃，‘新陳代謝’就更談不到了。它雖然始則有形，繼則無形，但是它自始至終卻是一個顛撲不破的政治團體。抗戰勝利初期，其中野心領袖們(據一位深知內幕老前輩告訴筆者)，曾醞釀組織新黨掌握中央政權呢！　　這一著雖未實現，而‘政學係’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內其力量至少可與另一有力派係的‘CC’相頡頑。　　可是CC係在許多方麵卻難與政學係相抗衡。蓋CC係雖然幹部遍天下，包辦甚或把持了無數個政黨小單位，但它卻是個‘有兵無將’的團體。它的散兵遊勇，雖然到處樹敵惹忌，但是‘大官’實少得可憐，就是陳立夫先生自己隻在最後才做了幾個月的立法院副院長。所以星象家如替CC係算個命，一定要說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學係可就不然了。數數它的領袖們，可說內有宰輔，外有封疆。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係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們隻與高級的正敵，決勝於千裏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係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事實上，自民初國會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廚房內閣’為止，它在國民黨內的影響較之其他任何派係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將來史學家如一秉春秋之筆來論斷國民黨的史實，如認為該黨功在國族，則政學係實在應該‘配享太廟’；相反的如果認為國民黨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則政學係實在不能隻算是‘脅從’！但是政學係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這也是個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研究‘政學係’可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的曆史、人物、組織、政治權術；它代表了什麽利益；甚至它的‘階級性’都太複雜了。筆者也斷不敢以‘二手資料’冒昧來作一項”Case Study ”，隻想就書本知識，來一探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國民黨當政中所活動的大略而已。但願我們沾‘言論自由’的光，先為這個問題畫個輪廓，好讓其他專家或‘個中人’來以事實填補罷！　　(二)　　討論‘政學係’似應從‘同盟會’談起：　　‘同盟會’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國革命分子在東京所組織的革命大同盟。蓋斯時中國留日學生共有兩萬多人。真正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是談革命卻是一時的風氣；革命的小團體如雨後春筍，個別的革命家更不計其數。大家都認為有聯合組織之必要，剛好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在這一年載譽東歸，成為國際新聞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為首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當時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是盟員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卻隻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最多也隻到‘建立民國’為止。因此，同盟會雖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民國成立’了，奮鬥目標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來了。　　所謂‘民國’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解釋便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個‘共和政體’──有總統、內閣，和上下兩院──就夠了。有才識的政治家，和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都應集中到‘國會’裏去動口不動手。因此民國一旦成立，同盟會便‘盟’而不‘同’了。當宋教仁、黃興一般人正式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以便在國會內以‘政黨’姿態出現從事政爭時，另一幹與宋、黃不合的盟員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組黨，甚至與前保皇黨蛻變為北京政府中的政黨──進步黨等攜手在國會之內與國民黨對抗了。同盟會這分裂非關本題，權且按下不表。　　再看這以宋、黃為首的新國民黨，其內部也發生了細部分裂，形成激進與穩健兩派。激進派以孫文為首，主張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與北洋派並存；穩健派則以宋教仁為首，主張政黨政治，通過國會，掌握政權。這一派在民國元、二年間是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宋教仁占盡鋒頭；孫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著國民黨舉兵討袁(所謂‘二次革命’)之後，國民黨內激進派，又振振有詞。孫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黨形式的國民黨，以一人為中心的‘中華革命黨’。並於民國三年六月在東京正式成立。　　這時以國民黨占多數的國會已被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也成了非法組織，因而黨內穩健與激進兩派領袖同時在海外流浪。但是這兩派的作風卻大有不同。例如民國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件’要求時，全國震動，穩健分子，則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對日；而激進分子則不擇手段，不惜暗中與日本聯絡共同對付袁氏。　　由於這兩派作風之不同，所以當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時，穩健分子多不願參加。民初的國民黨中真可說是人才濟濟，但吾人試一翻‘中華革命黨’的盟書，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憐。新黨中的‘知名人士’隻是少數奉中山為神聖的‘死黨’，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且多半是與中山有鄉誼的。其外為辛亥前後，頭角崢嶸軍政兩界著名的領袖如黃興等則多半不願參加這一個隻服從個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組織。武人中原為辛亥軍事中堅的所謂留日‘士官係’的人物，簡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絕參加。所以國民黨的中堅人才，仍集中於穩健一派。　　至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反袁各派在廣東肇慶組織軍務院，擁唐繼堯、岑春煊為首，整軍預備討袁。而在這項運動中，所參加而對桂係實力派發生重大影響的國民黨人卻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參謀)為首的國民黨穩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複舊國會，國民黨籍的穩健、激進兩派複與前反袁的研究係一派合作，共有議員四百餘人，謀成立一大政黨。因於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組‘憲政商榷會’作為當時段祺瑞內閣之反對黨。而這一團體中又因背景與政見不同分為三派：(一)客廬派：以穀鍾秀、張耀曾、王正廷等為首。擁有群眾二百六十餘人，多為前國民黨穩健份子，為‘商榷會’中之主力。(二)丙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馬君武等為首。多為前國民黨激進派，後來加入‘中華革命黨’者。(三)韜園派：多為前反袁之舊進步黨人。未幾穀鍾秀、張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內閣的關係，乃率眾脫離‘憲政商榷會’並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組一政黨，名之曰‘政學會’。這個‘政學會’便是本文所討論的‘政學係’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學係’與舊國民黨穩健派實是一脈相承的。　　不過‘政學會’雖以親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為‘政學會’畢竟是有反北洋派曆史的。它和國民黨其他派係，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一係的‘丙辰俱樂部’的淵源遠深於它和段的關係。因此當民國六年‘參戰案’發生，段祺瑞因主張參加歐戰，而招致國民黨的激烈反對時，穀、張二人又受‘丙辰俱樂部’的影響而去職。國會內的政學會分子遂公開反段。迨張勳複職之後，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組‘安福國會’，舊國會議員乃紛紛南下至廣州組織‘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並選孫中山為‘大元帥’。政學會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瀾，終於趕走了大元帥孫中山，為華南煊赫一時的政治勢力！　　(三)　　當政學會在北京組織之初，穀鍾秀實是要角。鍾秀為直隸定州人。穀氏為該地巨室。穀門‘鍾’字輩兄弟早年赴日留學即加入同盟會。鍾秀更是一位長於權術的領袖。辛亥起義之初，十一省代表齊集武昌集議成立臨時軍政府，鍾秀即以直隸谘議局代表參加，成為創立民國及共和政府的元勳之一。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成立參議院，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鍾秀仍為參院內直隸代表。迨南京參院遷往北京，鍾秀竟當選為北京參議院全院委員長。嗣國會成立，乃改任眾議員，與是時當選為眾院全院委員長之張耀曾相表裏。　　張耀曾雲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係南京參議院的元勳。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組閣，耀曾乃以眾院全院委員長身分被羅致為司法總長。迨政學會成立，穀、張二氏乃運用其政學係首領及兩部總長的地位，縱橫於直、皖兩係軍閥及國民黨研究係兩派政客之間，頗能展其所長。其後鍾秀且以同鄉關係結交直係軍人以掀起民國九年直皖之戰，搞垮段祺瑞。　　但是當民國六年非常國會在廣州舉行時，政學係領袖亦隨之南移，並由李根源、楊永泰二氏繼起為中堅人物。李根源自印泉，號雪生，雲南騰越廳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學校)留學，並於光緒丙午(一九○六)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返國後任雲南講武堂監督三年，後升總辦。因此後日滇軍將領非其部屬即其學生。貴為中共大元帥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雲南籍入昆明講武堂作根源學生的。　　辛亥革命雲南獨立，蔡鍔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國五年反袁之役，滇軍為兩廣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堅，根源便以滇軍關係出任副都參謀，因此與老桂係的岑春煊、陸榮廷結下不解緣。袁氏死後，根源出任陜西省長。至民國六年反段護法戰爭發生，根源且實際掌握了駐粵滇軍，與‘非常國會’內政學係議員相表裏，表麵擁護孫中山，而實際與兩廣實力派的地方軍閥陸榮廷、陳炳焜合作，割據華南，與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係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雖然生了一臉麻子，然自詡為‘智珠粒粒’，卻也與事實相符。　　不過根源雖然是政學係的實際領袖，卻甚少正式露麵，所以在當時非常國會內的政學係議員，則以‘南關五十號’的楊永泰為馬首是瞻。楊永泰(暢卿)為廣東茂名人，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歲。以廣東佬而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法科而從政。也是北京參議員時代的元老。暢卿是一位案牘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質疑問策，楊氏能於談笑之間立擬‘上’‘中’‘下’三策以對，無不妥切。他在廣東既享地利，又懷钜金，因此坐了政學係的二把交椅。　　以這樣兩位縱橫家，與擁兵十餘萬，占兩省地盤的地方軍閥相結納，因而孫中山在廣州隻頂了個‘大元帥’空銜而一籌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無本錢的‘護法運動’和‘非常國會’，便逐漸引起政學係和桂係驅孫之心了。民國七年四月廣州‘軍政府’終於在政學係暗地裏策畫之下改組。孫中山被拉下‘大元帥’的寶座，而代之以‘七總裁’。桂係首領岑春煊卻被選為‘主席總裁’。孫中山護法不成隻好到上海去著書了。　　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係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時政學係在華南真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誌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卷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的議員，真有誌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通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係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畫之後，政學係小試牛刀，來個‘總缺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係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可是此後不久，政學係在南方又失勢了。第一，滇係軍人之間，發生了‘二季(根源、烈鈞)爭兵’的內哄。至民國九年春鬥爭至白熱化，結果滇軍主力被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搶走了。李根源和桂係合作的本錢頓時打了個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的變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的殘部和桂係的主力一並給孫中山的粵軍消滅了。嗣後中山打平兩廣，政學係久為中山所痛恨，自無立足餘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學係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對政學係無好感，政學係終無法乘間。　　孰知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山窮水盡之時，北方政局，峰回路轉，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來民國九年七月底，直皖戰爭之後，與政學係有相當淵源的直係軍人曹錕和吳佩孚，想乘機肅清皖係在中央政府殘餘勢力所寄生的‘安福國會’，和該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徐世昌。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徐世昌終於民國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職，同時‘安福國會’解散，舊國會二度恢複，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總統。這時本來‘妾身未分明’的政學係舊國會議員在穀鍾秀、楊永泰等領導之下，又活動起來。為加強活動並以舊班底集合了國會議員四十餘人，正式組織了一個政黨叫‘憲政社’，擁護黎元洪。黎氏東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與政學係合作，以圖減輕直係軍人之壓力。因此當黎元洪邀張紹曾組閣時，李根源被網羅為農商部總長，該係另一要角彭允彝則出長教育。這一項新發展因而引起了政學係與直係軍閥的正麵衝突。黎元洪也因此視政學係為其死黨。所以當黎氏為直係軍人壓迫去職時，索性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並‘裁撤’所有巡閱使和督軍。此舉雖係黎氏憤懣的表示，但是卻宣布了政學係和直係軍閥的正式離婚。因此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係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係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係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讚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隻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係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須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係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不過有組織的政學係，在曹錕賄選後，已不能複振。民國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因馮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張作霖、馮玉祥和段祺瑞的合營公司，並以段為‘臨時執政’。政學係遂又依附於三派中較為進步的馮玉祥。但這時馮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學係本身也已成強弩之末，迨馮玉祥敗出南口，政學係在華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絕如縷了。　　至於華南，政學係則已被連根拔去。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係有舊怨的清一色孫係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係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係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學係領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學係’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的兩位領袖傑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製之先河。政學係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誌，組織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傑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國的小農製’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後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係’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麽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隻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開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隻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係，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係’，較保守的‘研究係’和最激烈的‘中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試看變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他從滿清的管帶，做到洪憲王朝的‘男爵’；再作直係軍閥；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無所屬的國民軍總司令；受基督徒洗禮而受西方傳教士支持的‘基督將軍’；又做了受布爾什維克洗禮的‘北赤’；又做屠殺共黨的國民黨右派；再做受少數黨支持的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又重作馮婦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戰後遊美又作了資本主義的宣傳員；中共政權登場，煥公(馮玉祥字煥章)又打算立刻回國投效，終至喪生黑海。試問這樣一位變來變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個階級；那一種社會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忽視馮玉祥在民國史上所起的各種決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談政黨的代表性，第一要有個各種社會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第二要有個守法而有效的議會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來爭取政權，政黨始有代表性。　　我國民國初年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具備‘政黨政治’的條件。搞政黨的人不是社會任何力量所產生的代表，而是我國‘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傳統產物。他們離開了‘議會’離開了‘官’，那就如魚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軌，國會上下兩院亦如台灣以前的‘國大’與‘立院’，由‘客觀環境’所限而不能改選，議員先生有幹薪可拿，鋒頭可出，胡同可逛，萬壽無疆，皆大歡喜。誰要打掉我的鐵飯碗，我就要和誰拚到底！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學係’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誌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隻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麵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隻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係裏麵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來說，他們原係有‘道’之士。但是當他們由於無拳無勇，有道難行之時，他們又沒有孔二老頭子‘乘桴浮海’的決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戰國時代‘遊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們要向有權有兵者遊說，以圖合作了。從政治信仰來看，他們可能為著原則，有時還要擺一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的架子！從利祿著眼，則有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幹祿公卿，至於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係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係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遊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於‘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製度不外兩端。一係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係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製度中。‘政學係’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嘩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煊、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複返，這一批‘政學係’內的職業官僚，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五)　　當政學係在華北華南皆無立足之地時，天無絕人之路，華南的革命政權發動了有名的北伐；和由這北伐而帶來了的左右兩派的分裂，天下又複多事。曆史事實告訴過我們，統兵善戰的將材，和口若懸河的策士們士唯恐天下無事的。天下愈多事，他們的機會也愈多。政學係的枯木因而又在這多事的國民黨兩派的夾縫中開始發芽了。　　今且檢討一下國民黨分裂的經過。　　國民黨在民國十二年打走了陳炯明，孫中山又在廣州掛起‘大元帥’招牌之後，開始改組和聯俄容共了。但在這改組之初，當權派的首領人物都是一字號‘中華革命黨’的老班底。他們一致認為‘政學係’是革命黨的叛徒，甘心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們不能容忍的則是出任張紹曾內閣的李根源，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國務會議中主張下令討伐廣東。雖然這一議案被黎元洪拒絕蓋印而打消，廣東國民黨人對政學係實在是恨得牙癢癢的。　　誰知政治的變化是莫測的。國民黨改組之後，黨權逐漸旁落，老一輩的‘中華革命黨’終於變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廣州。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後，廣州方麵竟形成汪精衛、蔣介石聯合獨裁的局麵。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風氣籠罩之下，中華革命黨的老領袖都已被目為‘反革命’；那些依附軍閥的‘政學係’的反動性，就更不必提了。當時汪精衛所領導之下，‘國民革命’的‘內容’便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軍閥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一幹人了。走狗是誰呢？政學係自然也在內了。誰知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的第一位獨裁者汪精衛不久也垮台了。掌權落道自稱為‘黨中後輩’的青年軍人蔣總司令之手。　　當民國十五年底北伐軍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聯合了共產黨，對這一位以槍杆起家新領袖實行反擊。這位新領袖原以一介匹夫，於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因而在軍事勝利一日千裏，尤其是在黨內黨外一致圍剿他之時，為著擴展力量，為著自身生存，他便發現他的四周的軍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貧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權和地盤，但是他環顧四周穿草鞋打綁腿的忠實信徒，多半是些隻能和共產黨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號的新進少年。例如當時像程天放那樣一流的人，做個鄉長尚且才有不濟，做到江西教育廳廳長便已天旋地轉了，遑論其他。但是反蔣的卻都是一時俊彥，都有蕭、曹之才的人物。蔣公要開府東南，囊括天下，光憑幾杆破槍，和一些隻能喊口號耍皮拳的嘍囉實不足以成大事。這位才大心細的領袖因而開始在黨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內閣總理王正廷和黃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報人陳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網羅之列。　　(六)　　不過精敏如蔣氏者，他對前來投奔的高級人員亦有其取舍的標準。第一，那時反蔣的人都罵他是‘新軍閥’、‘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貽人口實。他選擇高級幕僚總要多少有點光榮的革命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係的官僚，他也不敢亂用。第二，蔣氏所缺的是方麵之才，他要真有經驗有幹才，能‘治國用兵’的人。真膿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貞’分子，在黨內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產派、西山派、汪胡派，蔣均敬而遠之，存有戒心，絕不讓其襄讚樞機。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無路的亡命者。他們除依附蔣氏以取富貴之外；別處是投奔無門的。蔣氏盛衰也就決定他們的榮辱。隻有如此，他們才會死心踏地為蔣效命。　　數數這四重資格，則政學係諸公不禁捋須微笑，有舍我其誰之概了。　　據當時的可靠消息，首先動這念頭的便是政學係中最長於策劃的楊永泰(暢卿)，以暢卿之才華，恐怕在國民黨左右派中鮮有其匹。論經驗，他從舊國會到廣東省長的經曆，可說是內為宰輔，外為封疆皆能‘勝任愉快’。北伐初期總司令部內那批革命同誌有幾個能和暢卿比呢？若論恩怨，蔣氏資望太淺，北伐之前，他在黨內尚不夠資格與政學係結怨。至於說政學係曾‘倒’過‘總理’，究與姓蔣的何幹呢？再從政學係的觀點來看，這時隻有蔣氏才可做他們的救命恩人。在當時革命空氣之下，‘政學係’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反動派’代名詞；縱使‘反動’的西山派得誌，‘政學係’也斷無死灰複燃之理。因此在國民黨之下除依附蔣氏一人之外，‘政學係’諸公斷然無路可走。就在這種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學係便枯木逢春了。　　不過政學係在當時究竟是革命黨人一致公認‘反動派’，他們樹大招風，蔣氏在寧漢分立之前還不敢公開‘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賓的並不是政學係的主力，而是最初隻能替政學係巨擘當當隨員，跑跑文書的張群(嶽軍)。張氏是早期留學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蔣公本人的軍事教育事實上尚未達到進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謂士官係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軍事教育。辛亥革命時，在上海隸二十三師，雖未作戰，也算是有汗馬功勞的誌士。嗣後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稱帝，嶽軍亦南下從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後又北上襄讚教育總長黃郛。經驗和訓練皆是當時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很難找到的。加以嶽軍人情練達，對政學係尤有淵源，而當時又名不見經傳，別人笑罵無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作了蔣氏朝夕谘詢的智囊。隨著武漢方麵反蔣空氣之加濃，張氏在總司令部內的重量亦隨之增加。從此便做了蔣與政學係之間的第一劑二氧化錳。　　(七)　　當民國十五年底蔣氏與徐謙(季龍)因遷都問題快要鬧翻之時，蔣之唯一顧慮便是武漢方麵的經濟‘杯葛’。對蔣氏來說，前有大敵，後無糧草，內有反側，必然是死路一條。就在這生死關頭，政學係在新的政盤上，便賭下了第一注，使蔣氏能丟掉武漢那幾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機而自立，而遊刃有餘。接著那自稱與政學係無關而被政學係奉為神明的黃郛(膺白)被禮聘南來。(膺白非政學係的成員，因渠未嚐入國會，而政學係則原為國會內的政團。)膺白在微時原與蔣總司令(原名誌清)有金蘭之雅。嗣黃氏北上直步青雲，兩任總長，最後竟貴為臨時宰相，作攝理內閣總理；而蔣則因為交易所倒帳南下革命，隻做了一名無實權的上校參謀。孰知兩年之內乾坤倒轉，膺白卻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賓。　　膺白最初應聘抵贛時，在南昌總理紀念周上幾次講演，真是闔座傾服。黃是位風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時其名字是時常與黃克強、宋漁夫並列的。嗣後周遊列國，貴為宰輔，文名又藉盛一時，交遊又是蔡孑民、梁啟超一流的名士，以這種人屈尊來向南昌總司令部內一批乳臭未幹，平時隻知喊喊口號，放放排槍的‘同誌’來兩篇講演，那自然難怪頑石點頭了。以黃膺白這樣有過全國政局經驗的人，此時向阿第總司令來借箸一籌，自然使這位新貴人茅塞頓開，而覺其左右都黯然無光了。就是這樣，政學係便在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個屹立不動的橋頭堡了。　　不過黃膺白還有幾分才子的傲骨，對阿弟看不順眼時還要拿出作‘王者師’的派頭教訓幾句。加以黃氏還有幾分書生氣，在政治上也曾過過癮，對黨團政治亦不太熱衷，因而他不願加入國民黨，以故終黃之世，他終始隻以‘客卿’身分參政，不算正式介入。至於由黃的推轂而投入國民黨做官的楊暢卿的作風便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膺白算是國民黨主人的‘客’；暢卿就要算‘奴’了。　　(八)　　暢卿作蔣氏的幕外之賓似早在民國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蔣的謀主則在民國十七年北伐軍統一全國之後。這時蔣主席正苦於二、三、四，三個集團軍的尾大不掉，和東北張學良歸順的有名無實，在他親信之間無策可獻之時，暢卿因緣於黃膺白與王正廷和蔣的關係，乃獻上一策。據說此策頗受蔣的重視，而這一條陳則隻有短短的十二個字曰，‘軍事化整為零；財政化零為整’。　　所謂‘軍事化整為零’者便是在幾個非嫡係的集團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為一個有係統的‘藩鎮’，然後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統一。根據此一原則，因而有民國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銷‘政治分會’和召開‘編遣會議’的新方案。　　所謂‘財政化零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的統製經濟。不但中央係統的稅收要完全收歸中央直轄，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與民爭利’。夫如此，則大一統帝國始可重視於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權’與‘分權’論戰之中得不到解決，‘編遣會議’又無形流產之時，暢卿的條陳便更形具體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來，其關鍵不在‘處士橫議’，而在‘藩鎮跋扈’。對症下藥，暢卿因而寫一篇傳誦一時，而卻能不朽的‘削藩論’來。這篇‘削藩論’的主旨便是：‘以經濟方法瓦解第二集團；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　　這是一條極為毒辣的‘妙計’，置諸‘戰國策’中實不讓古人。　　試看第二集團馮玉祥原是好強人所難的怪物。禦下之嚴，甚於張飛。但是他部下的韓複矩、石友三，在本質都是極易腐化的軍閥。他們恨不得早日脫離馮氏，大家好過一個軍閥討小老婆、抽大煙的舒服生活。加以馮氏的軍多糧少，地盤荒僻，中央如以經濟方法限製其發展，到適當時機再以幾顆銀彈打向馮氏的幾個軍閥部下，便可把老馮瓦解，斯之謂經濟解決。　　閻錫山是個標準山西票號商人，章太炎所謂‘劣紳’是也。他善於打小算盤，卻沒有‘一擲百萬’的魄力，在國內以政治方法孤立閻老西，甚或設計使其與馮、張爭利而火拚，實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團的李、白，兵精將勇，剽悍善戰。他們所將的都是廣西山洞裏帶出的‘子弟兵’，收買、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們人數有限，加以李、白皆為將有餘，為相不足。搞全國政治的眼光和氣魄都不能和他們的軍事天才相配合。他們對講廣西話的人雖然抱得如鐵桶般的緊，對不講廣西話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係連魯滌平、唐生智都會請纓效命的。對這一集團的方法隻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們的心理來蠻幹──‘包圍而殲滅之’，是謂之軍事解決！　　至於以外交方式對付奉張，便真叫‘不擇手段’了。蓋張學良斯時尚擁有精兵數十萬，入關問鼎，雖嫌不足，然負嵎作困獸之鬥則仍不可小視；如果他取得紅、白兩造帝國主義的背後支持，就更不易對付了。所好的張學良與兩造帝國主義皆有深仇：日本對張來說是有‘殺父之仇’，而蘇聯對張則有查抄大使館之怨。不過日本對東北具有領土野心，與張學良不易妥協；蘇聯可就難說了。萬一他與奉張一旦釋嫌修好，而血氣未定的小張一旦思想前進起來，事就不大好辦了。好在東北自楊宇霆死後，得勢者全係一群老粗和舊官僚，一時不易轉變，然為萬全之計，最好挑起對俄的邊釁，使流亡無歸的中共人員如劉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勢入據東北，使小張難以安枕，則東北自然就範了。　　這一篇毒辣的‘削藩論’當時曾傳遍海內外。有人曾懷疑它的主稿人是楊暢卿。雖環顧當時國民黨人才可說是‘餘子碌碌’。有這種縱橫天才的隻蔣公和楊暢卿二人而已。蔣氏如是主動人，則腹案已足，又何必講出來，並加上一個‘削藩論’的題目呢？　　再看楊暢卿與蔣公說是事前毫無關係，而一旦投靠，三數年內便累遷至行營秘書長、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籌之時，如無過人之處，是不可能這樣平步青雲的。而楊暢卿之人，論才不讓蘇、張；論品亦非‘終身不設一謀之人’。在緊要關頭，他會使出渾身解數的。所以在將來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們無法否認暢卿是‘削藩論’的作者。嗣後，國是演變與‘削藩論’中諸點尤若合符節，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認暢卿的大才與重要性了。　　(九)　　不過楊永泰既在國民黨內以縱橫之才，一躍而‘後來居上’之後，他顯然是看準了當時蔣氏下麵的派係關係，‘黨’有CC；‘軍’有黃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卻虛席以待。以舊‘政’學係的基礎，在中國國民黨(‘政學係’原是老國民黨的成員，而與新的中國國民黨無關)內來個新的‘政’學係的組織，從而操縱國民黨的‘黨’、‘政’、‘軍’三大要項中的‘政’，豈不天與人歸？暢卿因而在‘政’的方麵，就野心畢露了。　　談政治，要立於不敗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換言之，‘政學係’以前的失敗，便失敗在隻有政客而無根本。政客隻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這位有力者喜新厭舊，則政學係諸公，就難免有棄婦之悲；再者，縱使諸公固寵有術，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產家亡，或充軍去了，則政學係終身誰托，也成了問題。如今政學係又在蔣氏的國民黨內寄生了。但是這種寄生政策如無‘群眾基礎’，則始終隻能做個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帳房、聽差、馬弁、廚房都會隨時加以白眼的。要反客為主，隻有抓到一個重要部門才行。楊暢卿顯然是了解這一點的。　　民國二十三年底，江西共軍在五次圍剿之後，突圍西竄，潰不成軍，國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國最重要的地方性的軍政機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暢卿又升任秘書長。二十五年一月暢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長湖北省政府。　　楊永泰以舊政學係背景，投靠蔣氏幕中之後，數年之內，竟然做起省主席來，真可說是‘不次之遷’了。試看CC與黃埔，這一批有汗馬功勞的‘嫡係’之中，有幾個有這種幸運呢？如果別人處暢卿地位，可能也心滿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無奈人們的欲望，尤其是春風得意之人們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暢卿忘記了他原無追隨首義之功，隻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擠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時他在國民黨內便開始結交一批受CC、黃埔所排擠的遊離政客和軍人如劉鎮華、黃紹竑、熊式輝、吳鼎昌、張公權、陳儀、沈鴻烈等，外以‘大公報’為喉舌，內奉黃膺白、張嶽軍為領袖。再加以執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為‘經濟基礎’。政學係便呼之欲出了。黃埔簡直成了‘晚輩’；CC也隻有招架之功！　　但是這些政學係新分子中，除暢卿本人以及膺白、嶽軍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說與老政學係都風馬牛不相及。黃膺白雖還做過政學係的上司；張嶽軍以前隻不過替政學係跑跑腿罷了，而黃氏此時疾病床褥，甚少露麵。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儼然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嚴子陵。而張氏則為人圓通，自求多福，不幹眾怒。所以此時事實上的領袖，則是楊永泰。不幸暢卿長於知人；卻拙於自知。他不知無論CC和黃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樣地不逮於他，而這批廣州出來的卻究竟是時代的產兒；是在‘革命’氣氛下長大的。而他自己卻原是‘北洋’政客。國民黨此時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綁腿、紮皮帶的朋友，究竟比抽鴉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氣些。暢卿本人就是娶有兩個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眾’和‘幹部’也難免是和他一樣的‘舊官僚’。暢卿的見識還看不到舊酒裝在新瓶內並不能變成新酒。他為著要和CC爭地方政權，因而也組織了幹部企圖包辦省級地方政權中的‘民政廳’。不特此也，他還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連江蘇主席陳果夫下麵的民政廳他也要侵占。結果鬧出了大笑話。楊係新廳長因為私生活發生問題，而招致政敵的反擊。　　但是政學係諸公並不因此自省，他們反圖運用新的權術來打擊政敵。他們知道，大家的利祿都以一人的喜怒為依歸，則就從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據說在一次黨內大會的投票中，政學係黨員的票並沒有投向‘領袖’，相反的卻投向政敵。結果他們政敵的首領的選票竟多於全黨領袖的票。這一毒計竟使本性多疑的‘領袖’，對政學係的政敵采取抑製的措施；政學係這一殺手鐗，真的幾乎連‘黨’也搶過來了。　　殊不知這位‘小有才’的楊暢卿，終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卻不知有黃雀在後。人家既然對首義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獨愛於楊某。暢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終其天年，又豈是偶然的事呢？　　(十)　　楊氏死後，新的政學係還未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幾聰明的安徽省主席劉鎮華也‘發了瘋病’去職。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嚴子陵也死了，因而再無人敢冒大不韙來重組政學係了。　　所幸國民黨對它的政策上所謂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自始至終，隻有一半的誠意。他底領袖真在搞‘黨外無黨’；但卻拚命地在黨內製造派係，使之鬥爭，以便分化統治。因而不論CC或黃埔，對‘領袖’是如何地歌功頌德，但一提到‘蔣先生頑弄派係的手法，他們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學係的殘餘因而也在‘蔣先生頑弄派係的手法’之下幸存了，而成為一些受CC黃埔所排擠的高級官員和軍人的避難所。由於他們自始至終未形成一個具體的組織，因而也獨得天眷，成為蔣氏對壓製尾大不掉的強有力派係的王牌！　　抗戰接近勝利時，民主競選之風大盛，政學係一批領袖們，顧影自憐，自認為民主政治家，卻沒有選民。他們又想步著先烈楊暢卿的血跡前進，來正式組織政團。默認的成員之外，他們甚至考慮到拉久與該係不睦的吳國楨、王雪艇(世傑)兩君入黨來增加聲勢。不過政學係畢竟是國民黨中最聰明圓通的一群政客的無形團體。抗戰勝利後最甜的兩大勝利果實──東北和台灣──都以為他們所獨占，不久張嶽軍又作了行政院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再要組黨，難道還想做皇帝不成？聰明政客們，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這便是所謂‘政學係’的一筆爛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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