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不會總比白晝漫長

文/晉美朗嘉（北京）

 

黑夜不會總比白晝漫長

 

 上周五（4月25日），中央台在《新聞聯播》中向全世界傳播了一條當日新華社的消息：“考慮到達賴方麵多次提出恢複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從形式上看，這條消息是塊猛料，以前中央台哪會把這樣的信息通告各方呀！於是激起了四麵八方的反響，態度各各不一，有人認為仍是中共圈套，是為了應付國際上越來越大的壓力、為了止息國內的大眾疑慮、為了把奧運扛過去而搞的一種手腕，實質上對達賴喇嘛的政策不會有真正變化；也有人認為既然對外公開說了，那麽作為一個大國政府當不會誠信全無，對內憂外患思前想後，還是有可能要考慮對談的，等等。

 

 我以為，上述各方見解中均有不可忽視的道理，富有啟發性，值得深思。畢竟，奧運在即，世界各國（當然大部分為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紛紛就3月以來的西藏事件對中國施壓，甚至不惜以“幹擾奧運”的方式來強烈呼籲我們的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對談，以妥善、長遠地解決西藏問題。在這種有些像是人人喊打的台麵上，完全硬著頭皮和全世界過不去，怕是有點眾怒難犯，不一定真有那種膽氣和力量。那就換一種麵目吧，或者說把原來一直被壓著的中央內部的另一種意見展現出來，這便要顯示出積極的姿態。應該說，這次在國內主流媒體上公開表態要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對談，雖然並不能準確得知其後的策劃者是誰，但不應該算是一個很尋常很容易的舉動，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中央有高層領導在積極努力，想在輿論上先定下一個有利於事情往好的方向解決的調門，因為2002年以來的曆次對談，國內外的受眾哪會得到政府這種形式的提前告知呢？

 

 但是再一次（我一會兒要說到3月份的另一件類似事情），我們的思路又被快速地、硬性地阻斷了：第三天（4月27日）就出現的、由《人民日報》發出的相反方向的強音使大家的熱望頓受重挫，這篇題為《分裂祖國必遭失敗》的署名文章再次牙尖嘴利地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等思想進行攻擊，並幾乎毫無變化地照著以前的腔調攻擊他是分裂勢力及藏地事件的主導。同時，如果我們現在看一看西藏自治區內的情況，還會發現眼下這段時間也正是拉薩的《西藏日報》開展針對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的係列文字攻擊的階段，在那裏，從4月21日起已經開展了新一波針對達賴喇嘛的“狂轟濫炸”了，據說還要搞一個係列下來。

 

 從4月25日到4月27日，短短兩天，為什麽會出現這樣反差巨大的信息傳播的效果呢？如果真的是由“同一個”傳播者在發布信息的話，那麽這種傳播行為是十分荒唐和有害的，因為它在劇烈動搖著受眾的判斷尺度，隨意伸縮其想象空間和期待值，並且會因此分裂受眾的心理準則和相應行為。但我不願意把一個二十一世紀大國政府的理性想象成這種程度，我不相信中央政府會是這樣隨意地來回自我抵消對達賴喇嘛和處理藏地事件的姿態，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對於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公信力，我可就沒理由再有絲毫信任了。

 

 如果不是這樣，難道說國內欽定媒體上前後發出的互相抵牾的不是同一個聲音嗎？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突然一下子聯想到了上個月發生的一件事情，當時是2008年3月31日，正在老撾進行訪問的溫家寶總理說了這樣幾句話：“隻要達賴喇嘛放棄獨立的主張，特別是施加他的影響，停止西藏當前出現的暴力活動，承認西藏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就可以和他恢複對話。”當時，我聽了消息以後，心底裏覺得這些話是很有理性的，既體現了對時局的一個比較恰當的評論，也闡述了一個明智的政治家解決事態時的善意和正確思路。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呀，如果當時中央意見統一的話，就此連貫一致地行動起來，在中央政府、達賴喇嘛和廣大境內外藏漢族同胞的合作之下，可以共商並實踐應急對策，可以在此基礎上使中國政府把西藏事件的長遠處理向良性發展的方向上推進，這可是一個關鍵的契機！可和這次一樣，對這種奇跡的盼望幾乎剛剛開始，緊接著4月1日，從《人民日報》等主流傳媒的評論到外交部發言人薑瑜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出的話，直截了當地和溫家寶總理的表態唱起了反調，又對達賴喇嘛和所謂的“達賴集團”大肆抨擊，其無任何理性和誠實可循的嚴苛刺利已經完全遮蓋住了前一天溫家寶總理發出的和善之音。

 

 今天怎麽又是這樣？周五主流媒體剛剛通過聽覺和視覺兩方麵向全世界展現出中國伸出了橄欖枝的手，看到這隻手，有海內外包括藏漢族在內的天真學人甚至在想，國際內外的壓力終於使中共不得不與達賴喇嘛對談了，這下藏地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的解決算是有希望了，藏民族的前途有望了……但這願望被兩天後同樣由主流媒體發出來的對立性言論碾碎了，我們度過了一個嚴重失望的周末。

 

 這兩次類似的前後衝突使我強化了以前曾有過的一個念頭：是不是有另一股勢力總是要將中央高層明智伸出的橄欖枝立刻掐斷呢？不然一個很好的思路怎麽會那麽快就要被撲滅呢？有人或團體害怕橄欖枝帶來的和平嗎？現在看來，可能有。我在《請讓我們的達賴喇嘛歸來》一文中曾簡單提過有關長期在涉藏的“反分裂鬥爭”中漁利的利益集團，當然，本質上是一己之利，斷非國家之利，這些逐利者或群體在中央內部有，西藏地方更有：“……在權者絕大部分都在混日子，有一套既定的說法對他們來說是很方便的，任何理論上的風險和實際上的風險都是不能擔當的，那樣的話，自己好不容易弄來的職位和這個職位所帶來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利益就沒有了，請記住，中共是一個思維態勢很固化的‘農民黨’（但現代真正的農民恐怕要比他們強太多），在被其組織化了的大多數幹部心中，個人的物質利益（名利兼有）是最重要的。此外，如果中央真的要向有利於事件最終解決的方向上進步，也就是說，要和達賴喇嘛對談，最終請達賴喇嘛回來，那麽這幫人將不會再在現在的行政崗位上駐留，無論在中央一級還是在自治區一級，利益更會嚴重流失，說不定還會因自己曾有過的愚昧惡毒遇到其它麻煩，所以，他們也是怕死了達賴喇嘛回來。”我想要是真能對談的話，談下去，中央和達賴喇嘛都會離解決問題的共識越來越近，那樣的話，恐怕這些利益集團就呆不住了，所以話得咬死，萬萬鬆口不得，如果有觀念要通向事件良性發展的方向，那麽即使這個觀念來自最高層，也是要趕緊撲滅的。

 

 他們經營了許多年的西藏，此處已是仕途和物質利益的寶地，要是和達賴喇嘛對談，達賴喇嘛若是歸來，此處社會管理思路一變，民族宗教政策轉型，他們就是無路可走了，所以會瘋狂地維護。但他們真的能得逞嗎？中央不是死板一塊，其中不乏智者仁者，雖仁者聲和，智者聲微，不像這些粗淺的唯物主義者（嚴謹地說應該是物質主義者）會高音喝號，但終究因為聲量雖高，其中全無佳音，國人和世人受其頻繁無序之野蠻衝撞之下，最終不會真當回事拿來聽聞。

 

 想到這裏，應該說，包括中國藏漢民族在內的全世界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似不必完全失望，畢竟還有高層領導人關注著藏民族的前程，關注著以合適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這樣，理性善意的觀念若能外化為現實，那麽藏民族就有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在曆史中延存下去的希望。

 

 當然，嚴峻的問題在於，如何讓仁者智者的思考成為作為一個整體來表現的統治者的以一貫之的思路呢？如何能在現代的中國政治進步中逐步取消掉那些心懷惡意的權勢利益集團的影響呢？難度極大，牽一發而動全身，更何況要牽的不是一發，而是千絲萬縷！

 

 但是，從長遠計，再難也要牽，也要動，中國政治的進步或許正是從今天開始！具體怎麽做，已經有了很多建議，我也會在今後再續贅言，這裏簡單提一提其中一點。雖然我們的憲法不是很完備，畢竟是一黨執政嘛，但是如果真的要實踐了這本並不很完備的憲法，中國國情也要比現在的狀況好太多，甚至在許多地方會有近乎於質的良性改動。那麽，就西藏問題而言，我們也按憲法來吧，比如說，在處理民族問題時，我們要能對全世界做出我們有關的民族自治的合法解釋，對其中的包括政治自治權在內的各種權利進行合法解釋，並且拿這種能公而廣之的解釋來比照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行為；在處理宗教問題時，我們也應該能有一個說得出名堂的有關國家對宗教的關係的合法性的係統闡述，然後再去校正政府、藏地寺院和僧眾那裏的關係模式，等等。當然，很難，但一定要堅持。

 

 變革吧，依法變革吧，以道德而變革吧！要想有一個強大的、受到國際尊重和國人發自內心對之忠誠的中國，就必須創建並鞏固一個善意理性的政府，克服政治進步中的障礙。政府要善待包括藏漢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的公民，把那些和他們有關的舊有的社會管理體係中的痼疾去除掉，這才能獲得長久而充滿生氣的統治能力。我在這裏且不說佛法，就拿中原先賢孟子的話來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四海之內，當有我藏族立身之所，苟中央政府能以仁心善待我族，何懼不能治包括藏地之“天下”於掌上？

 

 幸好，在中央和地方，我們還是能發現這樣的領導者的，雖然其人數或許很少，團體或許很小，但畢竟是以其理智和公正為藏族和藏人帶來了明天的希望。

 

對於藏族和藏人來說，等待明天來臨的時間究竟會有多長？我曾在《飲鴆豈能止渴》一文中說過，希望中央政府真的能好好以賢人善士為任，仔細研究一下篤信佛教的藏民族的文化心理，他們會知道我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如果我可以把藏民族現在的態勢比作黑夜的話，那麽，對於我們來說，黑夜也是一種宿命，我們並不抗拒黑夜，也不會因為這沉重不堪的黑色而幻想一種過早到來的晨曦，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相信白晝也是一種宿命，它終將在黑夜之後到來，在它來的時候，不會再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挽留得住黑夜中的這片黑暗。

 

 2008年4月某夜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4月29日首發)

 

猥瑣的威權

 

 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之間的第七次對談在一個遠離西藏的浮華之地進行，持續了不到一天，4日白天開始，結束於當日黃昏；在我的眼中，這是一個真正沮喪的黃昏：和許多朋友預料到的那樣，中共除了丟下一句空話——下次合適的時候再談——之外，沒有為這次機遇難得的對談帶來任何有益的結果。

 

 包括極少有識見的中央高層在內的溫和派被無賴勢力再一次打敗。但如此玩弄和踐踏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關注西藏問題之解決的殷切期許是中共內政外交上的一大危險敗筆，自以為走得高，實際上在盲目之中已經到了懸崖之上，再不摘下自欺欺人的眼罩，再不勒馬，後果不見得好看。一個有著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政府，哪有這麽幹事的？倘若整個對談隻是為了麵對麵訓責對方要是馴服一些的話下次還會賞臉給機會繼續“接觸磋商”，那麽開一個電話會議也就把事情說清楚了。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嘉日洛地和格桑堅讚來了，這是一個多麽寶貴的機會（當然中共以前已經糟蹋過若幹次這樣的寶貴機會了），作為中央政府，應該能與西藏代表有持續的接洽和彼此對問題見解的充分透徹的交換，應該有更高領導的接待與傾聽，應該有在藏地進行的實地考察，等等，不應該隻是為了應付日本（日方對胡錦濤訪日提出了有關西藏問題的要求）、歐盟、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壓力做做秀的，又不是一個演砸了就能跑掉的假戲班子，“大國形象”在那兒，這麽不負責任地處理嚴重事態，就讓人完全沒有辦法高看這些執政者的道德信用和政治素質了。

 

 我和周圍的一些藏漢朋友曾對這次對談寄予厚望，並曾為出現真正有益於雙方的結果而祈禱，但現在看來，對中共積極誠懇地和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一起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為我們一廂情願的善意的幻想，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是如此。雖然我一直在體製之內從事民族工作和民族問題研究，深知中共這方麵的許多錯誤觀念和造成的嚴重現實後果，但從長遠計，總希望中國政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緩慢的進步，總希望中共會利用一個好的機遇自我改進或作良性變革，但這次中共的政府行為使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這依然是一個極其罕見的完全沒有責任意識、沒有公信力、智力低下得令人匪夷所思的無賴政權，它根本沒有腦力去想清楚，再把西藏問題的解決這樣拖下去，今後是否有能量去解決未來出現在藏地和整個中國的危機，尤其在達賴喇嘛過世以後？

 

  我不得不相信前些日子盡力不讓自己去相信的事情：“泱泱大國”數天前麵對全世界做出的對談表態最終證明隻是一個齷齪的玩笑，一言既出，全世界那麽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那麽多政治領袖都曾對這種表態誠摯歡迎，境內外的藏族兄弟和無數關心西藏問題的漢族兄弟和外國公民都對這種表態充滿熱望，但事實證明是一場空，再一次令藏人心碎。

 

 但想一想，其實並不奇怪，沒有一個真正想讓問題解決的主腦在控製對談，怎麽能期待它成功呢？正要談的時候，政治局一直指導統戰工作的賈慶林跑到羅馬尼亞去了，劉延東又有其它事情，新上任的杜部長情況不熟，派了兩個隻具有鸚鵡學舌功能而根本缺乏處事能力和意願的副部長，那能談出個什麽出來？這兩個人以前就參與過雙方對談，有什麽結果？二人混了多年的“反分裂飯”，怎會自毀行當？這樣搞一次對談，豈不是成心不想有人負責任地處理好對談事宜嗎？兩位原為“反分裂”先鋒的副部長巴不得事情快點結束，不是自己的事情，磨蹭什麽？雖然說起來是把半天的對談時間又略作延長，但恐怕不是應中共兩位副部長的要求吧？大半天的時間被那些早被媒體說了多少遍的廢話、指責和恐嚇占用了不少，不延長點時間說說正經事怎麽行？就是這樣我也相信中央統戰部不可能留下足夠的時間給藏方，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麽官方媒體上相關六段文字裏隻有一句話提到藏方的談判言詞。另外，把對談地點選在深圳而不是藏地，又是和以前6次對談一樣，讓你在一抹黑的情況下聽中共耍嘴皮子，或者是色厲內荏地重複指責達賴喇嘛。藏地是萬萬不能讓嘉日洛地他們去的，除了怕引起新的民眾心理上的動蕩以外，更因正在大規模進行黑箱操作，不能幹擾這種複雜工作的正常進行啊！

 

 我後來了解到，3.14事件後，迫於各方麵的壓力，允許對談的說法早已經有了，但是意思下去了，卻一直沒有能做一套對談的預案上來，有可能是做不出來，更有可能是根本不想做，對比之下，倒是知道又有新的有關藏傳佛教的一些“規章製度”會於近期出台，想來絕不會是什麽好事。

 

 這次也讓我看到了溫和派的實力依然是十分微弱，在人事控製上處於絕對劣勢。而那些吃“反分裂”飯喝“反分裂”湯穿“反分裂”衣裳的是一個至少乍一看十分厲害的龐大團體，這麽多年的經營下來，他們有對中共方麵參與對談的壟斷權，這種情況下，談什麽？其實，正如西藏流亡政府格桑堅讚議員所說的那樣，如果對談僅僅是談一些“事情”，那就對西藏問題的解決不會有任何積極意義，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共能夠做出妥協，接受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賦予藏地包括政治自決權在內的完整的自治空間，但在可以壟斷中共方麵對談的“反分裂”的威權下，這一點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他們完全不會願意將政治自決權賦予藏地和藏人，按照這些人的思路，連把藏人自行處理藏地宗教事務的權利下放都很困難，因為他們並不是要像政府在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時所宣揚的那樣奉行“政教分離”的治國原則，而是像我在前些日子寫的一些文章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一己之利，要借助於一種站在理性、正義和良善對立麵的醜惡的意識形態強加於藏地，強加於藏傳佛教和藏人的心靈之上。現在要求能以對談來解決西藏問題，賦予藏地政治和宗教自治權，保全全體藏族，那等於是要徹底放棄自己的非正當利益，放棄和非正當利益一樣非正當的職業，從曾被他們肮髒的腳踐踏的西藏聖土上永遠離開，果其如此，豈不等於要讓這些反分裂的同誌們自殘嘛。

 

 善良的人們可能又在滿懷希望地翹首等待著下一次對談，我想或許會有下一次，但是談什麽呢？在這種態勢下，中共的談話思路總是不切本質，而是期望以表麵問題的處理來混淆視聽，一如當年六•四事件前李鵬在會見學生代表等人時說的話，隻“救命”，不談其它事情。二十一世紀中，包括這次會麵在內的藏漢第七次對談表明，中共就沒有展示出任何意願要認真解決西藏問題。對談本是一種協商或共同研究的機製，更何況是涉及到像西藏問題這樣攸關中國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大事，但中共看來不是要和別人一起對有關問題進行誠懇和專業的共同研究，而是要讓對方“認錯認輸”，棄讓民族自覺，棄讓宗教上師，棄讓精神追求和文化自存，棄讓價值和倫理係統，答應成為變質的社會主義中國體製下的馴服的奴隸，這樣的話，奴役者怎麽會和被它看作天然的被奴役者進行對談呢？當這些不願成為奴隸的人在最低的程度上根據中國自己的憲法解釋、在最高的程度上根據人權、民主和自由等普世價值理念來質疑中共的奴隸製度的合法性時，可以想見那些奴隸主們心底深處有多麽害怕和畏懼，也可以想見對談之路會有多麽艱難。

 

 從技術層麵說，第七次對談又失敗了，但還是要談下去，達賴喇嘛指出這是一條重要的道路，所以不管多難，我們還在祈求進一步的政治變革，還在祈求有一個能逐步健康起來的中國中央政體來妥善處理當下和未來的西藏問題，作為藏人和藏族，我們在內心深處都會平靜地等待著宿命的安排。不知道會不會有具備實質意義的藏漢之間的下一次對談，但我們將等待著去看見，我們將在進一步逼來的現實中看見，雖然無人能知今後將看見什麽，但正是這種未知未見讓我們依然保留著對不可預測的明天的夢想。

 

 當年，瘋狂的尼祿在羅馬放起了大火自我愉悅，絢爛的火光吞噬著城市，尼祿被自己的這一毀滅行為所帶來的感官上的刺激激動不已，但沒過多久，他的喉嚨上就插上了一把利劍。感覺中共是否從整體上來講具有類似於尼祿那樣的扭曲人格，不會懼怕惡果來臨？藏傳佛教在中共手下遭到這麽大的係統的破壞，藏族和藏人遭到這麽大的侮辱甚至被奪去此間的生命，他們的過去和未來遭到可怕的篡改和汙罵，中共是否會在這個時候自我陶醉於寺院和藏民住家屋頂上強製插上的國旗上刺目的鮮紅？是否會自我陶醉於使用“非殺傷性武器”、殺傷性武器和牢獄而強迫藏僧和百姓遺棄對達賴喇嘛和藏族曆史的忠誠？是否會自我陶醉於用強權、來自納稅人的大把大把的金錢和被這些金錢養肥養惡了的貪官們搞出的一個“穩定和諧的新西藏”？尼祿和那些被他蒙騙的不明就裏的羅馬人曾被鬥獸場上獅虎豺狼撕扯碎裂的囚徒們身體上的鮮血而刺激得狂喊，難道今天我們還要以無辜弱者的血和哭喊作為共產製度下那種低賤的歡愉的資料嗎？

 

 夠了，歡愉終會結束的。

 

2008年5月某夜(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5月7日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