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兵李敦白中國文革浮沉錄

美國大兵李敦白中國文革浮沉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已經在中國北京定居了20年的美國大兵李敦白，迅即成了中央廣播事業局單位裏的一位風雲人物。在一次批判大會上，李敦白登台發表演講，慷慨激昂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在美國老家的鋼鐵工人和煤礦工人中工作，是美國共產黨黨員。非常了解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麽痛苦。中國無論如何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李敦白的這番「現身說法」，即刻贏得了在場幾乎所有人的熱烈掌聲。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得到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榮譽。以前，在北京的外國專家，都是在天安門城樓下麵的觀禮台上參加國慶觀禮。而這一天，李敦白等6位外國朋友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對此，李敦白受寵若驚。

快到中午12點的時候，李敦白等6位外國專家被邀請分別同毛澤東主席合影。當輪到李敦白同毛澤東合影時，他滿懷敬意地稱呼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則用英語說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李敦白掏出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請毛澤東簽名。毛澤東問他要寫什麽。李敦白一愣，就說寫您的名字吧。毛澤東左手拿著「紅寶書」，右手接過李敦白遞過的筆，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

李敦白在後來回憶這件事時還懊悔不已︰「我應該要他寫下對群眾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詩句，或是對我個人的贈言，要不就是給美國人民的一句話，還是給誰的一句話，但當時根本想不起來。」

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和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於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脛而走，頓時傳遍了全國。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奪權後，李敦白以「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參加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所謂「奪權」鬥爭。當時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性鬥爭非常激烈。

李敦白主張通過民主討論，消除分歧，實現大聯合、大團結。但是，「造反派」和「保守派」雙方總是談不攏，「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他們「整風」。但雙方還是各持己見。於是，出現了中間狀態的「整風派」。李敦白的外國人身份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廣播事業局成立了一個由「整風派」人員構成的「三人小組」，李敦白被任命為名義上的負責人。

李敦白不僅在中央廣播事業局身居要職，還是北京的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他「紅得發紫」。除了中央廣播事業局外，許多學校、機關、廣場的造反派集會，都請他去發表演說，走在街上會被無數市民圍堵，爭相索要簽名。這些都使李敦白的頭腦有些膨脹起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署名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緊隨其後的4月10日，在清華大學造反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措辭激烈的發言。對此，李敦白回憶說︰「後來坐牢的時候，這個心裏疼得很，雖然那個時候我還以為劉少奇是搞修正主義的，但我回憶那個鬥王光美的會，她兩個女兒在那兒，也是被迫，兩個女兒被迫來反對她自己媽媽，覺得真不是滋味兒，悔不該了。」

當時，在北京「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幹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裏，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裏，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裏。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盡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據李敦白回憶說，他還參加了對陸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領導的批鬥。對此，李敦白反思說︰「我參加了一些批鬥，批的都是好人，但當時我卻認為他們是壞人，那是錯誤的，我不該那麽做。」

當時，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馬德海，曾幾次勸說李敦白，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可陷於狂熱中的李敦白根本聽不進老友的勸告。多年後，李敦白才在其回憶錄中沉痛反思︰「在那個瘋狂癡醉的年代，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後我常想，我們怎麽會那麽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個時代，一切都那樣真實且別無選擇，我們都進入了變革的夢幻王國。」

特殊年代的中國，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李敦白的那種「風頭正健」的日子，僅僅維持了六個月就結束了。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廣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建立新的領導機構，並且通知李敦白，「離開廣播局，有特殊任務」。當時，李敦白還抱有幻想，以為又會「有什麽重要工作」呢。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從家中帶走了，說是局領導要跟他談工作。當他被帶進一個小辦公室後，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著就被送到關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監獄中，從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對此，他一時想不通︰「我響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召鬧革命，稀裏糊塗地幹了半年，結果鬧到牢房裏來了，真是不可思議啊。」他後來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開始對他進行秘密調查，決定把過去欣賞、提拔的這個美國人「搞掉」，並說︰「廣播局竟被一個美國特務統治了半年。」他在牢房裏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裏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根本問題是不應該卷入鬥爭，那太傻。」李敦白後來回憶說。

李敦白被捕後，他的親屬也受到牽連，王玉琳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嶽父也含冤病逝了。

讓人感到滑稽的是，造反派關押審訊李敦白時，堅持把他視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同黨，硬要李敦白承認，他領導著一個「國際間諜網」，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員，並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等等。

1972年，毛澤東對於解放幹部作了許多批示。根據毛澤東關於解放幹部的意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許多受迫害的幹部陸續獲得解放，恢複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關押的外國專家都被釋放了。但唯獨李敦白沒有平反。按照周恩來在一次會上的說法，因為李敦白「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卷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對此，李敦白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解讀的︰「其實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來說那些話。他並不是在指責我，而是在保護我，因為他說那些話的時候，我正被指控一個更嚴重的罪名─特務，所以他事實上是想避重就輕。」

李敦白在獄中跟外界的接觸隻有《人民日報》。他每天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後一個字，一方麵可以消磨難耐的寂寞時光，另一方麵可以從中觀察政治動態，像林彪事件、尼克鬆訪華、周恩來逝世、朱德逝世、毛澤東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發現報紙上「文革」的消息不見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見了，再後來，他聽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聲音。他知道，江青進來了，他該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經過9年零8個月零1天的關押，李敦白被釋放出獄，成為了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釋放的人。與此同時，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離。

出獄的當天晚上，駐香港的美聯社記者給李敦白打來了長途電話，問他出獄後的打算。由於長期單人監禁，李敦白連話都說不連貫了，他艱難地用英語回答︰「我不能馬上回去，因為我還有兩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國在10年間的變化；第二，要把身體養好。」

出獄後的李敦白沒有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後在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顧問。經過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徹底的平反結論。平反結論認為「李敦白同誌1945年到中國以來，為中國人民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有重要貢獻的」，並將1968年入獄定為「被錯誤關押審查」、「純屬冤桉」，「應予徹底平反」。

若幹年之後，回顧自己在中國浮浮沉沉的經曆，李敦白依然無怨無悔︰「回顧過去，當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遺憾和痛苦。不過，我對那些年代並不後悔，即使包括我在監獄裏度過的歲月」，「中國使我有機會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在中國，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穩定的、實在的、幸福的道路。它從來沒有令我失望。」

看過了一些中國人寫的有關「文革」回憶文章，發覺這些回憶文章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寫當事人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衝擊和迫害的，遭遇到各種各樣的無情陷害和殘酷打擊，而極少談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錯事，極少反思自己在運動中對於別人乃至對朋友、領導和同事的某些傷害。在回憶和記述方麵，遠遠沒有美國人李敦白那樣的坦率和真實，也更缺少敢於承擔錯誤的勇氣和自我批評的精神。這絕不僅僅反映了中西方人們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且也有曆史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對於個人在曆史過程中作用與責任問題等方麵的種種差異。這種種差異和不同，難道不值得我們一些人深刻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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