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怎樣在歐洲的重重圍堵中強力崛起的

美國是怎樣在歐洲的重重圍堵中強力崛起的



盡管美國利用歐洲國家之間矛盾獲得了難得的崛起機遇，但利用這個機遇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歐洲主要國家的戰爭威脅，又要直麵幾乎是鋪天蓋地的來自歐洲的文化打壓。可以說，美國的崛起在初期是伴隨著屈辱和淚水的。



一、美國獨立並沒有使歐洲放棄對美國的軍事圍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簽訂《巴黎和約》，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確認美國疆界為北接加拿大與大湖地區，南至佛羅裏達北界，東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這樣美國從獨立戰爭初期的90多萬平方公裏擴大到230多萬平方公裏，在國家版圖倍增的同時，美國麵臨的國家風險也同比增加。對此美國第一代開國領袖有極清醒的判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為《獨立日報》撰寫的文章中說：



有種種跡象使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美國商業特征所表現的冒險精神，已經使歐洲的幾個海上強國感到不安了。它們似乎對我們在運輸業方麵造成的太多幹擾感到憂慮，而運輸業卻是它們航海業的支柱和它們的海軍力量的基礎。幾個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國家，擔憂地期待著我國可能發生的變化。它們預見到，自己在美洲的領地由於鄰近美國而可能遭受威脅的危險；美國有建立一支強大海軍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擁有一切手段。這種想法自然會表示需要鼓勵我們分裂並且盡可能阻止我們獨立地從事積極的貿易的政策。這樣就能符合以下三項目的：阻止我們幹擾他們的航海事業，獨占我們的貿易利益，剪掉我們的翅膀，使我們無法飛到危險的高度。[1]



事實也正是如此。如果從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巴黎和約》算起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的82年間，英國一刻也沒有放棄分裂美國的實際努力。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截擊美國商船，阻撓美國與歐洲的貿易。1812年，美英開戰，1814年8月，在拿破侖6月滑鐵盧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英國占領華盛頓，燒毀白宮、國會大廈並於8日借有利的戰爭形勢企圖肢解美國，它向美國議和代表提出“沿美國邊界成立一個中立的印第安緩衝國”[2]的要求。隻是歐洲維也納會議談判不順和法國國內的混亂，才使英國放棄這一要求並與美國於12月24日簽訂《根特和約》。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就曾宣布對美國內戰奉行中立政策，承認南方同盟為交戰國，同時英國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還將海軍開入美國海域。隻是由於後來的戰場優勢迅速倒向北方，“英國承認南方和幹涉美國內戰的計劃徹底告吹”。[3]

此外，對美國崛起產生恐慌並試圖對其遏製的還有法國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剛剛在克裏米亞聯合打敗俄國的英國和法國拉上西班牙簽訂了聯合遠征墨西哥的《倫敦協定》，試圖從南部美國繼南方叛亂州之後再強力插入一道遏製和圍堵美國的藩籬，並對美國的國家統一形成巨大的威脅——這與中國解放戰爭勝利後美國出兵朝鮮形成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勢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遠征軍登陸墨西哥，後因與法國不和，英、西撤出，法國則單獨以重兵對墨西哥發起攻擊，至1863年6月7日法國攻下首都墨西哥城並扶持馬克西米連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侖三世和馬克西米連簽訂《米拉馬協議》，規定：法軍留駐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國統一戰爭結束，北方取得統一全國的勝利，歐洲大國對美國南北分裂的願望落空，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又鑒於俾斯麥（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統一德國後對法國形成的巨大軍事壓力，拿破侖三世才被迫於1867年3月將法軍從墨西哥完全撤回歐洲。



二、美國本土在經受歐洲國家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其國民精神也經曆著歐洲的文化打壓



（一）歐洲人眼中醜陋的美國人



早在歐洲殖民主義者來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還處在原始階段。從1603年到1733年，英國人進入北美並對印第安人進行掠奪和屠殺，建立了東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亞山脈狹長地帶的13個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歐洲移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歐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資本主義造成的兩極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層的窮人，特別是英國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的農民。

這樣，在歐洲人眼中的大西洋兩岸便出現完全不同的景觀：位於歐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選民”，北美一方則代表“上帝的棄民”[4]。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較早提出這些偏見的，有些不是神學家，而是科學家和啟蒙主義思想家，如法國自然學家布豐、哲學家伏爾泰和曆史學家雷納爾等。這些人不顧美洲大陸各地區差異，將北美的自然條件概括為：寒冷、潮濕和鹽化。他們用這裏的動物重量、體長和特征試圖證明——用現在的話來說——這裏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發展。布豐在《動物的退化》一書中論證北美人種與整個北美動物一起處於一種“退化”狀態。伏爾泰挖苦說，如果人們對美洲會出現蒼蠅不感到奇怪的話，為什麽對美洲會出現這一群人感到驚訝。[5]

為此，傑弗遜寫了《關於弗吉尼亞州的筆記》據理反駁，富蘭克林在法國巴黎的住所請《兩個印度的曆史》的作者雷納爾及其他幾位法國學者，他同時也帶了同等人數的美國學者。先讓雷納爾大談一通美國人種怎麽不行後，富蘭克林說“全體起立”。起立後一看，美國這邊個子都比法國人高，最矮的就是那個作者。雷納爾笑笑，很尷尬。[6]

漢密爾頓則以犀利的筆調揭露歐洲實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質在於歐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並號召美國人民聯合起來，“教育那個傲慢的弟兄謙虛一點”，為捍衛自己的尊嚴而鬥爭。他寫道：



我簡單地說：我們的地位要求我們，我們的利益也促使我們要在美國事務的製度上力爭上遊。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劃分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獨特的利益。對其他三部分來說，不幸的是，歐洲借助於自己的軍隊和談判，借助於武力和欺騙，已在不同程度上對其他三部分施展統治。非洲、亞洲和美洲相繼感到歐洲的統治。歐洲長期保持的優勢，誘使它想自詡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認為其餘的人類都是為它的利益而創造的。作為淵博的哲學家而受人稱讚的人，曾直截了當地把一種天然的優越性歸於自己的居民，而且鄭重聲明：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在內，在美洲是會退化的，就是狗，隻要在我們的空氣中呼吸一會兒，也就不會叫了。事實是長期支持歐洲人這種妄自尊大的借口的。維護人類的榮譽，教育那個傲慢的弟兄謙虛一點，就是我們的事情了。聯邦會使我們做到這一點。不聯合會給它的勝利增加新的犧牲品。但願美國人不屑於做大歐洲的工具！但願十三州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聯邦，同心協力建立起偉大的美國製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勢力或影響的支配，並且還能提出新舊世界交往的條件！[7]



（二）歐洲人對美國內戰幸災樂禍，落井下石



如果說，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歐洲人是在以貴族式的輕蔑眼光在矮化和醜化美國人的話，那麽，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歐洲人則更是幸災樂禍並等待林肯落井而後下石。

戰爭起始階段，除了我們已熟知的英國直接幹預外，法國政府對北方懷有敵意，傾向於所謂“南方聯邦”，法國外交部也認為，“一場持久的戰爭，由於積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國的觀望等待政策來源於這個‘預見’：一方麵，南方並不追求勝利，而是更傾向於一種自治；另一方麵，北方無法戰勝南方，而更不知道怎樣長久地控製南方。根據這種邏輯，就出現了既不幫助南方獲勝也不阻止北方取得決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場天昏地暗的惡戰，如果不借助外力，隻能導致聯邦的解體，而這正是有利於法國的國家利益。隻要給它足夠時間就可以了，隻要交戰雙方不斷怒火衝天就可以了，並謹慎鼓勵英國進行有利於南方的幹預，而這種幹預法國自己是不願去幹的。”[8]

與此同時，法國人擔心美國南北統一，將導致美國成為一個獨裁國家：“美國將不再是一個由平等的主權國家組成的聯邦，而將成為一個不平等的、隻有主人和附庸的聯邦”，“這種獨裁最終將可能發展成為帝國，或一個獨夫政府”。這種對美國“獨裁”的指責，為歐洲人肢解美國的企圖在做理論準備。一些人認為：“如果民主製度被保存，讓美國國土縮小也在所不辭。”北美分裂國家，分成多少塊？《論壇報》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實，後來繼續認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會回到北方，但希望這些州的數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膽的分析家傾向於把這塊美國蛋糕分割成三塊。在最盲目樂觀的時候，有的政府媒體甚至把美國分成五塊。同年3月《祖國報》文章則大膽預測：“美國將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個共和國”。[9]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法國《新聞報》還認為：“把一個分裂的聯邦用武力統一起來變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還是親北方的《兩個世界的雜誌》也認為：一個被占領的南方將是新世界的“艱難時世的愛爾蘭，匈牙利或波蘭”，戰勝者永遠的肉中刺，一塊永無寧日的被占領土。戰勝的北方也意味著失敗的聯邦，並將使北方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因其盜火行為而受到天罰。[10]

在英國，盡管態度不如法國那樣明朗，但希望美國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見。1862年，一個美國南方分裂勢力的主要支持者約翰·A.羅巴克在英國下院說：“北方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朋友，南方倒是我們結交的對象。他們是英國人，而不是歐洲的棄民。”[11]當時影響英國政策的主要因素是這樣一種信念，即聯邦製恢複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別是在布溪戰役之後，分裂的災難已被認為是在所難免了。許多人認為，因為英國將不得不與南部邦聯同處於一個世界，所以不與它交往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如果能幫助北方承認南方不可避免的結局進而結束戰爭，那將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2]1862年，英國財政大臣威廉·E. 格拉斯通在公開場合不無惋惜地說，北方的民眾“還沒有喝下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們必須把這杯苦酒喝下去”。[13]“格拉斯通演講雖然激起了美國的憤怒——這種態度被看成是親南部邦聯的，但他隻不過是說出那些最了解情況的英國人的觀點。”[14]



（三）歐洲人編織“文明的衝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北方勝利後歐洲又出現與今天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相類似的觀點。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溫·德萊昂寫的《美國聯邦國的真實情況》，將美國國家統一戰爭解釋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竭力謀求在美洲大陸建立霸權的一場鬥爭，他寫道：“一場戰爭可以隱藏另一場戰爭；號稱解放的戰爭將一個巨大的征服陰謀掩蓋起來；為了解放黑人而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對拉丁族的懲罰性遠征；那些自稱是種族解放者的人實際是在策劃對所有種族的絕對征服。”[15]1864年1月12日法國《國家報》載文認為，美國“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從種族來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數是法國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和瑞典人；他們被非常遠的距離分割開，在不同的地區生活，從事的職業也不同。這兩個民族互相認為彼此是競爭對手”，北方如果成為勝利者，它將成為一個重塑的“美國盎格魯”民族，將專門從事對別國的征服。[16]

當時推動這種“文明衝突”論的還有另一本名為《泛拉丁主義——南方邦聯和法國結盟的必要》的小冊子。全書的首頁就提出：“三種力量、勢力和文明在當今得以發展並試圖瓜分世界，這就是俄羅斯—斯拉夫主義，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和高盧—拉丁主義”，“俄羅斯對那些愚昧無知的、野蠻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統治對歐洲來說是災難性的，但隻要歐洲維持現狀，遵守紀律而自身強大，俄羅斯—斯拉夫民族隻能在亞洲發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開歐洲的大門”。[17]其次是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如果說英國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比較文明的一麵的代表，美國則代表了該民族對其他文明進行破壞的侵略的另外一麵。與其說它頑強不如說它頑固，比狂暴稍好一點，美國人是這個民族中比較有本領的學徒。就像世界的壓路機，他們把“美國南方的森林破壞殆盡”，將整個大陸都平整過來；他們“隨意創造城市”；“他們製造民族”。他們用同樣的手段破壞一切，“在這個廣闊的空間裏，盎格魯撒克遜人已經消滅或想要消滅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邊的荷蘭人、德拉華的瑞典人、密蘇裏、阿肯色、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納、伊利諾伊、威斯康星、亞拉巴馬的法國人，佛羅裏達、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們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對於紅種人和黑人，他們把第一種人消滅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們徹底邊緣化；而第二種人，在北方，他們對待黑人非常冷淡並用一種社會等級式的傲慢與之相處，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鄰居為恥。在南方，他們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關係則按照更加社會化的方法來管理”。[18]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兩個民族，即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和高盧—拉丁民族衝突，而以林肯為首的美國北方人則是這場衝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敵人！



（四）歐洲人的“邪惡軸心”論



歐洲還將美國人描寫成犯有“種族滅絕罪”的劊子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來美國人也曾利用同樣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對手即蘇聯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維奇和它認為是敵人的民族和國家。《泛拉丁主義》一書認為，美國北方人“已經當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對一個800萬人口的國家進行清洗”。對這些無心無肺的人，“曆史告訴他們這種大規模的屠殺並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曆史中尋找例證，這種例子在曆史上數不勝數，就是在北方佬的身邊和新近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不是將紅種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個不留地屠殺掉了嗎？”該書大聲疾呼：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我們的敵人！。[19]

有意思的是，當年歐洲人這種對美國人的攻擊還摻加了類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擊東方國家的所謂“邪惡軸心”內容。1863年，沙俄海軍對美國北方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訪問，以示對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國人受到了幾乎是歇斯底裏般的熱情歡迎和招待。全國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國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殺陰謀中幸免於難，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專門決議，向沙皇表示慰問”。[20]這引起了歐洲人的指責，1863年6月19日，《美國邦聯國的真實情況》一書的作者德萊昂在致本傑明的信中認為“林肯與沙皇專製主義相互表現出來的友好讓整個歐洲吃驚”[21]，法國《祖國報》有意將林肯與沙皇作為兩個邪惡“軸心”並列一起，認為“北方聯邦是美國反叛各州的劊子手，沙皇俄國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劊子手。”[22]1867年4月9日，美國參院以37：2的表決結果批準從俄國手中購買阿拉斯加的條約，英國駐華盛頓公使向國內報告說，這項條約是美俄聯手挑戰英國權勢的一個信號。[23]



（五）歐洲人也拋出“美國威脅”論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迅速崛起。這時歐洲又出現“美國威脅”論。先是渲染美國經濟威脅論。1893年，埃米爾·巴比埃寫了一本《在金元帝國旅行》指責美國商品——火車頭、煤、絲織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國的葡萄酒——已充斥歐洲。經濟學家保羅·德·盧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寫道：“美國從一件令人好奇的東西變成了一件令人恐懼的東西”，美國“已成為舊大陸的一個可怕的對手”；“法國士兵的背包裏裝著在芝加哥生產的牛肉罐頭”。[24]

接著就是美國軍事威脅論。1898年，美國拿下夏威夷，並向西班牙挑戰，入侵古巴和菲律賓。這在歐洲掀起“美國威脅”論聲浪。1899年有一個叫奧克塔夫·諾埃爾的人寫了一本名叫《美國禍害》的書，認為：從門羅時期開始，美國“對舊大陸一直懷有很深的敵意”。這種敵意如今終於爆發出來了，對抗在所難免。“在地球的各個地方，美國不久將必然與歐洲發生衝突”。[25]美國“朝著全球幹涉主義剛剛邁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馬尼拉的則是一大步”。[26] 菲律賓隻不過是“吸引美國的遠東貿易的鑰匙”。[27]作者認為全書內容可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世界屬於美國人”。[28]



（六）簡短的小結



歐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殺畢竟沒有嚇倒美國人，相反，美國人在歐洲的重壓下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奮鬥反而強力崛起。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工業飛躍發展。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躍居世界第一位，工業生產量占歐洲各國生產總量的一半左右。從1860-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增長了6倍。20世紀初，美國工業優勢更加突出，1913年美國工業產品已占世界工業產品總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國工業產品的總和還要多。其中煤、鐵、鋼和石油的產量增長尤為顯著。19世紀最後30年，美國鐵路增加14萬英裏。[29]從國家獨立到1867年購買阿拉斯加，美國從在半個多世紀前版圖僅限於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狹長地帶的國家，擴張成為一個擁有位於北緯35-70度之間龐大版圖的大國。從此一個強大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國，這個被歐洲丟棄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30]，在歐洲人無名的恐懼中，終於長大了。



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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