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 對華遏製時代結束

[李牧] 對華遏製時代結束



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正式訪華，高調宣布“不談人權話題”，震動幾十年來習慣於向中國講人權的西方世界，特別是歐美媒體。這等於宣布美國及其盟友，公開承認對華遏製時代結束。歐美發達國家的對華政策，經神秘探索、瘋狂殖民、短暫結盟、冷戰對抗、百般遏製五個曆史階段，目前進入多贏合作時代。

2月 23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登出長文評析希拉裏訪華，文中談到“德國之聲發表專家采訪說：奧巴馬治下的美國是明確承認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地位。中國已如此強大，消滅它也不可能，對抗也不合算，顛覆也不行，遏製也遏製不住，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變成美國的一部分。”這段話簡直是中西現代關係的絕妙概述：消滅不可能就對抗，對抗不合算就顛覆，顛覆也不行就遏製。現在，遏製也失敗了。

東西方關係的曆史演變

地球隻有一個，人類是整體。在曆史長河中，完全是因為單向的原因，東西方處於兩個被人為劃分的陣營，並逐演變為一方為中國，另一方為美國及其盟友的公開對撼。這種陣營劃分，曆史上是源於歐洲中心論，當代是因為冷戰及後冷戰思維。

但這種陣營對立在東西方交流史上，並不占很大的時間比重。概括說，歐美國家對華的交往，大致經曆了神秘探索、瘋狂殖民、短暫結盟、冷戰對抗、百般遏製五個曆史階段，目前進入多贏合作狀態。

在工業革命及地理大發現以前，中國與歐洲處於相對隔絕狀態，歐洲文明體係眼裏的中國神秘、先進、遙遠、富饒，找到直航中國的通路是歐洲的千年夢想。一直到開發美洲殖民地，歐洲人依然在尋找抵達中國的道路。法國探險家查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在加拿大曆史上有重要地位，加拿大早期開發是新法蘭西時代，這塊稱為新法蘭西的殖民地就是查普蘭建立的。1615年，查普蘭自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出發向西探險，試圖開拓一條穿越北美大陸通向中國的航線，結果他沒有走太遠就停了下來長期駐紮，這次安營開始了今天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的曆史。此之謂神秘探索階段。

經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資產階段革命-地理大發現這一偉大曆史階段的歐洲，最終完成了“直達中國”的任務，並且發現自己在思想文化、政治軍事及科技工業諸方麵，遠遠走在了中國前麵。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冒險家，急於向中國傾銷商品，攫取財富，在不擇手段的狂熱狀態下開始鴉片貿易，是為大英帝國曆史上最醜陋的一幕。鴉片戰爭讓以英法為代表的歐美諸國認識到自己對華的絕對優勢，由此開始近百年的歐美日俄對華殖民史，中華大地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英為代表的盟國，出於戰爭的需要與中國結盟。這種結盟把中國抬高到相當的地位，中國與英美蘇並列為盟國四巨頭之一，並直接導致創建聯合國時，中國成為五常之一。二戰盟國的戰鬥友誼是真誠的，這種結盟也產生了直接效益，比如英國對西藏的染指就相對緩和很多。

不必否認，二戰的結盟有著歐洲文化一向的功利色彩。統一戰線並不是中共的發明，早在一戰時期，英國人為了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廣泛交結各種民族力量，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左右逢源，間接導致了今天的巴以衝突。就算在二戰中，中國的利益也被大國外交出賣，瓜分戰後世界版圖的雅爾塔會議對中國傷害甚大。

二戰結束後冷戰迅速開始，雖然一直有傳說美國曾經試圖與共產黨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蜜月並沒有出現。連續開打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有明顯的針對性，台海問題也因美國的介入日益複雜。外部世界在變，中國在冷戰對抗中也不斷調整自己的位置，鍛煉國際政治能力。中國在冷戰中的定位，大致經過了“單邊倒背靠北極熊大沙發”、“橫掃一切同時對抗蘇美”、“中美蘇大三角巧打中國牌” 幾個曆史階段。但無論外交結構如何變化，東西方對抗是這一階段主調，美國及其盟友確實試圖消滅中國，外科手術式打擊的計劃曾處於實施邊緣。

對華遏製的種種手段

東西方冷戰被塗上了意識形態色彩，事實上中國隻在最初的冷戰中扮演了蘇聯盟友的角色，冷戰的陣營並不清晰。

1989年“蘇東波”達到高峰，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冷戰失去借口而結束。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伴隨後冷戰思維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對華遏製時期。對華遏製首先是理論上的。西方有一大批以智囊麵目出現的所謂學者，把對文化、曆史的粗淺認識七零八落地塞進自己的理論框架中，再以這種半生不熟的荒唐學問影響政要，引導媒體，愚弄大眾。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出版了《大失敗》和《大棋局》的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以《文明的衝突》聞名的亨廷頓。

無論是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地緣政治理論，還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實質均是包雜了生態史學觀念的傳統歐洲文化觀。簡單說，這種文化概念，把人類劃分為若幹此消彼長的體係，為各自的利益交相攻伐。以這樣一種理論培養出來的人文觀念為指導，隻能出現你爭我奪的對抗觀念。殖民時期的帝國戰爭，以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爭奪生存空間”理論催生出來的人類痛史。這些“新理論”反複包裝後指導了冷戰，又指導了後冷戰時期的對華遏製政策。對華遏製更是實踐上的。這方麵的具體情況觸目皆是，從中國重返聯合國的艱難，一次次的對華軍售爭吵，到中國加入WTO的艱難過程，西方國家刁難隨處可見，不放過任何一次提高中國發展成本的機會。

台獨勢力的瘋狂成長，疆獨勢力的日趨活躍，一直到京奧前後達賴小集團的無恥表演，都是對華遏製的一部分。這些跳梁小醜沒有西方國家的公開支持，可以說一天也混不下去。西方諸國對中國叛國者的支持是沒有道德標準的，為反華收容了一些殘渣敗類，是時代的笑話。

對華遏製還體現在言論上。冷戰結束後，“人權”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交往的必有內容。這裏有三個時間悖論：一是西方與中國交往曆史極長，在前述所有的曆史階段中，“人權”都不是盤菜，偏偏最近二十年對華遏製階段，中國的人權問題成了全球焦點。二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天然人權衛士自居，美國其實是最近三十年才相對理順自己的人權保護政策和實踐，著名的馬丁·路德·金被暗殺於1968年。三是東西方最交惡的冷戰時期，“人權”反而很少提起，自由世界更樂於動用武力而不是宣傳理念。

有上述三重背景，足以見出“人權大法”不過是西方國家找中國麻煩的實用性武器，除了顯示西方國家莫明其妙的道德優勢，實在見不出太高明的東西。人權理念屬於整個人類的進步，沒有什麽國家在人權上享有專利。相比中國近年的巨大進步，歐美國家建立完善人權概念的曆史過程緩慢而曲折，並不具備特出的道德優勢。長期庇護賴昌星高山這樣的中國外逃刑事嫌犯，支持達賴這樣的叛國者，西方國家在當代中國人眼中形像並不完美。

放棄對華遏製是一種無奈

對華遏製並不是一夜間放棄的。無論選擇還是放棄對華遏製政策，都是美國及其盟友一步步硬推出來的，並不是主動選擇。在長期對抗，特別是主動導演的蘇東波中，歐美除了付出代價，收獲極其有限，不得不逐漸接受合作為主導的國際關係。

歐美是在實踐中碰得頭破血流的。由生猛的殖民到漫長的冷戰，從赤裸的對抗到婉轉的遏製，一直到現在公開放棄對華遏製，整個過程就是一個無奈的選擇。西方諸國在直接的軍事行動中碰壁，在自以為是的金融戰中敗北，在衰落中認識到共贏是惟一的出路。

希拉裏公開表態到中國不談“人權”，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結果。此前，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齊，已經不得不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顱。當然這些轉變不是生硬發生的。有西方媒體評析：“希拉裏在競選總統時揚言“要抵抗中國”，“要對中國不客氣”，原來這些話都是用來拉選票的。現在當上了國務卿，理想主義立即就被務實主義所取代。”由這段敘述可見，長期精心打造的西方思維不會急轉彎，對中國遏製是“理想主義”這種傻瓜式觀點至少目前仍然是主流，雖然整個西方世界現在沒想幫助中國什麽，反倒是指望中國幫助他們。長期以來的對抗、遏製基調，轉為承認、合作，不會一帆風順。本文開頭引用的德國專家的話，“中國已如此強大，消滅它也不可能，對抗也不合算，顛覆也不行，遏製也遏製不住，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變成美國的一部分。”與19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狂言：“用管弦樂吹跨共產主義的第三代。”如出一轍，其狂妄心理、使命意識和高高在上，絲毫未變。

遏製中國還是合作中國，對中國發展起主導作用的是這個國家自己。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的大國，不可能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美國每個成年人有一台汽車，每個家庭有一所獨立房，中國如果往這個方向發展，地球也要崩潰。中國必需也隻能找到一條適合自己與人類的道路。

對華遏製的最後餘音，是加拿大總理哈珀僵硬的脖子，他領導的國家授予達賴榮譽公民稱號。當地時間2月22日，加外交部長坎農接受加拿大電視台（CTV）訪談，被問到哈珀何時訪華時，坎農回答：“等中國政府發出正式邀請時哈珀將訪華。”when we get an official offer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最近幾個月，中國除了以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的方式，明確要求加拿大交回賴昌星等刑事嫌犯，沒有對加拿大正式提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