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資源利用中的戰略問題（特別推薦）

全球科技資源利用中的戰略問題


作者：張文木



　　技術在國家進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資源則是國家技術創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麵。縱觀曆史，進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的國家，既是技術原創能力強國，同時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的強國。筆者以此為課題，從曆史和現實中總結一些帶有規律性的經驗，並由此提出中國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的戰略性思路。

　　一、 國家政治是技術問題的本質，也是世界技術中心轉移的驅動力

　　人類的種種活動，都是圍繞著其生存和發展條件而展開。圍繞著生存資源產生了國家間的競爭，這樣，科技便成了近現代國家間競爭的重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治是技術問題的本質。國家政治本質上並不是技術成本核算問題，而是國家政治力量運用問題。

　　有人不同意這種將技術問題與國家間政治問題聯係起來的觀點，認為技術問題本質上是國家財富增長問題，他們可以列舉一堆數據表明，由於技術的增長使國家財富成倍增長，財富增長又導致國家的崛起和強大。但曆史的邏輯是：國家強盛的主要動力並不是技術和財富的增長，而是技術和財富在國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運用。對此，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者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分析得最為透徹，他說：“政治力量不但使國家通過國外貿易和國外殖民地在發展上獲得保證，而且使國內的發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證，這是比單純物質財富重要得多的。英國借助於航海條件獲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於政治力量，使它的工業勢力能夠擴展到其他國家。”[1]

　　古代中國不僅是當時世界財富而且是世界技術增長中心，且不說對世界進步發生重大影響的“四大發明”原創於中國，即使是在科學理論上，中國也在許多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這些並未保證中國財富和技術能力的持續增長，而是這些財富和技術能力隨西方暴力侵入而喪失。1700年中國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個歐洲23.3%的水平。此後中國經濟持續上升，不管是GNP總量還是發展速度，中國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國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個歐洲的1.2倍，但結果是20年後即1840年中國被英國打敗了。1890年中國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2]但五年後即1895年中國又讓日本打敗了。那時候中國的財富是非常豐裕的，中國的工匠技藝也可巧奪天工。但那時富裕的中國人講究的是養生和“玩”消費：玩鳥，玩古玩，店內寫“莫談國事”，當時中國所缺的就是國家意誌。與此相反，與中國同時倍受西方侮辱的日本卻在60年代銳意改革並迅速崛起。1895年日本一舉打敗中國，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由此失去台灣。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後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簽訂《辛醜和約》。從1840年到1900年，相隔僅60年，中國人竟由世界首富國家的大清臣民淪落為“東亞病夫”。具有諷刺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中所占的相對份額為6.21%，同期日本為2.4%，中國仍高於日本2.6倍。[3]

　　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財富和技術增長中心的轉移，本質上不是靠貿易談判，而是靠國家政治和國家暴力來實現的。古代的中國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國和技術大國之一。東西方貿易使通往歐洲的阿拉伯半島的人坐擁財富。11世紀開始西方人發動了持續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軍人先行，商人緊跟，結果是阿拉伯半島的商路及其財富在暴力中轉移到意大利人手裏，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財富和技術的增長中心。後來西班牙通過世界殖民掠奪而崛起，在掠奪中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1588年英國與西班牙海戰，西班牙戰敗，此後世界的財富增長中心又在暴力中轉移到英國。中間經過拿破侖時期的法國和俾斯麥以後的德國兩個新科技中心的過渡，世界科技增長中心繼續向北美大陸西遷。美國在抵抗英國殖民政策和霸權封鎖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歐洲衰落中成為迄今仍有生氣的新的世界財富和科技增長中心。

　　二、 依托於民族產業的民族特質是科技大國形成的基礎

　　曆史同樣表明，在擁有同等的軍事力量的條件下，隻有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麵都保留其民族特質的大國，才能贏得和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長中心地位。獨立完整的主權、統一的民族市場和有獨立研發能力的國家戰略產業[4]，則是支撐國家的民族特質的三大支柱。國家主權是技術產權的政治保證；民族市場是孵化和實驗技術，尤其是國家戰略性技術的基地；獨立的研發能力是保持國家科技，尤其是戰略性科技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自英國工業革命，經濟全球化之風就“起於青萍之末”[5]。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全球化。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在英國成功著陸，使英國有幸成為泛漫至今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源頭，同時也是由資本，具體說是由工業資本帶動的技術革命的最初源頭。此後世界技術資源就成了工業資本的附屬品。與以前農業和商業時代不同的隻是技術的第一生產力的屬性使其與工業資本聯係起來，這時的國際資本中心必然也就是國際技術及其利用中心。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悖論就是：通過民族國家道路崛起並成為資本中心的國家，在其資本擴張中總試圖削弱資本外圍國家的民族特質；而外圍國家也正是通過強化其國家民族性而崛起並強力擠入資本中心。19世紀上半葉，法國科學技術水平趕上英國，19世紀後半葉，德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又趕上法國，20世紀後半葉，美國又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科學技術的增長中心。而造成技術增長中心鏈環移位的關鍵原因，並不在於法、德、美等國的“全麵開放”而在於其政治經濟在開放中頑強地保留其民族特質。拿破侖是較早意識到資本全球化的危害並主動通過強化國家政治經濟民族特質而參與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說：“在世界當前的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塗地。”[6]拿破侖戰爭的實質在於通過強力抵製英國資本對法國的負麵衝擊，在歐洲範圍內確立法國資本的優勢地位。拿破侖在封鎖歐洲大陸的同時，也用暴力在歐洲擴張法國資本。盡管拿破侖戰爭失敗了，但法國在拿破侖執政期間強行確立的法國資本在歐洲的優勢地位則保留了下來。19世紀60年代末，俾斯麥通過王朝戰爭使分散於的德國歸於一統，這使德國有了在強有力的行政領導下的統一民族市場。1871年俾斯麥又打敗法國，此後法德力量對比急速變化。1860年法德兩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分別為7.9%和4.9% ，1880年德國迅速趕上，分別為7.8%和8.5% ，1900年德國則處於絕對領先地位，分別為6.8%和13.2% 。[7]與此同時，德國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長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國取得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分別為33項（美）、75項（法）、106項（英）和202項（德）；1901年到1920年間，這四個國家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金的人數分別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期，德國當之無愧處在世界科學技術的最前列”。[8]

　　世界科學技術中心從德國向美國的轉移是在20世紀中期完成的，但能夠使美國成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礎性條件卻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間，18世紀的獨立戰爭和19世紀的南北戰爭為美國爭得的獨立的主權和統一的民族市場，為美國未來的世界科學技術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礎。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穿著國產布料製成的服裝，這“使一切後繼者，一切後來人的立法者，獲得一次深刻的教訓，告訴他們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弗裏德裏希 ? 李斯特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作了中肯的評價，他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裏，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於茶稅事件隻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李斯特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對當時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說：“美國早期以及比較晚期的經驗都證明，當（經濟）恐慌發生得最頻繁、性質最嚴重的時候，也正是對英國商業往來限製的最不嚴的時候。”[9]

　　南北戰爭以主張統一的美國北方民族工業資本的勝利為結局。此後，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製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製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於當時其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在世界經濟體係中優勢地位確立後，美國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10]

　　高關稅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工業的高速發展。從1750年到1900年美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從0.1%猛升為23.6％。[11]至1914年，在人口數僅次於俄國人口數的條件下，美國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遠遠高於其他主要工業國家。[12]此後，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國遷移。19世紀末，美國大學生數量已超過歐洲。1930年，美國工業實驗室達到1650個，科技人員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經費達到7000萬美元。二戰爆發前，美國科技開始局部領先歐洲。1931-1940年美國占同期世界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人數的26%，高於英法，略低德國；1941-1978年，美國占50％左右，超過英法德三國的總和。[13]這又為20世紀下半葉的國際空間和電子技術的大發展在美國提供了國家級的發展平台。當然，造成此間各國科技人才比例變化的也有二戰中歐洲科技人才大量遷移美國的曆史原因，但問題的關鍵是，美國將這種優勢一直保持至今。[14]

　　這說明以最堅決的手段保護依托於民族產業的民族特質而不是所謂“全麵開放”，是美國成為獨步迄今的科學技術大國的關鍵原因。如果美國人沒有勇氣建國，繼而沒有勇氣在反對英國的霸權中強力保護本國的民族產業，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於英國資本，那麽，20世紀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決不可能降落到美國。

　　能夠支持這個判斷的有力反證之一，就是蘇聯的崛起與衰落。事實上，能夠有條件成為20世紀世界科技增長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國之外，本來還有蘇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國以民族的和自主的發展道路，代替沒有前途的依附於國際資本的發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後不久，列寧將發展重工業提到關乎俄國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說：“不挽救重工業，不恢複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這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15]列寧同時又認為應當將重工業建立在當時最先進的電氣化技術之上，他說：“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是不能局限於這個一般原理。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適合最新技術水平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16]為此，列寧指示，“應當把我國人民教師提高到從未有過的，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們具有真正符合他們的崇高稱號的各方麵的素養，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17]後蘇聯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現代化技術改造。俄國在1910年鐵和煤的產量分別隻有300萬噸和2500萬噸，遠低於英國的1500 萬噸和2.7億噸，德國的1500萬噸和1.5億噸，與美國相比就更落後了。但是從1928 ～1938年隻用了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蘇聯製造業的產量就增加了7.5倍多，躍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國經濟卻出現了嚴重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經濟遭到巨大破壞，美國卻在戰爭中大發橫財。但是，戰後蘇聯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速度比美國高出1-2倍。1950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不到美國的30％，1980年已達到67％，許多重要產品的產量，如機車、石油、生鐵、鋼等則先後超過美國。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化和軍事力量方麵，蘇聯在如導彈、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衛星等不少高科技領域都具有優勢或者與美國旗鼓相當。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就是蘇聯製造並送上太空的。[18]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到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俄國從一個極度衰落的軍事封建帝國，被改造成世界僅有的與美國科學技術實力並駕齊驅的社會主義強國。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義原則對蘇聯進行“改革”，其結果是蘇聯經近70年（1917-1985）努力已達到的僅次於美國的科技大國的地位，在5年多的時間中頃刻瓦解。

　　政治瓦解後必然出現的就是財富及相應的科技人才的轉移。據統計，1992-1993年中，俄國就消失了700多億美元。1994-1998年全部資本外流量超過1360億美元，遠遠大於從國外投資者和國際金融組織的資金流入。[19]1999到2000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產量下降了一半多，許多工廠停工，一些非常現代化的航空航天企業改行生產一些包括炒鍋或者是園藝工具之類的日用品。精密機器製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細化工、電子、核工業等等一些行業投資嚴重不足，處於停滯狀態。工業部門的人才流失和人員老化非常嚴重，大部分工程師年齡接近五六十歲。最近10年科技人員數從原來250萬下降到80萬，大量高級專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學科，比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高級專家，都移民到美國和西歐。根據有關專家測算，人才流失給俄羅斯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千億美元。在國內成千成萬的高級人才被迫轉行，為了養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轉行搞商業或者是其他的行業。俄羅斯經濟當中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一些部門現在仍處在衰退之中。[20] 　

　　三、戰略產業被剝奪的國家，有權利但沒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資源

　　科學技術的悖論在於科學創造及其產品交換是需要自由條件的，而科學技術的利用卻是要受製於國家利益的。英國以其資本主義方式贏得了工業革命的利益後，便開始推動有利於本國利益的“經濟全球化”進程。

　　這裏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並非工業社會的專利。在此之前，人類曆史剛剛經曆過從四大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於強勢地位的農業國家和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國家和民族，由此使農業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居於主體地位，其中農業霸權國家依其高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農業資源（土地、人口、技術等）在其創造的貢賦體係中，吸吮其他弱勢國家的資源。其他民族也曾對這種農業全球化浪潮進行過和平或暴力的抵製，這種抵製也曾對世界形成巨大的衝擊，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遊牧匈奴人對歐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紀遊牧蒙古人對歐亞大陸農業民族及其王朝國家的衝擊，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征服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資本主義在大不列顛島的成功登陸，使原來被束縛在封建農業王朝中的手工業技術在資本的魔杖下釋放出來並在資本的調度下創造出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1]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正如中古時期的封建主義生產力以其農業技術優勢征服了遊牧民族等非農業民族一樣，近代資本主義以其工業技術優勢征服了自然經濟下的農業民族等非工業民族：資本使城市市民變為最初的資本家，使封建的行會組織變為工場手工業，使封建地租變為利潤，一句話，原先存在於農業王朝中的一切經濟要素，如不轉變為資本要素，就會被資本所溶化和吸噬。資本一旦出現，它就開始向世界漫流，資本流向哪裏，它就在那裏“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22]這個被現代人稱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本質上就是資本全球化的過程。

　　經濟全球化的曆史表明，對於處於資本外圍並受到資本全球化衝擊的民族國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於資本中心國家的技術優勢，它就不能保證其政治經濟的獨立性——這是目前拉美國家的選擇，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對此有獨到的理論解釋，他說，“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並不是像薩依所相信的那樣決定於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這是因為“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因此，“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於國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愛德華三世和伊麗莎白一樣，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樣，華盛頓和拿破侖一樣，他們都有著同樣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入探討，憑著他們的遠見，早已看到整個工業的本質，有了正確的認識”。[23]為此列寧在革命勝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電氣化計劃”和用重工業裝備俄國的方案，列寧認為這關係到蘇維埃政權的生死存亡。

　　經濟全球化的曆史還表明，對於處於資本外圍並受資本全球化衝擊的民族國家而言，如果不能擁有高於資本優勢的先進的管理製度，它就不能以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國原創性科技研發能力。

　　製度也是財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遠大於財富。目前在科技研發中我們比較多地強調科技投入，提出許多西方國家“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 統計數據，以說明“R&D經費投入過低”[24]是我國科技落後的重要原因。但我們恰恰忘記了科技產品交易中還存在著的製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資本主義製度中，長期形成的產權製度使其交易費用占據了科技產品價格的重要部分。換言之，不同的產權製度下，其知識產權會有不同的成本和價格；產權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產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僅簡單地按所謂R﹠D投入統計分析國家科技發展的原因，那我們就不能對蘇聯和中國在建國頭幾十年，在資金投入遠不如西方的條件下，科學技術卻獲得了難以想象的大發展的事實做出理性的解釋。在這一時期，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所建成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幹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工業部門，許多都是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和機器設備建成的。[25]中國是沿著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貢獻，就在於生產資料公有製改造使中國現代化工程的製度成本在啟動之初就降到最低點。在基本沒有私有產權交易的條件下，中國不僅將許許多多像錢學森這樣流散在海外的優秀科學家感召回國，而且國家在建設之初就獲得了科學技術大規模利用的條件。與中國相反，印度獨立之初保留私有權製度，結果造成國家現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步履維艱，其發展速度落後中國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通過與印度比較，正確地指出了新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他說：“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26]今天盡管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快車道，但我們不僅要看到發展與科技投入的函數關係，更要看到科技投入與製度創新之間的函數關係。蘇聯選擇了社會主義製度以大規模地降低建設成本。對這種發展道路，列寧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說，“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27]“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先於我們目前正麵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28]列寧針對那些用所謂“文化水平”來否定俄國革命必要性的“書呆子”們的論點說：“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追趕上別國的人民呢？”[29]

　　可見，全球科技資源的利用問題不完全是一個簡單的經濟交易過程，而是一個政治及其戰略的實施過程。產權製度本質是一個政治問題，同時它也是一個交易成本問題。高成本的科技產品肯定是沒有競爭力的。英美國家的科學技術在保存私有產權製度的前提下獲得發展並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於他們早期用暴力從殖民地獲得源源不斷的原始積累，但對於蘇聯和中國這樣不可能從外部世界獲得超額補償的後發國家來說，沒有條件重複英美國家用經濟補償的方法克服製度矛盾並由此推動經濟發展的道路，而隻有另辟一條政治改造經濟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以西方國家不曾有過的速度建成了由一係列戰略產業為支柱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有了這個體係，中國才具備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的“肌體”和能力；同樣的道理，國際間科技領域的較量並不主要在於爭奪所需人才和收購科技成果的價位競爭，而在於剝奪和保護國家吸收全球科技資源的能力的鬥爭。西方霸權國家常用的手段是：在強化本國戰略產業力量的同時，用政治、經濟和文化理論的任何方式，剝奪或弱化支撐對手國家的經濟獨立性的戰略產業的再生能力。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對此洞察深刻，他說：“力量的確比財富更加重要。為什麽呢？隻是因為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因為力量的反麵─—軟弱無能——足以使我們喪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們既得的財富難以保持，就是我們的生產力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還不僅是這些，甚至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都會落到在力量上勝過我們的那些國家的手裏；這種情況在曆史上已經有了充分證明，意大利共和國、漢薩同盟、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車之鑒。”[30]

　　隨著蘇聯和中國步入獨立自主的國家發展道路並由此崛起後，西方發達國家又引導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遵守連他們自己也不遵守的絕對自由貿易原則，要求你用幾乎是天價的成本進入高門坎的種種“國際經濟組織”，按所謂“國際化標準”自我約束。與此同時，他們卻不按自由貿易的原則兼並和整合本國戰略產業，降低本國交易費用以提高競爭力。其最終目的，並不是要與像中國這樣新崛起的國家進行良性競爭，而是要徹底摧毀支撐這些國家獨立自主的戰略產業。美國人曾成功地避開了英國人設下的“世界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圈套，在高關稅保護下，美國依托其強大的民族工業而崛起。遺憾的是，美國人卻在20世紀末用英國人對付美國人的辦法造成蘇聯的解體和俄國的衰落。此後，美國將目標瞄向中國，尤其是中國的國家戰略產業。美國人明白，美國的強大不在於美國自身的力量，而在於對手的力量。[31]而剝奪對手國家力量的最簡潔的辦法就是瓦解它的國家政治能力及支撐這種能力的戰略產業。

　　上世紀80年代始，中國經濟在“產權重組”的基礎上推進現代企業製度改革，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和大型國家軍工企業與政府脫鉤並被推向市場，國家船舶、石油、電訊企業被一分再分的同時，西方國家同類戰略企業卻出現了大規模兼並浪潮。1988年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工業增值總額中，600家最大工業企業占20-25%。1978-1990年歐洲最大100家製造業企業的銷售額和就業占歐洲共同體GNP和就業的比例分別由18.1%和25.1%上升為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製造業企業的銷售額和就業占日本GNP和就業比例分別由22.1%和17.4%上升為29.7%和22.4%。美國最大100家製造業企業的銷售額和就業占美國GNP和就業的比例分別由遠遠高於歐洲和日本29.1%和43.3% ，下降為24%和43.3%。上世紀80年代後期，兼並幾乎成為美國企業成長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國企業兼並案例2752起，1991年，3268起，1993年企業兼並案與1988年持平。90年代歐洲企業兼並達到高峰，就連以兼並困難著稱的日本，也出現大型企業之間的兼並。[32]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西方，戰略產業的兼並重組與國際競爭並不完全是市場調節的自發行為，其後都有政府和軍方的人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圖爾德列出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業的成長與政府扶持的特殊關係。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國有企業，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麵組建的部分國有企業。[33]至少有11家企業的海外擴張直接受益於帝國主義殖民，[34]至少有23家直接從事與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緊密相連的石油工業，[35]至少有11家靠曾經由國家壟斷的通訊產業起家，[36]至少有75家的成長直接受益於曆次戰爭中的政府訂貨，[37]至少有20家企業，曾經被政府從破產或被兼並的邊緣挽救過來。[38]所有這些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降低技術交易成本、擴張國際市場以及實現國家的戰略利益。

　　20世紀80年代，中美開始聯合研製的美洲虎”坦克。上世紀80年代，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和美國凱迪拉克 ? 蓋奇 ? 達信公司提出聯合研製 “美洲虎”坦克計劃，雙方各提供40%的部件，其餘20%的部件由國際承包商負責。80年代末，由於受國際政治氣候影響，美國單方麵終止協議，“美洲虎Ⅰ”式和“美洲虎Ⅱ”式坦克各生產出一輛樣車就夭折了。[39]

　　90年代初，美國有20多家大型軍工企業。1992年始，美國國防部鼓動軍工企業合並。到1997年下半年，美國20多家軍工企業兼並為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和瑞斯恩(Raytheon)三家。其中對中國航空工業的打擊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對麥道的兼並。

　　1996年底，中國432架民用客機中，80-180座飛機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噴氣式收音機中,100座級占22.5%，150座級占35.9%，兩者合計58.4%。若實現了這兩個級別的大型飛機研製研製能力100座級民用，可基本滿足我國民航事業的發展需求，在國際市場上也會有一定的競爭能力。100座級民用噴氣式支線飛機，是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的一道門坎。20世紀80年代。我國放棄自製研製“運-10”後，試圖通過國際合作，實現“三步走計劃”。第一步是裝配和部分製造大型支、幹線飛機，第二步是聯合設計和製造100座級的支線飛機，第三步是在2010年實現自主設計製造180座支線大飛機的能力。該計劃第一步方案贏得美國麥道的合作。為了爭奪中國市場，麥道願意向中國免費提供裝配飛機所必需的圖紙，圖紙總重達50-60噸，市場價值超過6000萬美元。麥道還向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提供飛機模擬器。作為合同的一部分，麥道向中國轉包水平定麵、襟翼和六個倉門的生產，占機身價值的10%。1986-1994年，中國裝配了35架MD-82/83，返銷美國五架。返銷美國的4架MD83質量在美國引起震動。美國航天局指出：532項檢查基礎上，上海的一次檢查合格率為95%，而麥道隻有51%。1992年，中航與麥道簽訂了合作生產40架機體國產化率高達70%的MD-90的合同。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不再是“組裝飛機”，而是美國出產權，中國出設備和工人，合作製造飛機。

　　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國五角大樓正式把設計21世紀新戰機的任務交給從未獨立搞過戰鬥機的波音，公開表示：麥道必須被波音兼並。就這樣90年代年年贏利的麥道在一個月後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並。接著波音宣布從1999年以後，不再生產與中國合作MD-90機型。按合同，中國裝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當時已經全部采購入庫。取消MD-90機型，意味著維修保養、零配件供應等一係列不確定因素，20架MD-90無法銷售出去。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隻有在國內售出兩架。參與加工裝配的上飛、西飛、成飛等企業，為了與麥道長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現代化的廠房、購置的最現代化的設備，付出的人員培訓成本，立即陷入閑置狀態。這對中國航空工業的“三步走計劃”無疑是致命一擊。1997年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銷售收入258億元，而“非航空用品”卻占近總額的80%。十大係列五千多種“民品”中，摩托車、汽車的銷售額占銷售總額的62%。中國的航空總公司成了變相的汽車、摩托車公司，其戰略產業的性質日益喪失。[40]

　　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結束，1999年5月美國眾議院公布了所謂中國“竊取”美國核技術的《考克斯報告》。由此引發美國國內妖魔化中國的浪潮及美國對出口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及技術的嚴格限製。這大大惡化了中國利用全球科技資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創能力的國際環境。

　　從美國波音兼並麥道到《考克斯報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國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聯想起1960年蘇聯從中國撤走援華專家和單方粗暴撕毀合同的相似行為。這發生在兩個不同時代和兩個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的同種行為的矛頭所向，恰恰是事關中國命運的戰略產業即航空航天及核工業領域。如果我們再聯係思考1999年美國強行中止以色列對華出售預警機的霸道行為及2003年俄國在“安大線”上的變故對能源本已嚴重短缺的中國經濟的雪上加霜式的影響，[41]使我們對1963年毛澤東的“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42]的論斷又有新的體會。

　　然而，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的民用產業技術與國家戰略產業技術並不可混為一談。前一種技術，尤其是其中的非核心技術，是可以按商業原則“自由流動”，並被“跟蹤模仿”的；而後一種技術，尤其是其中的關鍵技術和在技術鏈條中處於上遊的技術，則必須是由國家控製的，是不可能通過貿易獲得的。國家戰略產業是拉動本國原創技術及其利用的基本動力，而戰略產業的毀滅——不管是自毀還是他毀，對這個國家而言，其技術創新和利用的能力就會與當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樣，被剝奪得一幹二淨。

　　四、實事求是地製定利用全球科技資源的戰略

　　科技資源的利用要為國家利益服務，同時也要靠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戰略利益來拉動。這不僅是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大國的科技發展規律，而且通過冷戰後從蘇聯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戰爭中被肢解，以及剛剛結束的伊拉克戰爭等種種事件，南方國家更應當認識到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規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科技成果雖多卻隻是為西方大國服務的科技“奶牛”一樣，[43]如果沒有民族戰略產業吸收，我們每年的統計的“專利申請量”、“三係統收錄中國科技論文數”等數據，隻能是一些曇花一現的果實而不是樹木本身[44]。這裏所說的“樹木”指的就是以國家戰略產業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產力，而不是靠吃外來“補藥”長出的表麵浮財。昔日的南斯拉夫、蘇聯的科技曾達到很高的水平，但結果卻在西方人的“自由貿易原則”和本國的短期商業利益引誘下得魚忘筌，被西方瞬間擊垮。

　　科技戰略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45]以中國之“實事”，研究中國科技發展之“是”，必須是我們研究中國科技利用戰略問題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決定科技產品價值，科技價值構成決定科技資源變化的走向。但是，對中國而言，全球科技資源利用問題，就是中國的科技需求問題。研究全球科技資源的利用，不能不結合中國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質，泛泛地談論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趨勢，而不談中國科技需求的特殊趨勢，就不能得出有利於中國科技發展規律。與國民經濟恢複和建設時期不同，今天中國經濟麵臨的並不是生存意義上的問題，而是中國近年迅速發展而出現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時也是新需求，在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總目標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國科學技術資源的研發和利用，按輕重緩急，將受國防、能源和生態三大領域的需求拉動。

　　毛澤東時代中國國防工業建設的快速發展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封鎖和蘇聯對中國形成的三麵合圍的險惡外部環境，冷戰結束後，中國麵臨難得的“大戰打不起來”、“至少十年打不起來”[46]的難得的和平與發展的曆史“機遇”（小平同誌始終是這樣表述的）。其間，國家GDP快速增長。然而好景不長，從1999年始，中國麵臨的安全形勢日顯惡化：1999-2000年北約完成了第一輪東擴，科索沃戰爭後，冷戰時的鐵幕邊際大幅東移；在西太平洋地區，美國基本從法律上完成了從日本、菲律賓到澳洲的意在遏製中國的聯盟關係。2001年和2003年，美國又通過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軍事力量插入中國能源進口量最大的中亞地區。這對中國已形成了東西合圍的態勢，這種態勢從某種意義上又增大了中國在東亞商品市場和中亞能源市場的安全風險。近幾年台灣當局加快“台獨”步伐，從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台灣當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別是軍隊等領域從組織上完成了“台獨”幹部更換；2003年起，台灣當局在快速提升軍事技術，為向中央政府最終“攤牌”做軍事準備。[47]與此同時，台灣陳水扁當局在當年年底又公開提出“公投”和“修憲”的時間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軍事準備不得不大幅提前進入中國議程。遺憾的是，國家技術的自主研究多年來已被我們冷落和荒置了，現在又恰逢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不利於中國的變化，這更加大了中國對國家戰略產業及其相關技術、尤其是極難通過國際貿易或“跟蹤模仿”獲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潛艇技術需求的迫切性，國防技術需求問題驟然間變成了與國家主權生死攸關的問題。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現戰事，高技術戰役將定結局，而這個結局，又是關係到中國的命運。

　　資源的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對外依存度迅速擴大，也迫切要求中國的軍事工業，尤其是中國海軍建設的大發展。現代海軍是伴隨國際貿易而同時出現的，而海軍先行又是英美國家擴展國際貿易的基本路線。目前中國擴大國際能源市場的步伐較快，而由此產生的維護中國已獲取的國際能源利益的軍事自衛手段卻嚴重滯後。根據自科索沃戰爭以來國際形勢的變化看，沒有海軍保障的國家海外利益增長，隨時都有被海上軍事強國強行或變相中斷的可能。[48]從近代西班牙、荷蘭與英國、英國與早期美國、乃至英國與中國清王朝衝突的經驗看，軍事，特別是海上軍事鬥爭是大國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終極手段。對此要早作準備，不然我國通過正常的國際經濟活動而迅速擴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內的全部經濟成果，將會在因準備不足而可能出現的軍事失利中迅速喪失。

　　國防工業屬於戰略產業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業性，因此也難以通過貿易完成的部分。形勢逼人，台灣問題已把我們逼到非自主和快速發展國防工業則不能有效製止“台獨”的關口；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和資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們逼到非提速推進軍事，尤其是海軍的現代化則不能保衛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的地步；最後，日益險惡的安全形勢把中國推到非自力更生地發展中國國防產業而無退路的牆角。

　　作為聯動效應，通過國防產業的自主發展，中國航空航天技術工程、海洋技術工程及微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工程等也可獲相應的拉動。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發展給中國帶來的另一急迫問題是資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問題。中國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擴大的原因不在於中國能源總量不足，而在於如石油天然氣等清潔高效能源的嚴重短缺。據統計，到2010年，國內石油、天然氣、富鐵、富錳、銅等10種礦產已不能保證並需長期進口，鉻、鈷、鉑、鉀鹽、金剛石等嚴重短缺。到2020年，對經濟發展45種礦產資源中可保證經濟發展需求的隻有5種。[49]能源方麵，目前，在中國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氣和水電等常規能源中，產需矛盾比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潔高效能源品種，尤其是石油品種生產的增長不能滿足迅速擴大的國內需求。從1990年起，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7%以上的增長的同時，中國能源總消費已大於總供給，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國能源安全形勢已亮起紅燈。2000年淨進口量超過6000萬噸。未來15年內，我國國民經濟將以7%左右的速度發展，原油需求將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國內原油產量增長速度隻有2%左右，低於原油需求增長速度，國內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預計2005年原油需求2.45億噸左右，[50] 屆時，我國石油供需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加大。2003年初，中國地質科學院發表報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後2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石油、天然氣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至5倍。報告說,中國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產結束期。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和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分別占其國內消費量的70%和50%。[51] 更令人擔憂的是，與中國能源風險增大的同時，亞太地區能源消費卻在飆升，近十年間該地區能源產量在世界生產總量中隻增長了0.5％，但其消費總量卻從19.9%猛升到26.9%，增長了7個百分點，其增速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成為世界石油消費第一增長大戶。亞太地區這種石油產量比重增長滯後、消費比重卻大幅上升的反差現象,預示著該地區石油供給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對外依存度將持續擴大。

　　中共十六大為未來提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目前看，僅憑國內資源、尤其是水資源和油氣資源的儲產量不足以支撐這個目標，而國際油氣資源進口上遊地區，基本又為美國等西方海權大國所控製，這種控製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又進一步強化為經濟壟斷。這對油氣進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時又對油氣上遊地區沒有多少控製力的中國能源消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2003年中國電力缺口在1000萬千瓦以上，今後電力缺口將持續擴大。[52]目前中國能源不足已通過油、氣、煤的不斷提價及各地限電措施反映出來，如果沒有新能源技術的盡快開發，中國的能源價格的持續飆升對國家GNP的增長及科技成果的應用將形成根本性的製約。[53]目前中國有人以“世界工廠”從英國到美國的曆史軌跡作論據，為“世界工廠正在轉向中國”的現象鼓與呼，[54]事實上，如果中國不能有效和自由地獲取世界資源，僅在中國現有資源基礎上經營“世界工廠”的後果，對中國的未來而言，無異於釜底抽薪。在資源問題上西方走的是一條海軍保障進口的道路，對目前海軍較弱的中國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內隻能走一條技術增長逐步替代能源進口增長的道路。挑戰同時也是機遇。現在世界出現的許多新能源技術都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世界能源危機的壓力下產生的，目前中國麵臨的能源的壓力，也會在科學技術研究中激發出新時代的“鐵人精神”及新型能源技術及與之相關的節能技術、核能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的開發。

　　最後是生態技術。生態技術說到底是關於協調生命與環境關係的技術。我們研發技術，利用技術，發展經濟，說到底還必須是一個“利為民所謀”的事業。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後果如果成為毀壞本國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國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麽，這個國家的經濟及相關的科技發展就是失敗的。在這方麵，目前中國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一是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加劇。中國水土流失麵積已達到367萬平方公裏，占到國土麵積的38％；沙漠化麵積已經達到262萬平方公裏，占國土麵積已達27％，而且呈擴展的態勢。在50～70年代，每年為1560平方公裏，至80年代為每年2100平方公裏，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裏，有4億人口籠罩在荒漠化的陰影之中。土地沙漠化麵積超過全國耕地淨減麵積。建國以來，全國共有66.7萬公頃耕地淪為沙地，平均每年喪失耕地1.5萬公頃，有235.3萬公頃草地變為流沙，平均每年減少草地5.2萬公頃；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100多億噸，流失的氮、磷、鉀等養分遠大於全國化肥總產量。同時隨著耕地麵積的減少，土地利用強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劇，土壤肥力降低或喪失嚴重，導致地力衰竭。北方地區因沙漠化誘發的沙塵暴頻率加大；我國北方20世紀50年代共發生大範圍強沙塵暴災害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二是資源嚴重短缺。全國600多個城市一半缺水，在108個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損失工業產值600億，過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態環境問題，諸如地麵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時由於水資源利用不合理導致北方地區河流斷流日趨嚴重。目前中國己處於中高度缺水國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嚴重。中國大部分草地已經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堿化麵積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達1.3億公頃，約占草地麵積的1/3，並且每年以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樣性安全度降低。我國已有15％-20％的動植物物種受到威脅，高於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所列的640個物種中，我國占156個。動物資源中，全國列為一級保護動物有97種，二級保護動物238種。在植物資源中我國珍稀瀕危植物共有389種。五是自然災害頻繁，經濟損失重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每年僅氣象、海洋、地震等7大類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折合成1990年價格），就呈明顯上升趨勢：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約480億元；20世紀60年代570億元；20世紀70年代590億元；20世紀80年代690億元；20世紀90年代前5年約1190億元；1996年僅因水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2200億元；1998年中國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高達3007億元。六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經濟損失不斷加大。據預測，到2030年，中國可能發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災害的概率將增加到74.6％（現為62.5％）。屆時，如果這一自然災害確實降臨，生態環境對於發展的整體支持能力將在現有基礎上下降17.5％-22.0％，所需承受的經濟損失將達到3500-4000億美元。[55] “九五”期間，盡管中國生態環境狀況較“八五”期間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形勢總體上尚未得到改觀。[56]這同時也從另一方麵對中國生態科技產生更大的需求。這種需求將連帶推動現代環境技術、生物技術、現代醫學，尤其是中醫理論的研究，其間，中國的“天人合一”的傳統理論將作為未來生態科技發展的思想資源，不僅造福中國，也同時也會造福世界。

　　五、幾點政策建議

　　值得說明的是，在上麵所提到的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形成的緊迫壓力和需求中，國防及相關的戰略產業是商業性質最小而政治性質最大，因而其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基本上是不可交易因而必須自主研發的領域。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抱有幻想，那等待未來中國的，隻能是拉美式的命運。20世紀60年代新中國基本建設因蘇聯大規模撤走專家而受挫、90年代中國因美國強行終止麥道與中國航空公司的合作計劃而夭折、1999年美國拋出所謂“考克斯報告”、同年底美國強迫以色列中止對華出售預警機等一係列重大事件留給我們必須牢記的經驗就是：在事關國家命脈的技術問題上，“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57]

　　但是，在能源和生態領域，大部分一般技術，乃至一些高技術是可以通過全球化的技術貿易，通過“跟蹤模仿”從世界技術資源中獲取。比如歐盟每隔幾年發表的對華政策報告都對生態環保領域合作有相當的篇幅，歐盟與我國在這些領域也確實開展一些合作項目。今後我們可繼續並將這方麵的合作盡量擴大為多種相關領域如中醫、節能、生物、農業等技術領域的合作，並在這種合作中推進我國相關技術及其能力的升級和提高。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58]即使在一般技術方麵，隻有擁有相當比例技術自主研發能力和產品的國家，才能擁有獲取、利用和吸收全球科技資源的戰略主動權。

　　以國防、能源和生態為龍頭產業，提高中國高技術自主研發能力，加大自主創新技術產品比重，並以此提高我國科技競爭力，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以“兩個中間地帶”[59]即南方國家和歐洲國家為重點領域，加大科技進口和輸出。科技問題，尤其是高科技問題，即使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是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自“9?11”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並單方麵發動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建立單極霸權的企圖已與歐洲產生嚴重的分歧，並與南方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的矛盾日臻激化。19世紀歐洲許多國家，尤其是法國和俄國都曾將美國視為牽製英國霸權的重要力量並加以扶持，新世紀的中國也是歐洲用以製衡美國並以此分散其來自美國壓力的最重要對象。[60]曆史上，法國的拿破侖與俄國的尼古拉一世為了遏製英國曾將位於北美的路易斯安那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通過強化美國的地緣政治分量以牽製英國。相信在科技領域，尤其是高科技領域，今後歐洲也會為中國預留遠大於美國留給中國的商業貿易或非商業交易的餘地，因為這樣符合歐洲的政治利益。但鑒於中國與歐洲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麵的差異，在國防工業領域，歐洲對華技術出口也會采取相應禁止和防範措施，但在其模糊地帶，如航天、航空、計算機、材料科學、生物科學等領域，歐洲與美國相比，其對華技術出口政策要寬鬆得多。1996年底受到美國麥道為波音兼並沉重打擊的不僅是中國航空，同樣也有歐洲的空中客車。[61]歐洲與中國一樣也麵臨著美國的經濟政治壓力，因此，歐洲與中國有著包括科技貿易在內的更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從這個角度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中國在全球科技資源，尤其是上遊高科技資源利用與合作方麵，可以加大向歐洲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國內技術市場，在中國與東南亞及其他南方國家之間連接以中國科學技術為上遊的技術產業鏈條。在這方麵，一些西方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在這些國家中，產品按技術含量，一般將高附加值技術及核心技術產品，放在技術母國中研發和生產，而將低附值產品和非關鍵技術放在處於技術鏈下遊的國家組裝和生產。[62]在技術升級鏈條中，越是新技術，其產品出口則越完整，南方國家所獲其技術相關產品零配件生產的機會就越小。[63]據統計當今世界上30-40%的國際貿易量和80％的技術轉讓都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64]這便於從事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通過壟斷技術來保證其高額利潤。就中國而言，中國經濟目前已基本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那麽商業和市場的原則自然也適用於中國技術出口。盡管中國在技術進口中尚未進入世界技術上遊領域，但在我們的技術出口中，我們也可將總體技術劣勢轉化為局部技術優勢：可將中國自主創新技術新產品附加值較高和關鍵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在母國公司進行，而將其餘部分附加值較低的技術隨中國投資可向外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地推行中國技術標準，並由此形成以中國為上遊的技術鏈條。這既可降低中國資源消耗，也可擴大中國的海外市場。

　　第三，擴大、深化和強化民族科技市場，重組中國產業。民族市場是民族生存的基礎，是國家培育自主技術的溫床，是決定和製約國家發展道路的重要因素。近代曆史中的拿破侖、俾斯麥、林肯等都是為統一的民族經濟和市場挑戰以英國為源頭的資本全球化的偉大人物。民族市場建立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強力崛起的過程。法國、德國、美國經濟和科技都是在拿破侖、俾斯麥、林肯之後獲得快速發展並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二戰後，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得益於較早地對外開放，其實更重要的還得益於對本國民族經濟和民族市場的強力保護。[65]韓國對民族工業的保護，尤其是對民族汽車工業的保護，其力度近乎強製，凡是去過韓國的人都會對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民族經濟依賴於民族市場，民族的科學也隻能生長於民族的市場。沒有民族市場的科技，就正如隻有大腦而沒有雙腳去實驗思想結果的人一樣，不管你一年有多少論文發表和轉載，也不管你從事科技工作的人有多少，其結果隻有依賴於他國市場並為他人服務。“皮之不存，毛將安傅”。[66]目前印度的IT產業就麵臨著這種在本國無法紮根更無法持續發展的命運。

　　毛澤東通過建立了強大的民族工業支撐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製止了蔣介石買辦經濟造成的民族工業衰落的局麵。在此基礎上，中國又在鄧小平時期走上市場經濟並由此使經濟獲得高速發展。與此同時我國又麵臨在外資不斷衝擊下我們的民族市場，尤其是農村市場不斷萎縮的困境。中國的民族市場之基在農業，而中國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所占份額從1952年的50.5%下降到1999年的17.7%，其增加值增長率從1982年的11.5%下降到1999年的2.8%。[67]這幾年隨著中國加入WTO和農業市場向國際開放力度加大，中國農業市場萎縮嚴重。如果這種情況還得不到有力扭轉，中國的科技就隻有被迫走拉美和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目前的“三農”問題，不僅是社會經濟問題，也是一個製約中國的科技自主發展道路的問題，是製約中國科技走什麽路，舉什麽旗的大問題。

　　在此基礎上，重組中國產業，尤其是戰略產業以降低其科技產品消化成本和提高全球科技資源的利用能力。曆史表明，資本自由競爭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優勢就會因產權分割過於明細反使產品交易成本高於生產成本，從而阻礙和窒息國家經濟和科學的發展。這時資本就會通過兼並形成少數大型壟斷企業（也是製度創新）以降低企業用於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的交易成本並由此提高企業競爭力。20世紀 80年代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美國、西歐等許多國家對國防工業實行大規模調整改革，組建大型軍工集團，實行集團化、規模化經營。這與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通過兼並而出現卡特爾、辛迪加等大型壟斷公司的情形相似，是資本競爭日趨激烈的必然結果。而同時中國恰逢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通過公司化而提高了競爭力，但同時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及其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中國也麵臨西方資本自由競爭體製下也曾經曆過的同樣問題：在國內食洋不化的產權理論誤導下，中國產權交易成本不僅在國內競爭中，同時也在國際競爭中驟然飆升，以至相當的民族產業在與國家財政脫離後不堪產權成本重負而紛紛敗在國際大財團的腳下，其結果如不被打敗，就一定被“收編”。[68]更有甚者，在“有利於競爭”的口號下被分割得日益細密的中國企業，像一片片小舟被推向波濤洶湧和“航母”如雲的“國際市場”，其結果，如無國家特別扶持，衝入世界市場的中國企業多難成氣候。早在1996年就有學者置疑：“在一些產業，散兵遊勇式地被跨國公司整合進我們在動態意義上不易把握的跨國分工體係，對中國產業的振興，是否最佳選擇？”學者呼籲：“產業整合，千難萬難，時不我待。”[69]如果說，當時中國正處中國經濟轉軌之際，產業重組時機尚未成熟，但隨中國市場經濟深化，過於“明晰”和細密的產權體係已成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陷阱。現在看來，繞過這個陷阱，強化政府介入經濟的力量，組建中國產業的“航空母艦”，依托民族市場，降低國家發展成本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政策，已成了中國不能回避的戰略選擇。

　　注釋：

　　[1]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02頁。

　　[2]　1700-1890年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分布　　　　　　 單位：%

　　　　　　　1700年　　 1820年　　 1890年

　　中國　　　 23.1　　　 32.4　　　 13.2

　　印度　　　 22.6　　　 15.7　　　 11

　　日本　　　 4.5　　　　3　　　　　2.5

　　歐洲　　　 23.3　　　 26.6　　　 40.3

　　美國　　　 0.0　　　　1.8　　　　13.8

　　俄國　　　 3.2　　　　4.8　　　　6.3

　　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森（Angrus Madison）：《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楚序平、吳湘鬆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每年平均複合增長率)

　　地區/國家/年份　　　　　1700-1820年

　　中國　　　　　　　　　　0.85

　　歐洲　　　　　　　　　　0.68

　　日本　　　　　　　　　　0.21

　　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第58頁。

　　[3] 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 (1750-1900)

　　地區/國家/年份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整個歐洲　　　　　　　　　　　　　23.2　　　28.1　　　34.2　　　53.2　　　61.3　　　62.0

　　聯合王國　　　　　　　　　　　　　1.9　　　 4.3　　　 9.5　　　 19.9　　　22.9　　　18.5

　　哈布斯堡帝國　　　　　　　　　　　2.9　　　 3.2　　　 3.2　　　 4.2　　　 4.4　　　 4.7

　　法國　　　　　　　　　　　　　　　4.0　　　 4.2　　　 5.2　　　 7.9　　　 7.8　　　 6.8

　　德意誌諸邦/德意誌　　　　　　　　 2.9　　　 3.5　　　 3.5　　　 4.9　　　 8.5　　　 13.2

　　意大利諸邦/意大利　　　　　　　　 2.4　　　 2.5　　　 2.3　　　 2.5　　　 2.5　　　 2.5

　　俄國　　　　　　　　　　　　　　　5.0　　　 5.6　　　 5.6　　　 7.0　　　 7.6　　　 8.8

　　美國　　　　　　　　　　　　　　　0.1　　　 0.8　　　 2.4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第三世界　　　　　　　　　　　　　73.0　　　67.7　　　60.5　　　36.6　　　20.9　　　11.0

　　中國　　　　　　　　　　　　　　　32.8　　　33.3　　　29.8　　　19.7　　　12.5　　　6.2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　　　8.6　　　 2.8　　　 1.7

　　資料來源: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

　　[4] “戰略產業”，不同國家依據國情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解釋，本文通指涉及國家命脈和存在基礎的產業。

　　[5]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

　　[6] 轉引自[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69頁。

　　[7]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

　　[8] 申漳：《簡明科學史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頁。

　　[9]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88、89、97頁。

　　[10] 1820—1913年工業化國家製造業產品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

　　國家/年份　　　　　1820　　　　　1875　　　　　1902　　　　　1913

　　澳大利亞　　　　　 ——　　　　　——　　　　　 6　　　　　　16

　　加拿大　　　　　　 ——　　　　　——　　　　　 17　　　　　 28

　　法國　　　　　　　 ——　　　　　12-15　　　　　34　　　　　 20

　　德國　　　　　　　 10　　　　　　4-6　　　　　　25　　　　　 13

　　意大利　　　　　　 ——　　　　　8-10　　　　　 27　　　　　 18

　　丹麥　　　　　　　 30　　　　　　15-20　　　　　18　　　　　 14

　　瑞典　　　　　　　 ——　　　　　3-5　　　　　　23　　　　　 20

　　美國　　　　　　　 40　　　　　　40-50　　　　　73　　　　　 44

　　資料來源：轉引自高梁著：《挺起中國的脊梁：全球化的衝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1] 資料來源: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

　　[12] 1914年各大國國民收入、人口、以及人均收入對比表

　　國家/年份　　　　　國民收入　　　　　人口　　　　　人均收入

　　美國　　　　　　　 370億美元　　　　 9800萬　　　　337美元

　　英國　　　　　　　 110　　　　　　　 4500　　　　　244

　　法國　　　　　　　 60　　　　　　　　3900　　　　　153

　　日本　　　　　　　 20　　　　　　　　5500　　　　　36

　　德國　　　　　　　 120　　　　　　　 6500　　　　　184

　　意大利　　　　　　 40　　　　　　　　3700　　　　　108

　　俄國　　　　　　　 70　　　　　　　　17100　　　　 41

　　奧匈帝國　　　　　 30　　　　　　　　5200　　　　　57

　　資料來源: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頁。

　　[13] 孫漢文主編：《現代科學技術概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14] 參見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中國軟科學雜誌社編譯：《世界級科學家國別分布情況分析研究》。

　　[15] “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的前途”，《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6頁。

　　[16]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8頁。

　　[17] “日記摘錄”，《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8頁。

　　[18] “社會主義實踐曆史參考”，http://webhost.5ewy.com/riverhead/nc3/c35/cankao.htm

　　[19] 張曉禾、劉建進編譯：“俄國大量美元外流”，《香港傳真》No.99-56

　　[20]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報告：《俄羅斯改革的經驗與教訓》，時間2003年10月27日上午9：00-11：30，地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報告廳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457

　　[21]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頁。

　　[22]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

　　[23]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27、118、131頁。

　　[24] “我國科技競爭力現狀、問題及對策”，《科教興國戰略研究動態》，2000年第1期。

　　[25] 斯大林本人對此曾加以肯定。他在和克·約翰斯敦的談話中說：“在蘇聯，約有2/3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美]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轉引自王繩祖：《國際關係史》第5卷（1929-193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頁。

　　[26] 轉引自韓德強：“五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香港傳真》No.99-53。另外，新中國的主要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成就在安格斯·麥迪森寫的《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也有全麵客觀的介紹。

　　[27] “論我國革命（評尼? 蘇漢諾夫的劄記）”，《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頁。

　　[28] “論合作製”，《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7頁。

　　[29] “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1頁。

　　[30]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46-47頁。

　　[31] “一個國家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轉引自[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32] 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生的重大兼並有，KKR兼並RJR Nabisco(1989), Chevron兼並Gulf(1984)， Philip　Morris兼並Kraft(1988)，Bristol-Myres 兼並 Squibb(1989)，Time Warner 兼並Warner Communications(1990)，Texao兼並Getty Oil(1984)，杜邦兼並Conoco，(1981),BP兼並Standrd Oil(1987)，Beecham Group兼並Smithkline Beckman(1989)，美鋼聯（USX）兼並Marathon，Oil(1982)兼並，KKR兼並Beatrce(1986)，道氏化工（Dow Chemical）兼並Marion Laboratories(1989)，Ge兼並RCA(1986)，康柏克(Campeau)兼並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1988)，Mobil兼並Superior Oil(1984)，Royal Dutch/Shell兼並殼牌石油(Sell Oil,1985)，Philip Morris兼並General Foods(1985)。歐洲企業兼並在1990年達到高峰，其中包括著名的荷蘭銀行ABN與AMRO的合並。ABN-Amro成為世界排名16的大銀行。1994年，歐洲化工的重大合並和聯合即有Cepas為Eastman生產原料精對炳二甲酸（PTA）和聚對笨二甲酸乙二醇酸（PET）。Elf Atochem 購買EniChen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EniChem與UnionCarbidew合並成立Polymeri Europa生產LDPE低密度聚乙烯、線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等。Huntsman購買 Elf Atochem的EPS部門。Bayerm 購買Huels的PE部門。Huel兼並Phenolchmie。BASF購並ICI的聚丙烯（PP）。EVC購並ICI/EniChem的聚氯乙烯（PVC）和VCM部門。Neste與Statoil合並成Borealis。OMV與Repoal合並。Shell與Himont 合並成Montell，年產聚乙烯300萬噸，超過日本全國產量。1994年，在日本通產省的敦促下，三菱化工與三菱石化合並，組成日本第一家世界最大的化工企業。1994年，朝日化工（Asahi Chemical）與Showa Denko合資生產的聚苯乙烯（PS）和聚炳烯（PP）。1995年，三井Sekka與Ube Industries合並它們聚丙烯，組建Grand Polymer。Showa Denko 與日本石化（Nippon Oil Petrochemical）合並它們的聚乙烯（PE）和聚丙烯，組成Japan Polyelelin。1996年，通產省要求三井石化（Mitsui Petrochemical）與三井東亞化學(Mitsui toatsu)合並，組成日本第二大化工企業。1991年，有150年曆史的三井銀行與太陽神銀行合並成櫻花。1995年，三菱銀行（Mitsubishi Bank）與東京銀行（Bank of Tokyo）合並，組成總資產排名世界第一的東京三菱（Tokyo Mitsubishi Bank）等。（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13-14）

　　[33]包括IRI (排名第6)、奔弛(Daimler-Benz, 排名第8)、BP(British Petroleum，排名11)、大眾(Volkswagen 排名11)、ENT(排名21)、EIF-Aquitaine (排名22)、雷諾(Renault,排名29)、Alcatel-Alsthom (排名34)、Total(排名45)、INI(排名54)、PDVSA (排名56)、Repsol (排名64)、英國航天 (British Aeospace, 排名68)、Usinor-Sacilor (排名72)、Feruzzi Finanziaria (排名75)、Phone-Poulenc (排名77)、Viag (排名78)、Preussag (排名82)、Friedrich-Krupp (排名86)、Petrobras (排名89)和Saint-Gobain (排名91)。（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2）

　　[34]包括Royal Dutch/Shell、British Petroleum、Unilever、Elf-Aquitaine、Alcatel-Alsthom、Total、ICI、British Aerospace、Petrofina、BTR和Idemitsu Kosan。（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2）

　　[35]包括Exxon (1993年排名第2)、Royal Dutch/Shell (排名第4)、British Petroleum (排名11)、Mobil (排名13)、ENI（排名21）、Elf-Aquitaine (排名22)、Chevron (排名24)、杜邦 (Du Pont,排名26)、Texaco (排名27)、Total (排名45)、Amoco (排名46)、PDVSA (排名56)、PEMEX （排名57）、日本石油 (Nippon Oil, 排名62)、Repsol (排名64)、Atlantic Richfield (排名67)、Petrofina (排名70)、美鋼聯（USX，排名74）、Idmitsu Kosan (排名83)、Ssanyong (排名87)、Petrobas (排名89)、Sunkyong (排名90)和Tenneco (排名99)。（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3）

　　[36]譬如，西門子直到1990年，壟斷性產業為企業生存的基礎（軍事工業4—10%，電站17%，醫藥技術10%，通訊22%）。菲力普（Philips）80年代通訊和軍事工業占企業銷售的25%。ABB的政府訂貨曾高達30%。不在100大的著名企業，美國AT&T (America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英國BT（British Telecom）和日本NTT（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英國BT（British Telecom）和日本NTT（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也都是靠全國獨家壟斷的通訊行業起家。（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3）

　　[37]譬如，1941-1945年，美軍定購大量“鵲巢”咖啡和“咖啡知已”（Nestle,排名23）。同期，由於軍事訂貨，Philip Morris(排名17)的香煙銷售翻了一翻。Texaco 30%的生產是軍事訂貨。GM、奔馳和尼桑等既生產家用轎車又生產卡車，是因為大量軍用車輛訂貨。譬如，二戰和朝鮮戰爭期間，GM生產能力的19%用於軍品訂貨。整個70年代，Fujitsu計算機研究開發費用的60%由政府提供。整個50和60年代，五角大樓支付了IBM（排名第7）三分之一以上的研究開發經費。整個50年代，IBM 50%的利潤來自五角大樓。50年代，波音（Boeing, 排名35）用政府所有的B-52轟炸機的廠房和設備生產波音707，從而奠定波音在大型民用客機的世界壟斷地位。直到1989年，波音的軍事訂貨仍占企業銷售的23%，1994年降為10%。1989年，United Technologies (排名53)的軍事訂貨占企業銷售的30%。1990年，日本三菱重工（排名49）的軍事訂貨占企業銷售的19%。1993年，英國航天（British Aerospace,排名68）90%的利潤來自軍事訂貨。Hughes Aircraf (屬於GM)、麥道·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排名69）、波音和Estman Kodak (排名61)，年年接受美國國家航天局（National Aerona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的巨額訂貨。僅芯片一項，美國國防部每年支持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即達一千億美元。（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3-34）

　　[38]包括著名的國有企業IRI（排名第6）、INI（排名54）和ENI（排名21）。直到二戰以後，在高關稅的保護下，歐洲的大鋼鐵企業還可以結成所謂“危機卡特爾”（crisis cartels）。1980-1985年，政府補貼超過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鋼鐵企業“平均增值”（value-added average）的50%。同期，國有企業北方鋼鐵（Usinor-Sacilor,排名72）從法國政府拿到200億馬克的直接補貼。40年代末，日本政府組織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日本發展銀行（Japan Development Bank）和日本工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幫助豐田（排名5）、尼桑（排名16）和五十鈴（排名110）走出生存困境。30年代福特（排名第3）麵臨破產，1979年克萊斯勒（Chrysler,排名28）麵臨破產，80年代麥道·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排名69）和雷諾（Renault,排名29）的生存危機，1987年大宇（Deawoo,排名41）的債務危機，1994年大眾（Volkswagen,排名14）在西班牙的SEAT麵臨破產，1993-1994年Metall-gesellschaft的財務危機，1993-1994年Electroux（排名91）麵臨破產，都是靠政府幫忙渡過的。1993年瑞典政府挽救兩家特大銀行，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和Handelsbanken。這兩家銀行是沃爾沃（Volvo,排名85）、Electrolux（排名92）、Ericsson（排名178）、Asea（ABB的一半，ABB排名33）、Stora（排名193）和SKF（排名318）的大股東。（正文及本注釋資料來源，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p.34）

　　[39]“半途叫停 中美聯合造“美洲虎”坦克 ”http://www.yunnan.cn/191/2004/04/20/[e-mail]

　　[40] 資料來源，王小強：“四年時間，美國軍工重組完成”，《參閱文稿》No.97-13；“中國航空工業向何處去”，《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高梁：《挺起中國的脊梁——全球化的衝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

　　[41] 1994年，俄羅斯石油企業向中方提出了修建從西伯利亞到中國東北地區石油管道的建議。經過近十年的努力，2003年5月，中俄兩國石油公司簽署了擬通過建成後的“安大線”向中方供應7億噸、價值1500億美元石油的協議。不料2003年8月，原定當月舉行的中俄能源分委會會議被推遲，有消息說俄政府決定優先鋪設安加爾斯克至納霍德卡的石油管線(安納線)，9月2日，俄自然資源部宣布將最終否決安大線，安大線陷入危局。

　　[42]這是毛澤東同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參見“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8頁。

　　[43] 1996-1998年間，印度軟件產業出口額第三次翻番，首次超過10億美元，達到16.5億美元。　就外部而言，雖然印度僅僅用了10年時間，便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軟件出口大國，但印度軟件業產值中63%都是來自美國的訂單，高度依賴美國經濟。印度的軟件出口到10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60％以上出口到美國。1991/92年度至2001/02年度之間，印度軟件業的年均增長率達43%。印度目前有軟件公司近3,000家，從業人員達41萬，前10家軟件公司的人員規模在萬人以上，企業盈利在20%以上。2001年以來，由於美國經濟的長時期低迷，印度軟件廠商不得不隨之削減產量。美國現有IT人才簽證配額的一半被印度人占據，無論美、英、德各國都渴望得到印度的IT人才。在美國矽穀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國人多達30萬人，矽穀40％的網絡公司創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軟件工程師多達10萬人。（“直擊印度軟件業:突破外包 向價值鏈上遊進發”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我們看報紙上說印度是軟件大國、科技大國，但印度情況似乎不是這樣。我到印度尼赫魯大學財務處交費時，隻見財務報表從地麵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台電腦。我到國際政治係，隻有一台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電腦市場沒有那麽大的需求，印度有錢人也不買電腦，買了沒有用。它整個生產與市場完全是分離的，市場依托於國外，國內大量窮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辦，窮人的一些消費項目如飲水、醫療等都是免費的。有一次我去他們政府辦的醫院作了個小手術，從掛號到手術結束共花了10盧比，相當人民幣兩元錢。印度多數人是窮人，窮人手頭沒有多少貨幣，因而就不會有太大的購買力。因此統計數字表現出的消費高指數多是政府包辦而非國內民間資本拉動的。印度人聰明的腦袋是給外國人長的。我去一個小餐館，那天女老板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在印度家裏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印度人絕頂聰明，但這隻能為美國人服務，因為印度的民族市場很小。前兩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數時間卻在英美兩國。隻是由於他未放棄印度國籍而非為印度長期工作才成為首位諾貝爾獎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這位印裔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印度人意味著什麽，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應該按著拉美模式搞下去。”張文木：“大國崛起的曆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香港傳真》No.2003-37

　　[44] “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47頁。

　　[45]“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一九六0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46] “視察江蘇等地回北京後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3年版，第25頁。

　　[47]　2003年12月19日，台灣民進黨正式推出《大陸軍力基本報告》，聲言台海爆發下一次戰爭的時間可能為2005～2010年之間，台灣隻剩6～10年可以改善軍力。針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台當局已將“衛星科技”列入建軍規劃，以增強攻擊性信息戰能力。2002年10月，台軍於成立“通信信息指揮部”，編製員額3000餘人。台“國防部“表示，台軍獨立建構的環島光纖網絡已完成使用，這套獨立的光纖通信網絡，規格與美軍使用的SONET相同，未來可進一步進行通信、信息整合。2003年12月，在美海軍航天和海戰係統司令部的對外軍售合同名義下，洛克希德·馬丁戰術係統分部將向台灣提供數據鏈及指揮、控製、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C4ISR)綜合係統的其他設備。洛·馬公司將負責設計、研製、采購硬件、試驗、鑒定、安裝並提供全壽命支持。這個初始合同的價值為2750萬美元，截止到2004年6月。如果全麵展開，合同的總價值可能高達21.5億美元。2004年1月15日，台國防部長湯曜明表示，台軍方除成立導彈司令部，還將籌建愛國者先進能力-3（PAC-3）導彈係統，加強中、南部反導彈能力，逐步建構全島低層導彈防禦能力。湯曜明特別強調因應彈道、巡航導彈威脅，已積極籌劃建立台軍方導彈整體防禦係統。報道稱，未來全島導彈防禦係統中，將有2/3的導彈係統由中山科學研究院負責自製。湯曜明表示，對於導彈作戰係統，將采取外購與自研兩種方式。資料來源：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http://express.cetin.net.cn/default_70.asp?keyword=%u53F0%u6E7E

　　[48] 2003年12月16日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最近伊拉克的臨時石油部宣布，終止或凍結前伊拉克政府與俄羅斯、中國、法國簽定的3個石油合同，其中與俄羅斯Lukoil的合同被終止，另外一個和中國公司開發al-Ahdab油田的合同被凍結。38億美元的Lukoil合同在1997年首簽，目的是發展伊拉克西部的 Qurma油田的第二期工程，並且準備在聯合國製裁令解除後馬上開始經營該油田。西部 Qurma第二期油田估計蘊藏了25億桶石油，投產後每天產量可以達到60萬桶。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200306/20030600101171_1.xml

　　[49] 朱川主編：《礦產資源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50] 國家石油工業”十五”規劃。

　　[51]“中國礦產資源短缺危及國家安全”，鳳凰衛視消息

　　 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1/13/21660.html

　　[52] “中國發生能源危機？”，《瞭望東方》2003年第5期。

　　[53] “對現代化工業來說，最糟糕的事情是停電，原料會凝結，大型設備損壞。這個威脅不僅是影響業者的生存連帶減少了投資者的動機。這真是一個潛在的危機啊。” 引自 “沒有能源，中國能成為世界一強嗎？”，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02/200402010601.shtml

　　[54] 郭萬達、朱文暉編著：《中國製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

　　[55] “四、中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上仍呈惡化趨勢”，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2002)》http://www.cas.ac.cn/html/Books/O61BG/c1/2002/1/5/1.5_4.htm

　　[56] “九五”期間，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頒布了《國務院關於加強環境保護若幹問題的決定》、《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環境立法和執法取得進展，全民環境意識有較大提高。結合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取締、關停了8.4萬多家汙染嚴重又沒有治理前景的企業。環境保護投入逐年增長，占同期GDP的0.93%。以重點流域、地區、城市、海域和工業企業汙染治理為突破口，開展了大規模的環境汙染治理，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得到加強，啟動了國家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開始實行退耕還林（草），國家級生態示範區建設試點開始實施。經過五年的努力，全國環境汙染惡化的趨勢得到基本控製，部分城市和地區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九·五”環境保護目標基本實現。2000年，城市環境空氣中主要汙染物濃度持續下降，酸雨區範圍和頻率保持穩定；工業廢水對地表水的汙染得到一定的控製；“三河三湖”水質惡化趨勢基本得到控製；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總體上有所改善，渤海近岸汙染程度減輕，東海近岸汙染略有加重；重點城市道路交通噪聲大都控製在輕度汙染水平；全國輻射環境質量良好。但全國城市空氣汙染依然嚴重，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城市僅占三分之一；地表水汙染普遍，特別是流經城市的河段有機汙染較重；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突出；地下水受到點狀或麵狀汙染，水位下降，加劇了水資源的供需矛盾；生態破壞加劇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控製。 http://sdep.cei.gov.cn/soechina2000/chinese/perface_c.htm

　　[57]“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在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58]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1991年6月版，第1016頁。

　　[59] “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見“兩個中間地帶”（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頁。

　　[60] “但是我們更應注意到，今天的歐洲也從美國的單邊外交中感受到了當年英國對歐洲的壓力。“9·11”以來美國在一係列問題上對歐洲施加壓力並受到歐洲人的抵製。在《京都議定書》、TMD，特別在美國退出《反導條約》等問題上，布什根本不體諒歐洲人的感受，歐洲人明顯感到壓迫。在這次伊拉克戰爭及其戰後重建問題上，歐美矛盾表現明顯。這將迫使歐洲人再次重複他們當年反抗英國壓迫的方法：在美國西部地區再造一個牽製美國的力量。這個力量目前看那就是中國。看來現在歐洲人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這條道路。除了歐盟一體化進程加快之外，歐盟日益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1995年、1998年和2001年，歐盟分別發表《中歐關係長期政策》、《與中國建立全麵夥伴關係》和《歐盟對中國的戰略：1998年聲明的執行情況與今後使歐盟政策更為有效的措施》等一係列對華戰略文件報告，這些都是歐盟對華政策自1989年以來轉變的重要標誌。2003年9月10日，歐盟委員會通過歐洲未來三年對華關係題為《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和挑戰》的戰略文件，該文件，闡述了未來三年內歐盟對華政策和行動的指導方針與短期戰略發展框架。文件中包括了加強對華關係的六個主要方麵：歐盟與中國共同承擔的責任；支持中國社會的全麵改革；促進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加強實施歐盟與中國之間的互利合作計劃；提升歐盟在中國的形象和改善雙邊對話機製，在提高對話水平的同時注重對話質量作為回應，10月13日，中國政府發表《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表明中國“致力於構築中歐長期穩定的全麵夥伴關係”的願望。10月14日，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表示，中國政府發表的《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是對進一步加強歐中對話與合作的“重要貢獻”，歐盟將深入細致地研究中方在這一文件中提出的建議。“9·11”後，在對待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方麵，歐洲與中國的共同利益增多。這一方麵是雙方的國家利益所致，另一方麵雙方也有地緣政治的考慮。與當年歐洲希望美國強大一樣，現在歐洲也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有利於從西邊牽製美國以減輕來自美國的壓力。這是歐洲古典地緣均勢思想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的宏觀運用。”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體係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香港傳真》No.2004-1

　　[61] 參見：王小強：“四年時間，美國軍工重組完成”，《參閱文稿》No.97-13；“中國航空工業向何處去”，《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

　　[62]　在東盟國家的日資企業的采購貨源構成及變化趨勢

　　　　　　　　　　　　日本　　　　　　　　　　　　　　　美國

　　　　　　　　　　　　出口額　　　　　占世界出口比重　　出口額　　　　　占世界出口比重

　　乘用車　　　　　　　430.3　　　　　 25.4　　　　　　　106.4　　　　　 6.28

　　半導體　　　　　　　141.0　　　　　 22.6　　　　　　　115.3　　　　　 18.4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　　128.0　　　　　 18.5　　　　　　　140.7　　　　　 17.4

　　汽車零部件　　　　　114.7　　　　　 13.6　　　　　　　324.7　　　　　 45.8

　　辦公設備及零部件　　91.5　　　　　　18.1　　　　　　　104.7　　　　　 20.1

　　電信設備及零部件　　164.9　　　　　 27.8　　　　　　　82.5　　　　　　13.9

　　飛機　　　　　　　　—　　　　　　　—　　　　　　　　324.7　　　　　 45.8

　　發動機　　　　　　　—　　　　　　　—　　　　　　　　77.7　　　　　　34.1

　　測量和控製儀器　　　—　　　　　　　—　　　　　　　　91.0　　　　　　24.4

　　電力機械　　　　　　77.9　　　　　　20.4　　　　　　　—　　　　　　　 —

　　資料來源：日本通產省《第18、19、22次、日本企業海外事業活動》，日本大藏省印刷局，1993年。轉引自：“胡春力：“外資主導下的垂直分工：東南亞經濟危機的原因”，《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第39頁。

　　[63]　 1990-1991年美國和日本機械類產品出口占世界貿易量比重（億美元，%）

　　　　　　　　　　　　日本　　　　　　　　　　　　　　　美國

　　　　　　　　　　　　出口額　　　　　占世界出口比重　　出口額　　　　　占世界出口比重

　　乘用車　　　　　　　430.3　　　　　 25.4　　　　　　　106.4　　　　　 6.28

　　半導體　　　　　　　141.0　　　　　 22.6　　　　　　　115.3　　　　　 18.4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　　128.0　　　　　 18.5　　　　　　　140.7　　　　　 17.4

　　汽車零部件　　　　　114.7　　　　　 13.6　　　　　　　324.7　　　　　 45.8

　　辦公設備及零部件　　91.5　　　　　　18.1　　　　　　　104.7　　　　　 20.1

　　電信設備及零部件　　164.9　　　　　 27.8　　　　　　　82.5　　　　　　13.9

　　飛機　　　　　　　　—　　　　　　　—　　　　　　　　324.7　　　　　 45.8

　　發動機　　　　　　　—　　　　　　　—　　　　　　　　77.7　　　　　　34.1

　　測量和控製儀器　　　—　　　　　　　—　　　　　　　　91.0　　　　　　24.4

　　電力機械　　　　　　77.9　　　　　　20.4　　　　　　　—　　　　　　　 —

　　資料來源：聯合國《國際貿易和發展統計手冊》1993年。轉引自“胡春力：“外資主導下的垂直分工：東南亞經濟危機的原因”，《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第38頁。

　　[64]　聯合國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技術開發活動的差異（億美元，%）

　　年份　　　　　　　1982　　　　　　　　　　　　　　　　　1992　

　　　　　　　　　　　　　　　母公司　　　　　 國外子公司

　　　　　　　　　　　總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總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R﹠D開支　　　　　419.0　 381.6　 91.1　　 3.7　　8.9　　858.0　721.1　84.0　 13.9　 16.0

　　技術轉讓費收入　　55.9　　51.5　　92.2　　 4.4　　7.8　　142.6　128.0　89.8　 14.6　 10.2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與投資司:1995年《世界投資報告》第230頁。轉引自“胡春力：“外資主導下的垂直分工：東南亞經濟危機的原因”，《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第38頁。

　　[65] “日本占領全球市場戰略的成功基於下列四個先決條件。第一，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這是決定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先決條件。…… 第二，從美國進口技術 …… 第三，傾銷政策 ……第四，占領技術領先地位。” [德]賽康德著，張履棠譯：《爭奪世界技術經濟霸權之戰》，中國鐵道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頁。

　　[66] 《左傳?僖公十四年》。

　　[67]國內生產總值構成（按當年價格計算）、增加值增長率及其變化　　　　　　　　 單位：%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 增加值增長率 第一產業 增加值增長率 第二產業 增加值增長率 第三產業 增加值增長率

　　1952　 100.0　　　　-　　　　　50.5　　 -　　　　　 20.9　　 -　　　　　 28.6　　　-

　　1962　 100.0　　　　-　　　　　39.4　　 -　　　　　 31.3　　 -　　　　　 29.3　　　-

　　1972　 100.0　　　　-　　　　　32.9　　 -　　　　　 43.1　　 -　　　　　 24.1　　　-

　　1982　 100.0　　　　9.0　　　　 33.3　　 11.5　　　　 45.0　　 5.5　　　　　21.7　　　13.0

　　1992　 100.0　　　　14.2　　　　21.8　　 4.7　　　　　43.9　　 21.2　　　　 34.3　　　12.4

　　1999　 100.0　　　　7.1　　　　 17.7　　 2.8　　　　　49.3　　 8.1　　　　　33.0　　　7.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頁；增長率部分數據引自劉國光等主編：《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頁。

　　[68] “我們自己不整合，跨國公司將整合中國的產業，並非危言聳聽。”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

　　[69]王小強：“產業整合 時不我待”，《參閱文稿》No-96-8，第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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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