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抱琵琶半遮麵——《兩代軍人的對話》

沈大民：猶抱琵琶半遮麵——《兩代軍人的對話》讀後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其腰封標出：“毛澤東說他：‘好犯上!’，葉劍英說他：‘渾身是刺!’鄧小平說他：‘惹不起!’兒子評價父親是：‘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筆者在萬聖書店看到這本書，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眼球。讀過這本489頁的厚書，感到45元的書價還是物有所值。

作者張勝是張愛萍次子，上世紀80年代曾任總參謀部作戰部戰役局局長，在上級決定擢升其為作戰部副部長兼戰役局局長、戰略研究室主任之際，離開軍隊走入民間下海。因此，這本書所記錄的，既是父親與兒子的對話，也是老一代上將與新一代大校的對話。一般的將軍傳記和回憶錄，多是津津樂道“過五關，斬六將”，回避“走麥城”；張勝則在新四軍的敗仗上大做文章。一般的將軍傳記和回憶錄，多是講將帥如何同心，上下如何協力；張勝則側重講領導者在戰役決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後果。但是，如果用腰封背麵的兩句話“以獨特的筆法展現曆史，以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來衡量，讀者還不能感到十分滿意。書中有些濃墨渲染的人物，竟然無名無姓；有些最讓人感興趣的情節，剛一開頭就戛然而止。“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是弘揚，還是微諷，是七分褒義、三分貶義，還是反過來，從張勝的字裏行間中找不到確切答案，這說明他想要澄清圍繞父親的曆史迷霧，卻又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不露破綻。

一、與彭雪楓、黃克誠、趙紫陽、王震四人的關係和分歧

這本書講到了張愛萍與彭雪楓、黃克誠、王震、趙紫陽等高級將領和黨政領導人的關係與分歧。按照張勝的描述，在有關的過節中正方都是張愛萍。雖然是家屬的一麵之詞，但仍然是難能可貴的。有一麵之詞，就可以引出兩麵之詞，真相就會從辯論中展現出來，最沒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內戰時期，彭雪楓曾是紅三軍團五師師長，張愛萍是四師政治部主任；紅軍過大渡河時，彭雪楓任十三團團長，張愛萍任該團政委。抗日戰爭初期，彭雪楓任豫皖蘇軍政委員會主席，張愛萍任豫皖蘇省委書記；後來，他倆先後腳擔任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部是應當向西發展，進入河南腹地，等待日軍打通平漢線後伺機控製中原；還是向東發展，跨過津浦線，進入皖東北日偽占領區，開辟敵後根據地，彭、張二人長期持有不同意見。後來，彭雪楓部屢遭敗績，張愛萍多次出手相救。這是書中最為完整的一個故事。

在黃克誠擔任紅三軍團四師政委的時候，張愛萍是師政治部主任；長征中紮西改編（紮西改編，1935年2月，中央紅軍由30個團縮編為17個團——編者注。）後，黃、張分別擔任10團和11團政委。黃克誠出任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委後，調張愛萍任副師長。《黃克誠自述》解釋了調張的理由：“我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體質弱，高度近視，這都是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不利條件。而且我這個人偏於謹慎，選擇戰機時，對可能造成較大犧牲的作戰行動，有時果斷不足，這都是作為一個高級軍事指揮員在指揮大兵團作戰時的不利條件。”張勝寫道：“父親調到三師後，他和黃克誠在總體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異。父親強調軍事鬥爭，黃更偏重於根據地和黨政建設。我問過母親，她說：‘你爸這人也固執得很，黃老大概也煩他了，後來就不要他再管作戰了。’”1942年11月，麵臨日軍大掃蕩，華中局召開緊急會議，饒漱石代表華中局黨委做出反掃蕩部署，決定由三師副師長張愛萍兼八旅旅長、政委、鹽阜地委書記、鹽阜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統一指揮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隊，堅持根據地內的反掃蕩鬥爭。其他與會者沒有不同意見，隻有張愛萍唱反調：“‘我不幹！’他站起來隻說了這三個字就坐下了。”張愛萍給兒子講述當時情形，得意地說：“哈，他們全都啞了。”後來在陳毅的勸說下，自然還是由張愛萍出馬指揮反掃蕩並取得勝利。他唱反調的潛台詞是：“在書記、常委、軍長、副軍長、師長、還有華中局和軍部機關的領導人麵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幹嘛還要他這個討人厭的小人物留在包圍圈內指揮作戰啊。這個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張愛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個性。

張愛萍與王震曆史上關係不深，張勝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沒有見過王震。但是在1972年，張愛萍仍被關在單人牢房裏的時候，他的兩個兒子貿然闖入了王震家門。張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過葉選寧交給葉劍英，再由葉劍英遞交周恩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組長周恩來批示，“同意李又蘭見麵”。於是，張愛萍在被關押5年後，首次與家人團聚。1977年鄧小平再次複出後，王震向其推薦張愛萍任軍委秘書長，說：“愛萍這個人有這個本事。”鄧小平找張愛萍談話時，張沒有接受這個職務，轉而推薦了羅瑞卿。1980年，根據王震的建議，張愛萍接替比他大兩歲的王震，擔任國務院主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張勝寫道：“在我們最危難的時候，王震幫助了我們，以後又向小平同誌力薦我父親出任軍委秘書長；這次，聽說我父親寫了退休報告，就自己主動讓賢，他說，愛萍同誌在這個位置上要比我合適。……可惜9年後，他們在一個重大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雖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對方的良苦用心，但畢竟有了一層陰影，不能不說是件憾事。”張愛萍在大是大非麵前，能夠分清私誼與公義，不惜與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說恩人分道揚鑣，這是他晚年值得稱道的一個閃光點。

張愛萍與趙紫陽的交匯點是在他們分別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的1981年。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趙紫陽和張愛萍有以下對話（摘錄）：

趙：最後一個議題，關於大亞灣核電站的問題。這件事已經討論了好幾次了，法國的總理也來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來。
張：秦山（秦山核電站）怎麽辦？
趙：喔，愛萍同誌有什麽具體意見嗎？
張：我的意見是秦山要盡快上馬。
趙：對秦山上還是不上，各個部門的意見不是不統一嗎？
張：上秦山，能夠帶動整個核工業的轉型，可以振奮精神，鼓舞士氣。我還是堅持這個意見，請紫陽同誌考慮。再補充一點，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進，我們自己也供應不上核燃料。
趙：你們不是報告過核燃料過剩了嗎？
張：那是高濃鈾，用於原子彈的，過剩了；我現在指的是低濃鈾！核電需要的是低濃鈾！！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買，這就必然受製於人。

趙：這件事都議過幾次了，臨到要做決定了，又是意見一大堆。這樣搞，工作還怎麽幹嘛！我在這裏再強調一下，以後討論重大問題時，不要老是請假。

張：凡和我有關的會，我都是參加了。
（會場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沒有參加嘛！）
張：你那個議程上有嗎？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這樣大的事，臨時動議。你們幾個說了，就能算嗎？！（也拍了桌子）
（長時間的沉默。）
趙：就這樣決定了。說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
張：總理，如果你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我從此就再不說話了！
半年後，國務院機構改革，原有13名副總理，保留了萬裏、姚依林2人，餘秋裏、耿飆、方毅、穀牧、康世恩、陳慕華（女）、薄一波、姬鵬飛、黃華9人改任國務委員，隻有楊靜仁、張愛萍2人不再擔任國務委員。張愛萍事先毫不知情。張勝對父親說：“肯定和那次核電站的爭執有關，恨上你了！”緊接著，中共十二大召開，新一屆軍委成立。楊尚昆為常務副主席兼軍委秘書長，張愛萍、餘秋裏、楊得誌、洪學智為軍委副秘書長。張愛萍繼續抓國防科技與國防工業。又過了半年，張愛萍被任命為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他作為軍方代表，再次頂撞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繼四（電子）、六（船舶）機部之後，將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４個工業部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張愛萍說：“紫陽同誌，這個手，我舉不起來。涉及到軍隊的事情，國務院單方麵決定是不妥當的。”趙紫陽說：“也好，我們這次會議先不做決定，就請愛萍同誌把這個方案帶到軍委去吧。”軍委召開的會議炸鍋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層，穩一穩也好，那就先緩一步吧，鄧小平說，分兩步走吧，核工業部和航天部暫時不動，其他兩個部，兵器和航空先劃拉過去。”最後，還是張愛萍向趙紫陽表示：“雖鄧主席提出‘除二、七機部外’”，也可不必照辦。趙紫陽12月27日批示：“同意愛萍同誌所批各點。”包括把二、七機部也一並劃過去。

二、外交部和軍方的頂牛

外交部門與軍方頂牛的事，以前人們了解甚少，《兩代軍人的對話》對此略有披露。1984年6月，國防部長張愛萍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他從國際戰略格局的利害關係出發說服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達成了中美兩軍的軍事技術交流協議。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中美兩軍最高層的協議。本來是件皆大歡喜的事。可誰知道，外交部駐美使館有人遞了封告狀信，說張愛萍違反中央確定的不結盟的原則，和敵對勢力搞戰略同盟。其實，僅僅是因為美方不同意非軍事人員進入參聯會大本營，這個人覺得丟了麵子，說這是歧視性政策，應該取消會談。父親好不容易得來的成果，哪能為這點小事所糾纏，說，那你就不要去吧。於是就有了這封告狀信。小平同誌看到信後，給了楊尚昆，說讓愛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傳閱了，到此為止，有時間，我找他談一談。楊把信給了我父親，父親頓時就被激怒了，說了聲：“無恥！”順手在信上批了幾個字：“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哪曉得秘書也不看，見是小平同誌處來的，既然首長批的有話，就把信給退回去了。鄧小平一看真氣壞了，對我父親說，你這個張愛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寫的是些什麽？我父親還嘴硬：

“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國防部長是該撤職嘛！”事後，我們都說他，小平同誌這樣處理，已經很夠意思了，你怎麽這樣任性呢？他也很沮喪，一言不發。

張勝筆下“這個人”不知道是誰，但不一定是大使館的一把手。當時的駐美大使是章文晉，是個相當開通的外交家。打小報告的人多半是負有特殊使命的。


三、張愛萍夫婦的戀愛婚姻

張勝在行文時，有的時候指名道姓，有的時候隱名埋姓，不知道他掌握的標準是什麽。至少在談論他父母的戀愛婚姻時，沒有依據統一的標準。書中寫道：張愛萍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叫孫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漢蛇山刨冰堂有個抗日幹部培訓班，周恩來派父親去授課。幾次以後，下課時總有一個女孩子在等他，左問右問的，兩人慢慢熟悉起來，自然有了好感。父親還給她改了個名字，把孫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經曆了戰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愛情悄悄地向這對青年男女走來的時候，軍委特工部長李克農找到父親。李是父親的老相識，私交甚密，李告訴他，……你和孫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澤東在一次開會時還點了你的名，聽說張愛萍被一個托派拉下水了！這無疑是五雷轟頂。托派、戀愛、戰爭、特科、領袖……當這些名詞連在一起時，意味著什麽？”忍痛分手後，李克農又告訴張愛萍，所謂托派問題，是孫力的一個情敵的誣告。張愛萍前妻“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曾當過周恩來秘書的國家衛生部部長楊純”。

但是說到母親李又蘭的前夫，張勝就吞吞吐吐了，“在這之前，媽媽一直在新四軍皖南軍部工作。年輕時的她，端莊大氣，溫文爾雅，在和我父親認識的時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變中已犧牲一年多了。”“媽媽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結婚沒到兩個月，她的第一個丈夫就犧牲了。我從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場合媽媽的特殊身份，在眾多的來賓中，總理、少奇同誌、陳老總這些曾在新四軍工作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總會過來和我媽媽打招呼，寒暄小敘。對戰友的懷念，對曆史的尊重，以及對我媽媽個人的安慰，全都蘊含其中了。”“媽媽特殊的身份，並不一定都會給她帶來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戀愛，在一開始就遭遇了潛在而有力的阻擊。沒人明確反對他們相愛。領導人不在了，他的遺孀總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倫理和領導人身上的光環不知怎麽就攪合在一起了。何況，張愛萍是什麽人？一個從八路軍過來的家夥，我們新四軍裏就真的沒人了？豈有此理！組織出麵了。黨的會議上說：‘有的人把根據地當成上海的霞飛路了！’爸爸寫給媽媽的十幾封信，也被組織部門扣下了。”“組織”希望李又蘭為前夫守貞節牌坊，新四軍哪個“領導人”值得“組織”這樣出麵幹預呢？自然是最高領導人——項英。皖南事變中犧牲的新四軍領導人有副軍長兼政委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已知周夫人為何子友，袁夫人為邱一涵，李又蘭的前夫隻能是項英。

四、1950年代軍隊的精簡整編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讓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大刀闊斧”抓軍隊的精簡整編。張晚年回憶說：“那時的機關，是按蘇聯編製搞的，共８個部，除總參、總政、總後外，還有訓練總監部、總幹部部、總財務部、總軍械部、武裝力量監察部。此外，還有軍委辦公廳和總參辦公廳兩個辦公廳。總參內部又有十幾個部、局。”“我還是認為按我們傳統的司令部體製為好，提出撤銷它５個，恢複到司、政、後三大部。總幹和總政合，財務和後勤合，軍械、裝備合，軍務部和隊列部合，訓練總監部合並到總參，監察部幹脆撤掉，沒什麽可監察的！軍委辦公廳和總參辦公廳合，沒有必要搞成兩個。”“其他同誌都讚成我，但粟裕不肯去匯報，說你去和彭說去。”“彭老總基本同意我的設想，但還是有些顧慮，他對我說：總幹正在評軍銜，工作任務很重，合並會不會影響工作？訓總部長是葉劍英，弄到總參下麵是不是合適？最後，彭老總決定保留總幹部部和訓練總監部，其他部合並。”

“機關合並還是比較順利，但牽扯到軍種就遇到問題了。當時是陸、海、空、防空、公安５個軍種，防空軍是按蘇聯模式搞的，它分戰略空軍和國土防空軍。但我們的防空軍沒有飛機，機場、雷達、氣象、勤務都要靠空軍，一旦要用都得向空軍借，這樣的防空軍沒有意思。公安軍也沒必要搞，我在浙江省軍區工作時，就認為把大批野戰軍改成公安軍不合理，並向陳老總反映過。到總參後，調查得多了，更是認為邊防有省軍區，內衛有內衛部隊，再搞個公安軍，純屬多餘。”“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陳賡討論後，報給彭老總批準的。但討論時，不是很好統一，都在爭。”“搞大海軍沒有那個條件。根據近海防禦的原則，以發展水麵中小型艦艇，和潛艇為主，然後是航空兵。”“我是衝了些，特別是麵對蕭勁光那樣的老資格，還有葉帥。海軍最後還是提空、潛、艦。我想算了，他們已經放棄大艦了。”張勝寫道：在討論海軍問題時，兩個上將拍了桌子。“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將軍銜的司令員冷冷地摔出句話來：張愛萍，我看你沒有後台就不敢這麽硬！顯然，這是一句帶有責備味道的話。會場上沒有人說話了，沉默。這是什麽話啊？父親頓時勃然大怒，用手指著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訴你，我的後台就是共產黨！’這回可真是鴉雀無聲了。”書中既然已經指明了在整編問題上張愛萍與粟裕、羅瑞卿、蕭勁光、葉劍英這些大將和元帥的矛盾，又有什麽必要遮掩他與一位上將的衝突。上將軍銜的海軍副司令員，曆史上隻有王宏坤一人，點名和不點名又有什麽區別呢？

五、與兩個反麵角色的恩怨

《兩代軍人的對話》中有兩個沒有點名的反麵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質；其二則涉及誣陷犯罪，張愛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諒他。

1950年代前期，張愛萍先後擔任七兵團司令員、浙江軍區司令員、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參謀長等職。上麵原來準備讓張兼副司令員，他自己推辭了。司令員陳毅基本上是掛名的，原副司令員粟裕出任副總參謀長後，反麵角色之一調任副司令員。在張愛萍兼任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兼政委期間，與其頂頭上司屢屢發生矛盾。大陳列島登陸作戰有三個方案：先攻上下大陳，先攻一江山島，先攻披山。張愛萍領導下的參謀人員根據對“諸軍兵種的合同作戰”的研究推敲，主張先攻一江山島，卻受到軍區首長的嗬斥：“你們吃了幾碗幹飯？給老子上課啊！”“我他媽操你姥姥的！不他媽就是兩萬嗎，老子一仗就消滅了他十幾萬。不要在這裏長別人的威風。我就不信，還有操不開的Ｘ！”最後，上麵還是決定先打一江山島。

1954年11月30日，軍委電告華東軍區，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島，以迫使美蔣不能把浙閩沿海島嶼包括在《共同防禦條約》範圍之內。12月9日，華東軍區報告，作戰行動準備完畢，請示按原定日期發起攻擊。11日，華東軍區接到上峰來電：不必太急於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選擇一江山為目標。此間發生了什麽事？原來，“戰鬥即將發起之際，華東軍區的一個領導同誌向總參報告，兵力不夠，時間倉促。”1955年1月17日晨，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張愛萍父和參謀長王德從寧波出發，抵頭門山前沿指揮所，準備指揮部隊發起攻擊。他們再次接到華東軍區轉來總參謀部的緊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戰行動。”這一次“還是華東軍區自己內部不同意見所致”。張愛萍當即打電話給副總參謀長陳賡，“陳賡迅速向總參謀長粟裕匯報。粟裕遂要陳賡速報彭德懷。此時的彭德懷正在中南海參加政治局會議，在得到報告的同時，即打斷會議，向毛澤東報告前方指揮員的判斷和決心。毛澤東沒有馬上表態，當即征詢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意見，然後對彭德懷說：授權你來下這個決心吧！”彭“當即表態‘相信前線指揮員’，他說：我們都是打過仗的，按愛萍的意見辦，戰鬥照原計劃進行！”一江山島作戰結束，南京軍區（戰後華東軍區撤銷）黨委向軍委上報了《黨委常委對張愛萍同誌的意見》的報告。報告裏說他驕傲自負，自以為是，獨斷專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領導同誌……

“文革”期間，獄中的張愛萍對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選出的政治局名單後，“終於恍然大悟”。不算毛澤東，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以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每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構成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文革’中支持造反組織的領導幹部典型紀登奎；三支兩軍的代表李德生；三個黨內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劉伯承雙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曆次黨代會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有的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國治軍才幹的，曆史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在黨內軍內享有威望的，同時身體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隻有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沒有點名的3個政治局委員是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顯然，“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許世友，當年的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也是許世友。書中除了在彭德懷表態“按愛萍的意見辦”後，提及作戰處長石一宸的回憶：許世友副司令員正在作戰室，他聽說軍委已批準了，大聲說：“堅決支持張參謀長的意見，不要再幹擾張參謀長的行動。”通篇沒有說過許世友一句好話。

反麵角色之二在撤銷防空軍時，就與張愛萍結了怨。張愛萍說：“我兩次登門征求他們的意見，做說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見。”在議案上會討論時，對方摔出話來：“吃我？曆來是老子的部隊吃掉人家！”張愛萍一聽，頓時就炸了。他拍著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滿座嘩然。會議再也無法開下去了。後來，1957年1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確定撤銷防空軍，將防空軍並入空軍，建立空防合一的新體製。曆來“吃掉人家”的防空軍司令員果然被張愛萍“吃掉”了。

1965年底，總參謀長羅瑞卿下台，這位冤家對頭升任代理總參謀長，成了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的頂頭上司。1967年1月，解放軍測繪學院（屬總參領導）造反組織抄了張愛萍家，並將其扣押。2月15日《關於批判張愛萍的請求》報告：“張愛萍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問題性質十分嚴重，要求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追鬥和揭發批判。”“簽名。上麵有林彪圈閱”。雖然張勝隱去了簽名者的姓氏，但誰能代表總參黨委簽名呢？張愛萍本人就是黨委副書記，簽名者隻能是已於1966年12月被任命為總參黨委書記的代總長楊成武。12月18日，以楊成武為首的軍委辦事組向中央報告：“將張愛萍隔離審查”，因為“張愛萍問題專案小組審查張反黨罪行和曆史問題時，發現張愛萍有特務嫌疑和假黨員問題，他還和潘楊案件有直接牽連……軍委辦事組討論，同意總參黨委的建議，將張愛萍交由北京衛戍區看管，隔離審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澤東圈閱。12月26日，張愛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現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楊成武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當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麽樣與彭認識，治愈後又怎樣出院的。”“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根據楊的具體指示，專案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豐根大夫，曾在上海醫治過張愛萍的槍傷）的女兒、兒子，然後逼迫彭寫下把張愛萍介紹到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的口供。3月5日，專案組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總參黨委書記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主任，均為楊成武）：“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偽證有個時間上的漏洞，“於是下一個陰謀出現了。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所謂彭豐根1933年出賣情報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們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說：‘從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上看，這樣做也是有過先例的。’”沒想到19天後，楊成武本人也被逮捕，專案組大換班，“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最終沒能定案。

與羅瑞卿關係非常密切的楊成武，在批鬥羅的時候上綱上線，嗓門特別高。輪到從大西北核試驗場回到北京的張愛萍“表態”，他張口就說：“對中央的決定我沒有異議，但我就是看不慣有那麽一批投機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時候拚命巴結，出了問題就落井下石，從什麽時候起，我們共產黨內搞成這種風氣了！”後來他在回憶往事時對兒子說：“我從心裏鄙視那些政治投機者，都是些無恥小人！”“我最鄙視的就是這種兩麵的風派式人物!”在紀念劉少奇的座談會上，張愛萍激憤地發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在場的方毅喝彩：“愛萍同誌講得好，就是要這樣講！大聲地講！公開地講！”關於原來專案組的人，張愛萍對張勝說：“這是不能原諒的!我絕對不會對這種人說一句原諒的話!這不是我和他個人的問題。不行!絕對不行!”

六、“作戰決定編製”

張勝寫道：父親在總參主管我軍編製長達10年，他搞編製的主導思想是“作戰決定編製”。他說：“不先研究透戰爭，不對未來打什麽仗、和誰打、怎麽打，有個基本的思路，就談整編，談精簡，談編製，談裝備，那是天方夜譚!”“一上來就喊，給我減掉100萬。為什麽？減誰？為什麽不是120萬，也不是80萬？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平攤。”張愛萍這是在批評誰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評鄧小平瞎指揮。難怪鄧說他“惹不起”，既要用他，卻與他不親近，不像與王胡子（王震）和楊尚昆的關係。張愛萍本人也反對別人說他和萬裏、胡耀邦、周榮鑫是鄧小平1975年搞整頓的“四大幹將”。他忿忿然：“什麽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一個人怎麽能成為某一個人的工具、信徒呢？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貶低了。對的、正確的，我能跟著你，不對的、錯誤的，我怎麽能跟著你呢？”

《兩代軍人的對話》援引了原軍委副主席張震回憶錄的一段話：“8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集中財力發展經濟。軍隊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貫徹要‘忍耐’的方針，軍費有所減少，各項經費的缺口較大，不足部分需要軍隊自籌解決。這種形勢下，以盈利掙錢、彌補經費不足為目的的經營性生產逐步發展起來。1988年前後，當時一位中央領導提出，要給軍隊一個政策，叫作‘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從此，部隊便辦工廠、建礦山、搞公司，搞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更為高漲，幹了一些按社會分工不該由軍隊幹的事。”張愛萍是反對這樣做的，他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於自毀長城。”“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製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醜名、惡名！連屍首都要遺臭萬年！”“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軍隊要“忍耐”，這是鄧小平的意思；軍隊要“自我發展，自我完善”，這是哪位“中央領導”提出來的？1988年可以稱為“中央領導”又能“給軍隊一個政策”的，隻有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如果是鄧小平說的，張震不敢批評。雖然鄧小平讓趙紫陽參與管理軍隊事務，但趙從來不插手，如果是他說的，早就被批得狗血淋頭了。那麽，隻剩下楊尚昆了……再聯係到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是楊白冰，後來又兼任軍委秘書長；張震和劉華清是從楊氏兄弟手中接管軍隊大權；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七、兩代軍人對審查弊端的分歧

張勝寫道：“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1974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哪個個人了。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製的弊端時，他說：‘什麽體製？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製上推，把自己開脫得幹幹淨淨！’”弊端應當歸咎於某些壞人、小人，還是歸咎於（可能是壞人也可能是好人締造的）體製，這大概是兩代軍人“理念”上差異的集中體現。

盡管有上麵已經提到的一些不盡人意之處，但這些半遮半掩的敘述恐怕主要不能歸咎於作者。所以最後還要說一句話：《兩代軍人的對話》是本非常耐看的好書。

沈大民，自由撰稿人。
來源：《領導者》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