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亞太戰略新態勢

● 尹承德



[提要]在後冷戰時期，西太平洋亞洲地區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關鍵和重點地區之一。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和世界戰略格局的深刻變化，特別是亞洲的加速崛起，美國加大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經營，其戰略部署重心明顯向亞太傾斜，旨在新的形勢下，以強大軍力作依托，壓製競爭對手,確立對亞太地區的單家戰略主導，以為其實現獨霸世界的全球戰略目標夯實基礎。美國強化亞太戰略取得一定成效，但由於牽製因素多，其總體目標難以實現。


一

在二戰結束以後的整個冷戰時期，歐洲是美蘇兩超爭霸世界的焦點和中心。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和軍事部署的重點一直在歐洲地區。冷戰結束後,特別是近年來，歐洲雖然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但隨著國際形勢與世界力量格局的演變，尤其是隨著亞洲政治、經濟、戰略地位劇升，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大為提高，其全球戰略部署的重心逐漸向亞太轉移。

(一) 加強其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和軍事存在，使之成為美國在海外的主要戰略地區
美國在調整亞太軍事部署，使之更加靈活、機動、安全、高效，能更好地應對任何突發事件的同時，在亞太前沿保持10萬駐軍，並大幅增加了駐亞太的海空軍力量。作為美國海空軍主力的航空母艦、戰略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的多數現已或即將部署到亞太區域，其中包括它所擁有的11艘航空母艦中的6艘、18艘裝有反導係統的最先進的宙斯頓戰艦中的16艘，以及60%的戰略核潛艇。為了詳盡掌握“敵情”，美國除把其多數偵察衛星專門針對亞太地區外，還將最尖端的無人駕駛戰略偵察機“全球鷹”的多數部署到11個亞太國家。它為了占據亞太戰略製高點，取得對潛在對手絕對的軍事攻防優勢，除在該地區部署強大軍事進攻力量外，還以日本為主要基地，大力構建彈道導彈防禦體係，以確保其對“潛在對手”具有摧毀性的戰略打擊力量，而使對手沒有戰略還手之力。

(二) 亞太地區已成為美國展示軍威、軍力的主舞台
後冷戰時代美國展示軍威的主要手段有兩個,一個是打贏局部戰爭；一個是通過頻繁和大規模舉行軍事演習，提高實戰能力，以威懾“對手”。當前美國正在進行的兩場戰爭即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在亞洲地區，且亞太地區是美國舉行軍事演習的主要平台。美國每年都要高頻度地在亞太地區舉行單獨、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其中著名和影響大的機製化年度軍演有美軍獨力進行的“勇敢者盾牌”軍演、美日“利劍”聯合軍演和同泰國進行的“金色眼鏡蛇”聯合軍演，以及同菲律賓進行的“肩並肩”聯合軍演等。其他各種軍演更是難計其數，如2006年美國同菲律賓進行的聯合軍演即達37 次之多。隨著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關注日增，它在該地區搞的軍事演習不但愈益頻繁,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如美國2006年在太平洋海域舉行的“勇敢者盾牌”軍演，出動航母3艘、艦艇28艘、戰機280 架，參演軍人達2.2萬；2007年美日舉行的“利劍”聯合軍演，雙方參戰總兵力達2.25萬人，軍艦100艘，戰機450 架。美國在和平時期舉行規模如此大的軍事演習，是史無前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潛水艇尤其是核潛艇正在成為各國特別是各大國海軍主力之際，美國同日本、澳大利亞在毗鄰中國東海的日本海域首次舉行聯合反潛軍演。美日已在西太平洋構建反潛網絡，美還計劃通過聯合反潛演習，把澳大利亞、印度和東盟一些國家納入這一體係，以對潛在對手形成反潛鏈條。美國大搞軍演和聯合軍演，表麵上的理由是為了反恐與防擴的需要，其深層意圖是為了提高其軍隊實際作戰能力及與其盟國及軍事合作夥伴的協同作戰能力，並以此保持與擴大其在亞太前沿的軍事存在，以達到更有效地威懾與遏製戰略對手的目的。

(三) 大力加強雙邊軍事同盟
美國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在冷戰時締結的雙邊軍事同盟不但未隨冷戰的結束而終止，反而不斷密切與深化。近年來，美國分別同日、澳建立了由防長和外長參加的戰略安全對話機製(“2+2”機製) ，定期就地區與國際形勢尤其是戰略安全形勢進行磋商，加強合作與協調。美國還把日、澳拉入其導彈防禦係統，把該兩國建為其在亞太地區的反導基地。

美日軍事同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支軸和基石，是美國強化亞太防務聯盟的“重中之重”。為加固和強化美日同盟，美國采取了三大戰略舉措：一是大力增強美在日本的軍事攻防力量。美國除在日本保留部署5萬兵力和20 多艘戰艦外，還將其極少在海外部署的最新式兵器如宙斯頓戰艦、戰略核潛艇、無人駕駛戰略轟炸機、“全球鷹”偵察機以至首艘核動力航空母艦進駐日本基地。二是加強美日軍事一體化。美國除與日本聯合研製、開發、部署彈道導彈防禦係統和激光反導武器，把日本完全拉進美國的全球反導體係外，還與日本組建聯合指揮部，以把日本更緊密地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特別是亞太戰略軌道。三是擴大美日安保範圍。美日安保條約起初規定美日安保同盟專注日本本土防禦，現在兩國安保聯盟的防禦範圍從日本本土擴大到日本周邊地區，甚至把台海地區納入其“共同戰略關切”範圍，公然幹涉中國內政。這表明美日安保同盟從防禦性趨向進攻性。

此外，加強與東南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是美國強化亞太戰略的重要環節。它以推進與泰國、菲律賓兩個盟國的戰略合作為中心，以向東盟國家提供反恐和救災援助、同其進行聯合反恐和救災及舉行聯合軍演為手段，大力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與影響。

(四) 激活籌組“亞洲北約”的構想
歐亞大陸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主體，也是世界地緣戰略的核心地區。美國要實現全球霸權目標，必須首先控製歐洲和亞洲。在歐洲，美國有一個北約組織，通過加強和擴大北約，它取得了對歐洲戰略安全的掌控。但在亞洲，既沒有類似北約的軍事集團，真正靠得住的盟國僅有日本一家。同歐洲比,亞洲是美國全球戰略上比較薄弱的鏈條。因此，籌組亞洲版北約一直是美國心照不宣的戰略夙願和構想。亞洲地區顯著變化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形勢增大了美國籌組亞洲北約的迫切感。近一年來它朝這一方向有所動作，主要是采取了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籌組美、日、澳三邊同盟。鑒於美已分別同日、澳建立了密切的軍事同盟，且三國又都是西方國家，美認為三國結成戰略聯盟有基礎而竭力促成之，並欲以此作為未來“亞洲北約”的核心和前奏。為拚湊三國聯盟，2007年2月，美國副總統切尼專訪日、澳，聲稱“我們三個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這發出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我們已經聯合起來，共同捍衛這個地區的自由和平。”[1] 他直言不諱地道出了美欲以美日澳三國聯盟為主軸支配亞太安全事務的圖謀。在切尼力促下，日澳於2007年3月簽訂了有防務協定性質的《日澳安全聯合宣言》，雙方還啟動了“2+2”安全戰略對話機製。這表明日澳實際上已形成了準安全戰略同盟關係。在此前後，美日澳已建成三國外長的戰略對話機製並就三邊“2+2”戰略安全對話機製和澳加入美日彈道導彈防禦係統達成共識。接著三國就舉行有針對性的大規模聯合軍演。美日澳三國軍事聯盟的雛形已隱見端倪。

第二步是和日本一起致力於在亞太地區組建“民主國家”聯盟，拉攏的重點對象是印度。在美國的倡議和力促下，美、日、澳、印建立了“四國戰略對話機製”，並於2007年5月舉行了首次四國戰略對話。隨後以該四國為主舉行了代號為“馬拉巴爾—07”的大型聯合軍事演習，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多國聯合軍演。

外電認為，美日澳三邊戰略同盟已成雛形和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對話機製的形成，表明美國力促的“亞洲版北約”已初具框架。這種說法雖然言過其實，但上述種種確實表露了美國欲以美日澳為軸心、以亞太地區所謂的“民主國家”為成員，組建北約性質的亞太安全戰略聯盟的企圖，並為啟動這一構想開始采取相關行動。

美國強化亞太軍事安全戰略，主要是為了增強其威懾和恐嚇作用，為其亞太安全主導地位“保駕護航”。在涉及它的重大利益與戰略關切的爭端和熱點問題上，美國不會放棄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手段，但鑒於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以強大軍力為後盾，通過外交手段使問題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解決，仍是美國的首要選擇。


二

美國強化亞太戰略是與其地緣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發展同步展開的。亞太地區形勢與力量格局的深刻演變牽動美國的中樞戰略神經，深度影響美國的整體利害關係。這是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特別突出亞太地區的深刻背景。具體而言，其緣起主要有四點。

其一，亞洲強勁崛起，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中心加速向亞太轉移。
世界地緣戰略的中心一直在歐洲地區，但近年來這一中心逐漸並加速向亞洲移動。這是由下列因素決定的。第一，亞洲作為全球麵積最大、人口最多、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大陸，本身就在世界上占有重大分量。第二，亞洲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和實力增長最快和發展潛力最大的地區。多年來經濟增長為全球之冠的“四小龍”、“四小虎”和世界經濟的主要亮點“金磚四國”中的三國及“VISTA”五國中的三國都集中在亞洲。現在亞洲國家的經濟總量和外貿總額都占世界的1/3，外匯儲備總量更達3萬多億美元，約占世界外匯總量的80%；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超過美國和歐盟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據世界銀行預測，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2%，中國則超過12%，僅中國一家就超過美國。亞太地區實際上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第三，具有世界影響和實力增長最快的大國大多在亞洲地區。除美國自稱是亞太國家外，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俄、印是綜合實力上升最快的大國，中、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印度也是事實上的有核武國家。亞洲傳統大國和非傳統大國的壯大與崛起，大大提升了亞洲在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第四，亞洲國家區域合作與內聚力愈益增強。東盟除自身一體化日益深化並將成立經濟、安全共同體提上日程外，與中、日、韓三國之間的“10+1”和“10+3”對話與合作機製，不斷加強,近年還倡導並啟動了“東亞峰會”機製，為東亞一體化組織的構建作了前期鋪墊。上海合作組織不斷深入發展，其作用和影響不斷提升，並吸引了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伊朗作為觀察員國。這些重要的區域合作機製和組織都是由亞太國家自主聯合推動前進的，而沒有美國染指和參與。

亞洲加速崛起及其在世界戰略格局中地位急升，是當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曆史性事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斷言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已轉移到亞洲；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的題為《2020年前全球趨勢》的報告預言“亞洲世紀‘即將來臨’”。[2]這些說法固然有誇大的成分，但亞洲戰略重要性提升及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加速東移亞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美國加大對亞洲的戰略投入和經營的一個主因。

其二，亞太地區是傳統安全挑戰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匯集交織之區。
集中在亞太地區的朝核和朝鮮半島問題、台海問題、南海島嶼與領水爭端、日本與中韓俄的島嶼與領水爭端以及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等諸多傳統熱點問題都未解決，有的還趨於惡化，潛伏著危機。亞洲還是有核國家和“核門檻”國家最多、核擴散形勢最為嚴重的一個大陸，也是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及國際犯罪、毒品走私極為猖獗之地區。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在亞洲活動和危害最烈。除了中東和南亞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大本營和中心外，東南亞也是國際恐怖主義極其活躍的地區。印尼、菲律賓、泰國都曾頻繁發生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至今這些國家的恐怖勢力仍在伺機蠢動。所有這些使亞太地區安全形勢存在嚴重隱患和危機與衝突的潛在爆發點。在美國看來，這對其盟國和它本身在亞太的戰略利益包括其在這一地區的龐大軍事存在，甚至對其本土都將構成愈益嚴重的威脅和挑戰。

其三，美國視為潛在戰略對手的國家和“異己”國家主要分布在亞洲地區，且其力量和影響不斷擴展。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把防止出現像前蘇聯那樣能與其抗衡及挑戰其獨超霸主地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作為其全球戰略的核心目標。當今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大多集中在亞洲。其中中國和俄羅斯被美國認為是僅次於它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潛力最大的國家,也是被它當作世界上唯有的兩個“異類”大國，因而中、俄被美國視為其全球戰略的主要潛在對手和防範對象。同時，在冷戰思維支配下，美國堅持防共、遏共政策，把社會主義國家視為其西化世界目標的主要障礙而加以打壓。2007年6月12日，布什總統在華盛頓舉行的所謂“共產政權受害者紀念碑”落成儀式上聳人聽聞地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相提並論，攻擊共產主義是以“邪惡與仇恨為基礎”，甚至影射共產主義是“惡魔”。這充分暴露其敵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立場。當今世界上存在著5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除古巴外，其餘4 國都在亞洲。這些國家頂住美國和西方的壓力，堅定既定的國家性質和發展道路，不但沒有被壓垮，反而蒸蒸日上，不斷發展壯大。美國統治集團因而把亞洲作為其遏製“潛在戰略對手”和防共、遏共的主要基地，強化針對亞洲的戰略布局。

其四，亞太地區正逐漸成為美國對外經濟利益的中心。
亞太地區國家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美國連續10 餘年經濟強勁增長，推動雙方不斷強化與密切與對方的經貿關係，不斷加大對對方的貿易和投資力度。現在美國同亞太地區的經貿關係規模和經濟依存度超過美國同歐洲的經貿規模和相互依存度。中國、日本、東盟、韓國和澳大利亞都已成為美國重要的經貿夥伴。雙方貿易關係發展尤為迅猛。現在，美國同亞太國家的貿易額遠遠超過美國同歐盟25 國的貿易額。僅以2006年為例。當年美國同歐盟25 國的貿易總量為5445 億美元，其中美國出口2140 億美元；美國同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總量為8755 億美元，其中美國出口為2570 億美元。[3] 美國對亞太國家的貿易量和出口額比其同歐盟國家的貿易量和出口額都要多得多。中國等亞太國家向美國出口的大量價廉物美商品每年都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上千億美元的開支，為美國減低通膨壓力、維護市場穩定起著關鍵作用。亞太國家還是美國債券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僅中、日兩國購買的美國債券(包括美國國債) 即達近2萬億美元。這對美國彌補巨額財政赤字，保持預算平衡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貢獻很大。

綜上所述，隨著亞太地區地緣戰略地位與日俱升，該地區形勢的發展與走向及美國與其關係狀況，愈益牽動美國的全局與核心利益。這是美國強化亞太戰略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美國調整、加強亞太戰略的根本目的是要以擴大、強化戰略聯盟和軍事存在為依托，在新的形勢下占據亞太戰略製高點，確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掌控，有效地應對新挑戰，擴展其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鑒於它占有全麵力量優勢，有些國家在經濟上、安全上對它有依賴，需要同其加強關係和協調立場，它在推進亞太新戰略上收到一定成效：進一步密切了同日、澳的雙邊同盟關係，並同它們建立了某些帶有三邊聯盟性質的戰略安排；同東盟國家恢複並加強了安全合作，通過聯合反恐和頻繁的聯合軍演，其軍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已重返東南亞；同印度發展了戰略夥伴關係，還促印加入由它主導的“四國戰略對話”機製；同越南、蒙古等冷戰時的敵手也加強了政治、經濟、安全關係；其竭力推動解決的朝核問題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朝鮮的關係有顯著緩和與改善。現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和在亞太安全中的主要作用得到加強。

應該看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是有其戰略和經濟利益的，它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也有一定的客觀和曆史原因，它重視和關注亞太地區及其局勢發展是自然的。但總體來說，美國強化亞太戰略是冷戰思維的產物，違逆時代潮流和亞太國家的根本利益,它欲組建由它當盟主的“亞洲北約”，阻遏“潛在對手”的壯大和崛起，最終建立由它主宰的亞太單極獨霸秩序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這是由下列主要因素決定的。

(一) 亞太地區多極化進程強勁推進並不可逆轉
亞太地區是多數世界性大國和力量中心的會聚所在，是一超和多強力量格局相對均衡之地區。從戰略力量看，中俄都是核大國，印、巴也是事實上的核國家，多強和一超基本保持戰略核力量均勢。從經濟力量看，亞太地區經濟總量占世界的1/3,同美國不相上下，且亞太國家內部貿易迅猛發展,其相互之間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與它們的貿易總量，推動亞太國家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是亞太國家本身，美國的推動作用退居其次。中、印、俄和東盟等大國和力量中心經濟呈持續高速增長之勢頭，而美國由於次貸危機和其他多年積累的問題的綜合影響，經濟增長減速已成定局，且由於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拖累，軟實力與硬實力都受到削弱,亞太地區力量對比明顯朝著有利於多強而不利於一超的方向發展。尤為重要的是亞太大國和力量中心除日本外，都明確主張並致力於推動世界多極化,反對美國竭力構築的世界單極結構。它們都把自己在世界戰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和成為獨立一極定作本國的最高戰略，決不願充當獨超單極格局下的聽命者和小夥計。亞太地區多極化進程的加速和深入發展是美國實施其單極主宰的亞太戰略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二) 確保地區穩定，實現共同發展是亞太國家的主流政策取向，它們普遍擯棄冷戰思維
後冷戰時期，亞太國家普遍進入和平發展的曆史新階段。它們都把發展經濟作為本國國家戰略的中心與第一要務，把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加強睦鄰友好與合作，作為本國外交政策的主軸與基礎。和平、不結盟、不將別國視為自己的戰略對手普遍成為亞太國家的國策。美國基於冷戰思維和霸權主義，在亞太地區推行以針對“潛在戰略對手”為基本目標的結盟與“遏製”戰略，加強軍事部署，勢必造成地區局勢的緊張、動蕩和潛在危機，這是與亞太國家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的。美國強化亞太戰略，對有關國家的安全、主權構成嚴重威脅和挑戰,勢必會引起它們的警覺並做出相應反製。如美國加強包括西北太平洋在內的亞太軍事攻防力量有明顯針對俄羅斯的一麵，俄戰略和技術中心專家魯斯蘭·普霍夫因此認為“俄羅斯的安全威脅不會來自波羅的海和大西洋，而是來自東北亞和東南亞”。[4]為了應對美國的挑戰，俄特組“東方地區司令部”,將部署在遠東的軍隊增加到36.5萬人，計劃將第一艘和第二艘第四代戰略核潛艇—“北風之神”級核潛艘部署在俄太平洋艦隊。其他有關國家為了維護本國安全和主權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本國的防衛力量。很顯然，美國的戰略動作造成地區軍事安全因素重新上升，可能引發地區新的軍備競賽甚至軍事對抗的危險。這是違反亞太地區的發展方向和各國的根本利益的，必將招致普遍抵製。尤其是美國欲組建“亞洲版北約”的圖謀“曲高和寡”，除日本外，得不到地區其他國家的響應與配合，可能要胎死腹中。

(三) 亞太國家普遍實行全方位大國外交，不願靠在美國一棵樹上
亞太國家獨立自主意識強，把維護本國的獨立和主權視為自己最根本的核心利益。為此，它們基本上推行大國平衡外交，即致力於同所有大國發展關係，而不特別倒向某個特定大國，以免受製於人。由於美國占據經濟、軍事強勢，又是遠隔重洋的區外大國，亞太國家大多與其關係比與其他大國關係要密切，且歡迎它駐軍亞太，旨在借重美國力量製衡區內大國，以維護區內力量的均衡及本國的安全和取得經濟實利。即便如此，除極少數美國的盟友外，大多數亞太國家不願與美國關係太密，更不願依附美國，而是對美國的強權政治保持警惕和距離。以東南亞國家為例。它們一方麵加強了同美國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麵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不同美國結盟，也不向美國提供永久性軍事基地。它們既借重美國製衡區內大國，又借重區內大國製衡美國。為此，它們在同美國加強關係的同時，努力同區內大國全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包括同中日韓建立和深化“10+1”、“10+3”對話與合作機製。它們還同俄羅斯加強合作包括軍工合作。除馬來西亞前些年大量購買俄武器外，東盟頭號大國印度尼西亞又於2007年9月與俄簽訂價值10 億美元購買包括俄先進潛艇在內的軍火協議。印尼國際部長尤沃諾·蘇達索諾特地表示他非常高興看到他的國家能在武器裝備方麵“減少對美國的依賴”。[5] 連美國的盟國韓國和澳大利亞也不願在戰略上對美亦步亦趨。如它們不認同美國對華遏製政策，而十分重視同中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還聲明它們不會跟著美國卷入台海衝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亞太地區對中、俄實行“圍堵”政策的企圖是不可能得逞的。

(四) 大國關係本身的製約作用
在多極化和全球化快速推進的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國際安全挑戰因素增多並呈複雜化，任何一國包括美國無法單獨應對，隻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逐漸解決，各國經濟合作不斷密切與深化，相互依存性空前增強，大國關係中對立、對抗與零和競爭因素減弱，和平共存、友好相處、合作共贏意識大為增強。這種關係特征對冷戰思維影響下的美國把某些特定大國當作潛在戰略對手而推行的遏製政策是一大牽製。拿中美關係來說，美國把中國視作主要戰略潛在對手，但許多國際問題尤其是反恐和防擴散問題離不開同中國的合作；特別是中美建交以來經濟關係高速發展，現在相互成為本國的最大經貿夥伴之一，經濟上相互關聯和依存極為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國實際上成為利益共生、榮損與俱的經濟戰略夥伴。因此，發展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接觸、對話、合作愈益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美國對華遏製政策的空間趨於縮小，且越來越行不通。

綜上所述，美國加強亞太戰略在某些方麵有所成效。但其基本目標即在亞太確立霸權，建立由它單極主宰的亞太秩序，既力不從心，又受時代曆史條件的製約，是注定要碰壁的。美國需要亞太，亞太也需要美國。美國隻有轉變冷戰思維，改變尋找並遏製戰略對手的對抗性政策，同廣大亞太國家一起共同致力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合作、發展，才能在亞太地區發揮積極而獨特的重要作用。這也是美國根本利益之所在。

注釋：

[1] 艾倫·博伊德：《美日安全合作活躍》，香港《亞洲時報》在線2007年3月16日。
[2] 賈曉亮：《美國被迫調整亞洲戰略》，《世界新聞報》2006年1月17日。
[3] 見美國商務部2006年統計資料。
[4] 吳傑、郭宣：《俄美軍隊在遠東叫板》，《世界新聞報》2007年11月1日。
[5] 美聯社雅加達2007年9月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