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上的中日關係

十字路口上的中日關係


● 牛軍

當世界進入21世紀的曆史時刻，中日關係正處於曆史的十字路口，即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不穩定、前景模糊的時期，而且幾乎沒有人否認，這個不穩定的時期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

冷戰結束後一個時期裏，人們多少還相信，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日關係在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動蕩，最終會結束。特別是中日雙方有遠見的政治家們曾經付出重大的努力，試圖使中日關係盡快渡過難關，並在新的基礎上獲得鞏固和發展。時至今日，人們看到的是，在持續波動的影響下，中日關係在可遇見的未來，隻會更加艱難。本文力圖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可能造成中日關係長期波動的原因。


（一）曆史中的中日關係。

所謂“曆史中的中日關係”是指中日關係如此之深地陷入曆史問題的影響，曆史問題深刻地影響著雙方對中日關係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中日關係的未來形態。

回顧20世紀的中日關係，中日兩國經曆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從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戰爭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50年裏，中日關係的主要的內容就是日本持續不斷地侵略和中國反抗日本的侵略戰爭。在20世紀裏，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間之長，發動的戰爭規模之大之殘酷，給中國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之嚴重，都是觸目驚心的。當然，日本人民也因日本軍國主義政策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犧牲。

正是因為侵略與反侵略曆史占據了20世紀中日關係百年中的一半時間，而且給中國造成的各種損失特別嚴重，所以中國人民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有理由對日本右翼複活軍國主義的政治訴求高度敏感和警惕，並要求日本各屆領導人在涉及侵略曆史的問題上謹言慎行。中國政府的政策也必然會反映中國公眾的願望和要求。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過程。由於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中日兩國人民在如何對待曆史的問題上，從本質上說應該是共識遠遠超過分歧的。

不幸的是，在20世紀的後50年中，中日關係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冷戰中渡過的。在冷戰大格局的籠罩下，中日關係在戰後繼續處於敵對的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日本繼續同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保持著外交關係，這表明當時的日本政府繼續以中國為敵，從法理上講則是沒有與中國結束戰爭狀態。

在這20多年裏，日本在主從式的美日安保條約的框架下，參與了美國遏製中國的戰略安排，盡管中國當時與日本並沒有什麽嚴重的利害衝突。在中美在中國周邊地區的軍事衝突或對抗--如持續三年的朝鮮戰爭和持續近十年的印度支那戰爭--中，日本均被美國當作戰略基地。可以想象，如果沒有美日軍事同盟作為基礎，美國要在亞洲進行軍事幹預至少也會困難的多。確切地概括冷戰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是很困難的，不過可以肯定這種影響是造成當今中日兩國戰略猜疑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有理由懷疑，冷戰中形成的主從式的美日安全關係，在冷戰後經過重新定義，是否是遏製或企圖遏製中國的繼續。

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結束了兩國的敵對狀態，此後的十幾年裏，中日關係進入了20世紀最好的時期，雙邊關係發展迅速，政治、外交、經貿、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獲得巨大的發展。可能是因為經曆了太多的磨難，也是對兩國對抗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記憶猶新，當時的兩國領導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斷克服各種困難，特別是冷戰結束帶來的衝擊，將中日關係一步步推向前進。如果認真考慮當前中日關係麵臨的困境，理當敬佩他們的遠見和政治勇氣。從90年代中期（大約是95、96年）起，中日關係進入不穩定時期，其表現和原因在此不贅述。

總而言之，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日關係不是友好、健康和穩定的。中日關係像所有的雙邊關係一樣，將會長期受到曆史的影響。問題是20世紀中日關係留下的曆史記憶中，消極因素明顯多於積極因素。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人們可以經過努力來縮小或限製曆史中的消極因素的影響，卻不可能在短時間擺脫那麽沉重的曆史負擔。但是，中日兩國應該而且可以作到的是，盡可能地不要讓曆史問題成為中日關係的核心。


（二）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逆向發展中的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正在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發展方向令人捉摸不定。部分原因是由於東亞地區的發展本身就方向不夠明確，中日關係的不確定正是東亞國際格局不確定的一個反映。

東亞地區在冷戰後一直是國際政治動蕩的焦點，存在著引發衝突的熱點，如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同時這裏又是經濟增長比較迅速的地區，地區內外的投資和貿易熱絡活躍，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相互依存度不斷上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逐步加強。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指出的，東亞地區的發展存在著一個悖論，即地緣政治的分裂與地緣經濟的一體化同時進行。這難免令人困惑。

一方麵是地區安全環境日益複雜，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如美國力圖維持它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並因為擔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時為了證明自己的“不可或缺”而無事生非；再如朝鮮半島局勢陰情不定，台灣海峽風詭雲譎。另一方麵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經濟聯係，相互投資和貿易都在各國的經濟中占據主要位置。同時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貿易也發展迅速，基本上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係同樣在迅速密切起來。

中日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到東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逆向發展的影響。從經濟上看，目前中國和日本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在外國對華投資表列中排行榜首。從未來的發展看，兩國的經濟貿易關係將更加密切，隨之而來的相關領域的合作也會增加。

但是，迅速密切的經濟貿易關係並沒有能夠消除，甚至沒有能夠減少兩國在地緣政治方麵的分歧、猜疑等等。例如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雙方認識有關事務的角度和立場是不一樣的。日本基本上是追隨美國的政策目標，將朝鮮北方視為安全威脅。在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問題上，日本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在重新定義美日安全同盟之後，日本拋出所謂“周邊事態”的說辭，其實是在為與美國共同幹預台海局勢預做準備。其他如導彈防禦問題、“中國威脅論”等等，中日的基本看法也是難以趨同的。

可以預見，隻要東亞地區那種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同時相互逆向發展的局麵沒有根本的改變，中日關係就隻能在這種處境中徘徊。中日關係中經濟貿易合作與地緣安全方麵的分歧同時發展擴大的趨勢，在短時間裏不會有根本變化。雙方經濟貿易關係的發展不可能消除在安全領域不信任的增加，它至多是起一種抑製作用。


（三）東亞多種安全模式並存中的中日關係。

冷戰結束後，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多種安全模式並存。一方麵是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逆向發展形成的困境；另一方麵是同時存在著影響地區安全形勢的三種安全模式或結構。它們分別被稱為：“多極模式”--“尋求多個力量中心相互均衡、相互製約的局麵”；“霸權模式”--一個強國居於核心地位並在它的主導下整合出一套國際秩序和國際規範，從而保障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多邊安全模式”--“最符合全球化內在邏輯要求的國際秩序模式”。

誠如上述，東亞地區多種安全模式並存是不爭的事實，各種安全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並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而且東亞地區目前尚保持著穩定與和平，基本上是因為幾種安全模式相互作用的結果。問題在於，對於各有關國家來說，更依賴、更信賴以及更願意追求哪一種模式。在這方麵，中日兩國既有基本重疊的利益，也有嚴重的分歧。

就中日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國家的發展戰略看，雙方對於多種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麵中，有利益相互重疊的部分。例如，日本將從經濟大國發展成為政治大國，作為自己的重要戰略目標，即使近些年來經濟出現衰退，也沒有放棄這一追求。可以預期，今後日本將以經濟實力為後盾，不斷擴大對東亞事務的影響力。日本的實力地位和它的戰略目標決定了它對“多極模式”不大可能采取根本排斥的立場。從某種意義上說，東亞之所以能夠存在“多極模式”，日本的發展、力量及其選擇的國家戰略本身就是重要的原因。

中國曆來認為，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著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它甚至是主要的發展趨勢。東亞地區當然也不例外，甚至更具備條件，如這裏沒有像歐洲那樣有美國領導的安全組織，沒有單一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大國（包括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在這個地區的力量分布複雜，利益關係糾纏不清，同時還有一些中等強國或中小國家的聯盟，都在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東亞固然缺乏保持長期穩定的單一安全機製，但是也同樣使某個超級強國難以在這裏發號施令。中國由於自己的地位與實力，對於這種狀況至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實際上中日雙方不論維持多極模式的願望是否同樣強烈，至少它們都可以利用這種局麵，維護或追求各自的戰略利益，當然它們實際上也沒有力量去改變它。

中日對於“多邊安全模式”的態度也是一樣的。冷戰結束後，多邊安全機製在東亞地區空前活躍和獲得強勁的發展。中日兩國在參與、促進多邊安全關係的發展方麵，都發揮了積極的和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中日的參與，東亞地區多邊安全機製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當然，如果兩國在建立多邊安全模式的問題上沒有重疊的利益，要它們積極參與也是不可想象的。

顯然，中日的根本分歧是如何對待“霸權模式”。東亞地區的“霸權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國試圖取得對東亞安全事務的主導權，這也是取得這一地區霸權的關鍵，盡管美美國自己聲稱它是為了維護這裏的和平與穩定。可以想象，如果美國不能主導東亞的安全事務，作為一個美洲國家，它在這裏隻能是一個“商人”而已。美國的“霸權模式”有兩個關鍵的要素，其一是美國的軍事存在，其二是與日本的安全同盟。

對於日本來說，冷戰後重新定義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曆史性的機會，因為它最終確定了日本在美國“霸權模式”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40 多年來，日本第一次被美國承認為多少有些平等意味的戰略夥伴。在冷戰期間，日本一直是美國戰略上的附庸，當然它也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安全和經濟上的好處。現在日本是在以往獲益的基礎上，通過重新定義美日安保同盟，進一步實質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盡管日本在心理上對此尚不適應），從而有可能實質性地、極大地提升日本在東亞安全事務中地位。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國的“霸權模式”，爭取與美國共同主導東亞的安全事務，為此它甚至不惜幹擾它同中國的關係。

中國的立場是不言而喻的。曆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得到在東亞的霸權，中國當然不能接受在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接受美國主導東亞地區的安全事務。因為首先，美國是以散布“中國威脅論”，煽動遏製中國情緒，作為謀求其霸權的根據的，它的東亞安全戰略中明顯地包含著遏製中國的成分。其次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所以中國主張在現存的“多極模式”基礎上，逐步過渡到“多邊”安全安排。因此中國必然對美日安全同盟持否定態度，特別是反對這個同盟包含遏製中國的企圖。

一方麵中日對於東亞存在的多極模式予以認可，並對多邊安全模式未來的發展予以支持，因為建立多邊的合作安全安排，才是解決東亞安全問題的出路，這也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另一方麵是兩國在對待“霸權模式”的立場上截然不同，而其分歧的根源又在於深刻的利害衝突。日本是美國“霸權模式”的受益者，因此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而這個“霸權模式”卻包含著對中國的戰略利益的潛在威脅。在東亞複雜的安全環境中，中日在安全事務中必然是合作與衝突並存的。


（四）中美日三邊關係中的中日關係。

冷戰後在東亞逐步形成了一種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競爭與製約的中美日“三邊關係”。現在的問題是，所謂的中美日三邊關係似乎正在走向衰落，或者說越來越不等邊了，因為原本相對平穩的“三邊關係”，正明顯地向美日與中國對立的方向演化，即演化成類似相互對立的兩個勢力的關係。在這個背景下，對中日關係未來的發展，很難作出積極的評價。

正是由於曾經存在過中美日“三邊關係”，可以說在影響中日關係的外部環境中，各種因素中最直接、最敏感也是最關鍵的就是美國的東亞政策。因為在中美日三國的力量對比中，美國無疑是最強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且目前在“三邊關係”中處於最有利的地位。在擺脫了前蘇聯的壓力以後，美國在處理對華關係和對日關係時，均表現出明顯的主動性和攻擊性。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就是防止出現一個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大國，它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地區力量之間縱橫捭闔，搞均勢平衡。它包含兩種意圖：其一是用美國的力量來平衡地區大國的影響，實際上就是平衡中日兩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其二是利用美國的力量和手腕，使中日兩國的力量互相製衡，以阻止兩國中的任何一個支配地區事務。在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是在中日之間搞平衡。現在的趨勢是利用日本製衡中國，因為在美國看來，中國隨著國力蒸蒸日上，正成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必須借助日本遏製中國。這種趨勢在布什執政後變得尤為明顯。

美國在三邊關係中占據有利地位固然是因為其實力超群，但是也應該承認，冷戰後中日兩國的發展變化也起了某種促進作用。一方麵中國國力迅速增強，作為一個地區大國崛起已經勢在必行；另一方麵，日本加快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並開始對地緣政治和地區安全事務展現出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思考和姿態。顯然，中日之間客觀上出現了競爭的態勢，盡管中國正專注於國內經濟建設和體製改革，遠沒有那種與哪一個大國角逐東亞的意圖和興趣。在上述客觀態勢和其他種種原因的影響下，中日之間在戰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明顯增加。美國的均勢戰略得以在東亞落實，恰恰是在於利用了東亞國際形勢中的某些特點。

造成中美日三邊關係日益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美國的政策，但也應該看到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的影響。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不僅不穩定，而且對抗的一麵明顯有所增強，與美日關係相比尤其如此，其原因在此不贅述。重要的是美國的對華政策不論向哪個方向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和帶動日本的對華政策，造成中日關係的波動。當然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日本的政策並不總是被動的，日本是有戰略考慮的。

從戰後日本外交的曆史來看，“親美外交”是從未動搖的國策，日本能夠從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很快成為第二大經濟強國，從外交上看主要得益於它與美國建立了特殊的安全關係，它可以在40多年裏使國防開支低於GDP的1%。這樣的曆史經曆使日本沒有多少理由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現在的問題是，當日本決心成為“政治大國”以後，必定要賦予美日安全關係以新的內容，將美日關係納入日本冷戰後的國家戰略思考之中。

首先，由於曆史的原因，不少國家，尤其是日本的鄰國，對日本擴大其政治和安全方麵的影響心存疑慮，擔心日本會重新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為了減少實施“政治大國”戰略的阻力，托庇於美日安全關係是最有利的選擇，由此可以減少其他國家的懷疑和擔心，特別是減少美國的懷疑和擔心。由於東亞許多國家對美國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賴，故對美日同盟並不感到威脅，當然對托庇於美日同盟之下的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也隨之不那麽懷疑和擔心。正是由於與美國建立了特殊的安全關係，日本內部一些政治勢力相信，日本已經得到美國的許可，可以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政治和軍事作用，即使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也不會遭到美國的抑製。

其次涉及到中日關係的考慮。毫無疑問，不論是從地區的實際情況，還是從美日兩國的主觀認識看，美日關係都重於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日本在處理對華關係時，不可能不受到美日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但是日本也不完全是被動地追隨美國的政策，有些時候和在某些問題上，也在利用中美之間的矛盾。日本國內有些政治力量甚至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惜利用中美不時出的困難局麵。例如參與散布“中國威脅論”，為影響中國的發展而搞“日援政治化”，企圖利用美日同盟幹預台海局勢，等等。總之，對於中美日三邊關係向對立方向演變，日本也是負有責任的。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嚴峻現實，是為了說明中日關係的複雜性。近年來中美日三邊關係中消極因素確實在明顯增長，但三方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競爭與製約的基本特點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冷戰結束後，中美日均將注意力轉向發展經濟，將獲取經濟利益作為國家政策的首要目標，因此中美日都需要並希望亞太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在中美日三邊關係發展過程中，經濟因素明顯上升，安全因素相對下降，經濟成為三國相互關係中的首要因素，這種情況至今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近年來雖然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但三國的經濟依存度也在升高。與此同時，大量非傳統安全的問題也越來越需要三國的合作，才能更有效的解決。

正是由於有了上述變化，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通過兩方結盟來遏製一方，或為了某種狹隘自私的戰略企圖而蓄意尋求對抗，是過時的、不可取的政策。中國希望同美國和日本保持穩定健康的關係，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國和日本的利益。反之，中美日三方都不可能從對抗中獲益。那種以為美日結盟就可以共同主宰亞太安全事務的想法，是十足的夢想，盡管沒有人否認美日同盟確實很重要。


結論

本文著重於分析影響中日關係的外部因素，並通過分析這些外部因素，進一步描述未來一個時期中日關係發展可能出現的特點，即由於受到外部環境的製約，很難想象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日關係會有長足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製約固然重要，但冷戰後中日外交的共同特點是“內向化”，即在製訂主要對外政策時更多地是考慮國內政治的需要。實際上中日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的內在動力仍然是相當強勁的，重要的是需要有戰略上的遠見、共識和勇氣，這對於引導中日關係擺脫困境，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