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易木其人其事
作者：劉達希
一、題外話
2003年，我在個人主頁上發表了“讀《初戀的回聲》及其他 ”一文。不料引起了很多網友的注意，先後被熱心人在網上的多個論壇上轉載。著名作家張守仁、魏心宏大約也看了我的文章，因為在他們追憶餘易木的文章中提到了我寫的感想一事。
回憶2003年我上網用遍各種搜索引擎，查找“餘易木”或“初戀的回聲”的時候，最多隻能找到兩、三條與餘易木相關的信息，小說更無蹤影。時隔三年，今天你隻用“百度”搜一下“餘易木”，瞬間會找到190多篇的內容。有不少讀過《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的網友，談了當年讀它的感動。特別讓我感慨的是一位署名“踏劍傲穹”的網友，居然一個字一個字的敲打出了近七萬字的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今年初將它放在網上供大家分享。雖然“踏劍傲穹”的打印稿有數百處的錯誤（包括標點符號在內），但他對餘易木作品的喜愛之情也在辛苦的打字中充分表現出來了。還有網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198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初戀的回聲》，以及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春雪》的書籍封麵照片放在網上。這說明，在互聯網時代餘易木回來了，餘易木複活了！
去年，一位蘭州的現役軍官在我的主頁上讀了我的文章，專門打長途電話給我，說他非常想看小說原文，希望我能複印一份《初戀的回聲》給他，可惜當時我手中的複印件質量太差，不能再複印，未能滿足他的願望。這件事一直折磨著我。
今年，我決心找到《春雪》和《初戀的回聲》。我跑遍了區、市、省三級圖書館，都因年代太遠無法找到20多年前的《十月》雜誌了。最後，終於在四川大學的過刊室裏找到了1980年3期和1981年2期《十月》，紙張已經泛黃，幾乎每頁都布滿黴點；同時還從川大圖書館找到了2003年、2004年《青海湖》雜誌刊登的餘易木遺作《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長篇節選）和《荒謬的故事》（長篇節選）。為了收集餘易木的作品，我用了半天功夫製作了一副雜誌專用拍攝夾，花3400元買了一架三星α7數碼相機，前後四次跑川大，耗時整整一天半時間將他的四篇作品全部拍了回來，之後，又花一周時間用Photoshop修複了照片上的黃斑和黴點。
為了收集餘易木的生平資料，我用網上付費的方式，從超星數字圖書館下載了張守仁著的《文壇風景·我與當代作家》（2002年中國工人出版社）一書中的文章“逆境中的堅守——悼餘易木”，以及匯款到西安《美文》雜誌社，郵購了2005年第4期（上半月刊），其中有張守仁撰寫的“文壇英才餘易木”一文，還收集了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魏心宏在網上跟帖談他所知道的餘易木文章。
遺憾的是，據《青海湖》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餘易木還發表了一篇小說《也在懸崖上》，我反複在網上搜索始終未找到這篇作品在什麽雜誌上發表過，張守仁先生的兩篇文章中也未提及這部作品。
在網上，有讀者對小說中的主人翁周冰、梅雁、楊芸之間的故事有不同的看法。從跟帖中分析，他們是以今天的目光和觀念來看待過去的事情的。我想說，一個人的命運、行為是很難擺脫當時的環境和政治背景的，在某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一定會發生一些非正常的、扭曲的事件，甚至在今天看來是荒謬的故事。當人們不理解過去，是缺乏了解或經曆，正如一個大人給小孩講從前我們連飯都吃不飽，小孩認真地說，可以吃巧克力呀！我的前文曾經講過：“《初戀的回聲》如此老道細致地描寫“共和國困難時期”的場境，我作為親曆者有切膚之感，讀來真切可信，人與人的情感關係也非常符合當時人們的現實，我堅信讓現在60—70歲的知識分子讀這篇小說肯定是比我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了解了餘易木，可能有助於今天的人，真正理解《初戀的回聲》。
為了讓更多的讀者對餘易木有所了解，我特將著名作家張守仁、魏心宏講述的關於餘易木的有關情況整理出來，用“餘易木其人其事”為題，記述如下，並以此紀念這位在中國現代文壇上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曠世英才。
二、餘易木其人其事
餘易木是筆名，他本名徐福堂。
餘易木1937年生於上海一個富商之家。
解放初，他在上海國立高等機械技術學校學習鍋爐專業畢業，後被派到大連俄專進修俄文，又在北京清華大學（還需考證）機械係進修，學業完成後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當翻譯。1957年徐福堂因對留蘇學生派送辦法有所微詞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歲。當了右派後立即被發配到青海省物資機械修造廠勞動改造（當時簡稱“勞改”——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當年聽到“勞改”一詞的恐怖）。
他在荒涼的邊陲之地勞改期間，修過馬路，造過房子，挖過菜窖，打過機井，拉過板車，開過荒地；“自然災害”時期，他用稀糊糊和爛土豆填過肚子。苦役、饑餓、鬱悒、超負荷的勞動，過早地損害了他的健康。
“文革”中，餘易木與另外兩名右派一道，被打成青海省物資局的“三家村”，“蘇修特務”，所在單位的造反派，對他拳打腳踢，強製著給他剃了陰陽頭，把他拉到大街上遊行示眾，關“牛棚”，並查抄了他的宿舍，焚燒了他心愛的書籍。當人的尊嚴受到極大侮辱之後，他對這個世界已不再留戀，為此，餘易木曾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未遂。七十年代末，《小說界》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魏心宏去青海組稿，魏曾應邀去餘易木家吃過一次飯，鍋碗以及油鹽都是餘易木向鄰居借的。他住的房子是那樣慘，低矮不說，還非常殘破，屋子裏光線昏暗，他的床單幾乎就和在煤灰裏滾過一樣髒。當時餘易木依然獨身一人，已經到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境地，人的樣子，絲毫不誇張地說，就如同鬼一般可怕。他頭發很長，人很瘦，很高，幾乎淪落成類似乞丐的人了。而且就在他們吃了飯之後一會兒，那所房子就塌了。
“文革”後，即1980年春天，也是發配到青海勞改的右派——美術家王複羊平反後，從青海西寧把餘易木在六十年代初期寫的短篇小說《春雪》帶到首都，交給作家從維熙，再由從維熙把它交到《十月》雜誌編輯張守仁手中。張守仁尊重作者的意願，發表時未改動原稿中的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將《春雪》發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春雪》發表半年之後，餘易木從西寧給張守仁寄來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完成的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張看完此稿，立即又一字不改地編發於《十月》1981年第2期。
短篇小說《春雪》、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發表之後，餘易木的名字在青海和全國文學界震響。當時有不少青海省內外女性讀者，看了作品，心靈受到強烈震蕩，懷著崇拜心理，紛紛寫情書給作者，願許終身。餘易木一一婉辭。其中有一位來自龍羊峽、年輕漂亮、酷愛文學的姑娘，執著追求，鍥而不舍，終於與餘易木建立了一種超越讀者和作者關係的戀情，最後結為伉儷。英美有些名牌大學將他的小說作為東亞係研究生的教材……
就憑一個短篇、一個中篇，餘易木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並榮任了1984年青海省國慶三十五周年優秀文學作品獎的評委。當時青海省文聯決定調餘易木當專業作家，他怕寫遵命文學，失去寫作的自由，堅辭不肯，仍在工廠供職。
幾十年來，餘易木一直承受過重的勞役、過多的磨難、經常以饅頭、方便麵充饑積累下嚴重的傷病，加之抽劣質煙過多，1998年初，他因肺部感染引發心髒病，住進醫院時已經形銷骨立、羸弱不堪，最後“心肺衰竭”於1998年8月18日下午6時30分過早地走了，年僅61歲。如果他能活今天（2006年）也才是69歲。
去世後友人們前往他住處幫助整理遺物，發覺他家中清貧如洗，家具破舊，連像點樣子的替換衣服都找不到，隻得臨時派人到街上買了一套“老衣”，給他洗淨了身子穿上。餘易木一生悲苦，兩袖清風。
餘易木精通法語、德語、英語、俄語。
解放前他在上海，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習英語。他像個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能看英文文學名著。法語，餘易木是從小自學的，解放後又向一位因有所謂曆史問題而不受重用的法語專家苦學了兩年，終於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俄語是他的強項，他在大連俄專學習期間，就能閱讀俄文版普希金的詩和托爾斯泰的小說，《歐根·奧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獵人筆記》等經典作品，他隻看原著，不看譯文。
上海作協主席、主編過《中國大百科年鑒》的詩人兼學者羅洛先生的譯著《法國現代詩選》，部分譯文曾請餘易木校閱；《十月》雜誌原副總編輯、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終審評委、著名散文家、翻譯家、編輯家張守仁先生（現年73歲）曾說，我與上海同鄉餘易木交談起來，會突然發覺我的外語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汗顏之感。
餘易木在西寧曾看到北京某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巴馬修道院》的譯本，細讀之下，發覺譯文不符合他早年讀過的法文原著的風格，便托青海省圖書館一位好友，從北京圖書館裏借調出法文原著寄到西寧，他翻譯了書中關於滑鐵盧戰役的精彩篇章，給一位原在上海工作、50年代被貶到青海、精通法語的著名天主教神父看。那位能用法語思維、寫作的神父，對照了原文和兩個譯本，對餘的翻譯擊節讚賞，認為隻有如此翻譯，才比較符合原作的神韻。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餘易木在青海的兩位右派朋友背著人潛心研究，寫出了一篇當時處於領先水平、關於“裂極式三相同步交流電動機”的學術論文。他們因國內刊物不發右派文章而苦惱不堪，餘易木便自告奮勇，把它譯成了俄文，將譯稿寄往莫斯科，投給蘇聯科學院主辦的權威刊物《злектричество》（《電》）。該刊主編 Волбаек（伏爾傑克）審閱之後，欣然回函，表示同意發表。隻因隨後中蘇關係破裂，該論文才未能刊出。“文革”結束後，精通俄文的翻譯家張守仁先生看完這篇長達18頁，用詞精確、邏輯嚴密的科技譯文，既佩服又驚歎，稱餘易木的俄語修養，無論是文藝方麵或科技方麵，都達到了庸常之輩如我者難以企及的程度。
餘易木少年時代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學的熏陶。他一生迷醉於法蘭西文學，他幾乎熟悉全部的法國作家，不論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他喜歡大仲馬，喜歡司湯達。他認為像《紅樓夢》、《史記》、《雷雨》、《故鄉》、《戰爭與和平》、《巴黎聖母院》、莎士比亞悲劇、《藍色多瑙河》等經典作品才能稱得上不朽，它們經得起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曆史長河的篩洗。凡是與餘易木接觸過的作家，都認為他的文學功底十分豐厚、知識非常淵博，是個眼光不俗的人。
餘易木筆名的由來：在西寧，他有兩個好友：一個是畢業於廈門大學電機係的楊遜，一個是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專業的林哲民。這兩位高材生也是被劃為右派後貶謫到青海的。他們三人惺惺相惜，患難中互幫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還被打成青海省物資局的“三家村”，不許他們串聯，但三人打著暗號仍有秘密往來。徐福堂用“餘易木”這個筆名，就是由“徐”、“楊”、“林”三個姓氏中的右偏旁組成的。
餘易木同時也是一流的高級工程師，從理論到實踐，都表現出眾。當楊遜、林哲民兩位名牌大學高才生遇到了圓錐齒輪公法線長度不好算的難題請教他時，他的腦子像電腦似的好使，立即建議他們參考捷克人計算時使用過的公式。他們得到了啟發，根據齧合原理，推導出精確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結果。和餘易木共事三十多年的廠長趙伯勳說：“機械製造中常用的公差與配合表，數據異常龐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來。談到工程技術方麵的數據，一旦誰說錯了，他立即給予糾正。”為了推出一個新產品鋼模板，趙廠長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馬看花參觀了一下，徐福堂就胸有成竹，回西寧後很快試製成功，使工廠很快扭虧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貧，即使外單位用高薪聘請他，他也不願另攀高枝，說：“正是修造廠最需要我的時候，我走了，那就不仗義了。”
餘易木還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預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資局局長關在同一個“牛棚”裏。局長感到前途渺茫，消極悲觀。餘易木就安慰他：“將來大部分幹部總是要解放出來工作的，而且據我判斷，你會比我早幾年走出‘牛棚’。”後來運動的進程，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
“文革”中正當江青紅得發紫、飛揚跋扈、挾天子以令諸侯之際，餘易木對知己的人預言說“這個張狂的女人將有最悲慘的下場”。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鄧小平被批成“中國的納吉”下台，他堅信鄧小平還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為中國人民做事的機會，時間不會太久，勸朋友們耐心等待。他的預言，果然被其後的曆史一一應驗。餘易木洞察曆史，聰慧過人。他在西寧的朋友，對此莫不佩服。
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終審評委張守仁先生於2005年，悼念餘易木逝世六周年時撰文，張老以文學界少有的嚴肅和憤激寫道：“餘易木在階級鬥爭劍拔弩張的歲月，漠視權貴、嘔心瀝血寫出的這兩部作品（注：《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由於其藝術質量峰值之高，不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國中無人能與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時期繁榮以來眾多獲獎的中、短篇小說中也毫不遜色，且仍能顯示出它們卓異的光彩。可是當代評論家們、文學史家們從不對餘易木的作品議論幾句，或記上一筆，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這是有意的繞過呢，還是無意的疏漏？這是否反映了當代文學評論家們研究的視野因忙於熱門話題而過分狹窄呢，還是因為缺乏獨立識見而產生的跟風、從眾心理在作祟呢？筆者孤陋寡聞，在此就教於方家。”
張老在文中評價餘易木及其作品，“在思想異常禁錮的時期，當絕大多數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們夾緊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時候，易木兄還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堅持自己的藝術觀，酣暢淋漓地描寫苦難、悲戚的愛情小說，哀歎真、善、美的毀滅。其稀罕程度，猶如在冰天雪地、朔風凜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隻黃鶯兒鳴唱起了淒美、多情的歌。真可謂大音希聲!因此，《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的重要性，難道不是和上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文學中愛倫堡的《解凍》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和意義嗎？”
餘易木逝世後，青海省文聯副主席陳士濂擬了一副挽聯“難忘《春雪》霏霏怎奈斯人獨憔悴，猶聞《回聲》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橫批“美文長存”，由青海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林惜醇書寫後掛在靈堂上祭奠。那天到靈堂吊唁的有機械修造廠的幹部，省作協的代表，還有零零星星幾位文友。餘易木遺體於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臨終前的遺囑：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隻有逝者生前幾位好友、廠裏幾個同事和他唯一的女兒徐吟為他肅穆送行。據說餘易木留下了在“文革”中寫成的兩部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遺稿，至今尚未麵世。
2004年底，餘易木生前好友邢孔榮先生將他的骨灰盒從西寧遷回到他的故鄉上海。按照江南民間冬至下葬的習俗，安放於市郊嘉定長安公墓祥24B區第11排第6號墓穴。在墓碑上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個字，一代英才長眠於此。
劉達希 2006年5月30日深夜 整理於成都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yuyimu_2.htm
網上對作者情況的簡介：
作者：魏心宏 回複日期：2006-3-2 11:09:31
在網上看到有人評論餘易木的作品，讓我感到十分驚喜。餘易木我認識。我最早認識他，是我到青海去組稿，由青海作家協會的同誌介紹給我認識的。我那時候已經看過餘易木在《十月》上發表的小說《初戀的回聲》，對那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隻是不知道這個作者是哪裏的。我已經不記得我第一次去青海是哪一年了，應該是七十年代末期。我那次去是因為青海還有一位作家海風寫了一部曆史小說，我需要去和作家交換修改稿子的意見。到了青海我才知道海風原來是一個右派，和我還是北大的校友。打成右派之前是在中宣部文藝局工作。而他被打成右派之後就被發配到青海，在度盡劫波之後，他那時候已經被調到青海西寧市的一所中學人曆史教師，情況已經是他成為右派之後最好的了。我到達青海的消息，對海風來說，無疑是一個喜訊。我之後就和海風關在屋子裏談了好幾天的意見，海風把我的意見詳細記錄之後，就等我回上海之後他就開始投入修改。
有一天我從海風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寧賓館的時候，在賓館的大門口看到一個類似乞丐的人半躺在賓館的門口，賓館的服務員告訴我說那人是找我的。我很驚訝我並不認識他，可他開口就說：我叫餘易木。他說這幾個詞的時候，並且是用上海話說的，這讓我大感意外。我就是這樣認識餘易木的。
後來我了解到，餘易木，上海人，年輕時代曾經在大連外國語學院讀書，精通法語，英語也會一點。年輕的時候，因為讚賞胡風的觀點而被打成了右派學生，就在學校期間，被無情地通知，讓他到青海去。餘易木並不知道青海是怎麽回事，就帶著自己唯一的寶貝，一部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原版小說《紅與黑》上路了。等他到了青海才知道，他是被發配來了，當時青海的條件差到什麽程度，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即使在我很多年後的八十年代初期，青海西寧的條件依然是很差的。餘易木到了青海之後，幾乎什麽苦差使都幹過，最後好像是在一家農業機具修理廠工作。餘易木一直沒有結婚，獨身一人，生活以混為主，吃飯也是有了上頓沒下頓，人的樣子，絲毫也不誇張地說，就如同鬼一般可怕。頭發很長，很瘦，很高，但說話聲音洪亮，動作誇張，喜歡表現自己，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很不善於偽裝自己，當了幾十年的右派還是沒有改造過來。也正因為如此，青海當地的很多人似乎還是都有點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顯得與人格格不入。
看到我是上海來的，尤其是我們之間可以用上海話來交談，讓餘易木一下子就對我解除了戒心。我問他吃飯了沒有，他說沒有。我立即帶他到了餐廳，要了很多飯菜，餘易木一見飯菜，頓時胃口大開，他告訴我他已經好久沒吃飯了。他也根本顧不上和我客套了，就立即開始狼吞虎咽起來。一會工夫，一桌飯菜被他狼吞虎咽下去，我看著他那酒飽飯足的樣子，想象他平時的生活，我覺得這對我來說，簡直就太無法理解甚至想象了。餘易木後來和我說了他的生活以及寫作《初戀的回聲》的經過，大致是，他年輕的時候，曾經經曆過一次可以說幾乎就沒什麽經過的戀愛，那個故事當中的女性給他持久的印象，甚至可以說給了他即使在那樣艱苦和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況下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希望。我看餘易木這個樣子，幹脆就把他請到我的房間，讓他趕緊把那稀髒的衣服脫下來，洗個熱水澡，我找了件我自己的襯衣讓他換上，唯一沒有做的就是我很想帶他去理發店理個發，但是，他執意不肯，他說，浪費那個時間幹什麽，還不如我們好好談談文學。
之後，餘易木就和我大談起他所熱愛的法國文學。他幾乎熟悉全部的法國作家，不論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他對巴爾紮克評價並不高，但他喜歡大仲馬，喜歡司湯達。我聽得出來，他的文學底子很好也是個眼光不俗的人。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多，後來一直到我留他在賓館住，他才慌忙說影響我了，才告辭。
過了幾天，餘易木跑來找我，非要我到他家去吃一次飯。我說不用了，但是他非堅持。我隻好去了。我沒有想到他住的房子會是那樣慘，低矮不說，還非常殘破，屋子裏光線昏暗，他睡覺的床上床單幾乎就和在煤灰裏滾過一樣髒。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還有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們就在那張小桌子上吃飯。所謂吃飯，其實就是他燒的一隻雞，所有的鍋碗以及油鹽都是向鄰居借的，一個大鍋子裏，一隻雞。那頓飯，讓我吃著心裏也難過。和我同去的青海作家協會的幾個朋友都說，你怎麽這樣生活呢？餘易木兩手一攤，這麽生活，怎麽了？似乎還有點嫌人家大驚小怪的意思。
就在我們吃了飯之後一會，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協的同誌都說，好險啊！
相隔十年之後，我再次去青海，我聽說餘易木已經結婚了。我感到很意外，他那樣的身體還能結婚。於是我立即前往他家。餘易木那是後看上去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人稍微精神了一點，起碼衣冠要整齊了不少。他的妻子是無錫人，在青銅峽水電站做廣播站的播音員，是餘易木小說的崇拜者，因為看了他的小說，便愛上了他，之後，經人撮合，兩人結婚了。還生了個孩子，女孩。我看到餘易木能那樣幸福地生活，我真為他高興。那次見麵，我們是匆匆忙忙，沒多說什麽。
餘易木告訴我說，在上海 他已經沒什麽親人了，所以現在也不想回去了，既然一輩子都在青海，那就青海吧。這話讓我聽了很難過。
再過了很多年，我聽青海的朋友說，餘易木去世了。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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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英才餘易木
一
一轉眼,易木兄走了六年多了。帶走了身前的淒涼,身後的蕭索。隻留下《十月》發表的《春雪》和《初戀的回聲》,還有一百多萬字沒有跟讀者見麵的文稿。
一生悲苦,兩袖清風。
今年一月中旬,餘易木生前好友邢孔榮先生來信告訴我,他已將餘易木骨灰盒從西寧遷回到他的故鄉上海。按照江南民間冬至下葬的習俗,安放於市郊嘉定長安公墓祥24B區第11排第6號墓穴。餘易木是筆名,他本名徐福堂,故在墓碑上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個字。
上海是餘易木接受啟蒙教育的桑梓之地。這個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最早從事現代出版事業、最早翻譯和傳播《聖經》和《共產黨宣言》的東方大都會,像他生前熱愛的法國巴黎那樣,近代、現當代史上曾經湧現過、工作過眾多文化巨人、大作家、大藝術家;像紐約之於美國那樣,一百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華夏先進生產力和現代文明的發祥地。像餘易木這樣的英才,隻能誕生在上海。在這長江匯入浩蕩東海的處所,應該是他那終於獲得自由的靈魂最理想的安息之地。
我作為後死者,不禁想起亡友在《初戀的回聲》最後部分寫到的那個情節——當男主人公周冰把他初戀情人梅雁的靈柩遷移到上海虹橋公墓後在她新碑上銘刻的那兩行痛惜的文字:
“我將去你那兒,
你卻不再回來……”
二
我這輩子從事編輯、寫作、翻譯工作已近50年,結識了數百位作家,但像餘易木那樣天賦那麽高、文學功底那麽厚、知識那麽淵博、精通那麽多外語、經曆那麽坎坷,卻在逆境中不迎合權力,堅持真理、堅信未來、堅守藝術良知,始終保持一種高潔孤傲品格的人,實在罕見。
餘易木生於上海富商之家,從小就得到良好的家教,少年時代閱讀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學的熏陶。解放初,他在上海國立高等機械技術學校學習鍋爐專業,以優異成績畢業後派到大連俄專進修俄文。他很快就能閱讀俄文版普希金的詩和托爾斯泰的小說。不久分配到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當翻譯,業務水平被眾人稱道。1957年徐福堂因對留蘇學生派送辦法有所微詞而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歲,就被發配到青海勞動。他在人煙稀少的邊陲之地開過荒,挖過野菜,打過機井,拉過板車,用稀糊糊和爛土豆填過肚子。苦役、饑餓、鬱悒,過早地損害了他的健康。不再“文革”初,餘易木所在的青海省物資機械修造廠造反派,對他拳打腳踢,強製著給他剃了陰陽頭,把他拉至吠街上遊行示眾。那天他回到家裏,見室內一片狼藉:衣箱被翻倒,他心愛的中外文書籍被焚燒,小房間裏彌漫著煙火。他想不通,自己為何淪落到如此地步!當人的尊嚴受到極大侮辱之後,他對這個世界已不再留戀,決定離開它。他撲滅了燒書的火焰,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躺到床上。他內心很平靜,想起了法國作家紀德小說中最後一句話:“這件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簡單。”他回憶自己原本很有抱負的一生,覺得活得實在窩囊。耳鳴漸響,頭開始暈起來,意識漸漸模糊了。最後一個念頭從他腦子裏閃過:“我寫的一些文學作品在好友間傳閱,將來人們也許會想起我……”漸漸地,他失去意識,昏過去了。半夜,他突然嘔吐起來,吐藥片碎末,吐苦水和血水。他感到腳漸漸冰涼,冷上去,冷上去,冷過了膝蓋,冷過了胸部,他失去了知覺,又昏了過去。昏迷了24小時,他又醒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有點痛。帶血的狂口區使他從死亡邊緣又回到了人間……
三
在這之前4年,即三年困難時期剛過的1962年8月,也就是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那個1962年8月,餘易木竟寫了一篇淒美的愛情小說《春雪》。字裏行間透露出哀怨、痛苦和對“陽謀”的不滿。當時他是寫給自己看的,秘不示人。這樣的“大毒草”隻能埋在地下,讓它慢慢爛掉。《春雪》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突然出現的政治形勢下,已不再相戀,因為他們之間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淵——它的名字是:1957。
1957年之夏,男主人公被錯劃為右派後,此前親密的女友就和他分手了。分手了,但各自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痛。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分手5年後又邂逅。在春雪紛飛的夜晚,這兩個從前的戀人之間在路上爆發出一場撕裂心肺的對話——
“難道……難道你直至今天,依舊不能原諒我嗎?”
“原諒?你又何必需要我原諒?在這現實主義的時代,誰不應該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呢?”
“你沒有理由說這樣的話!沒有理由!你不知道我為你流了多少眼淚!你不知道我為你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不知道我為你忍受了多少內心的折磨!你不知道我為我們的愛情做了多少犧牲!你不知道,在你離開北京那天,我站在車站外麵,從清晨一直站到深夜,人家都以為我是一個瘋子!”
“你根本就不願意讓我知道!你甚至不願意聽我說一句解釋的話!當你這樣冷酷無情地對待我的時候,你想到了我們的愛情沒有?你想到了我的眼淚、我的痛苦、我的不幸、我的悲哀沒有?我問你,你想到了沒有?犧牲?——笑話!你還談什麽犧牲!你犧牲的不是別的東西,正是我的生命——我不幸的愛情!”
“你不相信!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真誠,你不相信我真誠地認為考驗的時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誠地認為為革命犧牲愛情的時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誠地認為你對人民犯了罪,盡管你是我最親的親人!你不相信我真誠地認為沒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純潔的愛情,盡管世界上未必有人會像我愛你一樣去愛一個人!……現在,我自己也不會相信這種事情了。但是,當時,當時我是那麽的年輕,幼稚……當時我根本不懂得,在這時興著真理的時代裏,更多的卻依然是謊言!”
一陣憤懣、埋怨之後,他們的情緒平息下來。
男主人公說:“原諒我,我的朋友,假如我使你痛苦的話,我們都是不幸的人。”
女主人公說:“因為我們太真誠。”
男的說:“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話,我想,我應該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
女的說:“都怪我不好,我傷透了你的心。”
他們身邊的雪,越下越大了。破鏡已經難圓。女主角輕輕擁抱了他一下,轉身離開,和他永別……
餘易木即使在那樣的歲月,仍然相信未來,所以在小說前麵的引言中,他特別醒目地寫下了雪萊的那句名言:“冬天來了,春日怎能遙遠?”正如詩人郭路生同樣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那首《相信未來》的詩歌那樣: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四
當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曆史有了轉折之後,這篇地下小說才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出地麵。打成“右派”後發配西寧、改正後回京工作的美術家王複羊把《春雪》帶到首都,交給作家從維熙,再由從維熙把它交到我手中時,已是1980年春天了。我看後眼睛一亮,建議立即發稿,安排這篇《春雪》發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我們尊重作者的意願,發表時決不改動原稿中的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並在文末署上“1962.8.西寧”的寫作日期和地點,以完全保持文本的原貌。作者在小說中引用了一首葉賽寧的小詩:“HeBepHyrb MHe Ty HopkyпpoXлaдyю,/He BиAaTbMHe Moapyги CBOeй,/He cлыxaTb Ty NecHю oTpaд-ayю,/чTO pacпeBaл B coлoвeй……”我擔心多數讀者看不懂,征得作者同意,才在附注中加上我的譯文:“回不來了,我那涼爽的夜晚,/見不到我那親密的女伴,/聽不到那歡樂的歌:/夜鶯在花園裏婉轉鳴唱……”
人們知道,1978年8月,盧新華的《傷痕》從上海複旦大學校園牆報上挪到《文匯報》發表之後,作者一舉成名,小說獲了獎,並在全國掀起了“傷痕文學”的大潮。從此這個短篇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占了一個繞不過去的位置。殊不知遠在《傷痕》寫作之前16年,餘易木就在偏僻的西寧寫出了比《傷痕》在思想上更深刻、藝術上更精湛、情感上更激蕩人心的《春雪》。如果說盧新華的《傷痕》,寫的是張春橋之流在“文革”中誣認主人公王曉華的母親為叛徒從而拆散了一對母女,以致在曉華心上烙下了傷痕的話;那麽餘易木的《春雪》,描繪的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切斷了一對戀人之間親密的關係,從而在他們靈魂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世上有一種傷痛是永難痊愈的,那就是愛的傷痛。
《春雪》從發表至今已有25年了。我籲請當代評論家們再讀一遍《傷痕》和《春雪》,仔細比較一下,是否如我認為的那樣,《傷痕》寫得比較直白、淺顯,而《春雪》的境界則更深邃、藝術更雋永,語言更有韻味?
五
《春雪》發表半年之後,餘易木從西寧給我寄來了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該小說寫於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其時階級鬥爭之弦繃得錚錚作響,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康生唆使下,報刊上開始對《劉子丹》、《李慧娘》、《紅河激浪》、《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小說、戲劇、電影展開了排山倒海、蠻橫無理的大批判。眾多文藝單位先後傳達兩個關於文藝問題的最高批示:“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於1964年12月開始,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餘易木在眾多作家套著意識形態緊箍咒、噤若寒蟬之際,竟大膽描寫了周冰、梅雁、楊芸三個知識分子美好心靈的壓抑以及他們苦難人生的曆程。其情節之跌宕,感情之濃醇,相濡以沫中的心心感應,生離死別時的暗泣吞聲,讀來催人淚下,悲傷難抑。我看完此稿,立即把它一字不改地編發於《十月》1981年第2期。文末仍署上寫作的時間和地點“1963.4.西寧——1965.4.上海”,以珍視文本的原貌。
熟悉新時期文學的人士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幾部名震全國且都獲獎的中篇小說如我的摯友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賢亮的《綠化樹》、從維熙的《遠去的白帆》都寫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饉。張一弓筆下那個鋼鐵漢子李銅鍾率領饑餓線上掙紮的農民兄弟冒著生命危險開倉賑災的情節,張賢亮筆下那個餓得皮包骨頭的章永璘在稗子充饑的年代得到馬纓花送給他一個白麵饅頭時流下的感動的淚滴,從維熙《遠去的白帆》裏瘦高如長腳鷺鷥的主人公黃鼎餓得眼冒金星時伸手抓住燈光下的螻蛄往嘴裏填塞的場麵,都是令人難忘、刻骨銘心的經典細節。比這幾位著名作家早寫十五年、近二十年的《初戀的回聲》裏,當男主人公周冰在青海湖邊剛察墾荒地上,餓得渾身浮腫的時候,女主人公梅雁送給他四兩糧票,讓他買點土豆充饑。在糧食等於生命的日子裏贈送四兩糧票,那是何等的慷慨。梅雁和周冰之間由憐憫而同情、由同情而相知、由相知到相愛了。梅雁勸周冰別過分不修邊幅、落拓不羈,給他買牙刷、牙膏,希望他堅持刷牙;給他買梳子,叫他梳理頭發;給他織絨線衫、買食品,疼愛他身體、保護他在西寧的冬天免受饑寒之苦……經過幾十天相處,他們如膠似漆,成了貼心的知己。但梅雁是有夫之婦,盡管周冰深愛著她,感激她給予他的溫暖和柔情,但毅然地、理智地叫她回到內地自己丈夫身邊去。他們依依不舍地別離了,別離在他們相識的地方。梅雁回到並不關心她的丈夫那兒,因為意外事故,永遠告別了周冰,告別了這個世界……
《初戀的回聲》發表之後,讀者反應異常強烈。北京有一位教音樂的女教師,向編輯部詢問餘易木的地址,以便向他傾訴她的感動之情。因我當時在外地出差,她也就不能和作者立即聯係上,以致一夜無眠,垂淚不止。成都有一位住院的患者,在醫院裏用了整整三天時間,反複閱讀。他認為《初戀的回聲》是他一生看到過的最好的小說。他曾經想當作家,讀了這部作品之後,覺得自己畢其一生心血都很難寫出接近、更別說超越這部小說的水平,便主動放棄了寫作的念頭。他被餘易木藝術上的嫻熟、設計懸念的精巧、駕馭文字的功夫、刻畫人物的細致以及體現在人際關係之間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征服。當時有不少青海省內外女性讀者,看了作品,心靈受到強烈震蕩,懷著崇拜心理,紛紛寫情書給作者,願許終身。餘易木一一婉辭。其中有一位來自龍羊峽、年輕漂亮、酷愛文學的姑娘,執著追求,鍥而不舍,終於與易木兄建立了一種超越讀者和作者關係的戀情,最後結為伉儷。
北京的作家們、編輯同行們遇到我,好奇地探問:“這匹馳上文壇的‘黑駿馬’來自何方?你們是怎樣發現他的呢?”京都名家眾口一詞,對他高度讚賞。盡管隻發表了一個短篇、一個中篇,他就加入了青海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並榮任了1984年青海省國慶三十五周年優秀文學作品獎的評委。當時青海省文聯決定調餘易木當專業作家,他堅辭不肯,認為一旦成為作協體製內的人,寫遵命文學,就不自由了。
中國西部高原青海,除名詩人昌耀之外,又升起了一顆更亮的文學之星。它的光芒不僅燭照著青海,也燭照著大江南北。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優秀短篇小說集時收入了《春雪》,集子就以它命名。廣西漓江出版社選擇“五四”以來國內經典愛情小說結集出版時,將《初戀的回聲》編進集內並作為該選集的書名。當時《十月》僅在國外就發行兩千多冊,餘易木的名字很快被海外有識人士所傳誦,並將他的小說作為英美有些名牌大學東亞係研究生的教材……
六
盡管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在部隊軍校裏當過五年翻譯,盡管我在京、津、滬文藝出版社出版過幾部經典作品的譯著,盡管我到北美、歐洲、俄羅斯探親或旅遊訪問,能用我的外語能力與人交流;但和我的上海同鄉餘易木交談起來,會突然發覺我的外語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之感。後任上海作協主席、主編過《中國大百科年鑒》的詩人兼學者羅洛先生,因為胡風問題在西寧呆過多年,就曾對當地著名作家陳士濂稱讚過餘易木,說他“是個很有學識的人,精通德語、英語、俄語”。羅洛出版他的譯著《法國現代詩選》時,在“譯序”中以感謝的口吻提到過“部分譯文蒙餘易木同誌校閱”的話。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餘易木和陳士濂接到中國作協邀請函,安排他們去北戴河“創作之家”休養;路過北京時,他們特意到北三環中路北京出版社宿舍樓看望我,我們得以第一次見麵。
餘易木生於1937年,當時還不到 50歲,可艱難歲月已把他摧殘得十分蒼老,頭已歇頂,隻剩下一綹頭發,背也駝了;但他目光炯炯,思維敏捷,記憶力驚人,閑談中不時閃爍出智慧的火花。我這才知道他一生迷醉於法蘭西文學,特別欣賞傅雷先生的譯文。提到司湯達(Stendhal,也譯斯丹達爾)時,他不無得意地說:“在西寧我細讀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巴馬修道院》的譯本,發現譯文不符合我早年讀過的法文原著的風格,便托青海圖書館的一位好友,從北京圖書館內借出原著寄到西寧。我專門譯出了書中著名滑鐵盧戰役的華彩篇章,交給一位原在上海工作、後被貶到青海、精通法語的天主教神父作鑒定。神父比較之後,肯定了我的譯文,說隻有我這樣翻譯,才能保持原作的風格。”
法語,餘易木是從小自學的,解放後又向一位因有所謂曆史問題而不受重用的法語專家苦學了兩年,終於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
餘易木的童年、少年,是在教育發達的上海度過的。解放前上海有的學生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習英語了。他像個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能看英文文學名著。我和他談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時,其中那句名言:“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debated.”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人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他不假思索,就流利地用原文背了出來。
一談起文學藝術,他興致勃發,神采飛揚,滔滔不絕。他說:“藝術鑒賞力,與其說是學問,不如說是天賦。隻有熟讀眾多世界名著,像王國維論及境界時所說,‘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你才能眼高視野寬,鑒別哪些是傳世之作,哪些是應時之作。我認為像《紅樓夢》、《史記》、《雷雨》、《故鄉》、《戰爭與和平》、《巴黎聖母院》、莎士比亞悲劇、《藍色多瑙河》等經典作品才能稱得上不朽,它們經得起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曆史長河的篩洗。而目前一些阿貓阿狗都稱為名家的人,不用幾年、十幾年,就會被歲月所淘汰,被讀者所遺忘。”
餘易木很關心我在《十月》上編發的作品。 1986年我簽發了一篇題為《人的魅力》的短篇小說,描寫的是肖洛霍夫在高爾基陪同下去見斯大林。交談中肖氏竟和這位大人物爭論起《靜靜的頓河》來,嚇得大文豪高爾基忐忑不安,麵如土色。易木兄看了小說就於那年7月4日寫信給我,委婉指出文中兩處地方有誤:“一、1929年- 1931年期間,斯大林的軍銜好像不是‘元帥’;二、單用父稱,似乎不合俄國人的習慣。”同時提醒我,人是複雜的,肖洛霍夫後來叫斯大林“poAHOй OTeч”(親爹),如能多側麵地寫肖,作品會更耐人尋味,更有“魑力”。他年輕我幾歲,卻比我高明、細心。
俄語是他的強項。他在大連俄專學習期間,該校俄籍教教師鼓勵學生與蘇聯青少年通信,以提高俄語水平。餘易木和一位名叫HaTaщa(娜達莎)的蘇聯姑娘,保持有多年的聯係,互贈節日賀卡和禮物,互相介紹各自的學習心得,一直到中蘇交惡才被迫停止。《歐根·奧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獵人筆記》等經典作品,他隻看原著,不看譯文。他說:“吃別人嚼過了再吐出來的蹩腳東西,沒有味道。”
易木兄在西寧,有兩個好友:一個是畢業於廈大電機係的楊遜,一個是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專業的林哲民。這兩位高材生也是被劃為右派後貶謫到青海的。他們三人惺惺相惜,患難中互幫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還被打成青海省物資局的“三家村”,不許他們串聯,但三人打著暗號仍有秘密往來。徐福堂用“餘易木”這個筆名,就是由“徐”、“楊”、“林”三個姓氏中的右偏旁組成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林哲民、楊遜背著人潛心研究,寫出了一篇當時處於領先水平、關於“裂極式三相同步交流電動機”的學術論文。他們因國內刊物不發右派文章而苦惱不堪,餘易木便自告奮勇,把它譯成了俄文,將譯稿徑寄莫斯科,投給蘇聯科學院主辦的權威刊物《злектричество》 (《電》)。該刊主編BoлbAeK(伏爾傑克)審讀之後,欣然回函,表示同意發表。隻因隨後中蘇談判破裂,關係緊張,該論文才未能刊出。
筆者撰寫本文時,懇請退休後回到奉化居住的林哲民把餘易木的翻譯底稿複印一份寄我一閱。看完長達18頁用詞精確、邏輯嚴密的科技譯文,我既佩服又驚歎,易木兄的俄語修養,無論是文藝方麵或科技方麵,都達到了庸常之輩如我者難以企及的程度。
誰能料到,餘易木和蘇聯姑娘娜達莎長期通信、擅自寄稿給莫斯科《電》雜誌這兩件事,在“文革”中竟變成了誣陷他是蘇修特務的“確鑿鐵證”。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公安部門才對此案不了了之。
七
餘易木同時是一流的高級工程師,從理論到實踐,都表現出眾。當林哲民、楊遜遇到了圓錐齒輪公法線長度不好算的難題請教他時,他的腦子像電腦似的好使,立即建議他們參考捷克人計算時使用過的公式。他們得到了啟發,根據齧合原理,推導出精確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結果。和餘易木共事三十多年的廠長趙伯勳告訴我:“工程師在機械製造中常用的公差表,數字異常龐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來。談到工程技術方麵的數據,一旦誰說錯了,他立即給予糾正。”為了推出一個新產品鋼模板,趙廠長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馬看花參觀了一下,福堂兄就胸有成竹,回西寧後很快試製成功,使工廠很快扭虧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貧,即使外單位用高薪聘請他,他也不願另攀高枝,說:“正是修造廠最需要我的時候,我走了,那就不仗義了。”
餘易木還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預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資局局長關在同一個“牛棚”裏。局長感到前途渺茫,消極悲觀。餘易木就安慰他:“將來大部分幹部總是要解放出來工作的,而且據我判斷,你會比我早幾年走出‘牛棚’。”後來運動的進程,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
“文革”中正當江青紅得發紫、飛揚跋扈、挾天子以令諸侯之際,餘易木對知己的人預言說“這個張狂的女人將有最悲慘的下場”。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鄧小平被批成“中國的納吉”下台,他堅信鄧小平還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為中國人民做事的機會,時間不會太久,勸朋友們耐心等待。他的預言,果然被其後的曆史一一應驗。
正因為有洞察曆史風雲的特異能力,餘易木從不低頭認罪。即使在思想異常禁錮的時期,當絕大多數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們夾緊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時候,易木兄還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堅持自己的藝術觀,酣暢淋漓地描寫苦難、悲戚的愛情小說,哀歎真、善、美的毀滅。其稀罕程度,猶如在冰天雪地、朔風凜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隻黃鶯兒鳴唱起了淒美、多情的歌。真可謂大音希聲!因此,《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的重要性,難道不是和上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文學中愛倫堡的《解凍》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和意義嗎?我認為,餘易木在階級鬥爭劍拔弩張的歲月,漠視權貴、嘔心瀝血寫出的這兩部作品,由於其藝術質量峰值之高,不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國中無人能與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時期繁榮以來眾多獲獎的中、短篇小說中也毫不遜色,且仍能顯示出它們卓異的光彩。可是當代評論家們、文學史家們從不對餘易木的作品議論幾句,或記上一筆,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這是有意的繞過呢,還是無意的疏漏?這是否反映了當代文學評論家們研究的視野因忙於熱門話題而過分狹窄呢,還是因為缺乏獨立識見而產生的跟風、從眾心理在作祟呢?筆者孤陋寡聞,在此就教於方家。
八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出差到中國西部組稿,曾專程去西寧小橋大街9號拜訪易木兄。那次造訪,我極想看看他在“文革”中躲開眾人寫出的那部7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荒謬的故事》的手稿。我央求多次,未能如願,便遺憾地回到旅館。次日清晨,我計劃穿過柴達木盆地,經過冷湖去敦煌。餘易木早早地用網兜提了蘋果和蛋糕到長途汽車站給我送行。我和他握手告別時,見他身子消瘦,顴骨高聳,頭發更顯稀少,便叮囑他:“別過分辛勞,身體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點點頭,揮手送我登上長途之旅。誰知這竟是我介撮後一次見麵!
那次回京後,我忙於種種編務,或參與張羅給眾多青年作家出他們第一本處女作,或擔任諸多文學獎評委,或責編八卷本的《從維熙文集》,總是忙忙碌碌,隻能偶爾跟餘易木打打電話、通通信,互相問候一下。從不多的聯係中得知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了。有一次我到中國美術館看畫展,偶遇餘易木好友——北京漫畫家協會主席王複羊。他告訴我:“餘易木去世了。”我得此噩耗,大吃一驚。後經多方打聽,餘易木生前在西寧的好友左良(青海省美術家協會主席)、楊遜(青海大學教授)、陳士濂(青海省文聯副主席)、王貴如(青海省文聯主席)等人詳細告訴我——
1998年初,餘易木因肺部感染引發心髒病,住進青海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部。因為生前抽劣質煙過多,肺部照片已拍不清晰。幾十年來過重的勞役、過多的磨難、過分的節儉(經常以饅頭、點心、方便麵充饑)所積累下來的傷病,已使他形銷骨立、羸弱不堪,最後因“心肺衰竭”於1998年 8月18日下午6時30分過早地走了,年僅61歲。
去世後友人們前往他住處幫助整理遺物,發覺他家中清貧如洗,家具破舊,連像點樣子的替換衣服都找不到,隻得臨時派人到街上買了一套“老衣”,給他洗淨了身子穿上。儒雅有禮、博學多識、情操高潔若餘易木者,竟是這樣一種“文章憎命達”的身世!見此情景,朋友們莫不泫然淚下。
因為女兒徐吟為父親辦完喪事後要到南方上學,故她在叔叔、伯伯幫助下,從一隻舊柳條箱中把父親生前整理、抄寫好、尚沒有發表的《荒謬的故事》等遺稿取出來,封存到一隻向青海省工商銀行租用的保險箱裏,以便妥為保管。
朋友們將淩亂的屋子收拾一下作為靈堂。陳士濂擬了一副挽聯“難忘《春雪》霏霏爭奈斯人獨憔悴,猶聽《回聲》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橫批“美文長存”,由青海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林惜醇書寫後掛在靈堂上祭奠。那天到靈堂吊唁的有機械修造廠的幹部,省作協的代表,還有零零星星幾位文友。餘易木遺體於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臨終前的遺囑: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隻有逝者生前幾位好友、廠裏幾個同事和遺孤徐吟為他肅穆送行。當遺體推下靈車,送進火化爐之前,親友們飲泣著看他最後一眼,又輕輕放上幾束鮮花,默默禱祝,讓芳香的花神陪伴他英靈駕鶴西去……
乙酉新春,筆者但願文學奇才餘易木不被人們忘記,讓他在當代文學史上能獲得一席他應有的位置!
阿門。
摘自：《美文》2005年07期 作者：張守仁
發表:2005-03-17 00:00:00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8300&ID=99564
2009年青海文學特稿 一個不應被文壇淡忘的作家
編者的話：
為展示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青海文學創作的實績,進一步繁榮發展青海文學事業，推進文化青海建設，由青海省作家協會主辦的“2009年青海文學周”定於2009年9月14日——18日在省會西寧舉行。其間將開展一係列文學活動。為此，“江河源”副刊特辟專欄，刊發部分“青海文學周”特稿，以饗讀者。
今年，是餘易木先生辭世十一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他的長篇小說遺稿《荒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得以出版，令人甚感欣悅。為了易木兄的遺作及早麵世，多年來，青海省文聯、青海省作家協會、《青海湖》編輯部、青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張守仁、王複羊、樊光明、陳士濂、班果、左良、楊遜、邢孔榮、王誌達、辛茜等同誌做了許多令人感佩的工作。沒有他們滿腔熱情的呼籲、爭取和努力，就不會有讀者眼前的這本書。作為餘易木先生的一個朋友、一個粉絲，我謹向這些同誌表示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上世紀80年代初，大型文學月刊《十月》以醒目的位置，接連推出了餘易木先生的短篇小說《春雪》和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我在不經意間拜讀了這兩部作品，深為小說思想的深刻、藝術的精湛、文字的優美和氤氳在字裏行間的人性之美、道德之美所折服。看到文中多次出現的“西寧”、“青海湖”等字眼和文末標注的寫作地點，我估計這兩部作品是青海作家的手筆。能出這樣的小說家，實在是青海的光榮、青海的驕傲。此後不久，我由海西自治州調省文聯工作，遂有幸與《春雪》的作者餘易木先生相識。第一次見麵，彼此通報姓名之後，易木兄就像個老熟人似地對我說：“我們早就認識。”認識？易木兄大名鼎鼎，說我認識他還差不多，可他怎麽會認識我呢？“《鍾亭紀事》寫的不錯，我為它鄭重地投過一票。”噢，原來是這麽回事！餘易木先生曾經擔任過青海省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優秀文學作品獎的評委，拙作《鍾亭紀事》在這次評比中幸獲獎勵。從以文會友的意義上說我和他早就認識，似也不錯。此後，我和易木兄在青海文藝界的一些會議和活動中雖然也經常見麵，但很少有機會敘談。隻有那麽一二次，因為開完會時間還早，我們算是海闊天空地聊過一陣，從各自的經曆說到改革開放，從一些文學經典談到當時的傷痕文學。這幾次交談，餘易木留給我的印象是：快人快語，有話絕不藏著掖著，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很不善於偽裝自己；備經坎坷，飽受磨難，但卻始終不甘沉淪；知識淵博，文學功底十分紮實，是個眼光不俗的人。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說到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班主任》的時候，易木兄的見解就有些與眾不同：“這個作品‘文革’文學的痕跡還很重，藝術上也比較粗糙。評價太高了，恐怕難以服人。”這種看法，不能說沒有道理。
餘易木是上海人，畢業於上海國立高等機械技術學校，1957年錯劃為右派後由北京發落到青海勞動，後來一直在青海物資局所屬的機械修配廠供職。以他的才華和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後，完全有可能調回上海或其他一些條件相對優越的城市，享受更為優厚的待遇，在更有利於個人發展的平台上，實現更大的人生價值。但當我問及此事時，他的回答卻是：“不走了，既然一輩子都在青海，那就終老青海吧。何處黃土不埋人啊！”一語成讖，青海果然成了他生命的歸宿。不要說離開青海，就連他所在的單位，餘易木也舍不得離開。在我到省文聯工作之前，前任領導就有過調他來文聯當專業作家的動議。那天跟他聊的時候，我也表達了同樣的願望，但他不願意到文聯來，說：“正是修造廠需要我的時候，我走了，那就不仗義了。再說，當了專業作家未必就能寫出東西。”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我還能再說什麽呢？我到青海廣播電視廳工作以後，易木兄還給我來過幾次電話，一次是要我給他找一盤磁帶，一次是說他的電視機出了故障，讓我找個技術人員幫助修理。問到他的工作、身體狀況，回答總是“還好，還好。”得知易木兄駕鶴西去的消息，我心裏特別難過，他才61歲呀，怎麽能說走就走呢？我和林惜醇、陳士濂、程楓、左良、裴林等人，匆匆趕往他的住處，與他作最後的訣別。看到他的房子裏陳設仍然是那麽簡單，家具也是那麽破舊，連像點樣子的替換衣服都找不到，以至還要臨時派人到街上去為他采買“老衣”，我們都禁不住潸然淚下！
易木兄走了，但他把幾部沉甸甸的作品留在了人間，留給了廣大讀者。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編輯家張守仁先生對《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的評價：“這兩部作品，由於其藝術質量峰值之高，不僅在上世紀60年代國中無人能與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時期繁榮以來眾多獲獎的中短篇小說中也毫不遜色，且仍能顯示出它們奇異的光彩。”短篇小說《春雪》寫於1962年8月，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寫於1963年4月到1965年4月。兩部作品都極其真實地摹寫了“共和國困難時期”的社會生活，表現了當時社會的一些“另類”人物悲劇性的愛情曆程和生命軌跡，深層次地揭示了反右之類的階級鬥爭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劇痛和創傷。無論是其題材選擇，還是作品所流露的思想、價值取向，還原於上世紀6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語境，無疑都是很不尋常的異端。立足於今天的認識高度，則應該說，《春雪》和《初戀的回聲》是在當代中國文學中，較早地發出了對一個時期日盛一日的“極左”之風(不久便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控訴，和對追求人的尊嚴、價值、思想和愛情自由的呼喚。它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和批判，遠遠超過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名作。從藝術上講，這兩部作品也都顯示出一種大家風範。生動的細節描繪，真實的環境渲染，成功的人物刻畫，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淒婉動人的愛情悲劇，賦予作品以很強的衝擊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兩部作品對於愛情的本真敘寫，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這一時期小說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書寫規範；它們對人物命運、性格的揭示，則達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學少有的藝術深度。
《春雪》和《初戀的回聲》於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由於夾雜在傷痕文學的大潮裏，盡管讀者都覺得不錯，但在很長時間裏，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兩部作品的價值，更沒有人指出創作於60年代的這兩部作品與70年代末流行的“傷痕文學”意義有何不同。實際上，二者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傷痕文學”是在文學已經恢複了對人性、人情、人的尊嚴的正麵書寫以後出現的，而《春雪》和《初戀的回聲》卻是在親情、愛情、普通人的悲歡離合這些人性的內容幾近封凍的時候產生的；“傷痕文學”中的不少作品，雖然在主題意蘊上開始擺脫文學為政治服務這個披戴幾十年的枷鎖，初步表現出“為人服務”和向文學本體的回歸，但毋庸諱言的是，“傷痕文學”這一創作潮流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一種政治敘事，在藝術形式上也常常是對“文革”文學的蹈襲，而《春雪》和《初戀的回聲》顯然不存在這樣的缺憾；就人物形象而言，兩部作品也沒有“傷痕文學”中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意味，沒有“傷痕文學”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高大全”的痕跡，從而更多地顯示出了現實主義的深度……凡此種種，都應該說是《春雪》和《初戀的回聲》的文學史意義。我絲毫無意於貶低傷痕文學，而隻是想提醒評論家和文學史家們注意，傷痕文學功不可沒，但作家易木與他的作品同樣不該被文壇淡忘。
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成熟的標誌是看他的創作是否打上了自己獨特的生命印記，是否有了自己個性化的審美理想和敘事風格。以這樣的標準來判斷，餘易木已然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小說家。他把自己的經曆和深刻的人生體驗融入到了小說作品之中，他讓那些以整個身心感受、體察的生命與愛、苦難與意誌流淌在詩意的、個性鮮明的敘寫之中。《春雪》和《初戀的回聲》因此而成為他的嘔心瀝血之作，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
易木兄生前有過這樣的願望：“我寫的一些文學作品在好友間傳閱，將來人們也許會記起我。”事實已經證明，餘易木先生的作品得到了眾多讀者的喜愛(這和評論界的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更早的情況不必說了，就在前兩三年，一位署名“踏劍傲穹”的網友，還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鍵盤上敲打出了《初戀的回聲》(近7萬字)放在網上供大家享用；另有一位讀者，為了收集餘易木的作品，特意製作了一副雜誌專用拍攝卡，並買了一架三星數碼相機，前後四次跑四川大學圖書館……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恕我不再一一列舉。餘易木先生泉下有知，當欣然一笑。畢竟，讀者才是文學作品的上帝。現實主義的魅力之一就是對讀者的親和力。因為親和力，現實主義小說故而長盛不衰。
《荒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延續了餘易木小說的風格和長處，相信一定會得到讀者的歡迎！
是為序。
(《荒謬的故事》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即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來源：青海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