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寬部長”朱厚澤: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部長 zt

貴州改革的大膽舉措和理論思考，以及中宣部任上“三寬政策”的提出，使得朱厚澤這位中共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給曆史留下了自己獨特的魅力

　　5月9日晨，手機短信送來朱厚澤家屬發出的訃告：“朱厚澤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5月9日0時16分在北京辭世，享年80歲。根據其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遺體火化，骨灰送回家鄉安葬。”


隨訃告還有一幅挽聯：“國運民瘼終生相伴 仁心厚澤永留人間。”斯時，也隻有擬挽聯才能表達對逝者的敬仰、哀悼之意了：“靈心圓映三江月 筆陣橫掃千人軍。”

　　此聯，為李白、杜甫聯句，為一書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腦海。此時突然湧出，想來是激活了我對這位曾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原宣傳部部長的老人長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記住朱厚澤這個名字

　　對朱厚澤這個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時，朱厚澤已就任中宣部部長一年有餘，而如我這樣在當年充滿“振興中華，從我做起”熱情的學子，卻不知道他。說來慚愧，但也不怪我們。自1976年以來，朱厚澤的前任們，張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在現當代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澤有什麽?即使報上宣布過對他的任命，也難以立時讓學子們記住。到1986年10月，我是通過查找報紙記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報紙找中宣部部長的名字，是因為心中懷著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準備研究生考試。10月中旬，研究生考試信息公布，考試科目居然少了“政治”科目。這可是我們社會主義考試製度“破題兒頭一遭”——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遭”。

　　查找報紙，多少讓我對這位沒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長有所了解：

　　朱厚澤，1931年1月出生於貴州織金書香門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長輩，就學於著名教育家黃齊生先生任教的達德學院，他本人也是該校學生，後又就讀於貴陽清華中學。1949年3月加入中共。後長期在貴州工作，從基層做起，一路向上，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此後，我一直關注著朱厚澤的行蹤。知道他隻當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長——中共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後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在報端幾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有機會和他麵對麵地坐在一個會議室。而此時，曆史專業出身的我，隨著對他在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認識，對他也從感念變為敬仰。但衝口而出的依然是當年的謎：“1986年，研究生入學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對我當年的感念多少有些驚訝。他不解謎底卻講起了當年的大勢：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變換此前“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提法。

　　胡耀邦當年有四個解釋：(一)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的範疇中可作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什麽叫共產主義?可以指高級階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一個範疇;可以指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即馬克思主義，這是另外一個範疇;可以指共產主義精神，大公無私，又是另外一個範疇;此外還可以指“勞動不講定額，不計報酬”，那就是又一個範疇了。如此“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準確、很周密，實際上是講不清楚。

　　(二)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民範圍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同我們黨的現行政策，特別是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適合，在實際工作中必然會產生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

　　(三)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在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長許多錯誤傾向的發生。

　　(四)這個提法使台灣和廣大華僑、愛國人士難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慮，對統一祖國更加不利。

　　朱厚澤說到此處，我恍然大悟：當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既然這個“核心”已經調整，政治科目考試題如何出?免考勢所必然。

　　榮任中宣部部長

　　當然，相對於朱厚澤在中宣部部長任上的作為，免考政治科目隻是一個極小的問題。此後，隻要有機會，我總問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況。久而久之，與自己所了解的那段曆史相結合，他在中宣部的作為也慢慢清晰起來。

　　1985年7月，朱厚澤任中宣部長，接替鄧力群;胡錦濤繼任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別，他陪胡錦濤到基層去，畢節、六盤水、黔西南、黔南等，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議論。8月，接到中央的電話，才趕往北京任職。

　　當年，朱厚澤在思想理論界並沒有什麽名氣，何以會榮任中宣部長的職位?這是他在貴州思想解放、大膽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澤在擔任貴陽市委書記時，用了半年時間，到市屬一百多個工礦企業進行實地調查，主持製訂了《貴陽市經濟調整提綱》。該《提綱》實施第一年，使貴陽市當年的工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了40%，財政收入增長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長，當年貴州省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8%，財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長。

　　這年年底，朱厚澤進入中央黨校短訓班學習。在題為《怎樣培養新一代接班人》的畢業論文中，他提出三個觀點：1.逐步培養年輕幹部取代年邁幹部;2.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3.新的領導幹部要真正懂得經濟。在中共中央黨校第四屆哲學年會上，朱厚澤作為特邀代表作關於培養新一代領導幹部的講話，新華社的內參轉載了講話的主要觀點，《理論動態》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消息：春節期間，朱厚澤到貴陽市郊走訪農民。當時農民害怕政策變，養雞專業戶譚國均表露出憂慮。朱聽後馬上把譚國均夫婦和在場的貴陽市長、區長、村長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來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譚把此照作為“定心丸”高掛在牆上。

　　大膽改革有政績，對改革未來有理論思考，朱厚澤走進中央高層，已無懸念。

　　“三寬部長”的“三寬”方針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論界，朱厚澤一直沒有大的舉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國宣傳會議，他也無意召開。胡耀邦讓胡啟立、王兆國給他帶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當年，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是胡喬木;而在中央書記處則是鄧力群。“兩個分管”下的中宣部長，朱厚澤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開中宣部的大門，與思想理論界和文藝界的人交朋友。上任之初，發生了“劉曉慶風波”。劉曉慶未經通報跑到他的辦公室，投訴她主演的影片《無情的情人》被扣壓不能公映。朱厚澤第二天安排看片，提出處理意見。這事當年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美談。

　　其次是到地方各種會議上“東講一點，西講一點”，就是不開全國會議，不寫報告。朱厚澤的舉動，當年有兩種解讀：有人認為他在了解情況;有人認為他是以滲透的辦法講自己的觀點——在下麵講什麽不用向上報告。

　　翻翻朱厚澤當年的講話，他輕描淡寫的“東講一點，西講一點”，既涉及到理論問題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針。

　　就理論問題而言，他對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自己的認識。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電影創作會議即席講話中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文藝創作，具有強烈的個性特色，創作自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藝創作的發展規律的。四項基本原則是高層次的規範，講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標、政治道路。所以，我們要在戰略上總體上堅持這個總體方針，又不能把這個總體上的戰略方針，簡單化地等同於日常生活中某個具體規範。

　　他在參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時說：好多地方是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糾正經濟改革。精神文明建設要促進全民族勇敢探索創新，把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他還說：中宣部正在討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怎麽看的問題，認為應在戰略上堅持，不應當作日常行為的具體規範和衡量科學文藝的具體尺度。

　　對四項基本原則有這樣的看法，在思想文化的具體施政方針上，朱厚澤逐漸形成了著名的“三寬”方針：寬鬆、寬容、寬厚。

　　朱厚澤在一係列會上，多次講“文藝要有一種比較和諧融洽的氣氛，一種比較寬鬆的輿論環境，一種有利於藝術上不同風格流派的相互競賽，有利於藝術上的探索創新，有利於在探索創新中的互相批評討論的好空氣。”“和諧的氣氛”“協調的氣氛”“寬鬆的環境”。

　　“三寬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他在發言中說：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最後形成了“寬鬆、寬容、寬厚”的“三寬”思想，他本人也被稱為“三寬部長”。

　　“三寬論”也是朱厚澤處理當年思想理論界爭論的尺度。處理轟動一時的“馬丁事件”時，替馬丁(南京大學青年教師宋龍祥)解圍;對於被視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宮的電影《黑炮事件》，他批準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朱厚澤離開中宣部，時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鄧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鄧力群介紹了王忍之。朱厚澤在簡短的講話中說：“我來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這些工作的是與非，由曆史來評說吧!”

　　如今，23年過去。2005年中共中央隆重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朱厚澤西歸路上，自然更不必掛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