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我所接觸到的紀登奎

“文革”後期，尤其是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後，我接觸過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紀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觸較早較多的一位。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1974年的一天，中宣部留守處通知我去中南海，說有一位中央領導同誌要見我。去了以後我才知道，這位中央領導同誌就是紀登奎。談話很簡單，他問了問我當時的生活情況，然後說：“我們打算請你出山，你有什麽意見?”他用的“出山”兩個字，我覺得很別致。雖然事先沒有精神準備，但是自“文革”以來就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脫口回答：“我當然想工作。”紀登奎告訴我，過些日子就會有人來找我。果然幾天後，國家計委副主任林乎加來找我，要我到國家計委幫助做些調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連參加東北三省計劃會議，會後又一起到遼寧的幾個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後，他讓我到國家計委參加研究勞動工資的工作。

1975年，我到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場合同紀登奎有過接觸。記得鄧小平聽取胡耀邦、李昌關於《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說明那次會議，作為副總理的紀登奎也參加了，我是作為政研室的代表參加的。紀登奎在中間也講了一些比較好的意見。那兩年紀登奎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幹，“比較厲害”，同時他對理論有些興趣，對毛澤東的東西也比較熟悉。

同紀登奎的接觸，我印象深的還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幫”以後，1976年12月，中央準備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要在會上講話。講話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見稿寄給我，讓我提意見。稿子雖然批判了“四人幫”，強調抓生產，但是卻把“唯生產力論”當作錯誤觀點。我給起草文件的同誌打電話，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還寫了兩頁信。

沒過幾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懷仁堂。我到了懷仁堂後廳一個很大的會議室，看見3位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陳水貴，加上一個工作人員，他們似乎已經說過什麽事了，正等著我。紀登奎坐在會議桌的主位，他先說，關於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文件草稿，我們收到了許多意見。他用手比畫了一下說，有這麽厚一遝，原則性的意見隻有你提出的這條，因此請你來詳細講講你的看法。我說“唯生產力論”並沒有什麽錯，接著講一番道理。

聽了我的意見，紀登奎沒有表示否定，他隻是說批判“唯生產力論”是黨的九大報告明確寫了的，而這個報告是毛主席審查過並表示了同意的，學大寨會議隻是中央召開的討論一個方麵工作的會議，我們無權不按照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來寫。我說，我還是保留自己的觀點，而且我承認自己就是一個“唯生產力論”者，以後還要在理論學術研討會上和文章中堅持這個觀點。三位副總理同我談話之後，我再沒有關心此事，華國鋒的講話稿改了沒有或者怎麽改的我都不知道。不過後來研究黨史的同誌告訴我，華國鋒在那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還真沒有再把“唯生產力論”作為錯誤觀點。是不是紀登奎最後考慮了我的意見，對講話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和紀登奎都參加了，而且兩人都在西北組。他在工作會議第二次大會上作丁關於兩個農業文件的說明，兩個農業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二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紀登奎的說明分“五個部分：一、關於農業現狀，二、關於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三、關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四、加快農業發展的主要措施，五、關於領導問題。他著重講了農業發展速度緩慢，人口增加的壓力很大，糧食不足需要進口的問題。他說，由於糧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勞動力不能普遍就業，有許多該辦的事情辦不了，而農民每年要拿出近千億斤糧食，實際上超過了他們的負擔能力，在糧食征購上我們黨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平心而論，紀登奎對農業現狀的說明不隱晦、不掩蓋，還是比較坦率的，他在說明中提出解決農業的問題隻有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發展速度，出發點沒有錯。尤其是他還指出了學大寨中“割資本主義尾巴”、學歪了、學偏了的問題，強調要吸取政策多變、一刀切、瞎指揮、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的教訓，切不可再犯這種錯誤，應該說點到了某些問題實質所在。

但是，當時在農業問題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政策上的框框還相當多，當時一些農村已經開始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嚐試，但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兩個不許”，即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禁錮得較死。這種情況雖然不是紀登奎一個人造成的，但作為當時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紀登奎確實還是力圖維持過去的老路子。與會者對兩個農業文件和紀登奎的說明都不滿意，意見很大，以至於後來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當然，後來起草的文件仍然沒有徹底突破“左”的窠臼，甚至把本來隻在一個文件上規定的“兩個不許”同時寫入了兩個文件。這也說明突破長期以來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