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延安騎馬為避江青手臂摔斷

　　黃河邊，延水河，西安事變之後，這裏成為中共中央引領全國抗日的令世界矚目之地。

　　那天，周恩來找毛澤東去中央黨校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正在考慮召開政治局會議的事，有許多會前的文稿等事情要處理，表示自己實在顧不上了，說：“這樣，恩來，講馬列，你是專家麽，這次由你代勞了，你代我去講。”毛澤東指指身邊的江青，說，“讓江青同誌陪你去。代表我，向學員們問好，她也可以聽聽你的講課，接受教育麽。”江青滿臉笑容。周恩來頓了一下，說，“江青同誌一起去，好啊。”

　　江青當年是在黨校聽課搶坐在前排認真記筆記而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江青與毛澤東結婚，當時中央約法三章，江青隻能是主席的生活伴侶，不能問政幹政。中央作這樣的決定，周恩來是當事人，現在毛澤東要江青陪著周恩來去黨校，從黨校學生到陪中央軍委副主席上黨校講課，這意味著什麽，周恩來一下子就領會了。

　　江青當然也清楚，春風得意馬蹄疾。她突然甩開一鞭子，用力抽打坐騎，馬飛跑起來，人影越來越小。周恩來怕江青出意外，不好向主席交代，拍馬緊隨。當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時，田邊的小路非常窄，隻能通過一匹馬。這時的江青已經放慢了速度，等快馬追來的周恩來。她聽到後麵的馬蹄聲，突然勒住馬。周恩來突然見江青冒了出來，眼看就要撞上她，要麽將奔馬拐進田地，那樣會踐踏老百姓莊稼；要麽勒住奔馬。周恩來刹那間選擇了後者，緊緊勒住馬韁，馬的前蹄騰空而起，他從馬上摔了下來。周恩來南征北戰，在戰馬上的軍旅生活是家常便飯，這次可是馬失前蹄了。摔下馬的時候他清楚這一摔非同小可，必須保護好頭部，於是伸出右手護住頭部，右臂則戳在地上折斷，鮮血滲出，肘部突出的骨頭清晰可見。

　　馬也受驚了，騎不了了，周恩來忍著巨大的痛疼步行來到黨校會客室，虛汗直冒，由中央衛生處派來的醫生做了簡單的包紮，周恩來就走上了講台上課。

　　等堅持到上完課走下講台，周恩來已經快疼暈過去了，被抬到了學校醫務室。他躺在那裏渾身冒冷汗，臉色蒼白，血滲透了他的右臂。後來，印度醫生巴蘇大夫給周恩來進行了治療，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夾板。

　　江青裝做什麽也不知道似的，也沒有向毛澤東解釋周恩來為什麽會從馬上摔下來。毛澤東也一直不知道這事與江青有關，隻認為是一次小小的意外。

　　由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周恩來的右臂沒能夠長好，不能伸直，開始反複發炎。

　　端著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來參加了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先是研究新四軍與東南地區黨的工作，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重要發言。他稱讚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發展了統一戰線，建成有8萬人的黨組織，發展了青年和婦女工作；開始了工農運動，推進了戰爭動員，幫助了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等等。會上，周恩來因傷痛時不時地緊皺眉頭。

　　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這次會上作了一個很長的關於兩年抗戰總結、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現狀和中國共產黨近期任務的報告。他代表黨中央作出結論，說，會議對時局的估計是一致的，認為當前時局有突變的危險，在突變還未到來時，有局部妥協漸變的現實問題。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南方局應以鞏固黨組織、深入開展群眾運動、向中層階級發展統一戰線為工作方針的意見。指出過去工作中一是對中層階級團結不夠，偏重了聯蔣；二是利用公開合法機會做群眾工作不夠；三是鞏固黨的問題，主要是應鞏固已得陣地。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來到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看著周恩來僵硬的右臂，說，“恩來，你到蘇聯去接受最好的治療。”周恩來擺擺左手，說：“主席，現在任務重，走不開呀！”毛澤東說，“邊治療，邊工作麽，我們也需要你去與斯大林見見麵，與共產國際聯絡一下，講講中國抗日形勢，順便了解歐洲情況。恩來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了協定，並與侵占東西伯利亞和中國北部的日本磋商著簽訂中立協議。我們需要了解蘇聯的意圖，估價形勢，作出我們的對策啊。”

去蘇聯療傷路過新疆

　　這時的蔣介石已經與蘇聯修複了因“中東路事件”而中斷的外交關係，羈押於蘇聯12年的蔣經國也因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而順利回國。為此，蔣介石為了表示對蘇聯的友好，派出了他的私人飛機送周恩來直飛迪化(今烏魯木齊)。這是一架美國的道格拉斯飛機，有24個座位。然後再由蘇聯方麵派出飛機接周恩來轉飛莫斯科。

　　周恩來、鄧穎超以及養女孫維世和王稼祥、陳昌浩，還有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專家李德等先飛到蘭州，然後帶上劉少奇的子女劉允斌、劉愛琴，高崗的兒子高毅，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一起前往。

　　這次周恩來到蘇聯治手臂，毛澤東有兩件要緊事需要周恩來去做，一件就是將討厭的瞎指揮紅軍吃敗仗的德國軍事顧問李德“捎”回共產國際，二是去看望賀子珍。

　　迪化對於當時的中蘇關係，極為重要，蘇聯援華的武器、彈藥、航空汽油等物資都要經過新疆的汽車公路和阿拉木圖——蘭州的航空線。鑒於新疆在這方麵的極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駐有代表。

　　周恩來在迪化聽取了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和陳潭秋匯報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擠走中共代表的情況。周恩來分別會見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員、原紅四方麵軍西路軍指戰員、長征時部隊被打散後流落到新疆的指戰員以及進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的人士，向他們介紹內地的抗日戰爭形勢，詢問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並勉勵他們堅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還向負責文化工作的同誌了解在新疆的進步文藝界人士的情況。

　　為了和緩中共代表與盛世才的關係，周恩來幾次會見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

　　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係。盛當年為了與蔣介石對抗，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黨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軍總部到新疆。陳雲、滕代遠、鄧發、周小舟等人代表共產黨與盛世才協商，並達成協議，盛同意建立中共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設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結構的兩層樓裏，對外稱“南梁第三招待所”。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路過新疆。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在筵席上，盛世才適時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顧左右而言他，此事後來便沒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沒有實現，便直接跑到蘇聯去見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圍拱蘇聯的安全，立即讓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

　　1938年2月，中共中央應盛世才的邀請，從延安派遣3批幹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還有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擔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員。毛澤民先後任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代理廳長等職，在整頓財經、稅收，改革貨幣、金融，穩定新疆市場物價，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麵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幹部來到新疆工作，對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共產黨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運動。茅盾、杜重遠、薩空了、趙丹等都曾在新疆講學和辦報、演出。

　　盛世才與蘇聯和中共建立聯係，是想借助蘇聯和中共來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向國民黨鬧獨立性。而蘇聯是想穩住他，求得邊界平安，不能讓新疆淪為日本或美國的勢力範圍。中共則是想擴大統一戰線，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的通道。

　　盛世才自己心知肚明，所以，僅隻一年，盛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發生急劇變化，自恃自己勢力坐大，開始對中共采取限製和敵視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和共產黨、國民黨並稱為中國平起並坐的三大政治集團，又以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領袖自居，而且還狂妄地把自己與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毛澤東一起並稱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六大領袖”。盛世才的反複無常，印證了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對盛世才的評價：“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

　　周恩來在這個微妙時候與盛世才會談，有一定的危險性。雙方見麵時，周恩來的貼身警衛高度緊張，腰中揣著兩支手槍，與周形影不離，就是睡覺也睜一隻眼，不敢有一絲怠慢鬆懈。

　　第一次見麵盛世才還算斯文，設宴歡迎，邀請了杜重遠做陪。席間，周恩來向杜重遠詢問了茅盾和張仲實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建議在新疆學院開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杜重遠欣然接受，表示要親自講授，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激發新疆學院師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

　　周恩來與盛世才一共見4次麵，最後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臉麵了，傲慢地對周恩來提出：“我不允許你們共產黨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你們應該立即將你們的政治局委員鄧發召回去，我不想見到他。”並怒氣衝衝地威脅道，“如果再讓我見到他，老子就斃了他！”周恩來感到了事態的嚴重和鄧發所處的險境，果斷地表態道：“我到莫斯科後，立即致電中央，鄧發任期滿馬上召回。”

　在蘇聯治療及工作

　　1939年9月中旬，周恩來到達莫斯科，9月14日住進克裏姆林宮醫院。9月19日施行手術。這是一次小手術，隻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後，即25日就已拆線，經檢查傷口已全部愈合。從拆線的第二天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複運動技能。這種治療過程並不比做手術更輕鬆，有時在注射麻藥後，醫生把他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異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後，病人疼痛難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來都以極大的毅力堅持了下來。

　　按照教授和醫生們的最初估計，周恩來的手臂將可以彎曲45度。經過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療，他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減輕。鄧穎超當時就感覺到：可以肯定，盡管以後手的彎曲程度要比預料得大些，但是要完全恢複將是不可能的，這隻手最終將是半殘疾的。事實確實如此，手臂恢複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殘。

　　周恩來在醫院裏密切注視國際形勢和有關中國情況的報道，讀了許多東西，其中包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還會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由於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誣陷而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李立三獲釋出獄。

　　周恩來出院後和王稼祥一起多次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商談幹部問題，並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起草關於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報告。報告詳細介紹了邊區政府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和國共統一戰線的情況。報告指出，抗戰兩年半以來，特別是汪精衛投靠日本以後，國民黨領導層投降情緒加重。同時，主張打反共內戰的勢力越來越大，國民黨精銳部隊胡宗南正在封鎖邊區，華中的新四軍和山東的遊擊隊都被武裝攻擊等等。

　　周恩來曾幾次會見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產國際一些領導人的顧慮——他們擔心中國共產黨會因為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到農村而遠離工人階級。周恩來講述了在城市中開展工作的困難，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在農民中間成功開展工作的傳統，並向他們保證說，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正在一步步無產階級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報了王明放棄中共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的獨立自主、主張與蔣介石無條件合作的錯誤。周恩來還參加了共產國際對李德問題的審查，了解了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工作情況，會見了共產國際一些著名的活動家，並在高級黨校講課。

11月7日，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來寫了《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一文。文章就共產國際六大決議案所說的帝國主義戰爭的3種形式(進攻蘇聯、帝國主義相互之間、侵略弱小國家)指出，第一種沒能實現，第二種正在進行，弱小國家已經先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犧牲品，隻有中國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線。共產國際由此發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國主義毒害中國已達兩年之久，中國正在為獨立而戰，共產國際援助為解放而戰鬥的弱小民族。”

　　12月29日，他為共產國際撰寫《中國問題備忘錄》完稿，全文共5.5萬字。備忘錄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說目前中共遇到一係列困難，主要是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誘降、英法的妥協，致使投降與分裂成為主要危險。備忘錄這一部分還係統介紹了兩年半來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情況。

　　經過周恩來的工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強調指出，中共為組織抵抗日本侵略及爭取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不論對中國人民以及別的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有著巨大的意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議：展開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運動，並把這一運動同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的鬥爭結合起來。

　　1940年1月8日，周恩來在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1月28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於國民黨內投降、分裂傾向加劇，國共統一戰線正麵臨危險。

　　周恩來從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蘇聯共待了6個月，他一係列的活動，其實是在醫治共產國際的心病，共產國際當時不相信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周恩來將毛澤東1939年9月1日《關於國際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帶到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此很稱讚，說中共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

　　周恩來在蘇聯期間，同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麵的研究，他們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則讚同。

　　周恩來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好革命的後代。當年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尋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麽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蘇聯上學。這次又把劉少奇、高崗等人的孩子帶到蘇聯，在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了保護要求，達成協議：這批中共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大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可見周恩來的苦心。

　完成毛澤東關於對李德、賀子珍的囑托

　　在莫斯科，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對李德30年代在中國的種種錯誤提出控訴，並向共產國際轉達了毛澤東的要求，將李德從第三國際驅逐出去。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李德是中共工農紅軍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遵義會議前是最高2人軍事團成員。此人根本沒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他的軍事知識也不是在德國學來的，而是參加共產黨後在蘇聯軍事學院課堂上的教材中得來的。

　　而就是這麽一個“本本主義者”，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軍事顧問，頂著共產國際的大帽子，李德儼然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他瞎指揮一氣，使蔣介石數次得手，逼得紅軍撤出蘇區，走上長征危途，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還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及時溝通，決定製止李德及博古的權力，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將他兩人趕下了台。在這之後，李德僅以“局外人”的身份隨紅軍長征到達了陝北。

　　遵義會議後中共從危亡中走出來，一個個的勝利，使李德漸漸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態度轉變。紅軍長征至四川巴西地區時，李德已調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當教員。到延安後，李德不再被邀請參加中央的任何會議。回到蘇聯後，由於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犯有錯誤，李德被審查。之後，他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毛澤東讓周恩來帶了兩封給親人的信，第一封是給毛岸英、毛岸青的，還有一封則是給兩年前與毛澤東吵翻被送往蘇聯治病的賀子珍的。信中說，“今後我們就是同誌了……”賀子珍那年30歲。

　　當年，賀子珍與毛澤東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賀子珍還經常找這人找那人評理，甚至找毛澤東的哨兵評理。有一次，毛澤東指著賀子珍說，我們不能再吵下去了，這間窯洞，咱各人住各人的，我走這邊，你走那邊，誰也別見誰了，這樣可以不吵了吧？但還是不行，賀子珍見不得毛澤東與女同誌交往，與史沫特萊差點兒全武行幹起來。吵僵了再要在一個屋頂下生活確實難了，後來，毛澤東讓賀子珍去蘇聯學習，也正好取出受傷後留在身上的彈片。

　　1940年春天，周恩來身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國，帶回了一架電影放映機和5部蘇聯電影膠片，其中有《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夏伯陽》和《高爾基的青年時代》等。當時延安還沒有人會放電影，周恩來親自擔任電影放映工作，與毛澤東一起討論這些蘇聯電影，並將俄語對白翻譯成中文。

　　他的手臂並沒有完全治好，落下個終身伸不直的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