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 毛澤東對“畝產萬斤”“浮誇風”和“共產風”的論述與主張
1，《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隻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記者頭腦要冷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報紙工作的，做記者工作的，對遇到的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正確的態度。
矛盾有正麵，有側麵。看問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個方麵。群眾運動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麵去看，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隻看到它的消極一麵。比方瞞產，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麽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麽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
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3．《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隻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後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幹什麽?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後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麽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麵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麽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麽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後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麽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裏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幹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於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幹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麵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幹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穀，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穀已經長到人頭那麽高了，群眾覺得可惜，隻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麽辦法，隻得作假。夜間在地裏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裏休息，幹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幹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幹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幹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麽辦?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麵，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幹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4．《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裏麵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製等，這些都不屬於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的曆史吧。我們隻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占別人勞動成果，因為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采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誌們，我們對於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們對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麽可以無償占有呢?”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5．《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建議縣應召開五級幹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幹幹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些。然後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放大鳴，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三種對立麵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幹部與他們上級(公社和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並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麵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三天至四天時間就夠了。然後，再以三天至四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很夠了。縣的五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六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誌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1]，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後要善於想問題，善於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
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誌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注釋
[1]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6．《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一個公社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四百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麽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7．《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8.《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9.《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係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係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0.毛澤東起草的文件：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此件[1]請各同誌閱讀，並請轉發到縣級黨委。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2]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3]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4]。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麽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幹的。範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隻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隻有其中一部分。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麵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汙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麽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對於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誌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幹部大會。全國形勢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這些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對於犯錯誤而不嚴重、自己又願意改正的同誌，應當采用教育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照樣做工作。我們主張堅決撤掉或法辦的，是指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1.《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
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
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4]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5]上，主張對一平二調[6]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誌和湖北同誌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7]我黨的總路線[8]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2.《徹底糾正“五風”》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誌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1]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麵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隻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隻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2]，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麵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 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3.《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十二條[2]已經向農民講了，現在農民鼓著眼睛看著我們能不能兌現，不兌現不行。在兩三個月內把兌現問題解決了，農民積極性就來了。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隻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麽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麽都沒有，公社隻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隻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幹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隻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曆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麽多東西，怎麽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3]。縣、社幹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機關、學校、工廠、部隊，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麵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
退賠也要有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方麵，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應當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賠。退賠要讓縣、社兩級幹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這幾年我們有些東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建設隻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貪汙贓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兩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東西賠光了，要以自己的勞動來償還，不這樣貪汙現象消滅不了。
機關、部隊、學校圈用群眾的土地，要堅決退還，機關、工廠的花園，通通都拿來種菜。今後發展副食品生產，隻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5]勝利後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後也是如此。現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餘，一定要糾正。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誌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也就明白了。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麵我們搞了十八條[6]，十四句話[7]，也搞了六條指示[8]，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麵，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麵反，一麵又刮；一麵反，一麵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隻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從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裏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隻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麽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今後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要考慮到明年是不是還有天災，天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轉不過來。
陳雲[11]同誌說的幾條我都讚成。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今後幾年都要注意。總之口糧標準不能高，好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了儲備，才能抗禦災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還要加上我剛才說的幾條，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總的說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分析起來還是大有希望，過去三年的經驗教訓很有幫助，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就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4. 《給田家英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誌:
(一)《調查工作》[2]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3]各一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六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為組長，二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一個小組(三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十天至十五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後，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業又要有一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毛澤東又及：此信給三組二十一個人看並加討論，至要至要!!!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15.《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隻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隻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記者頭腦要冷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報紙工作的，做記者工作的，對遇到的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正確的態度。
矛盾有正麵，有側麵。看問題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個方麵。群眾運動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麵去看，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隻看到它的消極一麵。比方瞞產，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麽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麽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
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3．《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隻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後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幹什麽?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後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麽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麵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麽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麽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後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麽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裏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幹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於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幹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麵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幹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穀，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穀已經長到人頭那麽高了，群眾覺得可惜，隻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麽辦法，隻得作假。夜間在地裏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裏休息，幹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幹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幹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幹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麽辦?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麵，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幹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4．《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裏麵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製等，這些都不屬於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的曆史吧。我們隻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占別人勞動成果，因為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采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誌們，我們對於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們對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麽可以無償占有呢?”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5．《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建議縣應召開五級幹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幹幹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些。然後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放大鳴，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三種對立麵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幹部與他們上級(公社和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並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麵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三天至四天時間就夠了。然後，再以三天至四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很夠了。縣的五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六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誌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1]，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後要善於想問題，善於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
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誌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注釋
[1]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6．《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一個公社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四百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麽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7．《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8.《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9.《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係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係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0.毛澤東起草的文件：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此件[1]請各同誌閱讀，並請轉發到縣級黨委。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2]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3]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4]。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麽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幹的。範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隻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隻有其中一部分。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麵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汙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麽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對於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誌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幹部大會。全國形勢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這些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對於犯錯誤而不嚴重、自己又願意改正的同誌，應當采用教育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照樣做工作。我們主張堅決撤掉或法辦的，是指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1.《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
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
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4]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5]上，主張對一平二調[6]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誌和湖北同誌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7]我黨的總路線[8]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2.《徹底糾正“五風”》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誌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1]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麵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隻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隻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2]，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麵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 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3.《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十二條[2]已經向農民講了，現在農民鼓著眼睛看著我們能不能兌現，不兌現不行。在兩三個月內把兌現問題解決了，農民積極性就來了。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隻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麽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麽都沒有，公社隻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隻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幹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隻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曆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麽多東西，怎麽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3]。縣、社幹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機關、學校、工廠、部隊，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麵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
退賠也要有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方麵，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應當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賠。退賠要讓縣、社兩級幹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這幾年我們有些東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建設隻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貪汙贓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兩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東西賠光了，要以自己的勞動來償還，不這樣貪汙現象消滅不了。
機關、部隊、學校圈用群眾的土地，要堅決退還，機關、工廠的花園，通通都拿來種菜。今後發展副食品生產，隻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5]勝利後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後也是如此。現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餘，一定要糾正。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誌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也就明白了。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麵我們搞了十八條[6]，十四句話[7]，也搞了六條指示[8]，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麵，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麵反，一麵又刮；一麵反，一麵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隻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從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裏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隻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麽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今後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要考慮到明年是不是還有天災，天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轉不過來。
陳雲[11]同誌說的幾條我都讚成。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今後幾年都要注意。總之口糧標準不能高，好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了儲備，才能抗禦災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還要加上我剛才說的幾條，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總的說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分析起來還是大有希望，過去三年的經驗教訓很有幫助，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就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4. 《給田家英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誌:
(一)《調查工作》[2]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3]各一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六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為組長，二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一個小組(三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十天至十五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後，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業又要有一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毛澤東又及：此信給三組二十一個人看並加討論，至要至要!!!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15.《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隻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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